【聚焦】SDR懸念：中國還缺什麽？

七問燃煤電廠超低排放：不缺技術，缺評估，還缺把尺

柴發合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朱法華 國電環保研究院副院長

葛察忠 環保部環境規劃院環境政策部主任

高 翔 浙江大學能源工程學院副院長

閆克平 浙江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工程學院教授

王誌軒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秘書長

王仕龍 神華國能集團科技信息環保部總經理

酈建國 浙江菲達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環保裝備研究院副院長

是怎樣的一場會議，能讓主講嘉賓在會前準備講稿時，倍感“糾結”；又使得參會人在會上自由討論時，頻繁提起“困惑”“被動”等字眼？

2015年5月26日，在由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和浙江大學主辦的“燃煤鍋爐超低排放學術研討會”上，來自火電行業和環保部的標準制定學者、高校技術專家、火電企業和環保企業，對於超低排放的技術、評估、效益甚至最基本的定義，展開了激烈的探討。

超低排放，也被稱為近零排放，一直是業界爭論的熱點。與數年前的概念話題相比，如今已有了浙江、江蘇、山西等多地的實踐。

如同減肥訓練營中，最努力的學員偏偏又立下了最狠心的計劃，治霾攻堅戰中，在水泥、鋼鐵等重工業連脫硫脫硝都尚未完成時，燃煤電廠行業一路領先。在2011年推出“史上最嚴”火電排放標準、2013年在重點控制區執行特別排放限值後，超低排放又成為新一輪的加碼。

2014年9月，國家發改委、環保部和能源局下發《煤電節能減排升級與改造行動計劃（2014-2020年）》，提出了東、中、西部新建燃煤發電機組在2020年達到燃氣輪機組排放限值的不同要求。上述浙江、江蘇、山西等地則已設立了電量獎勵乃至電價補貼的政策。

從地方到中央，超低排放的呼聲越來越強。2015年5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防治協作機制會議上提出，要積極推動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

是鞭打快牛，是技術革新，還是在煤炭總量控制和換“氣”不足的雙重壓力下，企業和政府的博弈？南方周末記者根據會議討論整理出了超低排放七問，以期給參會者反問自己的那一句“我們準備好了嗎”擬出註解。

一問：近零排放、超凈排放、超低排放的稱謂為何換來換去？

朱法華：沒有煙囪才叫“零排放”。現在電廠還是有排放口的，不能叫“近零排放”。全球燃煤鍋爐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數美國最嚴格，中國提出的超低排放要求比美國還嚴，所以稱為超低排放。其中煙塵、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分別小於10毫克/立方米（單位下同）、35、50的稱為超低排放；煙塵達到5，可稱為超超低排放。

王誌軒：從排放限值的數字上看，超低排放既可以看成是比我國排放標準中的特別排放限值更嚴的一種要求，但也可以說是屬於特別排放限值要求的一種特殊形式。提出排放標準時，政府應該有類似國際上BAT（最佳可行技術）的技術配套文件來支撐。評價超低排放的效果時，政府部門應當制定一個“分數線”，作為價值評判的依據。正如一個體育項目，達標比賽和奧運會是不一樣的。歐美BAT技術文件的制定一般需要三四年時間，我國2014年對燃煤電廠的排放要求一年就變了4次，剛剛改造完的環保設施，又要開始進行改造。

閆克平：2000-2005年意大利電力公司在煙塵排放控制方面的改造就已經按10的要求做（或30mg/kWh）。日本的國家標準比較松，但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標準。一個城市的電廠由市政府決定要達到多大的排放，而不是像我們這樣一刀切。在歐洲，實際運行的排放量往往比標準及設計值更低。

二問：企業該以誰為準，是《火電廠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還是發改委、地方政府文件中要求的超低排放？

柴發合：超低排放是為了解決嚴重的大氣汙染而下發行政的指令，目標是對的。真正的管理還是以排放標準為主。地方可以實施更嚴格的標準，但一定要有科學論證。例如河北省環境容量超得太厲害，需要對電力等其他行業實施更嚴格的地方標準，甚至嚴於特別排放限值，地方標準有可能7月份就出臺。以京津冀為主的重點地區，北京使用天然氣的經驗不好複制，超低排放就很重要。但在大戈壁灘建超低排放就是傻子了。

朱法華：目前超低排放還不適宜上升為排放標準，還是引導性的。標準是最基本要求，每個人都要達到。有了超低排放補貼電價的省份則是有條件的，比如江蘇和山西補貼的分別是單機容量10萬噸和30萬以上燃煤發電機組。

三問：《火電廠大氣汙染物排放標準》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執行，目前標準執行得如何？

王誌軒：在2014年7月電廠老機組開始實施排放標準時，約有20%未能達標，改造需要一個過程。

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工作人員：從標準執行的角度考慮，標準不是一下子可以達到，我們要關註持續性達標。2014年7月之後，對於火電標準的達標評估正在進行，已經在江蘇等地開展了調研，評估過程中也重點關註超低排放。

四問：那麽多火電廠宣稱達到超低排放，可是對超低排放的監測方法還在研究中，如何評估企業超低排放的成效？

高翔：現有測量技術的確是有效評估超低排放成效的瓶頸。現在國內已有人在研究先進的監測技術，並已經有樣機在實際中示範應用了。針對不同煤質、不同負荷的機組，如何實現超低排放，需要進行系統評估，不僅要關註技術可行性、環境效益，還要進行費效、能效評估。我們也擔心良莠不齊的技術都上了。我們希望通過大數據分析的方法，及時評估超低排放系統的實際運行狀態和成效。

柴發合：同一種方法評估改造前後，如果汙染下降，這種相對值是認可的。但是為了更準確的絕對值，還需要研究。現在很多部門在研發。

國務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再造華為還缺什麽？

國務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再造華為還缺什麽？

一財網 郭麗琴 2015-12-24 23:22:00

中國最高決策者已經明確，保護知識產權，就是要保護創新，讓真正創新的人有收益。如果延伸開去，就是只要在中國設立的公司，不論是外資還是內資，都要受到同樣的保護。

MBA多博士少 上海還缺哪些人才

全球化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自帶“人才高地”屬性，匯聚最高端的人力資本。

伴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孕育興起，國際經濟競爭更加突出地體現為科技創新的競爭。對於欲打造科創中心的上海，現有人才的分布和對人才的吸引力成為了重中之重。

日前，職場社交平臺LinkedIn(領英)與上海市徐匯區政府聯合發布了《上海市科創中心人才報告》(下稱“報告”)。該報告重點圍繞上海先進制造、金融、互聯網與軟件、醫療健康四大行業的人才分布情況、與國內外其他城市的人才結構對標分析，並對上海科創人才布局和人才政策進行了前瞻性分析。

打造科創中心，上海最缺哪些人才?從資深人才分布上來看，縱觀四個重點行業，上海市與國內外城市對標時，都表現出一個共同特征即人才的平均從業年限與國內對標城市類似，卻遠遠低於國外對標城市。

缺資深、高端研究人才

從統計樣本中可見，上海市在領英上註冊的人才超過100萬，他們分布在各行各業中。從細分行業分布中可以發現，匯聚人才最多的前三個細分行業分別為先進制造、金融、互聯網與軟件行業。從職位分布來看，17.6%在從事銷售崗位的工作，排名第一;工程職能位居第二;與互聯網相關的運營與信息技術職能也名列前茅。前五名的職能占比總和達到了整體樣本的47%。

在對人才的細化比較中，《第一財經日報》從領英方面獲悉，上海的工商管理碩士(MBA)人才占比最高，達7.7%，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5.1%。在四個重點行業中，上海MBA的比例也均超過國內對標城市，醫療健康業甚至超過了一些國外對標城市。

不僅如此，上海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人才比例達20.4%，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2.1%。在四個重點行業中，上海具有海外留學背景的人才比例均高於國內對標城市。

盡管上海吸引了大量海歸和高級管理人才，但該報告也發現，資深人才和高端研究型人才的缺乏，或成為上海科技創新之路上的一大攻堅點。

以醫療健康行業為例，在美國波士頓工作的人才中，擁有十年以上工作經驗的資深人才高達41.8%，遠高於上海的22.2%。由此可見，吸引和留住資深人才已經成為上海打造科創中心之路上亟待解決的一大課題。

此外，高學歷研究型人才較為稀缺。報告顯示，上海具有博士學歷的人才比例為4.5%，低於全國主要一線城市平均水平5.3%;在金融業、互聯網與軟件業和醫療健康業，上海的博士比例也都低於北京和國外對標城市。以先進制造業為例，上海的博士人才占比為4.3%，遠遠低於德國慕尼黑的12.4%。

當前中國本土企業對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度在逐漸加強，但上海的高端人才則更多聚集於外企。以先進制造業為例，上海人才最為聚集的10家企業中，只有華為和寶鋼集團兩家中國企業，其余都是外企或合資企業。而在深圳的制造業中，高端人才則更多服務於像中興、聯想、比亞迪這樣的領先本土廠商。在金融行業中，上海憑借著成熟的商業環境與完善的金融產業鏈，無可爭議地處於行業的領先地位，但隨著北京等城市對金融人才的政策支持和激勵措施，也使得城市間的金融人才爭奪戰漸入白熱化。在互聯網與軟件行業，北京擁有眾多大型本土互聯網企業、創業氛圍濃厚，對於科技互聯網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處於絕對的領先地位。

對此，領英中國副總裁於誌偉表示：“我們相信，在這個以人才為核心競爭力的雙創時代，唯有撬動和釋放人力資本，才能把握住創新的變局，並站上產業升級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制高點。”

跨界人才更吃香

那麽公司又在尋找什麽樣的人才呢?

埃森哲大中華區人力資源招聘總監蔡董莉在接受包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內的媒體采訪時表示：“公司正在面臨各種結構上的變革，但我們人才核心上的理念跟要求沒有變過。”具體來說，“我們咨詢行業需要幫助客戶創造價值，首先要有服務精神，這是作為我們企業文化的一部分，其次，敬業和專業很重要，嚴謹的思維能力也一直在我們的人物畫像上。”

以招船長為例，攜程旅行網人力資源總監陳誌雲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他們首先會從領英找一下全球範圍之內優秀的遊輪公司的船長、大副，並把具體範圍縮小到華人、中國人，然後再去主動聯系。由於出海，很多時候這些人的手機打不通要等靠岸再去找。從優秀公司要挖優秀的人才，從圈子里去找，讓朋友從行業內推薦。這和傳統的發布招聘啟事大有不同，“HR要不斷地接受挑戰，不斷地應對新的問題。”

互聯網時代，各行各業都在追求創新變革業務、結構上的轉型，“有互聯網相關背景的人才很受歡迎。”於誌偉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跨界類人才也很受企業的喜歡，還有那些跨行業的人才。企業更喜歡這些人才幫他們從不同的專業角度看事情。”

英國能在3月前完成脫歐嗎？一份爭議文件透露其還缺3萬人手

15日，據英國《泰晤士報》披露的一份英政府文件來看，英國“脫歐”程序冗長複雜，面臨3萬名處理人手缺口，而內閣中“脫歐派”與“留歐派”間始終存在分歧。

這份名為《脫歐最新進展》的備忘錄顯示，英國政府目前正處理超過500個“脫歐”相關項目，面臨嚴重的人手缺口。有的政府部門需要增加40%的人手來應對“脫歐”程序帶來的巨大工作量。

備忘錄還顯示，內閣中以外交大臣約翰遜為代表的“脫歐派”與財政大臣哈蒙德為代表的“留歐派”之間始終存在分歧，如果處理不當，將影響“脫歐”進程。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曾表示，將於明年3月底前正式啟動“脫歐”程序。

但據BBC今日報道，英國首相辦公室的一位發言人說：“這並非一份政府報告，我們並未辨別出其中的主張，我們正專註於著手啟動退歐的工作以及讓退歐成功進行。”

英國議會下院領袖Chris Grayling表示，他“不清楚”這份報道出自何處。

Grayling在BBC的節目中發表講話，稱此份文件並不是政府備忘錄，且對文件內容表示否定。他表示：“我自己的經歷與備忘錄所描述的不一樣，”他將脫歐項目視為“團隊協作”。

Grayling還稱，脫歐協商是“複雜的，但並不是像此份文件所描述的那樣。”

他對備忘錄中需要另外30000名公務員的參與這一觀點表示否定，稱“我不知道所謂的需要30000個人在脫歐過程中能幹什麽。”

7月新增貸款超預期，為什麽企業還缺錢

在宏觀經濟政策預調微調、貨幣政策結構性轉向的當下，“寬信用”的信號開始初顯，“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開始在7月公布的金融數據中得到體現。

8月13日晚間，央行公布數據顯示，初步統計，中國7月M2貨幣供應同比增8.5%，預期8.2%，前值8%。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認為， M2增速觸底回升，反映當前市場流動性總體充裕，市場利率回落，銀行信貸超預期增長，存款派生效應增強，市場流動性狀況好轉。

但是，從社會融資規模看，社融增量1.04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1242億元，情況不及預期。但人民幣貸款余額仍保持了較高的增速。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分析稱，新增社融低於預期主要原因仍是去杠桿下影子銀行繼續壓縮回表。另一方面，經濟下行壓力，外部不確定性，使得企業和居民投資和消費不夠旺盛，也是難以帶動社融回升的原因之一。

專家認為，目前銀行間的流動性已經相對充裕，接下來的調控重心不在貨幣政策，而是信貸政策空間如何打開，要驅動商業銀行作為利益主體，有動力向實體經濟投放信貸，並且進一步提升直接融資。

新增貸款超預期

央行數據顯示，7月人民幣新增貸款增加1.45萬億元，同比多增6278億元。分部門看，住戶部門貸款增加6344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768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4576億元；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增加6501億元，其中，短期貸款減少1035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4875億元，票據融資增加2388億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增加1582億元。

“新增貸款超預期，主因是政策推動，央行加大資金投放為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同時支持銀行加大對小微、基建等特定領域投放。受新增貸款上升的帶動，貨幣供應增速也有所回升。總體看，在政策推動下，融資增速有所回升，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增強。”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金融分析師鄂永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鄂永健表示，7月對中長期貸款增加較多，估計以小企業和基建為主，說明政策推動效果明顯，“但當月票據融資較多，也說明融資需求並不是很強勁，後續隨著相關政策陸續發力，預計會帶動融資需求，未來融資增長或可期。”

近期，“寬信用”的信號開始顯現。在政治局會議及金穩會第二次會議確立的“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會議精神指導下，銀保監會明確了落實的方向：引導加大信貸投放、多舉措增加信貸空間，健全激勵機制以增強服務實體積極性。

溫彬認為，人民幣信貸超預期增長，表明銀行放貸能力和意願增強，同時信貸結構優化有利於助力持續擴大內需。

“這是寬信用政策的再次確認。信貸作為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主要方式，加大信貸投放已成為監管工作的重心。”天風證券銀行業首席分析師廖誌明表示。他還預計，下半年信貸持續放量，全年新增貸款有望達17萬億元（較2017年的13.5萬億增長約26%）。1~7月新增貸款已達10.5萬億，余下5個月月均新增貸款或達1.3萬億。

此外，近階段資金面也持續寬松，城投債發行利率下行。就上海銀行間市場的七天期拆借利率（7天shibor）來看，在今年7月以前，7天期shibor一直保持在2.8%以上。不過最近一個月以來，在央行定向降準疊加MLF超額投放後，7天shibor快速下跌，8月8日跌至2.345%。

7月以來，一級市場的利率債中標利率不斷下行；城投債發行利率大幅下行，此前北京市谷財集團發債率為4.77%，同期限同評級的廣州高新區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發債利率為4.9%。AAA級的河南交投發債利率只有4.33%。

影子銀行壓縮導致社融不及預期

央行數據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增量1.04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1242億元。當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1.29萬億元，同比多增3709億元。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新增社融低於預期主要原因還是影子銀行繼續壓縮，包括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票據等數據都有所減少。

初步數據統計，委托貸款減少950億元，同比多減1113億元；信托貸款減少1192億元，同比多減2424億元；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2744億元，同比多減707億元；企業債券凈融資2237億元，同比少384億元；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175億元，同比少361億元。

邵宇認為，7月數據可謂“喜憂參半”，一方面去杠桿下影子銀行回表帶來了貸款規模的持續增加，但是以股票融資、債券融資為主的直接融資並沒有明顯上升，說明融資結構仍然不理想。

“另外一個角度，從經濟基本面來說，擔憂內需的問題，經濟下行壓力，外部不確定性，總體企業和居民投資和消費的需求目前來看還不是特別旺盛，所以需求不足也導致社融數據沒有出現反彈。”中信證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明明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溫彬也認為，社會融資規模再創新低，表明仍受委貸、信托等表外融資下降的拖累，隨著資管新規和銀行理財新規落地，表外融資變動趨向平緩，有利於社融增速保持平穩。

疏通流動性向實體經濟傳導通道

6月支持小微企業一系列推動信貸服務實體經濟的政策相繼出臺，但目前並未反映到社融數據上，專家表示，一方面政策有時滯，一些商業銀行也反映目前儲備項目不夠，錢到了銀行間也並不是“想放就能放”。

“7月的貨幣政策已經相當寬松了，短期利率到了歷史低位，雖然7月也出了一些政策，但目前看來從寬貨幣到寬信用的傳導還是比較慢。”明明對記者稱。

人民銀行近日發布的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出，堅決不搞“大水漫灌”。但在多位分析人士看來，央行二季度以來所采取的定向降準、中期借貸便利（MLF）擴容等貨幣調控政策，均體現出“滴灌”的特征，目前流動性更多地聚集在銀行間，但是信貸投放的渠道卻並不通暢，並未順利到達實體經濟。

明明對第一財經表示，要引導資金走向實體經濟、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對流動性精準滴灌的要求自然水漲船高。

“今後定向的、結構性信貸政策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能更為有效，一方面是基建投資對實體經濟的拉動；另一方面是窗口指導商業銀行加速放貸；其三，通過融資擔保基金鼓勵各大銀行參與中小企業貸款業務，緩解目前中小微企業信貸支持不足的窘境。”明明指出。

招商銀行資產管理部高級分析師劉東亮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社融要大幅上升需要很多政策配合，不是單純的貨幣政策上升就能實現的。財政政策要提高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意願，現在信用風險比較高，銀行整體的信貸投放意願不是很強，有效的客戶需求也是值得關註的，即使銀行想投放，是否有足夠多的達到資質的客戶也是一個問題。此外，資管新規的過渡期已經開始了，表外融資目前負增長的局面，能不能改善，改善多少都是不確定的。

邵宇亦表示，接下來的調控不在貨幣政策，而是信貸政策空間如何打開，要驅動商業銀行作為利益主體有動力向實體經濟投放信貸，或者擴大債券融資。

“下一階段，隨著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相關政策實施，金融機構將進一步加大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更好地解決‘三農’、小微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溫彬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銀保監會近日發布《加強監管引領，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的文章，其中指出，對於小微企業，要落實無還本續貸、盡職免責等監管政策，提高小微企業貸款不良容忍度，有效發揮監管考核“指揮棒”的激勵作用。

隨後，銀保監會稱，要求加大信貸投放力度，保障實體有效需求， 其中“落實無還本續貸、盡職免責等監管政策”等提法受到市場關註。（周艾琳、宋易康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編：楊小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