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KIZ Archives


從平遙古城旅遊年收入150億,解讀中國文化遺產地的保護與變革

文化遺產保護已經成為中國公眾廣泛關註的議題。近日四川安嶽佛像“彩妝”事件,為它添加了最新註腳。文化遺產與公眾關系如何?公眾如何參與遺產保護?一直以來由政府和文化精英推動的、自上而下的遺產保護,是否做好了讓公眾廣泛參與的準備?一場在平遙古城舉辦的論壇,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8月9日,平遙古城的明清街和城隍廟街上,遊客熙熙攘攘。這座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2015年成為中國5A級景區的古老城市,正迎來遊客最多的時節。商業街兩邊鱗次櫛比的大小商戶,抓緊時機攬客生財。

平遙古城。圖片來自網絡

數據顯示,2017年平遙縣共接待遊客1297.29萬人次,同比增長21.97%;旅遊總收入150.46億元,同比增長23.72%。通過直接或間接參與旅遊產業,平遙有8萬多人的就業問題得到解決,平遙縣文物局局長冀太平告訴第一財經,旅遊對平遙太重要了。

平遙縣文物局局長冀太平

移步換景,在生意興隆的古風酒店平遙會館內,“平遙城鄉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國際工作坊”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值得思慮的是,9日召開的這場探討“多元視角”和“公眾化”的論壇,主要在國內一眾文化遺產保護專家之間展開,不遠處繁華街市上的遊人們和生活在這里的古城居民,並未有代表參與其中,用冀太平的話來說,這還是一場比較小眾的業內活動。

同樣在平遙,一場希望影響公眾但同樣小眾的遺產保護實踐也在進行。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等機構舉辦的遺產保護誌願者工作營,正在為修複平遙古城東側一段城墻而工作。來自中國和法國的誌願者們與當地工匠一起工作,讓自己的一段人生與偉大的文化遺產密切聯系起來。

旅遊無原罪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老師邵甬,也是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的常務理事。她1993年開始師從阮儀三先生,跟隨阮先生進行江南水鄉古鎮的保護,後來又參與了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和麗江的保護規劃和保護管理工作。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老師邵甬,也是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的常務理事。攝影/戴茜

2005年,邵甬來到平遙時,古城正面臨保護與發展的矛盾,“與1982年阮儀三先生做保護規劃時的情況很不一樣,當時平遙的領導希望平遙古城建設為‘三城’,即博物館城、旅遊城和影視城,按照這一方案,古城內居住的老百姓都要被遷出去。”邵甬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回憶道。令她慶幸的是,這一方案並未付諸實施。

但邵甬認為,不能因為保護與旅遊之間有矛盾沖突,就全盤否認旅遊的作用。“旅遊開發是遺產保護的很重要的輔助手段,它有教化、宣傳、促進公眾認知的作用,現在的沖突,主要是因為旅遊與保護沒有很好地結合,主要是迎合性旅遊,過多地考慮遊客想要什麽服務,而不是引導遊客如何體驗遺產地的價值。”邵甬說,這是中國遺產地旅遊發展中最為人詬病的短板之一。

包括旅遊等產業發展在內的整體科學規劃,能在結合本地民眾需求的同時,推動遺產地可持續的產業發展嗎?邵甬認為,具體的路徑中國還在探索之中。主要問題在於,“現在不同層面還是脫離的,保護由保護的團隊做,旅遊是旅遊的團隊做,結合得不夠。”在平遙,邵甬和她的團隊正試圖將對文物保護單位、民居、街區和非物質遺產的保護與產業發展結合起來。

“對遺產的認知從精英視角到大眾視角轉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對遺產的理解和對其價值的認知也在不斷豐富,這也會帶來保護與利用方式的更新。”邵甬說。平遙古城有很多文物保護單位,但仍然是一座很多人生活著的城市,這種“活態遺產”要面對交通、基礎設施、教育等問題。保護活態遺產,就要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雙重目標都達到,才能說是保護成功。“這對我們的挑戰非常大,調查評估細化到每一個院子,每一棟房子,哪一棟房子應該修,哪個應該拆,哪個應該改,都要評估。”

自下而上的保護和利用

上世紀90年代初,邵甬做碩士論文期間跑過四五十個村鎮,“當時村民都不認為自己家的老宅有價值,希望拆掉老屋新建水泥房。”邵甬看到,許多老宅的匾額、窗扇等構件被當作無用物賣掉,與此同時,村莊的空心化、貧窮化非常普遍。

近些年,江南水鄉古鎮和皖南古村落等地的老百姓們,都已經知道自己的房子是獨一無二的,有歷史有價值,“他們很自豪,而且老房子能帶來經濟效益,可以發展旅遊產業,這樣慢慢就有了自下而上的保護和利用的需求,保護和發展就能比較好地結合起來。”20多年後,邵甬看到了顯著變化。

看到此前保護模式的局限,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希望自下而上,從民間的角度做一些事情。起初仍是專業人士的工作,包括調查、研究、出版等。但“越是希望把保護規劃實施好,就越是需要公眾參與”。

作為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的常務理事,邵甬曾陪著阮先生與法國遺產保護誌願者工作營聯盟溝通合作事宜。“法國有很多這類聯盟、協會,對法國的文化遺產保護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結合起來,從精英到大眾一起合作,才能把遺產保護好。”

成立於1966年的法國遺產保護誌願者工作營聯盟,運作機制非常完善,營員招募,與遺產地溝通,日程與工作安排等工作都非常專業,每年在法國各地舉辦200多個工作營,已經修複了720棟歷史建築。“利益相關方的參與,更大範圍的公眾參與,非常重要。法國經驗告訴我們,對年輕一代和普通公眾進行教育和培訓,鼓勵他們參與遺產保護是非常重要的,是遺產保護理念得以真正實施的基礎。”邵甬說。

從資金、組織和行動上推動

今年,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的遺產保護工作營除了平遙古城和新絳古城,還設在福建南平九龍村和貴州安順雲山屯。2011年以來,基金會已經在全國9地舉辦了26次工作營。

安順雲山屯,攝影/王曉東

福建南平九龍村,攝影/吳軍

“遺產保護可以成為社會不同階層的黏合劑,並對遺產保護促進和監督。”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秘書長丁楓說。

工作營最早正是在平遙的梁村舉辦,誌願者們持續六年參與修複這個衰落古村里的積福寺。一次工作營快結束時,誌願者們與當地村民聯歡,村長說,想不到我們這樣一個小村子還會有外邊的人來幫忙修老房子,非常驕傲,我們的村子是非常有價值的。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丁楓仍非常感慨。後來她看到,梁村的一些老房子開始得到修繕,戲臺廣場、關帝廟,也都慢慢修起來了,“我覺得工作營對激發村里人對村莊的保護意識起到了作用。”丁楓告訴第一財經。

上海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秘書長丁楓。攝影/戴茜

“法國合作方的理念,是通過誌願服務實現遺產保護和公民權利,認為接觸自己的傳統文化並主動保護傳統文化,是現代人的權利。”丁楓說,誌願者的工作喚起遺產地居民和管理者對遺產的熱愛,這種熱愛也是一種權利。

作為規劃師,丁楓更多地從事遺產保護規劃,“最先接觸的永遠是當地的行政機構,從上而下做保護。而工作營是人和人的接觸,自下而上,這樣的力量更持久。”

在今年的另一個工作營舉辦地新絳,丁楓看到了更緊迫的保護需求。新絳的名城保護規劃是2006年制定的,但現在歷史街區沒有得到任何保護,“一直被蠶食,一座唐代的古城慢慢就要被蠶食掉了,可能到最後只剩下文保單位。”

據丁楓觀察,在新絳這樣經濟欠發達的小城市,政府能力有限,老城區衰敗現象明顯,大量老民居缺乏維護,即便在當地比較幹燥有利於木構建築保存的條件下,很快也衰敗了。“當地人在保護觀念上非常保守,沒有主動意願去做些什麽。如果工作營的誌願者與他們有文化交流,帶去一些沖擊,(我們)帶著這樣的初衷,今年在那里設立了工作營。”

工作營的方式能給參與者和遺產地帶來什麽?丁楓認為,首先,工作營對誌願者是非常好的體驗,他們可以學習了解傳統建築文化,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在兩個星期里通過實踐獲得遺產保護的知識,“誌願者會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自媒體’,傳播保護理念。”

貴州安順屯堡工作營誌願者工作現場。攝影/王曉東

 

工作營對遺產地的傳統工藝工匠也有觸動。“工作營要求原工藝、原材料修複,每個地方都有完整的營造體系和知識,工作營會對這一個體系有促進。村莊里掌握傳統技藝的老工匠已經散失,我們來了,他們就被重新召集回來了。”

在工作營的影響下,遺產地社區群眾的遺產保護的觀念會有提升,“誌願者對文化遺產的熱情一定可以傳達給居民,為周邊社區帶來正面的影響”。

“遺產保護不能只考慮物,也不能只考慮專家的意見,要從公眾角度進行共治、共享,這個原則,是共通的。但每個國家的路徑不一樣,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路徑。如何在地化,需要探索。”邵甬的觀點代表了文化遺產公眾化這一問題複雜但日趨明細的實現路徑。“外部的力量,專家和誌願者的參與,都是暫時的。尤其是在鄉村,如果有一些類似鄉紳的民眾參與,從資金、組織和行動上推動,文化遺產的保護才會有未來。”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
021-22002972或021-22002335;[email protected]

責編:明智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67178

Next Page

ZKIZ Archives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