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運遺產千億債務 廣州城投賣資產度日
http://www.eeo.com.cn/2011/1223/218523.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鄔瓊 吳娓婷 去年11月,坐落在珠江黃金水道的海心沙一度成為廣州市的焦點,那裡舉辦了廣州亞運會的開閉幕式。亞運會後,完成階段性使命的海心沙未來作何用途,廣州市一度爭論不休。
不待爭論得出結果,海心沙建築物的經營權所有者——廣州城投便於2011年8月,在廣州市產權交易所將海心沙項目部分經營權進行轉讓。 這僅是廣州城投將亞運資產轉讓的一部分。隨著部分土地資產注入停滯以及現有土地資產變現艱難,廣州城投正陷入巨大的債務危機。
亞運投融資平台
作為廣州市籌措亞運建設的投資方,廣州城投幾乎擁有整個亞運會期間最重要的資產,其中包括廣州地標廣州塔及海心沙的運營權。
2008年10月,廣州市政府印發《城市建設投融資體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在此文件中,廣州市政府對廣州城市投資的企業業務進行了重新梳理,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在廣州城市建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的基礎上成立廣州城投集團。
該文件稱,廣州市將組建廣州市交通投資集團、廣州市水務投資集團及廣州市發展集團燃氣板塊。這些集團成立之後,廣州城市建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原本在交通投資及水務投資等方面的債務也被剝離,劃入廣州市交通投資集團及水務投資集團等其他城投企業。
2008年12月,廣州城市建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重新掛牌成為廣州城投集團,是廣州市為亞運建設,尤其是廣州市中軸線建設的投融資平台。債務剝離 後,廣州城投集團債務減少到95.5億元。 按照廣州市《城市建設投融資體制改革方案的通知》,新掛牌的廣州城投集團被定位為涵蓋文化旅遊、珠江新城中軸線、管線共同溝及土地資源開發四大板塊的城投 集團。
廣州電視塔等旅遊項目經營權歸屬廣州城投,珠江新城中軸線上的地下空間、海心沙公園宏城廣場,這些因亞運會變得靚麗的廣州城市風景線的建設權及經營權均歸屬廣州城投。
在整個廣州城投集團的構架當中,土地出讓金被規劃為城投集團的主要資金來源。其運作模式與大多數城投類似,利用旗下固定資產向銀行抵押貸款,獲取城市建設投資資金,而後通過廣州市政府劃撥,或者注入包含土地的資產後,通過土地出讓金用以還債。
在此過程中,廣州市許諾廣州城投,通過將擁有土地資源的相關國有企業注入廣州城投,為後繼發展資金提供保障。 但廣州城投似乎並未遇上一個好年頭,在亞運會的大舉投入之後,2011年,廣州城投面臨著雙向不利的局面:一方面是廣州市政府承諾廣州城投吸收合併企業的 相關推動工作遲遲未有落實;另一方面是房地產嚴冬使得廣州城投原本寄望的廣州南站土地拍賣多塊土地流拍。
賬面欠債千億
廣州城投的困局顯現於今年第三季度。
除為準備亞運投入的廣州基礎設施建設之外,廣州城投亦獲得廣州南站地下空間的開發權。但這部分開發的前提是,廣州城投完成廣州南站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政府將用廣州南站區域的土地出讓金部分返還給廣州城投。
為此,廣州市將廣州南站土地作為2011年重點推介土地,並在今年6月的廣州國有土地推介會上首次推出廣州南站9幅土地,香港南豐集團對此次推介會上的7幅土地表示出了極大興趣,有意拍下。
今年10月,廣州市政府再次赴港專門向港商推介廣州南站土地。 不曾料到,廣州南站在香港並未受到重視,甚至事先與廣州市達成協議的香港南豐集團也撤出廣州南站開發。最終廣州市計劃在今年推出超過20塊廣州南站地塊僅有兩宗成交。
在此期間,廣州城投的債務風險開始呈現。廣州南站拍地所得款項無法償還廣州城投的巨額貸款。 「廣州城投銀行賬面的欠債已經超過700億,如果加上其他債務的話,其賬面欠債可能超過千億。」有接近廣州城投的相關人士對本報表示。
「主要是亞運期間的城市建設投資。」該相關人士稱,「此外還有100億左右的廣州南站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 據本報瞭解,廣州城投的主要債務來自於廣州城市中軸線建設的相關開發,其中包括珠江新城地下空間、廣州塔建設及海心沙建設的費用。
這些項目的建設使得原本已經被削薄的廣州城投債務迅速膨脹。 這些原本以土地出讓金作保的還款在2011年的土地市場無法兌現,廣州城投陷入困境。
事實上,廣州城投還有另外一個難題:部分土地資產注入擱淺。 白雲農工商聯合公司是廣州市白雲區一家老牌地方性國有企業。時至今日,白雲農工商除擁有白雲區同和區域的部分土地及廠房的產權之外,不再有任何資產。
「早前,我們聽到的說法是,公司連同土地將一起注入廣州城投,但現在到了年末卻沒有下文。」一位在白雲農工商工作了十餘年的老員工對本報表示。
「廣州市之前預計對廣州城投注入資產的過程並不順利。除了白雲農工商的土地之外,還有廣氮部分土地的注入也遲遲未能完成。」上述接近廣州城投的相關人士對本報稱。
其表示,目前坊間流傳的說法是此前廣州城投的相關資產注入一直是原廣州市市委書記張廣寧推動。但近期張廣寧被調任,廣州城投的相關資產注入工作被擱置。
那些原本價值無限的土地正慢慢從廣州城投的手中流失。
變賣資產
在廣州城投土地無法變現,新的土地又無法注入的情況下,面臨巨額債務的廣州城投不得不變賣旗下資產。
在目前已知的廣州城投變賣的資產當中包括廣州宏城廣場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股權,海心沙部分地下空間以及廣州城投旗下停車場的經營權。
一份2010年9月17日簽署的合同顯示,廣州城投已將其旗下廣州宏城廣場房地產開發公司的80%股權作價10億元轉讓給興源國際投資(香港)有限公司。
據本報瞭解,廣州宏城廣場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原屬廣州新中軸建設有限公司,而新中軸則隸屬廣州城投。
目前廣州宏城廣場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旗下僅有位於廣州市天河北正佳廣場與天河城之間的一幅土地。這塊土地已經流轉了兩次,此前土地隸屬廣州城建集團旗下,用作停車場及散租式的商場。
2010年,為籌建亞運會,該幅土地從廣州城建剝離,劃歸廣州城投。 廣州城投受廣州市委託將其改造,把該幅土地的地上經營部分的房屋拆除,改造成城市綠化廣場。但亞運會後,政府承諾的綠化廣場再次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建設的商業廣場。
此外,在海心沙項目的處理上,廣州城投採取對海心沙分拆招商承租的方式。目前海心沙已經將西區看台承租給了廣晟集團,地下空間亦在招租過程當中。 此外,2011年廣州市產權交易中心公告,廣州城投還將其旗下位於廣州市中心六區的停車場經營權轉讓。
追憶郭熙敏:一位早逝保代的遺產
http://www.yicai.com/news/2012/08/1968015.html1979年9月出生的郭熙敏,還不滿33歲。昨天,他永遠離開了妻子和一歲多的兒子。
上週六週日連續兩天在公司加班之後,國信證券保薦代表人郭熙敏於昨日早上突發心肌梗塞,7點鐘左右送往武警總醫院搶救。然而,他還是走了,走得太匆忙。
一年多以前,兒子出生時,郭熙敏遠在浙江寧波出差。IPO項目的壓力太大,他走不開。一年多以後,突如其來的噩耗讓所有人都無法相信。
「上午聽說這個事情,我的頭皮都麻了。」慈星股份(300307.SZ)董事會秘書傅桂平昨天下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我們就像哥們一樣,一起工作了那麼長時間。」
傅桂平的聲音略帶哽咽。一個曾經那麼熟悉的人,突然沒了,誰都沒辦法一下子緩過來。前一天,郭熙敏還給傅桂平打過一次電話,溝通工作上的問題。
在國信證券北京分公司,郭的同事們先是手足無措,接著有人趕往醫院,有人商量著怎麼接逝者遠在湖北的親屬來北京。昨天晚上,郭的父母已經乘航班來京,老兩口並不知道兒子已經不在了。
提及保代,人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高薪。但事情原本的面目總是複雜的,不少保代和一線投行人員為此付出的是犧牲健康的代價。再加上國內IPO業務競爭日益激烈,監管要求也不斷提高,保代群體擔負的責任、承載的壓力也在增大,這一點局外人很少真正瞭解。
「對逝者,我深深緬懷,憶及過去幾年的兄弟之情和同事之誼,深感痛惜和悲痛。對生者,我深深祝福,願大家在生活工作中更加保重,更加幸福和健康。」國信證券主管投行業務的副總裁胡華勇在給本報記者發來的短信中表示。
光環下的苦澀
從五道口研究生畢業後,郭熙敏在國信證券一幹就是7年。在證監會的保代信用系統中,他的名下登記有3個首發項目,其中慈星股份是最成功的一個。
2010年8月傅桂平加入慈星股份的時候,郭熙敏和他的項目組同事已經在公司做了2個多月的前期盡職調查。
「他業務上非常不錯,為人也踏實。」傅桂平說,「我聽講有的保代很少待在項目現場,但是郭熙敏花在我們公司的時間很多,連孩子出生的時候都沒回去。」
慈星股份是創業板淨利潤額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一般來說,公司質量比較好,IPO審核也會比較順暢。但即便如此,慈星股份從報材料開始,到最後發行完畢,每個環節都剛剛好在節點上,異常緊張。
在反饋階段,所有的問題反饋完畢相當於重新寫一遍招股書。如果是在美國或者香港上市,招股書的寫作都是律師承擔的。但是在A股,這項極其浩大繁瑣的工程完全是投行項目組的分內事。
「我們公司的反饋意見落實都很及時,沒有拖過後腿。」傅桂平說。
但是,為了及時做好反饋材料並且保證質量,郭熙敏必須和傅桂平日夜倒班。白天的時候,傅桂平領著董秘辦和財務部的人準備各種材料;晚上郭熙敏看材料,撰寫對證監會發行部門反饋意見的答覆,同時擬好進一步的材料清單。第二天,傅桂平接棒繼續工作,如此往復。
「為了效率高,只能這樣幹。」傅桂平說,「郭熙敏可能也是習慣了,他自己也說晚上安靜,有利於思考問題。」
其實,這並不是郭熙敏一個人的習慣。絕大部分往返奔波於北京金融街(證監會辦公地點)與項目現場之間的保薦代表人,都必須修煉挑燈夜戰的基本功。
「投行壓力大,強度高,工時長,這是行業每個人都要面對的,要想辦法調整。」一家合資投行人士對本報記者說,「幾年前有幾位同事癌症去世,都很年輕,大家當時出人出力,聯繫最好的醫院,但一切都晚了。」
去年9月19日,那一天緊張的工作忙完,郭熙敏才想起來這一天是自己的生日。他告訴傅桂平,後者提議去喝點小酒,於是兩人找了個夜排檔。
「那天很高興,我還喝高了。」傅桂平說。他頓了一下,又說:「我們就像兄弟一樣,真想不到,想不到。」
責任、壓力
說起高薪,保代這份高薪真的是凝聚了太多的心血。而且薪酬本身也並沒有外界想像的那麼高。
以郭熙敏今年保薦上市的慈星股份項目為例,公司層面承銷毛收入是6600萬元,扣除各種費用後淨收入可能是6000萬元左右。按照6.5%的項目提成比例,項目組可以拿到390萬元的提成,如果平均到4個人頭上的稅前收入接近每人100萬元。
但是這筆收入的絕大部分要按照最高的累進比例繳納個人所得稅,真正拿到手的只有五十多萬。這就是連續奮戰兩年的全部酬勞。有的公司考慮到IPO長期督導的問題,不會一次足額發放,要保留一部分延遲發到個人手裡。
越是市場化的券商,保代和投行人員的薪酬與項目掛鉤的程度也就越緊密。這種制度安排的優點是責權利高度統一,也成就了南方幾家券商近年來的輝煌。但萬事都有自己的反面,國內的證券公司也需要不斷完善自己的激勵制度,在發展的同時更關心員工的價值。
單看薪酬其實也並不說明問題。事實上,在每一個IPO項目、每一次上市公司增發、每一次併購重組的後面,保薦代表人承擔著最多的責任。
在A股市場,保代的工作經常被普通投資者誤解。儘管的確存在一些公司財務造假、注水的情況,但這一現象有著複雜的現實和歷史原因,問題並非都在保代身上。
由於監管的要求越來越高,保代擔負的責任也越來越大,在招股書上籤字意味著押上個人的信譽甚至是前程。保代不但要對自己的工作負責,還要核查律師、會計師的工作。而無論哪個環節出了問題,問責的對象都少不了保薦代表人。
今年,證監會對保代同時負責的項目進一步放寬,這意味著市場上保代的供給進一步加大。不少業內人士認為,今後保代將和律師、會計師一樣,成為投資銀行的一種從業資格。保代這個詞本身的含金量越來越低,真正比拚的還是服務質量。
對於郭熙敏盡心盡力的服務,傅桂平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我週四就會去一趟北京,送他最後一程。」傅桂平說。
一個優秀的保代,他的不幸離開,也留給我們更多思考。
遺產好安排 止凡
http://www.findcpa.com.tw/1/post/2013/08/39.html一位朋友在飯局中分享了他的家人對已故母親留下遺產的處理方法, 止凡覺得相當有意思, 所以想分享一下。
話說十多年前朋友的母親過身, 留下了五十多萬 (港幣) 的遺產, 因為這位朋友家中有七兄弟姐妹, 照計每人大約只可分得七、八萬左右, 數目不是很多, 可能只足夠一家幾口到日本旅遊一次吧。有兄弟建議不要分掉這筆遺產, 可以把所有錢買入以收息為主的股票, 於是他們就開設了一個投資戶口, 買入中電、恒生、匯控 (都是派息穩定的大公司股票)。
這十多年來, 沒有誰特別打理這個戶口, 沒有經常「炒出、炒入」的動作, 但長兄會定期把股息提取出來, 請整家人吃頓飯。就是這樣, 一年有四次這樣的飯局, 包括團年飯、中秋、父親生日及清明拜山後, 一直維持了十多年。
每次都總是人齊的, 原因是長子說 :「阿媽請食飯, 不來自理」。投資五十多萬, 以 5厘股息計, 一年有25000元, 分四餐, 每餐數千元, 還未計算股票升值, 升值後的 5厘息會更多, 即股息亦不停地增加著。因此十多年後這個計劃還不需要吃掉本金, 理論上是好像諾貝爾獎的概念一樣, 可以一直吃下去, 永不止息。
透過這個計劃, 一家人的凝聚力加強了, 原本一些收入不高的兄弟不可能一年跟大家吃四次飯的, 因為一家幾口出來吃一次食的話, 每戶都要一千幾百塊, 這些「應酬」可免則免吧。但現在不用出錢, 加上以母親的名義, 免費出來聚舊一番又何妨呢?
如果當初把這筆遺產分掉, 可能不出一年, 大部份家庭成員都已經花光了吧, 但他們到今天還每年得到四次母親請的飯局, 這個遺產處理的方法實在太讚, 值得推廣。原來財務知識不一定運用在個人、生意等地方, 連家族遺產亦能處理到,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科斯:「我將長眠,祝福中國」 科斯的遺產
http://www.infzm.com/content/93990
編者按:科斯與中國的距離,永遠定格在一個月。
2013年9月2日,102歲的羅納德·科斯與世長辭。這位經濟學巨匠,是新制度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開山鼻祖,也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此時,距離他的首次中國之行僅差一個月,他原本計劃在2013年10月前來中國,完成多年夙願。
科斯終其一生從未踏上中國的土地,但他的產權與交易理論卻奇異地在這個大國產生著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活躍在中國改革大舞台上的大批經濟學家,手握科斯提供的理論工具,在迄今全世界最大的「金礦」裡淘金——不僅投身經濟學的學術研究,更是探索中國層次豐富的制度創新。
「中國的奮鬥,便是人類的奮鬥,我將長眠,祝福中國。」在科斯用自己所獲的諾貝爾獎金資助的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上,他曾經深情地如此說。在他逝去之際,南方週末特刊發一組文章,懷念這位對中國改革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大師,並重溫他的囑咐:「要將思想變成現實,比我行將要進入的長眠更難一些。」
如果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老制度經濟學鼓舞了中國的革命走向成功,那麼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將是中國的改革走向成功的當然指導之一。
科斯其人其事
科斯教授於1910年出生在英國倫敦,1932年大學畢業,後赴丹迪經濟暨商業專校、利物浦大學、倫敦經濟學院任教。1950年,科斯移民到美國,先後於布法羅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任教,之後一直擔任芝加哥大學教授和《法律經濟學》主編,直至1982年退休。其後,他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慕瑟經濟學榮譽教授及法律與經濟學資深研究員。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產權理論的奠基人。與此相關、交叉或包含的學科包括交易成本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契約經濟學、法律與經濟學、憲政經濟學等等。
他在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性研究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群體的後續研究,把制度和企業引入了此前把眼睛盯緊市場價格體系、注重詮釋市場價格體系如何發揮作用的主流經濟學,論證了企業、產權、契約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科斯的理論影響了張五常、茅於軾、吳敬璉、張維迎、周其仁等一大批富有影響力的華人經濟學家。
我本人作為制度研究學者,也難免落此「俗套」。天則經濟研究所就以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為立所之本。
與此相應,新制度經濟學及其相關、交叉和包含的學科理論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研究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從而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有關經濟改革的話語體系和實踐。在驚聞科斯教授仙逝之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甚至提出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應該學習科斯理論。
科斯的仙逝不僅是學術界的巨大損失,而是整個世界的巨大損失。就是因為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不僅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深遠廣闊的政策意蘊。如果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老制度經濟學鼓舞了中國的革命走向「成功」,那麼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是中國的改革走向成功的當然指導之一。科斯對於中國學界的最後正式勉勵可能就是他2013年7月祝賀天則經濟研究所成立20週年慶典的親筆祝賀:「天則所無疑將在開放思想市場的過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科斯的思想
科斯因為對生產的制度結構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榮獲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傑出貢獻是發現並闡明了交易成本和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根據盛洪教授的總結,科斯最偉大的學術成就,就是在一個理性至上的時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證明了自然發生和演進的產權制度是有效的——也就是說,中國的轉型說明,哈耶克意義上的自發秩序遠勝於人為設計的秩序。
科斯的代表作是兩篇著名的論文,其一是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本質》。該文以演繹推理的方法獨闢蹊徑地討論了企業存在的原因及其擴展規模的界限問題,科斯創造了「交易成本」這一重要概念來予以解釋。
所謂交易成本,即「利用價格機制的費用」或「利用市場的交換手段進行交易的費用」,包括提供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訂立和執行合同的費用等。
科斯認為,當市場交易成本高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成本時,企業便產生了,企業的存在正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代替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當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等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的邊際成本時,就是企業規模擴張的界限。
第二篇名文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該文結合簡單的案例分析,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為零時合約行為的特徵,批評了庇古關於「外部性」問題的補償原則(政府干預),並論證了在產權明確的前提下,市場交易即使在出現社會成本(即外部性)的場合也同樣有效。
科斯發現,一旦假定交易成本為零,而且對產權(指財產使用權,即運行和操作中的財產權利)界定是清晰的,那麼法律規範並不影響合約行為的結果,即最優化結果保持不變。換言之,只要交易成本為零,那麼無論產權歸誰,都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斯蒂格勒(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將科斯的這一思想概括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等於社會成本」,並命名為「科斯定理」。
科斯教授上述短短的兩篇論文,催生了此後巨量的跟進研究文獻。這也為其在晚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奠定了基礎。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名單中,這方面足以與科斯教授相媲美的應該說是約翰·納什。後者在1950年遞交的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論文題為《非合作博弈》,只有27頁正文,全文只引用了兩處文獻,就獲得了博士學位,並由此確立了他博弈論大師的地位,也為其在199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奠定了基礎。
對於科斯的理論,並不是沒有意見分歧。幾乎科斯提出的每一種理論,都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如果我們把企業視為「契約的連接」或者「契約的網絡」,那麼企業的邊界存在模糊性。但是按照科斯的觀點,企業的邊界應該是明晰的,而實際上企業的邊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不過進一步精準定義契約或者合約,就可以通過進一步發展科斯思想的方式來解決與此相關的企業邊界問題分歧。
有關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雖然存在意見分歧,但是解決方法仍然是繼續發展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甚至提出替代理論。但是,從真實生活中看,基於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的應用非常廣泛。比如最簡單就是科斯《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養牛者的牛吃掉農夫的穀物的案例。單純否認交易成本反而是經濟學研究的倒退。
根據科斯的觀點,其交易成本經濟學把主流經濟學從黑板經濟學帶回到「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在2013年1月接受網易「意見中國-網易經濟學家訪談錄」欄目採訪時,科斯指出,原本由西方經濟學家所壟斷的經濟學主要研究對象是一個抽象並且不存在的世界,而他強調經濟學應該分析、討論真實的世界。他認為,這就是他的經濟學理論和傳統理論的區別。
根據科斯的助手王寧博士2010年底對科斯的採訪記錄,科斯教授稱「科斯經濟學」(他自己並不喜歡這一名稱)或者「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為「正確的經濟學」。他認為,「正確的經濟學」應當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運行,且如果加以適當運用,經濟學應當能夠闡明經濟系統是如何運行的,以及當系統運行出現問題時該如何解決。
根據國內學者圈的一般理解,在其強調過程中,他們更強調基於案例研究抽象出一般概念和理論的研究。不過,這只是科斯方法論的一半。
科斯方法論的另一半應該是演繹推理的方法。比如科斯的論文《企業的本質》就運用此種方法。奧地利學派的研究基於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和主觀主義方法論,不是基於案例,而是基於演繹分析,由此建構概念和理論,得出一些普遍的經濟學規律和定理,也屬於後一種意義上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此外,一般的新制度經濟學教科書納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最大化均衡框架,實際上對「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有所背離。科斯本人秉承英國普通法理念,其方法論有著較大的演化論特徵。根據科斯的看法,經濟學有很多方面要向生物學和醫學學習。這兩個學科從細胞層次逐步上升到器官層次來研究人體的總體運轉,不同器官之間相互協調的方式,以及當某個地方出現問題需要修復時該怎樣做。因此,科斯的演化視角不同於一般新制度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均衡範式,與哈耶克的認識論有著同源之處。
確實,科斯對計量分析持一定的保留態度。他認為,經濟系統的運行方式是很複雜的,它由很多的組成部分組成,並且每個組成部分本身又是一個微型的系統。這些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整個系統的運行是非常之複雜的。對總體統計數據的一個回歸並不會讓你對經濟運行有很多的瞭解。
科斯與中國
科斯對中國的長期興趣在某種程度上與他生而俱來的強烈好奇心有關。這種好奇,也是他鑽研的力量來源。早在學生時代閱讀馬可·波羅遊記時,科斯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與張五常教授的交往增進了科斯對中國的瞭解和興趣。很多年前,張五常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待了兩年,兩人經常一起聊天,這段生活對兩人都獲益匪淺。
張五常教授對交易成本經濟學的闡釋和拓展,影響了道格拉斯·諾斯、約拉姆·巴澤爾和威廉姆森。這樣一大批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理論貢獻,外加中國眾多經濟學家對之引接、闡釋和應用,最終對中國的改革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響。在此,張五常教授在中國對闡述、傳播和發展科斯的思想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科斯與華人經濟學家有著較多的交往。其中張五常教授自然當屬首位。在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說中,科斯多次提及張五常教授的貢獻。20世紀80年代初期,科斯就極力建議張五常去香港大學任教,因為他認為香港大學是當時對中國最新的經濟改革進行研究的最好去處。
1993年,科斯邀請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近年來,科斯還通過科斯基金會組織並資助了2008年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30年」,以及2010年芝加哥研討會「工業的生產結構」。實際上科斯等於用他自己獲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獎金獨自資助了會議。
科斯在其人生的最後幾年,更加擔憂中國缺乏一種開放的「思想市場」。科斯反對持不同觀點者之間拼打得你死我活,認為:觀點可以相互競爭,但持不同觀點者是不需要互相殺戮的。
2011年的12月14日,科斯出現在《財經》年會開幕式的大螢幕上,向與會者致辭。他肯定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驚人成績,包括經濟開放之初中共領導人的「順勢而為」與來自民間充滿生命力的「邊緣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動的改革);同時也坦率而憂慮地指出:「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科斯承認中國在建設市場經濟方面取得了成就,改變非常巨大。但他認為,人們現在還沒有看到開放的「思想市場」,但是這終將會到來。從科斯看來,「思想市場」與「商品市場」有著顯著的區別。
他認為:在商品交換市場中,任何一個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場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對其他一部分人產生影響,他們只佔到總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卻非常重要。科斯指出:中國缺乏這樣的思想市場,不過未來會出現;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將會受益於思想的討論,並產生巨大的變化。
2013年,科斯與助理王寧合著的《變革中國》出版,激起了學界對科斯在書中所提中國需要「思想市場」的熱議。
而早在1974年的一篇名為《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的論文中,科斯引用英國詩人彌爾頓在1644年的演講詞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們不能想像,將地球上的所有知識做成商品,像細毛製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樣做上標記,發放許可證……」正如科斯在《財經》演講中所言,「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也許不能阻止錯誤思想或邪惡觀念的產生,但壓抑思想市場只會招致更壞的結果。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能夠培育寬容,這正是有效的對偏見和自負的解毒劑。」
對中國的期待
1988年,科斯曾給盛洪教授寫過一封信,在信中他說,「我堅信,對中國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將會極大地幫助我們改進和豐富我們關於制度結構對經濟體系運轉的影響的分析。」
這是他一直堅信的信念。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為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端正態度,那麼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這也正是他們所應該做的。這也是他不喜歡「科斯經濟學」這個詞的一個原因。
科斯認為,在中國,新的「好經濟學」和新的「壞經濟學」都有很大的機會。我們想要看到「好經濟學」流行起來取得成功。這裡,「好經濟學」就是科斯所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或「正確的經濟學」。
科斯之所以堅持這一點,是因為他認為這跟中國現在對新的思想接受度很高的事實有關。舊的思維方式已被拋棄,但新的方式還沒發展起來。他指出,如果「正確的經濟學」首先在中國發展起來,那麼就應該被未來的歷史學家叫做「中國經濟學派」。科斯覺得,捍衛權威是中國人的一個不好的特點,他認為,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做的,是在對中國市場經濟運行進行認真系統的調查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觀點。
2010年12月29日,科斯教授迎來100歲生日。天則經濟研究所等國內十餘家學術機構召開「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為其祝壽。在會議上,科斯發表了現場電視講話。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可以在這方面做出很大的貢獻,有很好的便利條件。他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家將會研究整個系統,在一個不斷變化的體系中,研究老的產品的生產體系和新的產品生產體系。
為此,「科斯中國學會」成立,科斯寄厚望於這一新建機構。他希望,新成立的這個機構能由學者組成,他們不是僅用一種方法,而是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找到適合他們的學術路徑,帶來新的洞見和智慧。
在王寧的採訪記錄中,科斯認為,該學會的主要作用應該是促進中國經濟學家獨立思想的發展。學會不是要發展成一個大的組織,而是要成為一個由很多學者群組成的網絡。每個學者都應該竭盡全力對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每個學者群形成一個小團體,就中國經濟的某個方面或某個地區進行研究。要鼓勵各種類型的研究,包括歷史的、統計的或者分析性的研究,只要這些研究對中國經濟的運行或變革提供了新的認識。這是得到全面的觀點的唯一路徑。
科斯教授曾對王寧說過,自己有生之年沒有到過中國,看來再也沒有可能去中國了,是終生莫大遺憾。最近一段時間,科斯教授在籌備2013年10月份訪問上海的旅程,但是他的仙逝最終中斷了他訪問中國大地的「中國夢」。
好在,越來越多的學者在中國進行真實問題的經濟學研究。相信終有一天,中國的學者能夠擁抱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成就「中國經濟學派」,實現科斯的「中國夢」!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