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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龔如心故事


這個題目其實在小弟心中已有一年,不過還沒有時間談談。近來,看了一本明報出版關 於龔如心的書,其中兩點我認為可以補充一些。


(1)


當年,龔如心控制的華懋曾欲以1.98元,收購公司醫生韋理曾經控制的亞洲證券(271,前伊人置業), 但其後因長江實業(1)、一位美藉商人及王肇材等人以較低價1.91元接受華地(156,後易名力寶華潤)的收購,結果華地取得公司控制權。香港政府曾經 調查該次股份轉讓事件,但其後調查報告出版,此事又不了了之,最後華懋亦放棄收購,但仍保持該公司的股權。


但明報並沒談及這家公司的名稱,我簡略的再引述馮邦彥先生的研究來談談這隻股的發展。


因華懋持股達25.27%,華地亦持有50.96%,導致公眾持股不足25%,公司被停牌。其後華 地在聯交所壓力下出售少量股權予獨立第三者,使公眾持股量回復至25%,並恢復交易。


當年Juno 父親、中建電訊主席麥紹棠先生私人公司BAL,以1,100萬向華地購入一項認購權,可以每股3.4元購入華地所持的亞洲證券股權,但其後因為未能得到華 懋的合作,在出售物業套現可能有困難,加上要於收購後兩星期減持至25%,他認為時間緊迫,故放棄該項購股權。


又有傳聞顯示,力寶(226)只是試探華懋會否出售股權,從而結束該局面,故此其出價高於資產值, 但華懋無意出售,故試探失敗,故麥紹棠先生棄權告終。

不過 不足一個月間,華地以每股2.9元出售亞洲證券股權予中資背景的丹楓國際,公司亦易名為丹楓控股(271)。


(2)


關於華懋早期的證券投資,該書只有少量著墨,在1987年稱被一家美國的證券公司追討款項,後來和解,但其實這家不幸的證券公司就是嘉信理 財(Charles Schwab)。但根據一本關於嘉信理財的創辦史,他們談了很多這件事的內情。


在1981年,嘉信理財香港分公司成立,華懋約在1984年該處開設戶口。在當時,華懋主要在此從事 期權買賣,在股災前數月,華懋將他們的買賣轉至嘉信理財,主要是賣出看空期權(Sell Short),因此在股災他們損失慘重,故無力賠償,嘉信理財損失慘重。

據書中稱,他們共進行42,000份期權合同買賣,虧損資金以1億美元以上,王德 輝在投入約4,000萬美元保證金後,突然失蹤,掉下約8,400萬美元未還給嘉信理財,為嘉信理財當年一年的盈利。

其後因一位嘉信員工的耐心之下,找到王德輝之餘,並使出各種途徑使王德輝找得他存錢的戶口,並入稟 法庭追債,扣押王德輝的資產。

最後他們和解,嘉信理財取回 80%的款項,即6,700萬美元,但公司仍損失1,700萬美元,但已經較之前的損失減少。


由此可以看到,華懋當年財力已經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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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2008年教训--塞思•卡拉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077750100hcs5.html

塞思•卡拉曼 (Seth Klarman),Baupost基金公司总裁。Baupost集团成立于1983年,该基金从建立到2008年12月31日的26年来的年均收益率为 16.5%,考虑到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指数回落,这个成绩是极为杰出的,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0.1%。在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 1998年到2008年,Baupost基金的收益率为15.9%,而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益率为1.4%。

 

  投资理念和风格

  卡拉曼投资于广泛的领域,从传统的价值型股票到很深奥难懂的投资,比如不良债务、公司破产清算资产、外国股票或债券等。有时,卡拉曼不介意“什么也不 做”。当投资机会缺乏的时候,他可以完全泰然自若地持有现金观望。他经常说,投资不仅仅是追求绝对回报,投资者往往太侧重于回报的数字,而漠视了产生这个 数字所招致的风险。

  卡拉曼的投资风格有时被认为像年轻时的巴菲特,他的投资思路有三大支柱:

  1.追求绝对收益,不去理会相对表现,找到自己的优势,将其最大程度的发挥。现在基金界的“悲哀”是过于关注相对表现,大家只盯着指数,盯着同行,只 要损失比其他人小就算是成功。对相对表现的过度关注,使得机构既不希望太落后,也不希望过于“冒尖”,于是中庸成为最佳策略。但富豪阶层的客户,关注的应 该是绝对收益。

  2.推崇自下而上选股。因为自上而下的难度太大,虽然他不能忽视宏观经济趋势,但任何人不可能每次都踏准宏观经济的节奏。他说:“我不知道有谁能非常 好的长期创纪录地成功预测宏观形势。”而且即便宏观经济预测准确,落实到行业和公司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他们一直采取的就是自下而上的方法,侧重于每家 公司的业务基本面,对每一家公司做各种情况下的敏感性分析,或者“压力测试”。

  3.首先关注风险,然后才是回报。对公司进行测试带来的不同结果,使得他所认为的风险不等同于BETA,BETA值是学术问题,对投资没有意义,市场 波动也不意味着其他,有时反而意味着投资机会。他们与华尔街投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风险的关注使价值投资方法考虑在不同情景下的损失,这样得到的是一个股 价区间,而华尔街的投资通过某种方法得到一个价位,很自然算出来的是回报。

  他说:“最后,没有什么比让投资者晚上安然入睡更重要的事了。”

 

  他的风险厌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尽管Baupost是一个对冲基金,他可以被允许做任何他想做的投资,但Baupost几乎总是保持大量的现金持 有量,而且没有运用借贷杠杆。在这次危机到来时,该基金近一半资产是现金,甚至在市场的底部时仍有约20%现金可以继续投资。他持有的空头头寸从来没有超 过资产的1%,部分原因是放空需要了解投资者短期的心理,这与他所坚持的长期投资的风格冲突。他认为长期投资的风格也正是Baupost的一个优势所在。

  价值投资显然是他的投资方法的核心,但他不太赞同价值妄求者逢低便买的做法。“我们寻求令人震惊的价格错位,这一般是由紧急事件、人们惊慌失措、或盲 目的抛售引起的。” 不良债务领域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破产威胁,许多债券基金被迫集体立即抛售其持有的不良债务。在这种情况下,破产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释放价值 的催化剂。卡拉曼善于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投资。

  尽管资产价格总是有可能出现上涨过度,相对于趋势投资者,他卖出时的策略是在资产达到其公允价值前就将其出售。“不要依赖、迷恋上公司或其管理层。”

 

 

  2008年的经验教训

  作为经典教材《安全边际》的作者,卡拉曼不仅长期投资业绩遥遥领先对手,而且总是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提出充满智慧的评论帮助投资者提高投资技能。在价 值投资派别中,除了巴菲特及其致股东信,目前市场上最受投资人尊敬的人物以及最受关注的市场观点,卡拉曼一定位列其中。

  我们从他最近致投资者的信中摘录了他总结的关于金融危机的20个 教训,他认为这些经验教训“要么人们好像从来没有学过,要么是被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很快忘记了。” 所以有必要再次强调,并提醒投资者。这些经验教训中有些是2008年市场崩盘时新产生的,有些是过去几十年我们本来可以认识到的。

  1.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一定会伴随着一些规律而发生。你必须时刻准备市场中意外的发生,包括股票市场和经济体突 然的急剧下降波动。无论你预期情况如何不利,现实可能只会更糟。

  2.当过度宽松的信贷环境普及和持续一段时间后,人们会被带入虚假的安全感中,这会 造成一个更加危险的局面。这些过度投机将最终结束,引发至少和其成比例的危机。当杠杆迅速降下来时,资产类别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高得惊人。

  3.投资者并不是应该努力使每一个美元取得潜在利润,对风险的考虑永远应在收益的前面。保持保守的仓位在遇到危机时是至关重要的:它 使人们能够保持以长期为导向,思路清晰,集中发现新的投资机会,而 其他人可能甚至被迫出售自身资产。投资组合风险对冲必须建立在危机发生前。人们不能在危机期间有把握地增加或者替换对冲资产。

  4.风险并不是投资与生俱来的特征,它总是相对于投入支出的价格来讲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相同。例如在 2008年秋季,当巨大的不确定性驱动证券跌到很低的价格时,它们常常成为风险较小的投资。

  5.不要相信金融市场风险模型。现实总是太复杂而无法准确建模。对风险的关注必须是全天候的,与人而不是电脑一起评估或重新评估实时的风险环境。尽管 一些分析人士偏爱复杂的数学模式,但市场是门行为科学,而不是物理科学

  6.将短期资金投资时,不要接触到过大的风险:贪婪地去努力赢得一些额外的收益率基点,必然导致面临更大的风险,这会增加损失的可能,导致当要支付费 用、兑现承诺或者作出杰出的长期投资时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困境。

  7.证券的最新交易价格制造了一个危险的假象,就是人们会认为它的市场价格接近于其真正价值。这在市场繁荣时期尤其的危险。市场价值的观念作为公司业 务的正常价值锚,可能在沸腾的年代被极大地扭曲了,我们应该总是对其持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8.广泛而灵活的投资方式在危机期间是必不可少的。机会是广泛又短暂地分散存在于各行业和市场中。投资范围刚性在这种时候会是巨大的劣势。

  9.你必须在市场下跌过程中购买。在下跌过程中比在回升上涨过程有更多的容量,而且有更少的购买者相竞争。早点总 比晚些好,但是你必须对价格的继续下降做好准备。

  10.金融创新可以变得十分危险,但几乎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一点。新的金融产品通常是为阳光明媚的天气准备的,几乎从来没有接受过暴风雨的压力考验。资 产证券化市场几乎完全符合此描述的一个领域,如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在2008年彻底崩溃,直到现在它也没有完全康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现在迫切希望证 券化市场恢复到其崩溃前的地位。

  11.评级机构是有着自身冲突的,无趣且容易被愚弄的。他们只是傻乐着,不去注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投资者不应该信任他们。

  12.要确保你能弥补流动资金不足,特别是不被控制的流动性不足,因为它会带来很高的机会成本。

  13.在相等的回报下,公共投资一般优于私人投资,这不仅因为他们有更强的流动性,而且因为在处于困境中时,公共市场比私人市场更有可能提供以低于平 均价格买进的有吸引力的机会。

  14.提防各种形式的杠杆。借款人不管是个人、公司或政府,必须要将他们的债务和自身的资产相匹配。借款人必须永远记住,资本市场是变化无常的,而且 借助贷款到期可以结转的假设,是永远不会安全的。即使你不用杠杆,别人用的杠杆也可以驱动戏剧性的价格和价值波动,对经济体来说,杠杆的突然不可用可能会 引发经济衰退。

  15.许多杠杆收购是人为的灾害。当付出的代价过大时,一个杠杆收购的股权比例实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蚀价看涨期权。

  16.金融类股有独特的风险。尤其是银行业,这是一个极具竞争性和挑战性的业务领域。欧洲的一家大型银行最近公布其在几年内实现20%的股本回报率 (ROE)的目标。不幸的是,净资产收益率高度依赖于银行的绝对收益率,利息差,保持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以及杠杆使用量。如果不能轻易达到20%的收 益,银行要怎样做呢?增加杠杆吗?持有风险较高的资产?忽略损失的风险?在某些方面来看,一个主要的金融机构有净资产收益率目标是要惹祸的。

  17.拥有有着长期定位的客户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个投资公司的成功,没有比保持投资的稳定更重要的了。

  18.当一个政府官员说,问题已被控制,不 要听信。

  19.政府作为最终短期导向的角色,不会忍受经济或金融市场上的痛苦。救助和救援都可能发生,虽然对此投 资者没有足够的预测性,不能舒服地有机可乘。政府将采取的这种干预具有巨大的风险,特别是当开支可以很方便地推迟到未来时。有些价格标签是以承诺保障的, 其费用几乎是无法确定的。

  20.几乎没有人会愿意承担他或她在一场危机中的责任:不是杠杆投机者,不是金融机构的视而不见领导层,当然也不是监管机构、政府官员、评级机构或政 客。

 

  总之,了解而且有效地践行从投资中得来的经验教训,需要一个有纪律、常常反省、以长期为导向的投资方法。它需要坚 决以规避风险为重点,而不是寻求暂时回报的最大化,对金融市场周期性的认识,以 及有时要非凡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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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柯达:破不破产,有什么关系?

http://www.infzm.com/content/63884

在传出破产消息之前,柯达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十年之久。这个曾经的黄色巨人,因无法适应技术变革而被新对手们远远甩在身后,一直挣扎求生。也许,未来柯达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将是在商学院的失败案例中。

2011年9月30日早晨,罗平一如往常地来到位于乐成中心的柯达中国北京公司。

这一天,他所供职的这家131年历史的著名影像产品巨头,传出正考虑申请破产保护的消息——柯达已聘请了以处理破产案闻名的律师事务所琼斯德易。柯达股价随即狂跌54%,至每股78美分,处于38年来最低点;随后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也将柯达债务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

罗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微博上看到这一消息后,他意识到10年来一直踉跄跌落的东家似乎“燃烧殆尽”了。

对很多人来说,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 Company)能够生存如此长时间已经是一个奇迹。近年来,柯达并未失去卓越的声誉,只是被遗忘了,丧失了任何被讨论的价值——生死问题是个例外,柯达陷入一种更可怕的命运。

12个小时后,柯达发表声明称,聘请琼斯德易律师事务所“只是为了满足公司所需要完成的各项义务,公司本身没有提交破产保护申请的意图”。柯达同时声称,仍在寻求变现专利以维持现金流。

无论如何,那个属于传统胶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在数码相机尚未普及的20世纪,柯达是全球家喻户晓的黄色巨人,一度占据了全球市场的2/3份额。但现在,没人要用胶卷了,谁还需要柯达呢?

被数码浪潮甩在身后的柯达已回天乏术。 (东方IC/图)

卖专利求生

在进行重组以及试图构建新业务的过程中,2005年,柯达斩获美国数码相机市场销量第一——不过对于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柯达公司而言,这份快乐短暂得犹如幻觉。

1975年,斯蒂文·赛尚在美国柯达实验室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它不需要胶卷,通过电子方式拍摄黑白静像,并将它们记录到音频级盒式磁带机上——那时没有人会想到,第一台数码相机的研发成功,没有给柯达带来方向性的指引,反而成了其百年基业的葬送者。

1998年,这家当时全球最大影像产品供应商也深感传统胶卷业务萎缩之痛,但传统胶片业务的巨大成功,让它无法迅速适应市场需求和行业变迁——由于担心胶卷销量受到影响,柯达一直未敢大力发展数字业务。

通向数码世界的转型之路迟滞5年后方才开始——对技术革命反应迟钝招致了灾难性后果。在更换了4位CEO后,曾经在惠普任职25年的彭安东于2003年加盟柯达,并于2005年成为公司CEO。当时人们期待这位前惠普高管能帮助这家胶卷巨头向专注于数码技术的公司转型。

在进行重组以及试图构建新业务的过程中,2005年,柯达斩获美国数码相机市场销量第一——不过对于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柯达公司而言,这份快乐短暂得 犹如幻觉。2004年以后柯达只有一年实现了全年赢利,那就是2007年。而柯达公司的市值从1997年2月最高的310亿美元,降至21亿美元(按9月 30日收盘价计算)。十余年间,市值蒸发了99%。而柯达的负债已经超出资产14亿美元。

为节约经营成本,柯达自2004年以来不断裁员。2010年,该公司罗彻斯特总部员工人数从1.63万锐减至7100人,其全球员工总数则从5.48万减少至1.88万。

这艘缓慢下沉的巨轮仍不放弃生还的希望。2011年被彭安东视为柯达转型路上的里程碑之年。家用喷墨打印机业务预计将在2011年实现收支平衡,彭 安东认为这项业务是柯达未来的基石之一。与此同时,他极力推动公司向数码业务转型,但却面临着内部缺乏核心技术、外部激烈竞争的致命威胁。

彭安东同时筹划出售专利求得生存。在2011年7月中旬召开的一次董事会上,柯达批准了出售专利的计划,希望通过出售专利获得现金,来缓解投资者对该公司业绩长期亏损及股价下跌的担忧情绪。

没落的柯达并非毫无价值。它拥有的巨大专利库引来了IT巨头的觊觎,苹果、谷歌、微软等大公司纷纷表示出了对于柯达专利的兴趣。彭安东称柯达聘请的顾问公司Lazard LLC已经“与许多人进行接触,很多人已经签署保密协议”。

链接:柯达的同路人

乐凯

1998年,中国政府为乐凯注入8亿元,以支持其与美国柯达和日本富士胶卷在中国竞争。这使乐凯的业绩在2000年达到鼎盛,其净利润为2.15亿元。但 一年后,胶卷巨头们迎来了共同的敌人——数码相机。为拯救利润,乐凯选择了做光学薄膜。2005年10月,乐凯第一条光学薄膜生产线在保定开工建设。

光学薄膜业务看上去要比胶卷争气许多。其2010年以平板显示用光学薄膜为主的膜材料的收入同比增长80.5%,占集团总营业收入的19%,利润总额同比 增加9800万元,占同期集团利润总额的42%。2011年9月13日,乐凯集团宣布并入中国航天科技成为其全资子公司。现在,胶卷收入仅占公司营业额的 1%至2%。

富士

富士胶片最早的转型始于2000年。目前,富士已经确立将医疗生命科学、高性能材料、光学元器件、电子影像、文件处理和印刷等,一并列为富士集团今后的六大重点发展事业。

其中,医疗健康事业是富士公司新业务板块的重点。富士甚至在利用胶片渗透技术改行做化妆品。年初,富士胶片株式会社在上海高调宣布,其高端护肤品系列艾诗缇正式进军中国市场。传统胶片业务仅占其收入的1%。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小众公司

“破产是可以避免的,这家公司会越来越小,在很专业的市场领域,成为摄影发烧友们喜爱的小众公司。”

中国市场一直被视为可帮助柯达完成艰难蜕变和自我拯救的另外一块大陆——它一直希望中国对胶卷的持续需求,有助于减轻它在其它市场向数码技术转变的压力。

为此,1990年代末,柯达斥资逾10亿美元收购了中国本土胶卷和相纸企业,并与中国本土领军企业乐凯结成了联盟,出其不意地领先于日本富士等对 手。当时的柯达首席执行官裴学德于1998年表示,挺进中国很可能成为“柯达所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而大举投资为公司带来的市场份额,曾被一些官员斥为 破坏性垄断。

这其中,柯达全球副总裁叶莺功不可没。这位前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长袖善舞,拿下了中国所有感光胶片公司,并把中国市场变成了柯达的全球第二大市场——在她到来之前,中国是柯达的第17大市场。

裴学德和叶莺的所有努力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传统的胶卷业务在中国市场上的尾宴还未结束,数码影像时代还远着呢——现在,所有人都把这当成一个愚蠢的笑话了。

前柯达公关人士、捷信顾问执行董事李意欣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正是十年前投入巨资收购中国的胶卷企业,并对此寄予了过大的期望,部分影响了柯达全球业务的转型。

在举足轻重的中国市场,柯达忽然发现自身已远离主流市场。2005年后,柯达在中国市场投放了大量数码产品,如数码相机、大型数码喷墨打印机等,但 由于柯达在数码领域的品牌效应较弱,这些产品在市场上的能见度很低。这一尴尬也导致2009年以来大中华区高管连续更换:叶莺辞职后,已接连有陈志轩、傅 志君、李强担任柯达大中华区总裁职务,但业务至今也未见生机。一位前柯达员工评价说,柯达大中华区高层的更迭太快,导致转型方向无法延续。

彭安东说,柯达将变为一家依赖于单一盈利业务模式的“小”公司,专注于消费数码影像和商业图文影像两个领域。这一观点正被行业不少人认同。“破产是 可以避免的,这家公司会越来越小,在很专业的市场领域,成为摄影发烧友们喜爱的小众公司。”李意欣说,柯达的衰落没法去责备谁,迄今没有谁能睿智到看清楚 未来几年的道路。

只不过无论是柯达还是彭安东本人,对抗被遗忘宿命的斗争仍将继续。而随着19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步入消费市场,彭安东们若仍旧扮演数码消费时代“附庸者”角色,或许很快以后没什么人知道谁是柯达了。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罗平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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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恆指創製人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0/100350435.html

 無論有無炒股,香港人都知道「恆生指數」這個名詞。要瞭解當日香港股市行情,港人都會打開電視財經台或報紙財經版,先看恆指多少點。但對於它的創造者關士光,很多人並不瞭解。

  關士光1925年1月出生在香港一個傳統華人金融世家,父輩都是傳統儒商。他就讀於名校皇仁書院,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關士光成為防空救護員。 至1941年香港淪陷,他也被迫輟學,到柳州投靠親人。滇緬戰爭期間,在國民政府的號召下,他入伍為美軍當翻譯官。抗戰勝利,20歲的關士光曾想入讀專為 培訓革命幹部的廣州南方大學,但很快對國共內戰感到厭倦。有朋友勸他,既然英文好,不如先回香港,在瞭解國際經濟及社會中增加積累,重回祖國服務。這樣一 句建議,改變了他的一生。

  關士光返港後,於1962年加入華資恆生銀行工作,擔任資料研究室主管。正是在這期間,關士光目睹了1965年恆生大擠提的最緊張時刻。那一年 恆生面臨倒閉大危機,提款者的長龍從中環恆生總行排隊到天星碼頭,關士光也要到銀行大堂協助維持秩序。直至4月12日,恆生與英資銀行匯豐談判,結果由匯 豐入股51%,恆生變成匯豐屬下銀行,始告解除危機。

  1968年香港經濟開始復甦,股票市場興旺,時任恆生主席,即該行創辦人之一何善衡決定,推出「恆生指數」,以創立「屬於香港的道瓊斯指數」。 很多人認為,這樣的事情應該由洋人銀行去做,但何善衡力排眾議,認為恆生指數一旦推出,報刊、電台及電視就會不斷提及恆生兩個字,等於幫恆生免費做廣告。

  關士光於是受命籌備。他花了差不多一年時間,向大學統計系教授求教,又向其他銀行及香港統計署求助,最後根據33只成分股(即藍籌股)市值計算 出來。此等成分股涵蓋了港股市值七成以上,也因此,其升跌對其餘股票走勢也有極大影響。最後恆生銀行決定,以1964年7月3日為恆指基數(即100 點)。當恆指在1969年11月24日正式推出時,恆指是158點。由於恆指的成功,港府後來聘請關士光與統計署合作,在1974年推出了「恆生物價指 數」。

  不過,恆指的誕生也給關士光帶來不少壓力。他曾透露,當時有傳媒戲稱恆指為「老友記指數」,暗示恆生與某些成分股公司關係密切。不少上市公司也 都試圖說服恆生,以其股票作為成分股。關士光為保持恆指的客觀中立,為此得罪了不少人,幸好何善衡對他的工作極力支持,一一婉拒外界的不合理要求。

  1978年關士光升任為高級經理。1984年,59歲的他退休,與妻女移民加拿大。移民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認為香港回歸已成定局,自己做出抉擇 正是時候。不過後來香港經濟起飛,證明關士光對形勢判斷有誤。關士光另一處眼光失準,或許是看錯內地經濟的發展機遇。隨著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和解、尼克 松總統首次訪華,中國對外開放有所鬆動。1972年他受邀參觀北京,曾率直地對接待他的官員稱,中國人民的生活很窮,很多地方落後。當時官員告訴他中國已 經制定了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但他認為這不過是另一個空口號,不以為意。如果關士光和恆生管理層當年能把握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相信恆生銀行會較另一間華資 香港銀行東亞銀行更早地打入內地市場。

  關士光退休時,香港股市上市公司已增至250家。他所創設的恆生指數包含了整體大市市值的75%,或整體成交額的70%,吳士光頗有理由躊躇滿 志。恆生指數確已成為香港股市甚至經濟冷暖最具權威性的指標。不過,自2006年9月11日恆指第一次加入H股作為指數成分股開始,香港本地企業在指數中 的地位已開始沒落。至今港股近半指數權重股來自中資股,餘下一半成分股如匯控、和黃、利豐等,接近一半業務來自世界各地,反映香港經濟的傳統藍籌股只佔成 份股略高於兩成半。有香港評論慨嘆:自香港回歸以來,港股的內地色彩與日俱增。

  2011年的最後一天,關士光在加拿大悄然離世,終年86歲。這樣的日子,似乎標誌著恆生指數作為反映本地經濟指標的一個時代也告終結。

  作者為香港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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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糾結60年 被遺忘的北大荒

http://www.infzm.com/content/94929

在中國東北角那片似乎被遺忘的黑土地上,114個國有農場頑強地以計劃經濟方式運行至今。農場與農工之間,土地權屬糾紛、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越積越多,卻囿於體制與財力之限而無力解決。三十多年來,黑龍江農墾始終在苦苦尋找著改變之道。

在中國東北角那片似乎被遺忘的黑土地上,114個國有農場頑強地以計劃經濟方式運行至今。

2013年7月,大興農場農工楊志國等來自6個農場的一百多位農工,就黑龍江農墾中的土地等問題向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綜改辦)申請行政復議。因為此前一年,綜改辦曾下發《關於開展國有農場稅費改革專項檢查的通知》。

當月,二十多位農工還在北京辦了一場黑龍江農墾民生與法律問題研討會。

這群農場農工來自北大荒,曾經的流放之地。他們的身份頗為詭異,既是農場職工,又是土地承包者。除了上交土地承包費之外,還得接受農場的各種計劃方式的指令。而農場既承擔著非生產人員的工資、農場職工的社會保障費用,又需要為部分政府職能出錢,總是收不抵支,而將許多負擔事實上壓在土地承包者也就是農工的肩上。

在北大荒,167萬人都靠著這塊黑土地吃飯。這裡每年產出的糧食佔全國的1/30,從這裡運出去的糧食佔全國各省糧食調出總量的1/4。但這裡的114個國有農場與農工的矛盾衝突,近年來卻有增無減。

從大鍋飯到承包制

到了1983年,北大荒墾區農場開始小範圍嘗試家庭聯產承包制。等到1984年結算的時候,王木存的承包小組賺了兩萬多元,這對於之前每月只有40元工資的王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北大荒第一批國營農場出現於1947年,在其早期建設者中,有王震率領的8.15萬從朝鮮戰場復原的轉業官兵、被下放的「右派」,還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54萬知識青年。

1983年之前,各個農場完全遵循著國有企業的運行模式,有盈利上交國家,虧損由國家補貼。生產隊是農場最小的生產單位,農場職工被分配在各個生產隊裡,由農場統一發工資。74歲的858農場職工王木存回憶說:「每天的工作由生產隊隊長統一安排,到了田間,發現活幹不了,也不能回來。」

到了1983年,時代變了,安徽小崗村率先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在全國鋪開,北大荒墾區農場也開始小範圍嘗試家庭聯產承包制。

王木存向生產隊借了一台拖拉機、一台小型車,承包了2200畝地,帶著全家5口人,組成一個承包小組。農場不給承包小組發工資,到秋收的時候,除了交「公糧」(即農業稅)之外,每畝地交給農場17元租金。

等到1984年結算的時候,承包小組賺了兩萬多元,這對於之前每月只有40元工資的王木存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但經營不善的承包小組也比比皆是,於是出現了掛賬現象。黑龍江農墾總局副巡視員劉錫榮曾在《關於黑龍江墾區家庭農場欠款掛賬問題的探討》一文中指出,墾區家庭欠款掛賬由1984年的0.45億元,上升為1988年的9.35億元。859農場的農工於文珍透露,她名下掛了近30萬元的欠賬,退休後,從養老金中逐月扣除。

不得已,兩年後開始,大批家庭農場重新回歸了生產隊。

當時,由於糧食價格不高,種地總是賠錢,職工的積極性不高,大片的土地荒著沒人種。農場就到周邊的農村招一些農戶到北大荒種地,還能解決戶口。52歲的張桂榮,就是在1989年從內蒙古敖漢旗來到北大荒的青龍山農場,承包了300畝地。

一直到了2002年,土地承包制才在黑龍江墾區農場全部落實到戶。墾區實行「四到戶,兩自理」,即通過承包租賃的方式把土地使用權明確到戶;農機到戶;核算到戶;盈虧風險責任到戶。家庭農場生產費和生活費全部自理。

據張桂榮回憶,2006年前,農業稅20元/畝,土地承包費90元/畝,每畝地總共要給農場交110元。扣除稅費,每畝地能賺上500元。

農業稅沒了,負擔卻更重了

現在承包土地的人也就事實上承擔了農場部分非生產人員的社會保障費用。

2005年12月29日,延續了2600年的農業稅退出歷史的舞台。但出人意料的是,農工的負擔反而從此變得更重了。

這一年,黑龍江農墾總局——也就是這些耕地的最高管理者——曾出台18號文件,規定規模田承包費每三年可在10%的幅度內上下調整。

兩年後,該局又出台了《關於推進黑龍江墾區國有農場稅費改革操作方案》,規定國有農場通過降低土地承包費的方式,落實免除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政策,降低農工社會負擔。農工承擔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也給予全部免除。

但這一方案也為農場公共事業經費留了口子——農場、管理區和居民點內公益事業建設投入,可以參照農村「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有關規定執行。最高限額,要根據農工收入水平和負擔能力合理確定。

這項改革後,農工要承擔多少「一事一議」的費用呢?以青龍山農場為例,土地承包合同上就列有水利建設費、水田基礎建設費、道路建設費、社會事業建設費等項目,其中道路建設費平均每畝達到90元。

而規模田承包費也沒有真正按照每三年在10%的幅度調整。以大興農場為例,一類地水田承包費由2009年的220元/畝,上漲到2013年的430元/畝,一類地旱田由200元/畝,漲到420元/畝,足足翻了一番。

儘管可以享受國家補貼(包括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以牡丹江管理局為例,每畝共有補貼70元),但農工們仍覺得承包費太高。

其實,在農場的國有體制下,要制定出承包費,需要走一套繁瑣的程序。

調整收費標準和增加收費項目,必須經農場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報總局審批,並報農業部農墾局和財政部農業司備案。每年年初,農場會召開職工代表大會確定租金,並以文件形式下發,這也被農工們稱為一號文。

但農場農工們並不認同職工代表大會的公正性。大興農場的姜寶貴就發誓,這輩子再也不當職工代表了。「2008年以前,大興農場每年職工代表大會召開前,各個生產隊隊長書記,指派連隊的幹部參加,還叮囑不要亂說話,叫舉手就舉手。」

後來,職工反對聲太大,農場就讓反對者進行民主選舉。姜寶貴就是這麼被選上去的,2008年到2010年,連續當了三屆農場職工代表。

姜寶貴發現,承包的地價農場已經事先定好,在職工代表大會召開前,故意每畝多報20元。開會的時候,職工代表反映地價太高,農場就減掉20元。即使投了反對票也絲毫不會改變結果,因為職工代表中,農場各機關及基層單位領導的人數要遠超過一線職工代表人數。以大興農場第二管理區為例,2010年共有17名職工代表,其中13名為農場幹部或幹部家屬。

但說起來,農場方面也有一肚子苦水。「墾區各農場屬農業企業,其主要收入來源,甚至是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土地承包費。」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國家核定墾區的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資金明顯不足,需要農場補貼;國家同村、同鄉公路建設、危舊房改造中,農場還要予以一定的配套資金。

國有農場的支出也逐年增加。不僅包括全省社平工資的增長、農業職工五項社會保險繳費逐年增加,從2009年起,黑龍江省還將原來沒有養老保險的「五七工」、「家屬工」也納入養老保險統籌,並要求企業補貼20%的參保繳費。

結果,現在承包土地的人也就事實上承擔了農場部分非生產人員的社會保障費用。

「買了轎車去種地」

城鎮化建設中,原本住在田間地頭的職工,都被要求搬到農場總部附近的小區。耕種區離農場總部近則10公里,遠則50公里。黑龍江冬天,氣溫零下二十多攝氏度,騎摩托車不行,職工們只得買了轎車去種地。

不僅是土地承包費逐年上漲,農場方面在各個環節的控制也很嚴密。

一位黑龍江農墾系統的老領導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農場要效益,也要增長,由於受以往計劃經濟體制慣性的影響,喜歡對土地生產經營活動發號施令。

2006年前後,農場開始統一供應種子和化肥。簽訂承包合同上寫著,每畝要交納種子統供保證金10元/畝,自留和另行購買種子的,不享受良種補貼,保證金不予退還。

2010年年初,張桂榮到農場問種子、化肥的價格,會計表示要等到第二年結算的時候才知道。後來張發現,農場供應的種子和化肥的品種在市面上都能買到,但價格卻更高,一噸化肥要貴200元;種四百多畝地,如果自行購買種子和化肥,要少花15000元。

到了2013年,農場供應的肥料統一換上了北大荒專供的包裝,農工們無法跟市場比價。

在858農場,農場要求耕種面積超過400畝的農工一律配備大型收割機。這樣的收割機一天能收割近150畝水稻,對於一個種植400畝的農工來說,利用率是每年三天。大型收割機的價格20萬,由農工個人自行承擔。

該農場的一名職工說,其實現在每家每戶都配有小型收割機,一天收40畝地,400畝地10天也就收完了。

每個連隊會建一個露天農機停放點,即便張桂榮把收割機停在自家車庫,也要每年交給農場800元。

在收糧環節,《黑龍江省大興農場2011年深化改革實施方案》(農場1號文)規定,水田承包戶必須在2011年12月20日前向農場上繳200公斤/畝,按當時水稻市場價格折算後用於預交下一年土地承包費、種子統供保證金、合同定金等款項。

農場收糧,要扣掉5%的雜質和水分,算下來,每斤要比市場價低1毛錢。交夠了糧食,剩下的才能賣給米廠或糧販子。要是不願把糧食賣給農場,就要補給農場每斤1毛錢的差價。絕大多數農工,還是選擇把糧食賣給農場。

交地租的時候,每畝地還要交20元的保證金,轉年結算,這筆錢幾乎被扣光了。比如說,大棚內標識牌、溫度計擺放不到位,不予返還5元保證金。水稻池要做到四周整齊劃一、棱角分明,切面平整,不然也要扣保證金。在張桂榮與農場簽的承包合同上,扣保證金的項目超過20項。

2006年以後,黑龍江墾區開始推行城鎮化建設。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課題組的報告顯示,2008年到2011年,墾區每年新建改造住宅面積一千多萬平方米,相當於以往每年10倍的規模,每年建設規模比歐洲一個國家還大,城鎮化率由57%提高到80%。

原本住在田間地頭的職工,都被要求搬到農場總部附近的小區。這樣一來,許多農工不得不在新樓附近的綠化帶種上大蔥、白菜。

下田幹活也成了問題。耕種區離農場總部近則10公里,遠則50公里。張桂榮本想省點錢,騎輛摩托車。但在黑龍江的冬天,氣溫下降到零下二十多攝氏度,摩托車根本發動不了。於是,職工們只得買了轎車去種地。

既然有如此多的限制條件,農工為何不能用腳投票、索性不承包土地呢?事實上,現在的土地承包制是當年家庭農場的延續,很多農工都在這片土地上耕作多年,如張桂榮一家十口人二十多年來都在此種地。雖然收入比以前少了,但至少可以維持生活。一旦離開,成本很高,去周邊農村很難獲得更高收入以及像農場這樣的社會保障。

糾結的荒地產權

農場開荒地的權屬問題,成為農工與農場矛盾的導火索。

各家農場曾經從1986年開始幾度出台政策鼓勵開荒。但這些荒地的權屬問題,卻成了農工頻繁打官司、上訪的導火索。

1995年,黑龍江農墾總局《黑龍江墾區五荒資源開發實施辦法》(五荒指的是荒山、荒灘、荒地等未開發土地資源),其中規定:農場職工群眾可購買、租賃、承包開發「五荒」,使用權歸開發者所有。五荒資源使用權年限,根據資源開發項目具體特點和使用者的要求,一般不少於20年,最長可至50年。

第二年,農場就以「舊證換新證」的名義收回了農場頒過的各種證。但新證至今也沒有發下來,大興農場農工楊志國多次到農場詢問此事,農場的答覆是,農場不再頒發土地證,只需每年簽承包合同即可。

事實上,1996年,黑龍江農墾總局曾發過一則通知,要求「所有開發性家庭農場在1996年6月底前必須到農場土地管理科辦理重新登記手續,登記時需要提供原有土地證等,按照國家規定上足應繳費用,發給國有土地使用證」。

但多個農場的數十位職工均表示,沒有聽說過上述通知。

楊志國查詢其所在的大興農場的土地證後發現,1994年,大興農場耕地面積36萬畝,到了2001年,換新的土地證,耕地面積變為了42萬畝。相差的6萬畝耕地,正是職工自行開墾的國家未利用土地,國土資源部門直接將這部分土地證頒給了農場。

此後,很多曾自費開荒的農工由於種種原因被農場收回土地,而成為上訪大軍中的一員。

七星農場的農工薄義就因為農場在2011年夏天強行收回了他的開荒地,到北京上訪。此後,被農場信訪幹部直接帶到松花江農場的一棟平房,這裡也被訪民稱作「信訪學校」。

2011年9月,經常在個人博客披露黑龍江農墾問題的作家蔣巍聽說這事,要來「解救」這些上訪戶。農場聽到消息,就把「信訪學校」的大鐵門敞開了,訪民們不走,農場抱走被縟,拆了床鋪。於是,薄義就這樣結束了48天的學習生活。

青龍山農場農工張桂榮也是上訪戶之一。2006年,青龍山農場鼓勵職工開墾自家耕地範圍內的泡子地、沼澤地,被改造的地塊五年不收費,這也俗稱「連片五荒」。一整年,農場的廣播台都在播放這則消息。於是,張桂榮整理出一百多畝地。

但張桂榮後來發現,自己開發的這些荒地也都被計算了承包費。對簿公堂的結果,是農場贏了官司。張桂榮上訴到農墾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無奈之下,張桂榮也踏上了漫漫上訪路。

2012年2月,因為農工上訪問題,國務院綜改辦下發《關於開展國有農場稅費改革專項檢查的通知》。

於是,大興農場農工楊志國等來自6個農場的一百多位農工,2013年7月將土地承包合同、收費憑證和各農場的收費文件交到了國務院,向國務院綜改辦申請行政復議。同時,他們在北京舉辦了一場研討會。

不過,研討會結束後的第十天,楊志國就被從北京帶回了黑龍江農場,並被要求撤銷復議申請。

在這期間,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給每個參會的專家都打了電話,還寫了份回應研討會問題的書面材料。

關於荒地產權問題,材料是這樣寫的:《黑龍江省拍賣「五荒」資源使用權的暫行規定》裡提到,「一般不少於30年,最長可至70年。」這裡使用的是「可」、「一般」等字眼,並非是「必須」或「應當」。該《暫行規定》也規定各農墾可依據此政策制定實施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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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中國金融沙皇 朱泙漫屠龍記

http://johnchrysostom.blogspot.hk/2014/04/blog-post_14.html
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不少人認為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功勞。但這一代的中國人,可能對另一個在1980年代中國政壇中跟老鄧地位同樣舉足興重的元老陳雲(不是近年在香港鼓吹什麼城邦論的那一位不學無述之流的學棍)感到陌生。作為由毛澤東時代的史太林經濟模式至鄧小平時代邁向資本主義經濟模式,陳雲均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筆者對這位中共經濟沙皇陳雲所知有限,但由有關其本人零碎的資料可見,陳雲這名沒有任何正規學歷的土包紅色經濟學家,其對經濟金融之了解比當今任何央行行長、象牙塔學究或投行中的金融老千還來得通透。
根據大紀元的『中國500噸黃金下落不明 隱藏信貸危機信號』報導,「…中國經濟進一步放緩,不斷刺激投資人士迫切囤積黃金避險。外媒報導稱,中國目前的信貸緊縮正在給世界黃金價格帶來不可預見的巨大影響…。」筆者委實不理解黃金價格和中國經濟和信貸危機有什麼關係,但反正近日西方傳媒又再炒作中國信貸風暴即將爆發。那今天筆者且由中國近年的進出口數據替這場危機把脈。不過,且讓筆者回顧一個當年陳雲做對了的經濟決定。 
話說在1978年許四人幫倒台之後不久,那時華國鋒恃毛澤東一句「你辦事,我放心」手執天下大統。這時碰巧鄧小平(當時還未正式坐正做揸Fit人)及其他高幹外訪後決定大量引入外國技術替中國推行四個現代化。那時華國鋒及後來地方逐步提升的鄧小平主張以急進的手段向外國(當年主要對象是日本)賒借各項工業設備和技術,可是在1979年底他倆的大躍進式的雄心卻被中共元老陳雲叫停。陳雲指出1979年估計的外匯流入只有美金40億元,卻簽訂了超過美金70億元進口合同,這可令中國陷入由出超衍生的外債所帶來的金融危機風險。後來已經技術上奪權成功的鄧小平決定支持陳雲的建議,立即大規模地替近多出來的美金30億元進口合同悔約。如果眾博友還記得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其主因便是東亞諸國因欠下過鉅的外債而招致近毀滅性的金融風暴打擊。
自Nixon Shock以還,全球實行以美元馬首事瞻的紙幣經濟,而這個世界只有購買力江河日下的美元才是真正全球硬貨幣。一個國家的欠債有兩種,其一是本國貨幣債,其二是以美元為首的外幣債。在銀行系統中的本國貨幣債,央行大不了用印銀紙、QE、或所謂資產管理公司之類的技倆透過貨幣化(Monetarization)解決(米帝便是用這個方法處理2007年的次按風暴)。但外幣債則必須用透過貿易進入本國的外幣頭寸找數。因此貿易順(逆)差便是量度經濟體承受金融和信貸風暴的重要指標。 
根據2003年至2013年中國進出口數據(假設其數字可信),出口總額由美金4,382.28億元上升至美金22,100.19億元,年複合增長17.56%。進口總額由美金4,127.60億元上升至美金19,502.89億元,年複合增長16.81%。貿易順差由美金254.68億元上升至美金2,597.53億元,年複合增長26.14%。
以世界工廠作為推動中國經濟引擎的重要性正逐步減少,但這可不代表中國面對金融、經濟和信貸風險上升,其中的關鍵便是進口貨物的成份是什麼。以2013年以依金額多少次序計,機電產品為43.07%、高新技術產品為28.62%、原油為11.26%、鐵礦砂及其精礦為5.42%。但值得留意是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是用作在中國加工後出口外國,因此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同樣排出口首位兼同時貢獻中國貿易順差,因此兩者進口數字多寡對外幣債的風險只有減輕而不會增加。但由於中國欠缺原油、鐵礦砂及其精礦,因此中國必須預留足夠外匯頭寸應付這兩筆外匯兌付。但進口鐵礦砂及其精礦其實主要用作生產出口鋼材和工業設備,因此原油進口才是中國面對外幣債風險的最大因素。
當年林則徐上疏道光禁煙斷言:「此禍不除,十年之後,不惟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用之兵!」鴉片戰爭對晚清最大的打撃便是當年的硬貨幣如白銀和黃金大量流出而引發之後晚清的經濟困境。所以原油為主的原材料在今天的角色猶如當年的鴉片和後來的洋軍火,是中國必須以美元這個當世硬貨幣作國際結算。不過由在2003年至2013年間,原油佔進口金額由4.97%上升至11.26%,鐵礦砂及其精礦佔進口金額由1.18%上升至5.42%,兩者佔進口金額由5.97%上升至11.68%。這個比率加上中國豐厚的外匯儲備,其外債風險甚低。至於本國貨幣債,中國尚有大把宏觀調控手段可以玩。要救那一家,要收拾那一個山頭,這實際上是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因素主宰大於所謂什麼金融經濟的考慮,這便是有中國特色的金融政策。

以進出口順逆差去分析中國潛在經濟危機有其限制。首先是進出口順逆差僅是其中項因素,其二是決定美元頭寸除了貿易外還有如FDI等國際結算途徑,其三是中國外貿數字究竟有多少水份筆者難以估計,最後是當中究竟有多少美元因為貪污和其他非正常途徑流出海外筆者亦無法估計。純粹以近年官方進出口順差金額計,其銀碼升幅大致和進口原油或其他原材料同步,相信中國未來爆發不可收拾的金融風暴風險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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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豐從下市到市值600億的改造之路 被市場遺忘的那七年 它做了一千次生產改進


2015-12-14  TCW

二○○八年被私募基金購併震撼下市後,沉寂了七年之久,台灣百葉門窗大廠億豐工業準備重新上市。這七年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能讓一家產品完全沒有變化的傳產企業,獲利大增近一倍、市值翻至三倍。

改造一家企業,讓它脫胎換骨,需要多久?一家台灣企業找出答案了:七年,相當於二五五五個日子!

這麼說好了,若一家企業的產品完全沒變,還是市場呈高度成熟化與飽和的產品,有沒有辦法在七年內,把毛利率從一三.七%提升至四四.五%,還把淨利翻了近一倍?

中台灣彰化縣發跡的億豐工業辦到了。七年前,億豐主要生產百葉窗、羅馬簾及木製百葉門、窗等所謂的「硬式窗簾」(相對於布製的軟式窗簾);七年後,它還是做這些產品,絲毫未偏離本業。

億豐一九九三年掛牌上市,這家掛在「其他」類股、股性冷門的公司,卻在二○○八年做了一件轟動全台股票市場的舉動:下市。由大股東聯合私募基金公司CVC,以每股四十一.二八元(當時股價三十幾元)公開收購所有股權,自台灣股市下台一鞠躬。

下市後七年,億豐今年一月先重返興櫃,十二月八日在興櫃成交價高達二三一元,市值從下市前的一八○億元暴增至六百億元,過程轉折為何?

億豐為何下市?得從一扇百葉窗的「三噗魯」(sample,樣品的台語發音)講起。

契機》靠一扇窗,賣進美國粘家二公子,現擔任億豐工業副總兼董事,負責業務的粘肇紘回憶,大哥粘耿豪(現擔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剛從美國拿到碩士學位回台時,「爸爸拿了一扇木製百葉窗的『三噗魯』給大哥,興奮地說,這個東西利潤很高、真好賺,你給我好好研究,看能不能做!」粘肇紘說,那一年大概是○五年,爸爸手上的「三噗魯」平均每一窗的單價高達四百至六百美元,是一種客製化產品,通常是美國高收入家庭裝潢時,室內設計師畫好圖,再聘請木工師傅刨製出來。

由於慢工出細活,這種木製百葉窗的交貨期短則四周、長則六周至八周。「當時雖曾接到少許的客製化百葉窗訂單,但占整體營收比重很低,因為我們最擅長的還是標準規格、大量生產的訂單,而且出貨量都世界第一名了。」粘肇紘說,「只不過,大部分產品平均一窗的單價僅有三至四美元!」突圍》縮短交期,拚客製化一家專擅標準規格、大量製造的企業,亟欲切入客製化、少量多樣的市場,簡直與要求笨重的大象跳芭蕾舞沒兩樣,然而,粘耿豪卻找到了一個「破口」:縮短交期。

當時粘耿豪認為,只要能在中國的工廠培養懂電腦輔助製圖(AutoCAD)、又懂英文的人才,透過網路,就可接遠在萬里之外的訂單;加上大部分工序仍採用機器生產,不僅可省下高昂木工師傅的人力成本(有經驗的美國木匠平均每小時時薪高達三十五美元),而且「只要五天就可生產完畢。」「即使加上三星期的海運時間,出貨期可縮短在四星期之內,如果空運則更快許多。不僅在交期上有優勢,價格上也極具競爭力!」粘耿豪苦思出來的「破口」,說來簡單,執行上卻遠比想像中困難許多!因為,這不僅是在中國培養電腦輔助製圖人才而已,從生產線、庫存管理、供應商、通路,甚至是品牌的重新定位等各個環節,都必須經歷天翻地覆的改變。

改造》精實生產,自製零件解決之道,只有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一途。為了取經,億豐禮聘在豐田汽車任職多年的彭評當顧問,後來更請他出任億豐副總暨董事職位。

彭評導入「豐田式生產系統」(Toyota Production System,簡稱TPS),每個月定主題開兩天檢討會,由億豐工廠輪流當東道主,示範TPS成效。

「第一天看工廠實際運作狀況,第二天看工廠的財務日報表,分析每實施一項流程或工序改善,到底能多賺多少錢?能省下多少錢?」彭評說,八年來,進行了超過一千個項目的檢討,讓億豐的庫存從原本的數天降低至數小時。

導入TPS,卻引起部分零件供應商的反彈。因為要求供應商交貨更有彈性、交期更短、種類更多,但下單量未必增加。「無法認同TPS理念的供應商離去。」粘耿豪說:「導致如今,塑膠零組件高達九九%都是自製的,光自製的零組件,每年高達八億個。」因為客製化少量多樣,億豐所需要的紙板與紙箱規格,也變得極為繁複,高達數千種,紙箱廠認為,與億豐做生意實在太麻煩。「我們乾脆就採購瓦楞紙捲,買機器,自己裁紙板、摺紙箱。成本雖然增加了,卻發現,運送過程的損壞率降低不少,兩相抵消,其實划得來!」粘耿豪說。

解決了生產端問題,銷售端的挑戰更為棘手,甚至為了徹底改造通路與經銷體系,億豐不惜走上「下市之路」。

粘肇紘指出,在標準規格的大量生產時期,億豐只要搞定二十幾家大客戶,如家得寶、沃爾瑪、HD Supply等大型通路。然而,客製化硬式窗簾的通路市場,卻極為分散與小型化,和以往大相逕庭。

為了快速布建經銷網絡,億豐從購併美國裝潢與建材的地區性經銷商著手。粘肇紘說,「要在短期內接連購併好幾家,公司股票上市,照規定要揭露購併價格,但如果這樣做,我們購併的價格一定會越買越高。」此外,當時億豐在中國的工廠擴張太快,卻非百分百控股,想買股權回來,鞏固領導權強推TPS,又碰上投資中國上限不得超過四○%的法令限制。

「左思右想,只有透過外國私募基金,把億豐購併下市,讓它暫時成為外國私人企業,才能進行徹底的轉型與改造。這一切,可說都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粘肇紘說。

轉型》不惜下市,購併通路CVC是歐洲最大私募股權基金之一。○八年,CVC與億豐大股東在開曼群島設立「環球視景」公司,作為購併億豐的主體。成功購併億豐股權下市後,CVC持有環球視景四成股權,億豐原大股東粘家與莊家則持有另外六○%股權;換句話說,原本本土的億豐工業經這麼一下市,變成了在海外註冊的外國公司。

一四年十一月,CVC決定釋出全部股權退場,以每股三.五二美元(約合一○九元新台幣)釋出,國泰人壽與新加坡投資公司(主權基金)等機構法人接手。

據承銷這次億豐重新上市的富邦證券指出,七年來,包含其間所領到的股息,CVC在億豐創造了每年約一三%的亮眼報酬率。而去年十一月釋股後,億豐股價從一百多元持續攀升至迄今二百多元,國泰人壽(占股權五%)與新加坡投資公司(占一○%)亦在極短時間內,獲利滿載而歸。

下市後,○八年至○九年間,億豐馬不停蹄地購併七至八家美國地區性經銷商,後來更改造成億豐散布於全美的十一家區域銷售中心。透過這十一家綿密的經銷網絡,億豐產品得以打入全美國三千七百多家小型裝潢行。

打破美國原本由「在地公司、在地木匠製造」的模式,億豐讓「網路接單、遠端製造」成為裝潢業的另一種可能;而且七年之內,億豐以自有品牌Norman(創辦人粘銘的英文名)攻下美國客製化高端百葉門窗市場三成市占率。

七年來,固守本業、專注改革,使億豐的稅後淨利從一二.八億元成長至一四年的一九億元(一五年前三季達一八.七億元)。七年真的能做很多事啊!

億豐工業

成 立:1974年

資本額:26億元

負責人:粘耿豪

主要業務:羅馬簾及木製百葉門、窗七年來,億豐工業做了什麼事!

導入豐田式生產管理

存貨從數天下降至數小時計,工序檢討改進項目超過1000個。

垂直整合,零組件高度自製每年自製超過8億個零組件,紙箱紙板自己做,連樹木都在索羅門群島自己種,木材部分自足。

拓展通路,螞蟻雄兵攻市場購併美國地區性裝潢建材經銷商,布局3700個小型建材裝修店舖與室內設計事務所。

拉高客製化訂單、高單價產品比重高單價客製化產品占營收比率,從個位數提高至50%。

撰文 / 謝富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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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Nov 2015 - [經濟一週「香港八十前」] 被市場遺忘的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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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今期開始,我不再寫美股,原因並不是如上一篇「美股A餐」文章點題般對美股是否「高處不勝寒」有疑慮,始終美國經濟仍穩中有進,不好景又怎會考慮加息,相對世界其他地方,還有其吸引力。不過,我投資港股已二十年,現時仍是主力投資所在,所以還是在此專欄分析較熟悉的港股,才是雙贏之道。

我是七十年代出生,俗稱「七十後」,亦可說是「八十前」,但此非本欄新名稱「香港八十前」命名主因。自1995年投資港股,那時上市公司只有數百間,並大多是香港資本企業,至於後來紅籌、國企及民企相繼擁入,港股逐漸變天,市場及投資者焦點盡歸中國企業,很多港企卻逐漸被遺忘。隨著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投資中國企業迎來多年的蜜月期,不過近年經濟增長減速,人口紅利優勢漸失,經營成本不斷上升,經濟結構轉型未到位下,開始問題叢生,投資者至愛的內銀股估值因市場擔憂其潛在壞賬而日益下降,資源股因商品牛市週期見頂而業績屢創新低,不少行業面對產能過剩,來港的中國企業平均質素也明顯下降,造假個案越來越多,製造了不少投資陷阱。新政府積極推動各方面的改革,一帶一路、互聯網+、中國製造2025等政策成為市場炒作焦點,但改革不會即時見效,業績未見而暫時只炒憧憬下,換來的只是股價波動。

很多投資者仍熱衷投資中國企業,但賺錢的機會率其實已不斷下降。也有不少投資者喜愛炒賣國策,但新政府推行國策未見章法,若遇上市場不按常理,執行應對更見混亂,令炒賣國策有如炒賣財技股般,投資者有幸可短線賺錢,中長線怎樣大家心照,還看各人造化。所以,我決定人棄我取,反璞歸真,將焦點回歸港企,以業績為依歸,至於小投資者熱衷炒賣的財技股,本著導人向善,並非考慮之列。我將本專欄命名為「香港八十前」,因為我這個「八十前」會主力分析市值未到80億港元(10億美元),市場較少留意的港企。好像港通控股(32),已上市多年,市值約38億港元,現時主要經營香港駕駛學校、Autotoll電子收費系統、西隧及大老山隧道,大家也很熟悉的業務,收入及盈利近年仍穩步上揚,其股價今年走勢標青,經歷股市波動仍一直見平穩,至執筆時股價$10.1,今年連派息更升約40%。我的目標是於本專欄作出更多相類分享,而就著篇幅所限,會將相關財務分析數據放在「紅猴」Blog(按此)上,相輔相乘,實行內容O2O

(利益申報:筆者為持牌人士,於執筆時,筆者或相關人士或客戶,並沒持有上述股票)

(按一下下圖可放大)


證券投資組合管理服務 (按此,再往網頁左下方) 
投資收費專欄「觀微知勢」(按此
2014年著作「港股A餐」(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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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企專門店 (按此)
香港八十前 (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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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请将我遗忘 —— 一个7年港漂的心路



转贴,不评论,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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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请将我遗忘 —— 一个7年港漂的心路

在决定离开香港的前夜,我再次登上了太平山顶,看着中环鳞次栉比的霓虹灯倒映在维多利亚湾,我突然感到一股浓浓的怅惘和失落:为自己,也为香港。这里曾寄托着我的青春梦想,豪情万丈而来,悄无声息而去。谁曾经拥有谁?谁又放弃了谁?

上 周忙完了搬家,然后离开香港到了深圳新公司报道,身份也从香港居民变成了大陆居民。今年本是我在香港的第七年,按照移民局规定,我可以申请香港永久居民, 虽然只差永久两个字,但代表的却完全不一样。放弃香港身份对我未来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今的香港肯定不会是我人生的归宿,但是最 终决定放弃时,还是有诸多的不舍。

我对香港最初的喜爱来自小时候看的港产片,那个时候 真的是香港影视业的辉煌时期,很多影片至今仍是经典,很多香港明星一度影响了我的人生:比如找女朋友,我就会潜意识按照赵雅芝的模子去找,而周润发在《英 雄本色》中的形象就几乎代表了我对侠客的全部认识。之后的印象就是小时候极其要好的玩伴,举家搬去了香港,当时香港还没回归,他们脸上洋溢着的喜悦我至今 难以忘记,感觉是中了去极乐世界的船票。多年后我考研到了香港,再见到童年的玩伴时,不知道是时间拉远了我们的距离还是香港社会重塑了一个人,那个当年老 爱打架的他,如今成了大家眼中的乖乖仔,见面都只是礼貌性的和我交流,和我保持着一种莫名的距离。最后我们草草见了几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除此之外,我 还是非常喜欢香港,喜欢他城市的整洁,喜欢有素质的市民和各个地方透露出人性化的小细节。

但在香港呆了7年后,我还是决定离开。对于一个没有家庭背景,没有祖辈积累,只有一些梦想和一股子拼劲的年轻人来说,香港于我,真的有一种有劲无处使的逼仄和束缚感。

当 我告诉身边朋友我决定离开香港回大陆工作的时候,朋友们没有一丝惊讶,只是叹了口气说到:“哎,又一个。”其实在我们这批学生港漂中,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 地域概念和念家情节的,虽然把香港当作自己的归宿是需要勇气的,最起码也要买得起房,但房价在我们的聊天中从来都只是调侃的话题,没有人把这个视为畏途,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而香港正是这样一个做梦的好好地方:包容的文化,廉洁的政府,精干的公务员队伍,良好的法制 框架。但现在,我们讨论的更多话题是回去,而回去的理由各种各样,有回老家找对象的,有买不起房的,有回大陆寻找新机会的,也有纯粹是不喜欢香港的。平时 大家聚在一起都会探讨下香港和大陆优势之类的话题,最后总能达成高度一致:要发展,要么去美国,要么回大陆,留香港看不到什么前途。但促使部分人留下的原 因,怕也是香港最后的优势。这优势是什么,每个港漂的看法都不一样。

很多人心理上都能 接受香港往日辉煌不再,也许早已不是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那个远东金融中心,但这些年的衰落速度也足够触目惊心:香港1997年回归时人均GDP是澳门的两 倍,但香港GDP17年积累增幅不到四成,如今澳门是香港的3倍。香港回归那年GDP总量是大陆的18%,到2013年已下滑到不足大陆的3%。1997 年,北京、上海、广州的GDP之和都远不及香港。如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GDP总量皆已超过香港。据说天津也马上超过了。十年前,香港人均GDP 还超过新加坡一大截,如今新加坡人均GDP则达到了5.2万美元,领先香港1.4万美元。

在 经济停滞的背后,是人才的流失。我不想引用一些数据,只是在生活中感受到,很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香港精英,都在慢慢的往外移民,去美国,去加拿大,去澳洲 或去英国,我港大的同学,毕业后留在香港的屈指可数。而这些年支持香港发展人才的补充,恰恰就是类似我们这些大陆学生:在大陆,过去到香港读书是一种荣 耀,很多时候只有高考状元才可以。但现在,很明显已经不是这样了,我的离开也许只是个案,但会不会无意间代表了很多港漂的态度,香港对我们的吸引力也在下 降。

在人才流失的背后,是整个香港社会氛围的变坏,给人一种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甚至 暮气沉沉的感觉。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香港代表的是朝气,代表的是奋斗,代表的是刻苦。那时大家差得不远,机会也多,只要卖力工作,总能有不错的回报。而 现在,随着第一第二产业的消失,香港底层人越来越像条干巴巴的咸鱼,翻身无望。如今,香港贫富悬殊越拉越大,资源被高度垄断,房价越来越畸形,住宅面积越 来越小,毕业生起薪几乎十年没有涨过,但物价却越来越贵:用我香港同学的话说,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了。

这 种氛围的变坏在职场也有着清晰的感受。我毕业后幸运找了中环的一家外资投行工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与香港同事的交往:刚开始一年与他们的交往基本不存在障 碍,大家有说有笑。但随着香港经济停滞、外加一些族群冲突言论的炒作与发酵,香港同事几乎是一致对大陆背景同事划出了一道隐形界限。你看不到它的存在,但 你能清晰感受到它,感受到那种表面彬彬有礼实际拒人千里外衣遮掩下的防范甚至敌意。这种行为的潜台词非常生硬和冰冷:你不属于我们。

这样氛围导致的结果是:就算我一个人完成了全部门几乎一半的项目,收获的却不是掌声与祝福,而经常是一种集体性的完全无视的不理不睬,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知道,我多少被当做了陆港摩擦的出气筒。每年四倍于香港人口的内地游客蜂拥而至。曾经,他们是香港人眼中的““阿灿”,但是现在,他们是出手阔绰的“土豪”,买LV和黄金,就如同买白菜。用一位香港朋友的话,曾经的穷亲戚跑到自家门口摆阔,这滋味谁受得了。在无望的社会中,曾经港人的奋斗榜样李嘉诚被形容为了挡路者,反而是马云,在传统上一直有着为富者必不仁思想的大陆,被奉为了新一代白手起家的创业导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以 我7年的香港经历,将心比心的说,普通香港人是可怜的。工作压力那么大,收入那么少,生活成本又那么高,每天回家还只能和老小三代挤在鸽子笼里,心态怎会 平衡?我们过不下去,可以退回大陆。大城市过不下去,可以去小城市。总之中国那么大,总有自己的容身之处。但香港人,他们几乎无路可退。这就可以理解为什 么有一些香港学生会出现在占中或者游行的队伍里:如果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那总需要宣泄一下这种心情?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学生上街,都意味着社会本身生 病了:学生天然需要做的,是泡图书馆,啃书本,是写诗,郊游,谈恋爱,做各种梦并去实现它。

人 在受到外部环境刺激而又无力改变的时候,倾向于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接受外部的任何信息,在我看来,这多少代表了目前的香港。在隐约的恐惧与挥之不去的迷 茫支配下,部分港人开始逃避,讨厌涌入的大陆人,讨厌涌入的菲律宾人,讨厌所有的改变,缅怀着被统治却可以过安心日子的曾经。这种心态在中下层香港人身上 体现得尤为明显:就只是因为我说着一口普通话,最近两年我曾在美心、吉野家、百佳超市等无端遭受服务人员羞辱性的白眼和非常明显的敌意,也曾多次在坐出租 车的时候听司机一边一脸的不屑,一边用粤语在嘀嘀咕咕——我能听得出他们是在骂人。我想发火,但最后还是忍住了。他们以为我听不懂粤语,但感谢在香港的7 年熏陶,实际上我不仅会听,也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我甚至能用粤语把黄家驹的《海阔天空》唱得让土生土长的香港同学甘拜下风——只是我平时还是很固执地说 普通话——那是我的母语,来香港前我已经说了20多年了,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果我需要改变这种习惯才能得到接受和认同,才能被融入,那是不是说明香港这个 社会真的生病了?

但我7年前到香港时真不是这样的。那时,彬彬有礼和助人为乐,在香港 几乎是一种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我清楚记得刚到港大报到的时候,真的是两眼一抹黑,但很快我就感受到了香港这个社会的善意与包容:几乎我走到哪里,无论是 在校园,还是街头小巷,只要我张开口,就肯定会有人很热情地帮我,哪怕我的普通话他们基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我也完全听不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找一个 社区足球场,我询问的一个茶肆店主硬是把我一直领到了球场旁边才转头回店里去。所以,至今我都很感激香港,他们帮一个内地过来,举目无亲,且语言不通的内 地学生迅速融入了。所以,就算今天我很多次遭受一些莫名其妙的敌意对待,我仍心存感激——只是,这种感激,就真的只是感激,是一种知恩必报的本性,但却再 也无法演变为一种认可甚至亲近。

有些东西,如果被打碎了,就很难重新粘合起来——这里就包括了心理上的信任与不设防。这很像香港目前的族群撕裂,实践起来其实很容易,但,有没有想过,这种撕裂需要未来多久的时间,以及多大的努力,才可能重新弥合?

目前的尴尬是,社会中下层只能看见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不肯抬头看看远方,不肯改变。少数识大体的精英也只能沦为一枚良币,最终被劣币所驱逐,曾经的“八万五”政策被香港中产阶级否决,曾经有希望引领全球科技行业的数码港愣是被弄成了地产项目。包括上周的政改,都显示了一小部分香港人不愿意改变带来的捆绑后果。

就连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金融行业竞争力,其实都有点老态龙钟、不思进取到无法容忍的感觉——除了中环的办公楼,以及白领们的西装革履仍在昭示着这里曾经是一个金融中心以外,其他软硬件方面其实都已被世界、被大陆甩开了远不止几条大街。不与时俱进,拒绝掉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制度,到最近才开始讨论,人家都美国IPO大 半年了。其他还有如本地券商机构极为落后的交易系统(大陆任何一个最三流的券商,其证券交易以及结算系统也好过香港最牛逼的投行),就这样的系统,还收着 远远高于大陆券商的手续费率;配股需要自己电话经纪人操作、证券交易每手可能500股,也可能1千股,2千股,3千股、4千股、6千股,你得先查询核实每 家公司交易单位到底是多少,然后还要计算你买的股数能不能被3、或者被4、被6整除,然后再去下单;一个实时行情仍要收费的港交所;繁碎的银行间转账……,等等,如果你刚从大陆过去,你会被这些不思进取,落后到近乎石器时代的东西目瞪口呆,你会觉得这套系统的所有设置整个就是为了拒绝你去交易,而不是欢迎你去参与,你也能理解为何迄今港股日交易额只有1000亿。

所有这些都在慢慢却严重侵蚀者香港最引以为傲的金融市场的活力。一河之隔的深圳,如同一个黑洞,把科技创新人才全部吸走。这样继续下去,但如果人民币开始国际化,深圳上海金融业开始腾飞,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下周开始,我将在深圳这个年轻和有活力的城市开始新的追梦之旅。

无论如何,我祝福你,香港,这个曾经寄托了我青春梦想的城市。

祝福我们未来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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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的《憤怒的小鳥》,電影會成為它的救命稻草嗎?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520/155939.shtml

被遺忘的《憤怒的小鳥》,電影會成為它的救命稻草嗎?
楊博丞楊博丞

被遺忘的《憤怒的小鳥》,電影會成為它的救命稻草嗎?

《憤怒的小鳥》電影版即將登上銀屏與廣大影迷見面。

今天是520,想必有女朋友的人都知道這一天意味著什麽,對,過節!然而,在今天卻還有一件比過節還更能勾起黑馬哥回憶的事兒。是什麽?

也許你曾記得,6年前,iPhone 4為之火爆的年代,也一度隨著iPhone變成街遊的一款遊戲。是的,它就是曾譽為經典遊戲之作的——憤怒的小鳥。今天,《憤怒的小鳥》電影版即將登上銀屏與廣大影迷見面。

5年前,Rovio 還相信自己能靠《憤怒的小鳥》成為下一個迪士尼。但時光飛躍,如今,它的遊戲早已無人問津,而靠著最後一根救命稻草——電影,能挽回Rovio悲慘的命運嗎?Rovio究竟哪兒做錯了?

52次開發終於成功,憤怒的小鳥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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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小鳥》的起源,還要追溯到2003年的一場手機遊戲開發大賽。2003年,阿爾托大學的三位學生尼克拉斯·亨達、雅諾·赫戈威爾南和金·迪卡茲於參與了由諾基亞和惠普公司贊助手機遊戲開發大賽,三人憑借他們設計的實時多人遊戲《白菜世界之王》最終奪冠。

而該款遊戲經過幾次改良後賣給了蘇美亞公司,《白菜世界之王》成為了首個實時多人遊戲。但是,這一收購的沖擊讓sumea支離破碎,引發芬蘭手遊行業大洗牌。最後,是凱爾赫德的天使投資救了這家公司,並於之後重命名為Rovio Mobile。

2007年,Rovio還只是僅有12人的無名小團隊。當時,是蘋果的應用商店給了他們機會,使他們意識到手遊時時代將要來臨。2009年初,Rovio高級設計師Jaakko Iisalo向他的同事展示了自己的創作概念——一個沒有腿,沒有翅膀,面容憤怒的小鳥。

據傳聞講,Rovio在最初制作《憤怒的小鳥》的時候曾經為憤怒鳥的敵人形象絞盡腦汁,而當時在歐洲正肆虐著豬流感,於是團隊決定將豬作為遊戲的反派形象。這才有了在遊戲里出現的那只綠色的豬。隨後,整個團隊通力協作將Jaakko的草圖由概念變為現實。但隨著遊戲的開發,Rovio也遭遇了越發嚴重的財政危機。

2009年底,Rovio的財政狀況令人絕望,此時,出現了一名救星,他就是前惠普員工,Rovio創始人出道所參與遊戲開發大賽的組織者Vesterbacka,他隨後也成為了公司首席市場營銷官。這才讓《憤怒的小鳥》得以繼續開發。

通過不懈努力,《憤怒的小鳥》最終於2009年12月正式登陸App Store,正像最初的設計思想一樣,這是一款操作簡單,可玩樂的物理彈弓益智遊戲。它足以打發休閑時光。

用了6個月的時間,《憤怒的小鳥》沖至美國App Store下載榜第一,彼時蘋果的應用賣場共有16000個應用,這其中的絕大多數應用生命周都不過上線後的兩個星期,而這個記錄被《憤怒的小鳥》打破,並將這一記錄長期延續。

想成為“荷蘭的迪士尼”,卻被財務危機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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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不服氣的怒鳥超越了自己本身,成為移動遊戲時代的新圖騰。隨後,Rovio不斷更新著這款遊戲,並增加全新關卡,推出了《憤怒的小鳥》各種衍生版本。

2011 年,Rovio 市場估值約為 90 億美元。2012年5月Rovio宣布公司旗下《憤怒的小鳥》遊戲全球下載量突破10億。這樣的數字,讓Rovio嘗到了甜頭。當然,成功並非一蹴而就。在“憤怒的小鳥”之前,Rovio公司已經開發了51款遊戲。而“憤怒的小鳥”,是他們開發的第52款遊戲,終於大獲成功。

說到“憤怒的小鳥”的成功秘訣,皮特·韋斯特巴卡首先歸功於這個時代。“是互聯網,是數字技術的能力,讓《憤怒的小鳥》飛到了全世界。”公司創始人之一的皮特說,“就算好萊塢,在創始初期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功。”

“這款遊戲,雖然情節很簡單,但人物特性很明顯,故事也相當有趣。”這應該也是“憤怒的小鳥”可以風靡全球的關鍵因素之一吧。“成功並不需要有很多員工,需要的是創作好故事,設計好人物,再進行新市場的開發和研究。在等待中積蓄能量非常重要,堅持才能做出好產品。

但Rovio的理想並不止於遊戲,它還有更大的野心。2011年7月,Rovio更名為Rovio Entertainment。他們想從一家遊戲公司轉型為娛樂公司,向多元化發展。在他們看來,更想成為”芬蘭的迪士尼“。

但他們未曾想過,Rovio手里只有《憤怒的小鳥》這一個籌碼。而迪士尼擁有上百個著名角色和故事。可以說,這款遊戲在短期內獲得的巨大成功蒙蔽了 Rovio 的判斷力。“我曾經擔心《憤怒的小鳥》只是一個短暫的熱潮,但我現在不再擔心了。《憤怒的小鳥》實在是太成功了,很難想象它會就這樣消失。”創始人之一Niklas Heds曾說到。

距離遊戲大熱僅一年左右的時間,首個主題公園就於 2012年冬季在芬蘭坦開園了,占地大概只有5000平方米。2013年,Rovio開始走下坡路了。根據 Rovio 2013 年的財報顯示,當年 Rovio 的整體營收為 1.56 億歐元,相比 2012 年僅增長 2.3%;凈利潤大幅下滑至 2690 萬歐元,下滑幅度超過 50%。

2014 年底,公司開始進行裁員,裁員數量大約占員工總數的 14%。遭受同樣悲劇命運的還有 Rovio 位於芬蘭的遊戲工作室,它原本是 Rovio 的四個大型工作室之一,但也不得不關閉並被迫將所有業務都轉移至總部進行整合運營。

而在最新的 2015 年財報中,Rovio 報告了連續第三年的營收下降,1.42 億歐元的收入比起去年下降了10%,虧損額達到了1300萬歐元。五年後的Rovio卻難抵失敗,還是陷入了財務困境。

總結失敗:步子太快、業務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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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小鳥》沒能最終風靡全世界,Rovio 的迪士尼夢也破碎了,即使這款遊戲曾經頭頂著諸多耀眼的光環。

Rovio為何會失敗,可能是源於過分依賴IP。Rovio是一個很重視IP的公司,但它沒有足夠深厚的底蘊,它想借此IP風靡全球,如同迪士尼一樣,建立一個商業帝國。

但他們有所不知的是,迪士尼的成功也並非那麽容易,迪斯尼的成功,不僅僅是只有IP那麽簡單,也不僅在於其在衍生品方面不遺余力的嘗試,而是在於其多年來一直依靠其強大的內容制作部門,不斷輸出其文化及內涵,使品牌得以長期保鮮。所以,這導致了這個行業中的創業者都產生了一種“我可以成為下一個迪士尼”的幻覺,但這從本質來說就是一種空想。

回顧Rovio的歷史,2012年是Rovio發展歷程中最狂飆突進的一年,在這一年,Rovio 的員工數量增長了幾乎一倍,營收較2011年同比增長了101%。然而,Rovio和《憤怒的小鳥》的輝煌到此就全部結束了。

2015年,Pekka Rantala承認,公司在這幾年做了“太多的事情”,步子邁得太快、全面開花的結果是公司根本無法更好地前進。隨後,在2015年,Rovio又進行了一次裁員,在這次重組後,Rovio 將主營遊戲、媒體和消費品這三項最有增長空間的業務。同時,Rovio也宣布公司的兩大業務部門即遊戲和媒體部門將獲得更強的獨立性。並且,公司之前提出的主題公園計劃也停止擴張。

Rovio董事長Kaj Hed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之前我們采用了集中決策的管理模式,但這也使得公司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的反應表現得過於遲鈍。”外部競爭還是太激烈了,一個走紅產品過氣的速度比任何時候都快。

電影能否力挽狂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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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由Rovio公司和索尼共同打造的電影《憤怒的小鳥》也即將上映,Rovio這次能否用此IP換回往日的熱度,以重新激活《憤怒的小鳥》這個IP帶來的影響力與可能性。

“這將是史上第一款改編自移動遊戲,並達到好萊塢大片水準的電影。”芬蘭迪士尼”的夢想已經遠去,留給Rovio的時間和機會已經不多,即便其依靠這部電影大獲全勝,也難擋其財務危機的命運。

但,這款曾經陪伴我們青春的遊戲卻值得我們回憶。你會去看這部電影嗎?歡迎與黑馬哥進行互動!

憤怒的小鳥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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