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業行情遠未回暖
http://www.eeo.com.cn/2012/1010/234445.shtml經濟觀察網 陳岳峰/文 零售業回暖了?
一些媒體根據中秋、國慶假期期間各地零售企業的銷售數據做出了這一判斷。
節日期間,北京市130家重點商業企業實現銷售71.6億元,同比增長13.6%;青島10家零售企業7天實現銷售14.6億元,同比增長16.8%;武漢商業社消品零售額約100億元,同比增長18.3%;四川省節日期間社消品零售額276億元,同比增長18.5%。
不可否認,儘管經濟減速,有些地區的零售企業在兩節期間業績仍有增長。
據稱,蘇寧、國美、大中在北京市場的節日銷售額共超過20億元──連受影響最嚴重的傳統家電零售都表現不錯,也難怪業界覺得形勢開始變好。因為就在不久前,北京市商委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實體店客流明顯下降,部分高端百貨銷售甚至出現負增長。
不過,僅憑一個假期或是部分數據就覺得行情已轉暖未免太樂觀。如蘇寧、國美在北京表現不錯,但在其他地方卻出現下滑,在廈門,兩家企業「雙節」的銷售分別為4681萬元和3367萬元,同比下降了16.01%和18.44%。
長假本就是個消費引擎,增長才屬正常。而判斷業績是否真正增長,還要看這個月剩下的20多天以及未來幾個月的數據,如果接下來仍在下滑,那只能表明這是節日期間的集中消費,並非持續回升。
與此同時,在CPI一直下行、民生商品價格卻處於上升期時,老百姓消費支出增加,但與去年同期相比所獲得的同等商品並沒增多,也就是說,在扣除物價上漲、擰乾商品提價和增加的各項運營成本的水份後,商家的實際增長率可能更低。
況且,節日期間銷售同比下降的地區和企業也不在少數。
根據上海商業信息中心的數據,395家大中型商業企業「雙節」共銷售64.30億元,比今年春節黃金週、「五一」小長假的銷售增速分別下降4.8個、2.4個百分點;廣州假日辦的統計也顯示,廣州12家主要零售企業黃金週吸金9.12億元,同比下降8.86%。
杭州零售業更是被形容過了史上最慘淡的一個黃金週。杭州大廈、杭州百貨大樓、銀泰武林店、銀泰西湖店、解百等6家商場累計銷售4.43億萬元,同比下降8.68%,居然與廣州的情況相差無幾。而杭州11家超市累計銷售1.28億元,同比增長也僅4.73%。
這些數據都在表明,零售業的下滑勢頭並沒有得到有效遏制,長假期間部分區域的增長很可能只是短暫的好光景。國信證券近日發佈的研究報告也指出,今年黃金週一線城市消費增速下滑和業態分化明顯,其中百貨業銷售萎縮。儘管二三線城市仍能暫時維持高位,但短期不構成消費主力。
這意味著消費需求不足很可能將比較長期地存在。必須要重視的是,消費萎縮是經濟下行過程中的必然結果,而零售企業的業績和宏觀經濟關聯度非常高。至少目前來看,形勢依然很殘酷,四季度整體行情也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觀,零售業仍將在一片飄綠的業績中苦撐,惟有耐心等待拐點到來。但經濟環境太過複雜,拐點何時才能到來?
農民致富路漫漫 “互聯網\+三農”為何遠未爆發?
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6/0328/154919.shtml
導讀 : 時至今日,新農村建設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農民收入實現了較快增長。但投入不足、基礎薄弱的狀況仍未改變,只有少部分農民富起來了,“互聯網+三農”遠未爆發。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中國的三農問題由來已久。從2004年開始,中央決策層在宏觀調控中註重加強農業。時至今日,新農村建設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農民收入實現了較快增長。但投入不足、基礎薄弱的狀況仍未改變,只有少部分農民富起來了,“互聯網+三農”遠未爆發。
近三年政府工作報告回顧
2014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及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曾多次指出,要加強金融對“三農”的支持,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加大涉農信貸投資和政策支持力度,不斷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平。
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報告會議上正式提出“互聯網+”的行動計劃。“互聯網+”是與工業、商業、農業、金融業等服務業的全面融合,值得關註的是農業觸網新模式出現,包括金正大、輝豐股份、大北農、新希望、芭田股份在內的多家農業上市公司開始在農資電商、農業信息化、農村互聯網金融三大領域發力。傳統銀行、分行、供銷社以及互聯網金融平臺也紛紛進軍農村金融市場,其中專註三農領域的P2P平臺也加大了掘金力度,包括同年成立的愛財狼,以及早在2007年和2009年成立的行業大腕翼龍貸、宜農貸等。
2016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加快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繼續毫不放松抓好“三農”工作,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深化農村改革,拓展農民就業增收渠道,著手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
三農政策先行 農民致富路漫漫
三農政策已實施十幾年了,是一場漫長的攻堅戰。畢竟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農業大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根深蒂固,扶貧脫貧也要因人因地制宜,不可能一蹴而就。
首先是農村雕敝,大量人口外流。改革開放後,農民工、空巢老人、留守兒童的問題開始凸顯。此前國家發展改革委與阿里巴巴集團在京簽署了結合返鄉創業試點發展農村電商戰略合作協議,算是一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星星之火,只是農村大地太廣袤,燎原還需時日。
其次是第一產業支撐乏力,創業、就業機會相對匱乏。新農村的建設如火如荼,越來越多的外出務工農民開始考慮返鄉創業或就業,但是不能否認,農村的創業道路相較城市要狹窄得多,普通農民若想留在農村,主要有三條路可以走:去住處附近的工廠務工,拿著接近一線城市最低工資標準的月薪;大量收購鄰居或鄰村的土地,或倒賣建房或種植作物;揣著多年的積蓄在家門口或小城鎮做做小本生意。
最後是“電子商務進農村”還在推行,電商經濟尚在萌芽期。政府這幾年來一直在加大農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其中包括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培訓、提高鄉村教師待遇、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擴大重點高校面向貧困地區農村招生規模、落實和完善農民工隨遷子女在當地就學和升學考試政策等。因此,農村的落後和貧困,根源不在資源短缺、人才缺失,而在於市場意識的普及。電商經濟是一個可以撬動農村市場的支點,同時亦是一次創業思潮的洗腦。
如何開拓農村金融藍海市場?
3月24日,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聯合印發《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暫行辦法》和《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暫行辦法》,強調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合理自主確定貸款抵押率、額度、期限、利率,簡化貸款手續,加強貸款風險控制。作為中國第一農業大省,河南已有9縣入選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2縣入選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貸款試點縣。
農村“兩權”抵押貸款,對於金融機構來說,無疑是特大喜訊。加上我國多個省市已經在推進農村金融改革,包括農村金融的產權、債權的量化交易系統、土地資產金融化、農村信用信息系統等。農村金融藍海市場明顯蓄勢待發。
那麽,如何徹底釋放農村金融的融資需求,讓農民充分利用“兩權”抵押貸款致富呢?
第一,完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務。其中包括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設立農村金融投資公司,開展普惠金融、資產管理、金融租賃、資產證券化等金融業務;經有關部門批準,開展農民合作社信用合作試點,盤活農民合作社內部資金;引入服務“三農”的農村消費金融公司、農機租賃公司、P2P公司等,滿足農業機械化、規模化、現代化的融資需求。
第二,開展農村金融資本化改革,擴大抵質押擔保物範圍。農村“兩權”抵押貸款的放開只是走出了一小步,除了進一步鼓勵金融機構參與相關業務扶持農村經濟發展,還要拓展土地收益保證貸款模式應用領域,如參地、林權、草場權、養殖水面等。同時要積極開展農村資源要素流轉交易服務 ,支持農業保險、農村擔保、農地信托、農機租賃等創新業務,滿足農村綜合金融服務需求。
第三,加快農村互聯網覆蓋,加快普惠型金融服務體系建設。特別是要鼓勵像愛財狼這種新興互聯網金融平臺創新產品和服務,引導更多社會資金流向“三農”,解決農民和農資經銷商貸款難的問題,拓寬農民的理財渠道和資金使用渠道,全面提高產業鏈效率。因為信用社仍是涉農的主要金融機構,放款手續麻煩,審核嚴格,只做一級信用,將很多有貸款需求的農民拒之門外。傳統銀行更不必說,四大行中除了農行,基本不做涉農業務,而農行的貸款額度、抵押要求比信用社還高。唯有以手續簡單、放貸快為特點的P2P平臺才能解決當下農村金融的痛點。
P2P平臺必定會在農村金融市場奪得一席之地。農業融資小額、分散、短期的特點被傳統金融忽視,卻是涉農P2P平臺的優勢所在。而且,隨著P2P平臺逐步介入農業供應鏈生產和流通,勢必會改善政策及自然災害等造成的客觀損失,提高流轉資金的使用效率,帶領更多農民走上致富的道路。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凍檸七,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推薦關註i黑馬訂閱號(ID:iheima)。
分稅制任務遠未完成,國家治理現代化需現代財稅體制配套
1978年以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經濟、社會轉型歷程。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國民經濟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正在大步邁向“兩個100年”奮鬥目標。財政制度安排體現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關系,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方面。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提高“兩個比重”為基礎、以服務於市場經濟的經濟性分權為取向調整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強調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形成了我國現有財政制度的基本框架,成為上世紀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奠定了我國20年來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同步推進的稅收制度改革則進一步規範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釋放了微觀市場主體的活力,有效促進了市場經濟體制運行,提高了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
1998年開始建立公共財政制度的探索將重點放在支出制度的完善和支出結構的調整上,財政支出的重點從經濟建設領域轉向民生領域。
1999年啟動了預算制度改革,通過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購等制度的引入,初步構建了現代預算體系框架,預算的公開性、民主化程度顯著提高。公共財政體制的建設與完善,較好地規範了中央與地方、國家與企業、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為構建現代財政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礎。
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里程碑意義
中國已經進入啟動新一輪經濟體制配套改革的關鍵時期,與此前若幹輪改革類似,財稅改革再次成為研討和推進配套改革的切入點,其中又以如何認識和深化1994年以來的分稅制改革為核心。
在學術界已達成的較普遍共識是:稅收制度是規範政府與企業分配關系的制度安排,財政體制則是處理政府間分配關系的制度安排。如在學理層面做更周詳的審視,可知實際上這一認識是遠未到位的。
財政作為一國政權體系之“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分配體系,作直觀考察,首先是解決政府為履行其社會管理權力和職能而配置公共資源的問題,與之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便是其所牽動的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問題。因此財政制度安排——包括解決政府“錢從哪里來”問題的稅收與非稅收入、“錢用到哪里去”問題的支出、轉移支付以及資金收支的標準化載體即預算等的一系列體制、制度、機制的典章式規定——所處理的實質問題,是處理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三大基本關系:政府與市場主體的企業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公權體系與公民之間的財力、資源、利益分配。
因此,財政體制首先要解決資源配置中基於產權契約和法治環境、政府作用之下的效率激勵、創業創新響應機制問題,以及利益分配過程的公正、可預期、可持續問題,進而服務、影響、制衡資源配置全局。
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後在我國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實際確立的是多種經濟形式和產權規範的法治化取向不可逆轉、公平競爭市場和間接調控體系的成型勢在必行,因而完全合乎邏輯地要引出在1993年加緊準備、於1994年1月1日正式推出的“分稅制”配套改革。
這正是與中國經濟社會歷史性轉軌中通盤資源配置機制的再造相呼應的制度變革。
對於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評價,學界多從當年改革目標之一——“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的實現程度來評判和肯定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不錯,這一問題是逼迫1994年改革並提供決策層空前一致的“政治資源”來推行這一改革的直接因素之一。但全面地看,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里程碑意義和歷史性貢獻遠遠不僅於此。
在轉軌、改革的基本邏輯鏈條上展開評價,其貢獻和意義,在於使中國的財政體制終於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的50年代即不得不告別嚴格、完整意義的統收統支而反複探索卻始終不能收功的“行政性分權”,走向了與市場經濟相內洽的“經濟性分權”,突破性地改造了以往不論“集權”還是“分權”都是按照企業行政隸屬關系組織財政收入的體制癥結。在“繳給誰”和“按照什麽依據繳給誰”的制度規範上,前所未有地形成了所有企業不論大小、不講經濟性質、不分行政級別,在稅法面前一律平等、一視同仁,“該繳國稅繳國稅,該繳地方稅繳地方稅”的真正公平競爭環境,提供出在激發微觀企業活力基礎上有利於培育長期行為的穩定預期;其次也使中央地方間告別了行政性分權歷史階段分成制下的扯皮和包幹制下“包而不幹”延續扯皮因素的“體制周期”,打破了令人頭痛的“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形成了政府對市場主體實行宏觀“間接調控”的機制條件和中央與地方間按稅種或按某一稅種的同一分享比例分配各自財力的比較規範、穩定的可持續體制安排。
正是在這種以統一、規範、公正公平為取向處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公權與公民分配關系的“三位一體”框架下,淡化了每一具體地區內各級政府對各種不同企業的“遠近親疏”關系和由親疏而“區別對待”中的過多幹預與過多關照,抑制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討價還價機制和地方政府之間“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苦樂不均“攀比”機制。既為企業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經營環境,也為地方政府營造了一心一意謀發展中認同於規範化的制度氛圍。
當前一些財政困難恰恰是分稅制沒貫徹到位
當然,魄力和動作極大的1994年改革,在多方面制約條件之下,只是提供了以分稅分級體制處理三大關系的一個初始框架,仍帶有較濃重的過渡色彩。深化改革的任務,在其後已完成了一些,但如何在省以下真正貫徹落實分稅制的任務,還遠未完成。
自1994年以來直至今天,我國各省級行政區以下的地方財政體制,總體而言始終未能如願地過渡為真正的分稅制,實際上就是五花八門、複雜易變、討價還價色彩仍較濃厚的分成制和包幹制。為人們所詬病的基層財政困難問題、地方隱性負債問題和“土地財政”式行為短期化問題等種種弊端,實際正是在我們早已知道而欲作改變的分成制、包幹制在省以下的無奈運行中產生的。把地方“基層困難”、“隱性負債”、“土地財政”問題的板子打在分稅制身上,是完全打錯了地方,並由此會實際否定1994年改革的大方向。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不可忽視,必須說明白講清楚。
分稅制財政體制內洽於市場經濟。在我國不斷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全面配套改革,“五位一體”地實現現代化中國夢的征程上,堅持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方向,是切切不可動搖的。從1994年以來的基本事實出發,近些年來地方財政運行中出現的縣鄉財政困難、隱性負債、土地財政、“跑部錢進”等問題,絕非分稅制所造成的,恰恰是因為分稅制改革在深化中遇阻而尚沒有貫徹到位,特別是在省以下還並未成型所引致。
面對現實生活中與基層困難、地方隱性負債和“土地財政”短期行為相關的問題與弊端,除了有未知實情而把這些負面因素歸咎於1994年分稅制改革(實質上便會否定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財政改革和轉型大方向)這種錯誤認識之外,還有一種雖未在表述上全盤否定分稅制方向,卻從強調“因地制宜”切入而提出的“中央與省之間搞分稅制、省以下不搞分稅制”、“非農區域搞分稅制、農業區域不搞分稅制”的主張,可將其概括為“縱向分兩段、橫向分兩塊(兩類)”的設計思路。這一設計思路看似以“實事求是”為取向,要害卻是未能領會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內在要求而脫離了中國經濟社會轉軌的基線和現實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屬於一種使財政體制格局重回“條塊分割”、“多種形式包幹”的思維方向,完全未能把握深化改革的“真問題”:一個統一市場所要求的各種要素無壁壘流動的制度安排,如何能夠如此“因地制宜”而橫、縱皆為切割狀態?
如果說省以下不搞分稅制,那麽實際上這恰恰就是說的1994年改革以來我們遺憾地看到的因深化改革受阻而業已形成、為人詬病的現實狀態,真問題是如何走出這一“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困境。如果說“農業地區不搞分稅制”,那麽且不說實際操作方案中如何可能合理地將我國具體劃分為各類大大小小、與非農地區僅一線之分的“農業地區”,試想一下體制分隔、切割狀態下各個區域中的企業將如何形成我國目前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的抵扣鏈條,以及各地政府將如何處理各自轄區的企業所得稅索取權?這將生成完全不能接受的紊亂狀態,並將帶來無法解決的真問題。統一市場的資源配置優化機制,必然要求分稅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實施,即實現其制度安排的全覆蓋——這也是分稅制改革制度創新的內在要求。與之相聯系、相呼應的管理系統創新、信息系統創新,也必然都應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全覆蓋。
現代財稅體制未來改革重點
財政收支機制與安排要在五位一體的框架下,全面體現國家治理意圖。財稅體制改革要把創造機會均等、維護社會正義,放在最為突出的位置,既加快財稅自身的改革,又積極支持配合相關改革,著重建立機制、促進包容,使各級政府財權與事權相順應,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現代財政制度,服務於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頂層設計與部署。
根據1994年改革以來分稅制深化改革不盡如人意的突出矛盾和真實問題,在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現代化背景下,建立現代財稅體制的重點應包括:
(一)以政府扁平化改革為框架。
在“最小一攬子”配套改革中積極、漸進推進省以下分稅制的貫徹落實,通過省直管縣、鄉財縣管和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在大面上將我國原來的五個政府層級扁平化為中央、省、市縣三個層級(不同地區可有先有後),以此作為由“山重水複”變“柳暗花明”的一個框架基礎。
其意義是促進1994年以後始終不能貫徹落實的省以下分稅制的進行。如果一旦分稅制可以在省以下貫徹,其他的配套改革都可以有實質性的推進。過去我國約20種稅怎麽分的問題,經多年探索,怎麽都分不好,現在人們所抨擊的很多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與其合理職能相悖的表現,伴隨制度條件的改變應都可以得到改造。
總體來看,我國的“省直管縣”改革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像目前各省的改革試點搞的那樣,省主要對直管縣的財政進行直管,並適當下放經濟管理權,但仍維持市對縣的行政領導地位;第二步是市和縣分治,統一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縣的功能,某些市毗連的縣可改為市轄區;第三步是市的改革,在合理擴大市轄區範圍的同時,合理調整機構和人員,總的方向應當是撤銷傳統意義上的管縣的地級市(級別可保留,人員逐漸調整),全面落實市縣分置,省直管縣。在上述過程中,還可大力推進鄉鎮財政體制改革,對經濟欠發達、財政收入規模小的鄉鎮,試行由縣財政統一管理其財政收支的辦法,對一般鄉鎮實行“鄉財縣管”方式,在保持鄉鎮資金所有權和使用權、財務審批權不變的前提下,采取“預算共編、賬戶統設、集中收付、采購統辦、票據統管”的管理模式。
(二)以合理調整事權為匹配邏輯。
在頂層規劃下調整、理順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包括中央事權、地方事權、中央與地方共擔事權、中央委托事權、中央引導與鼓勵事權等等,進而按照政府事務的屬性和邏輯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劃分政府間支出責任,盡快啟動由粗到細形成中央、省、市縣三級事權與支出責任明細單的工作,並在其後動態優化和加強績效考評約束。盡快將基礎養老金、司法體系、食品藥品安全、邊防、海域、跨地區流域管理等劃為中央事權。地方政府應退出一般競爭項目投資領域,同時規範省以下政府的事權劃分邊界。
(三)以稅制改革為配合,完善政府間收入劃分改革。
以稅制改革為配合,積極完善以稅種配置為主的各級收入劃分制度。大力推進資源稅改革,以將“從價征收”機制覆蓋到煤炭為重頭,進一步擴大資源稅的征收範圍。推進房地產稅立法。開征獨立的環境保護稅,並將該稅種收入劃分地方。擴大消費稅征收範圍、調整部分稅目的消費稅征收環節,將部分消費稅稅目收入劃歸地方;將車輛購置稅劃歸為地方收入;鞏固“營改增”成果,將增值稅中央增收部分作為中央增加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的來源。
(四)以規範的轉移支付制度體現事權優先原則。
按照人口、地理、服務成本、功能區定位等因素優化轉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強對欠發達地方政府的財力支持;適當降低專項轉移支付占全部轉移支付的比重,歸並、整合專項中的相似內容或可歸並項目;盡量提前其具體信息到達地方層面的時間,並原則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資金”要求,以利地方預算的通盤編制與嚴肅執行。此外,還應積極探索優化“對口支援”和“生態補償”等地區間橫向轉移支付制度。
(五)以建立現代公共預算管理制度為基礎性支撐。
結合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要求,在全口徑預算前提下從中央級開始積極試編3~5年中期滾動預算;把單一賬戶國庫集中收付制發展為“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配之以“金財工程”、“金稅工程”式的全套現代化信息系統建設來支持、優化預算體系所代表的全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科學決策;落實新《預算法》關於地方債的規定,加快地方陽光融資的公債、市政債制度建設步伐,逐步置換和替代透明度、規範性不足而風險防範成本高、難度大的地方融資平臺等隱性負債;地方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建設也需結合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建設而積極推進。
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和“建設法治國家”、“強化公眾知情與參與”多重約束條件和邏輯取向下,逐步而積極、理性地推進財稅法制建設,掌握好服務全局大前提下“在創新、發展中規範”與“在規範中創新、發展”的權衡點,強化優化頂層規劃和繼續鼓勵先行先試,在經濟社會轉軌歷史時期內,不斷及時地把可以看準的穩定規則形成立法。
(六)以舉債權和產權管理為重要組成要素。
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分稅分級財政體制,內含地方適度舉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舉債權是規範化的分稅制體制下各級政府應有的財權,在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已較為成熟和完善, 成為地方融資的重要途徑和資本市場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國家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地方經濟的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新《預算法》賦予地方政府適度舉債權,允許地方政府通過規範的法定程序,在有透明度和受監督的條件下以適當規模舉債,籌集必要的建設資金, 這有利於地方政府在分級預算運行中應對短期內市政建設等方面的高額支出,把支出高峰平滑化分攤到較長時段中,並借力於社會資金和市場機制發揮提供準公共產品的職能, 有效彌補地方政府收入的不足。為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拓寬路徑。
產權管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重要事權劃分內容之一。混合所有制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現代市場體系的產權制度基石,為國有經濟部門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重構打開空間,基於“現代國家治理—現代市場體系—現代企業制度—混合所有制”的邏輯鏈,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混合所有制”認識的突破性表述,實際上強調在現代國家治理法治背景下,使任何一個市場主體內部,產權可以按照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來處理,實現最大包容性和共贏、多贏,實質性地推進改革。
(作者系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責編:孫維維
美歐隔閡加深,但大西洋聯盟遠未到破裂程度
近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法國年度外交政策演講中表示:“歐洲不能依賴美國來保護,我們必須保證自己的安全與主權。”馬克龍在演講中還呼籲歐洲建立獨立的金融系統和防務系統。幾乎在同一時間,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接受德國電視一臺采訪時呼籲,為了對抗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保護主義,歐盟應該努力變得更加自主。德國外長馬斯也在署名文章中表示,歐美夥伴關系應該更加平衡,當美國跨越“紅線”時,歐洲將予以制衡。但德國無法獨自完成這個任務,只有與其他歐洲國家緊密合作,才能達到制衡美國的作用。
默克爾發表歐盟應加強自主性的言論已不是頭一次。此前,在結束七國集團峰會之行後,默克爾就明確表示,美歐互相依賴對方的時代已經結束,歐洲人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須為了自己的未來、為了歐洲人的命運打拼。默克爾將於9月初訪問巴黎,與馬克龍就歐洲未來的發展方向進行商議。
美歐之間分歧不斷
特朗普上任以來,尤其是2018年以來的半年多時間,美歐之間分歧不斷。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特朗普不顧歐盟的反對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在北約問題上,特朗普要求歐洲成員國必須加大防務投入,要滿足成員國的軍費開支必須占GDP2%的硬指標。在伊朗核協議問題上,歐盟退出伊朗核協議表示不滿。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在談到歐盟目前面臨的現狀時諷刺道,美國和特朗普是“比敵人還差勁的朋友”。
最尖銳的矛盾出現在貿易問題上。美國將貿易戰大棒揮向歐盟,宣布對其附加征收25%的鋼鐵關稅和10%的鋁關稅。歐盟不得不擬定報複清單,回應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攻勢。特朗普發出威脅,將對所有在歐盟組裝的進口汽車加征20%的關稅。歐盟委員會警告美國,如果美國政府以懲罰性關稅打擊汽車進口,可能引發全球對高達近3000億美元的美國出口產品展開報複。盡管特朗普7月底和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就緩和貿易緊張局勢達成一致,雙方同意通過談判降低貿易壁壘、緩解貿易摩擦,並同意暫停加征新關稅。但調查顯示,71%的受訪德國和美國企業表示,他們對美歐化解貿易爭端的前景表示懷疑。
美歐矛盾並不是什麽新鮮事。在2003年小布什任內,美歐關系就出現波折。小布什以“先發制人”追求美國絕對安全的戰略理念引起法國和德國領導人的反感。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和法國總統希拉克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反對美國采取單邊主義行動。在安全戰略和外交戰略理念上,美歐之間出現重大分歧。美國戰略學者羅伯特·卡根將之形容為,美國來自“火星”,歐洲來自“金星”。2008年奧巴馬上任後,美歐外交政策理念重歸一致。在氣候變化、防止核武器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自由貿易等諸多議題領域,奧巴馬的政策立場均與歐洲接近。美歐關系出現了重回“蜜月期”之勢。特立獨行的特朗普終結了上一階段的“蜜月期”。“特朗普主義”使美歐矛盾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展開。
美歐矛盾的根源
然而,特朗普上臺只是美歐矛盾加劇的催化劑,而非根本原因。美歐矛盾緣於雙方不同的安全關切和直接的利益沖突。在國際安全問題上,歐洲將大周邊安全視為其最主要的安全關切。歐洲在地中海以北、以東、以南的大周邊地區再度面對俄羅斯的軍事強勢和北非亂局。歐洲不可能依靠武力解決大周邊安全難題,只能訴諸多邊主義解決方案。與歐洲不同的是,美國仍然堅持把中、俄等大國及伊朗與伊斯蘭世界視為其安全威脅。這就決定了美歐雙方無法在伊朗核協議問題、敘利亞問題、美駐以使館遷往耶路撒冷問題及對俄政策等問題上步調一致。因此,盡管特朗普在今年7月舉行的北約峰會上力壓歐洲國家將其軍費開支增至其GDP總量的2%,歐洲國家並未積極響應。
在國際經濟和貿易議題領域,美歐之間存在競爭關系。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處處爭取“實惠”,以期實現美國經濟與就業增長,自然不會放過在美國市場占據較大市場份額的歐洲優勢產業。而對歐洲國家而言,在現有多邊貿易體制下,保持國際貿易額繼續穩定增長是其維持經濟增長和繁榮的生命線。歐洲國家不僅要在歐洲單一市場框架下繼續推動歐洲內部貿易增長,還要在現有多邊貿易體制下維持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同時希望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擴大貿易份額。因此,歐洲國家更希望維持現有的以WTO為中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對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爭端、攻擊現有多邊國際貿易體制等單邊主義政策,歐洲必然強烈反對。對於特朗普政府對歐洲國家鋼鐵及鋁制產品征收高關稅的政策,歐盟采取了針鋒相對的直接反制措施。
盡管美歐隔閡加深,但跨大西洋聯盟遠遠沒有到破裂的程度。美歐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極高,互為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這種緊密關系很難被第三方取代。雙方爆發大規模貿易戰的可能性較低。面對美歐矛盾不斷升級的局勢,美國商業團體希望當局政府解除關稅威脅。美國商會執行副總裁麥榮·布里恩特(MyronBrilliant)表示,不這麽做的話,就有可能“疏遠”美國的盟友,並對美國經濟產生影響。布里恩特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此舉將造成美國制造商的成本上升,減緩美國建築行業的增長,並抑制這兩個關鍵行業的就業機會增加。”“美國鋼鐵價格已經比歐洲高出近50%。”在這一背景下,陷入停滯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有可能重啟。
在防務上,雖然歐洲在推動獨立防務,但獨立防務談何容易。1999年歐盟就決定實施“歐洲安全與防務政策”(後來改名為“共同安全和防務政策”),並決定在2001年部署獨立於北約的快速反應部隊,以解決發生在自身、周邊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或安全危機。但歐盟成立的18支快速反應部隊,迄今為止還沒有一次投入使用。並且,在情報收集、預警導航、空中加油和指揮系統等方面,即便是歐洲軍事大國,也不具備獨立的作戰能力。對於歐洲國家而言,可行的做法仍然是在北約框架下發展防務。
因此,美歐隔閡加深並不意味著跨大西洋聯盟走向終結。美歐矛盾看起來劍拔弩張,但雙方均未孤註一擲,始終留有談判空間。歐盟加強自主性的努力勢在必行,但跨大西洋聯盟並未發生結構性變化,美國仍將是其最親密的夥伴。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歐盟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孫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