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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近年來深受「假農舍、真別墅」問題困擾，不但環境受汙染、小型水患頻仍，租稅公平性也大受影響。縣府自今年決定開鍘，想在宜蘭興建農舍的人，必須通過專案小組面試，確定是真心想要務農，縣府才會發照放行。 撰文‧何欣潔 從今年開始，在宜蘭蓋農舍，要先通過「面試」，農舍主人必須親自向縣政府報告生產計畫、施工設計圖？原來是宜蘭縣政府為遏止日益嚴重的農舍炒作風氣，宣布自二月起，兩個月內暫停核發農民資格、農舍建造執照及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利用兩個月的時間組成專案小組，建立農民身分認定標準與農舍興建審查原則，並將農舍建造執照審核權由縣府收回辦理。 「縣府回收審查權，是正確且有擔當的方向。」宜蘭子弟、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蔡晏霖觀察，近十年來，宜蘭出現許多以「田中央」為賣點的私人豪宅以農舍建照興建，非法賺取農地與建地之間的價差。為規避法律，甚至出現「半間屋」的詭異情景，房子先蓋一半，以木板封存中央接面，讓農舍面積小於《農發條例》規定的面積上限，等待農舍建造審核通過後，再把另外一半蓋好。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違法，是宜蘭常見的假農舍興建手法。 影響一：傷害環境 民生汙水直接排入農田 「在農業用地上，以農舍名目興建自用住宅，除了讓周遭農地遭殃、環境汙染，也會讓周邊區域面臨水患危機。」宜蘭縣地政處處長黃志良分析，這些農地上的自用住宅施工時，常會造成周邊農地塌陷，更會阻擋農作物生長最需要的陽光，對農民生產不利；再者，大量的民生汙水，會直接排入農田溝渠，不會經過一般都市汙水處理設施，長期排放將造成嚴重的水汙染問題。 「第三大問題，是這些假農舍施工時，往往把水路填平，造成農田原有的排水功能喪失，宜蘭地區雨量又大，淹水起來一發不可收拾，旁邊的民宅、公路，統統都會遭殃。」黃志良說，「假農舍型水患」近年已經發生過非常多次，讓縣府不堪其擾。 除了對環境造成負擔，地主在興建「假農舍」後，卻仍依稅率較低的田賦課稅，也影響租稅公平。二○一一年時，宜蘭縣曾清查，全縣五千餘筆農舍用地中，非農用的純住宅就高達三千五百多筆，縣府追繳地價稅八百餘萬元，對地方財政是一筆不小進帳。 影響二：擾亂地價 私宅地卻繳稅率低的田賦稅二○○○年總統大選，三組人馬勢均力敵，朝野兩黨立委群起要求修改《農業發展條例》，要求開放農地讓非自耕農可以參與買賣，且在耕地上興建農舍，遭到當時的農委會主委彭作奎大力反對。彭作奎認為，農地變建地，將讓農地變成有錢人的消費商品，「像是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出來了。」但在大選壓力下《農發條例》依然順利通過，十年後，當年彭作奎的警告一一應驗。二○一○年，農委會遭到監察院糾正，痛斥農委會未盡監督之責，導致農舍興建與農業經營分離，淪為田園造景或休閒設施，更讓農業用地被商品化，違規使用農地的行為也未被稽查與取締。 種種農舍亂象，遍布全台各地，○六年雪山隧道通車後，宜蘭成為「台北人的後花園」，問題更為嚴重。根據宜蘭縣地政處估算，《農發條例》通過後，宜蘭約流失一千九百公頃的特定農業區，約占全縣農地面積的一二％。生產優質農產品、厚植農業競爭力的基礎一點一滴流失，卻未促成公共利益、經濟發展，僅讓地價上漲的利益落入私人口袋。 「我們一直在等待，希望中央能回應這條糾正文，立法解決農舍問題，但是我們等不到了。」九合一大選後，無連任包袱的宜蘭縣政府決定動手解決問題，由輔導新進農民的組織「兩佰甲」出身的農業處長楊文全領軍，組成專案小組，對興建農舍的人進行面試，答得出來，才發給農舍建照。 兩組人馬面試 就算過關，違規也會連續罰「未來要到宜蘭買農舍的人，我會請他談談：你的生產經營計畫是什麼？未來一年每一季的作物種類？打算怎麼種呢？」曾經面試過兩百多位新農、甚至隨農民學習耕作的楊文全，自信滿滿地說：「你說假話，我絕對聽得出來；如果你請高人指點，讓你『背答案』，肯定也不會過關。」通過了楊文全的專業農事考題，建設處也有考試關卡，處長王蘭生透露，「我們會直接請教一個問題：你的農舍是在農地的什麼位置？如果沒有鄰近農路、邊角，而是直接蓋在正中央，那可能就不太對了。」在通過「行前測驗」後，專案小組會對新農持續進行輔導與陪伴；但若將農舍轉賣給民宿、仲介牟利，縣府也會毫不留情地開罰，「最好不要輕信坊間傳言，說縣府只會罰一次，之後就會放水過關。罰單六萬至三十萬元，一定會連續處罰到自行拆除、改善為止。」十五年前的世紀末總統大選，讓《農業發展條例》留下漏洞。如今，宜蘭縣決定動手關上潘朵拉的盒子，也引來土地仲介與農舍所有人的反彈，認為縣府的政策侵害人民財產權。對此，縣府再三強調，層層關卡不是為了刁難新農，而是為了輔導真正的農民進場，回歸農地農用，提高農業產值與競爭力。立意良善的政策是否真能收到成效？許多縣市政府都在密切關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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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酒駕情形嚴重，因酒駕死亡人數竟是日本的三．五倍，雖有嚴刑峻法，卻無法落實，加上青壯族群對酒駕的嚴重性認知不足，使得青壯年成為因酒駕死亡人數的大宗，台灣社會應採取什麼行動來遏止？ 尋常的周三上午，滿頭白髮的陳敏香來到台北圓環附近一間十幾坪的套房，走進她女兒生前曾居住多年的地方，輕輕擦拭書桌上的醫學書籍，不禁悲從中來。套房主 人是台大創傷醫學部主治醫師曾御慈，也是台北市長柯文哲愛將，兩年半前一場車禍，她的生命就此停留在三十二歲，而酒後開車撞死她的，是一名三十八歲的男 子。 「這是我花多少心血栽培出來的女兒，從小就善解人意又聰明，還沒來得及對社會多一些貢獻，就走了……。」陳敏香談及那場奪走女兒生命的車禍，淚水不斷奪眶 而出，至今她仍難以接受，「每一天，我都活在很痛、很思念當中，想見，卻見不到。」當時，曾御慈所做的肝病研究剛登上國際期刊，也拿到獎學金，準備出國攻 讀博士，並打算去無國界醫生組織服務，許多夢想卻都來不及實現。
青壯居多
「社交型酒駕」戕害台灣 這場悲劇發生在二○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晚上十一點，當時曾御慈下班返回新北市土城的住家，途中過馬路遭撞。她的死亡，引發台灣社會高度關注，立法院緊急三讀通過《刑法》修正案，加重酒駕致死的刑責。 時隔兩年半，陳敏香對女兒的思念未曾改變，但台灣酒駕肇事仍然高居交通事故死因第一名。曾御慈事件發生後，酒駕傷亡數字曾一度下降，從五月的八六六人，一度在七月下降到六三六人，但沒多久即回升到和往年差不多的數量，一個月約七、八百件，並沒有帶來長久的改變。 亦即，台灣駕駛人缺乏「酒後不開車」的觀念，在曾御慈事件後，酒駕傷亡事件因社會議論、警方大規模加強臨檢而降低，但在新聞熱頭過後，又故態復萌。 與鄰近的日本相較，台灣人口是日本的五分之一，但近三年酒駕傷亡人數，卻高出日本兩倍，其中，光是一四年，因酒駕致死的人數，台灣更是日本的三．五倍。 依據交通部統計，分析台灣因酒駕事故死亡的年齡層，多以二十至四十歲的青壯年為主，在過去兩年，占酒駕致死案件的五至六成。以一四年為例，A1類(編按： 交通事故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內死亡)酒駕死亡人數一六九人，其中以「三十一到四十歲」的有三十七人，為數最多。 也就是說，在台灣，不管是酒駕肇事者或被害者，多落在青壯族群。「喝酒肇事多是被朋友害的。」從事酒駕研究十餘年的中央警察大學交通系教授蔡中志認為，年 輕人酒駕多發生在聚會飲酒作樂之後，也就是「社交型酒駕」。在逐漸少子化的台灣，酒駕成為戕害台灣青壯族群的殺手。
執法漏洞 可拒酒測 駕駛人僥倖心態仍在為何台灣酒駕會如此嚴重？最主要有三大執法漏洞。首先，台灣未落實有關酒駕的交通安全教育，考駕照又很容易，不像日本，平均要考八、九 次才會拿到汽車駕照。蔡中志指出，沒有正確交通觀念就上路，是很大的問題，加上駕照又是終身制，不須換照，駕駛人更輕忽行車安全。 其次，台灣的駕駛可以拒絕酒測，欲以酒測作為預防酒駕事故的機制，成效因此受限。 今年二月，彰化就曾發生一名保時捷駕駛因拒絕酒測，被警方開罰九萬元並扣車吊照，當事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最後法院認為，警方只有在「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的情形才能攔測，因此判決原處分撤銷。 「台灣的問題，在於無法落實酒測臨檢。」蔡中志舉例，在香港、日本、英國、美國，駕駛人都不得拒絕出示駕照和酒測，這些都是考駕照時明定的規則，也寫在相關法律中，但是台灣都未明定，才造成駕駛人即使有酒駕嫌疑，也有拒絕酒測的權利。 「新加坡的警察可以守在餐廳門口，只要你有任何意圖酒駕的行為，就會被罰。」蔡中志說，在新加坡，如果一般人喝完酒離開餐廳，有拿出鑰匙走向車子的動作， 警察就可以依據《道路交通法》開罰。但是台灣不然，警察不能等在店門口，只能在酒測臨檢點開單、依一定程序走，這也造成駕駛人的僥倖心態和輕忽。 再者，酒駕肇事或酒駕致死刑責不低，但判刑普遍從輕。台灣因酒駕肇事或酒駕致死的最高刑責，在曾御慈事件後，已經分別修法提高到七年和十年，雖然比日本 低，卻也不輸給其他歐美先進國家。然而，放眼近年酒駕致死判決，法官的量刑都集中在二至五年，包括曾御慈事件，一審法官判五年半有期徒刑，到了二審減輕為 四年半，陳敏香感嘆：「司法判決若如此，社會不會進步。」 加重量刑 判決過輕引爭議 司法院擬標準對此，司法院刑事廳廳長蔡彩貞表示，一四年起，司法院針對全國兩萬三千多筆酒駕判決，其中「酒精濃度」、「前案紀錄」、「交通工具」三項因素 如何影響法官量刑做統計分析，讓法官遇到酒駕案件可搜尋適當刑度。一五年十二月初，再召開「刑法第一八五條之三不能安全駕駛罪」焦點團體訪談，邀集法官、 檢察官、律師、相關NGO(非政府組織)織，討論對現行酒駕判決量刑的看法。 司法院獲得初步結論，將增加「有無載人」、「是否為專業駕駛」、「被查獲地點」、「帶來的危險或損害」及「犯後態度」等五項因素，作為法官加重量刑的參考。 去年五月一日，一道發生在台中的汽車撞擊聲，劃破清晨七點多的天空。一名三十一歲的年輕人，和友人從凌晨二點喝酒到五點，竟然開車上路，還撞上一輛機車。 媽媽送兒女趕上學，在路口等紅綠燈，結果卻分別受輕重傷，就讀高一的女兒顱內出血，最後不幸死亡。陳姓男子撞人後逃逸被路人制伏，酒測值達○．八四毫克 （規定值須低於○．二五毫克）。 事發一年多，《今周刊》前往台中市太平區採訪受害者一家，事故發生當天騎車的母親李復華，因骨盆撕裂傷、大腿粉碎性骨折，前後開了五次刀，人工髖關節使她至今走路仍相當吃力，也只能提前放下她熱愛的教書工作，在家休養。 李復華在一年中暴瘦二十公斤，幾乎天天吃安眠藥才能入睡，車禍中倖存的兒子則陷入重度憂鬱症，先生眉目間盡是藏不住的憔悴。更慘的是，肇事者雖於今年八月入獄，但因名下無財產，民事求償無門，累積的醫藥費、生活費，壓得李復華一家喘不過氣來。 「他們（肇事者）才關個幾年，我們卻要坐一輩子的心牢！」李復華透過網路，結識許多同樣酒駕的受害者與家屬，發現大家都有類似的經歷，「就是台灣雖有嚴 刑，但是判刑卻很輕。打官司的過程，肇事者有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的免費律師辯護，受害者家屬卻無人提供協助，訴訟成為許多人經濟的負擔。」她憤憤不平地 說。 同樣是飲酒文化盛行的日本，對於酒駕採取高標準的嚴刑峻法。 日本《道路交通法》規定，只要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二五毫克，還未酒醉但是「帶酒氣駕駛」，即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五十萬日圓以下的罰金；而若達到「酒醉駕駛」的狀態，則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百萬日圓以下罰金。
他山之石 日本痛定思痛 防酒駕用重典「過去日本的酒駕傷亡事故也很多，真的是透過修法、嚴格執法後才降下來的。」蔡中志說。 ○六年，一位福岡市的公務員，酒後駕車撞翻車輛逃逸，造成三名小孩墜海死亡，引起社會群情激憤，促使日本隔年修訂《道路交通法》提高刑度，將酒駕導致受 傷、死亡的最高刑責分別提高到十五年和二十年，同時增訂連坐條款，將道德義務提升到法律層次，不但提供車輛者和酒駕者同罪，甚至賣酒及同車者也要負擔一半 的刑責。 推到極端，在日本公務員與部分企業的管理規定中甚至明定，一旦酒駕被抓，還會視情節輕重予以停職甚至解雇的處分。○二年，日本酒駕死亡事故高達一千件，但在一四年卻降到兩百多件，如此具體的酒駕防制成效，有賴社會大眾及政府「防酒駕用重典」的決心。 防制酒駕無他，唯有加強宣導、強制教育、重懲重罰才得以改善。 台灣社會仍未建立正確觀念，執法層面的嚇阻效果有限，近來民間已展開積極行動，希望「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觀念，能深入人心。 曾御慈事件後，柯文哲募款成立「台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簡稱酒駕防制協會)由曾媽媽陳敏香擔任理事長，希望化悲傷為力量，推動酒駕防制的公益活動。一年多來，透過音樂會、名人代言「愛家人不酒駕」悠遊卡、推動酒後代駕等宣導活動，希望能蔚為風氣。 「這是女兒留給我的使命，酒駕事故仍然天天發生，我想讓更多人知道酒駕的嚴重性。」事發後，幾乎是一夜白髮的陳敏香說，社會是生命共同體，一件酒駕事故，花費的醫療成本，也會動用到納稅人的血汗錢，希望社會能正視問題。 每年年底從聖誕節到隔年的一、二月，適逢尾牙、春酒旺季，是台灣酒駕事故的高峰，《今周刊》與酒駕防制協會十一月起共同發起，邀請企業連署，在公司內部， 以具體行動協助員工落實「酒╱駕分離」觀念，讓「喝酒不開車」在社會中成為常態，讓台灣社會朝「零酒駕」的目標，更靠近一步。你，下決心了嗎？ 陳敏香在女兒曾御慈居住多年的套房，整理她留下的醫學專業書籍。 曾御慈（前排右一）曾是柯文哲（前排左二）帶領的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團隊成員之一，但卻因酒駕事件造成台大團隊痛失人才，。 酒駕旺季分布在12月與1月，呼應華人尾牙、新年的飲酒文化。 有超過８成的酒駕者，酒精濃度超過0.56毫克，高酒精濃度駕駛人仍占酒駕肇事案件大宗。 肇事車種以機車占6成，為最大宗，其次為小客車。 肇事時間有4成2發生在晚間時段「18至24時」，其次為凌晨時段「0至6時」。 資料來源：警政署2014年統計資料重懲重罰， 才能杜絕悲劇上演
—— 各國酒駕罰則
國家 每公升酒精標準值
（血液酒精濃度） 罰則
台灣 0.15毫克以上 違反處罰條例 2個月以上、2年以下有期徒刑，1.5萬到9萬元罰鍰 0.25毫克以上 違反《刑法》 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酒駕肇事處1年以上、7年以下徒刑；酒駕致死處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 日本 0.15毫克至
0.25毫克 帶酒氣駕駛 3年以下徒刑，或50萬日圓罰金 0.25毫克以上 為酒駕 5年以下徒刑，或100萬日圓罰金（提供車輛者同罪，同坐者或賣酒者負一半罪刑）酒駕肇事處1年以上、15年以下徒刑；酒駕致死處1年以上、20年以下徒刑 中國 0.2毫克至
0.8毫克 帶酒氣駕駛 罰金200-500元人民幣，吊銷駕照1至3個月 0.8毫克以上 為酒駕 5日以下的拘留，罰金2000元人民幣，吊銷駕照6個月酒駕致人於死，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整理：賴若函 撰文 / 賴若函 、郭淑媛 | ||||||
肯亞案引發「詐欺輕判」的討論，當各界聚焦提高刑度與法院量刑之際， 攸關定罪與量刑的第一線蒐證工作，卻因法規及台灣外交處境受到極大限制。 要反制台灣詐「遍」全球、成為國際間不受歡迎國家，政府還有哪幾件事必須立即行動？ 台灣的詐騙集團，從台灣騙到國際，詐遍全球的惡名昭彰，重創台灣國際形象，在肯亞涉嫌詐欺的台灣人遭中國強勢擄人，傳出是因為中國不滿台灣總是輕判詐欺犯之後，台灣對這類國際詐欺犯的量刑是否過輕，導致犯罪猖獗，引發討論。 日本祭重罰！ 20年徒刑、賠償逾一億日圓單就刑責來看，相較於中國、韓國最高可判無期徒刑，或是日本與德國最高十年有期徒刑，台灣詐欺罪最高刑期五年、電信詐欺最重本刑七年，相對較輕。 以日本為例，二○一○年三月，東京地方法院曾重判詐騙集團首腦戶田雅樹二十年徒刑。戶田和他的手下在○六到○七年間，佯裝被害者家人，用電話或郵件對被害人謊稱：「我出車禍了，如果被公司知道會被開除，所以先給我修車的錢」、或「我用公司電腦做自己的事，結果中毒了」，共向三十九人騙了一．四六億日圓（約合新台幣四千三百萬元）。 法官認定這是大規模而且連續性的組織犯罪，且部分被害者因受害被家人指責，而導致家庭失和，也有人因此不再相信別人，影響甚鉅；而且這種匯款等詐騙案頻傳，已形成社會問題，為防止這類犯罪，須嚴厲處罰。因此依「詐欺罪」和「違反組織犯罪處罰法」等，判處二十年徒刑，並且要支付約一．一二億日圓賠償。 回頭看台灣對詐欺犯的處置，肯亞案發生幾天後，在馬來西亞犯下電信詐欺案的二十名台灣嫌犯，在中方同意下遣送回台，卻未循「人卷合一」的慣例，只移交人、未給卷證，導致台嫌下機後，在欠缺罪證的情況下，台灣檢警只能放人，陷入中國設下「縱放嫌犯」的圈套，給了中國大作文章的空間，台灣更是輿論譁然。 「台嫌遣陸」的爭議，早在一○年就曾上演，當時，菲律賓抓到二十四名跨國電信詐騙嫌犯，隔年，其中十四名台灣人被菲律賓遣送中國，引發極大爭議。 經兩岸協商，後續由中國完成偵訊，隔年將資料和十四名台嫌送回台灣審判。然而，判刑最重的犯嫌甚至是三十九罪（犯案三十九起，一罪一罰）合計，但由於每一罪刑期都不超過六個月，可易科罰金。 台灣多輕判！ 易科罰金「連包機都不夠」一一年六月也是一樣，檢警在與中國、柬埔寨、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聯手掃蕩詐騙集團，查獲台籍成員四百多人，台灣首度包下班機，先後押返在柬埔寨、印尼共兩百餘人，宛如台灣版的「空中監獄」。返台後，檢察官共聲押一六七人，創國內單一案件羈押人數最多紀錄。 然而，這批詐騙集團成員，經台中地院審理後，只判其中三名嫌犯十個月到一年半刑期，易科罰金僅兩萬到六萬元不等，警察大學前教授葉毓蘭直言，「連包機的錢都不夠。」來自各合作國家的壓力，加上台灣民眾對詐騙深惡痛絕，促成法務部修法，一四年立法院通過《刑法》第三三九條之四「加重詐欺罪」，就「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集團性詐欺犯罪」與「利用電腦網路等傳播工具犯罪」三種形態，訂定獨立處罰，最高可處七年。 近日，肯亞案後，行政院院長張善政也指示法務部研議修正《刑法》，加重詐欺罪刑責。 但是，台大法律系教授陳志龍直指，「加重刑度也沒用，除非能抓到主謀。」他解釋，詐欺罪並不算輕，量刑較輕的原因在於能抓到的都是前端車手，只負責詐騙過程中很小的動作，「雖然用《刑法》三十一條，以正犯論，但法官不可能判很重，因為真的不是主謀。」除了提高刑度的修法方向，時代力量立委洪慈庸則打算提案刪除《刑法》第七條「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之限制。按現狀，台灣人在國外犯罪後遣送回台，只有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才能依《刑法》追訴。洪慈庸提案修正為「除非犯罪地法律不罰者，我國國民在海外犯罪，我國皆可主張管轄權。」民進黨立委李俊俋擬提案修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將詐術、強暴、脅迫及恐嚇為手段，且具有持續性的組織，列為「組織犯罪」，主謀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一億元以下罰金。 提高刑罰，應是目前可考量的方向，或也可參考日本的作法，同時對組織犯罪，加重一．五倍的求刑，更可收遏止之效。 當各界關注修正刑責相關法條，警方偵辦時常被其他法規掣肘，以致蒐證不易。刑事局偵七大隊長黃建榮就感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是查緝電信流的一大難題，「詐騙集團轉換機房的速度很快，因為《通保法》的關係，我們要送公文才能抓電信來源，每每跑完申請程序，機房卻早已轉移。」他呼籲：「要打擊詐騙犯罪，警方調查的權限是否能再大一點？」 搜證大不易 修法、協商並進 才能打擊犯罪台中市刑大警員黃信修也感慨，台灣電信業者承租「第二類電信」（未架設實體線路固網或無線基地台，而是向第一類電信業者承租固網或無線基地台，來經營電話或網路業務）採登記許可制，無須審核，常淪為不法集團的詐騙工具，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應該健全相關法規。 此外，「證據勾稽」才是定罪關鍵，目前詐欺案受害者主要在中國，黃信修說，「台灣舉證要求相對嚴謹，若沒有被害人筆錄，就沒辦法證明騙多少人、騙多久，頂多判一罪，若有五份筆錄，依據『一罪一罰』，會完全不一樣。 」如何協商中國配合，提供被害人筆錄，也是政府應努力的方向。 中、台聯手在第三國設置機房，向兩岸人民進行電信詐騙，誰來追訴與審判，是國際法、管轄權，更是外交與政治問題。具查緝實務的警界人士認為，台灣應加速與他國簽訂「司法互助協定」，如此一來，台灣在國際進行查緝逮捕電信詐騙過程，才能委託他國司法機關協助訊問，以及文書送達或證物之移交，乃至於協助搜索、扣押等才能順利進行。 此外，台灣若重返國際刑警組織，可符合國際聯手打擊跨境犯罪的共同利益，三月中旬，美國總統歐巴馬也已正式簽署，支持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國際刑警組織。 「國際刑警組織的會員國，可在第一時間查詢全球刑警通訊系統，掌握重要情資。」黃文志指出，該系統提供罪犯情資、線上指紋與DNA比對，我國目前無權使用，形同被排除在國際打擊犯罪網絡之外。「台灣須從東京方面取得二手情報，不夠即時。」黃文志的遺憾，也凸顯中國阻撓台灣加入國際刑警組織的荒謬。 人多、好騙又同樣說華語的中國，已是兩岸詐騙集團橫行的重災區，要如何止災，同時考驗台灣新政府與中國方面的智慧。 撰文 / 陳柏樺、陳亭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