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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进军上海计划遇阻 东海广场原权利人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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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803/08042986620.shtml


  手握大把现金用不出去的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日前将目光瞄准了上海第一烂尾楼“东海广场”,希望以此进军上海商业地产。而就在计划刚刚有 所进展时,“东海广场”原权利人突然杀出,声称已经向潘石屹发出了律师函,告知“东海广场”权属尚有争议未决,提醒其审慎收购。业内人士表示,收购烂尾楼 最忌讳的是产权纠纷,此举或将影响到潘石屹的收购。而昨日SOHO中国公司对此消息表示不予评论。

  为何看上了上海烂尾楼?

  今年上半年潘石屹似乎有种有钱没地方花的感觉。公司有着100亿元的资金,又先后获得了中国银行(4.68,-0.03,-0.64%)北京分行和招商银行(19.51,-0.13,-0.66%)北京分行共200亿元的授信。手握超300亿元的可动用资金,SOHO中国上半年却鲜有投资。参与买地却铩羽而归,而北京地区可供投资的商业地产项目也寥寥无几。

  “潘石屹专做商业地产,他的投资理念就是核心区域的商业,目前北京CBD区域已经没有多少项目可以做了,此时老潘只能够将目光瞄准上海。而收购烂尾楼只是其进入上海的一个跳板。”接近潘石屹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东海广场”号称上海第一烂尾楼,位于上海南京西路,总建筑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项目共分三期。目前该项目已完工的为一期近7.6万平方米的写字楼。

  “东海广场”十余年几经转手后,2006年,摩根士丹利(大摩)以19.6亿元的价格接手“东海广场”。今年上半年,国际金融环境持续恶化、写字楼市场一片萧条,加之3月份大摩原中国高管盖斯·彼得森身陷在华贿赂事件,大摩将手中拥有的多处上海物业在市场抛售。

  “像‘东海广场’这个项目,很有可能是很多代理行向潘石屹推荐的。因为这个项目符合潘石屹对于地段的要求。”上述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顺理成章,双方就该项目进行了接洽。日前有消息显示,SOHO中国对此次收购已开始进入尽职调查阶段,预计3周以后会有结果。而业界对这位地产大鳄在上海的破冰之举也都充满期待。

  原权利人为何现身搅局?

  而就在合作刚有眉目之时,就杀出一个“程咬金”,这就是自称“东海广场”原权利人的上海天怡房地产开发公司。

  上周末,天怡房地产公司发给本报记者一封“给潘石屹的信”,并称已经以律师函方式发给了潘石屹,信中指出,“东海广场”权属之争还未明晰,希望SOHO中国谨慎考虑此次收购。

  记者查阅历史资料了解了上海第一烂尾楼的始末。“东海广场”曾是上海社保基金投资的五大房地产项目之一。1994年,天怡房地产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27.10,-0.07,-0.26%)社保部、上海计算机公司达成三方协议,建立“东海广场”项目,协议约定由社保部出资,计算机公司出地皮,天怡公司负责办理各项手续并承建该项目。

  后来随着国务院清理各种违规投向房地产业的资金,明确社保基金已经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要全部退出。于是,合作无法进行下去,浦发银行社保部不能作为合伙人投资,转而以借款人的身份向天怡公司追讨已经投入的资金,最后法院判决天怡公司赔偿浦发银行本息共5.6亿元。

  因为天怡公司无力偿还资金,作为债务抵押,“东海广场”项目被抵押到了浦发银行名下。历经多次转手,最终导致“东海广场”开发的停滞,成为了烂尾楼。直至2006年摩根士丹利进入。

  天怡房地产公司在提供给记者的律师函中提出,2004年11月房地产交易中心在未经天怡公司同意并申请的前提下,以“法院判决”的理由,将“东海广场”项目权利人变更登记至第三人。天怡公司随后提起行政诉讼,而法院对“东海广场”权属之争案件的审理至今未结。

  潘石屹收购计划是否会被打乱?

  “潘石屹对于这其中的产权、债务关系应该是十分清楚。如果产权真的存在纠纷,还没有明确权利人,潘石屹要么不会进入,要么是潘石屹有信心处理好债权债务关系。”上述接近潘石屹人士向记者表示。

  记者昨日致电SOHO中国,其推广部媒体公共专员何新向记者表示:“目前我们对于‘东海广场’的事情不做任何评论。”

  业界专家、明天地产业务总监贾玉鹏向记者表示:“收购烂尾楼最忌讳的就是债权债务关系不明晰,一旦再次引发纠纷将会带来各方面的问题, 这就是很多开发商不敢接收烂尾楼的原因。”

  天怡房地产公司明确表示,已在前述诉讼过程中当庭表示不放弃对“东海广场”二期项目的追索权利,并已要求律师研究准备诉讼材料以通过法律途径继续主张合法权益。

  天怡房地产公司代理律师表示,SOHO中国作为公众上市公司在“东海广场”一二期项目权属未清的情况下实施收购应当予以高度谨慎,以切实保障股民利益,不负股民之信任。

  “如果‘东海广场’原权利人处处进行阻拦,那么潘石屹的计划或许将打乱。”上述不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商报记者 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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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冀东水泥遇阻 中材版图战略西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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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1cbh.com/HTML/2009-9-11/HTML_F3K0VPUXXYWI.html


月10日,有消息称,中材集团已经放弃了对冀东水泥的收购,此前派驻做尽职调查的工作人员也已经悉数撤回。

同日,唐山市国资委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中材集团对冀东水泥的收购进展的确不很顺利。“中材之前对冀东有过一系列的注资承诺,但目前注资进展并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导致收购项目与原计划进展不相符合。”

9月8日,中材集团董事长谭仲明在参加国务院国资委信息中心主办的《辉煌60年·国企巡礼》高端访谈时表示,关于冀东水泥集团的重组工作,由于涉及方面很多,公司会按照对股民、对投资者负责的精神去做。至于何时有结果,现在还难以确定,有新情况,公司会及时披露。

10日,中材集团企业文化宣传部部长曹永胜对本报记者表示,关于中材集团收购冀东水泥的具体情况,“该说的谭总都说了”,收购结果以公司披露的信息为准,弃购冀东水泥的传闻属于猜测。

收购遇阻

2008年1月2 日,唐山市人民政府与中材集团签署协议。唐山市政府原则上同意中材集团或其所属的上市公司采用直接增资的方式对冀东水泥集团实现控股。中材集团将用3年时间,投入资金不少于130亿元,将冀东水泥集团打造成国内最大、世界前五名的水泥企业集团。

但 紧接着的是,冀东水泥公布了一系列扩张计划,明显加快了其扩张步伐。据资料介绍,2008年冀东水泥在河北以外就投产或拟投产10多条生产线,新建产能高 达2000多万吨,并超出了其原先确立的“巩固华北、挺进东北、开拓西北”的“三北”战略范围。此外,冀东水泥董事长张增光曾表示,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前 将水泥产能提升至6000万吨以上,商品混凝土产能1000万立方米。

上述唐山市国资委官员表示,尽管3年期限未到,但中材注资承诺迟迟未兑现,加上冀东水泥本身发展良好,有自我扩张的基础。而随着冀东水泥不断发展壮大,中材集团要控股冀东水泥的代价也会相应加大。

事实上,在中材集团计划控股冀东水泥之前,中材集团的最大竞争对手、同为央企的中建材也曾“垂涎”冀东水泥,但后者与唐山市的合作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且很快就无疾而终。

2007年10月23日,在与中建材签约仅半个月后,唐山市政府又与中材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拟共同打造北方最大的非金属材料生产、研发和装备制造中心,其中包括年销售额超过300亿元的现代水泥制造中心。

上述唐山市国资委官员表示,打造现代水泥制造中心的目标,对唐山市政府是个很大的重组动力;而中材集团之所以后来者居上,正是由于其承诺条件优于中建材集团。

不料从2009年开始,中材集团收购冀东水泥发生微妙变局。1月初,中材集团宣布最终决定放缓对冀东的收购,并表示重组谈判依然在进行。

上述唐山市国资委官员透露,收购遇阻的主要原因,是冀东水泥方面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实冀东水泥方面还是欢迎中材进来,因为中材毕竟是受政策支持做强做大的央企,主要是双方在重组具体条件、注资进展等方面达成一致的难度很大。”

谭仲明在国资委主办的活动间隙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并购项目上,中材集团一定要获得控股地位,从而“防止把钱投进去,自己没有控制力,投资失控”。

互搏西部市场

在水泥行业,“得冀东者得北方”的说法一直是业内人士共识,中材集团如果成功收购冀东水泥,将改写北方水泥市场版图。

除了中材集团和中建材集团在华北地区交锋外,国内水泥霸主海螺水泥同样看好华北水泥市场。但目前来看,海螺水泥具体介入华北水泥市场的消息却寥寥无几,只是到前不久被爆出在山东泗水县修建一条日产4500吨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虽然中材集团否认放弃收购冀东水泥,但记者获悉,随着进军华北遇阻,中材集团水泥业务的扩张重点将转移至西部。

中信建投证券水泥业高级经济师田东红表示,由于中材集团和冀东水泥都有各自明确的发展目标,并且运营良好,因此,即使收购失败,对两者并不会造成直接影响。“中材集团可能在华北失去了一块发展空间,但不会停止在西北地区的扩张脚步。”

6月份,中材股份斥资5.01亿元认购祁连山5500万股,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谭仲明也表示,近几年来,中材集团水泥业务突飞猛进,目前已发展成为中国西北最大的水泥企业。

按照谭仲明的“控股原则”,中材对祁连山的参股仅仅是第一步,控股才是最终目的。在祁连山之前,中材集团在西北就拥有了赛马实业、天山股份两家上市公司。

田 东红表示,中材集团与冀东水泥“要么成为一家人,要么就是兵刃相见的竞争对手”。事实上,冀东水泥在2008年公布的一系列扩产计划中,几乎都全部集中在 西部:3月,公司在四川省屏山县筹备建设一条日产4500吨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带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6月,公司在重庆璧山县建设二条日产4500吨 新型干法熟料水泥生产线带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

但目前,由于水泥投资过热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发改委已对全国水泥市场的投资情况展开全面调研,部分省市已暂停批建新的水泥生产线项目。

谭仲明对本报记者表示,水泥投资过热现象在全国范围尤其是在东部地区确实存在,但在不同地区情况不一样,也就是说,总体呈现投资过热,但局部地区依然存在投资机会。

谭仲明认为,目前,国家控制水泥投资过热政策对中材集团是一个利好。“如果得到合理调整,水泥这块蛋糕我们吃的时间会更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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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非洲大油田 中海油50亿美元竞价遇阻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1-4/zMMDAwMDIwNDUzMw.html

中海油海外收购案再起波折。

《华尔街日报》11月3日报道,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手收购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在加纳Jubilee油田开发项目上所持有的股份一事又存变数,来自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内部人士透出的消息称,此次收购遭到了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的阻力。

而就在半个月前,外媒还援引三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在Jubilee油田的股权争夺战中,三家公司已经签订了相关协议,中海油联手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出价50亿美元击败世界第一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这一竞价比埃克森美孚高出了10亿美元。

据本报记者获得的消息,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手收购遭拒的原因可能是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认为其50亿美元的报价不够高。

“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和中海油竞标失败,价格因素是主要原因,科斯摩斯要进行风险套利,才能使得股东利益最大化。”一名正在加纳进行能源学术访问的中方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科斯摩斯能源公司与美国阿纳达科石油公司拥有相同股份,而后者对其股权转让的评估价格为67.5亿美元,超过中海油的50亿美元报价。

针对是否因竞价问题导致收购受阻,记者致电中海油相关人士,对方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进退两难的科斯摩斯

科斯摩斯能源公司总部设在达拉斯,主要业务分布在非洲,尤其在西部非洲拥有多处油气区块开发权。

据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科斯摩斯公司是一家风险勘探公司,大部分股权掌握在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和华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Warburg Pincus LLC)手中,公司规模并不算大,实现股权变现以符合其大股东的风险套利原则。为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其经常将找到的石油资源进行风险套利,再将新的资金 投入到后续的风险勘探中,具有较强的风险投资风格。

2007年发现Jubilee油田后,科斯摩斯有意出售其在Jubilee油田持有的23.49%权益,随后,世界第一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向其发出了竞购意向,并率先与科斯摩斯签署了排他性协议。

在科斯摩斯发出股权出售消息后,法国道达尔、BP、中石化、雪佛龙、瑞典石油集团等石油巨头也都闻风而来。加纳能源部官员披露,有超过50个石油公司对科斯摩斯的Jubilee油田股权转让感兴趣。

上述在加纳进行能源学术访问的中方人士向告诉记者,虽然世界各大石油公司都竞相而来,但由于科斯摩斯是美国公司,其大股东与埃克森美孚又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才导致其他石油公司都无法参与,而这也正是埃克森美孚能率先与科斯摩斯签订排他性转让协议的原因所在。

但科斯摩斯与埃克森美孚的协议并没有征得加纳政府的同意,其擅自决定出售Jubilee油田的股权也招来了加纳政府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的坚决反对,尤其是加纳政府2009年上台的新执政党国家民主大会党。随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计划引入新的战略伙伴合作开发。

被迫之下,科斯摩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于今年8月宣布放弃将Jubilee油田的股权转让给埃克森美孚。

“在这场竞购风波中,加纳国家石油公司的态度对中美能源博弈的结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崔守军对本报记者说。

加纳1984年《石油法案》(PNDCL 84)规定,加纳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由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全权负责,同时规定外国石油公司在加纳勘探开发石油时,须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一起成立股份公司,加纳国家石油公司享有股权附带权益。

可见,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具有“双重”身份,既有投资权益,又是管理机构。2007年加纳发现大规模油气资源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就一直试图通过谈判以增大其在Jubilee油田的持股比例。

中海油仍有胜算可能

虽然此次中海油海外收购遭遇阶段性阻力,但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中海油成功斩获Jubilee油田股权依旧是大概率事件。

据本报记者了解,加纳是个多党制国家,两大政党——国家民主大会党和新爱国党轮流坐庄,新爱国党与美国关系亲密,国家民主大会党则跟中国关系友好。

在2008年的选举中,国家民主大会党只以微弱优势击败新爱国党获胜,能否经营好国内的油气资源,是其确保顺利执政的重要筹码。

上述在加纳访问的中方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目前加纳政府正在加紧制定新的石油开发法案,而据加纳媒体报道,加纳政府还计划在今年年底成立全新部门,以对开始商业化生产的Jubilee油田进行监管,以确保油田能给加纳带来最大的收益。

与加纳国内围绕Jubilee油田展开的白热化谈判相比,中加双边的合作也将是促进中海油顺利收购的主推力之一。

今年9月,加纳新政府总统Mills访华,中国领导人承诺向加纳提供巨额援助,其中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0.4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国家发展银行提供30亿美元用于油气资源开发。同时,加纳能源部长也曾承诺,中国石油公司将会参与加纳油气的项目开发。

“科斯摩斯不擅长经营开发,埃克森美孚又无奈出局,考虑到中加双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和中国政府的巨额发展援助,个人很看好中加能源的合作前景。”崔守军对记者说。

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油公司联合竞标失败的消息对外披露,可能是在给科斯摩斯施压,以迫使其出售股权。

“科斯摩斯已经慢慢失去主动权了。”某证券公司首席分析师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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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改革遇阻

http://stock.hexun.com.tw/2011-08-01/131954393.html

《財經》(博客,微博)記者 何佩欣

  在香港證券業部分代表連日高調反對聲浪中,香港交易所(下稱港交所)提出的多項改革遇到阻力。

  近日傳出,港交所正在研究暫緩實行明年3月第二階段延長交易時段。標誌港交所改革推進艱難的是,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在7月26日發表近萬字長文,再次解釋推行改革方案的種種考量,並強調改革絕非「大戶與小戶、或國際與本地之間的鬥爭」,希望平息本地中小券商的怒火。

 這是自從去年底落實改革以來,港交所就延長交易時段問題立場軟化。

  此前,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與香港本地證券業的七個協會代表舉行晚宴,當天下午,就率先遭遇個別代表到中環交易廣場港交所的交易大堂門外示威抗議。

  代表香港本地證券從業員的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當天組織約50名會員,到場向李小加遞交請願信,表示反對港交所醞釀中的多個改革措施,甚至有示威人士要求李小加下臺。

  李小加到示威現場接收請願信,表示:「會仔細閱讀、瞭解有關人士的意見,所有決策在落實前都會細心聆聽,平衡各方利益。」作為首位來自內地的港交所總裁,他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預計港交所未來的改革,將在如何適應新形勢及確保本地券商利益之間躊躇前行。

  爭議延長交易時段

  港交所近年推出不少改革提議,除了引起較大反對的延長交易時段,以及設立晚間期貨交易時段外,還推出股票交易按金制度,以改善香港交易所的風險管理架構,減少交易對手交責所造成的風險。

  此外,計劃中的還有「匿名交易」,取消現在公開交易對手經紀牌號的做法;而2009年曾經推出後又撤回的收市競價時段制度,也被重新提到議程上。

  其中,延長交易時段已經早在去年完成諮詢,第一階段的改革也在今年3月開始實施, 將香港早上交易時段提前半小時開始,即在早上9時30分開市;午休從過往的2小時縮短到1.5小時,即下午交易時段在13時30分開始,到16時結束。

  不少市場人士對延長交易時段沒有好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午休時間,第三階段將在第二階段進一步減少到只有1個小時,不僅比以前少了一半,與香港白領平均有1.5小時的午休時間相比也相形見絀。

  凡是改革必牽涉利益損益和成本增減。付出午休時間減少的成本,在很多人看來卻沒有什麼利益。

  香港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會長王國安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說,首先就指出,延長交易時間,在過去幾個月,根本沒有為市場帶來更多的交投量。

  「其實第一階段實施以來,交易量不升反跌,已經很明顯。不明白為什麼港交所還有理據實行第二階段,他們常常說要與其他交易所看齊,那他們有沒有考慮過我們自己市場的獨特性?我們有午飯時段,可以是比別人的制度好,沒必要跟人家不好的時間。」 王國安氣憤地說。

  在中環街頭,這個觀點幾乎每個人都瑯瑯上口。

  除了本地券商外,一名外資券商銷售部人員也對《財經》記者大吐苦水。「機構客戶每天做多少交易、要買什麼賣什麼,幾乎都有一定的量,根本不會因為延長時間,就突然多做事。但交易時間長了,無論我們、基金經理、交易員等的工作時間就肯定會加長。」

  與內地接軌

  只要仔細閱讀港交所為更改交易時間而公佈的諮詢文件和總結,不難發現,這項改革的目的,從第一天開始,就不是為了增加交投量,而是令香港市場與內地接軌。

  根據去年9月的諮詢文件,延長交易時間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讓港交所跟上交所的交易時間重疊,強化香港市場對內地相關證券的價格發現功能,避免因為香港市場較遲開市,令香港投資者對市場消息的反應,比區內其他對手慢一步。

  港交所也提出,通過縮短香港市場與區內其他市場的時間差距,提升競爭力。很多證券或相關產品均同時在港交所及其他交易所掛牌,而港交所又是區內最晚開市的交易所,投資者可能因此選擇在其他交易所買賣。

  根據港交所的統計,直到去年7月,在香港及內地以「A+H」方式上市的企業多達62家,佔香港市場總市值的23,加上以內地相關證券為相關資產的結構性產品,總數更接近3000只。

  每天在香港成交額最多的十隻證券中,包括了五隻同時在A股掛牌的證券,以及以A股為相關資產的安碩A50中國基金。

  觀察當前香港金融界前線人員,對於延長交易時間的討論,經常集中在能否讓交投量增長,更因此反對延長時間,可謂與港交所的思路沾不上邊。

  過去十多年,香港是內地很多企業上市籌資的地方。港交所認為,內地資本提速開放,從資本輸入轉變為資本輸出,香港應該轉型為內地資本的「首要海外投資中心」,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潮流。

  延長交易時段就是在這個考慮下產生的想法。本來,香港的開市時段,上午比內地晚半個小時,下午晚了1.5個小時,兩個市場同時交易的時間,每天只有兩個小時。

  雖然「港股直通車」在2008年緊急「剎車」,但是香港從來沒有停止爭取,用其他不同的方式,讓內地居民到香港直接或間接投資,包括擴大QFII額度、推行「小QFII」 等等。這個趨勢也符合內地疏導流動資本過剩,希望讓資金「走出去」的大方向。

  這些宏圖大計一旦成為事實,香港市場的交易量就會迅速增長,與內地市場的互動也會更緊密。

  從香港開市比較晚的事實看,前一天晚上或午休時間發佈的重大消息,就會率先在A股市場反映,香港投資者沒辦法交易或對衝,只能幹著急,嚴重削弱香港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從港交所的角度來看,可能投資人會因此選擇在A股市場交易,長遠影響港交所的交易量。

  不過,這項提議遭到反對,早在去年諮詢之時已經埋下伏筆。

  在諮詢回應總結當中,雖然包括交易所參與者及證券業組織等機構當中,約八成回應對於提早上午及下午的開市時間表示贊成,但在個人回應當中,經紀人及投資者反對下午提前開市、縮短午休時間的比例,也同樣達到八成。

  儘管沒有人會反對兩地交易時間接軌,但開放內地居民到香港投資,目前看還是遙不可及,經紀人就先要面對更長的工作時間,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自然反對聲眾多。

  一名中資券商的銷售人員笑言:「如果真的有港股直通車,有很多生意可以做,就是李小加不提出,我們也會追著要他延長時間啊!」

 交鋒晚間時段

  另一項備受爭議的改革方案,是設立晚間期貨交易時段。

  港交所指出,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趨勢下,香港市場不分晝夜地受到歐美市場的影響。如果在晚間出現重大事件,目前香港投資者不能對衝或調整投資組 合,因此建議為期貨市場開設全新的交易時段,從正常交易時段收市後30分鐘開始,股票指數期貨從下午4時45分開始,黃金期貨從5時30分開始,直到晚上 11時15分結束。

事實上,現在香港的期貨經紀當中,約一半人員正是在晚間從事海外的期貨交易,他們占香港期貨交易市場交投量約90。

  由此可見,市場對晚間期貨交易有一定需求,但同時需要註意,這些交易絕大部分通過大型券商,包括跨國及中資券商,以及少數大型的本地券商交易,中小型的本地券商,正是另外一半現在沒有參與海外期貨交易的主要組成部分。

  這些中小型本地券商,理所當然地也成為反對這項提案的主力聲音。

  對於本來就在晚上營業的大券商,開設晚間期貨市場對他們的成本增加有限,卻可以帶來額外的收益;本來沒有晚間營業的,如果要參與這個全新的市場,卻得增加人手、延長服務時間。

  恒豐證券董事長、代表香港多家中小型券商的香港證券業學會會長張華峰,接受《財經》記者訪問時坦言,最重要的考量是利益問題。“要增加兩三個人 在晚上值班,辦公室要繳納高昂的空調費、電費,都是成本,但一天下來可能只是多做兩三單期貨指數的交易,豈不是虧本了嗎?我估計大部分中小行也不會參 與。”

  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下,企業各自決定是否參與新的交易時段,看來是正常不過。但是,一旦不參與,可能連白天的期貨交易,以及股票交易客戶都會流失,部分只有幾個員工的小券商,甚至可能因此結業。

  港交所同時也在提升基礎設備,耗資20億港元興建新一代數據中心、開拓設備托管業務等,種種舉措也難免令人引起港交所政策向大行和機構投資者傾斜的質疑,甚至有人認為,引進高頻交易,可能損害香港的金融安全。

  面對這些質疑,李小加以及港交所表示“不理解,也不同意這種觀點”。李小加舉例說,不應該因為有人不想開汽車, 就不建高速公路,讓所有人都繼續走鄉村小道;也不應該因為有人在高速公路上飆車危險就取消高速公路,“香港市場結構現在防止飆車的方法應該是通過立法與加強監管來實現。”

  張華峰也說,他旗下的恒豐證券就不一定會參與晚間期貨市場,但他認同香港市場有這個需求,所以就算自己不做,也不會去反對這個提案。

  改革風波不斷

  近年港交所積極推行多項改革,早在李小加之前,許多改革就已開始,其中大部分以提升企業管治的要求為主要目的。

  例如,香港證監會在2008年到2009年曾經希望推引季報的制度,同時將上市公司董事禁止買賣自家公司股票的期限,從本來的一年兩個月大大增加到七個月。但此項改革卻最後在財團一片反對聲中,作出讓步,由原來的目標七個月縮短到僅僅三個月。

  李小加去年年初上任後,就發表過《戰略規劃2010年-2012年》,為自己三年的任期定調,過去一年半內推出多個方案。作為首位來自內地的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總是被外界寄予厚望,認為他可以為香港和內地的合作發揮積極作用。

  人民幣國際化、“雙幣雙股”方式的人民幣證券IPO等等,都是最近兩年港交所重視的發展方向。

  在制度改革方面,李小加也大膽地重新將收市競價時段提上議程,這項經過多年咨詢,終於在2008年實行的提案,在一片喝倒彩的聲音中退場,雖然有不少人認為當年的失敗,只要調改部分細節就可以扭轉過來,但畢竟是個燙手山芋。

  李小加明確表示,未來港交所的改革,分別向三個目標邁進。第一,提高香港交易所核心實力;第二,實現與內地互聯互通;第三,提高國際競爭力。

  在進行的改革方案中,以提高香港交易所核心實力相關項目的阻力最小。股票交易按金制度的方案剛剛在7月開始進行咨詢,直到10月底結束。雖然方案直接影響到券商的成本,但由於為中小型券商提供一定額度的豁免,反對聲音不多,預計成功機會最高。

  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方案,除了與其他區內及國際交易所競爭,同時也面對另類交易平臺、本地“黑池”平臺的湧現。

  不過,李小加也認為,對比提高香港交易所核心實力的改革,這些措施並非燃眉之急,目前的策略是“應考慮、細研究、找平衡、穩推行、不冒進”。

  由此可見,當前最需推進但是又遇到最多阻力的,就是以“與內地互聯互通”為目的的改革。

  延長交易時段是最有可能受阻的改革項目。原來計劃第二階段在明年3月實施,港交所現在已經重新研究,是否需要暫緩執行。不過,目前距離明年3月還有大半年的時間,存在的變數不少,加上任何方案的調整都得提交港交所董事局最終決定。

  晚間期貨市場提案的咨詢已經在7月8日完成,正等待港交所發表總結,目前成敗難料。

  除了延長交易時段和晚間期貨市場外,未來還要引進遙距交易所參與者制度。所謂遙距參與者制度,是指允許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註冊的證券經紀成為香港交易所的參與者,為當地投資者在香港交易所交易提供服務。

  此舉為非本地註冊的券商成為香港交易所的參與者提供了機會,鋪設一條日後內地資金來港的通道。這個提案將無可避免地再次觸及本地券商的利益,成為下一個改革的風暴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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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放寬釀惡果 中國茶出口遇阻轉內銷

http://www.21cbh.com/HTML/2012-4-13/0MNDE4XzQxODc0Mw.html

[ 「其實,國內茶商現在重點銷售渠道已經不是出口了,出口太嚴格,而內銷比較寬鬆,基本都已轉向內銷為主。」廈門當地一名茶企人士稱 ]

幾萬中國茶企不抵一家英國立頓已讓中國茶葉蒙羞,而最近一家環保組織公佈的調查報告再次將中國茶葉推至風口浪尖。

報告顯示,被調查的九個品牌的所有茶葉樣品上均含有至少三種農藥殘留,檢出的農藥種類總數高達29種。其中六個樣本含有十種以上農藥殘留,而日春803鐵觀音竟含有多達17種農藥殘留。

「自古以來,中國茶的品質和工藝均蜚聲世界,本應是標準制定的世界榜樣,現在卻因農藥殘毒、鉛等重金屬污染問題,質量每況愈下,而有關部門不是想法解決問題,卻放寬標準,更使茶葉發展滯後。」原美國夏威夷大學環境專家董良傑稱。

標準放寬惡果

報告發佈後,立刻遭到眾多茶企的反駁和業內專家的質疑,因為其對照的標準並非國標,而是選取了更為嚴苛的歐盟標準。

吳裕泰北京辦公室一名人士稱,公司所產產品符合國標,並質疑該報告的真實性、權威性和科學性。

另一家被指有農藥殘留的香港上市公司天福名茶昨日在港交所發佈聲明稱,尚未收到內地監管機構的通知,報告所指的檢測結果處於內地使用的食品安全規定及標準範圍內。「我們不認可這份報告,就其檢測的產品我們會再送到權威機構複檢。」天福名茶一名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中國茶葉流通協會秘書長吳錫端也稱,該報告不負責任,專家將對其評估,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陳宗懋院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表示不認可該報告的內容。

雖然業內專家和企業都不認可該報告,但另一個事實卻是,與歐盟標準相比,寬鬆幾十倍的國標已導致中國茶葉出口和品質受到極大損傷。

在上述組織檢測出的農藥殘留中,僅有4個具有國標。如按照國准,噻嗪酮的最大殘留限量為10mg/kg,以此標準來衡量,上述組織茶企茶葉農藥殘留遠未超標。其中,噻嗪酮殘留含量最高的是八馬茉莉花茶,為0.3mg/kg。但是,若根據歐盟標準,八馬茉莉花茶的噻嗪酮含量已經遠遠超標,歐盟對這一農藥殘留的最大限量定為0.05mg/kg。

「轉折點是在2005年,此前的國標是嚴於歐盟標準的,以茶葉中鉛指標為例,當時國標是2mg/kg作為限量標準,而歐盟則為5mg/kg,澳大利亞為10mb/kg,日本甚至為20mg/kg,但是2005年以後,為了擴大出口規模,國標進行了修訂,改成了5mg/kg。」董良傑表示。

「而正是國標的後退,導致從2005年之後茶葉重金屬超標、農藥殘留問題大幅增加。與此同時,我國的茶葉貿易出口不但沒有增長,反而出現下降,尤其是隨著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不斷強化出口檢測標準,嚴格限制農藥最低限量標準後,使得國內茶葉出口受限,只好大批轉向非洲,其中摩洛哥竟然成為中國茶葉出口的主要國家之一。」董良傑稱。

據相關數據,2005年我國茶葉出口28.7萬噸,佔茶葉生產量的三分之一,成世界第二大茶葉出口國,茶葉出口占世界的20%。

「其實,國內茶商現在重點銷售渠道已經不是出口了,出口太嚴格,而內銷比較寬鬆,基本都已轉向內銷為主。」廈門當地一名茶企人士稱。

產業鏈難題

而在上海正見品牌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崔洪波看來,事實上茶葉農藥殘留背後的問題與此前的生豬瘦肉精事件、牛奶三聚氰胺事件反映的問題基本一致,都是農產品營銷中的癥結所在,上游原料來源的分散,種植或養殖過程中的管理缺失都是問題。

正是茶企上游自建茶園的缺失,茶農加基地的採購銷售模式使得原料來源控制在眾多分散的茶農手中,導致其質量無法自控,出現違禁農藥濫用的問題。

「目前茶企自建茶園的很少,除了天福茗茶、八馬等這種全國性連鎖企業開始有意識控制上游,自建茶園外,其他都在分散的茶農手中,茶葉種植又沒有太多的技術門檻,茶農只負責產茶,對是否使用違禁農藥等農殘問題自然不關注,品質當然難控,」崔洪波表示,「而對茶企而言,沒有形成足夠的規模和穩定的銷量,沒有足夠的資金實力也很難去整合上游。」

上述廈門人士稱:「比如此前,很多大型茶企的茶葉基地都早已禁用了三唑磷等農藥,但是由於資金技術等問題,中小茶園並不能很快改善用藥。如果無法保證鄰近其他茶園都停用的話,三唑磷還是會通過水、空氣等途徑污染自己的基地,這樣導致即便停用的茶企也難保證檢測不到農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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蝸牛IPO遇阻 市盈率低穩定性差成網遊業上市瓶頸

http://capital.cyzone.cn/article/226417/
國內網遊公司生命週期非常短暫,沒法同國外暴雪公司相提並論。用戶的不穩定性是國內網遊公司的致命弱點,而目前國內網遊產業都以數量取勝,一款遊戲有幾萬人玩,即使做更多的推廣,來玩的人也很難有大幅度的增長。但其開發網遊的成本卻很高。同時,網遊企業IPO市盈率低也是致命弱點。

原久游網副總裁、首席策略官吳軍已於近日加盟蘇州蝸牛數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蝸牛設於上海的全球運營中心等工作。此前,遊戲蝸牛已經向中國證監會提交在創業板上市的申請。

蝸牛上市喊了幾年至今未果

早在2008年,蘇州蝸牛便提出上市申請,當時上市地點選擇在海外,但當時處於經濟危機時期,被迫擱淺。這次蘇州蝸牛選擇上市卻轉向國內市場,選擇在國內創業板上市。

其實,蘇州蝸牛上市的的呼聲有幾年了,早在2006年底就已經提出兩年內在納斯達克上市,到2008年環境不好擱淺上市,但在今年這個特殊時期提交上市申請,而其環境也依然不是很好。而蘇州蝸牛創始人石海也一直強調希望上市能夠獲得好的估值,此次選擇上市能否保證有個好的估值我們不得而知,那麼是什麼原因令蘇州蝸牛從海外上市轉為國內創業板上市?這一轉變背後的玄機是什麼呢?另外,蘇州蝸牛上市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可能會遇到哪些障礙?對此記者採訪了紅十三基金合夥人符德坤以及資深IT評論人宗寧和丁道師。

符德坤認為,目前,中概股在國外資本市場是信用嚴重透支,而國內上市則是信心嚴重透支,而網遊又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除上國外大環境不妙之外,網遊概念也顯擁擠。在國內上市能不能成功,實話說人腦子無法判斷。也就創業板還剩點信心殘值可供榨油。符德坤進一步指出,「海內外資本市場在8月前都形勢嚴竣,凡是對競爭力有信心的企業,都在熬等融資的小陽春!」「很難找出核心競爭力絕對自信的公司2012沖股市!大家都在等,等政策明朗、等股市回暖」

符德坤認為,目前,中概股在國外資本市場是信用嚴重透支,而國內上市則是信心嚴重透支,而網遊又是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除上國外大環境不妙之外,網遊概念也顯擁擠。資深IT評論人宗寧對IT商業新聞網葉舟稱,國內網遊公司生命週期非常短暫,沒法同國外暴雪公司相提並論。用戶的不穩定性是國內網遊公司的致命弱點。

丁道師則稱,自去年以來,美國資本市場遇冷,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概念股紛紛暴跌,表現不盡人意,這種情況下美國資本市場對中國企業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另外,蘇州蝸牛自成立以來雖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是中國網遊市場整體發展滯緩,不被投資者看好。如果此時上市,也很難得到美國投資者的認可,股票估值空間也會進一步壓縮,顯然流血上市是蝸牛幾大股東不願意看到的。

能否成功上市主要還是和渠道有關海外上市一般會有海外資本介入 因為他們有類似的渠道會好一些國內上市的好處是套現比較方便 也可以走很多潛規則。

宗寧認為,蘇州蝸牛上市的障礙肯定是有的,因為這個行業上市不是特別容易,因為網遊公司穩定性差,從目前國內上市的IT企業來看,大都是傳統企業,IT基礎服務類型的具有穩定業務的公司較受青睞,而穩定性差的網遊公司上市難度很大。證監會也更加傾向於選擇較為傳統、業務穩定的企業允許其上市。互聯網企業以及網遊企業屬於輕資產型企業,從以往的情況看,對於輕資產企業證監會審核的力度會大些,畢竟要防止部分企業上市騙錢,上市之後減持套現走人。如果有這種情況出現,市場就亂了。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網遊企業上市的市盈率較低,企業想像空間太小,不容易滿足投資者的期待。宗寧進一步強調稱,這主要是因為國內的網遊產業發展仍不能爆發出功夫過硬的產品,目前也沒有那個實力研發出響噹噹的產品。他說,所謂市盈率低的原因就是這個領域能爆發出品牌企業的可能不太大。近兩年來,隨著國內電子商務和移動互聯網迅速崛起,加之中國網絡遊戲市場進入調整期,此前一向備受投資者們青睞的網遊行業陷入了沉寂,網遊企業獲得投資數量及金額逐漸下滑。網遊業上市其市盈率低似乎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國外資本市場也逐漸將網遊公司邊緣化。

按照常理,網遊公司是一種高增長高盈利的行業,但其市盈率低卻一直是其上市難以甩掉的噩夢。究其原因,依然離不開這個行業不穩定性因素太多的緣故。一家網遊公司,或許就憑藉一款產品而名揚天下,又或者一夜之間,另一款產品將其取代,玩家的流動性很大,網遊的粘性不夠是其重要原因。

中國網絡遊戲經過十餘年的發展,從單機遊戲到聯網對戰再到3D網絡遊戲,從進口網遊代理運營到自主研發+代理運營再到發展出口產品海外運營,儘管取得了驕人的成績。然而,在取得這些成績的同時,也面臨著原創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人才儲備等方面的瓶頸。

宗寧說,網遊企業首先是它有個生命週期,一個網遊也就是三五年的週期,即使魔獸世界這樣的產品也是一樣,在其經歷了一段時間後,玩家走向下滑是個趨勢。另外,一個網遊的火爆程度會如何,這是一個不可控事件。所以,投資網遊公司和互聯網企業一樣,風險很大。網遊產業的生命週期短暫,未來火爆程度又不可控,這往往成為網遊公司上市遭受低估值的重要原因。

國內網遊創新能力匱乏遊戲黏性不足

據悉,「2010年,中國網遊市場上新遊戲突破新高,共有194家遊戲產商的306款網遊(不包括網頁遊戲、社區遊戲)進行測試,但這些產品投入到市場上之後,淘汰率竟然高達90%,如此高的淘汰率意味著網遊行業的高風險。」

同時,那些不具備經濟實力的網遊公司,迫切需要通過遊戲快速斂錢,將遊戲改頭換面甚至還是半成品時,就趕著上線瘋狂賺錢,加速遊戲走向死亡。遊戲不能生存,背後的企業更是得不到發展,如此惡性循環,擾亂了網遊市場,最終換來也只能是公司關門大吉。這樣的網遊公司,最終也只會被投資者們拋棄。宗寧認為,國內網遊創新能力很差,很難出現巨作,大部分產品都處於小品級別,目前主要靠產品數量取勝。

目前,在網遊市場上,一款好的產品,不僅要有持續發展的強勁生命力,最重要是得到玩家的認可,讓玩家自身去宣傳遊戲,這才是網遊企業生存、發展的關鍵。但是,在中國網絡遊戲市場殘酷的競爭中,毫無創新、粗製濫造、收費不合理的網遊產品十分常見。只有那些玩法創新、運營穩定的產品才能脫穎而出。所以真正腳踏實地、潛心研發的產品公司才能成為投資者投資網遊公司的首選。

網絡遊戲的黏性應該是網遊企業一生追尋的目標,而這種黏性的提升,依靠的是創新能力以及對玩家心裡及喜好的研究和捕捉。國內遊戲公司目前在創新上提升用戶黏性上還屬於低級水平。一位業內人士分析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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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保自由遷徙遇阻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7-06/100408178_all.html

 中國公民在國內變換不同城市或地區工作和生活,能否自由順暢地享有基本醫療保險待遇?這個答案至今仍是否定的。

  2012年6月27日國務院發佈《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針對醫療保險關係的轉移接續,提出要求:「落實醫療保險關係轉移接續辦法,實現醫療保險繳費年限在各地互認,累計合併計算。以異地安置退休人員為重點,完善異地就醫管理服務,探索建立參保地委託就醫地進行管理的協作機制。」

  這一目標並不是官方首次提出。然而直到現在,在哪裡參保,就只能在哪裡「劃卡」看病買藥,仍然是絕大多數參保人面對的現實。人社部2012年6月27日公佈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跨地區轉移醫保關係僅50萬人次,轉移個人賬戶基金僅為2.2億元。僅以當年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的4641萬名農民工為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跨地區就業時,醫保關係難以轉移。而相當一部分異地生活的非就業人群,也同樣面臨無法順暢獲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的難題。

  對於就業人群而言,社保關係自由流轉的真正重點,是醫療保險繳費年限如何計算。在中國的醫療保險制度框架下,退休職工可不再繳費而享受醫保待遇,各地都設立了15年到25年的繳費年限以作為享受此種待遇的門檻。承認異地繳費的年限,便意味著轉入地將承擔退休職工老年醫療支出。在老齡化帶來的支付壓力之下,各地推諉乃是必然。

醫保轉移難在哪裡

  醫療保險乃是一種現收現付的制度。參保人在不同的地方參加不同的醫療保險,並不存在把前一家公司保金帶走的問題。「在哪兒繳費,在哪兒享受待遇。停止繳費,待遇也就終止了。」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恆鵬說。

  中國的醫療保險制度可謂「縱橫交錯」,保險關係的轉移顯得非常複雜。縱向按人群分,有三大制度:在城市就業的勞動者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下稱職工醫保),無業居民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下稱居民醫保),農民則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下稱新農合)。而橫向在地域上,醫療保險的統籌層次僅在市縣一級,不同統籌地區的繳費標準、報銷比例都有不同規定。

  如是一旦參保人居住地或就業情況發生變動,就需要在不同地區、不同制度間切換,可能的轉移情形多達九種。其中,居民醫保和新農合,乃是現收現付、終身繳費,且與戶籍直接相關。要跨地區的進入這兩類保險計劃,前提是要有轉入地的戶籍。在居民醫保和新農合未與戶籍脫鉤前,異地轉入這兩類保險是無法實現的。

  職工醫保因職工退休後便不再繳納醫療保險費用,而直接享受待遇,問題更為複雜。為防止年輕健康時不參保、老來多病時湧入制度的情形出現,各地都對職工醫保設立了繳費年限,作為享受退休待遇的門檻。如北京、天津為男職工25年,女職工20年;上海男女職工同為15年;杭州男女職工同為20年。

  當參保人從居民醫保、新農合轉入本地職工醫保時,即面臨著繳費年限折算問題。當前已有不少地方出台了折算的計算公式。而更棘手的則是跨地區就業。即便參保人僅僅是在不同地區的職工醫保之間進行關係轉移,流入地也多數並不承認參保人在外地繳費的年限。一旦互認繳費年限,最後的接收方惟恐將承擔退休人員的醫療責任,在實踐操作中都儘可能不予接收。

  財新記者瞭解到,對外地繳費年限的認定,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地區對外地繳費年限一概不予認定,如要想在成都退休享受醫保待遇,必須在本地連續繳費滿15年,或累計繳費20年。有的地區則要求轉入者補齊兩地間基數和比例的差額,才認同繳費年限。不少沿海城市則只認可年輕人的繳費年限,對於五十歲以上的男職工及四十歲以上的女職工,不再接收其醫療保險關係。

  在蘇州市,醫療保險的轉移接續與養老保險相捆綁。若有前述「40」或「50」人員從外地來到蘇州就業,蘇州將為其建立臨時賬戶,參保人按照蘇州的標準繳費。待到退休時,參保人仍需將個人賬戶資金與繳費年限帶回到最初的參保地,但最初的參保地卻不一定認可參保人在蘇州的繳費。

  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看來,中國醫療保險分地區分人群的「碎片化」,在實際上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而醫療保險異地接續困難,還給參保人帶來困難和經濟損失。

尷尬解困之道

  事實上,因退休後是否享受當地醫保待遇而造成的醫保關係轉移接續之困,是中國特有。

  縱觀國際經驗,在英國、加拿大等完全由政府出資提供無差別免費醫療的國家,國民可任選常住地並在此就醫;在美國,65歲以下人群參加商業保險,隨繳隨保,65歲以上老人則可參加全國統籌的聯邦醫療保險,同樣沒有流動限制,人人享有流動遷徙的自由選擇權。

  而中國地方政府對職工醫保以年限設置種種障礙,最關鍵的因素在於職工醫保的設計,不要求退休職工繳納保費,只是將老年人的醫療費用分攤至在職職工的繳費中。在中央財經大學社會保障系主任禇福靈看來,「這有其歷史原因。」他介紹,1998年建立城鎮職工醫保時,正逢國企改革,要從過去保障程度較高的勞保制度過渡到新的職工醫保。而此前制度安排中,無論是在職期間還是退休以後,職工均無需繳費,「如果讓退休人員繳費,難度太大。」

  退休人員不繳費政策,自1998年順延下來,並寫入2010年頒佈的《社會保險法》。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年輕人口相對減少,醫保基金壓力日益凸顯。

  2012年6月9日,人社部副部長胡曉義在「第八屆健康產業論壇」上表示,老齡化已經成為醫保基金的首要挑戰。現有參保人員中,退休人員比例為24.9%,而這部分人群佔用的醫保資源達到59.9%,醫保資金支出存在巨大壓力。此外,截至2011年底,中國60歲以上的老人已有1.85億,並且還在以每年0.5%的速度增長。

  「我們現在醫保基金有一些結餘,比如職工醫保基金結餘,大致可以支付15個月到16個月的醫療費用,但是,如果把老齡化因素考慮進來,我們更應該對醫療保障資金脆弱的支撐能力感到憂慮。」胡曉義說。

  一位人社部官員私下向財新記者表示,未來全國的醫保基金都會出現赤字。「長期來看,醫保基金收入的增幅小於支出的增幅,基金結餘在慢慢減少。」而胡曉義此前公開提供的數據顯示,過去四年間,醫保基金為每一次住院多提供了1283塊錢的支出,但四年間次均住院費用提高了2320元,「實際上把醫保基金多支付的部分吃掉了。」

  在醫保基金壓力普遍存在的情況下,各地對流動人群退休後在何處受保也顯得格外敏感。「我們現在就很擔心。」 鎮江市財政局社保處副處長吳盛祥說,如果參保人在西部工作到59歲,最後一年來到鎮江,通過年限互認,退休後享受鎮江的醫保待遇,對鎮江的參保人亦不公平。「你的貢獻都在西部體現了,如果最後來我們這裡,(醫保)一定要補繳。」

  籌謀讓老年人群為醫保繳費,或者要求「外地」就業者延長繳費年限,成為各地政策制定者應對醫保關係轉移可能帶來的壓力最直接的手段。但學者們並不看好。「中國的醫保制度不是一張白紙,在這張紙上已經勾畫了一些不同的保險制度,今後的改革是在這些制度基礎上展開。世界各國的改革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福利剛性的問題。如果過去不繳費,現在變成繳費,做起來很困難。」左學金感嘆,「各級政府的領導都不太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2012年5月,深圳公佈《深圳市社會醫療保險辦法(修訂稿)》,擬將最低繳費年限從本市繳費10年、累計繳費15年起步,改為5年後過渡為本市繳費15年、累計繳費25年。

  該方案一出,立即招致大量反對之聲。作為深圳提高繳費年限的反對者,深圳大學學者翟玉娟強調,老年人是非常弱勢的群體,本身養老金的待遇有限,不應再讓他們自己繳納醫療保險。為老人提供免費的醫療保險待遇,在翟玉娟看來是政府的責任。

  「惠民政策只能更惠,不能不惠。」前述人社部官員私下表示,「現在讓退休人員繳費是跟老百姓對著干的,只能等嚴重了再調整。公共決策就是這樣的,不可能現在就解決五年、十年後的問題。」

自由遷徙路遙

  僅僅延長繳費年限,就已在深圳引起風波。面對公眾質疑,深圳市社保局局長秦力7月3日公開回應,這是醫保基金壓力所迫。秦力說,儘管目前深圳人口結構仍偏於年輕化,醫保收支仍享受「人口紅利」,但長遠看,十年後,現有的收支盈餘可能消失,如不延長繳費年限,「遲早要出問題」。

  一位財政部官員明確告訴財新記者,當前的政策短期內不會讓退休人員繳費,財政部門也遠未考慮是否對退休人員補貼保費,「不能隨便讓財政拿錢,拿出來的錢是收不回去的。」

  現在看來,醫療保險制度依然延續由在職者分擔老人醫療費用的方式,政策調整方向僅是在現有政策上小修小補,儘量減少醫保轉移接續的阻力。

  有基層社保官員認為應效仿養老保險的轉移接續,對超過一定年齡者轉入職工醫保時,要轉移一部分統籌基金,否則轉入地對快退休的職工承擔較多的責任,對轉入地的參保人不公平。

  「醫保的統籌基金和養老不一樣。」 中山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強調,醫保是現收現付制,保費進入統籌基金就不歸個人,「假如一個人在原參保地就生病,用完了統籌基金裡單位為他繳納的份額,他去另外一地就業時還要帶走原統籌基金裡的錢?」

  真正的問題則在於,即使在退休人員繼續繳費的情況下,公民的充分流動也仍然不能徹底解決。事實上,恰恰是以終身繳費為原則的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制度,其參保(合)人在全國各地的流動卻又受到戶籍的限制。不少參保人擔心,未來職工醫保即便放開退休人員繳費的口子,也不能真正實現社保關係的自由流轉。

  德國此前出於人口老齡化重荷,要求退休人員繳費,但這並未影響參保人自由流動。在中國,這個問題只能長期懸而未決。「除非做到全國統籌。」一位廣州市醫保局官員說,「那樣就不存在地方參保人的利益區別了。」

  在左學金看來,解決眼前的問題,最好的途徑是提高統籌層次。「現在老年人少的地方不願意與老人多的統籌,社會平均工資高的地方不願意與社會平均工資低的統籌。當勞動者流動和轉移接續社保關係時,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間利益很難平衡,難免出現一方吃虧另一方佔便宜的情況。這樣就會造成轉移接續難。」左學金說,「更好的辦法是對退休人員醫療保險全國統籌。可讓各地拿出一定比例醫保資金,由中央統一管理,作為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險基金。」

  但前述財政部官員對此亦有擔憂,在他看來,醫保並非統籌層次越高越好,「控費方跟醫療服務提供方離得越遠,越沒法監管。」

  現有體制弊病重重之下,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顧昕設計出一套新的「全民健康保險」。他說:「轉移接續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各地繳費水平不一樣,享受的東西也不一樣,怎麼轉移接續?這是個偽命題,惟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全民健康保險』。」

  據顧昕介紹,「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下,所有居民無論身份如何、居住地何在,均要求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繳納一樣的參保費,獲得同等保障待遇,而政府為所有居民提供均等化財政補貼。基於目前國民醫療消費總水平,人均年籌資水平可初步設定在700元,其中公共財政補貼每人每年500元。醫保轉移接續、異地就醫報銷乃至人口的自由遷徙流動問題,均可在這一設想下消解。「全民健保實行以省為單位的一體化支付制度,由新組建的全民健保局管理。任何參保者如跨省遷居,那針對其個人繳費和中央財政補貼這部分,各省健保局完全可以化為12份,根據參保者在本省實際居住月份,將剩餘金額轉給遷移後所屬的省健保局。」他說。

   不過,這一設計目前還停留在設想層面,遠未提上政府部門的議程。未來政府部門是否還會出台醫保轉移接續的具體方案,各地囿於操作上的困難,還在紛紛觀望。「現在地區間都有待遇差異,上面出政策讓年限互認,我們看不懂。」吳盛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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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舉債立法遇阻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7-13/100410605_all.html

 地方政府自主舉債再次遇阻。

  在6月底的二次審議中,《預算法》的修訂否定了第一輪修訂中允許地方政府舉債的表述,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能舉債,只有法律或國務院規定,才可由國務院財政部門代地方政府發行債券。

  受訪的多位監管部門人士及學者認為,原本寄希望於此次《預算法》修訂,推動地方發債的真正市場化、證券化,既可以通過市場約束地方,也樹立和強化地方及投資者的市場意識,但事與願違。

誰來舉債

  一位參與此次《預算法》修訂的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二次審議中,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財政部門,「理由是認為現在地方平台負債率已很高,地方政府發債風險大」。

  一位債券監管部門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允許地方政府直接發債,地方財政就得透明,必須信息披露、也要相應有地方財政的資產負債表,就會推動地方財政進步。如果還是中央代地方發債,地方財政仍是不透明。」

  財新記者獲悉,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建議讓省級政府直接發債,但發債規模由財政部審批。

  「這也不太合理。財政部審批就相當於給地方背書。但事權都在市縣,省政府發債的錢需要分給各市縣,那麼由誰負責償還?還債機制如何?這中間的交易成本會很高。」前述債券監管部門人士稱,省級政府代發債券,形同目前中央代發地方債,不同的信用等級仍無法體現。

   發改委有關人士亦建議,「應由承擔項目事權的市縣主體來發債,讓評級機構、機構投資者對不同地方政府進行評級,這樣會拉開利差,樹立地方市場意識。政府發債成本比城投公司發債成本低,當然應用低成本的政府債券替代高成本的融資工具。」

  「為什麼這次《預算法》進入第二輪修訂過程中,否定了第一輪關於地方債的正面表述,而退回了過去多少年的『除國務院特別批准之外,地方政府不得舉債』陳舊表述?」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近期在陸家嘴論壇上評價,「立法解決什麼問題?解決中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中法律怎樣越來越健全、越來越能對實際生活發揮實質性的指導、約束和服務作用。如果看到有矛盾,就退回原來的條文,等於沒有任何作為。」

發債風險

  在6月26日召開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洪虎亦表示,近些年地方政府債務急劇上升達十萬多億元,帶來的問題和潛在的風險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一位資深研究人士說,地方債務急升,折射的是地方財政的脆弱。他認為,2012年地方政府面臨償債高峰。既是地方融資平台貸款到期的高峰期,也是2009年中央代地方發行的2000億元地方債的償債高峰期。2013年數萬億元城投債也將進入還本付息階段,地方政府壓力劇增。

  「不讓地方發債風險才大呢!因為地方政府該干的事兒還得干。」前述參與此次《預算法》草案修訂的知情人士如此強調。

  他分析認為,一方面,中國過於將財稅收入向中央集中,而轉移支付制度並不完善;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實際上承擔大量的公共支出責任,這導致財權和事權的嚴重不匹配。比如,高速公路這一基礎設施建設,在國際上,跨區域的國道、高速公路的建設大部分都由中央財政支出,而在中國,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負責融資和償還本息,即所謂「貸款修路、收費還貸」,導致中國的物流成本過高。

  2011年4月,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清華大學金融高端講壇上演講時指出,通過「市政債+財產稅」的組合,避免地方政府過度使用土地財政,能夠形成約束力有效的資金流在時間軸上平移,有助於解決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融資問題。

  周小川說,如果發行市政債,金融市場可以給債券定價、評價風險,不同城市的債券價格不同,形成不同的約束力,有利於防範風險並形成激勵機制。

  「央行正是希望在不改變現有行政體制的整體框架下,可以從技術上尋求一些突破和改進,用地方債替代銀行貸款。」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對此分析稱,在現行稅制、政治體制很難有太大改變的情況下,讓地方政府發債以市場化、透明化、標準化方式約束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是最現實的方式。

能力何來

  反對地方發債的聲音認為,政府財政的透明有賴於政府會計改革,如政府會計準則的建立、資產怎麼定價、政府資產負債表如何編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應如何理順,「地方財政不是獨立的,在這種體制下讓地方直接發債並不現實」。

  一位資深金融專家認為,是否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關鍵取決於市政當局是否有能力對自己的財務進行管理,包括資本支出預算管理能力、資產管理能力、債務管理能力。他表示,這種管理能力的體現,從技術上說,如現有道路、垃圾處理、污水處理項目等的管理,不僅僅體現在融資修建方面,還包括地方政府是否能根據未來的需要測算未來維護成本、稅收、非稅收入等。

  世界銀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0%以上的中國地方政府都不具備這種能力。

  「其實,法律並未禁止地方政府的此類能力建設和制度安排,當地方政府具備這種能力之後,才可以據此向人大表明,自己是負責任和有能力的市政當局,可以優先具有發債權。但為何地方政府不建設這種能力,原因在於其只對上級政府負責,而上級政府未對其提出要求。這涉及事權劃分、問責機制等。」這位專家指出。

  賈康強調,政府地位關係的理順要符合市場化發展方向,遠景應該是在資產負債表透明的前提下對地方政府發債加以規範,讓市場主體的綜合制約使地方政府發債不敢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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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開發遇阻,美國頁岩氣革命「難複製」 華爾街見聞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344

儘管美國的頁岩能源革命令人振奮,但欲將這一「革命」輸出到海外國家,其難度卻遠超想像。當然,這給了美國一大競爭優勢。

WSJ說,頁岩革命令美國能源行業重新生機煥發,企業和消費者也因而獲得了更廉價能源,進而經濟增長受到提振。但不止是北美,其他地區也有龐大的頁岩氣儲備,全球政府和能源公司也希望開發這些能源。但在複製北美頁岩革命時,這些公司卻面臨難題。

這些原因包括:採礦權為政府所有,環境問題擔憂,缺乏鑽探和運輸油氣的基礎設施。此外,相比於美國,多數國家對本國的地質情況所知甚少,而前者的鑽探活動已進行了超過一個世紀。

其結果就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美國和加拿大仍將是頁岩開發的主要受益國。在這兩個國家,富餘的天然氣和乙烷資源正吸引石化公司和化肥製造商前來建廠,一反數年來的海外轉移態勢。同時,得克薩斯州和北達科他州等具有頁岩礦藏的州,其經濟也因頁岩鑽探活動本身而受到提振。

但在其他國家,情況就沒有這麼樂觀了:

波蘭-波蘭曾被視為頁岩氣開發最有前景的地區之一,但早期鑽井帶來的天然氣產量不及預期。此外,社會對鑽探工作持謹慎態度,政府還變更了稅收和特許權規定,這些都澆滅了對頁岩開放的熱情。埃克森美孚曾是波蘭頁岩開發的早期支持者,但在只鑽了兩口井之後就宣佈放棄,稱他們沒有發現足夠多的頁岩油氣,沒有理由繼續開採下去。

中國-外界認為中國的頁岩油氣超過美國。但問題在於,大多數頁岩礦區都位於乾旱或是人口稠密地區。石油公司擔心水源不足,而水是迫使頁岩釋放其中的碳氫化合物所必需的。此外,殼牌的亞太區執行董事Simon Henry說,在頁岩開採過程中,他們往往需要佔用人們的水稻田。

阿根廷-阿根廷不久前國有化了一家西班牙公司的資產,這家公司發現了一大片頁岩儲備,預計蘊藏了近10億桶石油。阿根廷的這一舉動,使得原本已面臨進口技術和輸出利潤難題的外部投資公司打了個寒戰。在阿根廷擁有45萬英畝頁岩鑽探權的休斯頓公司Apache Corp說,在阿根廷開採頁岩氣的成本是美國的2-4倍。

法國和保加利亞-這兩國和其他一些國家一樣,出於對環境的擔憂,已禁止了採用水力壓裂法進行頁岩氣開採,使得整個開採工作停止。

美國的頁岩革命始於上世紀90年代末,第一台現代頁岩鑽井距離德克薩斯州Fort Worth以北幾英里。當時的情況是:願意承擔巨大財務風險的小公司進行開採,持有礦產權的私人所有者們願意出售頁岩,華爾街願意提供資金。此外,美國已有大型的管道網絡和眾多鑽井設備。而在世界其他地區,上述因素無法同時具備。此外,一個經常被人低估的關鍵因素是,美國頁岩氣資源大多為私人所有。因此即便是有環境擔憂,但私人所有者往往會因個人利益而支持開採。

對於全球頁岩油氣開採,德勤的Joseph Stanislaw評論說:「人們對全球頁岩發展曾抱有太多非理性樂觀情緒。然後這一行業遭遇了冰冷現實。全球頁岩熱將會到來,屆時它也會展現出和美國當時一樣的力量,但這一天到來所需的時間,可能長於人們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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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銀行中國遇阻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1-30/100467073.html

拿不到的期權

  方星海指出,銀行不能持有該企業期權的規定和中國金融業分業經營有關,國家希望銀行和證券完全分開。不讓銀行介入股權投資這個領域,也因為股權投資風險比較大,怕銀行承擔太多風險。

  但方星海也表示,即使現在法律完全不允許銀行持有企業期權,浦發硅谷銀行也可以通過運作「繞過去」。例如和第三方公司簽署協議,通過第三方持有期權等。

  魏高思表示:「總體而言,中國的市場不如美國成熟發達。在硅谷的酒吧喝杯酒,就能找到最好的律師、VC、銀行,一切都很集中。在中國,創新環境依然很分散,本土VC經驗也不足,期望值還不太清晰。」

  魏高思澄清了一個誤區,許多中國人將「股權+債權」融資錯誤理解為「股權和債權來自同一個投資機構」,其實不然,最好的商業模式是:債權來自銀行,股權來自VC,這兩者有不同利益、不同側重。

  「VC更關心科技本身,許多VC有著堅實的科技背景。我們的員工則不太懂科技,更注重市場,從VC對這項科技的理解出發,考慮它能夠轉換成怎樣的產品,是否有市場需求,是否好賣。也考慮公司領導是不是有經驗的、值得信賴的人。」魏高思表示。

  魏高思認為,VC也能幫助浦發硅谷銀行更好地多種抵禦風險。許多中國商業銀行喜歡依賴「電腦公式」,但其實電腦不可能計算出一個創新企業的成功概率。

等待人民幣牌照

  對浦發硅谷銀行而言,比核心經營模式面臨政策壁壘更為緊迫的,則是拿到人民幣經營牌照的問題。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的規定,浦發硅谷銀行最快也要三年才能經營人民幣業務。

  和其他商業銀行一樣,浦發硅谷銀行放貸資金主要依靠吸儲。在美國,硅谷銀行的客戶都是科技公司,在硅谷銀行有大筆儲蓄。然而,在中國境內,擁有在岸美元的公司並不多,所以儘管有興趣的公司很多,實際很難吸收儲蓄。而且境內公司大多需要人民幣貸款。

  「浦發硅谷銀行現在只能經營在岸美元,但我們合作的公司需要人民幣。如果沒有人民幣經營權,如何給中國的企業融資?」魏高思表示。

  早在2005年,硅谷銀行在中國還是一個代表處時,曾先後給中國的近300家創新企業提供過離岸美元貸款。作為一家美國銀行,硅谷銀行給中國企業貸款的程序非常複雜。

  其所屬的硅谷銀行金融集團入資了中國的擔保公司中新力合(UPG),通過UPG向國內的客戶提供過橋貸款。即某中國企業獲得美元風投,風投的結匯大概需要6-12個月。在此之前企業需要人民幣,就由硅谷銀行對該企業進行測評,如果合格,就由硅谷銀行向UPG出具美元擔保,再由UPG向某國內銀行提供人民幣擔保,從而讓該企業在這6-12個月期間提前拿到人民幣。

  即便如此,由於浦發硅谷銀行目前經營的是在岸美元,在岸美元不能通過上述流程變成人民幣貸款。因此,浦發硅谷銀行還無法像硅谷銀行之前那樣和UPG合作,只能等待三年期滿。

  面對如此困境,魏高思表示,三年內一個可行的方案是:由浦發硅谷銀行背書,讓浦發銀行出面提供人民幣。但他也指出:「這樣也很昂貴,等於一個項目,浦發銀行和硅谷浦發銀行都要從中分羹。在這樣的風險市場中,企業的融資成本已經居高不下。」

  浦發銀行相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作為參股銀行之一,浦發銀行和浦發硅谷銀行之間的確有服務協作方案,合資銀行不能做的業務,浦發銀行提供相應的配合,具體包括客戶端、產品、外匯結售匯等。

  但他也指出:「但畢竟是兩個不同法人,雙方有各自收益需求。如是他們介紹客戶,我們放人民幣貸款,那肯定算我們的業務;如果是他們放貸款,我們提供結售匯服務,那就算他們的業務。」

  魏高思認為,有關監管規定是為了保護本土銀行,他認為:「我們不會威脅任何中國商業銀行,而且我們的業務和中國大部分銀行的業務截然不同。」

  方星海認為,監管方如此規定是為了讓外資銀行逐漸熟悉中國市場,有一個學習的過程。但他也提出:「三年是不是長了一點?何況硅谷銀行在國內有合作夥伴,對中國業務已很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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