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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資本陳連勇:科學家如何做風投|九月刊封面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1004/152238.shtml

 

屏幕快照 2015-10-04 下午7.31.23

從矽谷到中國

1984年,我從北大畢業。那時,中國剛恢複高考不久 ,盛行的觀念 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在理工 科聚集了大量最優秀的人才。由於之前的歷史緣故,很多東西被破壞了,導師團隊不複存在, 沒有能力培養博士生,碩士教育剛開始。國家推出一系列公派留學計劃,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各有一個。當時,頂尖的人才大多選擇了出國,我們也正好趕上。

當初北大化學系我們這一級有153名學生,在我們畢業的5年間,三分之二的學生出國了,大部分在美國。我由於特殊的機會,沒有走公派留學這條路,而是自費去了比利時。那是一段特殊的經歷。比利時官方語言之一是法語,我花了6年時間在天主教新魯汶大學拿了有機化學博士 學位,也順帶多學了一門語言—法語。

畢業後由導師推薦到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學校競爭很激烈,課題都很前沿,淩晨1點離開實驗室的時候,還可以看到一半實驗室的燈還亮著。我那時的同學現在有一些已經在世界各地非常頂尖的學校當教授了。我當初也有做教授的機會,但後來決定到工業界去做科研。學術界的科研大多偏理論,與實際運用相距遠。

我在麻省理工博士後工作完成後去了位於新澤西的制藥企業先靈葆雅(Schering-Plough)。我很幸運,所在的團隊成功研發了一個降膽固醇的藥,目前這個藥在市場上還有很好的地位。發現這個藥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它的靶點,成藥多年後,才有人用BIOINFORMATIC方法依靠計算機找到了靶點。之後,我們又開始做了數個其他領域的新藥研發。其中一個是中樞神經系統的,這一次我們很清楚靶點,可花了三年多時間,嘗試了很多種方法,就是做不出藥來。

這兩段反差對我現在的投資判斷、世界觀有很大的影響。制藥不只有科學的一面,還有藝術的一面,也就是說我們還不完全清楚的那面。在制藥產業里,我也看到了另一些局限。比如科學家做了很多好的工作,但他們並不能決定這 個藥的未來,做決定的是這個產業里的另一層 做管理的人。所以我決定不再繼續做科學家,而是對如何在這個產業里做出正確的決定更感興趣。

我加入了麥肯錫,這是一家把管理當科學來做的公司,我也因此回到了比利時。當時恰逢諾華等大制藥公司的合並潮,我們參與了很多。當初我們做的另外一種比較多的事與我們現在也有關系,就是思考如何能提高大公司的研發效率?當時我們做了很多設計,對一些公司也起到了一定效果,但並沒有模式化地解決提高研發產出的課題。研發這件事情非常複雜,一個公司的成功,往往就是研發團隊里有一兩個人非常地有感覺,對藥的理解很深刻。

後來我回到了美國加州為矽谷的生物技術公司做顧問,當時是矽谷生物技術最紅的時候,中國的醫療產業與西方國家還有很大差距,通過這批人的努力,十年之內產業一定會有巨大變化。

平臺公司也最多。我很幸運,幾乎接觸了所有的生物技術。今天我們在中國看到的很多東西還都是那個時候在美國起來的,現在華人拿回來想要做。

有了這些經歷,當我後來回到中國做風投時,這個行業對我來講已經很少有意外的東西了。在矽谷,我們還有一些華人的生物醫藥圈子, 比如百華協會。這些圈子里的朋友,多年之後,我們在中國又再相遇,我們也由同學、朋友變成了投資對象、同行和合作夥伴。

朋友圈里的投資

2005年,我回到中國,為一家專門投資生物醫藥行業的基金建立了中國辦公室。那個時候,中國專門投資生物醫藥的基金,嚴格來講可能只有晨興一家,我們是第二家。

我們當初投資的幾個項目都還不錯,其中 比較經典的案例是中信醫藥的並購。中信醫藥是國企,我們當時買了控股權,走了招拍掛等很多程序。當時對很多國內的事情都不了解,邊學邊做,在完成投資的過程中也在本土化的道路上經歷了一個量子化的飛躍。中信醫藥的投資給基金帶來了非常好的回報,對這只基金的整體業績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2008年,我加入了富達。這是一家老牌基金,投資也非常成功。它有很好的投資環境,它的錢是百分百自有的錢,雖然同樣要求回報,但時間段放得比較寬,這就給了我們空間去投資一些創新的企業,甚至可以從創意開始。現在回頭看,在富達做的這些投資還都很不錯。這些項目現還在不斷增值,有些表現非常突出,比如信達,4年多的時間可以有這樣的成長,我自己非常滿意。

2011年,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又一個貴人。在一次“千人計劃”評審會場,我遇到了蘇州工業園生物納米園(BioBAY)的董事長林向紅。我們之間因為信達而認識,之前我代表富達就信達項目與園區談判,爭論得最激烈的那次就是與林董談的。也正因此,他了解了我的想法和做事風格。林董的另一個身份是蘇州創投集團負責人,這只母基金當時想發起兩只子基金,投資生物醫藥,正在尋找管理團隊。

我沒有理由離開富達。第一次,我並沒有動心。之後一年的時間里,我們又進行了多次溝通。當時人民幣基金開始興起,勢頭很猛,因為不需要經過外資審批等煩瑣程序,競爭力很強。富達因為是管理自己的錢,不可能有人民幣基金。富達亞洲的負責人丹尼爾(即歐栢德,DanielAuerbach)是個非常聰明及有遠見的人,我最終得到他同意做一只人民幣基金。但他同時建議我不要只做一個人民幣基金,還可以同時做一個美元基金,富達可以投資這只美元基金,大家來共同做大一件事,建立一個投資生態圈。

除了丹尼爾,在做這件事情中,我還跟很多朋友做了溝通。比如李革(藥明康德創始人), Allen Chao(華生制藥創始人)等,他們都起了非常決定性的作用。他們不只是我的LP,他們也都是我所欽佩的人,對我做人做事有很多影響。

我和李革是1993年在美國認識的,當時他快從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畢業。我們是北大校友,他比我晚五屆。我們同住一個小鎮,都愛運動,鍛煉身體時經常會相遇。後來我們在中國又相遇,富達是他的投資人。我們的想法、做事風格也比較接近,我們還同是北京長大,所以走得較近。

他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人才,對於創新創業,他個人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任何一只基金都大很多。在他之前,中國幾乎沒有CRO這個行業。以前西方對中國的生產企業有恐懼感,覺得中國企業不尊重知識產權、擅抄襲,生產出的產品質量低。李革做的企業令外資企業對其刮目相看。他建立了西方制藥企業對中國生產企業的信任。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李革對這個行業的貢獻非常大。從對整個產業鏈的構思和搭建,包括以風險投資為切入點,可以看到李革走在了這個行業的前端。從整個大趨勢來講,他真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對他一直很敬重。而作為一個比較早成功的創業者,對於後來那些想要創業的人,他也給了非常大的支持。

Allen,大家都知道他是華人醫藥界的鼻祖,但不知道他更是一個慈善家,捐了很多的錢建當地的醫院。那麽成功的一個人,從不聲張,非常低調,跟人交往從來沒有架子,非常難得。早在2008年我們就曾經探討過合作。後來幾年中,Allen對我的指導使我受益匪淺。他一直是我做人的榜樣。

通和資本後來的很多投資項目是從富達開始的,比如新藥領域的華領、信達和丹諾等。而我們的很多投資也是和藥明康德一起進行的,我們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個緊密的生態圈。我們有了好的項目會與圈內的合作夥伴分享,反過來也是同樣。我們已經一起投了好幾個項目,未來我們肯定還會有更多合作。

在這個生態圈里,產業鏈也很重要。比如我們投的一些企業,華領、丹諾等,由於有了CRO,很多生產就可以外包。制藥行業里最可怕的是數據出問題,而藥明康德做出來的數據很可靠,這樣我們就很放心。對於這些被投公司來講,也沒必要招很多人,只要招一些高質量的項目管理人員就可以了。現在做藥和十幾年前的模式不一樣了,將來這也會反映在藥的質量上會與現有有很大的區別。

今天我做投資時的很多合作者,十幾年前, 甚至二十幾年前就已經認識了。比如羅培誌, 2002年他在美國創立第一家公司的時候,我就為那家公司做過顧問。我和馬振坤是大學同學, 我們來美國後一直保持聯系,我在富達的時候, 就知道他要創業。我總覺得這批人是這個行業 里面最優秀的一批人,他們有創業的心與熱情,而且他們有做新藥研發的能力。

通和資本在成立不足三年的時間內,已經成功地領投或參與投資了十幾個醫療健康領域的優秀企業,並在業界打造了良好的生態圈。能做到這樣光靠我一個人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優秀的團隊在整個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團隊中每位合夥人都有超過20年的豐富行業經驗,我們的顧問團隊由CEO、公司創始人、退休評審專家及美國科學院院士組成。另外我們的投資人中有9位現任或曾任國際知名機構的CEO,他們的支持和幫助讓我們如虎添翼。

歷史性的機會

這些人回來創業,一是因為他們不甘於在大公司里打工,骨子里想創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大環境,中國政府開始鼓勵創新、創業。從幾年前開始的“千人計劃”,到後來的七大新興產業,都對我們這些創業者給予很大的支持。

中國現在的創業環境很好,資金比較充裕,投資機構也很多,不像2005年我剛回國的時候。

我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經過了20多年的人才積累,我們看到這麽一批人,他們都有海外學習、工作的經歷,到了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們有心要做事,且有能力成事;與此同時,我們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外圍資金又充裕,那麽如何將這批人的能量盡可能地釋放出來?

總的來講,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我們希望能改變中國一個產業的現狀。中國的醫療產業與西方國家還有很大差距,通過這批人的努力,十年之內產業一定會有巨大變化。

從做產品上來講,這批人做新藥、做醫療器械,很有可能做出很多新的東西。而再往後的醫療服務、醫療互聯網,可能我們需要與更多的年輕人合作。

在中國做事,需要中國式的領導能力,這點非常重要。要做成事情就一定要尊重中國的本土文化,這一點往往是我們這些海歸的短板。

在當下中國,做藥的一大風險是來自於對自己做的事缺乏風險的評估。有時一個人要研發的藥可能沒有前景,但因為能夠拿到政府的錢,他就繼續做,還會花很多時間,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大的浪費,浪費錢財與人才。有時候我跟創業者講,如果你的那件事情不靠譜,就不要自己騙自己,不要只是因為你現在拿到了資金就花時間去做。現在中國申報的新藥有 300多個,雖然不是每個我都看過,但是我基本知道,這里邊有一些靶點的藥即使做出來也可能沒太大意義,因為這幾年科學的進步已經把以前做的東西超越了。譬如有些藥病人吃了一段時間就產生抗藥性;還有些藥只能延長生命一到兩個月,一個療程卻花費昂貴,遠高於10萬美金。我們覺得在中國做這種藥,沒有太大意義。

我們有很多朋友,在美國是頂尖的生物醫藥投資人,與他們的頻繁交流對於我們自己做投資也有很多幫助。我們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礎上投資的同時,也必須在專業上與世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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