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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藥對國足可能有效：4億元里皮，足協摘“官帽”

3年至少5000萬歐元?

近日，當花費7600億元治理的北京霧霾依舊揮之不去時，中國足球又給人們一個訝異：名氣最大、奪冠最多的意大利名帥、2006年世界杯冠軍教頭馬塞洛·里皮有望成為中國男足國家隊下一任主帥。當然他的薪水也是中國隊歷任“洋教頭”中最高的——據外媒報道，里皮團隊的年薪高達近2000萬歐元，若屬實，在中國執教的三年，其收入將達近6000萬歐元（約合4.4億元人民幣）!

雖然其中的四分之三由恒大俱樂部以“恒大足校顧問”的名義支付，但對於第9位外教的到來，球迷卻異乎尋常地抱以“薪水越高、足球越爛”的評價。

尤其是世預賽亞洲區12強賽，國足客場0-2不敵烏茲別克斯坦，小組墊底，基本宣告沖擊2018俄羅斯世界杯已經失敗，這讓最近幾年湧入的足球投資潮變得有些尷尬——盡管有恒大的榮耀、中超天價賽事版權、中國土豪不停在歐洲足壇買買買，但國足的慘敗戳穿了泥塑外的金箔，人們更是直接對中國的足球管理模式，尤其是體制提出了質疑。

事實上，隨著2014年全國體育局長會議制定的《以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和單項體育協會改革試點為突破口，深化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方案》等政策的推進，今年2月，“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已撤銷，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的“脫鉤”也已基本完成，中國足球曾經“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組織描述也成為歷史名詞，不複存在。

10月1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則明確，年內完成體育類社團與機關脫鉤第一批試點，推進職業聯賽改革，推動學校、企事業單位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

“中國體育包括足球要長遠發展，勢必打破官辦，這已經是一種方向，從長期看，中國足球最終要良性發展必然是這樣；但短期看，還不是這麽簡單的事情。” 動吧斯博體育文化(北京)有限公司CEO白強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足球改革進入“快車道”

對於足協，投資人是愛恨交織，所謂“愛”是在中國足球職業化發展的最初時期，帶有行政特征的足協是改革的啟動者，帶著光環與希望。

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元年。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當年作出這樣的選擇也是中國足球背水一戰的選擇，因為在當時中國體育體制轉向“奧運戰略”的背景下，足球的處境到了被拋棄的邊緣。

“不變”意味著死路一條，“變”又意味著對市場的風險難以把控，在一個長期奉行專業體育的舉國體制環境里，最初的足球改革采取了由非市場手段推動市場化改革的路徑，由帶有行政屬性的中國足協來擔任市場化建設的啟動者和孵化者。

正如人們在1994年開始走進超市的新鮮勁一樣，中國足球職業化的初始發展也很高亢，從1994年到2004年，投資一家足球俱樂部從1993年的100萬元迅速被“炒到”2000萬元甚至更高，俱樂部平均年廣告收益從最初的幾十萬增加到3000萬元上下。

在亢奮與喧囂中，中國足球背後的“黃、賭、毒”等問題也浮出水面，“管辦不分、政企不分，出現了假、賭、黑的醜惡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與體制和機制有關系”的觀點屢屢被提出，但矛盾的爆發多限於俱樂部與中國足協官員之間的“口水與利益”的博弈戰，直到2009年的“反賭風暴”，人們真正開始痛定思痛。

以2014年為開端，中國部分單項體育協會即將走出與行政機構、事業單位脫鉤或半脫鉤的改革一步，足球就是打頭陣者。

去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下稱《方案》)，明確提出：“按照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原則調整組建中國足球協會，改變中國足球協會與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組織構架。”

2015年8月中旬，《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正式對外公布。今年2月，“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撤銷，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的“脫鉤”也已基本完成。這也標誌著中國足協的調整改革進入了“快車道”。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足球改革中的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劃時代舉措，因為在歐美足球發達國家，也大都有著類似於‘中國足協’這樣全國性的統一管理機構，名稱叫足協、足總或職業大聯盟等。這些機構是純粹的行業協會，沒有半點兒‘官方性質’。” 斯邁夫體育產業有限公司總裁袁方表示。

比如英超聯賽之下，有英足總管轄的7個級別賽事，再往下則有地方足協管理協調的17級業余和草根聯賽作為支撐。草根球隊從底層打拼向上，遇到不同級別賽事均有明確的準入規範和退出標準。足球管理機構一是執法監督，二是體系管理。意大利足協和職業聯盟管理的聯賽共有10級，其中作為金字塔基之一的第8級聯賽囊括1668支球隊，比賽組織與協調全仰賴地方足協管理。成績出眾的民間球隊若能從底層註冊打拼後升入第5級別聯賽，地方足協便將其送至足協管理之下，讓其有繼續上升的空間。

“從3月《方案》印發後，去行政化已是大勢所趨。而改革不是抽象行為，最終必須落實到人、財、物等具體的資源配置和政策定位上。是需要配套政策進一步細化，並務實推動，否則就流於形式了。”白強說道。

各地水平參差不齊

“但改革肯定不能一刀切。” 一中部地區足球協會負責人表示，畢竟涉及生存問題，如果生存都解決不了，又能做什麽事?能做多大的事?“我所知道的一些足管中心是自收自支單位，場地、資產等什麽都沒有，(要)脫鉤，是要有資源的。”

在這一點上，去年年底，國內第一家與體育局脫鉤、從政府部門轉變成民間社團的地方足協——廣州市足球協會已有突破。

新的廣州足協在內部機構設置、工作計劃、財務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國內國際專業交流方面擁有完全自主權，同時，市足協的工作接受市體育局的指導和監督。

而備受內部人士關註的是廣州足協如何實現公司經營“實體化”。

首先就是財務管理將按照社團法人機制運行，不再作為預算單位，執行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鑒於廣州足協在青訓梯隊的培育方面還承擔著政府相關職能，其相應的經費將按年度通過市體育局報市財政，通過政府定向購買服務方式支付。另一方面，廣州市政府將成立廣州足球發展基金會，吸納社會資源。每年廣州市體育彩票也將按照一定比例，劃撥資金給基金會。該基金會將專項用於支持廣州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和足球公益活動。

除此之外，廣州足協在經濟上將靠自己造血，成立非營利性質的“廣州足球發展公司”，通過市場化運作支持廣州的職業聯賽、業余賽事、國際比賽的運營，開展與足球相關的經營活動，享有該類賽事和活動的知識產權、市場開發和推廣權利。

“資源可以從政府、社會中來，可以成立足球事業基金會，用財政、體彩可以撬動社會資源，以此來搭建平臺。有了產業之後，地方足協生存問題解決了，就能脫鉤了，但還要看每個地方自身以及協會改革者的理念。”白強表示，“在我們具體的接觸過程中是喜憂參半吧，當然還是有敢為之士的，比如成都，這與他們十多年搭建的好基礎是分不開的。”

2012年，成都成為中國足球首批5個發展試點城市之一，為了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成都足協當時委托了咨詢機構美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用國際通行的標準對成都的城市足球進行了綜合評估。在安永的評估報告中，成都足球有優勢也有劣勢。

城市足球發展的好壞，它的體系是否完善，決定了整個中國足球水平的高低。成都市足協工作的出發點，就是構建城市足球完善的體系，城市足球完善的體系包括政策資金保證體系、組織體系、競賽體系、人才培養體系和評估評價體系。通過一年多的摸索，成都形成了初具規模的城市足球發展體系。

白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道，“在整個城市足球的金字塔中，賽事是重要的發展依托。除了成都本地的比賽，更大範圍、更高規格的各類專業、業余賽事也在醞釀、成長。這樣，民營企業的機會與資本也就來了。”

在一些投資者看來，全國像成都、廣州足協這樣的體育類社團並不多。除了城市發展、配套措施跟不上外，有些地區的改革者還處於被動、等靠要的思維模式里。

“此前足球項目是垂直的行政體制管理，從國家、省級再到地市級;足協社團化後，一個省級足協如何調動該地資源?這不僅是足球、體育界的問題，而是整個社團管理、民辦組織的開放性問題，但改革是需要過程的，從長遠看，我們很看好中國足球的合作，也相信3年後，改變的不僅僅是6000萬歐元洋教練帶的國足，還有整個足球環境。”體育產業投資人吳誌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