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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趕型增長到盡頭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6-01/100396224.html

增長是個好東西。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來說,沒有增長就沒有一切。那些人均GNI(國民總收入)很高但目前陷入債務困境的發達國家現在也突然領悟到,沒有經濟增長來覆蓋龐大債務和各種損失,僅靠緊縮是難有出路的。但增長的來源是什麼?結果是什麼?不同來源和結果的組合對社會又意味著什麼?對當下中國,與其不斷推出經濟刺激計劃重複舊的增長軌跡,不如加快一攬子的結構性改革。

  中國過去30多年高增長的基礎是巨大的追趕空間和後發優勢。總體而言,這一高增長主要源於外生的效率提升和大量要素投入。市場機制的引入刺激了這一進程,與全球經濟的對接加快並延長了這一進程,而權威主義的政治體系則保護了這一進程。高增長當然產生了正面的結果,但追趕式增長是一種非常依賴要素投入和規模擴張的增長方式,導致了對投入的過度依賴,還產生了諸多重大失衡,包括產業結構失衡、儲蓄與消費等重大比例失調、收入分配和國民福利不公等。這個階段的許多失衡實是有意為之。德國的霍夫曼理論、蘇聯的兩部類理論、中國的毛澤東和梁漱溟之爭(實質是工農之爭和消費積累之爭)等都支持這類失衡。其內在邏輯是:國內居民補貼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國內企業部門補貼國外居民和政府部門。

  很長一段時間,失衡通過後續增長得到了緩和,或通過外部經濟體的對沖獲得緩解。但目前的失衡似乎遇到了很多難題:首先是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儲蓄率的極限,其次是以西方為主導的外部世界對中國經濟失衡的對沖能力出現瓶頸,再次是追趕空間本身已大為收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顯示,許多追趕型經濟體在人均GDP達11000國際元(1990年G-K國際元)時,潛在增長率將顯著回落,以工業規模擴張為主導的普通追趕型增長方式勢必走向盡頭。

  中國將在「十三五」進入這個區間,步入潛在增長率明顯回落的敏感期。到那時,勞動力規模和投資率都將進入明顯的下降通道,這意味著要素投入將不再是增長的主要來源。「十三五」還將是各種失衡和矛盾爆發的脆弱期。過去的增長方式及其各項政策、各種經驗,無法應對這個嚴峻的敏感期和脆弱期。許多追趕型經濟體都經歷了類似困局,且大多數走不出去,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現代化陷阱。

  中國要避免這種命運,必須真正轉向新的增長方式,不依賴要素投入,不追求工業規模擴張,更多地是在物質資本形成過程中內生地創造、使用和利用知識資本,來擺脫物質資本報酬遞減趨勢,以實現適度的持續增長,同時消除各種失衡,促進社會全面繁榮進步。

  我將這種增長方式稱為內生平衡增長,這才是真正的好東西。儘管敏感期和脆弱期在「十三五」才會到來,但推進改革實非易事且耗費時日,因此現在就應該將一攬子結構性改革計劃納入議程並明確時間表。改革應致力於消除政府對要素的強行控制和對產業的廣泛干預,應致力於削減龐大的國有部門,應致力於改造缺乏起碼制約機制的政府部門。主要內容應包括要素配置領域改革、企業領域改革、財政和政府領域改革。

  無論在資本市場還是土地和勞動市場,中國都存在嚴重分割狀態和非自由化政策,改革仍有巨大空間。推進企業領域改革,旨在使資源持續流向效率最高、創新最活躍的企業,使內生平衡增長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重點是國有企業的根本性改革和產業干預的全面清除。財政和政府領域改革旨在提高財政的可持續性和政府的可持續性,重點是控制財政規模、優化財政結構、提高財政績效,同時要重構央地關係、改善政府治理、推進現代政府制度的形成。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文章不代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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