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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核電項目擱淺 韓國躍躍欲試英國核電新項目

雖然中法英三方合作的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因為種種原因被擱置，但並沒有阻礙英國人對核電項目的熱情。

據英媒報道，在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被擱置後，英國另一座位於坎布里亞郡的新核電站項目正在投資洽談階段。目前有許多投資者對此項目感興趣，其中韓國國有企業韓國電力公司(Kepco)是有力角逐者之一，Kepco也希望通過此項目打開國際核電能源市場。

這一項目由合資企業Nugen主導，Nugen公司目前由日本的東芝（Toshiba）控股60%，另外40%由法國的Engie集團（前身為蘇伊士環能）所有。

在談到投資前景時，Nugen公司表示，它們正在和銀行以及海外核能公司接觸，有“非常廣闊、豐富的選擇可能性”，並將會在2018年之前確定最終投資決策。

這個毗鄰塞拉菲爾德核電站的新項目建成後將能為600萬個英國家庭提供電力，成為英國尋求能源轉型的新核心。

能源求轉型

目前，英國政府已經將核電作為其能源政策的核心內容。在未來的幾十年內，汙染嚴重的燃煤發電工廠和老舊的核反應堆都將陸續停止工作。要保證能源供應穩定，新核電站項目勢在必行。

據報道，目前英國政府提出的目標是在2035年之前新反應堆的建造電力產能達到140億瓦特。單就位於坎布里亞郡的這個新建核電站來說，其設計目標是38億瓦特的發電產能，高於此前欣克利角核電站的32億瓦特。

這一核電站計劃將於2025年左右建成投產，項目整體雇傭工人總數將達2.1萬人，同時其提供的電量將滿足英國總體用電需求的7%。而這一核電站的三個反應堆將由日本東芝的子公司——美國電氣（Westinghouse）提供。

同時Nugen公司也希望能利用鄰近塞拉菲爾德核電站現有的基礎設施。這一老牌核電站雇傭人員數超過1萬，並且宣稱擁有歐洲最集中的核能研究區。

事實上，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的擱置讓Nugen公司看到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如果能先一步建成，這將是20多年來英國首個新核電站。這也有助於Nugen公司在與法國電力公司（EDF）間的博弈占上風。但EDF在確保融資及註冊審批等方面的經驗仍然領先於Nugen公司。

韓國躍躍欲試

雖然核電站建造已成為英國能源轉型的重頭戲，但政府拒絕註入公共資金使得核電站項目必須依靠海外投資。

此前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便是由中法兩國投資，而在梅上任後，這一項目則因為成本過高等原因暫時擱置，等待進一步審查。

這也給其他類似的項目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如果坎布里亞郡的這個新建核電站能夠順利獲得投資並開始建造，那麽將會給英國核電領域帶來新的動力。

在這些海外投資者中，Kepco的熱情高漲。Kepco希望借此項目打入英國市場，以作為全球市場戰略的開局。同時韓國也致力於在2030年之前成為世界第三大核反應堆出口國。此前，韓國已經獲得了阿聯酋首都阿布達比200億美元的合同。

但Kepco的信譽度也存在爭議，三年前曾被曝出偽造驗收圖表的醜聞。而Kepco和Nugen的投資商談也在三年前便開始進行，但當時並沒有成果。有知情者稱，商談已經重啟，而Kepco很有可能獲得這次機會。

除了這兩個核電站項目，日本日立集團也計劃在英國建設兩個核反應堆。同時法國電力公司（EDF）及中國廣核集團（CGN）也在籌劃新的核反應堆項目。

這些外資項目也引起了英國政府的密切註意和審查。另外英國國內也有批評者稱，核電能源成本高昂，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及天然氣混合能源也能夠保證電力供應，而且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依然減少了碳排放量。

另外，梅日前也表示，將在本月內決定是否繼續推進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

專訪倫敦金融城亞洲事務大使：金融城躍躍欲試 為“一帶一路”融資和提供保險

盡管被英國脫歐談判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所籠罩，但倫敦目前仍是全球頭號金融中心，關鍵是，其金融市場和服務所輻射的歐洲、中東以及非洲多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區域高度吻合。

“倫敦在融資方面的能力在全球來說都是首屈一指的：保險公司、養老金公司、主權財富基金等企業在倫敦市場上常年致力於尋找長期項目，其數量也是無與倫比的，而且上述企業都可以通過債券等方式對一帶一路項目進行融資。”倫敦金融城亞洲事務大使馬雪莉(Sherry Madera)日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對於倫敦金融城而言，一個重要的優先工作就是為“一帶一路”提供融資，不僅倫敦金融城作為一個公共政府機構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金融城中各機構利益相關者也非常有興趣參與。

馬雪莉還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支持“一帶一路”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融資也是倫敦金融城的關鍵工作之一，為此她希望繼續加深倫敦市場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思考，以及商討如何參與其中進行融資。

為“一帶一路”項目境外市場融資

據市場估計，“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基建投資總規模可能達到6萬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報告則顯示，到2030年，亞洲基建投資需求高達26萬億美元。

在建設“一帶一路”項目過程中，中資企業拓寬直接融資渠道，在境外市場籌集資金已經成為趨勢。譬如，2016年以來，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中國鐵建和中國中車兩家公司在境外合計融資達11億美元。

馬雪莉也認為，“一帶一路”沿線項目“不僅需要公共資金支持，也需要私人資金的支持才能實現成功”。

當前中英關系良好，被認為是兩國的“黃金時代”，去年9月，英國首相特蕾莎·梅訪華時還重申“黃金時代”可以持續下去的願望。馬雪莉表示，從倫敦金融城的角度看，為“一帶一路”沿線項目融資是繼續構建這種關系的良好例證，不僅是金融城這樣的公共政府機構認為這是個好主意，金融城的各利益相關者也非常有興趣參與，包括來到倫敦金融城的投資者，也包括倫敦市場上像渣打銀行、匯豐銀行這樣的市場力量，都希望致力於把“一帶一路”倡議落實到具體項目上。

馬雪莉認為，在“一帶一路”的融資需求和倫敦投資者之間，存在真正契合點。

雖然面臨英國脫歐陰霾，但國際上主要的大型跨國金融機構，仍把倫敦作為其歐洲、中東、非洲等地區的區域總部，依托這樣的總部可以實現盡可能廣泛的人才輻射，從而對這些地區的業務進行條線化管理。

以渣打銀行為例，其辦公室遍布中東和非洲等地，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高度重合，馬雪莉指出，他們也認為可以把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知識同建設中的財務需求結合起來。

不過，金融機構的具體參與方式還有待商榷，比如，究竟是采取直接融資的方式，還是結構性貸款，或是建立可投資的債券或結構性產品，並隨後尋找投資者等，這有待於“一帶一路”項目參與者的回答。

剛剛結束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獲得了一系列成果，比如，中國將於2019年舉辦第二屆高峰論壇，各方共形成了270多項有代表性的成果，同中國簽署“一帶一路”相關協議的國家及國際組織總數達到68個。

馬雪莉希望峰會的成果能讓全球更好地理解“一帶一路”的內涵，和參會者密切合作，確定需要的融資方式。

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支持“一帶一路”中綠色可持續發展融資是倫敦金融城的要務之一，馬雪莉透露，倫敦金融城與由中國人民銀行領導的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正在共同努力制定“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希望能在今年9月完成。

此前，中英兩國央行共同發起成立二十國集團(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鼓勵商業部門加強綠色金融創新和境內外綠色債券市場互聯互通。中國銀行則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發行了首只中國綠色資產擔保債券。

保險業紮進“一帶一路”市場

除了融資，倫敦的保險業企業面對“一帶一路”所帶來的巨大商機也躍躍欲試。

此前瑞再企商保險有限公司發布研究報告稱，“一帶一路”計劃帶來大量基建項目和貿易自由化，也將促進國內外商業保險費的增長。預計2015年~2030年間，“一帶一路”將有望推升中國商業保險保費收入增長230億美元。

“我認為在這方面倫敦保險市場已經準備好發力紮進這個市場了。”馬雪莉對記者表示，英國保險業協會認為中國和亞洲地區是他們最有興趣的區域之一。

“我們認為保險和保險產品將發揮關鍵作用：在考慮融資時，人們會思考地緣政治風險和施工風險，所有這些風險都需要定價，而倫敦在保險業方面一直是領先者。”馬雪莉表示，看“一帶一路”國家時，可以發現各國的風險差異較大。“平時我們說一些事情‘不安全’，用財務角度講，就是存在高風險。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就不可投保，只是價格需要適合金融市場所承擔的風險。”

例如，如果要建立一個全新的電廠或港口這樣的綠地投資項目，就存在著建設風險、時間風險以及現金流風險。馬雪莉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充分考慮了地緣政治風險以後，尋求具有較短期限的銀行業務會更好，然而在第二階段開始運作時，有可能出現地緣政治風險，環境風險和操作風險等，此時需要創建一種在數十年內能長期使用的保險產品，在這些方面，倫敦市場非常成熟。

中央鼓勵海南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業界已躍躍欲試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願意與海南在知識產權證券化這一塊能進行合作，比如知識產權的價值評估體系。”近日，國內一家知識產權研究機構的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上述人士有此接洽業務想法源於海南將鼓勵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近日，《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出臺，《指導意見》中提到將設立海南國際離岸創新創業示範區，建立符合科研規律的科技創新管理制度和國際科技合作機制，鼓勵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完善知識產權信用擔保機制。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經濟研究院院長魏鵬舉表示，我們希望政策性驅動與海南具體改革中的產業發展能夠將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探索往前推進一步。

多項新政支持知識產權證券化

知識產權證券化是指發起人以知識產權未來可產生的現金流量（包括預期的知識產權許可費和已簽署許可合同中保證支付的使用費）作為基礎資產，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其中風險與收益要素進行分離與重組，轉移給一個特設載體機構，由後者據此發行可流通權利憑證進行融資的過程。

作為泛文娛產業發展中的核心融資方式，知識產權證券化在國內已有初步嘗試。早在2005年，我國率先在信貸資產證券化領域展開資產證券化業務試點。為此，國家先後出臺了《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管理辦法》、《關於信貸資產證券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關於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有關事項的通知》等政策法規，這些政策法規為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的展開和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

尤其是從2009年開始，隨著華誼兄弟（300027.SZ）、光線傳媒（300251.SZ）等文化類公司相繼登陸資本市場，具有高附加值和強融合性的泛文娛產業成為各地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引擎，同樣也成為金融資本服務的創新領域之一。

其中，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影視行業成為我國版權質押最先嘗試的領域。2006年，華誼兄弟投資拍攝的《集結號》率先以電影版權質押方式獲得金融機構5000萬元貸款。

但在行業內人士看來，《集結號》只是金融機構的一次嘗試，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版權質押。因為一方面除了電影版權質押外，華誼兄弟的掌門人王中軍抵押了自己的全部身家；另一方面，金融機構提出了較為苛刻的條件，其每一筆貸款資金的使用及電影的拍攝進度都要受到金融機構的嚴格監控。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信貸多為知名企業或者大型項目提供服務，而大多數泛文娛企業則希望通過知識產權證券化進行融資。

直到2013年公布的《證券公司資產證券化業務管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出臺，資產證券化在交易結構、基礎資產類型以及發行渠道上才有了重大突破。

在交易結構上，新規將突破信貸資產證券化僅限於金融系統內部信貸資產組合、管理、發行、承銷的模式，規定由企業信托資產作為基礎資產，證券公司作為發行人、計劃管理人，通過特殊目的載體發行證券。特殊目的載體可以是證券公司設立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也可以是證監會認可的其他特殊目的載體。

基礎資產類型上也大為擴展，既可以是財產，也可以是財產權利，包括企業應收款、信貸資產、信托受益權、基礎設施收益權等財產權利，商業票據、債券及其衍生產品、股票及其衍生產品等有價證券，商業物業等不動產財產。

“因為知識產權及其相關權益被包含在可證券化基礎資產之中，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合法性問題在這個新規中得以解決。”魏鵬舉表示。

而更為積極的信號來自2014年的一項改革——證監會將不再受理作為資產證券化載體的證券公司專項投資申請，資產證券化業務將由新設立的公司債券監管部負責。這一體現市場化原則的管理體制被業界認為是“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業務樂觀發展的”重要政策基礎之一。

2017年，國務院印發《國家技術轉移體系建設方案》，以加快建設和完善國家技術轉移體系。《方案》提出，要完善多元化投融資服務，具體措施之一就是“開展知識產權證券化融資試點。”

業界寄望海南探索助推法律完善

“目前國內還沒有直接將知識許可使用費作為基礎資產進行發行ABS(ABS是以項目所屬的資產為支撐的證券化融資方式，即以項目所擁有的資產為基礎，以項目資產可以帶來的預期收益為保證，通過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來募集資金的一種項目融資方式。)的案例，目前只有租賃公司以無形資產作為租賃物所發行的租賃ABS。”文化產業天使投資人周凱旋表示。

2014年成立的北京文化科技融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國內第一家文化融資租賃公司，註冊資本為11.2億元。按照10倍的杠桿率，文化融資租賃公司可為文化企業提供總額112億元的融資服務，財政資金放大率為37倍。

今年4月上旬，北京市國有文化資產監督管理辦公室、北京市文化投資發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聯合北京銀行共同啟動“文租貸”金融服務方案，致力於為京城小微文創企業量身打造特色服務方案。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日本就開始探索知識產權證券化。1997年1月，美國著名搖滾歌星大衛·鮑伊(David Bowie)由於短時間內缺少流動資金，於是通過在美國金融市場出售其音樂作品的版權債券，向社會公眾公開發行了為期10年利率為7.9%的債券，為自己的音樂發展之路募集資金5500萬美元。這一融資行為大獲成功，也是世界上第一起典型的知識產權證券化案例。此後，知識產權證券化逐漸延伸至電影、音樂、專利、商標等領域。

公開數據顯示，在1997年到2010年間，美國通過知識產權證券化進行融資的成交金額就高達420億美元，年均增長幅度超過12%。

“從涉及的行業來看，證券化的知識產權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音樂雖然是開創了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先河，電影業卻在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發展中呈現出後來居上的態勢。”周凱旋表示，目前，電影的知識產權證券化在發行總量中已經達到了42%的比例。

相較於美國、日本，中國知識產權證券化的起點並不高。我國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制度的立法是在1995年，這一年頒布的《擔保法》讓知識產權質押有了法律依據。 在其頒布後，為規範知識產權質押的操作，當時的國家版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和國家工商局先後制定了《著作權質押合同辦法》、《專利質押合同登記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商標專用權質押登記程序》，但業界人士認為三者都較為抽象籠統，細節規定不夠明確。

即便2007年頒布的《物權法》中進一步明確了可以質押的知識產權種類，並一改《擔保法》完全列舉的列舉方式，但價值評估體系以及交易平臺的環境與國外還是有所差距。

以日本為例，日本的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相關立法比較完善，尤其在知識產權價值評估方面較為出色。“日本多部法律都有關於質押有明確規定，其中規定的可以質押的知識產權種類十分廣泛，且不同種類知識產權可以單獨或組合進行質押融資。知識產權自身價值中涉及所在企業信息、市場價值預估與分析等內容，已經形成較為全面的評估體系。此外，日本針對中小企業的法律有30多部，有力地減少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度。”上述研究機構相關負責人表示。

包括上述負責人在內的知識產權運營者均表示，在泛文化產業快速發展融合的階段，希望海南關於知識產權證券化的探索能夠推動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能夠讓國內的中小泛文娛企業有真正成長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