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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中國未來醫藥行業發展探析 春天足跡

名人的足跡—《西蒙斯小傳（上）》 楓葉資料室

由於離港外遊，這星期找來著名對冲基金經理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的故事，作為「名人的足跡」專欄內的《西蒙斯小傳》。這「小傳」的內容主要取材／校訂自信報專欄作家楊良河、林建在2012年10月發表的「數裏見真章」文章。

在眾多對沖基金中，量化成分（quantitative component）最重的，當數享負盛名的文藝復興科技公司（RenaissanceTechnologies）旗下的基金。基金的管理人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於1982年創立了該公司後，旗下的對沖基金表現非常優越，其旗艦產品──大獎章基金（Medallionfund）成立於1988年，該基金於1993年主動把現金退回給投資者，停止接受新資金，期間，基金的年回報率超逾30%。

西蒙斯自稱他的人生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是一個數學家，中期是對沖基金經理，後期是一個慈善家。以筆者看來，他人生中這三個階段，都有一個主線貫徹其間：這個主線就是「數學」。其實他的一生都與數學在打交道，更難得的是，他以實際行動，通過量化基金的表現，去證明「數裏能見真章」這個命題。

西蒙斯少時就很愛思考數學問題，一生與數學打交道據說他3歲時就曾問過以下一個問題：「當汽車用完半缸油後，還剩下一半，再用一半後，還剩下1／4缸，如此類推，油不會用完，那汽車便不用再加油了」。從小時開始，西蒙斯便有要進麻省理工學院（MIT）讀數學的宏願，他在14歲的時候，找到一份臨時性的工作，由於對工作環境並不熟習，被老闆降了他的職務。離職時他和老闆道別。老闆問他將來有何打算，他說他要入MIT攻讀數學。老闆聞後認為非常滑稽：一個不記得東西放在哪裏的小男孩，又怎可以在頂級大學攻讀艱深的數學科呢！

到了要報讀大學的時候了，他申請了入讀MIT並且被取錄了，但同時又收到衞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一所相當出名的Liberal Arts University，《福布斯》2012年全美頂尖大學排名21）的一個電話，邀請他到訪學校並為他設計了行程。受到衞斯理大學的重視，加上受美麗的校園所感染，西蒙斯也申請了衞斯理，但後來衞斯理卻沒有取錄他。「我是命中注定要來MIT的」──西蒙斯是這樣地描述他的抉擇。

西蒙斯在1955年入讀MIT，第一年就選修了一科研究生科目（graduate course）。西蒙斯戲稱：「這科目是聲明沒有pre-requisite的」。有趣的是：當西蒙斯在MIT就讀時，他屬於「狂讀、狂玩」（worked hard, played hard）的一群，與數位數學好友於深夜時分開其撲克賭局（poker game），凌晨1時赴小店消夜後再挑燈夜讀。西蒙斯以下的一段說話，可為上述現象作一詮釋：「對美的追求，是一個極大的原動力。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說是有美的成分。創立一所公司及買賣債券，何美之有？但如果你是第一個把東西做對的人，你會感覺良好，正如解决了一個數學難題一樣快樂。」對賭局及炒賣發生興趣，是因為一方面他不嫌世俗，另一方面他利用這些來檢驗數學模型的準確性，也令西蒙斯覺得對數學的探索是世界上最過癮的一回事。

三年後他取得學士學位，在MIT修讀一年的研究院後，便轉到加州柏克萊大學攻讀數學博士。在加州大學攻讀博士的西蒙斯，選了一個非常難的題目來做論文，他的導師有點不以為然，認為題材過深，但西蒙斯只用了少於兩年的時間便解決了這個難題，24歲就出任哈佛大學數學系教授。

1964年，西蒙斯進入美國國防部屬下的國防分析學院（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is）做事，該學院給予西蒙斯很優厚的條件，高薪之外，又容許他用一半時間做自己的研究，只要花一半時間做機構指定的工作便可。這段期間，他的數學研究進展得非常順利，但後來因在報章發表與老闆相左的反戰言論，而被老闆終止合約。經一事，長一智，西蒙斯深明「話事權」的重要性，於是在1968年他毅然接受紐約州立石溪大學（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聘請，出任數學系主任。

在石溪大學的八年，西蒙斯的研究更上了一個台階，於1974年，他和數學家陳省身發表了著名的Chern-Simon theory，並於1976年獲得美國數學學會頒發的維布倫獎（Oswald Veblen Prize）在接受石溪大學的聘請前，西蒙斯就請教過他的老師。老師對他的忠告是：「加入石溪大學可以，但做系主任卻不必，煩重的行政工作對數學研究是一個負累」。這位老師回憶舊事時補充：「西蒙斯是一個非常有主見的人，他當然沒有聽命於我的意見」。

習近平的美國足跡

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進行他對美國的第一次國事訪問，並將第一次亮相聯合國總部講壇。

從35年前的隨訪秘書到國家元首，他在不同節點的訪美足跡，見證了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

中美外交，“增信釋疑”是重點；而聯合國外交，或將進一步闡明中國的大國新定位。

36年前，鄧小平接過女騎手遞過來的寬邊牛仔帽，戴在了頭上，他起身，揮帽，幾乎在那轉瞬之間改變了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值得關註的是，從中國政壇最基層一路走來的同時，習近平在不同層次的對美交往中，養成了自己的外交風格。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旋風九日。最後一站在西雅圖——代表團於2月4日下午抵達西雅圖，參觀波音747飛機的組裝車間。那是6層樓高的巨大車間，一些工人正在巨型飛機上操作。參觀結束時，鄧小平邊走邊說，他看到了很新穎的東西。

36年後，習近平的訪美之旅從西雅圖開始。他也來到了波音的組裝工廠。而這一次，除了參觀，最大的消息是，波音將在中國設立境外的第一家工廠，用於生產波音737。

訪問結束後，在致電時任美國總統卡特時，鄧小平說：“這對於我們兩國，對於整個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而就在習近平出發前夕，撰寫了《鄧小平時代》一書的哈佛大學學者傅高義，在面對媒體談及習近平訪美的意義時，完全複制了這句話。

36年前，鄧小平接過女騎手遞過來的寬邊牛仔帽，戴在了頭上，他起身，揮帽，幾乎在那轉瞬之間改變了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值得關註的是，從中國政壇最基層一路走來的同時，習近平在不同層次的對美交往中，養成了自己的外交風格。

機要秘書與美國的初次邂逅

1985年，河北省一位年輕的縣委書記，領著一支五人代表團，來到美國的“心臟地帶”艾奧瓦州。在一個叫馬斯卡廷的小鎮，他們住進了當地的普通人家。

縣委書記借住的，是那個年代典型的美國男孩臥室——墻壁被美式足球海報“吞噬”，桌子被星際迷航的玩偶“占據”。

這個家的女主人艾琳諾·德沃切克生平第一次見到中國人，還是個官兒，她對他的印象是：“非常鎮定”“善於傾聽並吸取很多信息”，而年輕人竟然看過《教父》，讓主人家的女兒表示“非常詫異”。

這個人，就叫習近平。

如果她們知道，這並不是習近平第一次踏上這片土地，或許能理解他的“鎮定”和對美國電影的不陌生。

是的，他和山姆大叔的故事，得從1980年說起。

彼時，習近平還不是縣委書記，而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飈的機要秘書。

“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在1980年5月初次訪問了美國。當時他年僅27歲，是隨中國軍方負責人耿飈訪美的一名下級軍官。我曾是美國訪華的首位國防部長，是年1月，在以吉米·卡特政府特使身份訪問中國時，耿飈恰好負責我的接待工作。”中共十八大閉幕後不久，美國國防政策咨詢委員會成員、前美國國防部長哈羅德·布朗曾發文透露，他是那次訪美中國代表團的接待者。

在這次隨訪中，習近平和時任總參負責海軍事務的副總長劉華清等人，還陪同耿飈登上了當時仍在服役的美軍“突擊者”號航空母艦。

訪美兩年後，劉華清出任海軍司令員，在世期間發出“中國不發展航母，我死不瞑目”的感嘆。可以想象，年輕的機要秘書習近平在看到“突擊者”的剎那，在心底又埋下怎樣的震撼。

時隔5年，參與接待習近平的時任艾奧瓦州姊妹省州委員會執行主任蘭迪，評價前者“總是充滿了好奇心”。

這其實也是中美兩國互相打開大門後，雙方國民的普遍心理。

事實上，早在尼克松訪華之後，美國就掀起了中國熱潮。1974年12月至1975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登陸美國，從東部首都華盛頓到西部海岸舊金山，展覽橫跨整個美國大陸，前後吸引了180萬人駐足。

中國前駐美大使周文重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道：“那個時候美國對中國仍有很多歧視，比如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但當時雙方有一個共同的對手，在那樣的大環境下，建交了。”周文重正是在中美相互打開大門的環境下，第一批看到美國的中國年輕人。

對另一個世界的好奇心，在兩國人民的胸腔內跳動。

縣委書記在美國“走基層”

如果說1980年的那次經歷讓習近平第一次目睹了什麽是資本主義強國，那麽真正近距離從“人”和“社會”去認識美國，卻是在5年後。

2012年2月中旬，盡管屋外飄著雨，馬斯卡廷小鎮上蘭迪家的爐火燒得正旺。沙發上擠滿了德沃切克夫婦、蘭迪夫婦等十余人，坐在正中的人有著一張黃膚黑發的面孔，對27年前結識的“老朋友”們說：“我對這個國家的印象來自於你們，對我來說，你們就是美國。”

27年前，這張面孔和另外四位夥伴從遙遠的中國河北來到這座美國中部平原小鎮，參觀了工廠、農場、大學、研究所、政府部門。

他甚至參加了鎮上一戶人家舉辦的生日party，和借宿的主人泛舟於密西西比河之上。

年輕時的畫面宛如近在咫尺。

習近平引據中國古話“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對27年未見的老友予以贊美。

在這次廣受關註的訪問中，習近平提出，推動中美合作夥伴關系不斷取得新進展，努力把兩國合作夥伴關系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

三個月後，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北京舉行。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了題為《推進互利共贏合作　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的致辭。他強調，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無論中美兩國國內情況如何發展，雙方都應該堅定推進合作夥伴關系建設，努力發展讓兩國人民放心、讓各國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國關系。

年已72歲的艾琳諾對媒體說：“他和27年前我印像中的那個人一樣，專註、謙和、有禮，思維敏捷而且幽默。”

而蘭迪則說自己能感覺到“他是一個很有能力的領導者，很清楚自己要了解什麽內容，每次都很守時出現且穿戴整潔，這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這樣濃情蜜意的重逢，並非始料未及。

建交以後，中美兩國在上世紀80年代迎來了一段相對穩定的“蜜月”期，民眾之間由最初的好奇轉向相互好感的構建。

鄧小平的“旋風九日”之旅帶來的直接幫助是：上世紀80年代國際戰略格局趨於穩定，重大敏感政治議題的比重相對減弱。里根時期的8·17公報至少在書面上許下了逐步解決軍售臺灣問題的承諾。

“美國把中國當做‘準同盟’對待，中國想要什麽武器美國基本都能賣。”複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強表示。

而中美關系中有關經濟技術合作和貿易等常規、雙邊議題愈發受到重視，低層次的地方政府往來和城市外交開始變得頻繁。

也因此，縣委書記習近平得以深入美國大陸“心臟”，開展玉米地外交。

和1980年參觀航母和五角大樓不同，這一次習近平抱著學為我用的目標而來。重點考察學習了玉米育種和生產，玉米為原料的飼料加工、養殖與肉食加工、食品加工和工業深加工等先進技術。

“艾奧瓦州的玉米種植和深加工技術非常先進。他們采用輪種制，種一茬休兩年，再換種其他作物，既保護地力又防止病蟲害。”一位當年隨習近平同時訪問當地的河北省官員這樣回憶道。

省委書記推動對美“繼續良緣”

在此次訪美第一站西雅圖的行程中，一個對普通國人而言相對陌生的城市位列其中——位於西雅圖南部的工業港口城市塔科瑪，習近平將偕夫人彭麗媛一起到訪該市的林肯高中。

22年前，習近平還是福州市委書記時，曾到過塔科瑪。1993年，習近平和他率領的代表團在塔科瑪市全權代表考妮·培根女士家享用了晚餐。菜單是簡單的蝦、牛油果和肉瓦意大利面。

考妮·培根確信的是，那次訪問後，是習近平的倡導和推動，促成福州與塔科瑪市於次年締結姐妹友城關系。因為當時代表塔科瑪在友城協議書上簽字的便是考妮·培根。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塔科瑪從大量湧入的中國投資者手中獲益諸多，首當其沖是解決了當地的就業問題。

為了吸引投資，塔科瑪推出一項名為“EB-5”的計劃，為投資超過50萬美金的外來者提供綠卡和永久居住權。這使得它贏得大量投資的青睞，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該市中心一個酒店和住宅項目就得以吸金1.5億美元。

而習近平將要到訪的林肯高中，在2008年，即與福州一所學校達成交流合作協議。一直到前不久，林肯高中還有一個漢語項目，現在正在嘗試重新啟動。

據媒體報道，在7個月前官方公布習近平訪美的消息以來，美國的很多州和城市比華盛頓州和西雅圖更早發出邀請信，但最終，幸運之手伸向西雅圖。

“首先西雅圖所在的華盛頓州，有四分之一的商品出口到中國，中國已經是它的第二大出口市場，且該州和中國的貿易額近300億美元，位於美國各州之首；再者，西雅圖是微軟、亞馬遜等美國IT界巨頭的總部所在地；第三，西雅圖位於美國西部，從飛行距離講，是離中國最近的城市，首站選擇此地，中國訪問團可以做些調整和休息。”曾經於2006年全程陪同胡錦濤訪美的前駐美大使周文重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說。那一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首站也是西雅圖。

盡管在國家層面，中美關系既有競爭又有合作，既有分歧又有一致，卻並不妨礙美國的各州和城市競相爭奪與中國增進貿易、投資、旅遊和人員往來的機會。

“這是相互對對方的認知問題，我看這些年，把中國看成是夥伴、朋友的美國政客在增加，認為中國是對手、敵手的人在減少。”周文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至於美國老百姓怎麽看中國，這位有著40年工作經驗的老外交官認為，老百姓對中國還是有好感的。“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經達到5500億美元，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價廉物美，實際上是給老百姓省錢，所以中美民間友好往來是可以積極樂觀看待的。”

周文重的話，似乎從習近平的足跡得以印證。

在1992、1993年先後訪美後，2006年，已是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再次踏足美國。在新澤西州首府特倫頓，“2006美國·中國浙江周”的活動拉開序幕。習近平與新澤西州州長克辛回顧了浙江與新州25年的“姊妹”關系，並簽署了“繼續良緣”的合約。

中國元首如何對美增信釋疑

從縣委書記到市委書記，再到省委書記，如今是一國元首，習近平的美國之旅一路從最基層走來。

這使得他在外交場合懂得如何“走心”——到玉米地里見老友；到賽場上看NBA，和著名球星自拍；面對一桌準備拿敏感問題開炮的美國兩黨議員，輕松地吃起了一位議員遞過來的情人節巧克力；與奧巴馬不打領帶喝茅臺、漫步中南海。

或許，我們將上述的表現理解為這個時代加給元首外交的“必修課”，會顯得更加妥當。

這門課在過去幾十年就沒有那麽打緊，充其量算得上是“選修”。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元首外交頻繁的趨勢一路上揚。可以預見，在全球化的今天，以及未來，這個趨勢還將繼續向上。

這意味著對元首的考核次數越來越多，而打分的評委也更加多而複雜，他們不再局限於對方國的領袖、高級政客和商人，他們也不會是“公正”的“陪審團”，而是帶著各自訴求和聲音的不同利益行為體及個人。

毋庸置疑，習近平在這門課的前幾次考核中拿到了不錯的成績單。

一方面，在中美雙邊貿易額5500億美元、雙邊投資額突破1200億美元的今天，打“親民牌”繼續推進經貿往來，這項得分信手拈來。

但呈現在國家、戰略層面的重重“魔障”，比如臺灣、軍隊建設、網絡安全等議題，使得中美關系這條道路的路況更加複雜，一不留心便是懸崖峭壁。

2012年，中國知名中美關系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發表了《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的報告，發現兩者在國家安全問題、經濟與貿易問題、外交、能源和氣候變化、軍事、網絡安全和情報議題上存在相互不信任和大相徑庭的認知。

2013年，美國卡耐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和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撰寫的《中美安全關註調查報告》顯示，只有26%美國公眾和不到1/3的受訪精英群體認為美國可以非常信任中國。在如何看待對方國家問題上，視為敵人的公眾雖比例不高（美國15%，中國12%），但兩國精英和民眾普遍視對方為競爭者。

習近平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這次的訪問重點之一是“增信釋疑”。出發前，他先接見了美國工商界人士和新聞大亨默多克，後接受了《華爾街日報》的書面專訪，就美國各界對中國經濟改革前景和網絡安全環境的擔憂進行回答。

一個例證是，2013年的莊園會晤，習近平正式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想法。“過去歷來是美國人定義中美關系，這次習主席先提出來”。

2005年，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利益攸關方”，“如果沒有那場金融危機，或許中美關系就照著那個提法發展下去了。”金燦榮評價，金融危機以後，大家都受“重傷”，中國只受“輕傷”，相較之下，金融危機成了中國發展的加速器。

很快，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真正刺激美國的是，中國的制造業超過了自己，成為世界第一。輿論認為，雙方還要經歷一個探索共識，相向而行的階段。

“不能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滿足早期收獲，還要繼續向前走。”中國前駐美大使周文重也提出了類似的建議。

PU材料創新體驗：多點朋友圈步數 少點碳足跡

當你穿著輕便的跑鞋在朋友圈里刷出傲人步數時，可能想不到，穿在腳上的這雙鞋也會留下碳足跡。

作為制鞋的主要原料之一，PU(聚氨酯)每年應用在超過70億雙鞋的生產過程中，更宏觀的數據是每年全球約生產40億平方米PU塗層織物，而中國作為世界的制造中心所生產的PU塗層織物占總量的90%。

如果在原料生產的過程中可以降低能耗，將有希望給人們帶來更健康清潔的環境，而這也是全球最大的聚合物生產商之一科思創的目標。於是，具有更加良好的清潔性的水溶聚氨酯成為了工業材料中的“新寵”。

科思創紡織塗料全球業務總經理倪谷樂在與來訪者交談

提到生產工業原料的科思創可能一般人不會了解，但是如果從聚氨酯、聚碳酸酯的發明者再提到陽光動力2號飛機的環球飛行，至少你會聽過拜耳(Bayer)的名字。2015年，拜耳材料科技集團從原集團剝離並在全球正式以“Covestro”(科思創)的名字獨立運營，同時完成了IPO，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上市。

2015年其全球銷售額達121億歐元，而在2016年上半年，科思創銷售總量在中國地區實現了14%的增長，增速遠超美國和德國。

在拜耳工作19年，如今是科思創紡織塗料全球業務總經理倪谷樂在提到技術與創新的話題顯得無比自信。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科思創新的技術可以消除面料生產對有害物質的依賴，生產過程中的水耗降幅可以高達95%，而能耗降幅能達到50%。

這種名為INSQIN貝斯技術能夠讓聚氨酯貝斯以水性聚氨酯生產，而聚氨酯貝斯是聚氨酯紡織行業關鍵的中間材料。這項技術比油性溶劑型材料的表現更佳，尤其在柔軟度和耐久性方面。這項技術適用於服裝、箱包、鞋履及家具的生產。此外，這項技術可在生產後直接用於壓印，因而無需使用粘性處理紙創造材料效果。生產商可以在現有生產線上采用這項新技術，而不需要重金投資。

不過到這一步為止，產品還是一桶桶液態原料，如何把它們變成我們可以觸摸到的柔軟面料呢?昆山協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術開發總監吳平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們的工作是把聚氨酯轉換成面料和皮料。

“科思創提供的聚氨酯原材料為漿液狀態。協孚通過機器適配並將漿液塗在不同的布料上，後經過幹燥，制成合成革。但我們得到的不單是這些原材料，同時也獲得技術支持，科思創協助我們測試材料是否能夠實現預想的效果，如果不能達到預想的效果，我們會保持溝通、繼續研發工作。”

這些溝通既有可能是在昆山的工廠，也有可能是在科思創四年前從德國遷到上海的聚合物科研開發中心，那里不僅僅有原材料的開發試驗，同時還有一個小型的流水線來驗證後續生產中可能面臨的挑戰。

同科思創合作已有三年的吳平說，最看好的還是創新技術所能帶來的良好品質。“聚氨酯在材料上的應用效果會有幾個關鍵指標來判斷，比如回彈性，它的紋路如何，是否容易形成死褶，耐光照、耐黃性等的耐候性，我覺得這是科思創的技術比較強項的方面。”

每年，有超過1/3的研發經費會投入聚氨酯材料的研發，並為不同的行業應用開發不同形態的產品。

但是創新並不僅僅是提供新技術。倪谷樂表示紡織行業的材料應滿足三點關鍵要求：“首先是產品表現，好的表現才能獲得消費者的認可，比如面料需達到要求的柔軟度。其次是按照行業要求實現不同的材料效果。第三點則是需要有合理的定價。”

現在，水性聚氨酯的生產價格要比油性的生產方式價格高出30%-50%。“一些大的品牌正在有選擇性地在他們的產品上應用新技術制造的面料，環保也是他們的追求，不過可能要等到他們使用的量更大的時候才會公開宣傳。”

這也是為何倪谷樂在提到未來時表示，在中國最重要的就是市場的開拓。“許多大的品牌商正在有選擇性地應用水性技術制造的環保面料。”

對於公司來說，穩定的商業回報與行業可持續的發展是材料創新最大的影響力。

十一旅遊盤點：90後超80後成主力軍 天秤、天蠍、處女、獅子足跡遍全球

今年“十一”哪里最火?哪個地方的人“十一”在家待不住?

第一財經記者10月9日采訪獲悉，各大旅遊企業用大數據勾勒了今年“十一”用戶出行畫像——90後出行人數超越80後，成為出行的主力軍。親子遊長假期間升溫，迪士尼樂園為上海招攬了不少遊客。而從星座緯度看，天秤、天蠍、處女、獅子的足跡遍布了全球。

國際機票便宜 90後成出行主力

據去哪兒網大數據顯示，“十一”期間機票價格與去年基本持平。受臨近日期國內出行需求上升的影響，國內航線的含稅機票平均價格比去年略高了6元，達到869元。

不過，今年“十一”國際航線的含稅機票平均價格相比去年卻便宜了145元，只需要1701元。便宜的機票自然讓一直火熱的出境遊市場持續升溫，進入淡季不妨利用年假或年底的元旦假期安排一場出境遊也不錯。

雖然連年都在鼓勵錯峰出行，可大眾仍舊偏愛1日啟程、7日回的時間安排。據去哪兒網機票大數據顯示，今年無論目的地是國內還是國外，大多數人還是把旅行時間安排在1日——7日的放假時間。

專家分析，出行人數多，決定這一時間的往返機票價格也是最貴的。人多、壓力大，讓各交通工具、景點的服務質量也受到影響。如果可以拼假出遊，不妨選擇提前或錯後出行。比如10月8日出發、10月12日返回的北京往返首爾機票含稅價格最低只需要1379元。

去年還遙遙領先的80後可要註意了，90後在今年“十一”出行人數超過了80後，成為整個國內“十一”旅遊市場的主力軍，占到總人數的33.13%。

去哪兒網機票專家分析，90後年齡已經邁入“25+”，經濟收入逐步走入上升期。假期少、壓力小的90後更願意選擇長假安排旅行。

“80後”出行人數雖已不是第一，卻仍占到總人數的31.22%，依舊是乘機出遊的主流人群，與90後共同占領了整個市場的半壁江山。

有意思的是，今年“十一”出遊的60後比70後還要多，占到總人數的12.11%。與此同時，2016年大人、小孩、老人全家一同出遊的人群也比去年多了0.2%。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出遊成為新趨勢，同程旅遊透露，國慶黃金周期間，一則101歲老人乘郵輪出境遊的新聞被廣泛傳播，這位老人就是來自無錫市的劉成心老人，她以101歲的高齡成為中國年齡最大的出境旅遊者之一，同時，她也是同程旅遊剛剛啟動的中老年旅遊服務品牌“百旅會”的代言人。這則新聞引發了人們對於中老年人群旅遊消費的關註。

去哪兒網數據分析，今年“十一”期間親子遊比例為4.64%，比去年多了0.65%。而00後、10後的出行人數也占到了5.18%。

二三線城市用戶更青睞周邊遊出行

一塊去旅行網基於其平臺大數據發布的《2016年國慶周邊遊出行報告》顯示，今年國慶期間，一塊去周邊遊度假酒店的訂單量是去年的2.7倍;其中，國慶出遊高峰集中在1-3日，5日後出行人數開始逐漸下降。

國慶放假時間長，一線城市選擇出境遊的用戶較多，由於二三線城市國際大交通選擇較少，且受國際機票價格大幅上漲影響，因此在國慶期間，湖南、湖北、四川省的周邊遊用戶增多，北上廣的周邊遊出行用戶減少，但基數仍舊龐大;“十一”期間高速公路過路費全免，吸引很多用戶選擇以自駕方式出行，駕駛時間多在1-4小時之間。

一塊去旅行網通過監測黃金周景區旅遊數據發現，10月1日至7日國內最熱門的景區主要有上海迪士尼樂園、樂山峨眉山風景名勝區、阿壩州九寨溝景區、長沙世界之窗、廣州長隆野生動物園、十堰武當山風景區。

值得註意的是，國慶假期期間，剛剛開業的合肥萬達城旅遊總人次達100萬，最高單日旅遊人次超過19萬，平均每天旅遊人次超過14萬;南昌萬達城旅遊人次達70萬，最高單日旅遊人次超過13萬，平均每天旅遊人次10萬。在全國公布數據的主要旅遊景點中，兩個萬達城旅遊總人次、單日最高旅遊人次、平均旅遊人次都占據前兩名。

驢媽媽報告則顯示，今年國慶周邊遊人次是去年同期的3.2倍，可謂“熱得發燙”。其中，北京、上海、廣州、杭州、蘇州這五大城市的居民在這個國慶假期更愛自駕去周邊度假，80%周邊遊客人選擇3天2晚/2天1晚的“酒店”或者“酒+景”套餐。

高端酒店受追捧 接送機需求旺盛

國慶出遊熱潮也帶動了攜程酒店的預訂增長量。攜程酒店專家介紹，伴隨出遊次數增多及旅遊消費升級，消費者越來越關註旅遊品質，旅途中舒適的住宿環境尤為重要，高星級(4星-5星)酒店成遊客出遊住宿熱門之選，預訂量較去年同期增長超50%。

其中，得益於出境遊持續火熱，國慶假期境外高星酒店預訂量同比增幅超過60%。同時，境內高星酒店預訂也保持了高增速。

從攜程用戶預訂數據來看，今年國慶長假期間，超過5成遊客選擇入住高星酒店，其中境外高星酒店的入住占比為70%，均高於去年同期水平。這表明，更多遊客願意為品質遊買單。

攜程此前發布的數據還顯示，消費者在國內選擇住酒店時，偏愛從攜程預訂希爾頓、喜來登、香格里拉、皇冠假日、首旅建國等品牌酒店;境外方向，遊客熱衷入住艾美、威斯汀、麗思卡爾頓、凱賓斯基等。

途牛數據顯示，從客源地看，國慶期間途牛酒店預訂TOP10城市為上海、北京、南京、天津、廣州、杭州、武漢、成都、西安、深圳。上海成為最愛“開房”城市。同時酒店客源地TOP10城市與途牛國慶期間出遊客源地TOP10城市有著較高的吻合度，由此可見途牛酒店用戶與休閑度假用戶有著較高的重合度。

接送機服務成為另一大亮點。根據攜程的統計數據，今年“十一”黃金周期間，在早上5點-8點，晚上21點-24點這兩個時間段內，接送機用車需求最為旺盛。而攜程此前發布的《接送機用車報告》則顯示，乘坐接送機專車的旅客，人均花38分鐘趕飛機，單次均價甚至比打車更便宜。比公共交通更省時，比打車更便宜的接送機服務，在這個國慶假期受旅客歡迎並不意外。

天秤、天蠍、處女、獅子足跡遍布全球

哪個星座十一最不宅?根據去哪兒網大數據統計，天秤、天蠍、處女、獅子成了今年十一最愛玩的星座，而且足跡遍布了全球。

大數據統計，“十一”期間這四個星座遍布了國內、國外最受歡迎的目的地。其中獅子座僅次於天秤座，境外遊的出行熱情排名第二位，天蠍、處女緊跟其後。不僅如此，天秤座、天蠍座、處女座和獅子座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全世界。沒準有一天，南極和北極也有他們的身影!

附上十二星座最愛的國內城市列表

天秤座

廣州

處女座

深圳

天蠍座

昆明

巨蟹座

北京

雙魚座

青島

獅子座

重慶

射手座

成都

水瓶座

杭州

雙子座

上海

金牛座

西安

白羊座

廈門

摩羯座

大連

【中國行】習近平的廣東足跡

2012年12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深圳羅湖區漁民村社區。（新華社/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

“改革開放近40年，到明年我們要隆重地紀念一下……”2017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廈門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上說。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敢於嘗試，大膽創新，大力發展制造業和對外貿易，經濟社會發展一直走在全國前列。

對於這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熱土，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寄予厚望、親切指導。

五年前，習近平總書記把首次離京視察調研的地點選在廣東。習總書記說：“之所以到廣東來，就是要在我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我國改革的歷史進程，宣示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的堅定決心。”

他在視察廣東期間說：“廣東在全國改革發展大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肩負著光榮而艱巨的使命。廣東要努力成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排頭兵，深化改革開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學發展的試驗區。”

2014年3月，在參加全國兩會廣東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東要繼續發揚敢為人先的精神，勇於先行先試，大膽實踐探索，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協同推進各領域改革，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要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硬，讓陽光的、美好的、高尚的思想和行為更好占領陣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2017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肯定了十八大以來廣東的各項工作，希望廣東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改革開放，為全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支撐，努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列。

歷史迎來了新的時代，發展也到了新的階段。在習總書記的親切關懷指導下，廣東砥礪奮進，不負厚望，交出了沈甸甸的答卷：經濟總量連續28年穩居全國第一位，2014年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按照世界銀行制定的劃分標準，廣東已接近高收入國家或地區的水平。

2012年1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新華社/圖）

“鼓勵廣東大膽探索、大膽實踐”

2014年1月，廣東省委十一屆三次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廣東省委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意見》，要求到2020年，廣東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中央提出的改革任務，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

2017年9月9日，周六下午，深圳蓮花山公園剛剛經歷一場暴雨，但是在位於蓮花山頂的鄧小平塑像前，依然遊人如織，一個來自中亞地區的旅行團在銅像前拍攝集體合照，在山頂廣場上俯瞰，深圳的繁華景象盡收眼底。

2012年12月8日也是個周六，當天上午，習總書記來到蓮花山公園向鄧小平塑像敬獻花籃，隨後向鄧小平塑像三鞠躬。

習近平總書記的身邊，除了陪同考察的廣東官員外，還有4位老同誌，分別是原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原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原廣東省委副書記、佛山市委書記歐廣源和原廣東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都在1992年現場見證過小平南方視察談話。

在蓮花山公園見到習總書記的5天前，時年72歲的陳開枝接到廣東省委的電話，被告知有任務。退休多年的陳開枝意識到這次任務非同小可。

“總書記上任只有22天，就選擇來廣東，這是打破了慣例。”陳開枝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實際上是給全國、全世界一個重要信號，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一定會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走下去。”

在蓮花山上，站在習總書記的身邊，陳開枝對他說，“總書記，我覺得當年小平同誌的幾句話很重要，就是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習總書記微笑著邊聽邊點頭。

陳開枝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在向鄧小平塑像鞠躬時，4位老同誌被安排和習總書記一起站在了第一排，其他領導在第二排。

在鄧小平塑像前，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來瞻仰鄧小平銅像，就是要表明我們將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臨走前，習總書記在塑像後面揮鍬鏟土栽下了一棵高山榕樹。1992年鄧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園也栽了一棵高山榕樹。

位於深圳河北側、與香港隔河相望的漁民村，是習總書記視察廣東第二天到訪的第一站。1984年鄧小平曾視察過的漁民村，被視為深圳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縮影。原本依靠捕魚撈蝦艱難度日的漁民村人，在改革開放後得益於特區政策和毗鄰香港的地理優勢，開辦工廠發展集體養殖，成為國內首個“萬元戶村”。在漁民村2001年開始進行的城中村改造重建中，0.25平方公里的漁村完全脫胎換骨，成為了一個高檔花園社區。

2012年12月8日上午9時，習總書記來到漁民村，漁民村漁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黃興炎全程陪同。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總書記專門看了鄧小平1984年視察時的照片，並挨個點出了照片中陪同人員的名字。在了解漁民村的發展歷史後，習總書記笑著說，感謝改革開放。

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每每提到“改革”二字，陳開枝總會習慣性地將手握成拳頭。陳開枝的理解是，習總書記的此次廣東之行，“展現了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這種決心和立場，絕不回頭。選擇廣東作為上任後地方調研的第一站，是希望廣東大膽嘗試，堅持改革路子繼續走下去。”

從廣東回到北京的20天後，2012年12月31日，新一屆中央政治局進行了第二次集體學習，改革被定為此次學習的主題。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將改革開放和當代中國命運聯系起來，“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一招。”習近平說，“現在，解決我國進一步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必須深化改革開放。”

隨後，新一輪的改革全面啟動。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大體制的改革，首次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在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東一年後的2013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擔任組長。截至2017年8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已召開38次會議，每次會議都由習總書記主持和部署。2014年，各省相繼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按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在全國各地部全面鋪開。

在2012年廣東之行結束之前，習近平總書記說，“廣東在改革開放中長期走在全國前列，黨中央在研究推進全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始終註意廣東的實踐和經驗，鼓勵廣東大膽探索、大膽實踐。”

五年來，作為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廣東，不負習近平總書記的重托，汲取改革的勇氣與智慧，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繼續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2014年1月11日，廣東召開省委十一屆三次全會。這次全會提出，廣東加快發展的歷程，就是不斷抓住改革機遇、贏得發展優勢、收獲發展碩果的進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我們又面臨一個重大的歷史機遇。能否抓住新一輪改革的機遇，對廣東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

新一輪改革的機遇被廣東牢牢抓住。在全會開幕的第二天，廣東就拿出了具體行動，《中共廣東省委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意見》被審議通過，其中提出了包括10個部分的共52條具體改革任務。該文件要求，到2020年，廣東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中央提出的改革任務，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繼續走在全國的前列。

全面深化改革在廣東全面展開。2016年1月27日，廣州鐵路運輸第一法院首次開庭審理了“民告官”案件。從2016年起，廣州地區的行政訴訟不再由廣州的兩級法院進行審理，改由鐵路法院集中管轄，而鐵路法院由省直管，與廣州市行政區劃相分離，從而破解了地方保護主義。隨後，廣東高院在總結試點法院集中管轄改革經驗的基礎上，陸續在深圳、珠海、廣州等17個地市全面啟動行政訴訟改革。這項旨在維護公平正義的司法改革措施，廣東又一次走在了全國前列。

行政訴訟改革是廣東全面深化改革的縮影。在新一輪改革的主體框架在廣東搭建後，2015年廣東完成了448項改革任務，2016年又完成了368項。截至2016年底，中央在廣東部署安排的87項試點全部啟動實施，其中13項順利完成。

2014年3月6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全國人大廣東代表團審議，並與代表們親切交談。（南方日報供圖/圖）

“根本出路就在於創新”

2014年6月，廣東省委、省政府發布了《關於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創新驅動發展的決定》。這是在中央規劃全面深化改革後，全國第一個頒布實施的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綱領性文件。2017年9月，廣東省提出堅定不移推進國家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建設，推動大企業廣泛設立研發機構，確保年內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億元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全覆蓋。

2017年8月，中國聯通宣布混改，聯通新引入的戰略投資者中有一家名為光啟互聯的公司引人註目。光啟互聯是深圳光啟集團的一家子公司。

在2012年12月7日下午，習總書記視察了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這是光啟集團全資註冊發起的一家民辦非企業新型科研機構。光啟集團總裁劉若鵬當年29歲，帶領近300位青年科學家，主攻超材料、傳感與網絡等尖端核心技術。

劉若鵬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在視察時，習總書記對新興領域非常關註，“問得非常細”。劉若鵬說，“（習總書記問）超材料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材料，我回答說超材料是一種材料設計的技術，是一種設計的手段和工藝，它不是某一種具體的材料，跟傳統的材料科學有非常大的差異性。”

“科技的力量在於，能讓我們不僅成為一個跟隨者，而是作為一個並行和領跑者，我們要做的是真正從底層的科學源頭促成產業鏈生產力的變革。”劉若鵬說，“我在超材料這個領域做了15年的研究，可以拍著胸口說，我們國家的超材料達到了世界的領先水平，而且是運用在了我們最有力的尖端裝備上面，已經在生產力和行業的變革上付諸了實踐。”

劉若鵬稱，習總書記在視察光啟時有兩個囑托，一個是要擇天下之英才而用之，另一個是做新時期的錢學森。這兩項被劉若鵬寫入光啟團隊的踐行理念。

從廣東回到北京的4天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創新的實質效果是優勝劣汰、破舊立新，“我們要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

“要突破自身發展瓶頸、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就在於創新，關鍵要靠科技力量。”這是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在首次全國兩會上的重要指示。

在這之後，習近平總書記把創新發展提高到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2016年召開的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提出了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和任務。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全國兩會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廣東是經濟大省，必須在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上走在前列，當好創新驅動發展的排頭兵。”

建設國家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是中央賦予廣東創新發展的總定位。為了當好創新驅動發展的排頭兵，廣東一系列政策在全國首開先河。2014年6月，廣東省委、省政府發布了《關於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創新驅動發展的決定》。這是在中央規劃全面深化改革後，全國第一個頒布實施的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綱領性文件。

“創新驅動發展”隨之上升為廣東經濟發展的“核心戰略”和“總抓手”。2014年以後的3年，廣東每年首個全省性工作會議都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題。

此後，廣東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思路逐步明晰。2015年2月，廣東在全國率先出臺《關於加快科技創新的若幹政策意見》，支持企業建立研發準備金制度等政策措施均為國內首創。同年9月，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獲得國務院批複同意，這是全國第二個以城市群為單位的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10月，廣東省委和省政府提出加快建設創新驅動發展先行省。

習總書記視察光啟後的這5年來，劉若鵬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光啟集團從不到三百人發展到超過兩千人，“從規模來講，這幾年增加了十倍”。至於超材料的技術及產品，“2012年早期產品剛剛開始出現，到了2017年，我們可以說天上最苛刻的、速度最快的、要求最高的有了，水里面有了，陸上有了，並且還成功降低了超材料的成本，應用在了高端的汽車領域里面。”

光啟所在的城市，也將迎來創新發展新的機遇期。2017年5月召開的廣東省第十二次黨代會首次提出，廣東將要借鑒美國128號公路創新廊道的經驗，以廣深沿線為主軸整合創新資源、打造科技創新走廊，為全省創新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打造廣深科技創新走廊是廣東推動創新發展的一個縮影，其立誌成為“中國矽谷”和中國創新發展的重要一極。9月27日，廣東省委省政府發布了《廣深科技創新走廊規劃》，勾勒出一條創新驅動發展的路線圖——以深圳、廣州、東莞為主體，架起廣深科技創新走廊，承載改革開放近40年最優質的創新資源，將成為廣東鏈接全球創新體系的門戶。由廣深科技創新走廊延伸開去，創新要素的集聚將優化區域資源配置，加速珠江兩岸創新經濟帶的形成，牽引珠三角自主創新示範區加快發展。從珠三角向外輻射，創新資源的溢出效應將從根本上改變粵東西北發展格局，帶動廣東加快創新驅動發展，成為全國創新發展重要一極。

在創新驅動發展的一系列政策落地後，2016年，廣東新增高新技術企業8752家，總量達19857家，總量在全國排名第一；高新技術產品產值5.9萬億元，比2015年增長了12%，科技進步貢獻率超過57%。

9月26日下午，省委書記胡春華主持召開廣東省建設國家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暨企業研發機構工作會議，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和對廣東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強調要堅定不移推進國家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建設，推動大企業廣泛設立研發機構，確保年內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億元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全覆蓋。

創新驅動發展的鼓點，已經響徹南粵大地。

2012年1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新華社/圖）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硬仗”

2016年，廣東在全國率先出臺了《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方案（2016-2018年）》及“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份行動計劃。到2017年7月底，廣東省國有“僵屍企業”通過清算、破產、註銷，委托平臺集中處置等共實現市場出清2394戶。

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註意到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結構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視察時，用“大勢所趨，刻不容緩”來形容當下的經濟形勢。他提出：“以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為主攻方向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彼時，習總書記已經高度關註經濟結構調整。

這種關註，在廣東工業設計城原總經理邵繼民看來，體現在視察的細微之處。邵繼民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他在介紹一些新產品的功能和高新技術發展的情況時，習總書記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對中國產品升級換代充滿期待。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在習總書記視察過的廣東工業設計城的介紹中，有一組數據，格外醒目：截至2017年6月底，廣東工業設計城共聚集了設計師8120名。

之所以會提到這個數字。邵繼民稱，在習總書記視察行程即將結束之時，他表達了設計城800名設計師對總書記的祝福。邵繼民說，“我沒想到習總書記會回複我說，希望我下次再來的時候，你們這就有8000名設計師了。”

時隔5年，邵繼民再次回憶起這個片段。他有了新的認識，認為習總書記的這句話不僅僅是對設計師數量上的期許，背後還有更大的期望，“習總書記是想讓廣東甚至全國，完成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的結構性改變。”

在2013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對中國的經濟形勢做出了判斷，指出了我國面臨“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狀況。”

2014和2015年，經濟新常態成為網絡熱詞。對中國民眾而言，新常態帶來的最為直觀的變化，反映在GDP的增長率上。2015年，中國GDP增速6.9%。這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六年下滑。

經濟數據的背後隱藏著深刻的供需矛盾。邵繼民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過去三十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但近十年以來，這種靠模仿、複制的低端生產已經無法滿足市場的需要，導致巨大的產能過剩。”

這引起很多人的擔憂，其中最大的疑問就是，新常態是不是一種壞狀態？在2016年1月份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會上，習總書記回答了這個問題：“新常態不是一個事件，不要用好或壞來判斷。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

2014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廣東代表團審議時，與廣東團的代表們一起研究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問題，習總書記用了“騰籠換鳥、鳳凰涅槃”八個字。他說，騰籠不是空籠，要先立後破，還要研究“新鳥”進籠“老鳥”去哪，要著力推動產業優化升級，充分發揮創新驅動作用，走綠色發展之路，努力實現鳳凰涅槃。

今天看來，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前，中央已經至少進行了三年的調研與考察。

時間拉回到2015年11月。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召開，會上首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也是該詞首次出現在中央級別的會議上。隨後，G20峰會、APEC演講中，習總書記也提到了這個詞，同月的國務院常務工作會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樣出現。

這一新鮮的經濟術語真正引起大眾關註，則緣於它首登中央政治局會議。這被普遍認為是在給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

關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官方的標準闡述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換言之，面對困局，中央改變傳統上僅以“投資、消費、出口”作為抓手的管理思路，而將眼光擴展到供給與生產端，從雙側入手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不止一次表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硬仗。”

回顧近兩年，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任務，廣東省有多份重磅文件落地，完成了從布局到落子的過程，為全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貢獻了經驗。

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經濟新常態下的突破口。廣東省在全國率先出臺了《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方案（2016-2018年）》及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份行動計劃。

“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中，去產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

相比於其它傳統的能源與鋼鐵省份，廣東把處置“僵屍企業”作為化解產能過剩的“牛鼻子”。這不僅旨在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高資源配置的有效性，此番探索也與未來國企改革的深入推進息息相關。

事實上，廣東的“僵屍企業”處置政策設計也不乏亮點，包括建立數據庫以精準識別“僵屍企業”；分類處置，重點對準國有“僵屍企業”；利用基金和產權交易平臺加快處置等，這些舉措為全國範圍內處置“僵屍企業”提供了經驗。

到2017年7月底，廣東省國有“僵屍企業”通過清算、破產、註銷，委托平臺集中處置等共實現市場出清2394戶。

另外，科技創新、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成為廣東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另一個“亮點”。以廣州為例，截至2016年6月共有288家世界500強企業在廣州投資近800個項目。其中120家在廣州設立了總部或地區總部。廣州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現代服務業占服務業比重65%，先進制造業占制造業比重62%，形成了汽車制造等5個超千億級的產業。

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林平凡，長期關註廣東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廣東這兩年來，找準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新路，集中資源補齊科技創新、創新型經濟等短板，使得產品更加符合市場需求。這為全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另一種範式。”

最近，廣東省為進一步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降成本這一任務上尋求突破，出臺了《廣東省降低制造業企業成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若幹政策措施》，該政策舉措共有十條，其中有七條都是關於如何為制造業企業降低成本的。排在首位的就是長期備受詬病的企業稅費負擔。

在林平凡看來，未來的廣東，既要實實在在地推進相關政策的落地，也要做強做大廣東的優勢產業，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契機，徹底調整並優化廣東的產業結構。

2017年，被稱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經過深刻的新常態認識和充分的實踐，越來越多的市場弄潮兒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在於結構、關鍵在於企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余渺傑教授認為，“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圍繞企業而來，通過企業創新升級，最終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提高供給水平。”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2016年9月，廣東省印發《廣東省環境保護“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到2018年，全省大氣和水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珠三角地區空氣質量全面穩定達到國家空氣質量二級標準，省控江河湖庫水質達標率達到90%以上，全面達到小康社會環境類指標目標。2017年9月，廣東又明確提出打造粵北生態特別保護區，並以生態為優先打造濱海旅遊公路。

林誌強是廣州越秀區北京路大塘街黨建工作指導員，在大塘街工作了十幾年。2012年12月11日，他像往常一樣，去大塘街道辦下轄的社區探望老黨員。這一次他要去的地方是東濠湧所屬的北橫社區。而此時，習總書記正在東濠湧視察。

“我不知道習總書記在那里。當時站在湧邊，習總書記主動走到我身邊，伸出手來和我握手。”林誌強清楚地記得那一天的情景，“他問我感覺這里的環境如何。”

東濠湧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當天的一個細節：“習總書記進入博物館後，只去了第一展廳，而這個展廳正是東濠湧治水的整個過程。”

從2009年開始，歷經六年時間，東濠湧從一條公認臭氣熏天的河湧變成了一條可供遊人棲息的“綠帶”。

至今讓林誌強仍難以忘懷的是習總書記見他時說的一句話，“東濠湧以及遍布廣東各地的綠道都是美麗中國有序發展的局部細節。如果方方面面都把這些細節做好了，美麗中國的宏偉藍圖就能實現。”

在習總書記看來，“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在考察雲南大理時，他說:“留得住綠水青山，記得住鄉愁。什麽是鄉愁？鄉愁就是你離開這個地方會想念的。”

早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總書記就明確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到現代化建設全局的突出地位”。他把生態環境保護視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

在參加2014年全國兩會廣東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習總書記很關心廣東的生態環境問題。“珠三角現在PM2.5是多少？”“廣州市對機動車限行限購嗎？”“東江的水質怎麽樣？”他一邊聽代表發言，一邊詢問。

“我們在生態環境方面欠賬太多了，如果不從現在起就把這項工作緊緊抓起來，將來付出的代價會更大。”2012年在廣東視察時，習總書記曾如此評價解決環境問題的緊迫性。

一組數字將環境的痛赤裸裸地展示出來：2013年全國74個監測城市中，空氣達標比例僅為4.1%，全國1.5億畝耕地受汙染、四成多耕地退化，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近三分之一。

“十八大”後，環保被提上越來越重要議事日程。環境保護議題被列入了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中。2015年1月1日起，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新環保法正式實行。中央環保督察組所到之處，更是猶如環保旋風。從2015年起，4輪督察立案處罰19770件，問責13003人。

隨著大力整治，環境開始趨向好轉。根據《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4年按新的空氣質量標準監測的74個城市中，達標比例為10.8%，2015年這一數字增加到14.9%。珠三角地區則於2016年在全國三個大氣汙染重點防控區中率先整體達標，創建了國家重點城市群空氣質量達標改善的成功模式。其中惠州、深圳、珠海位列空氣質量前10位城市。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2015年底到2016年初，各省陸續出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方案。其中，廣東省主要從“生態補償”和“環境保護考核”兩點出發，針對大氣、水、土壤的防治工作，推動改革。

2016年9月，廣東省印發《廣東省環境保護“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到2018年，全省大氣和水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珠三角地區空氣質量全面穩定達到國家空氣質量二級標準，省控江河湖庫水質達標率達到90%以上，全面達到小康社會環境類指標目標。2017年9月，廣東又根據粵北發展實際提出打造粵北生態特別保護區，保護好南嶺自然生態，增強提供生態產品的功能。另根據省交通運輸廳的初步方案，廣東還將建設濱海旅遊公路，串聯沿海14個市的濱海景區景點、特色小鎮、漁村鄉村，全長1500多公里，打造全國最長最美的濱海旅遊長廊。

“保障和改善民生沒有終點”

2013年至2015年，廣東省共投入各類幫扶資金202.95億元。2016年中央和省、市、縣各級財政用於廣東省扶貧開發的投入總計143.18億元。官方數據顯示，2016年廣東省57.36萬人實現穩定脫貧。

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民眾的關註點是全方位的，衣食住行樣樣都涉及民眾利益。民生問題千頭萬緒，總得找個“線頭”。習總書記把目光投向了脫貧，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堅定信心、勇於擔當，把脫貧職責扛在肩上，把脫貧任務抓在手上。

據陳開枝回憶，在五年前那次交談中，習總書記勉勵他們四位老人退下來後還要繼續發揮余熱，還專門對他說：“聽說您現在搞扶貧工作，也是卓有成效。”陳開枝對此很欣慰。在他看來，扶貧一直是習總書記十分關心的內容。

實際上，從深圳到順德，習總書記廣東之行的一路上，只要有機會就會和民眾親切交流，關心他們的生活。在深圳的鄧國華一家，習總書記仔細詢問了他們的收入，在順德北滘鎮黃龍村，他又去了當地貧困戶張錫堯一家。

2012年，習總書記在黃龍村看望張錫堯夫婦時，他們還居住在簡陋的平房內，只有兩個房間。現在，張錫堯一家已經搬到了黃龍村三豐河畔的一幢兩層半的樓房。據黃龍村原村書記介紹，這座房子是政府用“異地置換”的方式，並發動社會籌集資金，給張錫堯一家建的新房。

“張錫堯現在的身體比總書記來時有所好轉，常做些打工的活。”村上一位姓陳的村民說，“他女兒張儉娜已經大學畢業，在一家教育培訓機構當老師。”

和張錫堯一家一起變化的，還有他們所在的黃龍村。

在村民的記憶中，5年前的黃龍村村道泥濘、社區活動中心前的富臨公園也破破舊舊，被順德區認定為20個“經濟發展較慢村之一”。如今，這里道路整潔，公共活動場所多處可見。黃龍村黨委書記仇培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了23000元，而在五年之前這一數據還只是在13000元左右。”

黃龍村的變化與位於村口的黃湧工業園區的發展密切相關。目前整個園區約203家企業，為本地村民的就業提供了方便。同時，眾多異地務工人員紛紛將住所選在了黃龍村，如今，黃龍村的外來人口數量，已從2012年時的6200多人猛增至11000多人，而房屋租金成為村民收入的重要來源。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習總書記來的時候，村民股份社每股分紅只有4000元左右，到了2017年已經突破6000元。黃龍村的經濟情況已經排在北滘的中上水平。

黃龍村不過是廣東區域發展不平衡的一個縮影。2015年11月，廣東省委十一屆五次會議在廣州召開，省委書記胡春華提出，廣東要在“十三五”期間實現“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補齊扶貧開發工作短板，是其中一塊重要內容。

為此，廣東省委出臺了一攬子計劃。2016年6月，省級層面的關於新時期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三年攻堅的實施意見正式出臺，認定廣東省農村70.8萬戶176.5萬人為相對貧困人口，2277個村為相對貧困村。11月30日，"1+N"脫貧攻堅政策體系所涉及的26個部門配套方案全部出臺。

據統計，2013年至2015年，廣東省共投入各類幫扶資金202.95億元。2016年中央和省、市、縣各級財政用於廣東省扶貧開發的投入總計143.18億元。官方數據顯示，2016年廣東省57.36萬人實現穩定脫貧。

2017年8月，廣東召開全省貧困村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示範村工作會議，決定將2277個省定貧困村納入新農村建設範圍，按示範村標準推進，力爭用10年左右時間根本改變廣東農村落後面貌。

對立誌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中國來說，民生改善絕不僅是收入增加。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食品安全等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邵繼民回憶，在參觀廣東工業設計城的20分鐘里，有15分鐘都停留在“幸福生活館”，習總書記最感興趣的一些產品，往往和老年人、殘疾人有關。

五年來，廣東省把財政支出向底層群體傾斜。2013年底，省政府印發了《關於提高我省底線民生保障水平的實施方案》，明確2014年至2017年全省底線民生保障資金總支出超過820億元，惠及5400多萬人次。城鄉低保、農村五保、殘疾人保障、孤兒保障等底線民生保障水平進入全國前列。

如今，中國老年人口數量多、老齡化速度最快，應對老齡化任務繁重，是不爭的事實。廣東省為此出臺《關於促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相結合的實施意見》，制定了《關於發展醫養結合養老機構的實施方案》，目前，廣東省醫養結合試點已經啟動，廣州、深圳、東莞、江門列入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地區。

2012年12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羅湖區漁民村社區了解基層黨建和社區工作情況。（新華社/圖）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

2017年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出席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儀式。粵港澳三地行政首長和國家發改委領導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2017年2月27日，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省長馬興瑞赴廣州南沙調研，提出要把自貿區打造成為廣東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門戶樞紐。在廣東省各項改革里，自貿區建設被稱為“最大的改革”。

對外開放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習近平總書記曾以一段比喻指出開放的重要性：“當年，中國對經濟全球化也有過疑慮，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有過忐忑”，但是“如果永遠不敢到大海中去經風雨、見世面，總有一天會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國勇敢邁向了世界市場。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嗆過水，遇到過漩渦，遇到過風浪，但我們在遊泳中學會了遊泳”。

“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這是習總書記在廣東向全國乃至世界釋放出的信號。回望五年前習總書記的5日廣東之行，作為十八大後的首次地方視察，習總書記沿著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路線，宣示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的堅定決心。

2012年1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剛到廣東，就來到了位於珠江入海口東岸的前海。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被視為“十二五”時期廣東深化粵港澳合作、加快轉型升級的重要平臺。

在前海管理局一位官員看來，習總書記的來訪賦予了前海更高的戰略意義，“總書記首次地方調研首選廣東，廣東首選了深圳，深圳最先來的是前海。”

2010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複了《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來自前海管理局的相關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當時習近平兼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該規劃就是在他支持下通過的。

習總書記視察前海時提出，前海的發展，要準確把握中央給予的定位，“依托香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在前海管理局的理解中，習總書記這里所指的依托，“一方面是依靠，一方面是托舉”，依靠香港的資本、科技和人才發展經濟，同時為香港服務業擴大空間、推動香港的產業結構優化。

上述官員介紹，深圳在近年來發展到了一定高度，而香港卻因產業結構不完善遭遇發展瓶頸，前海合作區能夠在推動香港結構優化方面發揮杠桿作用，而深圳則可以在深港合作中學習到香港先進的國際化城市管理和社會治理經驗。前海成立的廉政監督局，就是借鑒香港廉政公署的經驗，合並了紀委、監察、檢察、公安、審計等多部門的監督職能。

一位見證了前海發展的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習總書記視察時，前海剛剛完成填海任務，當時仍是一片灘塗。這5年來，前海飛速發展，前海管理局的相關文件中，用“滄海桑田，換了人間”來形容前海的變化。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在前海合作區內，路牌字體多是在香港常用的繁體字。在前海管理局的“e站通”服務中心內，來這里註冊企業的人擠滿了整個大廳。前海管理局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港資企業在一天內就能辦全企業註冊手續。

在深港合作層面，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前海明確將三分之一的空間面向港企出讓，在合作區成立以來，累計面向港企出讓土地14宗，面積33.5公頃，占比47.1%，建築面積約248.2萬平方米，占比50%。

據前海管理局介紹，2017年來，片區內新增註冊港企571家，註冊資本376億元,截至7月末，累計註冊港資企業4654家，註冊資本4209.8億元。在2017年上半年，片區內港企完成固定資產投資66.75億元，占總量的35.4%，實際利用港資18.93億美元，占總量的96.9%。前海管理局方面稱，港企作為片區經濟支柱的作用日益顯現。

習總書記在前海視察時說：仿佛讓人看到了深圳初創的景象。一張白紙，從零開始，可以畫最美的圖畫。這里將來又是一番滄桑變化，令人期待。

“最美的圖畫”正在創作的過程中，不僅在前海，珠海橫琴新區和廣州南沙新區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設，為粵港澳合作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探索經驗。

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視察時說，希望廣東積極發揮經濟特區的帶動作用，落實好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聯手港澳打造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

世界級城市群呼之欲出。2017年，由廣東九市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被首次寫入中國政府工作報告，“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7月1日，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出席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儀式。粵港澳三地行政首長和國家發改委領導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這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已經上升到了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層面，粵港澳區域的發展與整合也正式邁入灣區經濟的新階段。

港澳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粵港澳合作深入的背後，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堅持。2017年的全國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要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繼續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在貿易保護主義與“逆全球化”思潮擡頭的背景下，習總書記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思想，為中國開啟了新一輪全方位開放的大門。

2017年2月27日，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省長馬興瑞赴廣州南沙調研，提出要把自貿區打造成為廣東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門戶樞紐，支撐和引領全省新一輪對外開放。在廣東省各項改革里，自貿區的建設被稱為“最大的改革”。

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4月，廣東自貿試驗區累計新批設立港資直接投資項目5547個，累計吸收港資企業實際外資72.4億美元。

廣東省長馬興瑞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長期以來，廣東通過與港澳合作，引進了大量資金、技術，接入了國際市場。特別是近兩年來，廣東在吸引港資參與廣東自貿試驗區建設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服務業已經占據香港在粵投資總額的半壁江山。”

銘記習總書記的囑托，廣東正在繼續奮力走在前列。

一張圖看懂2017黑馬百城足跡

黑馬城市 2018-02-09 10:56

永遠相信城市的力量，每一座城市都是一片創業熱土。創業黑馬百城團隊2017全國奔走，為雙創生態、產業升級的大事業執著奮鬥。一年來，黑馬百城全國開花，下面就用一張圖帶你回顧2017年的累累碩果。

創業黑馬（SZ：300688）2017年8月11日上市翌日正式推出“黑馬百城計劃”。截止目前，“黑馬百城計劃”已成功落地15座城市。

未來，創業黑馬還將與一百個雙創熱點城市的城市政府、一線創業家、風投機構、主流媒體進行的全面深入合作，將創業黑馬十年來被驗證過的黑馬實戰創新生態體系，優質服務和資源，通過“黑馬百城計劃”，共享到全國各地，深度融入地方產業，協助打造本地特色的創業創新生態，為更多企業的升級和發展創建一條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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