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圖)
11月30日,據新華網消息,有關付玉培、蘇小春、郭輝等中國足協員工被“強行調離”的新聞甚囂塵上。中國足協29日對新華社記者回應稱,相關人員工作調整符合人事政策和相關程序。
今年8月,《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出爐,方案中有關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內容包括“足球中心在編在崗人員,可根據個人意願一次性選擇去留”。9月,中國足協要求內部員工做出去留選擇,上述三人的選擇是留在足協。此後,中國足協希望將他們調往體育總局系統其他部門。剛開始,他們被要求10月赴新部門報到,但上述三人沒有前去報到。11月23日,三人再次接到足協通知,要求他們在11月30日之前前往各自被調往的部門報到。其中,蘇小春被調往總局財務中心,付玉培被調往奧體中心,郭輝被調往體育文化發展中心。
付玉培在接受采訪時表達了繼續留在足協的願望。
在記者看到的一份《關於付玉培同誌工作調動的通知》中,擡頭和落款均為“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有人質疑,為何調令不是國家體育總局人事司發出?為何三人選擇留下還依然將他們調離?這是否不符合足協調整改革方案精神?
對此,中國足協回應如下:一是關於相關人員工作調整,在當前改革過渡期,以足管中心名義下發通知,是正常的;二是相關工作符合人事政策和相關程序。
萬達打造新賽事與歐冠競爭的傳聞終落實。由中國足球協會、萬達體育公司主辦,廣西壯族自治區體育局、南寧市人民政府承辦的首屆“‘中國杯’國際足球錦標賽”(簡稱“中國杯”)將於2017年1月9日-16日在廣西南寧市舉辦。來自歐洲、美洲的三支一流國家隊將與中國國家隊舉行4場比賽。
據介紹,“中國杯”是落戶中國的首個國際足球正式比賽,是由國際足聯批準的國際足球A級賽事,參賽國家隊可獲得國際足聯正式積分。作為主辦國,中國國家隊自動獲得參賽資格。
據悉,“中國杯”將每年舉辦,首屆比賽4支國家隊參賽,以後逐步增加到8支國家隊。除東道主中國隊之外,其余參賽隊均邀請世界排名前列的國家A隊,參賽球員均為現役國腳。由於首屆“中國杯”適逢中國國家隊正在沖擊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為有助於中國隊征戰,本屆“中國杯”特意邀請3支與亞洲競爭對手風格相近、水平更高的國家隊參加。從2018年開始,“中國杯”將邀請歐洲、美洲頂級國家隊參賽。“中國杯”由萬達體育公司擁有知識產權。
在發布會上,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表示,自己一生摯愛足球,衷心期盼中國國家隊能征戰世界杯。創辦“中國杯”就是支持中國足球振興,幫助中國國家隊從“中國杯”走向“世界杯”。
“中國第一個足球俱樂部是我創立的,可以說也是資深球迷,”王健林表示,足球是世界、中國的第一大運動,而剛剛結束的歐洲杯數據也顯示,在歐洲,足球一項體育產業收入超過其他所有體育產業項目收入總和。因此,足球魅力巨大。
王健林表示,中國作為世界足球人口最多的國家,近幾年足球職業聯賽進行得如火如荼,職業俱樂部水平已經躍居亞洲一流。但中國國家隊由於缺少正式比賽機會、國際比賽經驗不足等多種原因,成績落後於中國足球聯賽。
“為增加中國國家隊鍛煉機會,提升中國國家隊競賽水平,振興中國足球,萬達花了兩年時間,歷經上百次談判,做了大量工作,終於與中國足協、亞足聯、國際足聯達成一致,最終促成‘中國杯’舉辦。”王健林表示,籌建過程中,協調很多國家以及各洲足球俱樂部,曲折困難重重,多次想放棄,但堅持就是勝利。其稱,希望“中國杯”將是亞洲水平最高的比賽。他還表示自己說一句大話,5年後,國家隊一半成員將會來自萬達足球俱樂部。
事實上,作為“資深球迷”,王健林近年來頻頻出手足球領域也頗受各界關註。
今年3月,國際足聯(FIFA)與萬達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萬達成為中國首個國際足聯頂級贊助商,協議有效期長達15年。王健林在戰略發布會上表示,萬達集團看好足球運動的巨大價值,與國際足聯的合作非常“值”,“這不僅僅是單一的品牌贊助合作,而是將與國際足聯展開一攬子的合作計劃,萬達與國際足聯的合作將助推中國足球的發展。”
2015年2月,萬達集團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10.5億歐元並購瑞士盈方體育傳媒集團。萬達與三家知名機構及盈方管理層,戰勝11家來自全球的競爭對手,成功並購盈方體育傳媒集團100%的股權。其中萬達集團控股68.2%。盈方的經營者是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的侄子菲利普布拉特,該集團為一些最大體育賽事分銷轉播權。盈方是國際足聯等多個全球重要體育組織的長期合作夥伴。
2015年1月,王健林在北京正式宣布,萬達集團斥資4500萬歐元收購了馬德里競技20%股份。從王健林的表述來看,這20%股權看上去更像是萬達外包了“床單軍團”的青訓體系。在簽約儀式上,王健林還透露,不排除在歐洲再收購一支球隊,主要是為了青少年。
(綜合來源:新華網、新浪財經、每日經濟新聞等)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足協27日表示,經東亞足協十個會員和亞足聯主席薩爾曼推薦,亞足聯執委會全場一致批準韓國足協主席鄭夢奎接替6月因健康原因辭職的張吉龍,出任亞足聯代表東亞區的副主席。
鄭夢奎當天出席在印度果阿召開的亞足聯特別大會,正式履職上崗。鄭夢奎向東亞各國足協和亞足聯執委會致以謝意,並表示將為擴大韓國足球的影響力,使亞洲足球水平提升到世界頂級水平而全力以赴。
鄭夢奎
亞足聯主席薩爾曼在26日的聲明中高度評價了張吉龍所作的貢獻,並代表執委會向張吉龍的支持和出色工作表示謝意。
他說,“通過他不知疲倦的奉獻,無與倫比的專業能力和對我們這項運動的熱愛,張吉龍對亞洲足球作出了如此大的貢獻。”
張吉龍卸任亞足聯東亞區副主席
張吉龍於1989年進入亞足聯規則委員會,從1997年起就擔任亞足聯副主席。他2011年1月曾參選國際足聯執委,但最終失敗。之後時任亞足聯主席哈曼因賄選被國際足聯停職,身為亞足聯第一副主席的張吉龍按相關章程出任代理主席,同年7月增補成為國際足聯執委,這是國際足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中國籍執委會委員。
代理主席任期到期後,張吉龍2013年沒有競選新一屆亞足聯主席,在巴林人薩爾曼勝出後擔任亞足聯第一副主席。
3年至少5000萬歐元?
近日,當花費7600億元治理的北京霧霾依舊揮之不去時,中國足球又給人們一個訝異:名氣最大、奪冠最多的意大利名帥、2006年世界杯冠軍教頭馬塞洛·里皮有望成為中國男足國家隊下一任主帥。當然他的薪水也是中國隊歷任“洋教頭”中最高的——據外媒報道,里皮團隊的年薪高達近2000萬歐元,若屬實,在中國執教的三年,其收入將達近6000萬歐元(約合4.4億元人民幣)!
雖然其中的四分之三由恒大俱樂部以“恒大足校顧問”的名義支付,但對於第9位外教的到來,球迷卻異乎尋常地抱以“薪水越高、足球越爛”的評價。
尤其是世預賽亞洲區12強賽,國足客場0-2不敵烏茲別克斯坦,小組墊底,基本宣告沖擊2018俄羅斯世界杯已經失敗,這讓最近幾年湧入的足球投資潮變得有些尷尬——盡管有恒大的榮耀、中超天價賽事版權、中國土豪不停在歐洲足壇買買買,但國足的慘敗戳穿了泥塑外的金箔,人們更是直接對中國的足球管理模式,尤其是體制提出了質疑。
事實上,隨著2014年全國體育局長會議制定的《以運動項目管理中心和單項體育協會改革試點為突破口,深化體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方案》等政策的推進,今年2月,“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已撤銷,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的“脫鉤”也已基本完成,中國足球曾經“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組織描述也成為歷史名詞,不複存在。
10月1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則明確,年內完成體育類社團與機關脫鉤第一批試點,推進職業聯賽改革,推動學校、企事業單位體育設施向社會開放。
“中國體育包括足球要長遠發展,勢必打破官辦,這已經是一種方向,從長期看,中國足球最終要良性發展必然是這樣;但短期看,還不是這麽簡單的事情。” 動吧斯博體育文化(北京)有限公司CEO白強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足球改革進入“快車道”
對於足協,投資人是愛恨交織,所謂“愛”是在中國足球職業化發展的最初時期,帶有行政特征的足協是改革的啟動者,帶著光環與希望。
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元年。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當年作出這樣的選擇也是中國足球背水一戰的選擇,因為在當時中國體育體制轉向“奧運戰略”的背景下,足球的處境到了被拋棄的邊緣。
“不變”意味著死路一條,“變”又意味著對市場的風險難以把控,在一個長期奉行專業體育的舉國體制環境里,最初的足球改革采取了由非市場手段推動市場化改革的路徑,由帶有行政屬性的中國足協來擔任市場化建設的啟動者和孵化者。
正如人們在1994年開始走進超市的新鮮勁一樣,中國足球職業化的初始發展也很高亢,從1994年到2004年,投資一家足球俱樂部從1993年的100萬元迅速被“炒到”2000萬元甚至更高,俱樂部平均年廣告收益從最初的幾十萬增加到3000萬元上下。
在亢奮與喧囂中,中國足球背後的“黃、賭、毒”等問題也浮出水面,“管辦不分、政企不分,出現了假、賭、黑的醜惡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與體制和機制有關系”的觀點屢屢被提出,但矛盾的爆發多限於俱樂部與中國足協官員之間的“口水與利益”的博弈戰,直到2009年的“反賭風暴”,人們真正開始痛定思痛。
以2014年為開端,中國部分單項體育協會即將走出與行政機構、事業單位脫鉤或半脫鉤的改革一步,足球就是打頭陣者。
去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下稱《方案》),明確提出:“按照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原則調整組建中國足球協會,改變中國足球協會與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組織構架。”
2015年8月中旬,《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正式對外公布。今年2月,“足球運動管理中心”撤銷,中國足協與國家體育總局的“脫鉤”也已基本完成。這也標誌著中國足協的調整改革進入了“快車道”。
“毫無疑問,這是中國足球改革中的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劃時代舉措,因為在歐美足球發達國家,也大都有著類似於‘中國足協’這樣全國性的統一管理機構,名稱叫足協、足總或職業大聯盟等。這些機構是純粹的行業協會,沒有半點兒‘官方性質’。” 斯邁夫體育產業有限公司總裁袁方表示。
比如英超聯賽之下,有英足總管轄的7個級別賽事,再往下則有地方足協管理協調的17級業余和草根聯賽作為支撐。草根球隊從底層打拼向上,遇到不同級別賽事均有明確的準入規範和退出標準。足球管理機構一是執法監督,二是體系管理。意大利足協和職業聯盟管理的聯賽共有10級,其中作為金字塔基之一的第8級聯賽囊括1668支球隊,比賽組織與協調全仰賴地方足協管理。成績出眾的民間球隊若能從底層註冊打拼後升入第5級別聯賽,地方足協便將其送至足協管理之下,讓其有繼續上升的空間。
“從3月《方案》印發後,去行政化已是大勢所趨。而改革不是抽象行為,最終必須落實到人、財、物等具體的資源配置和政策定位上。是需要配套政策進一步細化,並務實推動,否則就流於形式了。”白強說道。
各地水平參差不齊
“但改革肯定不能一刀切。” 一中部地區足球協會負責人表示,畢竟涉及生存問題,如果生存都解決不了,又能做什麽事?能做多大的事?“我所知道的一些足管中心是自收自支單位,場地、資產等什麽都沒有,(要)脫鉤,是要有資源的。”
在這一點上,去年年底,國內第一家與體育局脫鉤、從政府部門轉變成民間社團的地方足協——廣州市足球協會已有突破。
新的廣州足協在內部機構設置、工作計劃、財務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國內國際專業交流方面擁有完全自主權,同時,市足協的工作接受市體育局的指導和監督。
而備受內部人士關註的是廣州足協如何實現公司經營“實體化”。
首先就是財務管理將按照社團法人機制運行,不再作為預算單位,執行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鑒於廣州足協在青訓梯隊的培育方面還承擔著政府相關職能,其相應的經費將按年度通過市體育局報市財政,通過政府定向購買服務方式支付。另一方面,廣州市政府將成立廣州足球發展基金會,吸納社會資源。每年廣州市體育彩票也將按照一定比例,劃撥資金給基金會。該基金會將專項用於支持廣州青少年足球人才培養和足球公益活動。
除此之外,廣州足協在經濟上將靠自己造血,成立非營利性質的“廣州足球發展公司”,通過市場化運作支持廣州的職業聯賽、業余賽事、國際比賽的運營,開展與足球相關的經營活動,享有該類賽事和活動的知識產權、市場開發和推廣權利。
“資源可以從政府、社會中來,可以成立足球事業基金會,用財政、體彩可以撬動社會資源,以此來搭建平臺。有了產業之後,地方足協生存問題解決了,就能脫鉤了,但還要看每個地方自身以及協會改革者的理念。”白強表示,“在我們具體的接觸過程中是喜憂參半吧,當然還是有敢為之士的,比如成都,這與他們十多年搭建的好基礎是分不開的。”
2012年,成都成為中國足球首批5個發展試點城市之一,為了更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成都足協當時委托了咨詢機構美國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用國際通行的標準對成都的城市足球進行了綜合評估。在安永的評估報告中,成都足球有優勢也有劣勢。
城市足球發展的好壞,它的體系是否完善,決定了整個中國足球水平的高低。成都市足協工作的出發點,就是構建城市足球完善的體系,城市足球完善的體系包括政策資金保證體系、組織體系、競賽體系、人才培養體系和評估評價體系。通過一年多的摸索,成都形成了初具規模的城市足球發展體系。
白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道,“在整個城市足球的金字塔中,賽事是重要的發展依托。除了成都本地的比賽,更大範圍、更高規格的各類專業、業余賽事也在醞釀、成長。這樣,民營企業的機會與資本也就來了。”
在一些投資者看來,全國像成都、廣州足協這樣的體育類社團並不多。除了城市發展、配套措施跟不上外,有些地區的改革者還處於被動、等靠要的思維模式里。
“此前足球項目是垂直的行政體制管理,從國家、省級再到地市級;足協社團化後,一個省級足協如何調動該地資源?這不僅是足球、體育界的問題,而是整個社團管理、民辦組織的開放性問題,但改革是需要過程的,從長遠看,我們很看好中國足球的合作,也相信3年後,改變的不僅僅是6000萬歐元洋教練帶的國足,還有整個足球環境。”體育產業投資人吳誌堅表示。
有媒體報道稱中國足協已報告申辦2034年世界杯,中國足協新聞辦官方發布了微博進行辟謠。中國足協新聞辦在微博中寫道:目前還沒有提出具體哪一屆世界杯的申辦,網傳新聞“中國足協寫報告確認申辦2034年世界杯”不屬實。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中國足協已正式寫報告、申辦2034年世界杯!若國際足聯新章程通過,則意味著中國最早可申辦2030年世界杯。
據新華社報道,前來出席2017世界足球論壇的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張劍18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當選國際足聯理事,意味著未來中國和世界足球、亞洲足球可以更好地融為一體,而中國申辦世界杯將是國家工程,具體申辦哪一屆還要綜合各方面情況。
張劍本月初在巴林舉行的亞足聯第二十七屆全體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際足聯理事,國際足聯理事會前身為國際足聯執委會,改革後理事會成員由原來的25名增加至37名。
對此,張劍說:“這是在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一件事情,意味著未來中國和世界足球、亞洲足球可以更好地融為一體。中國足球的改革發展也應當為亞洲足球和世界足球的發展帶來更多機會和動力。”
“亞洲是全球最大的一個洲,但亞洲足球在全球來講還是相對落後,但從地理面積、人口和市場來講,亞洲(足球)都有非常大的潛力,它一定會有一個光明的未來,”張劍說。
同樣在本月初,網傳新聞“中國足協寫報告確認申辦2034年世界杯”,中國足協新聞辦在其官方微博上辟謠稱,“不屬實”。
中國足協新聞辦在其官方微博上回應稱:“再一次被申辦世界杯的新聞刷屏了,有些媒體朋友有點心急啦,小編也希望能夠早日在家門口看上世界杯,但出於嚴謹的工作要求,還是得向大家澄清一下,目前還沒有提出具體哪一屆世界杯的申辦,網傳新聞‘中國足協寫報告確認申辦2034年世界杯’不屬實。”
張劍表示:“申辦世界杯可以說是遲早的事情,因為它是白紙黑字寫進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但是具體申辦哪一屆世界杯,要根據各個方面的綜合情況來判斷,同時申辦世界杯也是一個國家工程,不是中國足協一家能夠決定的事情,我們會根據形勢的發展,審時度勢認真研究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