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可能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接近“L型拐點”。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日在澳門出席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時表示,進入第三季度,中國經濟運行好於預期。
李克強11日上午在澳門出席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
三天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9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印證了總理的說法。
特別是PPI,以同比上漲0.1%終結了連續54個月以來的下降態勢,2012年3月以來首度轉正。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PPI轉正一方面是由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的成效初步顯現,另一方面是下半年一些大型項目落地帶動了需求的增長,促使經濟數據有了更為積極的好轉。
國家統計局計劃於後天(10月19日)公布今年前三季度經濟數據,目前多數機構預計前三季度經濟增速為6.7%,與二季度一致。一些經濟學家近期也在不同場合表示,中國全年達到6.5%以上的經濟增速完全可能。
供給側改革見效
PPI 54個月以來首度轉正其實早有征兆。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余秋梅在解讀9月份CPI、PPI數據時表示,今年以來,在穩增長、去產能、去庫存政策作用下,國內工業行業供需矛盾有所緩解,重點行業庫存、銷量均出現向好態勢,加之國際市場原油、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大宗商品行情有所好轉,國內工業品價格持續回升。
鋼鐵及煤炭去產能發揮的作用十分突出。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10月13日表示,截至9月底,鋼鐵、煤炭兩個行業退出產能均已完成全年目標任務量的80%以上。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相關企業的經營狀況大幅改善。以鋼鐵行業為例,鞍鋼股份(000898.SZ)2016年半年報顯示,受益於鋼材價格上漲,以及集團通過降低采購成本,降低生產成本,1~6月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3億元,同比增長93.55%;江西的方大萍鋼經過一年的降本攻堅,8月份的利稅總額達2.9億元,同比增長177.8%。
“供給側改革的成效已經逐漸顯現。”胡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去產能、調結構、產業轉型都取得了一定效果,減少了無效供給,“需求端翹起來,也反映了市場對供給側改革的樂觀預期,市場對改革仍抱有很高的期望。”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助理劉哲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作為投資的領先指標,PPI持續改善並如期轉正,對於企業家的信心和投資動力都有很好的提振作用,同時表明投資有望觸底企穩。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10月16日在“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一旦可以保持適度的投資增長,就能夠創造就業,增加家庭收入,進而使得消費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的增長,“在這種狀況下,我想實現‘十三五’規劃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長,只要我們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少經濟數據向好
顯示經濟向好的數據並不止於PPI。
與PPI同日公布的9月份CPI同比上漲1.9%,環比上漲0.7%。雖然同比漲幅已連續第4個月處於“1時代”,但比8月擴大0.6個百分點。
劉哲表示,受食品和能源價格企穩的影響,CPI結束了上季度的下行趨勢,開始回升。剔除食品和能源等供給主導的影響因素,今年核心CPI一直呈現波動向上的趨勢,9月環比上升0.1個百分點,是今年以來的次高點。作為消費的領先指標,說明消費已經企穩,並且消費升級對於中國經濟的帶動作用已經開始顯現。
國家統計局10月初公布的數據顯示,9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較8月持平為50.4,制造業景氣保持平穩。官方制造業PMI在8月強勁反彈至榮枯線50以上之後,9月穩定在50.4。前三季度制造業月均PMI達50.2,高於二季度的50.1,且為近7個季度以來的峰值。
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表示,制造業生產和需求增長平穩,有階段性趨穩的跡象,高技術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鐵路部門的數據則顯示,今年9月23日~25日,全路連續3天裝車達到13萬車以上,創今年以來最高水平。根據交通部公布的數據,今年前三季度全社會貨運量增速回升,鐵路月度貨運量增速兩年多來首次由負轉正,高速公路貨運量增長加快,快遞業務量增速超過50%。
最近的就業數據也不錯。李克強10月11日在澳門透露,9月份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低於5%,為近年來首次。
李克強還表示,這些年,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頂住內外壓力,實現穩中有進、穩中提質,不是靠“大水漫灌”的強刺激,而是依靠改革開放、積極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的結果。因此,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優勢、回旋余地廣闊,完全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
積極數據之下,三季度經濟企穩概率越來越大。多位經濟學者及金融機構均預計,受財政政策、樓市熾熱及外部需求較預期好等支持,三季度GDP將維持在6.7%左右。渣打銀行發布的最新報告甚至預計,中國三季度GDP增長將由二季度的6.7%升至6.8%。
為企業去杠桿創造條件
在去產能取得不錯效果後,降杠桿或成下階段主要任務。
複旦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在“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表示,在威脅中國中長期增長前景的挑戰中,巨額的債務存量首當其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此前也對第一財經記者強調了其對於中企債務的擔憂:“中企債務約占GDP的145%(2010年不足100%),顯著高於國際平均水平。”
同濟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去年新晉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得主鐘寧樺近期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我國國有銀行的放貸偏好或許是其背後主要的原因——在央行釋放流動性後,國有銀行為了規避風險,將資金源源不斷地貸給了大型、國有企業,以及外部融資約束最小的上市公司;反之,大部分企業並沒有受惠於當下的貨幣政策。
鐘寧樺表示,若要解決問題,必須果斷地在低效的地方去杠桿。為此,需要持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關停並轉”。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10日表示,為了積極穩妥實現降杠桿的目標,貨幣政策將松緊適度,要更加精準地把握貨幣信貸調控力度和節奏。
關於降杠桿和債轉股會怎樣影響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範一飛認為,在降杠桿過程中,由於企業兼並重組、實施市場化債轉股,包括銀行業加大不良資產處理力度等,這些都可能會減少存量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出現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下降並低於預期的情況。
“我們也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以更準確地反映總量和結構上的變化。”範一飛說,由於債務結構優化、存量資產盤活,會提高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加快貨幣流通速度,實際上相對慢一些的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也能夠滿足實體經濟的融資需求。
李克強則在上述部長級會議上表示,我們面臨的杠桿率問題主要是非金融類企業杠桿率較高,這與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時間短、還不成熟,居民儲蓄傾向較強、居民儲蓄率達50%以上,以及以銀行為主的融資結構等密切相關。而且中國債務是以內債為主,外債占比小,觸發債務風險的可能性也較小。
李克強表示,中國貨幣政策是穩健的,流動性保持合理充裕。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和撥備覆蓋率比較高,雖然不良資產有所上升,但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風險彌補和損失吸收能力較強。
在目前經濟短期企穩、不少企業有降杠桿需求的背景下,我國貨幣政策進一步發力的可能性下降。不少分析認為,年內降準的概率仍然存在,但降息的概率總體已經不大。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25日表示,在本地區南海局勢已經走向緩和,中國和菲律賓已經在共同努力全面恢複關系和致力於積極合作的大背景下,希望其他各方的相關言行都能夠有助於這個積極勢頭,而不是相反。
在25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稱,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今天訪問日本,日方希望杜特爾特與美國的關系繼續走近,安倍首相希望杜特爾特弄清菲律賓與美國的關系,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陸慷表示,關於杜特爾特總統訪問日本,我們主張所有國家、特別是我們的鄰國,相互之間都能保持健康、積極、合作的關系,希望這樣的關系也能夠有助於本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而不是相反。特別是在本地區南海局勢已經走向緩和,中國和菲律賓已經在共同努力全面恢複關系和致力於積極合作的大背景下,希望其他各方的相關言行都能夠有助於這個積極勢頭,而不是相反。
杜特爾特上任後首次到訪日本
據悉,杜特爾特於25號傍晚,乘坐專機抵達日本東京,展開三天的訪問行程。
這是杜特爾特上任後,首次到訪日本。他將於26日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首腦會談。
據了解,兩人在會面期間,安倍會提出向杜特爾特家鄉棉蘭老島,提供50億日圓貸款,援助當地的農業開發。另外,日方也計劃援助菲律賓的基礎設施建設、支持海上巡邏船等,有望在杜特爾特訪問期間達成協議。
至於外界關註菲律賓的外交發展,日方早前表明,希望直接了解杜特爾特的想法;當局也重申,日本的政策方針,是要與菲律賓進一步,發展戰略夥伴關系。
稍微了解過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人都難免感嘆——如果沒有近乎“變態”的公司文化或控制欲驚人的老板,那麽就跑不出驚人的業績。
如果你還記得2016年的市場情況,沒錯,全球市場一開年便陷入了恐慌性拋售,此後又出現了英國脫歐、英鎊閃崩、特朗普當選等“黑天鵝事件”。在這樣惡劣的市場情況下,投資大佬紛紛折戟——索羅斯年收益虧10億美元,保爾森虧30億美元。然而,橋水基金年收益49億美元,榮登全球二十大頂尖對沖基金榜首。自橋水基金於1975年成立以來,其總計取得接近500億美元的收益,亦跑贏所有同行。
2017年3月1日晚間,橋水創始人、聯席主席和首席執行官(CEO)雷·達里奧(Ray Dalio)稱將不再擔任聯席CEO一職,他是從1975年創始之初便擔任該職位的,不過他仍會繼續擔任公司的聯席主席和聯席首席投資官(CIO);同時,另一位聯席CEO——原蘋果公司高層Jon Rubinstein也宣布辭任聯席CEO,他11個月前才加入橋水。
了解橋水的投資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達里奧在企業管理方面要求“極致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橋水幾乎會將所有公司內部會議進行錄影,並且向公司全員展示,進行類似人物性格分析的工作。此外,接近1/3的全職員工都會在兩年內離職。
不過,對於基金本身和那些高凈值投資者而言,上述一切都可能被橋水常青的業績而“一筆勾銷”。《紐約客》雜誌曾經寫道,勞倫斯·薩默斯(奧巴馬聘用的美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在白宮任職期間,一直都堅持閱讀橋水的經濟簡報,隔幾個月就要跟達里奧通一次話,他評價達里奧是個“極為智慧上進的人”。
在全球金融危機最深時,橋水基金登上全球最大對沖基金的寶座,掌管資產已逾1500億美元,只服務於機構投資者。如今,橋水基金為350家全球最大型和最複雜的機構客戶管理超過1600億美元資產。
刻意與華爾街保持距離
如果一家資產管理公司在哪一年業績排行第一,很可能第二年業績就不理想,而亞軍在第二年登頂的機會很大。“奪魁的基金經理可能由於媒體曝光度、應酬增加,而無法聚焦策略研究,真正的基金管理人都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長年從事對沖基金研究的諾亞研究部主管、香港大學教授夏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這似乎可以解釋橋水基金跨越多輪周期的常青業績。達里奧本人也與紙醉金迷的華爾街刻意保持著距離。
1971年,達里奧從長島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後便被哈佛商學院錄取。那時的他便對如谷物、石油、棉花等大宗商品期貨交易興趣濃厚,當時大宗商品期貨仍屬於冷門領域,市場上幾乎沒什麽人做這塊交易。
從哈佛商學院畢業後,興趣也引導達里奧先後加入了Dominick & Dominick和證券經紀公司Shearson Hayden Stone,擔任大宗商品部主管。大宗商品投資極度考驗投資人對經濟基本面、各類別商品特征、宏觀經濟變化等的把握。
此後,達里奧說服了曾經的一位客戶雇用他當顧問,在他的公寓里成立了自己的橋水公司。那年,達里奧才26歲。
對沖基金大佬往往都極為低調隱秘,達里奧更是一名“隱士”。達里奧結婚生子後,便搬去了康州韋斯特波特(Westport)的樹林里,這似乎是刻意遠離與華爾街的喧囂。
達里奧目前67歲,他管理的一只旗艦基金長期保持盈利紀錄,幾乎在近二十年沒有受到過挫敗。對於此次的變動,他對客戶表示:“我對於這一變動十分興奮,我也希望始終能在橋水做一名職業投資人,直到我生命的終結。”
在一般人看來,除了2%的初始傭金(不論是否盈利),對沖基金還征收20%的超額收益提成,因此似乎只要做大規模就不愁賺不到錢。但是,只要了解過美國對沖基金行業,就一定知道其新陳代謝之迅速,以及其競爭之殘酷。
“對沖基金行業魚龍混雜,國外基金平均生命周期3年,10年已經實屬不易。”夏春告訴記者,“某些對沖基金的策略也容不下大規模資金,可能5億美元資金可以獲得超額回報,但到了10億就難以獲利。”
因此,對於一個橋水這樣一個存活了近40年,且如今規模高達1600億美元的對沖基金而言,如果不遠離塵囂、潛心研究,那麽說不定現在早就已經消失了。
橋水高層巨震
不過,苛刻的要求似乎也讓橋水的部分員工甚至高官感到不適,例如《華爾街日報》曾多次采訪橋水離職員工,從中也不難看出橋水神秘和詭異的企業文化。從2016年至今,橋水已經見證了5個高層變動。
對於近期達里奧的職位變化,CFA協會金融分析研究總監曹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形象地說,可能達里奧不想當政委了,只想專心打仗。”他稱,“CEO決定業務發展方向,比如市場策略、客戶關系、公司人事等等,而真正投資人,即CIO,和學術大家其實有些類似,熱愛投資工作本身,未見得感興趣其他‘瑣事’。”
熟知對沖基金行業的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教授嚴弘也對記者表示,“他(達里奧)只是不管日常運營了,專心管投資策略,而接棒成為聯席CEO的David McCormick看來要主導運營了。”
其實,此次也不是達里奧第一次退任聯席CEO一職。七年前,他曾作出過同樣的舉動,並希望就此推動長期過渡。然而,去年他又重新擔任聯席CEO,據悉這是因為和一名被視為其接班人的副手產生了沖突。
不過,就外界來看,達里奧似乎在定位橋水未來發展、尋覓接班人等方面並不如投資那麽成功。近年來,公司始終在招聘一些大牌高層進駐,然而很快就傳出了離職的消息。
Jon Rubinstein的迅速離開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我和Jon Rubinstein都一致認為,他不適合橋水的文化。”達里奧對客戶稱。
Jon Rubinstein被譽為“Pod之父”,在其16年的蘋果公司任職生涯中,他創造了iPod,並於2016年5月加入橋水,當時橋水表示需要一名具有極強技術背景的聯席CEO。有外媒也發現,在橋水給客戶的備忘錄中,達里奧稱Jon Rubinstein未來將成為公司的外部顧問。
接棒成為聯席CEO的則是David McCormick,他於2009年加入橋水,任總裁。他曾在小布什政府擔任財政部官員,近期他也接受過特朗普政府的面試。
值得註意的是,David McCormick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曾為一名美國陸軍遊騎兵。知情人士透露,他曾帶達里奧參觀遊騎兵訓練營,也正因為這一契機,他得到了達里奧的青睞。達里奧曾經表示,成功的橋水員工都應該像是一名聰明的美國海豹突擊隊員。
除了上述變動之外,更早前,曾為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副手的Craig Mundie也離開了橋水。他作為橋水聯席主席的任期也可謂轉瞬即逝。據知情人士表示,在任職期間,Craig Mundie與達里奧比較親近的副手產生了沖突,並在2016年年末被降級為顧問角色,離任並未見諸報端。
達里奧本人在公司管理方面追求“極致透明”,有知情人士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橋水幾乎會將所有公司內部會議進行錄影,並且向公司全員展示,進行類似人物性格分析的工作。同時,達里奧本人的控制欲也極強,這也反映在了橋水近年來積極布局人工智能的動作之上。
例如在2016年12月,有外媒消息稱,橋水正在緊鑼密鼓地開發一個秘密人工智能項目,希望實現大部分公司管理工作的自動化,達利奧將該項目稱為“未來之書”。
具體而言,橋水公司的大多數會議都存有記錄,公司期望員工間提出相互批評意見,不斷探索自身的弱點。他們在達里奧的監督下,采用多項指標進行個人績效評估。橋水開發的新技術將把達利奧的非傳統管理方法納入軟件系統。該系統能夠像GPS一樣向員工派發指令。
也有外媒戲稱,即使達里奧以後不在了,橋水似乎也能以“達里奧大腦”的模式運作。
宏觀環境沖擊對沖基金業
盡管橋水基金的文化看似極盡苛刻和詭異,但金融危機後的宏觀環境變化對對沖基金行業提出了嚴峻挑戰,若不能仔細鉆研、調整策略,很可能會因為贖回壓力而遭受巨大沖擊。
從2008年開始,“股神”巴菲特就展開了一場與對沖基金的終極較量。在他看來,與其投資高傭金的對沖基金,不如投資成本低廉的大盤指數基金。對沖基金平均業績均連續跑輸標準普爾500指數。因此在近期公布的《致股東信》中,巴菲特再一次以具體數據毫不留情地抨擊了對沖基金。
一般而言,對沖基金的投資收益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來自市場的收益(Beta),另一部分是超越市場的收益(Alpha)。之所以過去八年對沖基金跑輸指數,這和危機後的量化寬松(QE)也密不可分。
“QE把市場基本面打亂了,傳統的‘多空策略’很難推進,這些年比較好的策略為事件驅動策略和困境策略,全球宏觀策略的表現並不理想。由於對沖基金需要對沖風險,因此一定會部分做空,但在牛市進程中,對沖的這部分就等於虧損了。如果都做多,那麽遇上2016年初的恐慌性拋售,也同樣會虧損。”夏春表示。
不過,他也認為:“雖然許多對沖基金策略強調對企業基本面的研究優勢,但擁有宏觀大視野也是成功的關鍵。以橋水的輝煌歷史業績來說,對外他們以風險平價策略揚名,強調要多配置債券以平衡其低於股票的風險,但橋水的成功主要還是因為趕上了30年低息宏觀環境下的債券牛市。”
眼下,比起宏觀經濟風險,2017年的政治風險對投資而言更具挑戰性。甚至也有業內某知名私募的海外投資經理對記者感嘆:“這年頭如果沒有政治經濟基礎,在制定投資策略時可能會感到迷茫。”
最典型的就是,由於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前後的市場走向出現了驚人反轉,不少對沖基金大佬也因此栽了跟頭。例如,有知情人士透露,索羅斯對特朗普當選後的市場持看空態度。特朗普勝選後,索羅斯立即加大了看跌美股押註,此後美股開啟了一波創紀錄的上漲行情,索羅斯的一些倉位由此損失近10億美元。
達里奧2016年也表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標誌著市場站在了一個長期轉折點上,未來十年將顯著不同。
在他看來,特朗普上臺之前的那個時代特征是:一、日益增加的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全球聯系;二、相對無關痛癢的財政政策;三、國內增長緩慢、通貨膨脹低迷和債券收益率下降。
特朗普執政時期的新特點很可能是:一、全球化、自由貿易和全球聯系減弱;二、積極的財政刺激政策;三、美國經濟加速增長、通脹上升、債券收益率上升。
達里奧還表示,債券三十年的大牛市可能已經見頂。
而達里奧也似乎意識到了政治分析對於投資的指導意義。3月22日,橋水發出了一份長達61頁的報告,主題直指民粹主義,達里奧本人就是這份報告的第一作者。他認為,民粹主義對經濟體的影響,甚至會比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更加強有力。
為了幫助投資者理解民粹主義,達里奧和助手們甚至還專門設計了一個發達國家民粹主義指數,按照人口權重,面向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內的主要發達國家,統計了自1900年至今,民粹主義或反政府的政黨及候選人在選舉中的選票份額。
這份長達61頁的報告以“典型的民粹主義模板”展開,依次介紹了美國、意大利、德國、西班牙、英國、日本、俄羅斯、阿根廷、新西蘭、委內瑞拉這10個國家的14位民粹主義領導份子及該國的民粹主義發展歷史。在回顧美國的民粹歷史時,橋水基金的報告引述了前參議員休·朗(Huey Long)、科林神父(Father Coughlin),而其他國家的民粹領導者包括意大利的墨索里尼(Mussolini)、德國的希特勒(Hitler)等。
頗為奇怪的是,達里奧並沒在報告里分析特朗普,特朗普的名字也僅僅是出現在一個附註之內。達里奧寫道:“雖然我們認為特朗普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但對於他,我們的問題要多過答案。我們正使用其他案例來評估他,通過觀察他是否遵循一個更典型的(民粹主義)路徑,或是明顯偏離(民粹主義)。”
他曾公開表示,特朗普究竟是一個激進但深思熟慮的總統,還是一個激進但無節制的總統,一切都還有待時間來證明。一切來自特朗普政策的不確定性,也向2017年的金融市場提出挑戰。
橋水的中國情結
其實,橋水也有不淺的中國情結。
“這一帶現在全是胡同,將來一大片高樓都得起來。”1984年,在位於長安街國際大廈22層的“世界之窗”內,剛創業不到10年的達里奧望著窗外這樣預言。屋子里,所有中國人都付之一笑。
1995年,他將只有11歲的小兒子馬修·達里奧(Matt Dalio)孤身一人送到中國,馬修成了中國當時年齡最小的外國留學生。那年,橋水基金剛滿20歲。
值得一提的是,達里奧本人始終是中國的堅定看多者,哪怕是在2015年中國市場最為動蕩的時期。2015年7月,達里奧寫到,中國股市調整並不反映或者影響中國經濟、中國投資者和海外投資者。“橋水的觀點是,中國面臨債務和經濟重組的挑戰,但中國有資源、有能幹的領導人來解決這些挑戰,這樣的觀點沒有變。”
在2016年6月寫給投資者的紀要中,達里奧認為,中國存在的問題其實意味著機遇,因為這給決策者機會來進行積極的改革。其實,達里奧與中國有逾30年的交集,他對中國有著極深的情感和經濟投入,也與中國金融高官保持了思想交流。
早在2016年初,就有消息證實,橋水已在上海註冊投資公司。
“早前已經聽說此事,因為橋水一直在為中國的政府部門做咨詢,其第一步可能是吸引國內機構投資人投資其海外基金;就布局A股而言,可能仍需要一段時間。”在國際頂級投行領域具有20年從業經驗、現任玄武智慧總經理的李健豪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2016年11月8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布公告顯示,橋水已獲準進入內地銀行間債市進行交易,從而成為首家獲得相關批準的海外對沖基金。資料顯示,橋水以三家法人機構和四只非法人投資產品的名義獲得了內地銀行間債市的準入資格。
同年2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稱,允許境外金融機構及其投資產品,包括養老金、慈善基金、捐贈基金等均可投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而且沒有額度限制。
事實上,橋水並非第一家在上海註冊的境外金融投資機構,根據業內人士解讀,此舉並非真的想要立即吸引中國的資金流出,而是只有進入中國,才有機會清晰地了解中國對於資本監管的變化。
走向未來,橋水如何應對宏觀環境、政治不確定性的挑戰?其又將以何種形式在中國市場續寫自己的“中國情結”?一切都讓人拭目以待。
始於2002年、總市值達到677億美元,新加坡REITs(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市場如今已成長為亞洲第二大REITs市場。
稅收透明是新加坡REITs市場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積極推進公募REITs試點也很重要。現在看來,新加坡的REITs市場法規制度和稅收配套已經趨於完善,但在稅收制度完善前,包括星展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已經開始試點公募REITs。
新加坡REITs占GDP比重高達22.1%,高於香港的10.3%和日本的2.3%,也遠高於全球最大REITs市場——美國的5.1%。通過市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這一指標來估算,星展銀行預計,中國未來REITs市場規模將不低於1190億美元。
星展銀行看來,中國建立REITs市場對於發行人、投資者和市場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培育中國的REITs市場需要法規制度、生態系統、投資者教育和稅收激勵四大關鍵要素。
稅收透明、REITs試點先行
星展銀行資本市場部主管郭雪梅介紹,新加坡REITs市場最大的特征就是稅收透明。對於新加坡個人投資者而言,除了支付物業運營管理的費用和REITs管理者的傭金,全程無需支付任何稅費。
稅收透明是如何體現的?郭雪梅舉例稱,REITs層面只要滿足分紅比例超過90%,租金收入無需交所得稅,在REITs層面即可免稅;而投資者收入分配層面,如果投資者是企業,在新加坡是要交17%的所得稅,如果是個人就不用交稅。
現在看來,新加坡的REITs市場法規制度和稅收配套已經趨於完善,但實際上,在稅收制度完善前,包括星展銀行在內的當地金融機構已經開始嘗試推出公募REITs。
星展銀行有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2002年7月,在承銷新加坡首只公募REITs——CapitaMall Trust時,新加坡市場也沒有對個人投資REITs免稅的政策。
事實上,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新加坡市場稅收優惠力度的增強和監管政策的完善是雙軌並行的。
如何進行REITs資產管理?
郭雪梅介紹,公募REITs是場內交易,需要積極的管理。
“投資者付一筆傭金,REITS經理扮演資產管理的角色,幫助我們進行或買或賣的決定。”郭雪梅稱,投資人也可以根據租戶的實際情況來增減持,大熱的情況下可以增持,如果住戶少也可以減持。
記者了解到,REITs投資的收益也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穩定的分紅,另一部分則是二級市場上的資本利得。背後的邏輯在於,積極的資產管理下,REITs的價格會在二級市場上會體現出來。
REITs是如何收購更多資產的?星展銀行向第一財經介紹,90%以上的收入要分配給投資者,因此資產收購不能僅依靠留存資金。REITs在上市之後可以作為一個“上市公司”來看待,可以發行股票實現再融資,也可以在銀行借貸來加杠桿。
郭雪梅告訴記者,根據現行的法律制度,REITs借貸也會受到限制,在新加坡是不能超過45%的上限。
中國建立REITs市場意義深遠
星展銀行認為,培育中國的REITs市場需要四大關鍵要素。第一是法規制度方面,設立專門的REITs法規來規範REITs上市及後續發展;第二是生態系統,這包括培育專業人才,包括REITs上市及REITs管理的專業人才,並制定透明的評估方法標準和信用評級制度。
第三是投資者教育。在星展銀行看來,中國國內投資者的積極參與對發展一個活躍的REITs市場很關鍵,其中,對個人投資者的教育很重要”。
第四是稅收激勵。“按中國目前的稅收法規,中國REITs會面臨多重征稅的問題。” 星展銀行分析,制定穿透的稅收激勵制度會對中國REITs市場的發展有很大益處。
星展銀行分析,中國建立REITs市場對於發行人、投資者和市場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
對於發起人而言,發行REITs能夠降低發起人財務杠桿,將存量資產套現並為後續發展提供資金,REITs上市後也可以樹立市場品牌與形象;而對於投資者而言,不僅可以獲得穩定可見的收入,二級市場還有足夠的流動性,兼具股債的優勢,另外也為中小投資者參與商業地產投資的機會。
在星展銀行看來,在中國,有著大量尋求穩健投資渠道的市場存量資金,而這些大規模的存量資金恰恰是發起人可考慮的新融資渠道。
郭雪梅告訴記者,在新加坡,50%以上的公眾投資者都會參與REITs的投資。
“由於這一產品不同於傳統的股票和債券,很多投資者最開始並不能理解REITs投資。”郭雪梅介紹,最初試點公募REITs時,金融機構在投資者教育方面也經歷了非常長的一個過程,這種面向公眾投資者的投教工作非常重要。
郭雪梅還認為,除了發行人和投資者層面,推出公募REITs有利於中國金融市場的穩定。與此同時,完善REITs市場建設更有利於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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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叫做末世聖徙教會
P.S.聽聞摩門教可以娶幾個老婆
7樓提及
我豆釘嗰時都有比佢哋傳過道
最深刻係我比啲雀屎滴左落個膊頭度,佢用手幫我抆走...同埋送左本字典咁大本嘅摩門經比我
9樓提及
全中文
我嗰刻真心覺得佢勇
冇帶紙巾,自己都唔敢用手...真係寫個服字比佢
5樓提及
以前叫做末世聖徙教會
P.S.聽聞摩門教可以娶幾個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