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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辦學慎防貪腐 林本利

 2011-10-13  NM

過去十年,本地的高等院校相繼在內地尋找合作夥伴,成立分校或者研究中心,希望將知識和科研成果貢獻祖國。前浸大校長吳清輝去年六月退休後,便「義不容辭」地轉戰珠海,以七十歲高齡出任浸大與北京師範大學合辦的聯合國際學院(UIC)全職院長。


理大與內地有關單位合作舉辦課程,可算具有豐富經驗。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祖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不久,筆者的同事已開始為內地來港學習的幹部提供培訓課程。後來理大成立中國商業中心,積極舉辦課程給來港作考察和交流的內地政府及企業人員。
九七回歸後幾年,筆者多次透過中國商業中心,向來自廣東省、雲南省及哈爾濱市等地的國企高級行政人員,教授關於能源及電訊市場開放和監管的課程。由於自己的普通話「不靈光」,不時叫學員摸不着頭腦;於是下定決心請了個普通話老師私人補習,希望能夠改善教學效果。
2002年,有負責中文MBA課程的同事,邀請筆者到內地教授經濟學。課堂安排在兩個週末進行,每次去三日共教21小時,兩次便完成42小時的課 程。經過兩、三年的努力,開始對自己的普通話水平有些把握。亦知道大部分學生是電信企業的高層,他們在文革時期失去升讀大學的機會;返回內地授課,真心希 望能夠提升他們的教育水平。


第一次回到北京授課,即時收到學生送上的名貴手提電話,筆者自然要禮貌地拒絕。學生後 來在測驗中果然「出貓」,把隔鄰同學的答案全部搬字過紙,我當然毫不猶豫地處罰他們(重考和扣分),並且向課程主任匯報。 這種「出貓」作弊的情況顯然不是個別事件。有一次開考試委員會會議時,發覺一名經濟學成績取得A級的高才生(曾經留學美國),在另一科竟然拿了個F。查問 之後,才知道這名高才生與她上司的考試答案相同,由於她承認作弊,校方只好處罰她,放生她的上司。同事告知,類似下屬陪上司一同上課的情況十分普遍。若出 現事故,下屬定必全力保護上司。 最離譜的一次就是在西安上課時,突然間發覺學生手上竟然持有測驗卷副本,一些同學正在努力背誦答案。我惟有臨時再出過另一份測驗卷,學生當然極之不滿,在 科目評核中降低我的評分。今次事件之後,我便決定不再回內地教學。我亦開始明白到,如何可以在學生評核中得到滿分。


過 去在香港發生過城大的內地博士生,向教授行賄事件。本地大學在內地辦學,除了要謹慎防止出現貪污舞弊(包括建築工程)的情況,亦要提醒北上教學的教授要懂 得「潔身自愛」。內地學生喜愛飲白酒,不時要求老師「陪飲」;老師若一不留神,很容易被灌醉。一些內地酒店經常有妓女出沒,按摩女郎提供「另類服務」,大 學教員一不小心便有可能觸犯法例。過去便曾經發生過浸大教授,涉嫌嫖妓而被公安拘捕,失蹤了多天才獲准返港。 近日與一名電訊管理局高層午膳,對方說在內地與電信企業高層接觸,發覺他們名片上很多都印上擁有理大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筆者隨即將上述情況告知。近年內地 電信企業多名高層在反腐行動中「落馬」,兩名深圳前市長(于幼軍及許宗衡)先後涉嫌貪污被撤職。盼望日後被整肅的電信企業高層和市長,不會像蔣麗莉一樣擁 有理大博士學位。(論理大公司管治之八) (按:關於理大附屬公司的管治問題,讀者可參考調查報告,見http://www.polyu.edu.hk/cpa/IRP)

林本利
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du.hk) 作者網誌: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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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貪腐路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6-22/100403281_all.html

 胡俊的前半生,意氣風發:27歲博士畢業,29歲成為同濟大學最年輕的副教授之一;31歲從政,42歲任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下稱規土局)副局長。

  然而,成為「土地爺」四年之後,年僅46歲的胡俊已風光不再。2012年3月,上海市紀檢監察部門發佈消息,胡俊因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賄賂,嚴重違紀涉嫌犯罪,已被「雙開」,並移送司法機關查處。

  此後的6月18日,胡俊出現在上海市第二中級法院的刑事被告席,被控受賄700萬餘元人民幣。

  檢方指控胡俊受賄的情節共有七起,貫穿其在上海市靜安區、崇明縣以及市規土局任職的三個時期。

  受賄事由主要集中在土地規劃和使用領域,他被控利用職務之便,幫助開發商違規簽發用地審批、更改土地用途、增加建設用地面積、撤銷閒置用地公告、簽署強拆文件等,幾乎涵蓋了土地領域腐敗的各種形式。

  從政數年後,胡俊由謹慎受賄到主動向開發商「借錢」買房,一個學者型官員最終蛻變成貪腐的「土地爺」。

學者型官員

  1966年5月出生於南京的胡俊,曾就讀於南京大學人文地理專業,專攻城市與區域規劃,1993年畢業並獲得博士學位。畢業當年,胡俊到了上海,進入同濟大學,成為中國第一批城市規劃專業的博士後。

  兩年後,29歲的胡俊博士後出站,被破格評選為同濟大學建築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研究生導師。

  除了教學,胡俊還擔任中國規劃學會城市經濟學術委員會理事,先後著作或參編《中國城市:模式及其演進》《城市總體規劃》《區域規劃與區域研究》等專著和高校教材,主持和參與了全國多個省市的城市規劃設計。

  胡俊在庭審時稱,「抱著為上海城市規劃化管理盡微薄之力的理想,加入了公務員的隊伍」。

  1997年起,胡俊歷任靜安區城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黨組書記、局長;2003年3月起歷任崇明縣政府副縣長、縣委常委;2008年至案發前任上海市規土局副局長。

  這三個時期內,胡俊均主管過轄區內的規劃和土地使用工作。他還曾擔任上海市規土局新聞發言人。

  胡俊一直被外界評價為優秀的學者型官員。多位接觸過胡俊的人士均稱讚,胡俊思維敏捷,業務能力過硬,在城市規劃和土地使用管理方面的專業素養很高。

  2003年至2008年,胡俊任崇明縣政府副縣長期間,崇明作為上海市內惟一的縣(其他均為區——編者注),正進入躍進式發展階段。胡俊先後分管規劃、房地、小城鎮建設、交通、環境保護等方面工作,涵蓋崇明建設發展期大多數重要項目。

  2005年出台的崇明三島規劃,將崇明定位為綜合生態島、海洋裝備島、生態休閒島,將大力發展生態項目和小城鎮建設。該規劃被上海市相關領導稱讚為「定位準確,具有前瞻性」,東灘濕地公園等生態項目成為上海城市規劃的亮點之一,常被作為上海市接待來賓的參觀項目。

  上海社保案之後,受到巨大震盪的上海房地系統,於2008年「房地分家」——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被拆分,分別成立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及規土局(後者合併了原規劃局——編者注)。胡俊即於2008年當年轉任上海市規土局副局長,主要負責上海市整體規劃管理和土地利用管理,分管該局總體規劃處、土地利用處等部門。

  上海市近年推出的幾大新城建設規劃,胡俊正是主設計師之一,業界曾普遍認為其仕途前景無量。

  上海土地出讓方式的一次「變革」即發生在胡俊主政期間。

  2010年,上海土地出讓市場引入預申請制度,被稱為上海版「勾地制」,指土地在正式掛牌出讓前,由單位或個人對感興趣的土地向政府表明購買意向並出價,在政府認可其出價後,再行招標、拍賣、掛牌的交易方式。

  該制度是香港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一直採用的土地供應方式,上海市政府在土地市場灼熱未減的2010年推行此制度,曾被業界認為「欲穩住上海高地價,變相推高了房價」。

  台灣籍房地產分析師蔡為民曾告訴財新記者,政府採用勾地方式推地,可以先瞭解開發商的心理,為土地的定價做參考,是出於保證地價的需求。市場低迷時,也可以保證地塊不流拍,對政府來說一舉數得。

  該制度在上海試行後出讓的第一幅土地——外灘8-1地塊,即以92.2億元的價格,在「招拍掛」市場創下了全國「地王」的紀錄。

謹慎受賄

  在2012年6月18日出庭受審時,胡俊換掉了此前常用的無框眼鏡,帶上顯得年輕的黑框眼鏡。走上被告席前,他神情鎮定嘴角帶笑,還向旁聽席上的家人點頭致意。

  胡俊在庭審中陳述稱,「我原以為,只要不是幫助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就不會觸犯法律」。

  學者出身的胡俊,面對誘惑之初也曾頗為謹慎。根據檢方的指控,胡俊的第一次受賄,是開發商給予的低於市場價的「特惠房」。

  2002年11月,胡俊用7800元/平方米的價格購買了中凱城市之光一期一套150平方米的房產,而當時的市價為11500元/平方米。2004年1月,胡俊以200餘萬元的價格將該房賣出。

  2004年,胡俊又以13500元/平方米的價格,購買了該樓盤二期一套199平方米的房產,而當時的市價超過2萬元/平方米。2006年,該房屋以595萬元的價格賣出。

  檢方稱,僅通過這兩套「特惠房」的差價,胡俊就獲利201萬元。

  這兩套房子,胡俊都沒有用自己的名字購買,而是分別使用其一位大學同學和同濟大學前同事的名義。

  其中第二套房產,名義購買者戴曉輝是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下稱同濟規劃院)主任規劃師,為胡俊墊資近200萬元,胡俊售房後才將本金還於戴曉輝。

  公訴人訊問,為何不用自己的名義購買,胡俊稱「怕影響不好」。

  中凱城市之光的開發商上海中凱置業有限公司相應地得到了胡俊的關照: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築工程規劃許可證的簽發加速。

  此外,在該項目的拆遷過程中,靜安區衛生防疫站舊址的拆遷長期沒有解決,為此胡俊出面和靜安區衛生局交涉,促成雙方談判。

  而且,在雙方拆遷協議沒有簽署,項目動拆遷尚未完成的情況下,靜安區城市規劃管理局就違規簽發了用地許可證。胡俊對此解釋的理由是,「舊城改造中,很多項目都是這麼做的」。

熟人生意

  「對比老同事的收入激增,我的心態發生變化,難以抵擋職務和權力帶來的利益誘惑。」在法庭上,胡俊提到,他的蛻變,是受到昔日老同事的影響。

  陳浪原為崇明縣政府一科長,是胡俊的老部下,後出任上海崇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該公司承擔了崇明縣內多項房地產開發項目。當時崇明縣內規模最大的一項舊區改造項目「寶島春城」,即由該公司承建。

  2004年初,前述項目一期動遷啟動,原住戶為縣內多家事業單位員工和公務員,拆遷遇阻,陳浪向胡俊求助。胡俊立即召集縣內相關部門,開專題會議,形成會議紀要,要求下屬單位全力保證動拆遷工作,並簽發了強拆文件。

  此外,在「寶島春城」項目建設中,陳浪還向胡俊求助,要求將小區內原規劃的商舖位置由內街調整到外街,胡俊同意了此項調整。經此調整,商舖價格陡升,該公司受益頗豐。

  為了感謝胡俊的屢次照顧,陳浪以拜年、過節費等名義,先後向胡俊行賄46萬元,並給予胡俊150萬元的「借款」及一輛豐田卡羅拉轎車供支配。

  另一個行賄者戴曉輝,是胡俊在同濟大學時候的同事。

  胡俊任崇明縣副縣長之後,負責崇明新城的整體規劃。

  在崇明任職的五年間,胡俊利用職權,幫助同濟規劃院的戴曉輝團隊承接了包括崇明新城中心區控詳規劃設計、陳家鎮城鎮總體規劃設計在內的14個項目,標的額總計805萬元。按照同濟規劃院的規定,戴曉輝團隊可得到標的金額70%的分成。

  對於這筆「業務」,胡俊和戴曉輝明碼標價,促成後,胡俊分得總標的額的20%左右,即162萬元。2003年至2008年間,戴曉輝分五次將這162萬元送到胡俊手中。

  此外,同濟規劃院三所負責人裴新生在胡俊的幫助下,承接了崇明縣四個鎮的總體規劃業務,總標的140萬元,胡俊由此收得好處費20萬元。

土地生財

  近年來,上海房地系統陸續有諸多高官涉貪落馬,而且幾乎清一色案發於土地環節。

  例如,原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長陶校興受賄1045萬餘元財物,2011年被判無期徒刑;2008年,原上海市房地局副局長、上海市土地學會會長殷國元因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濫用職權罪及私藏彈藥罪被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胡俊也不例外。他被控利用職權,擅自批准更改土地使用性質,以此謀利。2005年,胡俊將崇明東灘大道綠化帶上的一幅綠化用地劃撥給陳家鎮建設有限公司,以林業管理用房的名義建設辦公樓,胡俊先後從該公司負責人處得到13.5萬元人民幣和1000美元的答謝。

  國土部的土地督查公告,也可以變成斂財機會。2010年底,國土部公佈了全國範圍內26塊閒置土地「黑名單」,上海市松江區新橋鎮100號地塊赫然在列。該地塊屬於上海君傑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君傑公司)。

  胡俊看到相關新聞的第二天,就主動給君傑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陳君明打電話告知此事,當時陳君明不以為然,認為不會有多大影響。但兩個月過後,陳君明主動給胡俊電話求助,稱因為上了「黑名單」,銀行凍結了該地塊項目的貸款,造成君傑公司資金鏈緊張。陳君明請求胡俊幫忙,「把我們地塊的名字劃掉」。

  此後,胡俊派人走訪了松江區上榜的幾幅地塊,示意松江區政府發函要求撤銷包括新橋鎮100號地塊在內的三幅地塊閒置公告,理由是「已經開工」。松江區政府依次照做,隨後,上海市規土局覆函,同意撤銷這三幅地塊的閒置公告,並承諾會和國土部溝通此事。

  2011年4月,在位於上海外灘的一個飯局上,胡俊笑納了陳君明的20萬元答謝款。

罪責爭議

  貪腐一旦成為習慣後,胡俊在個人生活中的需要,也就常常求助於需要他提供工作便利的企業。

  庭審中,檢方起訴材料提及一個胡俊的「特定關係人」——陸志娟。這個現年34歲的女人,為崇明縣人,是胡俊在崇明任職期間認識的。陸志娟於2007年來到上海市區工作。為此,胡俊以她上下班通勤需要為由,向陳浪示意「借一輛舊車使用」。陳浪則按照陸志娟的喜好要求,購買了前述那輛豐田卡羅拉轎車,相關費用共計21萬元,直至胡俊案發,一直供陸志娟使用。

  2009年,陸志娟看中了上海市澳門路333弄一處房產,房價約為290萬元,胡俊只能湊出90萬元。於是,胡俊開口向陳浪和張凱(胡俊幫助其公司承接過業務)借錢買房。

  陳浪後來供述稱,「胡俊開口要借150萬元,而且指明要現金,我擔心胡俊不還,於是多給了胡俊10萬元,說明了這10萬元是送給他的,150萬元是借給他的。但是,我心裡也做好了他不還的準備。」

  檢方稱,胡俊從陳浪和張凱處共借款200萬元,這兩筆款項均無借條,雙方也沒有約定利息、還款時間和還款方式,且借款人均為與胡俊有工作往來的企業負責人。

  然而,胡俊堅稱這200萬元確為借款,是其出面替陸志娟籌集的購房款,他本人在多次場合也曾向陳浪表示過要補寫借條以及歸還部分款項。

  庭審辯論的焦點集中在兩筆共計200萬元的款項的性質,是屬於「借款」還是「以借為名索要賄賂」。

  胡俊的辯護律師之一王鯨對財新記者說,這事關胡俊的量刑,「700萬元和500萬元,是無期(徒刑)還是有期(徒刑)的區別」。

  除了前述爭議,胡俊在庭審中對檢察機關的指控「基本無異議」。他在最後陳述環節一度哽咽落淚,稱自己現在感到「痛心、恥辱和後悔」,表示自己認罪,並主動退還了400餘萬元贓款。

  胡俊還希望自己有機會以專業能力服務社會。他說,隨著上海城市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上海市的交通、環境、住房、就業的大城市病日益突出,正是需要既有規劃理論基礎,又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業人員參與,規劃人才又需要歷史積累。

  他懇求法庭念及其主動坦白的情節,在法律範圍內從輕判決,使其在未來可以利用專業知識再次貢獻社會,以此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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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部系列貪腐案開審

http://www.infzm.com/content/84417

河南商報》12月26日報導,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羅金寶涉嫌受賄一案,26日在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這也意味著,鐵道部系列貪腐案的審理拉開帷幕。

羅金寶被控在擔任烏魯木齊鐵路局局長、石太鐵路客運專線公司籌備組組長等領導職務期間收受賄賂32筆。消息人士還透露,還有部分鐵道部落馬官員目前羈押在黑龍江省。不出意外的話,他們將由當地法院負責審理。

財新網2011年2月28日報導,羅金寶是山西女商人丁書苗打通與劉志軍關係的中間人物。他曾任大同鐵路分局局長、太原鐵路局黨委書記,而羅、丁與劉志軍均關係密切。

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落馬記

劉志軍於2003年3月正式出任鐵道部部長,在其任鐵道部部長期間,中國高鐵實現了「大躍進式」的發展,但也造成了鐵道部過高的資產負債率,並引發民眾對中國高鐵質量和安全的擔憂。同時,中國鐵路事故頻發,鐵道部成為眾矢之的,公信力降至歷史最低谷。

新華網2011年2月12日報導,鐵道部部長、黨組書記劉志軍涉嫌嚴重違紀,中央已決定免去其黨組書記職務。同時,中央已任命盛光祖同志為鐵道部黨組書記。此前的2010年10月,羅金寶已被免職,2011年1月初,他與丁書苗幾乎同時被正式調查。

2011年12月25日,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全文發佈經國務院批覆的《「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經調查認定,劉志軍在任鐵道部部長、黨組書記期間工作嚴重失職,對事故發生負有主要領導責任。因劉志軍另涉嫌嚴重經濟問題,調查報告建議另案一併處理。

2012年1月6日,中紀委宣佈正在立案調查劉志軍涉嫌違紀案,5月對其作出開除黨籍處分,收繳違紀所得,並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財新網2012年8月3日報導,鐵路系統內部通報了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涉嫌違紀的六大問題。六大問題中既包括涉嫌收受賄賂等經濟問題,也包括政治問題和個人道德品德問題,其中多項問題與山西女商人丁書苗有關。

通報中最嚴厲的一項稱劉志軍為丁書苗謀取中標30億元的項目,對中間人在工程投標活動收取諮詢費知情,對2010年第七屆世界高鐵大會中高鐵傳媒廣告有限公司(丁書苗下屬公司,下稱高鐵傳媒)收取鐵路工程單位1000萬元贊助費知情。此外,內部通報稱劉志軍道德敗壞,玩弄多名女性,有三名即為丁書苗介紹。劉志軍還曾委託丁書苗為前鐵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達的案件活動關係,為自已轉任地方官員活動關係等。

2008~2012鐵道部負債率與總負債示意圖。 (李夏同/圖)

身背萬億債務 高鐵成本高企

12月26日,在鐵道部系列貪腐案開始審理的同一天,京廣高鐵全線貫通運營,全程最低票價865元,這一定價讓不少網友連稱「太貴」。《新京報》12月23日報導,京廣客專河南公司副總經理馬明正對此回應稱,目前的票價是試行價,票價的高低,在制定的時候也考慮到了消費者的承受能力,有一部分人認為高,也是正常的,同時,也會有部分人認為價格適當。

實際上,身負萬億債務的鐵道部可能沒有太多的降價底氣:今年這幾年,鐵道部的資產負債率居高不下,並逐年攀升。《新聞晚報》報導,截至2012年三季度,鐵道部負債26607億元,資產負債率達到了61.81%。2010年末、2011年末和2012年上半年,鐵道部的負債率分別為57.44%、60.63%、61.08%,而南方週末網此前報導,2008年末和2009年末,鐵道部總負債分別為8684億元、13034億元,同期鐵道部資產負債率分別為46.81%、53.06%,可見鐵道部的債務越欠越多。

與此同時,現在鐵道部的基建投資已經幾乎全部依賴債務性融資。2012年三季度末,鐵道部在銀行貸款2658億元,在債券市場發行了1500億元鐵路建設債券、300億元中期票據和200億元短融券,早已超出了證券法規定的企業債發行額度必須控制在淨資產40%的紅線。

隨著鐵道部企業債發行超過規定額度,財新網2012年5月報導,今年,發改委提出將鐵道部按非公司制企業處理,放寬其發債限額至不超過淨資產,而國務院已審批通過。此舉旨在緩解鐵道部資金壓力,鐵路建設缺乏資金已在2012年第一季度顯現,鐵路投資同期下降50%。

此外,高鐵項目的投資資金常常出現超標情況:在2004年國務院批准的《武廣鐵路客運專線可行性報告》中,武廣高鐵建設成本為930億元,但到了武廣高鐵前期籌備協調會議上,透露的投資額已經漲到1166億元,還不包括實際投資額追漲的部分;京滬高鐵項目建議書中的預算為1600億元,在可行性研究報告中加碼到了2209億元,而建成後的實際投資額仍在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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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易娛樂專稿:為什麼2013年無劇可看?揭國產劇貪腐黑幕 林子白

http://xueqiu.com/6624941293/25753009
按:這是今天網易娛樂的專稿,揭露影視圈內的貪腐黑幕,出於可以理解的理由,原文中涉及的具體人物、電視台、影視製作公司全部使用化名或代號,不知道的人不免一頭霧水,根據我對影視圈的有限瞭解,把原文隱去的名字一一作了註解。如果有錯誤,請知情人士不吝指正。

2013年,在國產劇播出體量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收視率卻持續疲軟。雷劇盛行,劇集注水,觀眾審美更替等已不能完全解釋「無劇可看」的國產劇市場,網易娛樂採訪諸多業內人士,他們認為國產劇市場的各種貪腐和不規範操作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影視購銷中的貪污與腐敗讓市場無法形成良性競爭;大量不規範操作推高演員片酬導致風險加大;而收視率造假更讓製作機構失去風向標。

已經過去三個季度的2013年,國產劇播出體量較2012年有大幅度增加,但收視率卻持續疲軟並明顯下降,網絡點擊率也較2012年有較大幅度回落。以至於不少媒體、從業者、觀眾都表示:2013「無劇可看」。

2013的國產劇市場為什麼如此混亂?雷劇橫行,正劇注水,觀眾審美層級更替和娛樂消費轉移等都不足以解釋。網易娛樂採訪諸多業內人士發現國產劇市場中製作、交易環節的貪腐和收視數據貓膩也許才是導致「無劇可看」的真正幕後黑手——大量不規範操作推高演員片酬導致風險加大;影視購銷中的貪污與腐敗讓市場無法形成良性競爭;而收視率造假更讓製作機構失去風向標。採訪中,有眾多電視劇生產大戶都表示出對電視劇市場的灰心,在他們看來,這些亂像已經讓國產劇行業變得岌岌可危。

製作環節的貪腐
——製作單位給演員發高額賬面片酬,通過回扣套現

查看原圖某北京小生在拍攝一家國有影視製作單位的劇集時,身價從原本20萬/集猛漲到50萬/集,據透露這很可能是在他在協助製作公司利益人虛報成本,實現製作費「個人套現」。(製圖/珞小嬜)

演員片酬高漲、製作成本大幅上升,也成為國產劇製作行業的一顆毒瘤,影響著電視劇產業的發展。據悉,2012年,某大叔視帝級別的演員一年稅後收入超過一個億,遠遠大於業內眾多大公司一年的純盈利——整個行業都在為演員打工,這是不少製作機構共同的抱怨。是不懂行的草台班子、煤老闆肆意加價導致演員報價上漲?這種說法由來已久。然而,不少影視公司表示,這種情況並不多見,常見的反而是國有製作單位或國家機構來「攪局」。部分單位搞政績工程不計成本,部分則是出於私利「套現」——通過給編劇、演員高額「賬面報酬」,虛報高額製作費拿回扣,從而把不屬於自己的錢變成自己的。

案例1:20萬小生瞬間漲至50萬身價,輔助利益人虛報成本

在國內電視劇製作行業,除開規模龐大的私營製作機構,也有數量龐大的國家機構、電視台附屬機構、各級政府參與投資和拍攝電視劇,不少業內人認為,恰好是後者攪亂了整個市場。有不少家國有製作機構,每年生產出大量電視劇卻壓在倉庫裡沒法銷售;部分最終通過關係在各個電視台露面後草草了事;這其中的不少作品便是部分參與者的「套現項目」。

2012年,某北京小生以單集超過50萬(該小生此前電視劇均價為20萬/集)的價格出演某國有影視公司拍的警察題材電視劇,成為讓業界震驚的一條消息。據某影視公司老總透露,他拿到這個高價,極有可能是演員高片酬返還部分給利益人的行為;實際上,這家公司出品的多部電視劇,其演員價格、製作費用,都遠遠超過業內同等製作水平的電視劇,「通過回扣套現」便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

(林子白註:2012年李晨主演警察題材電視劇《草帽警察》,由江蘇廣播電視總台全資子公司江蘇幸福藍海傳媒有限責任公司出品)

案例2:知名編劇遭遇公開索要回扣:不一定是煤老闆推高片酬

某知名編劇表示,他曾經遇到某大型國有製作公司的製片人,在問到他的報價後直接了當地問他,可以不可以給予他更高片酬,「每集多給你10萬,簽完合同付完款後,你把那多出來的十萬再還我。」據他介紹,這種情況下不少編劇和演員都會答應,「等於有了個幫你要錢的內應,而且創作者可以提高身價,也不損失自己的利益,所以看到不少演員身價高的離譜,但他們下部戲就拿著這種包含著回扣的標價去跟人談——這種現象也是推漲演員報價的一重大原因,根本不是什麼煤老闆、大老粗。」

買劇環節的貪腐
——電視台愛買「人情劇」,領導掛名「總策劃」收錢
查看原圖電視台購片人員相當大程度上左右著觀眾在電視屏幕上能夠看到什麼樣的劇,因此電視劇製作方不僅送錢還送人,拿回扣,請演員「作陪」已經成為電視台領導的一大隱形福利。(製圖/珞小嬜)

採訪中,不少國內電視劇生產大戶都表示要對電視劇減產,將把更多精力投向電影。在他們看來,電影市場更公平,國產劇市場則存在太多的貓膩——電影是零售行為, 憑藉質量、口碑、營銷佔據市場份額;電視劇是大宗買賣,少量購片人的喜好和口味決定了交易的成敗;相對於電視台,多如牛毛的製片方只能充當「孫子」的角色,面對電視台的各種要求只能儘可能滿足,甚至送錢、送人。部分電視台的購片人員,憑藉個人利益、喜好、私慾,相當大程度上左右著觀眾在電視屏幕上能夠看到什麼樣的劇。

案例3:名導臨危受命接名著劇,某衛視還人情買滯銷劇

購買一部「人情劇」不會拖垮電視台,但一部電視劇賣不出去卻很容易讓一家公司倒閉,所以購買「人情劇」對電視台而言並不少見。當年,某著名導演拍攝的政治任務劇《回家》(劇名為化名),錯失央視導致銷售和播出出現困難;後來該導演在中途臨危受命接下執導由某衛視翻拍的名著劇,因此該衛視就出面收購《回家》,業內人士表示這就是「人情劇」的一種。

(林子白註:2007年李少紅接手執導北京衛視投資的《新紅樓夢》,北京衛視收購李少紅導演的香港回歸題材主旋律電視劇《榮歸》)

案例4:一線衛視領導臨退休狂買四部「雷劇」,疑拿回扣遭調查

近年來,「人情劇」越來越成為「收錢劇」。某影視公司老總表示,部分上市和準備上市的影視公司,為表面業績盲目追求產量,劇集質量不高卻能夠熱銷, 原因在於除了一手花錢買收視率,另一隻手則是塞錢賣劇。2012上半年,某一線衛視收視率一洩如注,網傳與其電視台大肆購買「人情劇」有關。該衛視「一把 手」領導即將到期退休,一口氣高價買了某公司四部「雷劇」,被懷疑中間存在貓膩。不過該衛視相關部門和領導被審計沒有發現問題。2013上半年,某大型電視台台長被雙規,此前,就有傳聞稱該電視台購片款透支嚴重、購片過程中存在不正當交易、有電視台領導從中獲利。

(林子白註:2012年4月份開始,因為連續幾部電視劇收視不佳,湖南衛視收視率狂跌,同年10月湖南廣播電視台台長歐陽常林到點退休。2013年2月,圈內盛傳遼寧廣播電視台台長史聯文被雙規。)

案例5:設立「總出品人」等掛名職務,給領導正大光明發勞務費

有資深電視劇發行人員表示,電視劇的發行成本一般是總成本的10%,但目前不少國產劇的發行成本已經佔據了總成本的30%。除開差旅費、招待費等常 見費用,更有各種名目繁多的回扣、監播費用。「在電視劇片頭,常常看到總出品人、總策劃等等都是領導;有些領導還為這部劇題詞、寫歌,這些都是光明正大的 送錢,如果不是因為求著他們播出,誰會允許自己辛辛苦苦做出來的東西掛別人的名字?」他表示,這些付出了一般勞動(審查播出、創作歌詞、題詞題字)都算是 正常收益,部分電視劇還予以高額回扣。據悉,目前有關部門已經建議主管單位的領導或電視台取消掛名的這種做法。對於這種規定,不少製片方表示讚揚。

案例6:劇方送錢又送人,電視台購片領導成「潛規則演員」大戶

供應嚴重大於需求的局面,導致不少影視公司對電視台購片人員不得不予取予求,塞紅包、出資邀請出國旅遊、贈送各種高檔禮品,都是常見手段;劇作藝 人、發行人,甚至影視公司老總,都不得不向其低頭作各種應酬。業內某知名影視公司的老闆表示,自己每天忙的焦頭爛額,但只要購片方任意工作人員表示要見 他,自己都必須立刻推開所有事情招待,「親自上陣做『三陪』」;部分電視台購片人員表示自己對某些藝人感興趣,雖然自己感覺為難,也都會儘量安排,「這在 業內,都是最平常的事情。如果不是因為被人扼住咽喉,誰也不願意去做這種下三濫的事情。」而某業內知名演員表示,現在對演員實行「潛規則」的,根本不是導演、製片人,更多是購片方領導。購銷部門是電視台的「先富部門」,是「肥差」,收入遠遠高於電視台普通員工。

播出環節的貓膩
——「做內容」不如「做數據」,收視率還是風向標嗎?
查看原圖影視公司與收視數據公司的結盟讓不少業內人士擔心,有利益關係的收視數據分析不再具有市場風向標的作用。(製圖/珞小嬜)

收視率造假,對電視業而言是個屢見不鮮的話題;由於直接取證的困難,常常只停留在傳言的階段;也正因為這樣,2013年電視「收視數據異動」非但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架勢。對製片方而言,為銷售為播出明著暗著送錢、為電視劇好賣好營銷請高價演員,都在「可接受的範圍」;但面對明顯存在人為操作痕跡的數據異動,不僅看不到處理意見,也看不到處理的希望,這讓為數不少的電視劇製作從業者感覺悲觀。某電視劇生產大戶表示,明年要對電視劇減產,轉頭電影,「收視率是電視行業的通用貨幣和唯一衡量,但是這個標準不再具備風向標的價值,而是被操控,我不願意這樣死的不明不白。」

案例7:某公司劇集屢創「收視奇蹟」,不需要明星不做營銷也能保證收視

以數據諮詢聞名業內的某傳媒集團,宣稱擁有龐大的數據庫和人脈資源,因此製作的電視劇不僅可以發行在較強平台,而且表示部部都能保證收視率。2013年,由該傳媒集團旗下公司出品和推廣的偶像劇《標籤女孩》(劇名為化名)在某衛視獨播,儘管都是新人演員挑大樑,該劇卻以「黑馬」姿態挺近收視率排行榜前三甲。分析數據顯示,重慶地區的高收視起了重要作用(重慶是收視權重排列前衛的城市),該劇在重慶地區的收視率高達到2.784,收視份額7.549。有意思的是,重慶歷來被業內人士認為是收視樣本戶污染的重災區,最近重慶衛視也聯合索福瑞開始重慶地區收視市場的「清污工程」。

雖然該公司表示,其電視劇收視率部部成功的原因在於他們有龐大的研發隊伍,但實際上他們多部熱播劇,二輪播出的收視表現卻非常平淡。做數據分析的眾多業內人士表示,一部籍籍無名的電視劇成為收視率黑馬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但是對於一些由新人擔綱主演、缺乏營銷的電視劇,是需要被觀眾逐漸認知的,所以收視率是有上升曲線的,但該公司出品的不少劇目完全不符合這種規律;而該公司出品的公司屢屢「黑馬」,大多只能曇花一現。「看不懂是因為不符合客觀規律」,某業內知名大公司老總表示。

(林子白註:2013年4月,克頓影視出品電視劇《愛的創可貼》在江蘇衛視首播。)

案例8:一部戲就把衛視排名拉升十名,同時段同地區競爭劇成犧牲者

2014年,浙江某上市影視公司打造的重點劇目《對手不易》(劇名為化名)銷售困難,最後以賣給某衛視並簽訂了「收視率對賭協議」。雙方約定,《對手不易》開播期間收視能夠位列同時段前15名,即可以40萬/集的價格成交;下滑或上漲一個名次,價格就相應變動一次。結果,《對手不易》不僅進入了同時段前15,甚至反常擠進前10——而該衛視較為頻繁見到的收視排位大約在15名之後;在沒有營銷和關注熱點的情況下,《對手不易》開播收視即刻高漲;播出完畢,收視率立刻回落——這種現象同樣明顯違背了收視的客觀規律。

(林子白註:2013年7月,華策影視出品電視劇《棋逢對手》在河北衛視、廈門衛視首播。)

「收視數據異常」的情況還發生在該公司出品的另一部偶像劇《收視面條》(劇名為化名)播出期間。與《收視面條》同時段同地區競爭的另一部偶像劇《盛夏晚晴天》早開播四天,收視率也呈現一路爬升的趨勢。按照慣常收視規律,除非劇情極度注水,比較難出現收視率大幅下降的事情。然而《收視面條》開播當天,《盛夏晚晴天》收視率立刻從1.1將至0.8,《收視面條》開播當天收視即破1(編者註:某一地區的收視市場總額是相對固定的,倘若收視樣本戶集體看一部電視劇,必然拉高該部電視劇的收視率並造成另一部劇的收視率降低)。某做數據分析的資深業內人士表示,在一部劇沒有明顯的話題熱點、營銷力度情況下,觀眾(樣本戶)捨棄正在看的一部劇轉投另外一部新劇的可能性比較小。

(林子白註:2013年4月華策影視出品電視劇《幸福的面條》在浙江衛視首播。)

雖然收視率造假沒有直接證據,但一些特別公司出品的電視劇,沒有話題熱度、沒有號召力明星、不做強力營銷,卻能夠高開高走、遙遙領先,讓不少業內人感覺,收視率已經失去了其風向標的功能;而這些收視率好得莫名其妙的電視劇,引發整個行業的跟風模仿,嚴重挫傷了部分認真做內容的從業者。

小結:電視劇產銷需要透明、合理的市場環境

對國內龐大的電視劇產量和播出量來看,媒體形容2013的國產劇市場「無劇可看」,確實頗感可笑和可悲。國內電視劇市場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正如採訪中某位影視公司老總所說的那樣,「就算死,也讓我死的明白」——電視劇收視率成了一場勝負莫名的混戰;不透明的黑幕交易讓少數人的私利掌握了相當大一部觀眾的娛樂休閒內容;「個人套現」助長市場的畸形發展,這都讓電視劇行業處於不著四六、無理性無秩序的狀態,而這對於影響著最多人群娛樂消費的電視劇生產來說,是危險的。電視劇的生產、銷售、播出,需要有透明、合理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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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統一登記:貪腐者的噩夢

http://www.infzm.com/content/96437

千呼萬喚的住房個人信息聯網,兩年推進無果。這一任務隨即從住建部轉移到國土資源部肩上,籌備中的不動產登記管理局將完成這一讓不動產信息透明化的使命。

一週前,50歲的東莞厚街鎮官員林偉忠被調查。一位與他共事多年的官員向媒體透露,早些年,林偉忠曾抱著一大紙箱舊房產證去房管局換新證。林偉忠只是一名鄉鎮科級官員,卻擁有上百套房產。

中國許多貪腐現象都與價格過高且藏污納垢的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過去一年因房產案件落馬的貪官層出不窮。三中全會後,中國國務院宣佈的一項看似簡單的措施,可能會令仍處於隱藏狀態的貪官驚慌失措。

2013年11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整合不動產登記職責,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這被視為本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中三大基礎性制度建設工作之一。

新計劃的核心內容是將過去分散在近10個部門的不動產登記,包括土地、房屋、草原、林地、海域等不動產的登記,統一整合由中國國土資源部負責。中國政府希望,到2014年6月底出台不動產登記條例,並實現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

中國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玨林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稱,這是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中的重要一環,國土資源部或將成立專門的辦事機構承接此項工作,而一旦不動產得到登記,只要輸入姓名和身份證信息,就可查詢所有城市名下住房信息與農村宅基地信息,高房價和貪腐問題或都能迎刃而解。

但過去兩年,住建部整合住房個人信息網絡遭到強烈抵制,讓人們對更為宏大且雄心勃勃的不動產登記計劃也頗感疑慮。任志強即稱,「過去是無數部門在管理中國的不動產,現在要歸到一個部門去管,這非常難。」

住房信息聯網為何難產

在西方國家,不動產登記通常是一套和稅務、金融、工商立體交叉的基礎工程,而在房產信息不透明的中國,這卻被民眾披上了「反腐」的外衣。

事實上,此前住建部和國土部都有自己的聯網信息系統,只不過各自為政。2010年6月,住建部就開始啟動全國40個重點城市的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對聯網城市的房地產交易、個人住房產權信息變更等進行實時監控,中國政府曾經一度計劃在2011年底實現全國聯網,但此後因種種原因,推進緩慢。

2012年年初,住建部部長姜偉新部署工作任務,要求在2012年上半年完成40城市個人住房信息的聯網工作,其住房信息系統由三個子系統組成,即個人住房信息系統、保障性住房信息系統和住房公積金信息系統。

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分別承擔了北方區和南方區的數據採集、聯通和傳輸工作。北方中心設在北京,南方中心設在成都,住建部通過這兩個數據中心的實時更新,對各城市的房地產交易、個人住房產權信息變更等進行實時監控。

他們希望最終的聯網,不僅僅是全國各地房管部門的聯網。住建部文件裡要求為公安、民政、規劃、土地、金融、統計等部門提取相關信息預留數據接口,在未來,房地產稅、住房保障、對犯罪嫌疑人資產的控制,乃至城市規劃、統計調研等等都可以利用這個系統。

儘管目標宏偉,但在推行過程中十分艱難。一方面,中國房地產發展較快的同時,管理卻未能跟上,各地對於房產信息採集的標準、程序、內容等有較大差異,而中國不動產登記需由過去紙質信息錄入成電子信息,造成不少障礙。另一方面,國人將房產作為儲蓄使用,是家庭的最大財產,也是個人隱私的最大部分。這意味著財產公開的房產查詢面臨空前的阻力。

住建部政策研究室房地產處處長趙路興即對南方週末記者稱,沒有誰明確反對,但地方政府和多套房擁有者是不積極的。他稱,除商品房以外,各地還存在大量的其他房產可能未錄入住房信息系統,包括名目繁多的保障房、房改房、自建房等,信息錄入資金及技術均有門檻。

河南潢川縣在一份公開文件中就曾稱,該縣有近5萬卷、約有五十多萬條住房歷史數據,僅硬件配置、網絡接入、軟件購置以及這些歷史檔案的錄入,預計資金就達到了56萬元,但該縣負責房地產信息登記的機構是一個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根本無力負擔。

其他一二線城市,有大量老舊房產資料並未實現電子化。「以前的資料根本沒有底檔,沒法輸入,或者本來就是手工的東西,要輸入可能兩年都輸入不完。」任志強稱,很多二線城市的人並不辦房產證,「比如說太原,才60%的人辦了房產證,40%的房子都不辦房產證,這客觀上也給住房信息登記造成了困難。」

在北京,有大批房屋屬於中央部委及軍隊,產權及管理體系也並未統一,住建部門也並不掌握其權屬信息。北京市房地產協會秘書長陳志則稱,地方政府更為擔心個人住房信息聯網將對樓市構成衝擊,進而累及土地財政,「出現鄂爾多斯、營口那樣的鬼城,地方政府難道傻嗎?地方官員需要眼前的利益,一旦房屋過剩的基本情況被中央瞭解,他們哪還有機會賣地?」

有媒體報導稱,住建部為此選擇讓步,與40個首批聯網城市簽訂的「數據採集和使用安全協議」裡,承諾不設房屋產權查詢端口,亦不擁有查詢權限,個人住房信息的查詢權仍保留在地方政府。

2013年3月15日,住建部副部長齊驥表示,40個城市的住房信息聯網已完成,計劃2013年6月底完成500個城市的住房信息聯網工作。然而到了6月30日,主管部門卻不再透露任何進展。

更少為人所知的是,不動產登記的主角在那時已經悄然更換了。

誰來管不動產?

在住建部個人住房信息聯網擴圍「遲緩」的同時,國土資源部也已對土地登記信息聯網工作進行全國試點。和住建部的工作方式類似,國土資源部開始編制了統一的「土地信息統一登記指導條例」,全國土地登記查詢系統由副部長胡存智主抓,地籍司具體負責。

2011年5月,國土資源部確定浙江省為先行試點省份,紹興市和寧波市是浙江省內的先行建設單位。與住建部以房屋產權為登記對象不一樣,國土部業務對象是土地之上的不動產登記,涵蓋宅基地、建設用地、耕地、林地等。

兩年後的2013年4月,胡存智在紹興市主持召開土地信息登記聯網推廣會,稱紹興與寧波試點均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各省要充分借鑑紹興試點模式和查詢系統建設經驗,力爭在6月底前部署開展此項工作。

幾乎在同一時間,中國國務院公佈了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宣稱要整合現有房屋、土地、林地等登記職能,建立不動產登記制度是重要內容之一,國土資源部的角色逐漸凌駕於其他所有部門。

然而即使很多國土系統的人士都沒有想到,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不動產登記隨即被整合到國土部門了,「我們都感到很驚訝。」成都市國土局負責人對南方週末記者稱,以土地為載體的不動產涉及面太大,他們才剛開始研究相關條例。

南方週末記者從多個地市國土局瞭解到,從2013年11月底開始,已經有部分省市開始了不動產統一登記前期調研,調研內容包括登記發證部門和具體流程、登記機構工作職責、登記發證的法律依據及其他相關政策和技術手段、登記發證信息數據庫建設及利用、登記發證檔案資料管理、對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的想法和建議等七大方面。

參與過住建部《房屋登記辦法》制定的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嘯稱,「房地合一」算是不動產登記的第一步,此次要求將各個部門的不動產登記整合成統一的標準,實現全國聯網。

在過去,中國的不動產分類複雜,不同類型的不動產歸屬不同的部門。許多城市,「房、地」實行分開登記,土地部門發國有建設用地證,房產部門發房產證,林業部門發林權證,農業部門發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而像這樣不動產登記的部門近10個。

中國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玨林認為推動這項登記體制更主要的目的,在於實現本次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兩個重要政策目標。首先是為尚處於起步階段的房地產稅提供基礎支持,意在令地方政府收入逐漸降低對土地銷售的過度依賴,並打壓過熱的房地產行業。

同時,一種全國範圍的申報體系亦被視為開展農村土地改革的前提,即賦予農民更多租賃、出售和抵押其賴以生存的土地的權益,這也是三中全會的要務之一。

這一點亦被陳志認同,他認為作為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數據,住房信息直接關係到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判斷是否精準,住房調控政策是否科學,也直接關係到實施房地產稅的時間表,「過去十年中國房地產調控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沒有精確的數據支撐,主管部門連自己的家底都不清楚。」陳志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

據《中國經營報》報導,作為統一負責不動產登記工作的部門,國土資源部已有方案籌備設立「不動產登記管理局」,設立該局之後,由住建部、農業部、國家林業局、國家海洋局分別登記的房屋產權、國有林地使用權、草原草場承包權、農村承包地、國有林地承包權、海域使用權等,均將陸續整合到不動產登記管理局登記。

而目前設立不動產登記管理的探討中,還部分涉及「發證」職責歸併的內容。在這一領域,此前國務院已經提出基本原則明確為登記機構、簿冊、依據和信息平台「四統一」,行業管理和不動產交易監督等職能,繼續由相關部門承擔。

王玨林亦認為國土資源部將會成立專門機構承接此項工作,未來該機構除負擔整合登記職能外,還將擔負對外提供查詢等社會服務職能——這勢必將催生一場革命,讓林偉忠或房叔房姐都難以遁形。

當然,這也是一柄雙刃劍。原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總裁孟曉蘇即稱,住房信息聯網的出發點本應是服務居民,利於徵收房產稅後的退稅,「非說是為限購和加強對居民的管控,這是好經讓這歪嘴和尚念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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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起家的富二代 卻要為烏克蘭掃蕩貪腐 巧克力大亨變身總統的苦甜任務

2014-06-09  TWM
 
 

 

億萬富翁波羅申科獲選為烏克蘭新任總統,他藉佔據國有財產、洗錢起家,打造巧克力王國及龐大事業,現在首要任務卻是掃蕩貪腐及壟斷,看似矛盾,烏克蘭人卻還是相信他。

撰文‧乾隆來

三千多萬名烏克蘭選民,在五月二十五日選出了親歐盟的億萬富豪波羅申科(Petro Porochenko)為新任總統,將在六月七日正式就職。

這場全世界矚目的總統選舉,在烏克蘭東部叛軍動亂、無法投票的情況下,全國投票率仍然高達六成,波羅申科的得票率高達五四.七%,遠遠超過前任總理季莫申科的一二.八%,波羅申科獲得烏克蘭人民過半數的授權,又得到美國、歐盟領袖的支持,連俄羅斯總統普丁都口頭表達接受選舉結果。

波羅申科的任務很明確,他要帶領烏克蘭「成為一個歐洲國家」。他必須完成與歐盟簽訂經濟合作協議,在不與普丁翻臉的前提下,脫離莫斯科的政治與經濟陰影;他必須盡速平息烏克蘭東邊親俄省分的動亂;他還得在未來幾個月內,舉行全國國會大選,依據《憲法》選出新任總理與部長,讓殘破的烏克蘭政府重新恢復運作。

趁蘇聯解體 佔據國有財產波羅申科是一個奇特的歷史產物,或者說,他是特權的產物,是俄羅斯、烏克蘭式「寡頭壟斷」(Oligarphy)的代表人。他從二十五歲開始,靠著把國家資源放進私人口袋的「俄國式國營企業私有化」,建立了一個橫跨巧克力工廠、汽車組裝廠、電視台以及造船廠的龐大企業帝國,晉身為烏克蘭首富階層,個人身價高達四百億元台幣。

波羅申科的羅申(Roshen)巧克力甜點集團,是排名「全球一百大甜品事業」第十二名的世界級巧克力廠,在烏克蘭與俄羅斯極為暢銷,品牌產品與歐洲金莎巧克力、美國SNICKERS(士力架)正面競爭,根據公司資料顯示,羅申生產逾兩百種巧克力點心,每年耗用四十一萬噸的巧克力,年營業額超過三百億元台幣。

雖然西方的媒體都以「巧克力大王」、「成功的創業家」來描述波羅申科商而優則從政的成功故事,但波羅申科的起家,卻有不願被提及、黑暗的一面。

烏克蘭當地的媒體指稱,「波羅申科家族是以洗錢起家的!」早在舊蘇聯的時代,他的父親就幫蘇聯官員貪汙的黑錢漂白,為此還曾在一九八六年遭到判刑並且坐牢。

波羅申科的父親上層關係良好,讓兒子進入基輔大學取得國際關係學位。大學畢業後,他的父親已經出獄,正好遇到蘇聯解體,父子兩人著手開創新事業。

這番新事業,是抓住蘇聯解體後的空窗期,快速將國有財產據為己有的掠奪行為,而這通常需要武裝的黑道分子搶奪工廠、需要貪腐官員從內部提供國營事業財產清單,還要複雜的白手套與分贓體系。烏克蘭律師米克陽就說,九○年代初期極為黑暗,藉著非法武裝、毒品、妓女、洗錢等手段,快速讓波羅申科父子賺進大把鈔票,成為巧克力王國的創業資本。

這或許可以解釋波羅申科為何能在二十五歲不到的年紀,就已經有實力大量進口可可豆,也可以猜測他如何在一九九六年,年僅三十一歲時已經成功建立了羅申巧克力甜點集團,迅速在烏克蘭取得獨佔的巧克力市場地位。

擴企業版圖 設車廠造軍火波羅申科致富之後,馬上躍上政治舞台,與政治、財團的當權者寡佔分贓,並且在重要選舉與鬥爭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波羅申科在一九九六年創設羅申巧克力集團,兩年後就當選國會議員,至今十六年的政治生涯,曾經出任國安會與國防委員會祕書長、做過外交部長、經濟與貿易部長、還跨足金融行業,從○七年到一二年擔任全國銀行總會的會長,同時兼任國會財政與銀行委員會主席。他從親俄羅斯的政黨 Party of Region起家,與大他十一歲的烏克蘭前總統尤先科是換帖兄弟,也在季莫申科的內閣當過部長。

政治生涯扶搖直上的同時,波羅申科快速擴張他的企業領土,○五年創設柏格當(Bogdan)汽車廠,生產韓國現代、起亞轎車、日本五十鈴貨車及柏格當自有品牌汽車。產能達到年產十五萬輛轎車、一萬五千輛卡車、三千輛巴士;波羅申科並買下位在克里米亞黑海邊的造船廠,直接切入軍火工業;此外,波羅申科還掌控了烏克蘭電視台「第五頻道」,作為對抗前總統亞努柯維奇以及俄羅斯勢力的宣傳窗口。

波羅申科早上做經濟部長,兼管銀行與國防,下午變身為汽車廠董事長,還能不斷調製巧克力糖,正是烏克蘭寡頭政治的最佳代表人。勝選當天,波羅申科信誓旦旦向選民承諾,他要徹底杜絕貪腐,堅持司法獨立,爭取外國投資,創造就業機會,這位「巧克力總統」說要賣掉巧克力甜點公司、汽車製造廠,以及間接持有的企業股權,只留下電視台。

波羅申科有點像是中國民間故事裡的周處,本身就是寡頭壟斷的代表人物,卻奉命要扭轉貪腐橫行、寡頭壟斷與黑道治國;有趣的是,烏克蘭人民似乎相信,也只有他,能夠除此三害了。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波羅申科

出生:1965年

經歷:羅申巧克力甜點集團創辦人、烏克蘭外交部長、經濟與貿易部長等

學歷:基輔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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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居樂卷入貪腐漩渦?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791

雅居樂董事會主席陳卓林,日前被昆明市檢察院執行監視居住。 (CFP/圖)

20年前,出身寒門的陳氏兄弟從中山市起步,逐漸將雅居樂打造成一家年銷售額數百億的香港上市公司。在押寶旅遊地產、進入雲南市場後,陳氏卷入貪腐漩渦。現在,雅居樂的資金鏈也變得岌岌可危。

一則涉及貪腐的傳聞出現沒幾天,雅居樂董事會主席兼總裁陳卓林就真的出事了。

2014年10月10日,雅居樂地產控股有限公司(03383.HK)(以下簡稱雅居樂)公告稱,9月30日起,陳卓林被昆明市人民檢察院批準執行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前國美電器董事長黃光裕、金螳螂實際控制人朱興良在被判刑之前,也曾經歷了半年的“監視居住”。

10月13日,停牌十日之久的雅居樂開盤當日股價下跌了17.19%,市值蒸發34億港元。

52歲的陳卓林出身寒門,一向以低調而務實的形象示人。他於1990年代從廣東中山一個家具廠起家,20年後家具廠已將雅居樂打造成銷售額數百億的房企。

陳卓林上一次為輿論所關註是在兩年前,他因非禮集團市場推廣部女秘書而遭控告。

據《財新網報道稱,紀檢部門在對原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進行調查時,發現了雅居樂地產行賄雲南省官員的線索。此次昆明市人民檢察院批準對陳卓林執行監視居住,即與此相關。

對此,雅居樂回複南方周末稱,公司並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件,公司正在了解。目前階段,除公告所述內容外,未能亦不宜作任何評論。

昆明市檢察院的相關電話始終處於無人接聽的狀態。

資金鏈告急

雅居樂風波,最早發端於10月3日。

當天,香港商人陳浩唯以近萬字長文指控雅居樂,並列舉公司“官商勾結”。同一天,雅居樂突然宣布緊急停牌。

對雅居樂這家上市公司來說,股價暴跌僅僅是第一步,更嚴重的資金困局接踵而至。陳卓林被監視居住的消息一出,雅居樂就取消了9月22日發起的28億港元的供股融資計劃。這筆錢原本是要償還2014年12月到期的4.75億美元的定期貸款。

摩根大通的報告認為,雅居樂8月份的銷售表現跑輸同業,供股集資顯示集團急需資金。

截至2014年6月底,雅居樂約有147億元的債務將於一年內到期,而截至2014年6月底止,雅居樂手上現金約為76億,另外63億為限制性現金,尚不能覆蓋短期債務規模。

一旦取消供股融資計劃,則意味著雅居樂的資金鏈會更加緊張。於是,標準普爾和穆迪等評級機構,均將其列入負面信用觀察名單。

為了安撫機構和投資者,雅居樂管理層在10月13日召開電話會議,財務總監張森稱,陳氏家族會向集團註資2億美元,這筆款項隨時可以在兩日內全數抵達本港銀行賬戶。而且不排除出售手頭價值200億元人民幣的酒店及商業項目。

事實上,陳氏家族已經開始拋售在香港的物業,籌措資金。

據香港媒體報道,陳氏家族成員陳卓南等人,近日連環放售在港持有的鋪位物業。繼連賣四鋪套現約2.5億元港元後,再以3億港元低調急放銅鑼灣東角道鋪王,同時持有的尖沙嘴百樂酒店地鋪現時亦以1.2億放盤,兩鋪叫價僅較購入價高逾兩成。若悉數沽出,連同之前已拋售的鋪位,估計陳氏家族可套現逾6億港元。

但讓評級機構擔憂的還有雅居樂的銷售業績。

雅居樂已經連續三年沒能達到銷售目標。雖然2014年各地項目頻繁降價促銷——2月下旬,旗下六大旅遊地產項目全線七八折優惠,但截至9月底,集團的累計預售金額為285.9億元,僅占到全年銷售目標480億元的59.56%。

崛起鴉崗村

陳卓林五兄弟草根出身,但在20年內使雅居樂躋身華南地產五虎之列、銷售額達數百億之巨,堪稱奇跡。

由中山市往南約30公里,便是陳卓林兄弟五人的老家——中山市三鄉鎮鴉崗村。這里距離澳門20公里,據當地人稱,全鎮八成的家庭都有海外親戚。

雅居樂開發的雅居樂中心城與鴉崗村一河之隔。河的一邊是綠樹環繞的高檔住宅,另一邊則是破敗的民宅和工廠。

陳卓林的父親,名叫陳戈平,出生於1930年前後,曾是坦洲小學、三鄉小學的語文教師。1980年代,陳卓林一家七口人,僅靠陳戈平每月二三十塊錢工資艱難度日。陳戈平在三鄉鎮教書,直到退休後才創辦了家具廠。

陳卓林的母親名叫陸金萍,小名“梳子”。陸金萍生下五個男孩,依次是陳卓雄、陳卓林、陳卓賢、陳卓喜、陳卓南。

在雅居樂最新公布的董事名單中,陳卓林繼續任主席兼總裁,陳卓賢任聯席主席兼聯席總裁,陳卓雄為執行董事,陳卓喜、陳卓南為非執行董事。

村民陸旺回憶說,當年陳一家七口住在一個兩層高的破房子里,一房一廳,陳戈平和陸金萍住在一樓,其他五個兒子住在二樓。陳家沒有錢的時候,還找他借了兩三百元。

陳卓林的大哥陳卓雄是初中文化。多位村民回憶說,七八十年代的時候,他會穿著滿是補丁的衣服,穿著蓑衣,在雨中放牛。早年,陳家五個兄弟只有陳卓林一個人出去做木工,還和人合夥做裝修。

陳卓林娶了同村比自己大一歲的陸倩芳為妻。之前媒體廣泛報道,陸倩芳家族是中山一個比較有名望的家族。但據南方周末記者走訪了解到,陸倩芳來自三鄉鎮鴉崗村一個普通家庭,只是陸倩芳的姐姐陸瑞芬曾擔任三鄉鎮的鎮長。除陳卓賢外,陳家五個兄弟的妻子都是鴉崗村人。

鴉崗村村支書蔡炳惠說,“陸倩芳是個在集團很有掌控力的人,找朋友拿內部價也要請示她”。

她在雅居樂負責策劃及營銷、銷售、財務、行政及人力資源管理等,並兼管公司華南區域項目的整體運作。

每年大年初二,是村里的傳統文化節。雅居樂會請村里的老人在陳家祠堂吃飯,發紅包,能坐六七十桌。第二天,陳家人會被邀請看舞龍,一般呆一個多小時就走。到了七月,陳家為陳母在鴉崗村對面的雅居樂中心城大辦壽宴。

至於陳家如何賺得第一桶金,在鴉崗村流傳著多個版本。

有村民說,1985年陳家五兄弟一起做豬籠和雞籠生意,還會賣甲板。五個兄弟上山砍竹,把竹條編成籠子,再拿出去賣。那時,五兄弟還沒有能力建家具廠,只不過有間二三十平方米的家具小作坊。

也有一種說法是,陳卓林家族於1988年左右,辦了兩個家具廠,一個是時代家具城,另一個是宇宙家具城。

到了1992年,陳氏家族突然進入地產業,在三鄉鎮開發了第一個樓盤——雅居樂花園,因此一舉成名。

“雅居樂的營銷思路非常超前。”中山一位資深地產人士如此評價。這家剛成立不久的鄉鎮企業,就已經想到去香港贊助“香港小姐選美大賽”,還聘請香港無線總監陳錫年任職雅居樂。

當時,廣東人喜歡看香港的電視劇,雅居樂就到香港去冠名電視劇、設外展。它是內地首家在港澳地區投放廣告的地產商。

於是,大批在香港只能買得起小洋房的港人,來三鄉鎮投資雅居樂的別墅。中山雅居樂花園約95%的房源賣給港澳人士,是珠三角地區著名的外銷樓盤。三鄉鎮也從一個小農村,變成了在中山匯聚港澳人士最多的地方。

陳氏兄弟的出生地——中山市三鄉鎮鴉崗村。 (劉丹丹/圖)

進軍珠三角

1980年代以後,陳氏兄弟取得了香港的身份證。與陳卓林有著幾面之緣的中山地產界人士黃峻說,陳卓林舉手投足很像香港商人,衣著講究,總是西裝革履。

雅居樂內部刊物曾刊登過一幅陳卓林視察工地的照片,即便是在塵土飛揚的施工現場,陳卓林依舊身著西裝皮鞋,打著領帶。

雅居樂對業主一向出手闊綽。廣東一位地產界人士就曾參加雅居樂小區開盤的萬人聚餐活動。邀請香港藝人、演藝團體到雅居樂小區表演節目也是每年例行的。

中山市高德商房執行董事談子信回憶說,本地的開發商是由城市周邊的村集體發展起來的,相對比較保守,作精不做大。雅居樂敢於拿下位置偏遠的大幅地塊,從三鄉雅居樂新城開始,就奠定了建城模式,很快占據了中山接近70%的份額。

那時,一家深圳的房地產企業想去中山開發,參觀雅居樂的樓盤,3000塊/平方米的樓盤建得跟深圳每平方米萬元的豪宅一樣,雅居樂的成本管理和品質控制讓這位開發商頗為震驚。

雅居樂跟地方政府的關系不一般,讓本地開發商很是眼紅。中山一位地產人士稱,雅居樂的樓盤,政府的批文和配套建設都落實得更快,在那個年代,對企業卡得少,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但雅居樂對合作商的苛刻也是出了名的,“雅居樂的付款周期很長,年底肯定收不到錢,頂多用房子抵。”上述地產人士說。

2008年,雅居樂在中山一地銷售額超過40億。對於大多數二線城市的大發展商而言,40億的銷售額已經是難以企及的數字。此時的雅居樂已經與合生、富力、碧桂園、恒大並稱“華南五虎”。

此後雅居樂圍繞著珠三角展開布局。2000年,雅居樂一舉拿下番禺、花都、白雲等地塊。到2002年,雅居樂在廣州、佛山的四大項目同時動工,開發量之大為其他發展商所側目,被業內稱為廣州地產史上的一大壯舉。

2005年12月,雅居樂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首發募集資金近31.52億港元,摩根士丹利作為其保薦人。雅居樂地產成為了繼富力地產後,第二家在港上市的民營地產企業。

當時,陳氏家族透過陳氏家族信托持有雅居樂71.25%的股權。雅居樂地產上市後,陳卓林夫婦首次進入《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名20位。

雅居樂做大之後,陳卓林開始熱衷於慈善。2013年胡潤慈善榜上,陳卓林以捐款1.04億排名14。

豪賭旅遊地產

如果說萬達“豪賭”商業地產,那麽雅居樂算得上旅遊地產“激進派”的代表。

2005年的海南還沒有走出房地產泡沫的陰影,雅居樂與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縣簽下了130億元的旅遊地產開發大單,項目起名清水灣。

2006年到2009年年報顯示,雅居樂集團毛利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8%,但到2010年清水灣有結轉記錄之後,毛利一度達到53%以上。而雅居樂集團總資產規模則由2006年的174億快速達到2010年的698億,翻了3倍。清水灣一個項目的銷售額占到整體銷售額的三分之一。

2011年,陳卓林以同樣的手法進軍雲南。

雅居樂副總裁黃奉潮把海南團隊搬到雲南,他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說,陳卓林帶著高管幾乎把雲南都走遍了。最後,陳卓林一眼就看中了騰沖高黎貢山地面的一大片平地,當即與地方政府簽訂200億投資協議。

這一年,雅居樂先後與雲南的西雙版納、德宏瑞麗、保山騰沖簽訂戰略開發協議,將在西雙版納、瑞麗及騰沖地區打造綜合旅遊度假項目,占地面積6.4萬畝,計劃總投資超過600億元。

在雲南,雅居樂延續了在海南的低價拿地策略,在騰沖的10幅相連商住地塊,雅居樂2014年中報顯示,樓面地價約每平方米157元。南方周末記者咨詢當地售樓處了解到,現在的售價在每平方米6000元到1.3萬元。

雖然地很便宜,但能不能拿到是另一回事。

2012年騰沖縣國土資源局的一份推進重點項目建設的報告指出,省下達市級新增建設用地指標僅100余公頃,僅能解決農戶建設及部分基礎設施用地,更別談保障重點項目建設用地。

雲南財經大學國土資源與持續發展研究所曾撰文指出,雲南省在全省範圍內推廣“建設用地上山”工作,為了爭取更多的資金以及政策上的優惠和扶持,各州(市)也會出現搶著、趕著“上山”的沖動,從而出現“圈山”現象。

此前,雅居樂騰沖項目曾就“2個18洞高爾夫球場提供從田園到山地的高爾夫體驗”,“每個房間都可欣賞原鄉高爾夫景觀”大肆宣傳,但這樣的高爾夫球場和別墅項目,2004年政府就明確規定不再報批。

在豪賭海南清水灣獲利頗豐後,雅居樂漸漸迷上了高毛利和長周轉模式。但這種偏重旅遊地產的模式,讓雅居樂在過去兩年被一線房企甩在後面。

早前在土地市場的失誤也困擾著雅居樂。摩根大通認為,雅居樂於2009及2010年購入過多昂貴土地,因此被迫開發高端項目,但目前的政策環境不利於該等項目,增長緩慢。

面對業績的疲軟,雅居樂在2014年年初開始了一系列改革。據《中國房地產報》報道,雅居樂為此制定了一套時間表,要求項目公司拿地後5天內進場探察,15天內定方案,30天內申報,150天進行開工,240天內涉及政府領域,320-420天內開售,開售之後,3-6個月內現金流要回正。

眼下,在不少機構看來,陳卓林的出事很可能會影響到雲南的開發進度,完成全年銷售目標幾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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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黑金 一汽貪腐窩案掀開一角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019

一汽貪腐窩案在事發兩年後揭開面紗。 (CFP/圖)

因大肆收受經銷商賄賂,中國汽車業營銷傳奇人物、一汽集團副總工程師周勇江二審獲刑15年,其舊部北汽鵬龍行總經理熊偉獲刑12年。透過該案,或可管窺,中國汽車行業生產廠商的高管們與經銷商之間存在多年的“秘密”。

事發於兩年前的一汽貪腐窩案,近日有了兩例判決。

2014年9月,有“捷達神話”締造者之譽的中國汽車業營銷傳奇人物、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下稱“一汽集團”)原副總工程師周勇江,經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受賄罪成立,獲刑15年。

其多年舊部,同案者、北京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北汽集團”)全資子公司北京鵬龍行汽車服務貿易有限公司(現更名為北京鵬龍行汽車貿易有限公司,下統稱為“鵬龍行”)原總經理熊偉,獲刑12年。

司法認定,周勇江與熊偉總計收受的1800多萬元賄賂,絕大部分來自汽車經銷商。

早在2012年6月1日,國家審計署就公布了“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2010年度財務收支審計結果”。這份審計報告披露了一汽集團存在的四大方面問題,並特別提到,“本次審計發現所屬單位涉嫌經濟違法案件線索兩起,已依法移送有關部門調查處理。”

當月,時任一汽-大眾銷售公司副總經理靜國松,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靜國松在1997年加盟一汽-大眾銷售公司,當時該公司的總經理即為周勇江。

在隨後的兩年多時間里,陸續有多位一汽集團高層職員被調查,其中包括2013年被刑事拘留的熊偉和周勇江。

到了2014年8月下旬,中央紀委又先後通報有3名一汽的高層職員——李武、周純、安德武,因涉嫌嚴重違法,被立案調查。

上述6名落馬者,均曾負責一汽的汽車銷售工作。

“妻子們的公司”

生於1953年的江蘇南通人周勇江,曾被業界譽為“捷達神話”的締造者。捷達是一汽-大眾的熱銷車型,在華累計銷量超過200萬輛。

從1996年開始,周勇江曾服務於多家汽車公司。他先後在一汽大眾、一汽集團、華晨金杯、北京奔馳-戴姆勒·克萊斯勒汽車有限公司、北汽集團身居要職。

與周勇江同案處理的熊偉,生於1967年,曾是周勇江的多年舊部。他先後在一汽集團、一汽-大眾、北京現代汽車有限公司任職。

司法查明,一位叫蔣宗平的湖南商人,是周勇江、熊偉兩人共同的、最主要的行賄人。

生於1955年的蔣宗平,曾在軍隊服役多年,1989年轉業,1994年1月,出任中國第一汽車集團貿易湖南聯合公司的總經理。在2010年一次公開演講中,熊偉自陳“和蔣宗平認識十七八年了”。

2000年,蔣宗平作為控股股東,發起成立了湖南汽車城永通有限公司(下稱“湖南永通”),並任董事長。

2005年12月26日,蔣宗平註冊成立了“湖南華運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下稱湖南華運豐),主營業務為汽車的維修、租賃、銷售等。

在這家註冊資本為1200萬元的公司里,蔣宗平出資540萬元,占股45%,為第一大股東;第二大股東為周江勇的妻子黃豁,“出資”360萬,占股30%;第三大股東為熊偉的妻子張桂華,“出資”180萬,占股15%。其余4個自然人總計占股10%。

後來,蔣宗平以“返還購車款”的名義,將360萬及180萬,全部退給了周江勇、熊偉兩家。但在股權結構上,黃豁、張桂華的持股比例,沒有改變。同時,名義上都是湖南華運豐董事的黃、張兩人,及她們各自的丈夫,“並未實際參與公司經營管理”。

不僅僅是這360萬和180萬的股權,從2007年至2012年,湖南華運豐以“分紅”的方式,總計向周勇江家和熊偉家支付了799萬余元和377萬余元的“紅利”。

2010年,周勇江、熊偉與蔣宗平共同商議後,又成立了“邵陽華運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在這家註冊資本1200萬元的公司里,黃豁“出資”240萬元,張桂華“出資”120萬元。後司法查明,這些錢,其實也都是蔣宗平掏的腰包。

此外,在2008年,周勇江還以報銷北京加州水郡高爾夫俱樂部會員費的名義,單獨收受了蔣宗平12.8萬元的賄賂。2009年、2010年的春節前,蔣宗平也送給了熊偉各10萬元。

熊偉甚至在公開場合,並不避諱“高度贊揚”蔣宗平,在上述提到的2010年的公開演講中,他還說:“別看蔣宗平外表是一個粗獷大漢的形象,但他心很細,每一個決策都體現了他多年的經驗……無論是反應還是決策面,永通擁有的這一套與眾不同的管理體系融合了各個層面的精髓,切合度也非常之高。從廠家去年啟動的經銷商營銷能力調查中看,永通下屬的北京現代華運達4S店在全國所有經銷商中管理水平最好,評分最高。”

蔣宗平的湖南永通公司,發展非常迅猛。該公司官網介紹,“從2003年到2014年,歷經十一年的探索與實踐,永通營銷網絡由最初長沙周邊地市幾家合作經銷商到現在的14個地市40家合作經銷商,總銷量近6萬輛,總銷售額過百億。”

“半公開的秘密”

此外,周勇江和熊偉,各自還有多筆單獨的受賄,行賄者來自河南、廣東、北京、浙江、遼寧、青海、湖南、江蘇、江西9個省份的十多家公司。

為什麽蔣宗平及這些公司,要給周勇江和熊偉行賄呢?

司法認定,周勇江在擔任一汽大眾汽車公司副總經理兼任一汽大眾銷售公司總經理、一汽集團營銷管理部部長、北汽集團總經理助理等職務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蔣宗平在一汽大眾、一汽奧迪4S店、北京奔馳經銷商審批中多次提供了幫助。

熊偉,也是利用擔任一汽大眾銷售公司銷售部部長、北京現代公司銷售部部長、銷售本部副本部長等職務上的便利,為蔣宗平在一汽大眾經銷商的經營、北京現代經銷商的審批及經營方面提供幫助。

多家汽車銷售的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無論是汽車市場供不應求的年代,還是這幾年供大於求、總體產能過剩的時期,如奧迪、奔馳等系列的“豪車”,以及一汽大眾、北京現代旗下的多款車型,整體銷售情況都很好,如能成為這些車企的經銷商,基本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一家在業界領先的全國性汽車銷售集團公司行政總監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保時捷、奔馳、寶馬、奧迪這些‘豪車’,一直很好賣。尤其是奧迪車,因為它也是高端公務用車里采購最多的,而且毛利率高,可以達到10%-20%。我們有1家奧迪4S店,一年就收回了成本。”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通過廠家的經銷商資質審批,拿到銷售權,就成為了商家們首要的“關卡”。於是,掌握審批大權的周勇江、熊偉們,炙手可熱。“拿下他們,包括其他汽車企業類似職務的人,就基本等於賺到了錢,這是業內幾乎‘半公開的秘密’。”

除蔣宗平與周勇江、熊偉等人的“長年股權合作”外,司法還認定,周勇江曾為廣東省珠海市珠光汽車有限公司先後加入大眾品牌和奧迪品牌的銷售網絡提供幫助。為此,他在2007年春節前,在北京昆侖飯店收受該公司董事長勞建榮委托其子勞俊傑送來的人民幣20萬元。

周勇江也為河南大行汽車集團有限公司先後獲取大眾品牌和奧迪品牌的銷售權提供幫助,於2005年收受該公司董事長李書博5萬元;2010年元旦前後,又收受李書博2萬元。

2005年末,周勇江虛假投資入股湖南華運豐公司時,提出向李書博借款140萬元,李書博表示這筆錢送給周勇江了,周勇江也表示同意。2012年5月,一汽大眾銷售公司副總經理靜國松案發後,周勇江擔心此事暴露被追究責任,在當年9月,將140萬元退給了李書博。

熊偉,則曾為北京京漢新港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與鵬龍行公司合作成立奔馳4S店事宜提供幫助,收受了前者贈送的一塊“真力時”牌手表,價值人民幣18.4萬元。

北京現代的銷售權也“價值不菲”。2012年5月,熊偉為青海金島汽車銷售有限公司在西寧成立的第二家現代4S店(青海金麒寶汽車銷售有限公司)提供幫助,就收受了該公司董事長10萬元的賄賂。

上述行政總監還介紹,除經銷商的審批權之外,車企還會定期不定期地對經銷商進行現場檢查,檢查內容包括店面的布置、銷售情況及售後服務等等。檢查結果可能會涉及是否繼續給予經銷商銷售權,也涉及評比和年終的評獎。

“檢查的頻率,基本上是越好的車,廠家來檢查得越多,比如保時捷,可以達到每月一次。年終評獎,則關系到車企對經銷商的‘利潤返點’,有些車,直接銷售,經銷商可能不掙錢,主要靠售後服務,以及廠家的‘利潤返點’。”

在這種情況下,汽車經銷商們除了對來現場檢查的車企工作人員“好吃、好喝、好拿、好生伺候”外,打點有“拍板權”的銷售部門負責人,也成為“必有之義”。

司法查明,在北京現代任職期間的熊偉,就因為“設立現代4S店、日常銷售計劃管理、評選先進店”等事項,分別收取江西華美汽車服務有限公司10萬元、湖南瑞特汽車銷售有限公司6萬元、遼寧路鑫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20萬元、洛陽市德眾北現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6萬元,以及廣東惠州一陳姓商人9萬元的賄賂。

數位汽車業人士還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某些緊俏車源的調配權,也是車企銷售負責人“尋租”的渠道。

“再緊俏的車源,出廠價都是一樣的,給哪個經銷商都可以。但經銷商會有不同的加價幅度,再對外銷售。這就是我們常見的‘加價提車’。少則幾千元,多的一輛車可以加到5萬元。加的價錢,基本就是經銷商的‘純利潤’,當然,他們會從中拿出一部分來‘打點’車企銷售部門的負責人。這基本上也算是‘潛規則’。”

司法查明,在2009年,熊偉在擔任北京現代汽車有限公司銷售本部副本部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寧波天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在“增加車源供給方面提供幫助”,收受該公司總經理王安平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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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重慶公司“貪腐窩案”細節陸續曝光

來源: http://www.eeo.com.cn/2014/1031/268048.shtml

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杜遠 本周稍早時候,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重慶銷售分公司(下稱中石油重慶公司)加油站管理處處長江崇林因涉嫌受賄在重慶當地法院受審。經濟觀察網記者獲悉,包括江崇林在內,中石油重慶公司至少有6名中高層被查,這家中石油地方銷售公司“貪腐窩案”的細節也逐步浮出水面。

10月27日,江崇林出庭受審,據當地檢方指控,江崇林在任中石油重慶公司加油站管理處處長等職期間,收受多家公司和個人的賄金共計約72萬余元,以幫助其承接中石油在重慶江北區、南岸區幾個加油站的擴容改造工程,江崇林則將賄金用於購置房屋、家具家電等用途。

江崇林對檢方當庭指控的受賄事實沒有異議,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集中於江的身份,江崇林及其律師提出,中石油重慶公司為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下屬公司,檢方以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起訴存在問題。

同時,江崇林的律師當庭舉示了中石油重慶公司出具的一份證明材料,中石油重慶公司提出,江崇林一直在石油戰線工作,是當地多個部門認可的危化品運輸管理專家,工作勤勉,為公司發展和地方加油站管理工作作出了貢獻,並懇請法院減輕處罰、適用緩刑;江的律師還提出,年近50的江崇林有兩個孩子需要撫養,且小兒子僅有5歲,希望法庭考慮。

據經濟觀察網記者了解,江崇林在中石油重慶公司內部風評不佳:2007年,時年43歲江崇林與一名21歲的陜西籍女子相識並同居,其後非婚生育一子,江與該女子“分手”,經調解,江崇林一次性給予該女子8萬元的經濟補償費,並承諾按月支付2000元撫養費至小孩成年,此事在當地曾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經濟觀察網記者從多方渠道獲悉,除江崇林外,中石油重慶公司已有副總經理彭小虎、總會計師李建華、財務處朱尤生、信息中心劉也群等人被當地檢方查辦,相關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其中,李建華可能被檢方以貪汙罪起訴,涉案主要事實或與中石油重慶公司工會控股的重慶眾友實業有限公司有關(有關眾友公司可詳見《經濟觀察報》報道《“兩桶油”的重慶貪腐樣本》)。但此間當地檢方尚未證實這一消息。

經濟觀察網記者掌握的相關文件顯示,2003年9月,重慶石油(集團)有限公司(中石油集團下屬公司)將名下兩處賓館劃撥至中石油重慶公司工會名下,此後工會以實物出資形式,將其中一處位於重慶武隆縣的賓館註入眾友公司;2005年1月,中石油重慶公司工會又以178.4萬元將前述武隆縣的賓館進行了置換,武隆是國內較知名的旅遊景區,該賓館建築面積近4800平米。

中石油重慶公司一位要求匿名的員工向經濟觀察網表示,對於公司基層職工而言,工會是否實際出資置換了賓館、兩處賓館的經營狀況、收益流向都是一個“黑箱”。

此外,據本網記者了解,中石油重慶公司窩案的爆發,源於針對中石油總公司的反腐行動,一些案件也是中石油總公司監察部門移交至重慶地方檢察部門查辦的。

江崇林(已取保候審)告訴經濟觀察網記者,“李建華和彭小虎被查後,檢察院就找上門來了。”

相關鏈接:“兩桶油”的重慶貪腐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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