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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大佬”禹晋永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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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钱开始“下蛋” 投资于是“变形”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1/645420.html

年来,国内居民的投资标的越来越宽泛,既有“棉花糖”等农副产品,也有玉石、字画、名酒、花卉等更为小众的收 藏品。在资金的推动下,许多“异类”投资品的涨幅都令传统的房产和金融资产相形见绌,部分品种的年内上涨早已翻倍,有些“高精尖”的收藏品甚至会创出一年 升值十倍、百倍的奇迹。

上海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宣家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投资产品的“奇异化”主要还是由于投资渠道偏少,资金流动性过剩、资产贬值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大资金在面对长期的负利率的情况下,为了寻找较大的投资回报,对一些新领域进行了短期操作,造成了价格的严重波动,这不仅可能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 也容易形成社会恐慌心态。他指出,对这样过度的“奇异化”投资,政府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安抚民心,才能得到社会高度的和谐。

农产品成“炒时代”典型

当“豆你玩”已成往事,市场的“长江后浪”也随之而来。因为游资的不断进驻,“糖高宗”、“苹什么”和“棉里刀”等农副产品“新贵”也挨个抬头,成为盛极一时的“概念股”。

这种炒作之风甚至引起实业资金纷纷“转行”以期赚取“快钱”。一家做原料加工的企业老板就表示,传统的产业只能赚取一些加工费,而如果开始就囤积上游原材料,其原料价格的上涨可能已经让该企业收入倍增。

郑州商品交易所的白糖价格去年曾从最低时的每吨4700多元涨至最高将近7500元,短短数月的升幅超过50%。按上述企业主的话说,假如当初没有做实业,而是直接去市场中投机白糖,他早已经“退休回家、安享天年”了。

另一位在上海某家实业公司上班的员工也曾向记者透露过辞职回家乡做棉花生意的想法。来沪工作数年,其月收入不过尔耳,而他很多在家乡做棉花贸易的老 同学却收入颇丰。去年,国内棉价从年中不足17000元/吨涨至11月初最高时的33000元/吨以上,几乎翻了一倍。巨大的利润空间竟让很多在大城市工 作的白领开始心动。

上述情形在早些年或许难以想象。对于习惯了炒股、买房的普通投资者而言,“炒棉花”之类的投资或许是他们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领域。这一点可以从郑州 商品交易所的期棉产品的交投气氛上看出,即便对于一个期货界的“老玩家”而言,棉花在过去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品种。上市6年来,它多数时间都只能做一个无 奈的“看客”,日成交常年维持在100万手的“贫困线”之下。

但就是这样“压箱底”的棉花让“钱没处去”的投资者眼前一亮。配合农产品集体涨价的通胀背景,从市场投资渠道看,资金对收益的追逐也从现货市场向期 货市场扩展。去年9月27日,郑州棉花期货单日成交量就首次突破了200万手,资金对该品种的参与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此后的11月24日,郑棉全部合约成 交又达到454.3万手的天量。短短数月,棉花期货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冷门产品迅速成了资金手里的“香饽饽”。

参与期货市场的除了有普通民众的身影,还有许多实业资本的面孔。北京的一位期货界人士称:“许多纺织企业的老板都是随身背电脑,时刻盯行情,做棉花现货和相关产业的人对期货价格的关注度非常高。”

除棉花外,早籼稻甚至玉米、小麦等大宗商品也一度成了资金关注的对象。这种关注在2010年四季度尤为明显,“怀揣大把钞票”,很多投资者仍然对许 多传统投资领域望而却步。周边市场诸如金属等商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一年半的光景,早已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地步。同时,国内A股市场上证3000点的得而复失 也让很多资金短期内看不到赚取差价的希望,提高存准率和加息的阴影成了A股头上的“两把刀”,而对资金规模不大的投资者来说,传闻中房产税的推出也让本来 就奄奄一息的房地产市场暂时成为投资禁地。

很多投资者都感叹很多传统行业“不好做”。当大量剩余资金逃离了股市相关板块和楼市、转向商品领域寻求机会时,那些基本面较好、估值相对较低的商品 逐步进入资金炒作的名单。永安期货研究院分析师任新普表示:“棉花等原本冷门的投资品受到热捧,流动性宽裕是一个原因,说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机会发现 能力在提高。”

钱“堆”出来的高雅

农产品被炒作绝不是过剩资金追逐利润的极限,相比人们对一些收藏品和奢侈品的追捧,农产品只是资产泡沫这个“冰山”的一角。

去年以来,如玉石、花卉、名酒等“情趣”投资越来越吸引人们的目光,而它们的价格也被轮番爆炒,其势头不亚于当年如日中天的普洱茶。去年12月4 日,在湖北武汉,一件取材于新疆戈壁籽玉,长63厘米、高25.5厘米、厚13厘米,名为《观猎》的玉器,被估价到1.2亿元人民币。2010年12月 14日,西泠印社的中国陈年名酒专场拍卖会上,一瓶起拍价为25万元人民币的1958年产茅台最终以145.6万元落槌,成为迄今为止单价最高的一瓶茅台 酒。国产白酒似乎一夜间脱胎换骨,加入世界最昂贵名酒的行列。

业内专家称,形如一些高档白酒、玉石等物品早已脱出了消费品的范畴,它们不再具有饮用或者装饰等用途,而是作为类似于黄金的保值品被“囤积”,或用于收藏,或用于投资。

宣家鑫则指出,高档的收藏品固然可以作为长期投资和配置的较理想产品,然而过度炒作这些产品只会让这些产品价格像过山车一样,最终让少部分人获利,多数收藏者、投资者吃亏。

可怕的是,人们往往在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情况下盲目进行所谓的投资,而不论该投资品是否有投资价值,这致使一些“宝贝”加速升值。

以前段时间热得烫手的“黄龙玉”为例,这种石头原名为黄蜡石,是一种观赏石,虽是玉石但不是真玉,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不过离奇的是,一个不是玉的“黄龙玉”却接连出现了三次较大的升值过程。最近的一波行情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至今,珠三角、江浙一带的游资先后涌 入黄龙玉市场。在被发现之初,云南芒市市场好的“黄龙玉”山料只要几元一公斤,但现在已涨到几千元乃至上万元,“黄龙玉”涨价速度之快,创下了玉石史上的 奇迹。

“跨产业资本”的介入是上述非理性炒作的推动力之一。比如,有业内专家介绍,早期为“黄龙玉”正名的是福建木材帮,随着“黄龙玉”身价的暴涨,来自 矿业、房地产和药材领域的“门外汉”也开始入场炒作。而在著名的缅甸翡翠“公盘”上,一些新面孔也开始出现,很多投资者源自浙江、福建和山西的实业资本, 可见在“疯狂的石头”背后,投资者结构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宣家鑫表示,参与玉石等非常规投资的资金可能主要来源于房产市场、股票市场。在房产新政和利息提高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资金安全,这些资金采用速战速决的方法,以求得丰厚的回报。

上海市工商联收藏俱乐部理事长刘超亦表示,目前参与收藏品炒作的资金由过去的个人藏家转换为机构与资本,参与炒作的人群有专家团队、顾问,并有向企业化、机构化、交易化的平台状态转变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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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變形

http://www.cbnweek.com/Details.aspx?idid=1&nid=7004

它不再是一家靠專利費過日子的公司,也不再是一家純粹的芯片生產商,它甚至不再甘於隱藏幕後。它似乎要變成英特爾了。


  「Intel inside」這個標籤,可能是最重要的產品識別的Slogan,它讓一個普通消費者看不到的產品變成了一個公共品牌。而它額外獲得的還有神秘的專業性。「是Intel的CPU嗎?」購買電腦時,人們總是會這麼問一句,以顯得自己沒那麼容易被糊弄。
但沒有幾個普通消費者會知道CPU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不重要。這就是品牌。
現在另一家芯片廠商高通正在計劃重複這個故事。過不了多久,新出廠的部分摩托羅拉、HTC、華為或中興智能手機的背脊上,將被打上一個「Powered by Snapdragon」的新標識。
如果你現在使用的是一部智能手機,那有近一半的可能,你正在接受它的「動力」。憑藉一系列Snapdragon處理器產品,高通佔據了智能手機CPU市場超過40%的份額,成為近半數平板電腦微處理器的供貨商,還進入了無線醫療與成像領域。
就跟英特爾一樣,你也不用去瞭解它究竟是什麼。你就想一下,所有的以前你在電腦上完成的動作都會在這個小芯片上完成。
現在高通處理器技術和互聯網服務的收入已佔整體收入的65%,這讓它擺脫了昔日的「專利收稅員」形象。高通近日上調2011財年營收預期目標至150 億美元—比起英特爾它仍只是個零頭,但其市值已突破1000億美元,躋身英特爾所在的「千億俱樂部」陣營,如果它還只是一家靠專利費和傳統通信芯片為生的 公司,投資者沒理由給它這麼高的預期。
最近,高通正在一塊Snapdragon芯片上整合進更多的功能模塊,現在高通已在一塊Snapdragon芯片中集成了3G網絡、Wi-Fi網絡、 Flash視頻播放、藍牙通訊、近距離感知(NFC)等多個功能模塊。在下一代Snapdragon中,高通還將把不久前收購獲得的手勢感知技術和當下最 流行的「增強現實」技術都整合進來。
高通希望自己也可以成為跟Android一樣被挑選的東西。它希望「Snapdragon」成為影響公眾購買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決策的品牌,鐫刻在每 一部設備上,出現在各種形式的數碼產品廣告中。既然當下人們選購智能手機已不太在意它們是摩托羅拉還是HTC出產,而更多地關心「是不是Android操 作系統」,那麼高通相信,人們完全有理由在判斷一部智能手機是否值得收入囊中時,問一句「是不是Snapdragon處理器」或者「Snapdragon 的哪個版本」。
高通不希望繼續成為一家僅僅提供通信技術標準的芯片製造商和專利權出售者。在保羅·雅各布成為CEO三年之後,他開始執行這個計劃。應該 說,Snapdragon是高通近年來最成功的戰略,即便這幾年高通在下一代通信技術標準LTE上也頗多突破和積累,但Snapdragon更能體現保 羅·雅各布治下的高通有一些超越既往疆界的嘗試。
在保羅的父親艾爾文·雅各布還在位的時候,那些昔日與它過從頻繁的通信業同行傾向於把高通形容為一家傲慢、難打交道又不得不接觸的對象。早年的研發儲 備讓它掌握了CDMA技術專利,後來又成為大部分WCDMA專利的所有者。當下全球已有超過20億3G手機用戶,90%的3G無線通信技術專利都與高通相 關,差不多每部3G手機都要向高通繳納「過路費」。聖迭戈高通總部大樓裡有一面著名的「專利牆」(Patent Wall),密密麻麻記載著這家創始於1985年的公司迄今擁有的全部專利資產以及它們的發明者的名字。
這是高通引以為傲的「智慧資產」,也是諸多芯片同行乃至手機製造商的夢魘。高通僱傭了龐大的律師團隊,與無線芯片業同行德州儀器(TI)、博通 (Broadcom),以及愛立信和諾基亞等對手開打馬拉松式的官司戰,向它們索要專利費。「那些公司試圖改變我們的商業模式,但它們最終都放棄了,」在 接受《第一財經週刊》採訪時,保羅·雅各布說,「沒人願意付錢給別人,這是人性使然,但當你用到別人知識產權的時候,就不得不這麼做。」
保羅·雅各布6年前從他的父親艾爾文·雅各布那裡接過了高通CEO的權杖,3年前又接任董事會主席。在捍衛專利權益上,他繼承了他父親的強硬作派。但 這幾乎是他和他父親唯一的交集。否則,「Powered by Snapdragon」的標識就不可能出現在手機上—它和專利費一點關係也沒有。
Snapdragon正是高通2007年底推出的一款應用芯片。如果將3G基帶通信芯片(Baseband Chipset)當作一部智能手機的染色體,應用芯片(CPU)就好比是智能手機的心臟。前者決定了一款手機採用何種通信制式標準,後者則決定了用手機打 開一款瀏覽器的速度有多快,以及玩《憤怒的小鳥》的時候會不會卡殼—而這些元素日益成為一款智能手機能否勝出的關鍵。
但那時候它還很不起眼。當時高通急切地宣稱Snapdragon將在智能手機之外被更多的終端設備採用,但2008年2月人們發現它不過被用在一款相當平庸的智能手機—東芝TG01里。
英特爾主導的上網本興起時,高通也曾試圖重新定義一種內置3G網絡模塊、隨時連接互聯網且具有更低功耗不需要風扇散熱的新型計算設備,並把它稱作「智能本」,在其中採用Snapdragon處理器。但隨著上網本的曇花一現,智能本尚未普及便偃旗息鼓了。
但高通並不願承認這是失敗。「通過智能本的嘗試,我們熟悉了IT生態系統的合作夥伴,也證明了Snapdragon本身的運算能力和功耗性能是它們需 要的,它們願意接受我們。」高通全球執行副總裁兼CDMA技術集團總裁史蒂夫·莫倫科夫(Steve Mollenkopf)說。
事實上,高通的處理器實現了很大的突破。Snapdragon在計算性能和功耗上的平衡迎合了平板電腦對於輕薄和散熱功耗的需求,甚至,連風扇都不用了。
甚至可以說,它的出現啟發了平板電腦的發展,雖然蘋果沒用它。但Snapdragon的商用遇到了Android平台的崛起。2008年9月,世界上 第一款Android智能手機HTC Dream即採用了高通的Snapdragon芯片。而HTC之後的全部Android智能手機CPU都採用了Snapdragon。由於Android 平台強調與互聯網「無縫結合」的體驗,更加看重處理器的運算性能,這讓高通Snapdragon系列與Android手機的關係更加密切了。現在,高通在 智能手機CPU市場佔據40%以上的份額,而在全球第一大操作系統Android市場,它的份額甚至超過了60%。
好在競爭對手英特爾也沒有被蘋果採用。縱觀全球平板電腦市場,只有10%的產品使用了基於X86架構的英特爾凌動(Atom)處理器,在90%採用ARM架構的平板電腦中,Snapdragon的份額接近一半。
它嘗到了英特爾的甜頭,現在它越來越像英特爾了。它甚至照搬了英特爾對於芯片產品的命名規則,放棄了工程師最愛的Snapdragon MSM8255這樣複雜的編號體系,而是將它們簡化為最簡單的S1、S2、S3和S4。
跟工程師式的名字被拿掉一樣的是,他們搞起了營銷。「Snapdragon的營銷活動很快就會在全球啟動,這在高通歷史上是第一次。」高通執行副總裁 兼全球運營總裁汪靜對《第一財經週刊》說。畢竟,在過去高通唯一需要做好的就是搞好和運營商的關係,合謀構建技術標準的壁壘;而到了應用芯片時代,它必須 嘗試著與終端設備製造商溝通,甚至直接對話消費者。
接下來它做的事情就不僅僅是像英特爾的問題,而是逼近了Intel的地盤—個人電腦。隨著微軟宣佈將在Windows 8版本支持ARM架構,高通已明確宣示明年進入筆記本電腦市場。而英特爾反攻高通的核心智能手機陣地的步伐依舊遲緩。
競爭的核心還是功耗—如果你不理解,還是那個風扇的問題。英特爾一直未能解決「凌動」處理器的功耗問題,而Snapdragon一方面在運算速度上超越了傳統移動設備芯片的侷限,而同時又將功耗繼續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準上,甚至不再需要風扇。
高通的強勢態度也證明了一個趨勢:在ARM架構一統江山、Android日漸成為主流平台、不同品牌手機在界面和操作體驗上日益趨同的大環境下,智能 手機角逐已經進入了競賽運算速度和處理能力的「拼核時代」。高通的S3芯片即是主頻速率為1.5GHz的雙核芯片,而其下一代S4是四核2.5GHz,讓 手機的遊戲體驗可以替代索尼Play Station。
但高通不會是「拼核時代」的獨家勝出者。在它今年發佈S3之前,圖形芯片製造商出身的英偉達(Nvidia)搶先發佈了1GHz主頻的雙核應用芯片 Tegra2。儘管運算速度落後於高通S3,但其憑藉首款雙核移動處理器的噱頭成為摩托羅拉最新智能手機Atrix 4G和平板電腦XOOM的供貨商。而在高通準備發佈下一代S4四核處理器的時候,英偉達Tegra3的四核處理器產品路線圖也被曝光了,主頻速度也將至少 達到2.1GHz。
這可比英特爾與AMD的競爭刺激多了。ARM架構下不同芯片廠商的角逐,顯然有更大的變數。這樣的競爭局面也迫使高通不斷提高技術壁壘。
現在看起來它會贏得用戶,也可能會戰勝英特爾,但它還想贏得開發者—在被蘋果搞亂的這個生態世界裡,每個人都得多備幾手。
最近,高通推出了一個增強現實應用開發平台,向Android和蘋果iOS的應用開發者提供開發工具包(SDK),讓他們在這個平台上開發基於增強現 實技術的應用,比如讓用戶拿手機掃瞄一下某產品就會顯示出它的原產地和售價,讓現實的世界與數字的界面實現對話。目前,這個平台上已經有逾9000名簽約 開發者和上百款應用。
看上去高通要推出自己的應用程序商店。事實上,早在2001年高通就推出了Brew平台,這簡直就是個原始版的Android,但當時3G和智能手機並未普及,高通並未對Brew提供更多的資源支持。高通全面意識到Brew的重要性已是2009年,但為時已晚。
因此它現在的做法只能是讓更多的應用在高通的幫助下跑得更順暢。以「增強現實」開發為例,它提供大量的開發工具讓開發者做出一款精美的虛擬與現實交互 的遊戲,如果它在高通的開發平台上跑得很順暢,就意味著它會在具備增強現實模塊的下一代Snapdragon處理器的手機上跑得順暢。
高通還會招聘一些從事多媒體和遊戲測試的軟件工程師,也開始邀請開發者聯合開發應用。今年5月,高通與NBA球隊達拉斯小牛隊聯合開發了一款應用,人 們用手機感應一張達拉斯小牛隊的季後賽門票,就能進入虛擬的投籃遊戲。6月,高通還與好萊塢最大的經紀公司CAA共同組建了一家名為創新移動實驗室的合資 公司,為移動終端開發遊戲和相關應用。
「增強現實遊戲如果會成為最流行的應用,那麼它們就會出現在蘋果和Android應用程序商店排名最靠前的位置,它們就會成為手機廠商優先合作甚至內 置的對象,而當手機廠商和消費者都意識到這些應用與高通Snapdragon關係密切,在Snapdragon上運行最順暢的話,我們的商業目的就快實現 了。」高通CDMA技術集團高級業務總監米歇爾·雷登說。
而這也是其它芯片巨頭在嘗試的。英特爾去年巨資收購了安全軟件公司McAfee,開始提供軟件硬件結合的解決方案。在諾基亞放棄MeeGo後,英特爾 仍堅持對它的開發,以期增加在移動領域博得話語權的籌碼。當一家公司的處理器業務越是複雜強勁的時候,它對生態系統中軟件部分的依賴就會越嚴重。
「你甚至可以認為,芯片才是高通的副產品。」汪靜說。但是,芯片廠商的多元化?不那麼樂觀。


高通四個層級的芯片

S1
入門級處理器,採用65納米製程,1GHz主頻;
S2
採用45納米製程,主頻速率達到1.4GHz;
S3
啟動雙核版本,32納米製程,針對多任務處理和高畫質遊戲進行了提升,主頻速率1.5GHz;
S4
將成為高通下一代處理器,採用22納米,運算速度將高達2.5GHz,它將成為高通首款四核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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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BN記者 駱軼航 徐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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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爾多斯星河灣秘笈:350平米「小戶型」變形記

http://www.21cbh.com/HTML/2011-9-17/1MMDY5XzM2NTQ1Mw.html

整個鄂爾多斯市就像一個大工地。 走在這個內蒙古的西南城市,處處可見高聳的塔吊和在建的樓盤。這座因「羊煤土氣」而暴富的城市,仍處在房地產狂熱之中。 以精耕豪宅市場而聞名的星河灣集團,也來到了這片黃金之地。鄂爾多斯東勝區的最南端——南外環路以南、世紀大道以北、東康快速路以東、包神鐵路以西的 7.88平方公里土地——似已成星河灣集團的囊中之物。 附近村民稱,星河灣集團要花10年時間,在這片有山有水的11820畝土地上蓋起400棟樓。 然而自7月底開始,一封舉報信在網絡上流傳,直指鄂爾多斯星河灣項目圈地萬畝,不僅審批違規、土地手續非法,還涉嫌擠佔保障房指標。

本報記者調查發現,這一涉嫌未批先建的豪宅項目背後,是地方政府謀求超前發展的微妙心態:一方面在中央調控房地產的高壓政策之下, 「偷樑換柱」變相開發豪宅;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比誰都更擔心隨時而來的崩盤,不得不出奇招與開發商牢牢綁定,從利益共同體進化為風險共同體。 未批先建的豪宅樓盤 一份星河灣的網絡宣傳資料顯示,「鄂爾多斯星河灣是星河灣集團繼廣州,北京,上海,太原,澳門五地之後,傾力打造的面向國際的頂級社區。鄂爾多斯星河灣是 目前國內乃至世界罕見的超大規模的住宅社區」。 本報得到的《鄂爾多斯市星河灣控制性詳細規劃》顯示,這塊7.88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分成了122幅地塊,住宅建築面積總量超過502萬平米,計劃分六期開 發完成。 一名鄂爾多斯本地房地產公司的營銷人員告訴記者,星河灣地塊還將建起一座有一千多套客房的豪華酒店,體量在西北地區都數一數二。 如今,20多棟住宅樓已拔地而起。施工地附近的溫家梁村村民告訴記者,一期項目工地在今年4月就已開工。 然而,記者在中國土地市場網查詢得知,直到今年7月29日,才有面積共450畝的三幅地塊在東勝區國土交易中心掛牌入市,舉牌、報價時間 截止於8月28日。

通過比對星河灣控制性規劃,這三個編號為A1-05、A2-08、A2-09的地塊正是已經接受認籌的星河灣一期,三幅地塊的宗地面積為30.51萬平 米,起始總價為3.206億元。 最終,鄂爾多斯市星河灣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鄂爾多斯星河灣」)以底價拍下了三塊土地。 記者並未查詢到比星河灣地塊更早的土地招拍掛信息,星河灣地塊也還沒有別的開發項目——這意味著,在沒有取得這塊土地使用權的情況下,鄂爾多斯星河灣就已 經開工建設。 一名房地產開發商告訴記者,只有開發商在競得土地並和政府簽訂國有土地出讓合同之後,才可以拿合同去辦理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土地證、項目規劃許可證、項 目施工證、項目預售許可證等一系列手續,且這些手續的辦理是線性順序,「有些需要兩三個月時間」。

中國土地市場網上的供地結果信息顯示,三幅地塊的合同簽訂日期為2011年8月29日,約定開工日期更是遙遠的2012年2月29日。 面對網絡質疑,星河灣集團品牌副總監孫穎和東勝區政府辦公室主任王平都告訴記者,鄂爾多斯星河灣的所有許可證都已辦齊。

中央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在逐漸收緊,同時要求加大地方保障房的建設力度。而在鄂爾多斯,地方政府也有相應對策。 網絡流傳的舉報信還稱,「今年為支持鄂爾多斯保障性住房的建立,自治區政府給鄂爾多斯市共下達了180公頃的徵地指標,星河灣一家開發商就擠佔了80公頃 的徵地指標,嚴重影響了鄂爾多斯的保障房建設方案」。 星河灣集團品牌副總監孫穎告訴記者,保障房指標屬於地方政府負責事務,星河灣方面並不瞭解。 東勝區住房保障辦公室副主任張魯則稱,保障性住房用地指標不受每年批准的用地指標限制,而是「計劃多少批准多少」。

張魯告訴記者,東勝區今年的保障房項目已全部開工。這包括20萬平米經適房、20萬平米公租房、60萬平米限價房、1萬平米廉租房、8000戶棚戶區改造 回遷房等。 但《財經》雜誌披露的一組數據,顯示了鄂爾多斯市保障房建設的另一面:截至9月初,鄂爾多斯市今年的保障性住房用地完成118公頃,完成率僅40%。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細節是,中國土地市場網的供地結果信息中特別標註,星河灣地塊的土地用途為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此前三個地塊的掛牌 出讓公告也標註了「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於70%」。

星河灣銷售代理之一思源經紀的一名銷售人員告訴記者,此次發售的星河灣樓盤,每套面積最小為350平米,最低價為2.5萬元/平米——明顯不是中低價位、 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 2006年建設部為調控樓市,出台了著名的「國六條」,明確要求「套型建築面積90平方米以下住房所佔比重,必須達到開發建設總面積的70%以上」。 記者查閱了中國土地市場網上公佈的自2010年8月至今東勝區的土地出讓公告,其中住房用地的土地用途全部為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但東 勝區的樓盤基本上是100平米左右」,一名鄂爾多斯本地開發商告訴記者。 「如果地方政府嚴格執行『國六條』,規劃部門會嚴格審查開發商上報的項目設計方案」,這名開發商說,「但到現在也沒聽說鄂爾多斯哪個樓盤的方案沒有通過審 批」。 「國六條」的「失勢」自然有樓市調控形勢變化的原因,但也難逃背後的潛規則作祟。 儘管土地出讓公告中會出現「國六條90/70」的要求,但在開發商與政府簽訂土地出讓合同時,開發商往往會與地方政府「討價還價」,調整容積率。 記者未能看到星河灣三幅地塊的土地出讓合同,但東勝區規劃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星河灣一期的具體施工已經與該區域控規不符,但他拒絕透露何處不符。

「90/70」政策的另一模糊地帶,是這個要求究竟在整個城市新建樓盤總量中有效,還是任意單個樓盤都要符合「90/70」規定。

業內人士稱,由於今年各 地政府發力保障房建設,因此很多城市「中低價位、中小套型」的保障房能夠佔到該地新增樓盤面積的70%。 在鄂爾多斯,地方政府正以較大力度推進保障房建設,手段之一即要求開發商在新建樓盤中拿出部分房源作為保障房出售。「近兩年基本上有20-30%的新開樓 盤被如此要求」,鄂爾多斯一名本地房產銷售經理告訴記者。 但在均價過2萬的豪宅項目裡撥出保障房注定不會被開發商所接受。一個佔用了回遷房用地的高檔樓盤銷售經理說,他們的做法是提高拆遷補償標準以彌補回遷戶利 益。

政府為何向星河灣借款11億?

有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星河灣的證件的確已經辦得差不多了」。在如此短時間內補足所有手續,一條重要的理由是,星河灣背後有當地政府的全力支持。 本報得到的《鄂爾多斯市星河灣控制性詳細規劃》提供了一個可供佐證的細節:這份控制性規劃於2010年7月由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做出。其中寫道: 今年年初廣州星河灣房地產公司選擇了在本區域搞房地產開發建設,但由於本區域在總體規劃修訂前不屬於城市規劃範圍,總規修訂後本區域控規階段的工作還沒來 得及開展,使本區域的掛牌選址報建工作無法開展,嚴重地影響了整個投資安排的進度。 這指的是,2008年上半年,鄂爾多斯市啟動新的總體規劃,星河灣區域才成為建設用地,但此區域的控制性規劃一直處於空白狀態。

當這塊7.88平方公里的區域變為建設用地後,星河灣成為了第一個項目。也可以說,這塊萬畝土地,就是當地政府為星河灣量身打造的。 9月1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曝光了一份2010年4月6日,星河灣方面與東勝區政府簽訂的投資協議,這份協議將地方政府與星河灣緊緊捆綁在一起。 按照約定,協議簽訂之日起,星河灣方面就可開工建設。但協議同時要求,星河灣方面需分期借款11億元給東勝區政府,東勝區政府保證項目用地不少於1萬畝, 其中建設用地不少於5000畝。東勝區政府還承諾,如果星河灣方面不轉讓該處土地,將免除相關的土地增值稅。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財大氣粗」的東勝區政府為何要向星河灣方面借款11億元? 東勝區政府辦公室主任王平並未否認此協議的存在,但拒絕向記者出示這一協議並作出解釋。 一名鄂爾多斯本地房地產商向記者分析了個中緣由:「星河灣項目儘管是政府招商引資項目,但當地政府必須『留一手』,也就是防止如此大體量的項目中途『撂挑 子』。

政府從開發商處借款,實際上就等於先收了項目開發的保證金,一是考驗開發商是否有足夠實力,另外也逼著開發商將項目開發進行到底。政府並不是為了借 錢,這些借款甚至可以作為開發商拍 地的出讓金直接劃歸政府,而不需要開發商到時再額外支付」。 這種分析並非空穴來風。 這名當地開發商介紹,鄂爾多斯曾經發生過投資項目「撂挑子」的事件。一家自主品牌汽車企業來到鄂爾多斯建設汽車產業園,地方政府提供很多優惠,劃出一塊土 地後,這座汽車產業園的進展卻並不順利。 9月8日,鄂爾多斯當地報紙《商務時報》刊出的一篇報導稱,2007年,潘石屹要在鄂爾多斯拿5000畝地開發獨棟別墅。於是政府組織當地的「有錢人」與 潘石屹進行「對話」。「對話完畢,老潘便組織這批人去了北京,購買了三里屯SOHO。但是鄂市東勝區的5000畝地卻沒有拿。」

事實上,一方面在用變相做法規避中央嚴厲調控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比誰都擔心市場崩盤的可能。 一級開發並軌二級開發? 在嚴格的土地政策面前,地方政府往往各出奇招以繞開政策限制。而鄂爾多斯的房地產市場,便有很多這樣的地方特色。 記者在鄂爾多斯市發改委網站上查詢到幾份通知,分別為2010年11月30日和12月8日,該市發改委對星河灣北苑商住區、清水商住區、濱河商住區、景榮 商住區、商務綜合樓、南苑商住區同意開展前期工作的通知。 「『同意開展前期工作的通知』是鄂爾多斯市特有的房地產項目審批手續」,一名在鄂爾多斯經營地產的外地開發商告訴記者。

「一般來講,此類同意開展前期工作應該指的是同意對某一地塊開展土地一級整理開發,也就是把生地做成熟地。但裡面肯定會註明:這種開展前期工作,指的是土 地的前期整理開發,而不是土地的商業開發」,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訴記者。 這種土地一級開發工作應由政府的土地儲備中心來做,在完成土地一級整理開發之後,這些地塊才能進入土地二級市場,通過招拍掛向開發商出讓土地使用權,進行 商業開發。 但記者查詢得到的幾份「同意開展前期工作的通知」中,卻明確寫著同意「大興房地產公司或北京富華園公司××項目」開展前期工作。

「這就表示,鄂爾多斯直接把前期整理開發和二級土地開發概念混同起來。」這名人士說,「在這種情況下,『前期工作』包含的內容就不只是土地的一級整理開 發,甚至可以造房子了」。 「這也是地方政府給看中這些地塊的開發商一個變相的承諾。」他說。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鄂爾多斯市用地指標緊缺。 「鄂爾多斯很多項目都是未批先建。因為沒有土地指標,就不能得到土地證,也就不能在二級市場招拍掛,自然也談不上之後所有的一切,包括項目的開發需要的規 劃許可證、工程規劃許可證,設計圖紙、方案也都無法報建。」這名知情人士說。 也正因為如此,鄂爾多斯市發改委在2010年12月8日同意星河灣一期所在的「北苑商住區」開展前期工作,等於給了星河灣一期一張「准生證」。

「至於為何4月開工的星河灣一期直到7月才進行土地出讓,很可能是直到7月,東勝區才拿到了用地指標,於是火速進行招拍掛,再補足之前需要的一切手續」, 他說。 但這名知情人士也說,在鄂爾多斯,未批先建是一種普遍現象,並不止星河灣項目獨有。「鄂爾多斯天氣寒冷,施工期只有半年,如果不未批先建,那麼什麼事也幹 不了。」 這名知情人士說,「這是這座城市在超前發展過程中,制度與現實的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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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公司變形記:連云港高利貸跑路潮調查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1-26/3MMDcwXzM4MzE3MQ.html

一個民間借貸者的突然死亡,引發了江蘇連云港金融圈的一系列「跑路」事件。

「只要是搞過民間借貸的人,不管有無關聯,紛紛到各自的上下家收錢,最終處於頂端的擔保公司頂不住了。」當地知情人士對本報表示。

一個月前,連云港市的揚帆、瑞陽兩家擔保公司老闆接連跑路。11月25日,連云港警方向本報記者證實,兩起擔保公司事件的處理已接近尾聲,相關責任人已被控制。

作為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民間借貸本無可厚非。但連云港兩起擔保公司老闆跑路事件,還牽涉到當地的銀行職工。

就連云港的個案而言,當地高利貸、非法集資者與擔保公司之間的資金鏈條已然形成。對於政府來說,如何監管和引導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突然死亡

2011年10月中旬,在連云港從事民間借貸的滕亮突然因病死亡。

滕亮的猝死沒有任何徵兆,因而引發了集資者的擠兌潮,而與滕亮有合作的揚帆、瑞陽兩家擔保公司因此受到牽連。

這三者之間的借貸關係並不複雜:滕亮先從揚帆公司借來1000萬元,再轉手把這筆錢以更高的利息轉貸給瑞陽公司。但誰也沒有料到滕亮的突然死亡。

10月16日,揚帆投資擔保有限公司老闆呂海明突然消失,3天後,瑞陽投資擔保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王兵也跑路,王與銀行合作的6000多萬元擔保資金也失去了信用保護屏障。

10月20日下午,連云港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金融辦以及銀監分局、公安等部門迅速介入調查。經排查發現,與瑞陽公司合作的銀行包括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江蘇銀行、東方銀行等。

這其中,江蘇銀行連云港分行存在風險的銀票敞口1300多萬,據該行一位內部人士向本報表示,「這並不是損失,也不會形成不良貸款,且已追回了一半的貸款。」

「由於王兵是做實業起家,跑路時,旗下仍有5家珠寶專營店,每個店每年利潤約百萬」,連云港銀監分局副局長殷路鳴向本報記者表示,「調查摸清情況後,迅速將王兵資產扣押,銀行也趕到法院申請保全,並與借款企業協商更換擔保機構。」

在連云港有關部門的合力下,王兵在出逃後一週即返回連云港自首。

王兵註冊的瑞陽擔保公司成立於2006年,這一年連云港各種擔保公司不斷湧現。由於當初成立時的門檻較低,全市範圍內擔保公司迅速達到160多家。

據當地知情人士向本報透露,2008-2009年,王兵不再專注於珠寶生意,轉而投資股票、期貨以及房地產開發。

一位與王兵有過接觸的浙江企業主告訴記者,王兵在玩大之後「更顯豪氣」,而各家銀行也不斷追捧他。2010年,瑞陽擔保公司註冊資本提高至6000萬元。

由於擁有擔保公司這個平台,王兵吸引了各路投資者,這其中就有滕亮的1000萬。實際上在事發後,王兵每年需要支付的高利貸利息就超過1000萬元。

「股票市場上王兵並不專業,搞地產需要大量資金且源源不斷,王兵玩不轉,最終資金鏈斷裂」,上述企業主表示,尤其是滕亮的突然死亡令王兵的瑞陽公司雪上加霜。

殷路鳴向本報表示,瑞陽擔保公司雖然因為資金問題出現崩盤,但其涉及銀行款項的風險已經被控制,不會產生太大影響。

連云港目前約有160餘家擔保公司,其中融資性擔保公司84家,涉及銀行擔保貸款金額約150億元,「風險屬於可控範圍之內,」殷路鳴說。

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地方政府堅決否定了「王兵將家人送到國外並捲走1.2億元」之說。

揚帆涉嫌非法吸儲

揚帆擔保公司的事發,則更令監管層憂慮,該公司實際控制人之一的呂海明系銀行員工。

記者多方證實,滕亮的1000萬高利貸款項來自揚帆擔保公司。經連云港政府部門排查,揚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本報獲得的資料顯示,揚帆擔保公司成立於2009年2月,一年後更名為揚帆投資公司,註冊資本金1000萬元,其中呂海明、李吉柱分別出資490萬和510萬元。

由於呂海明曾在建設銀行連云港分行工作過,並擔任過某支行的管理人員,背景和人脈網絡清晰,在其跑路後的第三天便被警方控制。

本報從當地銀行系統獲得的資料顯示,揚帆公司涉嫌違規吸納的公眾資金約1.3億元,吸收的存款利息在2分—9分不等,牽涉到300多人,目前已逐一登記完畢。

實際操作中,揚帆公司的股東李吉柱成立了一家「龍珠理財公司」,負責高息吸納公眾存款,而呂海明則利用存款進行放貸和投資。

「如果不是滕亮突然死亡,估計問題不是很大,但由於信息不對稱造成了百姓大規模擠兌」,一位給龍珠理財提供了50萬元(月息3分)的人士告訴記者。也正因為百姓擠兌不成紛紛報案,揚帆公司事件才得以浮出水面。

由於高額利息支付及時,揚帆公司曾在民間有不錯的口碑,「即使8月份陸續有人提現,也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重視。」 上述給龍珠理財提供資金的人士說。

有關揚帆公司的具體案情,連云港方面以「正在排查」為由拒絕透露更多信息。不過有當地銀行人士向本報證實,建行原職工呂海明是被警方控制後才從銀行「主動辭職」的。

此外,連云港跑路的民間借貸者不止是揚帆和瑞陽兩家。本報從當地銀行人士處獲悉,月餘前建設銀行連云港分行新浦支行原副行長顧某某涉及高利貸資金6000多萬,隨後顧與全家悉數跑路。建行總行曾派調查組前來調查,顧返回自首後也主動辭職。

被轉嫁的風險

殷路鳴向本報記者坦承,在兩家擔保公司老闆跑路之前,政府對擔保公司的運營監管一向較為重視,但監管手段相對落後。

在目前的體制構架下,融資性擔保公司在經信委系統核准登記,小額貸款公司由政府金融辦負責管理,而非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監管則處於真空地帶。

擔保公司的迅猛發展,與銀行的直接推動亦有明顯的關係。

商業銀行與擔保公司合作的目的是為了轉移風險。實際操作中,能控制風險的中小企業客戶早被商業銀行納為己有,往往把一些償債能力較差的「垃圾客戶」與擔保公司捆綁,利用保證金起到約束擔保公司和降低信貸資金風險的作用。

據當地銀行的一位高管對本報記者表示,80%以上的客戶都是銀行自己做,20%風險較大的企業客戶,銀行才會選擇與擔保公司合作。

由於目前在商業銀行的貸款考核中,「中小微企業數量」是一個重要指標,因此銀行不得不快速擴大「風險較大、原本不符合貸款條件」的中小微企業項目數量。

上述在連云港投資的浙江企業主向記者表示,很多時候銀行會向企業主動推薦擔保公司參與借貸業務。

但這種方式反而加重了企業的負擔。「銀行本來就是準備借款給該企業的,卻一定要拉來一個擔保公司,結果是企業多付了利息或手續費。」

目前大多數擔保公司都會要求被擔保的企業向其繳存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如某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100萬元,為其提供擔保的擔保公司會要求企業向其繳存20萬元保證金,企業按100萬元貸款本金向銀行支付利息,實際得到的融資僅為80萬元。

擔保公司變形

蘇州某商業銀行的人士告訴記者,如果企業正常經營,則擔保公司每年可獲得相當於註冊資本金10%的利潤,「這是相當可觀的收入」。

2006年之後,擔保公司越來越多,「當時的門檻較低,一般有個幾百萬的資金就可以註冊成立。」殷路鳴表示。

2008年—2009年期間,在國家4萬億投資拉動下,擔保公司數量井噴,「這個過程中,很多從事高利貸的人就註冊了擔保公司,甚至一些銀行的人和公務員成為了實際控制人。」

上述浙江企業主對本報表示,由於國家當前對信貸實行緊縮政策,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鏈壓力更大,「實體企業貸不到款,可銀行給鋼材城的貸款都是上億,而鋼材城並沒有實體業務。」

而擔保公司的另一個利潤源泉,是利用企業的「過橋資金」壓力。

按理說,企業的貸款到期時,必須歸還全額本金和利息後才能再行申請借款,但問題是,「現在銀行因為資金壓力要2-3個月才能續貸,以往一般是一個禮拜就可以了。」而要維持運作的企業資金鏈不能斷,高利貸成為了其短期借款的主要來源。

於是,這個「時間差」成為擔保公司大顯身手的機會——他們充當了借款銀行的角色。

據前述浙江企業主透露,擔保公司與商業銀行關係密切,對一些貸款到期的企業情況很熟悉。在銀行續貸批准之前,這些擔保公司主動找這類企業,願意提供高息借款,以解企業燃眉之急,等到銀行續貸批出款項時,企業再用來歸還擔保公司的借款。

「可以說,銀行的員工和擔保公司肯定存在著私下的利益輸送,這是存在已久的現象。」這位浙江企業主表示。

當地一位知情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揚帆公司正是扮演了上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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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試點變形記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2-23/100341796_all.html

 在安徽模式加速推向全國之際,北京市的藥品採購成為眾矢之的。

  11月中旬,央視報導披露,河南採購價為0.67元2毫升的克林黴素磷酸,北京採購價為11元。在就此類現象接受央視採訪時,國務院醫改辦批評北京在實施基本藥物制度上「落後」,指其沒有「嚴格按照新機制完成基本藥物採購工作」。

  國務院醫改辦負責人稱,今年以來,各地基本藥物採購工作進度明顯加快,截至10月底,全國超過三分之二的省(區、市)按新機製出台了採購文件,但還有包括北京在內的九個省(區、市)未嚴格按照新機制採購或未出台文件。

  國務院醫改辦所言「新機制」,指的就是安徽模式。

  為什麼北京推行安徽模式落後了?在回答這一問題時,北京市頗覺委屈。北京市衛生局一位官員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事實上,北京不是落後,而是曾經走在前面。安徽模式的核心是「零差價」,這個思路早在2006年就由衛生部推動進行首批試點,而北京恰是首批試點之一。

  不為人知的是,試點四年之後,北京市衛生局於2010年初悄然放棄這個模式。其後,社區「零差價」常用藥擴至700多種,實際加價銷售的非基本藥物品種規格多達1萬多種,幾乎是其他省份的10倍;在藥物使用和招標制度上,北京市也繞開了國務院力推的安徽方案。

  這是為什麼?

北京先行

  2006年12月25日起,北京市在全市18個區縣的2600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推行社區醫療機構「零差價」配送制度。

  其具體做法是,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僅供應312種藥物,全部實行「零差價」、統一採購、統一配送;因藥品收入損失,中心站到政府領取15%的銷售提成;同時配套財政「收支兩條線」管理改革。

  對比可知,北京市這套做法,與當前安徽模式奉行的基本藥物制度十分接近。

  以北京市王四營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例。2006年12月,該中心簽署了一份藥品使用「零差價」協議,其內容是社區僅使用312種「零差價」基本藥品。現有近1000種藥品馬上下架,退給供應廠商,換成規定的312種藥品。

  2006年前,無須政府過多投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可憑藥費收入維持運營。根據規定,衛生院的藥品銷售不受二、三級醫院加價率15%的制約,只要零售價格不超過國家規定的最高限價即可。其中的差價可歸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所有。

  一些社區衛生院相關人士透露,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的藥品進銷差價約為80%-100%。如王四營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該中心有26位醫務人員,一個月所有收入四五十萬元,其中85%收入來自藥品進銷差價。每月政府財政投入僅八九萬元。

  成為試點後,針對藥價下降導致的收入損失,北京市實行三種補償模式:

  其一為「完全收支兩條線」模式,即所有收入上繳財政,而人員經費、公用定額、專項經費和公共衛生補貼等開支由財政全額另行支付;

  其二為財政部分返還模式,亦被稱為「名義收支兩條線」模式,即僅返還醫療收入高於去年收入的部分,業界解釋為「基本上是把收上來的錢再發回去」;

  其三為政府購買服務模式,機構的人員配備和運行成本自行解決,但可按服務人口數享受藥品零差率銷售補貼和公共衛生補貼(2007年按照服務人口人均20元標準執行)。

  為保證人員收入的穩定,王四營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選擇了第一種模式。這與安徽模式最為接近。

難以為繼

  但是,始料未及的是,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後近一個月,北京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用藥便出現極度短缺。

  「基本藥物是統一配送,當時因藥品供應不全,群眾踢門、罵社區衛生中心的場面很常見。」一社區衛生中心主任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

  2007年上半年,大部分北京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門診量下降。即便加大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購買基本藥物的報銷額度,也留不住病人。

  病人流失主要與藥品短缺有關。北京醫療機構藥品集中招標採購中心副主任張毅表示,藥品降價以後,很多藥品的利潤都壓到非常小的空間,出現了部分企業不願供貨的情況。

  其中,「零差價」銷售的藥品總是斷貨缺貨,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用藥,如降壓藥和治療糖尿病藥品。臨床藥品選擇餘地變小,有些病人長期使用的品種如 芬必得、格華止等不在藥品目錄中;有些藥物如糖適平、壓氏達、消渴丸、腰痛寧和三代頭孢類藥品等限級使用,在大醫院使用可以報銷,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站)醫保則不予報銷。對口支援社區的大醫院的專家開藥後,病人因用藥問題不得不奔波於大醫院和社區醫療機構之間。

  更有部分患者反映,「零差價」目錄中的部分藥品價格,比他們過去常用的一些藥物高許多,但是療效卻低於原來這些常用藥。

  不少社區醫療機構的病人往大醫院返流。如亞運村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及其所屬社區衛生服務站,2007年1至5月的門診量同比下降了15%-20%,而附近的中日友好醫院1至5月門診量卻同比上升了30%。

  2010年上半年,北京市大山子附近的一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因無病人上門,幾近倒閉。一些社區基層醫療機構萌生了退出基本藥物制度體系的念頭。

  為了彌補「零差價」帶來的收入損失,北京市政府大手筆進行財政投入「養人」,效果卻也不好。

  方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吳主任對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因績效工資有定額,例如一個醫生一年收入6萬元左右,現在的考核方式根本拉不開差距,幹得多的和幹得少的一年差距不到1萬元;且績效工資年底突擊發放,差距更不敢拉開,實際工作很難做。

  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坦承留不住人:「優秀的骨幹醫生走了不少,到二三級醫院去。」

重走回頭路

  逐漸地,北京市基本藥物制度政策開始發生變化。當初政策規定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只能使用312種藥物,在三年內,品種和種類慢慢增多。

  2007年上半年,王四營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藥費利潤的30%,用於補償新農村合作醫療的虧損。進行試點後,補償便難以為繼。僅半年間,鄉政府新農合虧損缺口達40萬元。

  由於擔心此後缺口加大,王四營鄉政府出台文件,允許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購買312種基本藥物之外的35種藥,均在5元以下,如感冒通、咳平等;並允許全部可以在進價外加15%利潤。

  儘管如此,周邊百姓還是抱怨藥品種類太少。2007年上半年,朝陽區社區衛生服務管理中心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每月進行一次「質控結果反饋」,不滿意都集中在「藥品品種不全」上。

  針對這些情況,北京市衛生局漸漸有所調整,在藥品種類方面 「口子」越開越大。「2007年下半年,每月一次的檢查就不那麼嚴格了。」王四營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王翠平說。

  2009年8月,國家實行基本藥物制度。北京市在國家基本藥物的基礎上,結合原來的社區用藥目錄,制定出519個品種的「市基本藥物目錄」。此時非基本藥物在社區服務中心的使用依舊有政策限制,約控制在20%之內。

  至2010年,王四營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使用藥品種類數已達664種,其中「零差價」藥物佔比僅為63%。

  據多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藥房人員透露,有患者先交定金,可以指定拿某種藥。據粗略估計,實際北京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平均非基本藥物使用量達70%左右。北京市衛生局相關人士無奈地表示:「在基層醫療服務機構,完全堵死非基本藥物的口子不現實的。」

  可見,北京並非在推行安徽模式上「落後」,而是先期經歷了從試點到悄然放棄的完整過程。在一定意義上,北京的試點是一個失敗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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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名制變形記

http://news.imeigu.com/a/1328865180222.html

每個管理部門在推出實名制時,都有著合理的邏輯和美好的初衷,從最初的維護社會誠信,到現在成為「維穩」良藥,但實名制的推行多數並未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

近年曾引起關注的種種實名制中,真正效果良好,實現了政策制定者初衷的並不多。不少實名制在熱鬧過後不了了之,有的名存實亡,有的進退兩難。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說,只有那些涉及個人信用以及國家安全的才可以實行實名制,其他的領域則是給老百姓的自由越多越好。

現在,什麼事情不好管,就用實名制。實名制正面臨被濫用的危險。 (CFP/圖)

關於微博實名制的另一隻靴子落下了。2012年2月7日,北京市網管辦負責人在一個關於微博管理的座談會上透露,自3月16日起,新浪等四大門戶網站的微博,將全部採取前台自願、後台實名註冊,未實名用戶將被強制攔截,禁止發言。

這只是關於實名制的最新一次行動。事實上在春節前後,北京「菜刀實名制」的消息就已傳得沸沸揚揚,引發媒體對「實名制」的又一撥議論熱潮。北京警方隨後澄清,說只有管制刀具才需實名購買。

「實名制」作為一種公共管理手段,新世紀以來,在中國以各種理由廣泛推行,並影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儲蓄、看病等少數能為社會廣泛接受的實名,到 網絡、手機、自行車這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物件的購買和使用,再到個別地區連購買豬肉、避孕藥也要「實名制」。幾乎每一種實名制的推行,都會引起關注和爭 議。

每個管理部門在推出實名制時,都有著合理的邏輯和美好的初衷,從最初的維護社會誠信,到現在成為各部門「維穩」的良藥。但實名制的推行多數並未達到 令人滿意的效果。事實上,回望近年曾引起關注的種種實名制中,真正效果良好,實現了政策制定者初衷的並不多。大部分實名制在熱鬧過後不了了之,有的名存實 亡,有的進退兩難。

開啟時爭議小

對實名制比較通行的解釋是,人們必須以真實姓名作為進行各種社會活動的標識。照此解釋,過去,在航空、固定電話、出入境等領域實名制早已存在。

「實名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是在2000年。當年4月1日,國務院下發了《個人存款賬戶實名制規定》。當年國家推行儲蓄實名制的目的有,為了遏制金融詐騙、整頓金融秩序、打擊公款私存、遏制貪污腐敗。

但實行的效果與政策的初衷尚有距離,廣東省監察廳副廳長武田曾撰文指出效果「十分有限」。實名制之後,金融犯罪仍居高不下,原因在於配套措施沒有跟 上,戶籍管理的缺陷,使很多人有多個身份證明。此外,規定本身不徹底,沒有對2000年4月1日前的虛名存摺進行清理,有的至今還在使用。

在打擊貪腐方面效果也不明顯,一些貪官用親屬之名存款,加之沒有財產申報制度等相應配套的制度,這些都影響了實名制的效果。

迄今,所有文章無一例外地都認為,我國的存款實名制離真正的金融實名制「有十分遙遠的距離」。但存款實名制,由此開啟了「實名制時代」。

2002年,我國實行證券賬戶實名制,解決了機構用多賬戶操作股價的問題,但目前的條款還有對違反實名制的罰則。

2003年,北京市推行看病實名制,解決了「一人參保全家看病」的冒名看病問題,但政策始初宣傳的「打擊號販子」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這幾項實名制,儘管還存有政策自身的漏洞,以及沒有解決的問題,但社會接受度較高,爭議也小。

網絡實名激辯升級

隨著網絡的迅速發展,實名制被管理者視為網絡管理的有效手段。2002年4月29日,清華大學新聞學教授李希光在訪談中提出,「人大應該立法禁止任何人匿名在網上發表言論」,一時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2005年後,實名制在網絡加速推行,爭議也接踵而來。

2005年3月,教育部要求所有大學校園網的BBS轉為校內平台,學生實名登記不對外開放。當年7月,騰訊QQ開始推行實名制,隨後,實名制浪潮席捲了網絡的每一個角落,網遊實名、網店實名、博客實名、版主實名,直到今年又開始微博實名。

一項項實名制並未管住網絡上的泥沙俱下。如防止網遊沉迷的實名認證,系統只會識別身份證號碼是否「成年」,卻無法識別在玩遊戲的人是否成年人,這直接帶來很多青少年在網上買成年人的身份證號,輕鬆繞過系統。

網店實名制,在現實中同樣可以遭輕鬆破解,一些人花幾十元購買一個身份證生成器就對付了。

網絡實名制尚沒有上升為全國性的規定,國內只有少數省市嘗試這一做法,杭州是全國第一個通過地方立法實施網絡實名的城市,根據該市人大常委會審議通 過的《杭州市計算機信息網絡安全保護管理條例》,2009年5月1日起,發帖、寫博、網遊都要提供有效身份證明。當地的初衷是防止匿名在網上散佈謠言、製 造恐慌和惡意侵害他人名譽。

此條例當年一發布,就遭到了質疑,認為此舉會收縮公民訴求表達的渠道,而且如何界定「惡意攻擊」也是難題,隨後媒體集中報導了杭州「網絡實名制遇冷」。這項法規的執行不了了之。

在與網絡有關的實名制推行之時,國內爆發多起網民信息洩露事件,2011年12月21日,國內最大的程序員社區CSDN上600萬份用戶資料曝光。 22日,多家網站近5000萬用戶信息洩露,29日,廣東出入境政務服務網400萬用戶信息洩露。「實名制是否危及用戶隱私」的話題再度被熱議。

中國的網絡實名制,重要的學習對象是韓國的實名制。不過2011年12月,韓國廣播通信委員會提出,從2012年起逐步廢除已經實施了4年多的互聯網實名制。作為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實行互聯網實名制的國家,韓國已開始走回頭路。

但這些都沒改變中國的網絡管理部門用實名制管理網絡的決心。2011年底,面對微博製造的一波波輿論,北京市的應對方式,仍是推行微博實名制。

「手機實名制」有名無實

與網絡實名制同時推行,當然也飽受爭議的,還有「手機實名制」。這個政策的出發點是治理不良短信,但實行已三年,詐騙、色情、違法開票的垃圾短信照舊漫天飛。

推行此政策的關鍵點,在於如何在購買手機卡環節保證實名。南方週末記者在北京瞭解到,現在用戶去幾大移動通訊運營商的直屬營業廳辦理手機卡,需要出示身份證,三級代理商去營業廳批發卡號,也需要憑身份證,但用戶到代理商處購買,則不需身份證,在這裡手機實名制形同虛設。

眾多實名制中,商業預付卡實名也正面臨「形同虛設」的尷尬。2011年5月23日,國辦轉發了七部委聯合制定的《關於規範商業預付卡管理的意見》,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要求預付卡辦卡實名。

但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羅猛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指出,意見規定了不記名的商業預付卡面值不超過1000元,購買者很容易每次購買不超過1000元,通過化整為零的方式逃避監管。另外,意見只規定了購卡實名制,卻沒有用卡實名制,也給腐敗留下了漏洞。

對於普遍老百姓而言,實名製出現在生活的更多方面,比如買自行車。2007年9月27日,商務部、公安部、工商總局和質檢總局發佈了《關於規範自行 車購銷管理的通知》,規定從當年12月1日開始,凡是新出廠的自行車售賣實行「實名制」。具體做法是,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在出廠前刻制獨一無二的15位編 碼,作為「身份證」,顧客購買時需提供身份證,銷售網點通過非機動車管理網進入錄入、登記。

自行車實名制的出發點是,群眾在自行車丟失後報案,公安機關在追回被盜車輛後可及時返還給失主。不過4年已過,只有北京、上海、浙江、廣東等幾個省 份出台了類似文件,且具體執行仍難如人意,購買自行車,並不需要出示身份證。廣東省自行車行業協會秘書長馬助森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廣東省沒有執行自行車實 名制。

已實行自行車實名制的浙江杭州餘杭區,一位警方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當地情況也不樂觀,目前的管理體制不順影響實名制的推行,公安、質檢、工商都 在管,多頭管理加大了執行成本,使落實難上加難。最為關鍵是現在丟失自行車,沒幾個人會報案,公安機關又有多大可能去追查一部自行車?

消失的豬肉和避孕藥實名

1月31日,廈門市停止了為期4個多月的市級儲備肉投放,喧囂一時的「賣肉實名制」也劃上了句號。2011年8月,面對高漲不下的豬肉價格,廈門市動用政府儲備肉,以低於市價15%的價格銷售,同時規定購買2公斤以上者需出示身份證,每人限購5公斤。

此舉迎來了好評,也帶來了質疑和批評。2月3日,廈門市商務局市場處處長胡衍國說,全市350萬人才投放了600多噸市級儲備肉,主要是中低收入人群購買。這批肉投放有平抑物價的作用,更主要是保證對中低收入人群的供應。

至於身份證,他說並不是為了限制購買,而是防止有人大量購買之後再倒賣。今年春節後,廈門肉價回落,儲備肉停止投放,「賣肉實名制」也不再有。

消失的還有「避孕藥實名制」。2009年12月31日,福建省藥監局下發《關於加強緊急避孕藥品監督管理的通知》,要求藥品零售企業銷售緊急避孕的米非司酮(10mg)等非處方藥時,要登記顧客姓名、身份證號碼、聯繫方式等。

2011年底,福州、廈門、三明等市要求「購買避孕藥實名制」被曝光,引起爭議。藥監局的解釋是,當時實施實名制主要是出於監管緊急避孕藥用於非法終止妊娠,並沒有什麼過多的原因。2012年2月4日,福建省藥監局辦公室相關人士回應說,這份文件已經廢止了。

眾多實名制中,快遞業的實名制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據公開報導,2010年,國內查獲大量通過快遞渠道的違禁品,其中毒品案件327起、各類危險品1400餘起。

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國家郵政局為此聯合發出了《關於加強寄遞渠道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快遞企業要在郵件、快件收寄、分揀、運輸、投遞等環節安裝監控設備,同時自2011年開始將浙江紹興縣作為試點推行快遞實名制。

2012年2月3日,南方週末記者從紹興縣公安局禁毒大隊瞭解到,目前試點運行良好,全縣25家快遞企業均已實行實名制。

2011年8月,有媒體報導此舉將在全國推行,但隨後就有聲音表示全國推行面臨客戶隱私外洩風險,且加大了快遞企業的運行成本,甚至會流失客戶。上海、南昌郵政部門明確表示暫不執行。至今尚無全國推廣的下文。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說,只有那些涉及個人信用以及國家安全的才可以實行實名制,其他的領域則是給老百姓的自由越多越好。不能什麼事情覺得不好管就用實名制,這實際是行政權力的濫用,他擔心這種濫用會進一步擴大。

現實中,實名制從網絡和社會生活中深入到涉及個人隱私的領域,2010年7月17日,武漢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實名曝光。2011年3月,還是武漢,在市屬媒體上實名曝光了40名亂闖紅燈、亂扔垃圾的市民。 (責任編輯:於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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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變形記——造假流水線何以通暢無阻

http://www.infzm.com/content/73556

既然有總攬大權進行審批的發審委存在,投行和審計機構常常藉機推卸他們原本應該承擔的審計責任,甚至合夥應付發審委的喜好,反向破解審核密碼。

綠大地造假上市案的爆發,也讓一條由投行保薦人、會計師事務所構成的「造假流水線」曝光於天下,也使得這些資本市場中介機構再次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焦點。

有些投行保薦人配合公司包裝,美其名曰「上市輔導期」。輔導過程中,公司在投行保薦人指導下明目張膽地進行包裝,目標就是欺騙公眾投資者——把原本垃圾的公司包裝得光鮮亮麗,並在股市高價發行圈錢。

如果說,保薦人是防範擬上市公司出現虛假信息披露、材料不實的第一道關,註冊會計師事務所就是擬上市公司財務審計中的第二道關。那麼,在現行的新股發行制度中,發審委是把好企業上市信息公允性的最後一關。

但發審委的存在,讓投行和審計機構有機會推卸原本自己承擔的審計責任。既然有發審委總攬大權,投行和會計師事務所做的就不是認真審計發行人的財務信息的真實性,而是合夥應付發審委的喜好,以及通過一系列反向工程來破解發審委的審核密碼。

造假流水線

中介機構「灰色產業鏈」的存在,是對現有新股發行規則的玩弄與輕蔑。

事實上,一些投行和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已經形成造假上市的「灰色產業鏈」或「造假流水線」。在綠大地一案中,原上市公司管理層之所以能夠肆無忌憚地造假上市,並在上市後繼續造假,投行保薦人和財務審核機構的多家會計師事務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綠大地造假過程看,灰色利益鏈中不僅有現存市場制度下利益勾兌的「潛規則」,還有行走於市場邊緣的「財務高手」們對法制和規則的玩弄與輕蔑。

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負責人近日也強調指出,會計師事務所要時刻關注媒體報導,並對媒體質疑所涉及的問題,重新全面評估相關審計證據及審計結論。

據監管部門透露的消息顯示,四川天澄門律師事務所和鵬城會計師事務所均未遵守相關法律和會計業務規定,而在以虛假原始財務和法律資料編制報表之後,承擔審計責任的深圳鵬城和中和正信會計師事務所在現場審計過程中的違規操作,最終為虛假財務數據打開了「一路通行」的綠燈。

南方週末記者在造假案調查過程中發現,由於保障財務數據真實性的關鍵審查環節「現場審計」一直被牢牢地掌控在「造假軍師」龐明星個人手中,使其得以利用各中介機構的失職與疏忽,從容「包裝」一系列造假數據,並最終騙過了監管部門和市場投資者。

而在案件曝光後,除了對造假當事人的懲處之外,追究中介責任的呼聲也成為市場共識。這一幕場景,不能不令人想起十年前「銀廣夏上市造假」案曝光後,為證券中介行業所帶來的巨大震盪。

2000年前後銀廣夏案的曝光,不但直接導致了當時名列國內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深圳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解體,而且引發了一系列包括中介監管及會計制度方面的重大變化:包括全面引入國際會計準則、強化註冊會計師協會管理職能等等。

而在事隔十年之後,再度曝光的綠大地造假上市案,儘管與銀廣夏造假上市性質相同,但是從造假操作到最終曝光,其間依然有著大量細節上的差異。仔細分辯這些差異,可以看出過去十年裡中國證券市場監管的進步與不足。

首先是在造假主體上,銀廣夏一案是由會計師事務所執業人員直接參與造假,而在案件爆發後的媒體調查中,更顯示出這一造假模式,是當時市場中介機構中所流行的「潛規則」。

一位資深會計業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當時「造假上市」模式的流行,既跟當時「為國企解困」的證券市場管理思路有關,也跟當時會計規則不完善有很大關係。

該市場人士表示,自己在香港多年執業過程中,既學過英國的會計準則,又學過美國會計準則,但第一次到內地從事B股上市業務時,卻發現自己「根本看不懂」內地會計準則與要求。

他發現當時國內通用的「蘇聯式」會計準則,不但與國際會計準則無法接軌,而且完全無法反映出市場化企業的真實運作情況。南方週末記者亦有發現,在2000年前後查看多家A+H股上市的企業財務資料時,發現A股報表資料極其粗略且漏洞百出,而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H股財務數據,則清晰地反映出了企業經營的各種動態與細節。

而到2003年之後,中國證券市場開始大力推進上市公司會計準則與國際標準接軌,最終使得上市公司財務數據成為市場投資者的重要標準。

另一個進步則是,在造假曝光的過程中,銀廣夏一案几乎是由媒體獨立調查曝光,其後再牽出大規模會計造假的「潛規則」。

而在綠大地案中,儘管監管部門在上市時由於失察而任其造假資料通過了層層審核,但在其後續增發過程中,已有所覺察的監管當局及時「推薦」了新的會計師事務所,最終由該所審計時發現了財務造假跡象。直到監管機構大規模進駐調查,綠大地造假案才最終引發市場關注和媒體跟進。在地方法院的一審判決之後,證監會還專門召開發布會,公開了更多未被一審認定的細節。

造假何以通過層層審核

目前新股發行重重審批環節存在結構性缺陷。每個審核環節都以為其他環節能堵住漏洞,結果卻造成了大規模的造假行為一路通行。

不過,貫穿兩次上市造假案的核心運作模式——行政審批制度下的權力尋租並未從根本上受到扼制。

在市場制度與規則日益完善的過程中,「資本高手」們對社會財富的掠奪也更具隱蔽性和專業性,而身為市場信用承擔者的中介機構及相關專業人士,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日益明顯。

在綠大地一案中,造假主體實質上是公司管理層和帶著審計項目屢屢「掛靠」不同會計師事務所的龐明星,而這一「項目掛靠」模式本身就已經違反了相關行業管理規範,只是由於各級監管機構的縱容,才得以實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綠大地案也凸顯目前新股發行中重重審批環節的結構性缺陷。每個審核環節都以為其他環節能堵住漏洞,不必自己來「做惡人」,甚至因利益關係而「睜隻眼閉隻眼」,而最終卻造成了大規模的造假行為一路通行,讓卻市場投資者和社會各方付出了沉重的「埋單」代價。

這一現象並非中國證券市場所獨有,上世紀80年代初曾在香港證券市場引起巨大轟動的「佳寧案」就是一個類假的案例。

香港上市公司佳寧置業因財務造假最終倒閉一案,直到2001年底才最終審結。其間涉及的貪污詐騙款項達66億元,訴訟費高達2億多港元,整個案件的調查過程長達17年,審查資料數百萬份,調查和追緝範圍遠及三大洲十多個國家,創下了目前世界司法領域裡的一系列「吉尼斯世界紀錄」。

在佳寧案爆發近20年後,案發時任香港證券監管專員的霍禮義專門寫了一本書回顧此案的來龍去脈。

霍禮義在書中指出,在佳寧造假案中,當時的佳寧董事長陳青松及其團隊「顯然還缺乏市場經驗」。而專業的顧問們,包括券商、律師事務所和會計師事務所「對事件的發展起著實質性的作用」。

在以虛假交易粉飾的商業帝國最終崩潰後,陳青松為此付出了近20年的牢獄生涯。今天綠大地的董事長何學葵及其「專業顧問們」,又將面對著怎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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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營立委推變形版證所稅劉憶如閃辭 不動產實價課稅路難行

2012-6-4  TWM




國民黨立院黨團提出證所稅整合版本,等同打了劉憶如一巴掌;擔任一一四天財政部長後黯然下台,成為陳冲內閣最短命的閣員。

撰文.張瀞文

五月二十八日,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版證所稅出爐,隔天,財政部長劉憶如閃辭,台股大漲二○六點。市場與股民的反應,恐讓一向自負的劉憶如,無法接受。

做事充滿幹勁,擁有強烈主張的劉憶如,一心想挑戰當年財政部前部長、母親郭婉容「課徵證所稅」未竟之志。劉憶如一個理想,卻把自己逼到黨內同志不挺,民眾反彈的險路上。

府院不挺 公主復仇失敗一位股市資深投資人就說,證所稅本來就是一件相當棘手的事,郭婉容時代,因為復徵證所稅,讓股市連續十九天無量跌停,這對於老一輩投資人來說,是永遠也揮之不去的夢魘。

劉憶如與當年郭婉容所遇到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受歐債影響,全球股市低迷,台股持續量縮下跌,加上金管會不挺,要求配套降低證交稅,讓劉憶如的證所稅版本還沒出行政院大門,就已經士氣大挫。

緊接行政院雖推出折衷版本送到立法院,但市場大戶、券商公會、工商團體、企業大老全面反彈,甚至國民黨立院黨團在五月八日立法院程序委員會中,也曾主動擋下行政院所推出的證所稅版本。

雖然馬總統出面緩頰,國民黨立院黨團在程序委員會決定先放行,但這舉動已種下今日劉憶如「很難留下來」的火種。

在發出請辭聲明前,劉憶如給昔日立法院同僚李桐豪(現為親民黨立委)打了電話,電話中劉憶如說,雖然她也參與國民黨版證所稅的制定過程,「但心理上有保留」。

經過一晚沉思,她覺得這版本已不是當初馬總統交付的證所稅理念,而只是「證交稅的加稅版」,與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無關,所以她才會請辭。

傳言辭呈遞出當天下午,劉憶如就親赴總統府,向馬總統訴說近日因為證所稅所受的種種壓力。

「整個藍營證所稅版本的主導權,全部被國民黨的立委給拿走,你說她還能不辭嗎?」李桐豪說。

綠營立委吳秉叡則說,部長的政策,府院都不支持,國民黨團扯後腿,劉憶如肯為自己政策下台的風骨,值得肯定。

只是,才踏出台灣稅改第一步的劉憶如,在藍營推出一個「變形版證所稅」的呼聲中請辭下台,接下來不管誰擔任新財長,勢必對「稅改」多所顧忌。

如果「第一步」都已走得那麼辛苦,社會期待的「稅改第二部曲||不動產實價課稅」,恐怕將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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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爾變形記:漫長曲線MBO全解析 郎咸平

http://xueqiu.com/3533335030/21961105
第一次變形 內部持股會軟體尋海爾投資硬殼

  獨立於海爾集團之外的海爾內部持股會控制的海爾投資掌握著海爾資產中最有價值的兩部分——原材料採購公司和商標所有權。政策上的限制造成了持股會難以進行資本操作,海爾內部持股會必須尋找一個投資工具或者說「殼」。海爾投資正是這樣一個殼。通過海爾投資,海爾內部持股會可以將賬面收益轉變成資本用於再投資

  2004年4月上旬,內地和香港各大媒體紛紛報導海爾集團將把其洗衣機業務,以及持有的飛馬通訊(青島)有限公司35.5%的股權注入海爾中建(1169,HK)—【編者註:該上市公司後更名為$海爾電器(01169)$】的消息。

  在海爾中建發佈公告的其後幾天,很多股評家對此事作出了積極的評價。主要觀點是,由於海爾股票已經在上交所上市,此次海爾如果能成功地借殼進入香港資本市場,將實現海爾一中一外的「雙資本運作平台」,極大地提高海爾的融資能力,促進海爾國際化的進程。

  事實是不是如這些評論一樣呢?海爾進軍香港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呢?

  通過仔細翻閱海爾中建關於此次事件的公告,我們發現了一張股權結構圖,清楚地標示出了本次注資後海爾集團和海爾中建之間的股權關係。在這張圖中,一家名為「海爾投資」的公司浮出了水面,他直接和間接地控制了海爾中建35.84%的股份。

  海爾投資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和海爾集團是怎樣的關係呢?從海爾中建披露的材料看,海爾投資有兩個股東,一個是海爾集團,佔了1.4%股份,而另一個是海爾內部持股會,佔了98.6%的股份。這樣的股權結構有兩個引起我們關注的地方,其一,海爾內部持股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組織,為什麼獨立於海爾集團公司之外?其二,持股會和海爾集團之間的持股比例為何相差如此懸殊?在以下的部分中,我們將詳細分析海爾內部持股會及其變遷的歷史。

  在研究海爾的內部持股會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瞭解一下「內部持股會」的定義。

  根據國家民政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家體改委等相關部委聯合發佈的一個文件(民社發1997 28號),持股會定義如下:

  「職工持股會是專門從事企業內部職工持股資金管理,認購公司股份,行使股東權利,履行股東義務,維護出資職工合法權益的組織。職工持股會會員以出資額為限,對持股會承擔責任,職工持股會以其全部出資額為限,對企業承擔責任。職工持股會的資金不能進行本企業以外的其他投資活動。」

  上述文件非常明確地給出了內部持股會的定義。內部持股會不具有法人資格,持股會資金不能進行本企業以外的投資活動。

  瞭解了持股會的性質之後,我們來看看海爾內部持股會的變化。1997年,海爾內部持股會浮出水面,人們開始注意到這樣的一個組織。2000年,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成立,內部持股會控股98.6%。2001年開始,內部持股會通過海爾投資開始間接持股香港上市公司海爾中建。

  通過進一步研究海爾內部持股會,可以發現海爾內部持股會從成立之初,就和通行的內部持股會有著顯著的不同:通常企業的內部持股會僅是職工權利的代表,只作為企業的普通股東之一存在,本身不直接掌握實體資產。但是,海爾內部持股會從成立之初就和海爾集團公司相對獨立,並直接掌握著大量的實體資產。比如海爾原材料採購公司、海爾商標所有權等等。

  海爾持股會在海爾控制了如下產業:

  1.零部件採購

  海爾集團於1998年進行了業務流程的重整,成立了上游負責原材料和零部件採購的零部件採購公司、下游負責產品分銷的42家工貿公司。其中零部件採購公司由海爾持股會全額控股,工貿公司由海爾集團公司全額控股。內部持股會通過零部件採購公司控制了整個海爾集團的零部件採購。集團下屬的各個生產廠都要向該公司採購生產所需的零件和原材料,而零部件採購公司享受購銷的差價。

  2.海爾商標所有權

  從青島政府官方網站(青島政務網)上發現,海爾這個品牌的所有權屬於海爾投資有限公司。相關文字表述如下:

  「海爾商標所有人目前為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地址在青島市高科技工業園海爾路,商標註冊日期為1989年10月10日,該商標的前身「琴島—利勃海爾」於1991年9月19日被國家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1995年7月5日國家工商總局認定「海爾」為「中國馳名商標」。

  通過上面兩項內部交易,海爾內部持股會積累了大量的利潤。

  通過推算,從1999年開始到2003年,持股會從零部件內部轉手貿易上獲利約11.54億元。另外由於海爾投資享有海爾品牌的所有權,海爾集團下屬各家公司每年都要向海爾投資繳納可觀的商標使用費。從1999年到2003年,僅商標使用費一項,海爾內部持股會即可收入22多億元。

  如何將這些利潤收入轉變為資本以達到保值增值的目的,這是持股會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可是,中國對職工內部持股會的資本操作有很嚴格的限制,相關政策如下:

  國家民政部2000年7月印發了《關於暫停對企業內部職工持股會進行社會法人團體登記的函》,規定職工持股會將不再具有社會法人團體資格;

  中國證監會2000年12月11日在《關於職工持股會及工會能否作為上市公司股東的覆函》中也明確指出,職工持股會不能成為公司股東,中國證監會暫不受理工會作為股東或發起人的公司公開發行股票的申請。2000年12月,中國證監會法律部24號文明確了「職工持股會將不再具有法人資格」,「職工持股會不能成為公司的股東」。

  鑑於上述的政策限制,海爾內部持股會很難將自己在內部交易中的獲利做進一步的投資。為了繞過政策壁壘,海爾在2000年成立了海爾投資有限公司,內部持股會佔有98.6%的股份,海爾集團佔有1.4%。通過股權比例的控制,海爾持股會達到了兩個目的:

  1.海爾投資有兩個發起人,符合公司法的要求;

  2.海爾內部持股會實際上控制著海爾投資,享受海爾投資的收益,這樣最大限度地維護了海爾內部持股會的利益。

  政策上的限制造成了持股會難以進行資本操作,海爾內部持股會必須尋找一個投資工具或者說「殼」,繞過政策壁壘。海爾投資正是這樣一個殼。通過海爾投資,海爾內部持股會可以將賬面收益轉變成資本用於再投資。這次尋殼是海爾的第一次變形。

  如上文所述,海爾投資成立於2000年8月。海爾的內部職工持股會這個軟體動物有了第一個實體的殼,從此開始了一系列的運作,使它通過海爾投資不斷發展壯大,以至最終需要一個更大的殼才能容納。

第二次變形 海爾投資操作資產變現與壯大

  海爾投資在將手中資產變現獲得流動資金之後,在國內不斷投資新的項目,而且增加了金融類公司的比例。保守估計,海爾投資的總資產(包括海爾品牌)已經超過650億元。優良資產包括商標使用權所帶來的利潤,為海爾投資及內部職工持股會的海外運作打下堅實基礎

  海爾投資要進行大規模運作,資金從哪裡來呢?我們從公開信息中發現兩大重要渠道:

  溢價變現家電

  海爾投資剛剛成立一個月後,即2000年9月,青島海爾股份有限公司(60069,青島海爾)董事會就通過了收購海爾投資掌控的青島海爾空調器有限公司股權的決定。隨後,2001年1月21日,青島海爾利用增發募集資金和部分自有資金共計20億元(其中青島海爾增發1億新股,募集17.48億元),向海爾投資溢價收購青島海爾空調器有限公司74.45%股份產生的股權投資差額,20億元一次性轉讓給海爾投資。這樣通過變賣海爾空調器公司,海爾投資手中有了運作的「第一桶金」。

  品牌增值

  海爾投資的另外一個主要資金來源是收取海爾這一品牌的使用費。前面已經提到,海爾的品牌商標所有權在海爾投資成立後就歸屬了海爾投資,而海爾系內各個公司每年按照當年的銷售收入的0.8%向海爾投資支付商標使用費,從1999年到2003年的總值約為22億元。

  而且,隨著海爾品牌價值的逐年增長,海爾投資的該項收入也隨之大增。根據海爾公佈的資料分析,由權威機構共同評出的中國品牌價值排名中,海爾品牌連續三年(2002至2004年)榮登榜首,海爾過去5年中各年份商標價值也從330億元一路飆升到612億元。

  手中有了錢,躊躇滿志的海爾投資,開始了蓄謀已久的多元化擴張,在金融和產業領域「兩條腿走路」。

  ★海爾投資的金融資產擴張

  由於羨慕GE成功的產融結合模式,海爾高層也正式吹響進軍金融控股的號角。短短幾年間,海爾投資便打造了總交易金額達18億元的包括:信託、證券、銀行、保險及保險代理、財務公司在內的龐大金融鏈條。

  期間的重大事件包括:

  2002年1月,海爾集團在長江證券增資擴股中以4.7億元,獲得20%控股權,成為第一大股東;長江證券2000年稅後利潤總額在全國排名第19位;2001年則躍居全國同行業前8位。

  2002年11月28日,海爾投資和美國的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共同出資設立了海爾紐約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總部設立在上海,註冊資本金為2億元,中美雙方各佔50%的股份。藉海爾的品牌號召力和紐約人壽的經驗,海爾紐約人壽成立時間雖然短,卻取得了令同行業中外合資壽險公司們羨慕的業績——2003年公司運營的第一年保費收入就達到8300萬元,是預期的兩倍!

  ★海爾投資的非金融資產擴張

  首先,海爾系中部分原來產權歸屬集團或者歸屬不明的重要業務明確轉到海爾投資旗下:

  1.海爾投資成立之後,它即獲得海爾空調電子、合肥海爾及合肥洗衣機的控股權;2.青島海爾設備管理有限公司,註冊資本200萬元,其中80%股權由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持有;3.全面負責海爾上市公司銷售的遍佈全國的40餘家海爾工貿公司,原來隸屬集團,但是也有蛛絲馬跡顯示至少其中的部分如今已經歸屬海爾投資。

  其次,在產業多元化方面,海爾投資也在許多新領域進行了大規模的開拓:

  1.原工程塑料國家工程研究中心於2001年11月改製為海爾科化工程塑料國家工程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由中科院化學所、海爾和公司管理層及骨幹共同持股。2001年4月,海爾科化以技術入股的方式,與海爾投資合資成立了總投資額為1.2億元、生產能力達2萬噸/年的「膠州海爾新材料研發有限公司」。

  2.2001年10月,青島海爾向農行青島市南區第三支行借2億元短期貸款,用於與海爾投資共同投資設立大連海爾電冰箱有限公司和大連海爾空調器有限公司,並以此建設大連出口加工區投資建設出口電冰箱、出口空調器生產基地項目。青島海爾在這兩個公司佔股份均為90%,可以推測出海爾投資的股份均為10%。

  3.2002年12月,海爾投資與德國歐倍德合資成立「中國歐海家居有限公司」,總投資1.8億歐元,雙方各持股50%。雙方的合作實現了德國品質和海爾服務的完美結合。雙方的優勢互補直接促成了兩大品牌在家居產業上快速契合。

  4.2003年3月14日,海爾投資與台灣精成科技集團共同組建海成(上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註冊資本1000萬美元,全權運作海爾電腦,其中青島海爾出資400萬美元,佔40%;台灣精成科技集團出資600萬美元,佔60%。

  海爾投資在將手中資產變現獲得流動資金之後,在國內不斷投資新的項目,而且增加了金融類公司的比例。保守估計,海爾投資的總資產(包括海爾品牌)已經超過650億元。優良資產包括商標使用權所帶來的利潤為海爾投資及內部職工持股會的海外運作打下堅實基礎。至此,海爾投資已經迫不及待地開始尋找更大更堅固的「殼」了。

第三次變形 海外資本操作讓資產變流動的股票

  由於缺乏一個有效的資本運作平台,內部持股會所擁有的大量資產並不能轉化為在資本市場上自由流通的股票,不能變成持股會成員手中的現金,同時也不能在名義上成為海爾集團的真正主人。在這種情況下,海爾內部持股會的下一個目標,是尋找一個上市公司作為有效運作的資本平台,並理順海爾錯綜複雜的產權關係。

  通過對海爾最近幾年在香港股市的一系列動作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從2000年10月到最近,海爾主要的海外資本操作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2000年海爾投資與香港中建電訊合資組建飛馬青島和飛馬香港,專門從事手機業務。

  第二階段:2001年,中建電訊旗下的另一上市公司中建數碼開始收購飛馬香港和飛馬青島。此次收購後,海爾投資換得中建數碼29.94%的股份,成為第二大股東,中建數碼更名為海爾中建。

  第三階段:2004年4月,海爾集團對外宣稱計劃將其優質的洗衣機業務以及飛馬青島剩餘的35.5%股份一起注入到海爾中建。根據外界媒體的報導,海爾集團將擁有57.26%的股份而成為海爾中建的第一大股東。

  在這一系列資本運作背後,海爾得到了什麼?海爾的持股會在考慮什麼?籌資?

  在飛馬青島和飛馬香港這兩家合資公司中,海爾投資共投資了近6000萬港元(註冊資金),但是通過上述的一系列的資本運作,海爾投資最多只能獲得5000萬港元的現金。坐擁600多億元資產的海爾投資缺這區區5000萬元嗎?

  顯而易見,不是的。這也直接否定了海爾集團入主海爾中建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取得海爾融資平台的傳言。

  國際化?中建電訊既不是白電的經營者,同時在手機方面也不具備絕對的技術資金優勢。以海爾的價值和品牌,中建電訊並不是一個最理想國際化合作夥伴。

  那麼在這一系列眼花繚亂資本運作背後,海爾投資到底得到了什麼?

  第一步:2000年,成立海爾投資。海爾內部職工持股會佔有98.6%股份的絕對大股東。

  第二步:同年,海爾投資與香港上市公司中建電訊在香港和青島分別成立合資公司飛馬香港和飛馬青島,從事手機業務。

  第三步:將手機業務注入中建數碼,獲得中建數碼股份。2001年,中建電訊的控股上市公司中建數碼向海爾投資和中建電訊全購飛馬香港並簽訂飛馬青島100%股權認購書。飛馬香港的交易價是8億港元,以股權置換的方式完成。海爾投資因佔49%股權,所以分得19.6億股。同年,中建數碼行使青島飛馬64.5%的認股權被注入中建數碼。海爾投資所佔51%股權作價13.20億港元,以股權置換方式進行。先執行15.5%,換得的是中建數碼的10.23億股股票。剩餘35.5%可以在2004年7月底之前認購。

  通過這兩筆交易行為,海爾投資總計獲得中建數碼29.83億股,佔29.94%的股份,成為中建數碼的二股東,後者易名為海爾中建。

  第四步:2004年4月是最新的注資計劃。根據公告,海爾集團計劃將海爾的洗衣機業務及海爾投資所持的35.5%的飛馬青島的股份注入到海爾中建。

查看原圖
  從這個股權圖,我們看到BVI控股公司由海爾集團和海爾投資各持50%股份,BVI-1公司則由海爾集團100%控股,BVI-2公司由海爾投資100%控股。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海爾投資即代表海爾持股會,因此BVI-2是代表海爾內部持股會的利益,控制80%合肥海爾的股份。因此,在整個計劃中,海爾投資直接注入的是飛馬青島35.5%的股權和合肥海爾的80%的股權。根據海爾中建的年報披露,海爾投資將直接、間接持有海爾中建35.84%的股份,最終成為海爾中建的最大控股股東。

  這就是一系列資本運作後面的故事。海爾內部持股會找到一個有效的資本運作平台,將其持有的海爾集團的資產和股份轉化成資本市場上流通的股票,並且通過第一大股東的地位,成為海爾集團真正的主人。

  我們設想,如果海爾洗衣機業務的注入計劃能夠通過,下一步將會發生什麼故事:

  根據海爾中建的年報,海爾集團的全部白色家電業務有可能歸海爾中建,並且海爾中建將更名為海爾電器集團。我們認為這一過程應該理解成海爾中建向海爾集團反收購的過程。海爾投資希望在海爾中建保持第一大股東地位,所以海爾中建預計將採取非股權置換的方式進行收購。在海爾中建完成了對海爾集團的大部分優質資產的收購後,海爾集團完成集體上市,海爾投資就將成為海爾集團最終的控股股東。海爾持股會,成為了海爾集團真正的主人。而到了這裡,持股會的高層利益將得以顯現,曲線MBO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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