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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啤酒巨頭論道“後5000時代”:謹慎樂觀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4/4612450.html

七大啤酒巨頭論道“後5000時代”:謹慎樂觀

一財網 張誌偉 2015-04-29 23:09:00

對於2014年國內啤酒行業產銷量24年來首次負增長,喜力亞太釀酒公司中國區總裁陳展鑫顯得很淡定,他認為這種變化是短暫且正常的,從長遠來看還是大有發展的。他以日本市場為例,人均啤酒銷量已經接近50升,而中國目前人均34.2升雖然超越33升的世界平均水平,但與日本相比還是具有很大增長空間。

4月29日,2015年中國啤酒業年度峰會在北京舉辦,2014年到場的國內五大啤酒集團掌門人缺席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球七大啤酒集團分管營銷的總裁們。

事實上,陣容調整源於主題的變化,2014年是探討微利時代的生存之道,2015年則從盈利轉到銷量上,即“後5000時代”的戰略戰術。2013年全國啤酒行業產銷量首次突破5000萬噸,達到5062萬噸;2014年則出現24年來首次負增長,同比降0.96%至4922萬噸。

在峰會開始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遇到中國酒業協會副秘書長兼啤酒分會秘書長何勇,對於此次到會企業及高層調整,他表示“更偏市場方面,因為大家都懂的”。

而根據SABMiller亞洲、喜力、華潤雪花、青島啤酒、百威英博、燕京啤酒和嘉士伯中國區相關營銷總裁的研討,謹慎樂觀是各企業普遍的觀點,值得警惕,但更充滿信心。

步入“後5000時代”

中國市場向來是全球啤酒集團的戰略重地,一點微變都會引發行業高度關註。

不過,對於2014年國內啤酒行業產銷量24年來首次負增長,喜力亞太釀酒公司中國區總裁陳展鑫顯得很淡定,他認為這種變化是短暫且正常的,從長遠來看還是大有發展的。他以日本市場為例,人均啤酒銷量已經接近50升,而中國目前人均34.2升雖然超越33升的世界平均水平,但與日本相比還是具有很大增長空間。

根據啤酒協會調研顯示,除了中國人均啤酒消費水平相對較低外,樂觀派還認為,廣大農村市場發展潛力和低酒精度酒類消費趨勢,也可以助推國內啤酒業繼續做大做強。同時,啤酒協會又給出了悲觀派的理由:消費者對健康的追求越來越高,並且全球性酒精政策正在趨緊。

“啤酒行業屬於資本驅動型,資本是企業發展的動力,也是打造規模經濟的途徑。一旦行業出現負增長並且今後維持緩慢增長,將會削弱資本入局的預期,這種沖擊和影響值得關註。”業內人士分析稱,在經歷過去20多年的擴張,做大後如何做強成為啤酒行業普遍面臨的考驗。

2014年先後收購吉林金士百和江蘇大富翁的百威英博,有著怎樣的體會呢?公司亞太區市場副總裁黃偉認為,收購確實是百威英博在中國發展的增長動力,但公司也註重有機增長,比如,將重要的營銷平臺資源交給旗下哈爾濱啤酒,培育該品牌從區域走到全國。

“警惕,但不過度擔憂,維護品類健康形象,優化產品組合,滿足消費者多元化需求。”黃偉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後5000時代,練好內功,保證量與質雙軌並行最重要。

值得關註的是,“雙輪驅動”的戰略早已被啤酒企業采納,青島啤酒董事長孫明波在2012年上任以來,就在主推擴張與整合並舉戰略。這種穩健的策略在2014年也取得效果,與其他同行相比,青島啤酒保持營收、凈利雙增長。同時,在行業整體銷量微降的背景下,青島啤酒銷量取得5.2%的同比增長。

反觀華潤雪花啤酒,2014年營收和凈利為344.82億港元和7.61億港元,分別同比增長4.5%和下降19.3%。凈利近年來首次下滑,是否意味著吃太多後顯現消化難題?那麽,接下來華潤雪花是否還一如既往地收購上規模呢?

華潤雪花啤酒(中國)有限公司營銷總裁曾申平認為,“市場排名不重要,名次完全可以通過資本來實現”。他分析稱,與前十年環境不同,如今國內前五大啤酒集團後面的可供收購標的並不多,“如果發現,會向董事會推薦一下”。

啤酒消費增長路徑

“規模戰”暫告一段落,“保利戰”迫在眉睫。

華南一位啤酒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廣州市場上的啤酒價格基本在6元~16元了,街邊大排檔的啤酒價格也達到了5元。“店租成本,加上促銷費用,今後在市面上很難再品嘗到以往一兩元的啤酒了”。

陳展鑫介紹,喜力啤酒在中國市場占比相對較小,但他對喜力的高檔路線很滿意。“一方面,隨著國民收入增長,消費者對高檔啤酒的需求在增長;另一方面,城市化也推動了高檔啤酒消費。”他表示,喜力會繼續加大對華投資力度,挖掘中國整個重要戰略市場的增長潛力。

中國食品商務研究院研究員朱丹蓬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稱,隨著大學畢業生步入社會,以及我國人口增長,啤酒消費市場容量是在增加的。“但如何引導新生代消費者,中低端還是高端,體育營銷還是娛樂營銷,這都需要啤酒企業有一個清晰的判斷”。

產品結構調整是渠道轉型的前提,只有保證足夠毛利水平,才能夠推進渠道精耕和深度分銷。“深度分銷是食品企業管用的營銷手段,說白了就是人海戰術,將眾多促銷員分配到餐飲、商超和夜場等渠道終端開拓市場,促銷員人工費用和經銷商中間利潤分配,都需要產品有足夠毛利空間來支撐。”朱丹蓬告訴記者。

目前,傳統行業都在嘗試插上互聯網的翅膀,繞過層層經銷中間環節,在電商平臺上直接面對消費者,進而贏得保利大戰。啤酒業也可以這樣做嗎?

國內最大酒類電商平臺酒仙網董事長郝鴻峰稱:“目前,啤酒消費人群多為年輕一代,而這一代人群正是網購消費的主力軍,啤酒行業應該強化創新,生產更多適合“互聯網+”時代的產品。”

郝鴻峰介紹,酒仙網目前售賣的啤酒以國產中高端和進口產品居多,也是受市場變化及需求影響。“一是消費者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使得市場對中高端啤酒產品的需求旺盛;二是不同於國內啤酒包裝單一,進口啤酒包裝設計更符合中高端人群審美文化”。

值得關註的是,相對於白酒、紅酒,啤酒與互聯網的結合度仍然較低。據行業統計,啤酒產品在互聯網渠道的年銷售額不足5億元,占啤酒業年銷售收入的0.26%,如以零售價計算則更低,約為0.09%。

如此低的占比,也預示著“互聯網+”形勢下的啤酒業巨大潛力空間,也是酒類垂直電商幫助酒企渠道轉型升級的時機。

2014年,多家啤酒企業在解釋業績不佳時都提到了“天氣原因”,2014年是冷夏,這對於靠天吃飯的啤酒企業而言影響巨大。不過,上述啤酒人士預測,經過2014年的洗禮,2015年啤酒企業和全行業數據都將出現好轉,“在餐飲、KA和夜場等渠道上,布局會更加合理。”

編輯:彭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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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道大灣區】騰訊CEO馬化騰:以前看“用電量”,未來要看“用雲量”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5601

騰訊CEO馬化騰在論壇上發表演講。(騰訊財經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29日《南方周末》)

過去很多人覺得互聯網經濟和實體經濟是對立的、差異很大。實際上,實體和虛擬經濟是越來越分不開的,未來這兩者高度融合,彼此支持,而不是對立或者顛覆的關系。

電出現之後,湧現了大量的發明,電燈、電報、電車以及各種各樣的電器,也包括生活用具和生產工具,都跟電有關,後來又誕生了計算機。在雲的時代,什麽是類似計算機級別的運用呢?我推測也許就是人工智能:雲+人工智能也許就相當於是電+計算機。

就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而言,我感覺抓了“幾副好牌”,不止是一副。我們手上的幾副好牌恰恰反映未來科技發展的趨勢。未來,軟件、硬件、服務三位一體,缺一不可。

2017年6月20日,在香港舉辦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上,論壇承辦方騰訊公司成為了連接港澳乃至全球政商學界的關鍵“連接器”。這家1998年在深圳成立,2004年香港上市的互聯網公司,其三分之二員工都在粵港澳地區工作與生活。

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也成了此次大灣區論壇“形象代言人”:從兩會期間提出“打造粵港澳世界級科技灣區”建議,到親自邀請包括董建華、王衛等政商各界知名人士與會,再到論壇期間的多次發言與建議。

他在論壇期間稱,誕生於深圳這座“創新之城”,成長於香港國際金融市場環境下的騰訊公司,在分享著灣區經濟迅速崛起“制度紅利”的同時,也更直接地感受到灣區發展中的許多“痛點”,因此也對大灣區未來的制度生態建設,有著更迫切的期待與更深刻的理解。

馬化騰在演講中提到,過去半年全球前十市值企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過去多年以能源、金融企業為主,變成了七家科技公司上榜——騰訊和阿里巴巴正是最新上榜的兩家中國科技企業。此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17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深圳-香港作為“創新集群”排名全球第二,超越了包括矽谷在內的諸多知名創新地區。

但粵港澳大灣區仍然面臨著包括行政管理體制滯後、人才交流不暢、文化理念溝通不足等諸多“短板”。正因為如此,面對周其仁教授對大灣區創新要“煲一鍋有濃度和密度的湯”的殷切期待,身處其中的馬化騰坦言這鍋湯“還沒有煮開,只是混在一起”。

在粵港澳大灣區論壇結束後,馬化騰接受南方周末記者的獨家專訪,再次闡述了他對信息時代企業創新、區域經濟以及未來趨勢的理解與信念。

未來是雲+人工智能

南方周末:除了騰訊之外,深圳還有包括華為、萬科、比亞迪等一大批各領域的創新型企業,以至於被稱為“創新之城”。城市“創新基因”與創新型企業成長之間有什麽關系?

馬化騰:深圳是騰訊誕生與成長的家園,騰訊是深圳企業大家庭的一員。去年在深商大會上,我提到深圳和深圳企業有三個特征:創新、務實和開放。

首先,深圳有創新、敢闖的氛圍。我從一個只會寫軟件的工程師,被感召到去創業創新,這和整個深圳的環境是完全分不開的;其次是務實的氛圍,廣東企業尤其是深圳企業來自五湖四海,特點就是務實、低調、不忽悠、不畫大餅,我們說得到的就盡力做得到;深圳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開放,因為我們來自五湖四海,我們沒有本位主義和保護主義,大家都是平等的,深圳有一句話——“來了就是深圳人”,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企業家來到深圳開始創業,或者把企業總部從外面搬到深圳來。

深圳政府非常重視和吸引外來的企業和人才。騰訊的第一筆融資,是我們在第一屆高交會期間拿到的風險投資。那時候在深圳融資也非常難,互聯網所有的VC/PE全都在北京,沒有VC過來深圳。當時如果沒有深圳政府舉辦的高交會平臺,像騰訊這樣的小企業非常難接觸到這些資本。

南方周末:與其他制造型或金融型的企業不同,騰訊從一開始就是在對“虛擬世界”的創造與構建中成長至今,怎麽看待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馬化騰:過去很多人覺得互聯網經濟和實體經濟是對立的、差異很大。實際上,過去在西方,虛擬經濟更多談的是與金融服務有關的經濟。現在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實體和虛擬經濟是越來越分不開的,未來這兩者是高度融合的,彼此支持的,而不是過去理解的對立或者顛覆的關系。

騰訊在數字內容方面做了很多產品。在過去,大家編一個曲子、一個歌劇或者投資電視劇、拍電影,出來的東西可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在各行各業都在數字化,不需要像過去一樣有光盤、CD或者有一本書,全部可以網上下載。

你說寫一本書是實體還是虛擬呢?過去大家可以這樣認為(書是實體),但是現在沒有實體這個介質存在,很多東西都是虛擬的。

當然,“虛擬”這個概念也是相對的。數字內容的整個生產過程,包括網絡遊戲的生產,我們實際上是非常傳統的,是勞動密集型、創意密集型、資金密集型的產業。要有大量人員做美術設計、音樂編曲,然後不斷地編劇、測試,是一個完整的生產線。還有我們的後臺大數據中心都有實體機房、數據服務器、網絡設備,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

南方周末:你曾提到互聯網是某種跟蒸汽機和電力一樣的“能源形態”,並將它稱為“信息能源”。並認為這一“信息能源”可以像電力一樣融入傳統產業,帶來新一輪產業革命。作為這場“新產業革命”的領跑者之一,如何描述或定義騰訊未來的使命與願景?

馬化騰:騰訊的使命是通過互聯網和科技服務提升人類生活品質,願景是成為最受尊敬的互聯網和科技企業。

在今年的貴州數博會上,我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用雲量”。過去大家把“用電量”作為一個經濟指標。我們相信未來“用雲量”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反映數字經濟發展的指標。我們用電能來對比雲。電帶來了上一輪的產業革命,我們認為新一代信息能源將會帶來新一輪的產業革命。“插上電”之後就帶來了電氣化的革命;現在我們談“接入雲”,我覺得接入雲之後,會帶來數字化的升級。

電出現之後,湧現了大量的發明,電燈、電報、電車以及各種各樣的電器,也包括生活用具和生產工具,都跟電有關,後來又誕生了計算機。雲出現之後,我們首先看到一些互聯網形態的運用,比如說QQ、微信、網絡購物、搜索引擎。再後來雲跟餐飲生活服務結合,我們看到有美團、點評、58;雲跟汽車的結合,有滴滴;跟自行車結合,有摩拜等等。但是這可能還只是雲的初始階段,就好像在電力時代還沒有出現計算機一樣。

在雲的時代,什麽是類似計算機級別的運用呢?我推測也許就是人工智能:雲+人工智能也許就相當於是電+計算機。

粵港澳大灣區抓了“幾副好牌”

南方周末:在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企業,按理說應該不太受物理社會中的時空阻礙,但是我們看到在信息時代同樣出現了創新企業密集的“矽谷效應”與“深圳現象”,如何看待互聯網企業與區域經濟生態間的關系?

馬化騰:企業的發展與區域經濟生態息息相關。從全球來看,“世界級灣區”一直主導著全球科技創新的方向,是國際大都市群發展的標桿,孕育了不少領導全球創新潮流的科技企業。

比如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在消費電子以及PC互聯網時代引領全球科技,但是最近十年,尤其最近五六年的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企業其實正在趕超全世界。

我們來看粵港澳大灣區。過去的20年中,整個大灣區培育了華為、中興、格力、順豐、大疆等等一大批領軍企業,為未來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前不久,接受香港經濟日報一位記者采訪時,我評價說,香港抓了“一副好牌”,有很多優勢和條件發展創新。就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而言,我感覺抓了“幾副好牌”,不止是一副。

我們手上的幾副好牌恰恰反映未來科技發展的趨勢。未來,軟件、硬件、服務三位一體,缺一不可。大家現在看到,不管是電子產品還是軟件開發,都不能孤立發展,一定是整合在智能設備里面,軟硬結合,同時又連到雲端,與後端的雲服務進行整合,這是大勢所趨。

這個趨勢恰恰是粵港澳灣區的優勢,包括香港、深圳、廣東很多珠三角企業,剛好具有這三者優勢。如果能把這三方面的優勢整合起來,我覺得大有可為。

南方周末: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轉型過程中,通過創新驅動模式改變自身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的角色,實現從“追隨者”向產業“引領者”的轉型是一個重要趨勢,騰訊是如何經歷這一角色變化?

馬化騰:在今年貴州數博會上,我提到目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通”,也就是讓中國企業“走出去”增添了一條通路,多了一條“數字絲綢之路”。

中國的數字內容產業經歷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泛娛樂”等中國特色的數字內容產業生態初步形成。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數字內容生產、發行與消費市場之一。騰訊、萬達、阿里等企業不斷布局全球性內容生態,積累了豐富的商業經驗與資本實力,已經發展成為全球性的數字內容企業。

與此同時,中國數字內容產品正在逐漸得到國際文化市場的認可。過去國外企業詬病中國企業缺乏版權意識,但最近幾年中國版權得到非常大的保護和發展,也正因此,中國的影視、手機遊戲、音樂,文學、動漫,這五個跟內容有關的文化產業正在蓬勃發展,正在走向海外。中國的數字文化產品正在成為“新絲綢”,中國應該抓住現在的大好機會,積極地“走出去”,和國外的知識產權企業多合作,去布局全球的數字文化產業。

南方周末:面對快速變化中的時代與社會,你覺得今天的年青一代做好了迎接未來的準備嗎?希望提醒他們關註或註意什麽樣的問題?

馬化騰:之前在不同的場合,我給年輕人提過一些建議,比如進行創新創業,要多找幾個夥伴。個人的力量再強大,也是有限的。幾個人一起努力,永遠比單槍匹馬更好。再比如,要保持開放心態,不斷學習,從大學進入社會後,困難永遠會有,不要一點挫折受不了,要努力去找方法等等。

具體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年輕人來說,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可能是,粵港澳三地的年輕人之間未必能互相熟悉:整個灣區之間的市場,包括對方市場發展到什麽程度,有什麽機會,還是比較割裂的。甚至很多人還有抵觸情緒,不願意敞開心扉擁抱外部的世界。

正如周其仁教授在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上提到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生態這鍋湯還沒有煮開,還只是混在一起。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不同的“料”之間目前還不熟,還是生的。

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否則講破天,他們根本不知道,不去看,也不去融合,就沒有用的。最終未來還是要靠年輕人,特別是港澳本地的大量年輕人,如果他們不理解大灣區的這些機會,就不知道他能做什麽事情。你如果從外面引入人才,他覺得本地的工作機會給外來人搶走了,矛盾更大,這是要重視的問題。

騰訊6月20日在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上宣布啟動“騰訊粵港澳灣區青年計劃”。我們希望通過青年交流計劃,比如建立青年夏令營,鼓勵港澳的年輕人和珠三角的年輕人能夠融合,我們會編隊讓他們融合在一塊生活。希望更多的企業像我們一樣,通過每年的夏令營、冬令營為年輕人組織很多活動,帶來更多的溝通和交流。只有這樣,“大灣區創新”這鍋湯才能慢慢融合,才能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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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道大灣區】周其仁談粵港澳大灣區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5407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資深講席教授周其仁。(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2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周其仁談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就像煲一鍋好湯,關鍵在濃度和密度》)

2017年6月20日上午,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朗潤資深講席教授周其仁,在香港君悅酒店會議廳內對四百多位海內外政商學界知名人士侃侃而談“煲湯”。

在這場以“共建中國的世界級灣區”為主題的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中,身為主講嘉賓的周其仁教授以粵港地區特有的“煲湯文化”為例,闡釋了企業創新過程中的種種需求與動態——“創新就像煲一鍋好湯,關鍵在於濃度和密度”。

他指出,以“0.6%的土地面積創造了中國13%GDP”的粵港澳大灣區,在創新要素聚集的“密度”上已經領先全國,但在要素質量、互動與融合等“濃度”上,仍與世界三大灣區有著較大差距。

他同時強調,粵港澳大灣區不應成為其他灣區亦步亦趨的追隨者,而是要以自身的改革實踐與創新思維,為時代尋找“世界級難題”的解決方案。

在周其仁教授看來,作為中國最具創新優勢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更要考慮怎麽能從並排跑往領跑轉型。

要實現跨入世界級灣區的“關鍵一躍”,就需要打破無處不在的行政主導、權力驅動的資源配置模式,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用世界級資源,解決世界性問題”。他表示期待中國未來發展的過程中,大灣區能夠煲一鍋“創新驅動增長的濃湯”,以此來完成中國經濟發展下一階段應該承擔的使命。

演講結束後,周其仁教授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獨家專訪,深入闡述了他近年來對經濟體制改革與創新生態機制等問題的觀察與思考。

“我們被上一個 成功拖得太長了”

南方周末:您在今年年初的演講中,曾經提到中國經濟要靠“改革突圍、創新突圍”。為什麽會用“突圍”這樣的概念?困住中國經濟的“圍墻”是什麽?

周其仁:這座“圍墻”就是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這個話題已經談了很多年了。為什麽要轉變?就是因為不可持續,消耗這麽多的資源,對環境破壞這麽大,難以為繼。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看到了很多年,為什麽還老在說?一說再說就是因為“出不去”,這不就是被圍住了嗎?

從大國的發展路徑來說,早期外向型經濟主導發展的時候,國內掙了錢,也就有了內需;然後通過壯大內需走上平衡發展的道路,是比較理想的發展模式。

但我們被上一個成功拖的時間太長了,在很長時間里維持著高額的出口順差。包括歐盟、美國在內的國家和地區也要面對國內貿易平衡的問題,所以貿易保護主義擡頭,下一步我們要維系高外貿順差式增長已經不可能了。

一是成本優勢減弱,這些年市場成本漲得快,非市場成本漲得更快。稅收、社保比工資漲得快多了,我們的土地出讓金增長更是漲得離譜,這就是問題。

第二是外部會反彈,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內外加到一起,依靠大規模貿易順差增長的模式也不能持續下去了。

對這個問題認識不算晚,但解決可不能算早,久拖不決。現在的問題是要不要突破這座“圍城”,還是就這麽對付下去?

南方周末:可能的“突圍”路徑有哪些?

周其仁:中國在全球來講還是有比較優勢,只不過成本控制得低一點,比較優勢就強一點。

那麽能不能控制成本?成本當中一個是市場成本,隨著經濟增速放慢,市場成本會降低下去;但是我們體制性成本不采取措施不會自動下去——這里邊既得利益太大了,這是一場硬仗。

還有一條路,假定成本不變,那你能做出新的東西來也行啊。人工貴了,過去是五千,現在是五萬,五萬做出附加價值高的東西你還可以生產嘛。像英國Rolls-Royce這種公司,從汽車做到航空發動機,英國的房價、人工多貴啊,照樣可以做。

如果走這條路的話,就要向上“跳一跳”。我曾用三明治來比喻中國制造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中國是三明治的中間層,上面有發達國家靠獨到性優勢的高價產品,下邊有比你更便宜的要素。中國產品夾在中間,就要往兩頭打:一頭通過降低成本“往下打”;另一頭通過創新“往上打”。

改革突圍、創新突圍,就是通過改革把制度成本降下來,延長我們發揮比較優勢的時段,把這口吃慣了的飯再多吃幾天。但成本總是會上去的,因為我們現在人均收入已經從200美元上升到8000美元了。所以還是要生產附加值更高的東西,也就是兩頭打。

做餅與管制

南方周末:您提到這一輪改革要改到“體制成本再降下來為止”。相對於早期代工出口式的“簡單市場”,今天的創新經濟需要依靠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複雜市場規則所組成的“複雜市場”,在“必要的複雜性”和“低效率管制”之間,改革如何找到正確的推進方向?

周其仁:複雜市場有較多的管制。發達國家法律也多,律師也多,規矩也多,怎麽看呢?那就看有多大的收益來消化這些成本。很多大收益很複雜,只要做出來的事情非常大,複雜一點沒關系,付得起那個費用。問題是如果把事情搞得很複雜,但創造出來的收益卻不夠大,這種複雜就沒必要了。

人類用於打交道的總時間比率越來越高,這個過程中,複雜化就意味著分工深化,意味著效率大幅度提高。如果過去掙一萬美元,花一千塊錢支付制度成本;現在掙兩萬美元,花了五千塊制度成本,那不就賠了嗎?說明你的效率是在下降的,如果做了三萬的總收入,用了兩千元的制度成本,看制度成本是增加一倍,但是收入是增加了三倍啊,這就劃得來。

所以不能光看有多複雜,要看複雜以後帶來了什麽。複雜到最後,連簡單的產品都生產不出來,那不就玩完了?我們現在就有這個趨勢,麻煩增加了很多,但效果不佳。

規則也是服務於經濟的,要服務於把餅做大,更大的餅是可以承擔複雜的管理的。發達國家那些規則都會有效率問題,但有一條,磨來磨去以後,生產出一塊很大的東西來。

發展陷阱是什麽呢?複雜程度提高了,官僚增加了,麻煩增加了,總產出沒有相應增加。就等於這塊沒有迅速長大的餅里頭,要多耗資源去養官僚,養給你找麻煩的人,這就是錯的。

從發源的地方找發展的支撐點

南方周末:您曾在國內很多地區做過調研,說深圳香港感覺跟內地不一樣。怎麽不一樣?

周其仁:深圳特區成立的時候,誰也不知道會發展到今天這樣。所以當年形成了某種“篩選機制”:你如果對現狀很滿意你就不會來。

它給我們龐大計劃經濟體系中的很多人問了一個問題,“你滿意了嗎?”其實來的很多人在內地都是很有地位的,但是他內心不滿意,不願意按部就班,願意再去試一試,闖一闖。

深圳是通過這樣一個自然選擇,把這些人選來當了深圳人,然後形成了一個地方文化特征,今天在我看來是最可貴的地方。

某種程度上看香港也有這個特點,香港當年是屈辱割出去的一塊地,誰能知道它會變成貿易、港口、金融中心啊?誰能想到今天有這麽好的生活條件啊?

這也是一種篩選和冒險,也要有一套體制設計,你不能排外,不能設置很高的關稅,應該把貿易權給所有人,要最大限度地增加自由等等。

所以就像文藝複興一樣,從這兩個城市發源的地方找到今後發展的支撐點。中國大多數城市都不是像深圳這樣生長起來的,都很確定:省級、地級、縣級,在確定的世界里進行的規劃和行動,目標也明確得不得了。

深圳不一樣,它成長的每一天都在面對著各種不確定性,而創新就是面對不確定。你怎麽知道那個東西能不能做成?沒有人知道,要猜要想。然後一個人是想不成的,大家會笑話你,所以氛圍非常重要,你得在這鍋湯里頭,才有共同的味道,互相欣賞,互相容忍。這就是厲害的地方——不要認為創新可以“平衡發展”,創新一定是非均衡的。因為只有極少數地方才能符合這個條件,其他地方就是普及創新成果。

“從上往下打”和“從下往上打”

南方周末:深圳是全球創新網絡中的一個節點,作為“創新節點”,深圳跟特拉維夫、矽谷等節點有什麽不同之處?

周其仁:深圳有很多公司創始人和高管都在矽谷待過;也有很多企業都在矽谷設立分支機構。深圳還有一些公司在特拉維夫設立一個點,這非常有意思。就像矽谷的人跟周邊的人打交道的頻率,遠不如跟特拉維夫的頻率高。因為有想法的人總是和有想法的人泡在一起。

那麽這些節點會不會各有各的特色?我覺得是的。比如日本東京橫濱的產業基礎很寬,大制造精密設備什麽都有;我們這里就比較窄。而舊金山作為港口城市,對通信技術很敏感,同時美軍太平洋艦隊推動的軍民技術融合也有很大力量,所以它在通信技術創新上很強;以色列的特拉維夫由於處於半戰爭環境,所以創新產品都非常小,都是關鍵的機件或零部件等小微型產品,創業就是一個手提包。這些特點或優勢形成後會自我強化,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資本聚集到這里來。

相比之下,深港創新的模式首先來自早年“三來一補”,從學習港商管理開始,到為全球代工的富士康。大量制造企業通過外貿代工“練手”後,開始生產產品賣給內地市場。

比如大族激光,創始人高總是北航畢業生,當年南下,先在一家香港公司工作。老板有兩臺德國進口的激光機,壞了以後讓他修,修完就搞懂了。懂了以後老板就問他,能不能用一半價錢給我搞兩臺?他就憑著這兩臺機器訂單,到華強北找元器件開始創業。

大族激光就是這麽起家的,起來後發現原來的產品太初級了,於是再去找高校合作、找技術原理、找基礎研究、找院士——從已有的市場化產品學習和仿制開始,形成“產品推動”型的研發模式,從下往上打,是早期深圳創新企業的主要特征之一。

最近我發現在深圳也出現了“從上往下打”的創新模式,比如柔宇和華大基因,就是先通過基礎研究“寫論文”發現原理,再往下打通到市場應用層面,這是一個值得關註和欣慰的新現象。

南方周末:為什麽認為從原理研究到市場應用這種“從上往下打”的創新模式值得特別關註?

周其仁:其實創新需要兩條腿走路,而我們的企業多年擅長的是“從產品到原理”式的“從下往上”推進的研發模式,這種模式的優點是市場風險小,企業可以挑賣得最好的產品去研究;而從上往下打首先要寫論文做基礎研究,先發現事物間的因果聯系,再考慮把這種原理轉化為產品。

比如原子能的基礎研究,並非為了生產炸彈,而是發現原子級的能量比分子級大好幾個量級,然後通過一系列關鍵技術和輔助技術的研發,實現了原子級能量的釋放,也創造了原子彈和整個核電產業體系。

從市場到原理式的研發,產品創新思路容易從現有技術中去找靈感,從現有技術里去找解決方案。而從原理到產品式的研發,首先是對自然界不同因果聯系的發現,這種因果聯系的應用範圍會非常寬,就像原子能研究創造了核電產業、半導體研究創造了現代信息產業一樣,它的創新風險很高,而一旦成功也收益極大。

科學革命就是17世紀科學家們從原理研究出發,推動的世界性產業革命。最近出現的一種新材料石墨烯,就是2006年英國兩位科學家所發現的,2010年就憑這一發現獲得了諾貝爾獎。有了這種新材料,未來很多物體和創造可能完全不一樣了。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許多中國人到西方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也參與了許多重大基礎研究,這為我們提供了“從原理到市場”式創新的底氣。但是從上往下打風險非常高,需要動員更多的社會資源,以更大的耐心長期堅持與投入。

相比現在經濟活動里浪費那麽多錢,比如造那麽多沒人住的房子,為什麽不把這些資源投入基礎研究呢?萬一有幾個原理級的發現,又會為深圳乃至中國帶來新的增長動力。

在這方面深圳已經有很好的條件,以後還可以在“從上往下打”的研究模式上不斷加深拓寬,為中國經濟發展探索出另一條“創新之道”。

用世界級資源,解決世界級難題

南方周末:從探索創新的角度,您會關註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哪些體制變革或要素流動所帶來的變化?

周其仁:目前的矛盾之一是傳統的行政區劃管理模式,跟現代企業創新的“無邊界”模式有沖突。比如深圳就會擔心,華為是不是要走?但對企業來說,按照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安排不同部門職能,其實是最有利於它自身的創新發揮的。

大灣區這個概念的好處,就是為多年來“畫地為牢”的各級政府,提供了一個突破行政邊界模式的動力機制。通過大灣區這一“利益共同體”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抵消種種“畫地為牢”的行政管制力量,讓創新企業們能夠把市場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形成生產力。

同時還應該意識到,大灣區的目標不是“趕超”那麽簡單,要有更加宏大的抱負和理想:我在演講中說的,工業革命搞了三百年,全世界還有15億人沒有用上電,中國能不能為這樣的“世界級難題”做出自己的貢獻?

這方面我們有很多有意義的努力與嘗試,比如Pony(馬化騰)開發的QQ,早期是以色列人發明的一款即時通訊軟件。但QQ在中國早期的網絡環境下,做了一個很有針對性的優化,讓QQ用戶可以把自己的資料保存到騰訊服務器中。因為早期用戶大多在網吧使用,並沒有自己的專屬電腦。不要小看這個創新,它的本質就是以更低的“流量成本”把中國一代年輕人引入了“互聯網圈”,而一旦進去,後邊的變化就天翻地覆了。

那麽我們在“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包括在解決全球用電“世界級難題”的時候,像QQ發展中所體現出的創新思維與創新理念,就是值得借鑒的。

第二個我認為需要關註的,是中國區域發展中喜歡做規劃、比級別,結果往往越湊越大。所以我今天討論大灣區,有針對性地講了“密度”和“濃度”,這是創新區域最需要關註的要素。光大不濃,一鍋清湯,未來怎麽可能發揮創新影響力?

要知道創新就是不均衡的。深圳作為一個創新城市,它內部的創新要素濃度也是不均衡的。所以要培育創新環境,先要從一個個點位開始。

與此同時,包括企業在內的社會各方,也要成為推動大灣區融合創新的建設性力量。比如騰訊推出的粵港澳灣區青年夏令營,讓三地青年在共同生活過程中互相理解,打成一片,就是很有遠見的企業和灣區文化建設。

中國是三明治的中間層,上面有依靠獨特性的高價產品,下邊有比你更便宜的產品。中國產品夾在中間,就要往兩頭打:一頭通過降低成本“往下打”;另一頭通過創新“往上打”。

我發現在深圳也出現了“從上往下打”的創新模式,比如柔宇和華大基因,就是先通過基礎研究“寫論文”發現原理,再往下打通到市場應用層面,這是一個值得關註和欣慰的新現象。

大灣區這個概念的好處,就是為多年來“畫地為牢”的各級政府,提供了一個突破區域化管理模式的動力機制。通過大灣區這一“利益共同體”的觀念,在某種程度上抵消種種“畫地為牢”的行政管制力量,讓創新企業們能夠把市場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形成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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