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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為什麽寫《如何做大國》這本書？有哪些契機？

吳建民：因為中國快速崛起，接近了世界舞臺的中心，我在這個大背景下寫了這本書。它收藏了我從2011年到2015年的文章。2010年對中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的GDP首次超過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一次歷史性的超越，這之後日本再趕上中國的機率就很小了。

我們接近了世界舞臺的中心，這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次。這是世界大變化，中國大發展帶來的結果。長期以來，中國處在世界舞臺的邊緣，我們說什麽、做什麽都不太受到關註。現在我們接近了世界舞臺中心，眾目睽睽，世界對於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很關註。目前我們在世界處於一個新位置，我們如何適應它？世界如何適應我們的新位置？我們怎麽做好？這是一個非常錯綜複雜的過程，在這種背景下，如何做大國這個問題就被提出了。

這個問題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從國家層面來講，一是從公民層面來講。現在中國人大批走向世界，去年出境的中國人達到1億2000萬人次，中國人不管你是誰，你走到任何一個地方，你都代表中國。中國國民在塑造中國形象時，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如何做大國這個問題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要讓世界了解中國，也讓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少一點阻力。對於這個問題，我寫了若幹篇文章，把它們集合起來構成了這本書。

南方周末：如何做大國？這個疑問在您在新書中是如何闡釋的

吳建民：這本書主要分為5個部分。第一部分“世界秩序與中國”。它追溯了歷史，講了從1974年以來到現在42年間，關於世界秩序的三次大討論。第一次就是聯合國第6屆代表大會，鄧小平出席，那一次的會議建立了國際經濟新秩序，當時我在一線有深刻地體會。第二次，就是在冷戰結束前後，美國總統老布什提出由美國主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1992年1月31日安理會舉行了一次首腦會議，中國是李鵬總理去的，當時我是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兼發言人，我也參加了此次會議。第三次，2014由基辛格先生寫的《世界秩序》這本新書引發的一次討論。2014年10月基辛格請我和另外一位外交部的同誌一起吃飯。基辛格說，他已經90歲了，不寫書了，但是在一次晚餐上有人問他，您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麽？他說他最擔心的是現在的世界秩序，這件事促成他寫了這本新書。他送給我了一本，他的觀點非常值得註意，他寫道：現在的世界秩序中，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最引人註目的新興大國，當然這兩個國家是關鍵。

基辛格還有一個觀點我覺得非常重要，他說新的世界秩序，美中是兩根“支柱”。這個定位我覺得很好，“支柱”的意思不是一個要取代一個，不是一個要破壞一個，而是大家共同支撐起新的世界秩序。在我的書中，我結合一些熱點，發表了我的看法，這是世界秩序部分。

第二部分，中國外交需要大戰略，我寫了我對中央外交大戰略的理解和看法。我認為中國走到這樣一個“世界中心”的地位，它的外交大戰略太重要了。第三部分我提出了我的一些看法，要讓世界了解我們。第四部分，歷史是一面鏡子，我講了一些歷史上的情況，包括1971年我們重返聯合國。

最後一部分，走向世界的心態與姿態。我認為心態決定姿態，你有什麽樣的心態就會有什麽樣的姿態和表現，我們中國人的心態很重要。

南方周末：目前世界上仍存在很多問題，包括難民問題、地區沖突和戰爭，很多地區仍然存在不穩定的因素，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地看待當今世界局勢？

吳建民：世界形勢讓人眼花繚亂，我認為看世界形勢必須跟上鄧小平同誌、習近平主席的步伐，要抓住“牛鼻子”。什麽是“牛鼻子”？就是時代的主題。今天的時代主題是：和平與發展。上世紀很長一段時間的主題是：戰爭與革命。時代主題的變化是國際關系中最大的變化。時代主題既反映了那個時期世界的主要矛盾，又指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路徑。

這個世界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時代主題決定了世界潮流。習主席說，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決定了當今的時代潮流。今天的世界是從舊世界，從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發展而來的。舊時代也曾有自己的潮流：冷戰、對抗、沖突、仇恨。

世界上很多事都離不開這兩股潮流的較量。第一股潮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潮流，代表的是21世紀人類未來的希望。第二股潮流代表過去，第二股潮流不大願意離開歷史舞臺，所以它們不斷較量。但是這個世界總體上在往前走，在前進。這是人類共同奮鬥，共同努力的結果。

南方周末：我們需要認清世界大勢，世界主流，除此之外，該如何看待那些非主流的形勢？

吳建民：舊時代的一些東西它不會離去，因為一些人的思想往往落後於實際。世界往前走，但是有些人的思想還停留在過去。就像習近平主席說的：身體進入21世紀，腦袋還在過去。人的行為是由大腦指揮的，腦袋在過去當然就按照過去的舊思維來指導他的行動，這樣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南方周末：看待這些非主流的形勢，您認為有什麽好的意見嗎？

吳建民：中國政府一向主張中立。比如中東問題，中東、北非是當今世界上動蕩、局部戰爭、仇恨、沖突的中心。今年年初，習近平主席訪問中東三國時反複強調，要通過和平對話、談判來解決這些爭端。因為沖突解決不了問題，軍事解決不了問題，要抓住發展這個關鍵。很多的地區矛盾、沖突要靠發展來解決，這是契合時代主題的。（習主席）也提出了中國人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我想中國人的看法是符合實際的。

南方周末：寫完《如何做大國》這本書，您有沒有一些具體的答案？

吳建民：作為大國，從政府層面，中央的政策非常明確，我覺得也是很有道理。這個本書特別提到，針對中國國民的一些做法。隨著國家慢慢強大起來，作為公民我提到了3條。第一，要謙虛，謙虛就是要平等待人。我搞了一輩子外交，我覺得中國外交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平等待人。毛主席、周總理開創的中國外交，非常註重平等待人。我們在歷史上受了100多年的淩辱，現在雖然中國強大了，但是我們還是要平等待人，還是要謙虛，謙虛就是不要飛揚跋扈。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人與人之間一樣，一個謙和的人總會受到大家的尊重和喜歡的；

第二，淡定，就是我們來到世界舞臺的中心，我們的一切都會受到大家的關註，大家會評論你。這時候我們要淡定，淡定是一種自信的表現，要相信中國人的事業是正義的。中國發展到今天所取得的成果，都是靠中國人民誠實勞動得來的。我們來到世界舞臺中央，有批評、有贊揚、有罵聲，這個時候中國人應該淡定地相信鄧小平同誌開創的這一條道路，過去40多年我們走得很好，我們可以繼續走我們的路。另外，聽到別人表揚不要得意忘形，聽人家罵幾句也沒什麽了不起。

第三，要理性。一個大國的崛起，外部最怕的是不講道理。我覺得中國要給世界一個印象就是：講道理。把道理講清楚，我們發生的事情我們能夠向世界講清楚，能夠爭取世界多數人的理解。國內、國際的事我們都要講道理，中國人為什麽這麽主張？根據是什麽？理性要站在道義的至高點。

南方周末：您曾擔任駐法國大使，您認為怎麽才能做一名優秀的外交官？

吳建民：有兩條關鍵：知己知彼，善於說理。知己知彼的意思是，要了解自己的國家。好的外交官必須要了解自己的國家，了解自己國家需要什麽？國家最大的利益是什麽？如何保衛和發展國家利益；其次，要了解世界，了解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世界有什麽特點？它的主題是什麽？了解和你打交道的國家，了解這個國家的狀況，它的長處和短處，它的思維邏輯方式等。不了解的話，會出現很多矛盾，就像人與人相處一樣。一名優秀的外交官必須要知己知彼。

第二，外交要講道理。外交要爭取到越來越多的朋友。對於你的敵人、對手提出的一些看法，外交官要有本事把他駁倒。駁倒不是將對方駁倒就算成功了，而是讓第三者聽，讓世界多數人聽，讓他們覺得中國人講的有道理，爭取世界多數人的理解和同情。

南方周末：成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需要具備哪些素質？

吳建民：說到外交官要具備的素質，第一，需要有豐富的知識儲備。對世界的了解，對問題深度的了解，都需要平時的積累。沒有深度的了解是不行的，有些問題不是幾句口號就能解決的；第二，優秀的外語能力。外交官經常要用外語與人直接溝通，也會要到世界其它國家的電視臺去辯論。我們外交部有很多優秀的外交官能做到，但是也有不少人做不到。很多人一到電視臺就發怵，這是不行的；第三，要善於交流，就是能打動人，不要講出來的話別人聽不懂；第四，講的道理要站得住腳。這一點是要下很大功夫的，了解普通人的思路，怎麽講讓人覺得說的有道理很重要。我覺得一名優秀的外交官要懂這些，而且這個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個不斷改善的過程。外交官的工作是一個不斷提高的過程，永無止境。

南方周末：您退休後的生活是怎樣的？

吳建民：2009年我正式從外交部退休。退休之後，我覺得我搞了一輩子外交，第一，要對世界繼續觀察，繼續思考這個世界。第二，照顧我的夫人，她的身體不如我，她有些事情我需要幫她做。少年夫妻，老年伴，這個時候，我要多照顧她一點。第三，社會上有一些需求，有些地方需要我講一講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去大學講課，還有接受一些記者的采訪，另外也出席一些國際會議。國際上對中國很感興趣，他們有時會邀請我去探討一些問題，外交部也很支持我出去講一講中國人的看法，因為在國際舞臺上中國的聲音還是比較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