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 任正非還得到處訴說:國家給共和國長子(國企)各種資源,給外企那麽多優惠政策,能不能對收養的兒子(民企)也好一點呢?顯然,他有太多的苦衷。

 “外部環境雖然很複雜,但還相對容易平衡;最難的是內部,10多萬人的隊伍,每年還要進一兩萬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利益,管理起來談何容易!“——任正非

 

成功後,欲哭無淚

10 多年前,一位國家領導人向華為董事長孫亞芳出了個題目:“你能不能用一兩句話描述一下華為成功後的感受?”孫亞芳脫口而出:“欲哭無淚!”

領導人震驚,無語……

華為脫胎於民企,一開始誕生就烙上了舊體制“養子”的烙印,盡管體制在不斷進步,但在夾縫中追隨體制演進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腳印,都充滿了艱辛和苦難,以及未知的風險。任正非反複說:“失敗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從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律。”“什麽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業一樣,經九死一生還能好好地活著,這才是真正的成功。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

這絕非危言聳聽。所以,正因為如此,作為商人的任正非,一方面必須冒險—冒險是商人的天賦秉性;另一方面,他又極其謹慎,甚至膽小,生怕撞了什麽高壓線,導致企業傾覆。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無休止地在冒險與恐懼的心態中來回轉換,壓力之大難以想象。

44 歲之前,任正非一直處在潮流的主航道上,盡管面對著封閉的時代,但他的個性卻是相對舒展的,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和張揚的進取性格,使他在過去人生的每個階段都能嶄露頭角:1978 年為全國科學大會代表,1982 年為中共十二大代表……

而改革開放之後,發展經濟成為主旋律,任正非選擇了經商,後來的歷史證明,他又一次沖在了主航道上。但不幸而又有幸的是,他是以“民營”的身份從底層起來。不幸在於,20 多年創業與發展太多坎坷,體制障礙、輿論抨擊、謠言、國內外競爭對手的打壓與圍剿……可以說,華為的成長與壯大,正是不斷地掙脫包圍與突破圍剿的螺旋式上升、發展的過程;有幸在於,恰恰是這樣一個嚴酷的外部環境,逼迫任正非和華為不存任何僥幸與幻想,在迂回曲折中摸索前進,從而既創立了華為獨特的、自成體系的企業管理哲學,又造就了華為的卓越與輝煌。

身份的證明

代價當然是巨大的。任正非給公司高管們推薦過一部電視劇《身份的證明》,其實,這麽多年,華為也不斷地向別人證明自己的“身份”。

是的,華為是民營企業,但華為不遜於很多國企對國家的貢獻,20 多年來累計給國家納稅接近3 000 億元人民幣,直接和間接帶動社會就業幾百萬人;尤其不能忽略的是,正是華為、中興通訊、大唐電信,以及早期的巨龍等中國通信企業的崛起,為中國的電信建設節省了上萬億甚至更多的投資成本。進而言之,正如歐洲一家知名電信企業的高管所言,華為以價格和技術的破壞性創新,為全球幾十億人帶來了低價和優質的信息技術服務,其潛在意義是無法以數字進行估量的。同時,於中國而言,20多年的充分開放,使信息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力量之一,華為自然也功不可沒。但任正非還得到處訴說:國家給共和國長子(國企)各種資源,給外企那麽多優惠政策,能不能對收養的兒子(民企)也好一點呢?顯然,他有太多的苦衷。

而在西方,政客和媒體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也從未間斷過對華為的猜忌和攻擊,什麽華為擁有軍方背景、國家背景等,競爭對手甚至公然“妖魔化”華為:每年享有中國政府多少億美元的補貼支持。傲慢的西方人不願意相信:一個沒有任何背景的中國企業在20多年的時間里,竟然打到了他們的家門口,並快速挺進在世界第一的道路上。

華為要把旗幟插在全球每一處角落,自然,任正非和華為又得不斷向世界證明“身份”,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一家商業公司要時刻面對這樣的雙重尷尬與困境:在國際市場,華為被當成“社會主義模式”的代表,其迅猛的發展,給西方帶來壓力;在國內又是民營企業代表,有可能被視為“資本主義的萌芽”。夾縫中,華為如何長大?

死亡是一個永恒的話題,說到底,組織存在的命理就是如何活得更長久些。過往的20 多年,華為活下來了,華為的許多同行卻倒下了,那些貌似“戰無不勝”的“巨無霸”企業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里,常見的情形是:幾乎毫無征兆地從正午的輝煌急劇地走向沒落。

下一個是誰?華為會不會盛極而衰,重蹈前輩覆轍?當輿論將稱贊的目光投向“世界第一”的華為時,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