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美國農業部副部長任築山 (CFP/圖)
食品安全事件的爆發都是在農業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50%以下時出現的。隨著食品加工業的成熟,食品鏈條越來越長,可能發生問題的機會就日漸增多。
中國的學術制度以發表文章和理論分析為主,這導致食品安全研究往往和工業界脫節。比如油條等傳統食品,現在規定不可以用含鋁的添加劑,那怎麽才能找到更好的替代品,讓油條既安全又好吃呢?
“我想把10年來對中國食品安全的觀察和思考整理成一本書,寫完我就可以退休了。”任築山(Joseph Joe)笑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位原美國農業部副部長是少數在美國政界擔任要職的華裔之一。
2005年,任築山完成了四年任期。同年,上海交通大學食品安全研究中心成立,希望邀請這位美國專家作為顧問委員會主席為中國食品安全問題把脈。他們每年都會組織一次國際研討會。最初三年,沒人重視這樣的會議。
任築山記得,自己曾在會上介紹,“中國的食品品質在國外口碑不好——只做一票生意。”他舉了在國外買中國香脆竹筍的例子,一開始特別好吃,後來便越來越差,乃至成了碎渣渣。沒想到聽眾們都不以為意。
直到2008年發生三聚氰胺事件,國內消費者針對食品安全的恐慌達到了歷史最高點。任築山作為國外專家也深度參與了中國食品安全由亂到治的過程。
2015年年初,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君石邀請他共同為中國食品安全立傳,任築山在第一章即指出,保障食品安全需要政府部門、學術界、企業、媒體、消費者五個環節共同努力。
“就消費者而言,掌握食品安全知識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任築山說。
南方周末:中國的食品安全危機和美國歷史上的類似危機相比,有什麽不一樣嗎?
任築山:有一點是相同的,無論是從美國歷史還是英國歷史看,食品安全事件的爆發都是在農業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50%以下時出現的。隨著食品加工業的成熟,食品鏈條越來越長,可能發生問題的機會就日漸增多。
不同的是,在美國或歐洲,科學界能幫助政府和工業界制定可行性的法規。
南方周末:中國科學家做得還不夠多嗎?
任築山:國內有很多做食品安全研究的學者,政府給了大量的經費,企業也投入很多錢。但中國的學術制度以發表文章和理論分析為主,這些往往和工業界脫節。
其實在食品安全領域,中國傳統食品的研究是很不足的,比如油條等食品。現在規定不可以用含鋁的添加劑,那怎麽才能找到更好的替代品,讓油條更好吃呢?這方面的研究很匱乏。
在教育領域,一方面大專院校已經有三百多個學校開設食品安全專業,但外企卻總和我抱怨他們在中國招不到有實踐經驗的學生。在國外,在工廠實習是非常重要的課程,多實踐才真正知道企業是如何確保食品安全的。
南方周末:但中國的法律也越來越嚴格,這能否加強食品安全防線?
任築山: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幾乎和國外一樣先進了,但我個人認為,這一步跨得太大了。與其立一個嚴謹但很難實施或做不到的法規,還不如立一個稍微寬松,但可能達到的法規。
南方周末:你為什麽會這麽想?
任築山:舉個例子,比如美國的肉品是由農業部下的食品安全檢驗局(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以下簡稱FSIS)監管的。每個屠宰場都有一個FSIS的駐場檢查員,一共有8000個。檢驗非常嚴格,如果檢查員不批準肉品就不能出廠。而這些檢查員要做到絕對的獨立,連在廠里吃一餐飯也不可以,如果被查到一次,他終身就不能為聯邦政府服務了。
中國有一樣嚴格的法律,也有官方駐場員,能不能做到同樣的執行呢?中國太註重人情,很容易被收買,有些嚴苛的規則在中國實施不了,這規則就和沒有一樣。我們還是應該根據社會情況,走得慢一點。
南方周末:在食品安全管理上,中國農業部和國家食藥總局各自管理食品的前端和後端,這是不是會有交叉和沖突?美國是不是也遇到了一樣的問題,之前傳言FSIS和FDA要合並,現在情況如何?
任築山:不太可能合並,他們合作得非常好。對於食品監管的法律和機構,美國農業部下屬的FSIS和衛生部下屬的FDA有不同的職責。FSIS管理肉類、牲畜和禽蛋。FDA則管剩下的全部食品。兩者之間的合作也很順利,會互相幫助而不是推卸責任。
中國就完全不同了,部門之間可能出現推諉扯皮。我不太清楚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現象。我感到最大的區別是美國管理任何事物都會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各機構的老大首先是科學家。如果政府機構沒有將科學作為基礎,消費者很難去信任這些機構。
南方周末:與食品安全水平相比,中國的消費者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似乎更低。
任築山:惡意添加的行為讓消費者失去了信任,還把一個詞“添加劑”給妖魔化了。中國人很怕添加劑,但實際上怕的不是真正的添加劑,而是非法添加。在美國,基本上沒有惡意添加的情況,出現問題主要是清理不夠幹凈或操作不當造成的,都是很偶然的事件。但國內還是存在,這和商業界的道德有關。透明度和誠信是建立食品安全最重要的兩個基本條件。
南方周末:國內最近成立了食品安全辟謠聯盟,你怎麽看食品安全的謠言?
任築山:在中國這個問題很嚴重。中國人特別喜歡傳謠言,網絡上有很多謠言的帖子,被迅速轉發。經常有人問我一些帖子是真是假。我仔細一看哭笑不得。但這樣的帖子一兩天之內,會有幾百萬人看到,糾正都無法糾正,也無法追蹤。美國的網絡上很少有這樣的謠言,大眾不太信這些,也不會隨便傳播。很重要的一點是和民眾的科學素養以及對政府的信任有關。比如美國FDA出了一個通知或聲明,民眾是絕對相信的。
南方周末:所以我們在有些問題譬如轉基因安全和管理上很難讓民眾信任。美國怎麽樣?
任築山:美國絕大部分人已經接受轉基因食品,覺得沒什麽。三十年前美國和現在的中國一樣,為這個問題爭得不可開交。吵到後面發現30年都沒事。美國政府的立場非常堅定,認為如果反對者提不出轉基因有危害的證據,就沒有必要把這個是否存在轉基因放在標簽上。如果標了,反而是擾亂視聽。他們相信和轉基因同類的元素太多了,不可能都列上。美國也有一些公司特別註意會標註“不含轉基因”,比如一些有機食品,那是為了和普通食品競爭。
南方周末:消費者如果不掌握信息,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呢?
任築山:消費者總是相信轉基因是壞東西,就像幾年前中國人都覺得食品添加劑是壞東西一樣。這需要大量的科普和風險交流才能改變。在美國,政府有專門的機構從事風險交流工作,還有獨立的民間交流平臺來提供關於食品安全方面的科學信息。就消費者而言,掌握食品安全知識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蘭斯·E·羅德維爾 (who中國官方博客/圖)
美國實施疫苗儲備計劃,優先儲存那些使用範圍廣且只有一個廠家生產的疫苗。
與南方周末記者交談時,蘭斯一直強調,中國的預防接種其實比美國覆蓋面更廣——美國並不存在惠及所有適齡兒童的一類疫苗,只有符合特定條件的人群才能得到政府免費疫苗。
但美國在管控疫苗數量、防止疫苗短缺方面做出的努力值得借鑒。大量文獻顯示,美國學者很早就開始研究疫苗為什麽短缺、怎樣才能防止短缺,而美國的疫苗儲備計劃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已開始。
美國是如何應對疫苗供給危機的?南方周末記者為此采訪了世衛組織中國代表處免疫規劃專家、原美國疾控中心國家免疫項目負責人蘭斯·E·羅德維爾(Lawrence E. Rodewald)。
南方周末:在美國疾控中心任職期間,您是否經歷過疫苗短缺?
蘭斯:2000年,我成為國家免疫項目部門負責人,那一年美國出現了大規模的疫苗短缺,麻疹、水痘、白喉等,這些不同種類疫苗在同一時間發生短缺,簡直是一場災難。
後來我們了解到,那次大規模短缺是因為FDA對疫苗生產企業的質量要求提高,企業需要停產做技術改變,再重新生產,這種間歇性停產造成了大規模疫苗短缺。
還有一次是在2008年,美國一家大企業的生產線出現問題,一年內無法生產HIB疫苗。當時還有另一家公司也生產該疫苗,但遠不能滿足全國需求。HIB疫苗因此短缺了兩年。
南方周末:當時你們是怎麽應對的?
蘭斯:拿2000年的短缺來說,剛開始我們是有一些儲量,不過很快就被用光了,此時疾控中心必須做出一些臨時的建議和調整。
比如美國學校規定,學生必須註射某些疫苗,才能入學。我們提醒一些州,必須改變他們的入學標準,讓暫時沒有註射疫苗的孩子入學,並且在疫苗恢複供應後,保證他們去補充接種。
當破傷風疫苗嚴重短缺,我們不得不停止給青少年做日常免疫,只將這批疫苗用在急診室。
南方周末:如何建立有效機制來應對類似的短缺?
蘭斯:應對疫苗短缺需要各方合作。2000年後我們開始建立溝通機制,疾控中心和FDA互相派人參加對方的會議,隨時監控短缺的情況和持續時間。
相關企業也得參加這些會議,一旦某些質量標準發生變化,企業不應該感到驚訝,因為他們可以提前知道這個會發生。在應對短缺的時候,企業也得隨時通報未來數月能生產多少疫苗,以便我們設計臨時的免疫計劃。
此外,FDA和疾控中心都有一份疫苗短缺名單,這份名單是在網上實時更新的,名單後會說明疫苗短缺的原因。
我們還開發了一個疫苗儲備計劃,儲存足夠供應六個月的疫苗,優先儲存那些使用範圍廣並且只有一個廠家生產的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