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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起，新的﹁限塑令﹂規定，各 大賣場與量販店，對於塑膠類的托盤與包裝盒，必須減量三成以上，後續效益引發ＰＬＡ︵聚乳酸︶、紙器等環保包裝材料的商機，國內唯一生產ＰＬＡ原料的偉 盟，成為這波新限塑政策下最大受益者。 撰文．林宸誼 炎熱的暑假，便利商店裡隨處可見小朋友們圍在製冰機前，拿 著裝得快滿的冰沙在桌緣輕敲，希望能扎實地裝滿令人垂涎的冰品。小朋友兩眼直盯著色彩鮮艷的思樂冰，不曉得這光亮透明的杯子可是大有學問。 事 實上，這種外觀看似塑膠的杯子，其實是一種由玉米、甜菜、小麥提煉的聚合材質，不僅無毒，而且還可自然分解，連大賣場裡的雞蛋盒，也都是用這種ＰＬＡ︵聚 乳酸︶原料製成的。 今天，ＰＬＡ製品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但對十一年前就引進這項技術的偉盟工業而言，卻是一條艱辛的推廣之路。一九九 九年，當時的董事長賴文正看見許多塑膠、保麗龍等廢棄物塞滿整個下水道，觸發企業是否應該開發能在環境中自然分解的產品動機；於是，獨家從美國引進ＰＬＡ 原料和技術。 與統一合作 守住台灣市場 靠上海世博 打響品牌 不過，在當時環保意識不高的情形下，成本較高 的ＰＬＡ製品幾乎沒什麼競爭力。偉盟就這樣一路虧下來，光是研發費用就投入了新台幣十億元，至今已虧損十一年。為了降低股東每年的質疑聲浪，偉盟ＰＬＡ事 業部總經理黃志賢抱著﹁有賺就少賠﹂的策略，與銷售團隊先從門檻低的食品容器下手，先開發出蛋盒與冷飲杯，緊接著從○四年開始，與統一集團合作，從沙拉 盒、冰品杯開始，逐漸採用偉盟代理的ＰＬＡ原料，算是守住了小小的台灣市場。 由於偉盟的ＰＬＡ成本，硬是比其他紙製品貴二到三成，統一超當 時還以測試市場名義，先找南部十幾家連鎖加盟商試驗，沒想到三個月下來，思樂冰竟然是賣得最好的項目，這才說服統一集團放膽採購偉盟的產品。 ﹁ 最初，我們是把ＰＬＡ產品的重心放在歐美，﹂黃志賢坦言，由於歐美注重節能環保，ＰＬＡ製品有七成營收來自歐美，沒想到因金融海嘯，營收不如預期，只貢獻 了新台幣六億元。 但﹁對的事堅持下去，總是會有成果的﹂。偉盟開發的紙杯、馬克杯，意外搭上上海世博的環保順風車，把品牌的名聲打得響亮， 緊接著在七月「限塑令」一實施，業績馬上又增加了三成以上。 ﹁自從○八年京奧後，現在中國政府的官員，上上下下都把節能環保掛在嘴上。﹂嗅 到商機的黃志賢，憑著曾參與過日本愛知博覽會經驗，在去年八月透過子公司上海偉盟與上海世博局接洽。直到今年一月才獲得特許廠商資格，拜環保特性所賜，偉 盟不僅不用繳權利金，還可以獨家生產銷售ＰＬＡ馬克杯，與ＰＬＡ材質的紙杯。 黃志賢透露推銷ＰＬＡ成功的祕訣，靠的就是售後服務所累積的口 碑。由於紙餐盒出廠價一．八元至二元之間，相較之下保麗龍餐盒每個出廠價僅○．六至○．八元，價差達二至三倍；不過要是與其他可回收環保塑膠餐盒相比，紙 餐盒售價相對偏低，仍是各餐飲的優先選擇。 下游廠商甚至懷疑生產ＰＬＡ產品恐怕無利可圖，而黃志賢不只是把原料賣給下游廠商，還派人教廠商 怎麼使用。 雖然手握上海世博二五○○個特許商店的通路，但黃志賢態度顯得相當謹慎。﹁馬克杯印上圖案，不用花一天的工夫。﹂深知庫存壓力的 黃志賢表示，在風險控管下，以分批印上世博核准圖案，再送進特許商店販賣的方式，嚴格控制馬克杯的生產量。 受益ＥＣＦＡ 加緊研發 兩 岸合作 設廠投產 目前，偉盟還鎖定北京、上海、南京、廈門，把台灣總代理商的觸角伸向下游，並投入三五○萬美元，與福建廈門市物資集團， 合資在廈門成立偉盟工廠，已經在今年五月正式投產。更早在一月時，就與江蘇再生資源利用產業集團簽訂合資意向書，雙方投資一千萬美元在南京設廠，預計年底 就可以投產。 此外，偉盟還與北京市政一卡通公司簽署合作意向書，黃志賢估計半年內就能開發出ＰＬＡ的環保ＩＣ卡。﹁因為當初北京一卡通公 司，就是看上偉盟的產品經過世博認證，﹂黃志賢驕傲地說，接下來只要克服溫度、耐磨度的問題，就能夠拿下三三○○萬張環保ＩＣ卡的市場。 ﹁ 我們很幸運地在十年前，就找到能看到遠景的產品。﹂黃志賢自豪地說，兩岸簽署ＥＣＦＡ（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後，ＰＬＡ原料與成品，在零關稅下，不管是在台 灣或是大陸銷售，成本都能壓得更低。 黃志賢透露，偉盟正著手研發ＰＬＡ光碟片、手機機殼與筆電機殼等３Ｃ產品。令人訝異的是，在台成立二十 三年的偉盟工業，其實是一家以製造鋼筋混凝土管，與承接政府汙水下水道工程起家的公司。誰都沒想到，連虧十一年的環保材料部門，如今搖身一變，成了金雞 母。 黃志賢 出生：1969年 現職：偉盟工業環保材料事業部總經理 學 歷：中興大學EMBA 經歷：速普樂資材部經理 偉盟工業 成立時 間：1987年 負責人：林淵泉 資本額：24.3億元 主要業務：RCP混凝土管、 工程租貸業務、PLA環保材料近5年營收： (單位：新台幣億元)2009 35.0 2008 43.9 2007 29.5 2006 18.2 2005 20.7 | ||||||
一個體制內聲譽正隆的名醫，和一個在全國最有名的醫院工作的年輕醫生，在制度與社會環境變化的當下，同時選擇離開公立醫院，為尚在半途的醫改闖出另一條縫。
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只有從體制中解放醫生，讓他們自由流動與充分競爭，才能真正讓市場來為醫生定價，讓好醫生為醫院帶來高價值，從而改變醫院靠藥品供養的畸形現狀，最終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當一些探索者勇敢走出醫院，卻發現能否繼續走下去，依然有賴於體制內的變革——如果不能納入醫保範疇，如果公立醫院不接受他們開出的轉診單，他們就不會有多少病人。
2012年所謂「世界末日」這一天，上海東方醫院知名血管外科醫生張強，和北京協和醫院腎外科醫生朱岩，都選擇離開他們棲身多年的公立醫療系統。
一個告別自己業已積累二十年的體制內聲譽，一個告別有百年歷史的中國一流醫院，他們的選擇，在公立醫院依舊是醫療市場絕對主流、無數人打破頭擠入體制內的今天，成為一種罕見的標誌性事件。
張強和朱岩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瞄準醫療市場金字塔的頂端，進入外資背景的私立高端醫療機構；一個走向塔基，按國外的家庭醫生模式創建社區診所。有趣的是，他們都選擇了提供相對高端的服務，因為這裡管制最少。
無論何種路徑，他們想擁抱的都是一個自由醫生的職業尊嚴。
他們的個人選擇，為尚在半途的中國醫改闖開了另一條縫隙——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讓醫生從體制中走出來，才能讓市場真正為醫生定價，也才有可能讓醫院不再全靠藥品供養，從而讓醫生回歸為醫生，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所謂自由執業，就是醫生不再僅僅受僱於一家醫療機構，而可以在多個醫療平台之間自主選擇執業地點。目前衛生部的規定在幾經放寬之後，依然尚未批准完全自由執業，而是限定醫生在得到第一家執業點的允許後，最多在三家執業點工作。
「從單位人，到社會人」
2012年的最後一天，張強一大早趕到上海東方醫院特需門診部，辦理了最後的離職手續，年終獎和12月的工資都沒打算要。
47歲的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決定脫離體制，成為一名自由的醫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海裡泡了20年，終於上岸了」。
在體制內工作了20年，張強稱得上功成名就。他的專長是治療下肢靜脈曲張，是國內第一個把腹腔鏡技術應用到血管外科的醫生，東方醫院的血管外科在他任主任期間全國知名，患者絡繹不絕。體制內的各種榮譽，他也都享受過：五四勞動獎章，各種協會頭銜，專業雜誌編委。
正因為成功，他的出走顯得很「另類」。
自1990年代後期，社會資本逐漸進入醫療領域以來，也有少部分醫生離開體制，但大部分是退休的、在原單位「待得不好」的、想賺大錢的，或者難於找到工作的新畢業生。像張強一樣年富力強的「體制受益者」離開的，鳳毛麟角。
「已經觀望了半年，只是需要一個導火索。」張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把這稱為是一次「自我重新探索」。他在東方醫院曾經努力探索特需門診，也就是高端服務，掛號費300元，患者享受高質量服務，預約看病，至少半小時的問診時間，甚至在做手術時可以點自己喜歡的音樂。
這是張強理想的工作方式，「最好手術後還能來杯咖啡」。
然而，在公立醫院的平台上，發展特需醫療瓶頸頗多。
首先是政府統一定價，很難高收費，先進的技術和好材料不能用。公立醫院的就醫環境也使特需大打折扣，「只是病房好一點，護士漂亮一點，推到手術室，一樣要排隊」。而他想改進醫療質量而推出的當日手術理念，也受限於公立醫院緊張的病床和手術室而難以實現。
最根本的是，特需醫療和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天然存在矛盾，特需發展到一定程度，會佔用普通患者的就醫資源。
「公立醫院無法滿足高質量的醫療需求。」張強早已意識到這些問題，市場上漸漸傳出的特需門診會從公立醫院剝離的消息更堅定了他的決心，「晚走不如早走」。
這種圈內人看來非常冒險的選擇，張強本人並不糾結。1992年剛從醫學院畢業時，他就已面臨過類似的選擇：當時，全套引入美國辦醫理念的浙江邵逸夫醫院剛剛籌辦，美方院長寫了一封信給他，期待他能參與創辦邵逸夫醫院的血管外科平台。這位當時浙江省唯一的血管外科碩士，已經拿到浙江一所著名三甲醫院的工作機會，卻不顧全家人反對，去了邵逸夫醫院，只因為「聽說美國先進。很好奇，還會去香港培訓，我很喜歡」。
在那個中國醫院還是綠油漆的年代，邵逸夫醫院被中方認為「像賓館，哪像醫院」，「老外們在大廳裡放盆景，椅子全是沙發」。
對張強來說更重要的是，那些本來只存在於想像中的醫療理念一下子鋪展在眼前，他第一次接觸了可以電動的病床，第一次看到氧氣管不用塞在鼻子裡，第一次知道要用簾子把病人隔開尊重隱私權，第一次看見美國人用筆記本電腦，用互聯網查資料——張強因此成為浙江省第4000個互聯網用戶，很早便用互聯網查閱國外免費的醫學文獻。
也是在這裡，張強學習了腹腔鏡技術，掌握他日後行醫的殺手鐧。
這種遠遠超前的眼界，奠定了他日後的興趣和所有選擇的取向。而他的自由能成為現實，還與一系列制度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有關。
1949年以來，公立醫院一直佔據著中國醫療市場的主流，也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是醫生們唯一的「棲身之所」。在1990年代後期民營醫院大量出現後，出現了許多「醫生走穴」的狀況，曾一度備受社會抨擊。1999年，執業醫師法出台，醫生多點執業被明文禁止。
直到2009年，衛生部出台《關於醫師多點執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醫生在不超過三個醫療機構多點執業。
不過，雖然制度允許了，但現實卻依然是無法打破的一塊堅冰。多位受訪醫生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沒有哪個公立醫院院長會同意讓自己的醫生出去執業。
「公立醫院是一個封閉體系，不讓人出去，也不讓人進來。」張強說，「習慣了小農思維，你出去執業他們會擔心帶跑病人。」
於是，隨著在公立醫院探索高質量醫療的空間日益狹窄，加上上海又將成立兩個醫療中心，讓他覺得醫改的氣氛越來越好，他終於決定走出來，「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
2012年12月12日12點整，張強正式確定了他的第一執業點：上海沃德醫療中心，這是一個外資背景的醫療平台。在這裡，他將名片上的「張主任」改成「smile醫生」，辦公室擺著家人的照片，病人送的超人肖像畫掛在牆上，一盒鮮豔的紅玫瑰擺在茶桌的一角。
幾乎同時，年輕的朱岩也選擇像張強一樣出走體制內。
「協和的醫生都非常嚴謹，有奉獻精神，在目前的體制下，勢必收入非常低，年輕醫生根本買不起房子，更不用說結婚生子養老人啦。」朱岩今年32歲，山東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進入大名鼎鼎的北京協和醫院，但九年之後，醫生的尊嚴感卻一點點幻滅。作為腎內科主治醫師，朱岩在協和醫院的掛號費僅僅5元，每月工資獎金加起來稅後七八千。這樣的工資現狀在北京生活並不容易，醫生要不甘於清貧，要不就收紅包、拿回扣。
而且，這個龐大體系裡淤積著大量醫生——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龔曉明曾對媒體說，協和醫院婦產科正高職稱有30位，副高職稱的也有三十多位——從上到下一層層排下來，資歷越淺的醫生機會越少。
在這個體系裡，獲得認可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科研論文發表的數量，這也讓更注重臨床技能的朱岩並不喜歡。
「我身邊的醫生，一半以上動過走的心思，」朱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協和醫院很重視年輕醫生的培養，也一直在努力改善年輕醫生的收入，但體製出了問題。」2011年，僅協和醫院內科的住院醫師就有十餘人辭職，有的出國行醫，有的去了大型醫藥公司，有的回老家繼續當醫生。而朱岩自己，在2012年和幾個朋友一拍即合後，離開國內最好的醫學平台協和，辭職創業，打算走一段「很長的黑暗路」。
有趣的是，新的信息技術出現，無論對張強還是朱岩來說，都是一個福音。比如，微博的出現，使得醫生無論在哪裡都能被「粉絲」找到。10年前張強從邵逸夫醫院離職到另一家醫院時，深深感受到的痛苦是，病人沒有渠道知道你去了哪裡，最初一個月他連一個病人都沒有。而如今，他不僅在微博上發了公告，收穫許多轉發與評論，而且他一直參與的網絡診療平台「好大夫」網站，也在他加盟沃德後首次把私立醫院納入網站關注範疇。
對朱岩來說，微博也是一個推廣平台。他的新浪微博名是「回到明朝當醫生」，他說明朝只是一種虛指，代表理想世界，在那裡可以做一名有尊嚴的醫生，重建醫者與患者之間古老的信任。
兩條道路
同樣離開體制，張強和朱岩卻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走向醫療市場金字塔頂端——私立高端醫療，一個走向塔基——社區連鎖診所。
張強看好高端醫療市場，他認為市場需求有層次，醫療服務就應該有差異。他對未來職業的規劃也是立體的，計劃分三步走：先簽約一個高端私立醫療機構。再簽一個公立醫院，借助其大型醫療設備，建一個靜脈血栓學科的培養基地，也可給普通病人看診，履行醫生的公益價值。此外還會再簽約一個國際化的醫療機構，組建醫療團隊。
沃德是張強簽約的第一家機構。這家成立於2009年的外資高端醫療中心，意在打造一個醫療資源整合平台，提供行政、護士、設備，而各類優秀醫生則在這個平台上貢獻他們的醫術，但不隸屬於這個平台。上海沃德醫療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方瑞敏說，「不組劇團，只搭舞台。」
張強和沃德的合作，並非傳統的僱傭關係。他在沃德幾乎不拿底薪，而是按照歐美的一般標準，和沃德按一定比例分成。「如果拿個百萬年薪，我就又成了它的僱員，又要受制於它的指標壓力。」而分成制，除了相應承擔風險之外，所有的社會保險、公積金等，都由張強自己繳納，他戲稱，「自由的代價是很高的」。
在沃德醫療中心，醫生是一切的核心。每個樓層都設有行政總監，專門為醫生協調各種事務。一台手術確定後，沃德要為醫生提供手術室，護士、麻醉師也要配套。在這裡，診療費遠高於公立醫院，達到次均1600-1800元，醫生與醫院都無需再靠藥品回扣「養」——據方瑞敏介紹，沃德的藥佔比（藥物佔醫院收入的比重）不到10%，而公立醫院通常高達50%左右。
有一個下肢靜脈曲張的菲律賓女病人，當張強還在公立醫院時為其做了一條腿的手術，另外一條腿則在私立醫院完成。兩相對比，看出區別：公立醫院的手術室很冷，病人下半身暴露，男性醫生與護士進進出出，術後住院兩三天；而在私立醫院，雖然價格貴了一倍，但一切都很安心，手術日期確定，護士先開好空調，麻醉師提前和病人交流15分鐘，術後幾個小時就可以下地走路。
不僅病人，醫生也獲得了尊嚴感。「以前在公立醫院當主任，大量的醫藥代表來巴結，很多病人求著你，那種體制帶來的權力感很醉人，但自由的感覺更好。」張強說，「世界比原來的圈子更大了，我的出診和手術流程，都是精益管理專家的朋友幫我設計的，幾點出診，怎麼跳台，非常科學。」
不過，在朱岩看來，專科路線更適合那些功成名就的「名醫」，而像他一樣的年輕人，還要尋找新的道路。
朱岩的創業夥伴，都是三十出頭，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多年三甲公立醫院從業經驗但又不甘於在體制內熬日子的年輕人。反覆商討後，他們決定深入社區，提供高品質的家庭醫生服務。
「強基層」是過去三年新醫改的重中之重，但儘管政府向基層醫療機構投入大量資源，卻依然因種種原因而沒有多少好醫生願意去基層，導致基層醫療機構診療水平參差不齊，難以得到患者的認同和信任，成為醫療市場最底層最大的難題。
朱岩們正是瞄準了這個困局中的機會，試圖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社區醫療平台，推廣家庭醫生理念。他給診所取名卓正，是希望醫療服務卓越，為人做事正直。
三個合作者之一的王志遠曾在花旗環球金融和摩根大通的投資銀行部門工作多年，為卓正找來了河山資本做天使投資人。朱岩並未透露具體的投資額，但其稱資金不會是壓力。「我們都認同這是一個長久的事業而不是買賣，不會為了賺錢而降低服務標準，這點雙方都有共識和契約保障。」
經過八個月籌備期，2012年12月，首批三家社區診所在深圳開門迎客，第四家正在籌備中。選擇深圳，是因為這裡行政效率相對高，且離香港近，患者更易接受新的就醫模式。包括朱岩在內，卓正目前有五名醫生，三家診所均開在深圳比較高檔的商業區或社區，診療收費參考香港模式，每次380元，包括診療費、三天的常用藥物和基本的化驗。
不過，運行近一個月以來，形勢並不樂觀——每天兩三個人的就診量顯示，建立口碑尚需時日。朱岩說，「雖然做了最壞的準備，困難依舊比想像的多。」
比如，問題之一是，轉診渠道的建立困難重重：目前公立醫院在設備、專科診療等方面依舊享有社區診所不具備的優勢，必須要在醫療市場上建立從社區診所到大型醫院之間的轉診渠道。
另一個問題則是無法接入醫保體系。診所定位是收入較高人群，他們往往繳納社保，在公立醫院看病不用掏錢，在診所卻得全部自費。
無論張強還是朱岩，他們都認為個體探索的最大風險來自政策的不明朗，「不知道我們這個方式政府會不會持續支持」。
萌芽的力量
在醫生仍基本留守體制內的背景下，張強和朱岩等人的逆向流動，會給既有體制帶來多大觸動？
「很多醫生在觀望，有好的平台可能就會離開。」張強的前同事、上海東方醫院微創外科主任胡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若有更多的平台和機會，體制內也不是鐵板一塊。他舉例說，上海正在建設中的國際醫療中心，已讓很多體制內的醫生躍躍欲試。
隨著新醫改的推進，社會資本投資醫療日趨開放，使更多比1990年代民營醫院品質更高的醫療機構開始出現，為出走體制的醫生提供了更多可選擇的平台。
「我們的探索若能成功，將給體制內的人走出來的信心。」朱岩說，這就撕開了一條縫，新的體系生成，會倒逼舊有體系改變。
不過，早在2010年就已離開公立體系到民營昆明同仁醫院就醫的周樂今醫生卻並不那麼樂觀。曾經以80萬年薪力邀他加盟的這家民營醫院，在管理層幾經變化後，和周樂今理念不容，合同期未滿就將其辭退。2012年12月14日，他和昆明同仁醫院的官司剛剛二審勝訴。
「雖然從戰略角度看，民營醫院一定會越來越多，但目前90%的本土民營醫院管理方式還是很落後的，好平台還是不多。」周樂今說。
除此之外，依舊偏向公立醫院的既有政策體系，使體制內外落差巨大，不僅不能幫助醫生走出來，反而處處形成束縛。比如，在社會資源、學術資源、研究資源多被體制內「壟斷」的背景下，出走成本極高。
「用身份保障換執業自由，多數人不敢『冒險』。」多年跟蹤醫改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恆鵬說。他舉了一個案例說明整個體制對自由執業權的束縛。
2009年，昆明曾在全國率先開展醫師多點執業，時任云南省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兼心內科主任的李易，帶領二十多位醫務人員以「社會人」的身份在多家醫院自由執業。但現在這個團隊卻逐漸回歸公立醫院了，體制束縛是很大原因——教學、科研資源集中在公立醫院；更關鍵的是，能否獲得這些資源並不取決於你是否有能力，而是取決於你的「公家人」身份。自由執業的醫生評不了職稱，當不了研究生導師，更為要命的是，退休後能夠拿到的養老金明顯低於擁有國有事業編制身份的醫生，儘管前者繳納的養老保險並不低於後者。
不過，生性樂觀的張強把這些看得很淡：「國內的學術機構排斥你，可以到國外更好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像李娜一樣！」
不過張強也有對市場成熟度的兩個擔憂。一是國內的保險市場尚不發達，而這是醫生自由執業的一個重要前提，一方面提供埋單者，降低患者負擔，另一方面也提供對醫療機構的第三方監督。
另一個懸在自由執業頭上的風險則是醫患矛盾的處理機制。當醫生和醫療機構的關係不再是僱傭關係時，醫療風險如何承擔？「在國外，有專門的責任險可以購買，而國內尚不成熟」，如何在醫生、醫療機構、保險和患者之間建立更有效的信任與制約，仍是自由執業面臨的一道難題。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張強醫生的樂觀和自信。」周樂今說，若想真正實現自由執業，不對舊體制動刀很難取得實質成功。雖然很謹慎，但已經走出體制的周樂今依然很讚賞張強與朱岩，「雖然目前還是萌芽，慢慢不失為一種力量」。
2012年12月下旬，中央軍委下令，要求接待工作不安排宴請、不喝酒，對積習已久的「軍中酒文化」動刀。
禁酒調查組主要由各大軍區紀委牽頭，抽調司政後裝各部門人員組成。重點在各大酒店暗訪，尤其加大夜間和節假日的檢查力度。
「我們場站，胃病發病率幾乎佔了三成多，大多是酗酒造成的。」廣州空軍某場站的醫生發現：禁酒令之後，胃病發病率降下來了。
軍中曾有段流行語：首長端起一杯「引路酒」，端起大杯「不醉不歸」；端起小杯，就要有所節制。「洗車」就是換啤酒，「輸血」是換紅酒，「炸碉堡」，就是拼了，同歸於盡。
蛇年春節前後，一場自上而下的禁酒風暴正席捲部隊：天經地義的集體聚餐叫停，年復一年的春節團拜會取消，連正大光明地開會也改吃自助餐了。
如今，領導檢查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招呼：吃便飯，不喝酒。基層部隊也不會自討沒趣，「請人家喝酒，等於給領導添亂」。
以前上級機關下部隊檢查工作，吃頓飯、喝場酒，稀鬆平常。「雖然沒人讓你招待，但是已經習慣成自然。」一位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坦言。
自從2012年12月下旬，《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下發全軍，要求在接待工作中不安排宴請、不喝酒。「禁酒令」印發之際，正是歲末年初部隊評比考核、檢查調研、走訪慰問活動密集之時，然而向來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解放軍，立即「令行禁止」。
2013年，一場轟轟烈烈卻又不見硝煙的「酒阻擊戰」已經打響。
禁酒令下，「氣氛立刻變了」
「以前部隊哪好意思這麼幹啊！」
任職於總部機關的紀檢幹部李軍華，已經三學「禁酒令」了。第一次是2012年12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12月下旬又下來了第二個文件——《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最後一次是春節前，他所屬總部下發的禁酒配套規定。
每一個文件下來，都會讓軍隊公款吃喝的難度係數增大。
元旦前，李軍華局裡的一名士兵要復員返鄉，全局幹部為歡送他在招待所聚餐。領導做開場白時說：「這次就當年終聚餐，元旦和春節就一鍋燴了」。中央軍委文件當時剛剛下發傳達，但依循老規矩，李軍華還是從辦公室帶了一箱牛欄山二鍋頭，每瓶價值兩百塊。「總共七八個人，每人喝了五六兩吧。」在李軍華看來，吃得真不算奢侈，「最後剩了一些菜，領導還打包帶走了」。
春節前，總部下發了要求更為具體和嚴格的禁酒令，李軍華發現「氣氛立刻就變了」。在隨後例行的招待老幹部聚餐時，局領導就乾脆沒讓老領導們喝酒，全都喝薑汁可樂，「也沒有對老首長多解釋，他們天天看新聞，明白是怎麼回事。」
在北京某軍隊研究所工作的陳新也有類似遭遇。據他所知，研究所並沒有完全禁止喝酒，「看望老首長可以喝酒，但酒不能太貴」。至於公款接待上級和集體聚餐，「那絕對不可以」。
研究所基本上每週都要邀請兄弟部隊、地方專家開項目評審會，「以前開完會後肯定要喝酒慶祝一下」。這套程序陳新已經很熟悉：會議結束前他要趕緊打電話訂飯店，「一桌菜怎麼也要兩三千塊，酒都是自帶——茅台或者五六百塊錢的紅瓶二鍋頭」。
自從有了禁酒令，一切都變了：開會能不吃飯就不吃，直接打發專家回家；實在過了飯點就訂快餐，可選的就幾家：麥當勞、肯德基，或者吉野家。這讓搞會務的人省心不少，陳新在吉野家訂餐就選三種飯：牛肉飯、雞肉飯或者雙拼飯，「不訂麻婆豆腐或者魚肉飯，太怪，一些人可能忌口」。
除了每人訂一盒飯，往往還配有沙拉和紫菜蛋湯，「每人四五十塊錢絕對打得住」。開完會，把盒飯往專家手裡一發，他們提著就走了。陳新有時候覺得不可思議，「以前部隊哪好意思這麼幹啊！」
與解放軍總部所在地北京相比，地方部隊對禁酒令的理解並不完全一致。2013年1月上旬，華東某軍事院校英語老師聞小東，依然在系裡的年會上喝到了七八十塊錢的當地酒——兩相和。上級的禁酒令在1月中旬下達學校，學校立刻發通知，要求所有沒提早開年會的單位，年會必須挪到機關食堂舉行。
按照老規矩，學校給每人補貼600塊錢，用以抽獎、表演節目以及吃飯。但因為禁酒令，喝酒的檔次大幅降低，統統改成二三十塊錢的68度二鍋頭，每桌限喝一瓶。
同樣在軍事院校，2013年1月24日，南京一所軍校也接到了上級機關頒佈的禁酒令，一些系立刻把在飯店訂好的年底聚餐活動取消。「我們比較聽話，上面怎麼要求我們就怎麼做。」該校一位副教授說。
每年春節前後，在福建任職的技術軍官張松林都要到廣東出差一個月，2013年也不例外。這次出差他發現，對方招待他喝酒的次數明顯減少，「過去幾乎天天有酒喝，現在一週也就兩三次」。給張松林最大的感受是，喝酒的容器也變了，「以前是用裝水煮魚的盆倒啤酒，現在改用杯子喝了」。
某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在下部隊時，特別提醒下級不要超標接待——不迎接，不擺水果，不喝酒，不送土特產。有兩次他去武裝部檢查工作，直接鑽到伙房裡吃午飯，「弄個白菜湯，燉個魚就挺好」，他笑笑說。
軍中曾有段流行語：首長端起一杯「引路酒」，端起大杯「不醉不歸」；端起小杯，就要節制。這杯「引路酒」，「洗車」意思是換啤酒，「輸血」是換紅酒，「炸碉堡」，就是拼了，同歸於盡。
現在，領導帶了好頭，對於基層就是榜樣。
調查組在行動
「大吃大喝，即便你說自己付錢也不行。」
除了各類文件傳達、集中開會動員，一些部隊為了禁酒開始「上手段」。廣州軍區紀委幹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比如海軍陸戰旅等一些特戰部隊，營區門口都安裝了酒精檢測儀器，就像交警查酒後駕車一樣，發現一個當即扣下處理。」
在軍隊周圍的酒店裡，解放軍各個層級的禁酒調查組也遍地開花。中央軍委法制局趙幹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組主要由各大軍區紀委牽頭，抽調司政後裝各個部門人員組成，為了應付出現個別人員耍酒瘋，有的軍區甚至將保衛部的人員納入其中。」
調查組重點是在各大酒店暗訪，尤其加大夜間和節假日的檢查力度。陳新就聽說過一個調查組的典型活動方式：「他在飯店裡轉悠，要是找不到線索就在櫃檯那兒等著。一看來一個人結賬，你也不知道旁邊站的是誰，結完賬開發票，寫著某某單位，立刻被他抓到，說你大吃大喝，即便你說自己付錢也不行。」
「調查組可能抓不了多少違規者，意義更多的是殺一儆百。」春節前後，調查組工作量很大，廣州軍區從基層部隊抽調了不少政治幹部。
陳曦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主要任務是負責軍區周邊幾個酒店的巡視，有時候，還要喬裝改扮成顧客、推銷員之類的身份。「那些身體健碩、走路步伐緊湊，走路有節奏感的男人」正是重點監控對象。一旦發現問題，陳曦就立即上前盤查身份，其中也出現幾個烏龍事件，查到的是一些退役的軍轉幹部。
在總參某部機關工作的趙樂義發現，調查組在飯店裡只查兩種人：穿軍裝的和開軍車的。「現在單位接待上級來訪，再也不出去吃了，直接安排在部隊招待所吃，即便喝點啤酒也沒人知道。」趙說。
不過，常做軍隊生意的酒店也有因應之道。位於北京市朝陽區鼓樓外大街的金悅酒店，毗鄰總參、總政、總裝和空軍等軍隊大院。2013年2月24日，該酒店服務員在電話裡說，「絕對不會有人查到，我們可以為軍車提供遮擋牌照服務」。在海淀區西翠路的另一家高檔海鮮酒店北京靜雅大酒店，前台服務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停車位置有後院或者地下停車場可選，如有要求也可以為顧客遮擋車牌。
調查組也接受來自軍隊內部的舉報，政工網上專門設置了投訴舉報專欄。據一位調查組內部人員透露，有極個別部隊年終搞集體聚餐時，把空的易拉罐裡裝上白酒，與會者心照不宣地喝白酒，還讓人誤以為是飲料，這些現象後來都被檢舉發現。
禁酒令制定者早已料到可能出現的反彈，中央軍委法制局趙幹事承認，「推動禁酒必須多管齊下，財務監督也是堵住漏洞的一個方面。」
從1991年起，全軍就頒佈了幾項法令規定，規範軍隊財務制度。這幾年來，軍方採取了一些技術手段加強財務管理。最有成效的就是，公款支出的公務卡和發票相一致的報銷制度。
在財務管理方面，陳新感受最明顯，他現在訂會議餐都遇到了麻煩。按照上級規定，公款用餐必須用公務卡或者支票支付，不得使用現金。「像麥當勞、肯德基和吉野家這樣的快餐店，送餐時幾乎沒拿POS機的，也不會開支票。」陳新說，如果用現金結賬，根本不符合財務制度，沒法報賬，「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在訂餐前跑到餐館裡刷卡才行」。
「禁酒令去除了很多負擔，也帶來了一點煩惱。」來自瀋陽軍區的政治幹部梁慶典也體會到，如果部隊想做個宣傳的條幅，一般家居裝潢店並沒有POS刷卡機，更不能開發票，這筆錢只能自己出。
「感情都在酒裡」
喝出了氛圍，但誤事又損害身體，更有損形象。
「禁酒令」並非在解放軍中第一次提出，2008年空軍就在全軍率先施行《空軍部隊從嚴控制飲酒的規定》，其後在全軍範圍內得到推廣。
五年前開始的上一輪軍隊禁酒，並未針對公款吃喝等不良作風，其重點在打擊軍人工作期間的飲酒行為。「週一到週五都是在上班，部隊又有打仗的特殊使命，因此空軍才規定工作日24小時都不能喝酒。」一位要求匿名的空軍大校認為：空軍的禁酒令，實際上是弘揚一種新的部隊工作文化。
北京軍方國際問題學者陳濤就深有體會。有一次，他應邀到一個軍區講國際形勢課。因為飛機晚點，直到晚上快九點他才被接到招待所。在飯桌上，迎候多時的軍區副參謀長上來就說：「你遲到了，得先罰。」陳濤說，「遲到也不是我的原因啊！」副參謀長笑，「你不罰，那我先喝。」說完他就喝了兩杯，陳濤一點沒辦法，「誰讓人家比我級別高，又是將軍呢。」他一下就喝了六杯。
喝六杯有三兩白酒，這只是個開頭。在場的副參謀長手下，一會兒這個處長那個主任，紛紛向陳濤敬酒。「酒場上就是找各種關係，比如咱倆是老鄉，就得再喝一杯，或者咱倆在一個學校學習過，或者共同認識一個人，這都得喝。」陳濤明白，喝酒就是為了營造一種融洽的氛圍，「喝酒容易把哪兒人，什麼經歷，一些趣事說出來」。
「感情都在酒裡」，這是和平時期，軍營酒桌上經常流傳的一句話，正如富商打高爾夫聯絡感情一樣。
梁慶典是來自地方院校的國防生，在校園時，他就耳聞軍隊酒文化盛行。當時，他對軍隊酒文化的理解是，「沒有酒就沒有戰友情誼，不能喝酒就不會得到領導的賞識」。為了及早適應軍營生活，從大一時，梁慶典就經常到學校門口的便利店，花上兩三塊錢購買小瓶裝的「二鍋頭」，再配上些油炸花生米和新鮮黃瓜做下酒菜，與國防生同學一起「煉酒膽」。
喝酒既容易誤事也損害身體，軍中多數人其實都明白，「但老戰友來了，領導來了，你喝不喝？」廣州軍區紀委一名幹事說，禁酒令推行之難，「在於酒承載的是一種人脈關係，也帶有一種歷史慣性，不喝好像代表不熱情。」
冷兵器作戰時，喝酒可以給士兵壯膽，然而當世界已經進入信息化作戰時代，「戰爭的勝負不僅僅是戰士的勇敢和士氣，要依靠先進的陸海空武器裝備，以及整個國家工業體系支撐。」國防大學軍事法學專家錢壽根教授認為，禁酒令對於提升部隊戰鬥力，改變軍人社會形象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喝酒的規矩在變
每桌開始擺上一瓶紅酒，很少有人拿起開瓶器。
本次中央軍委發起的自上而下的禁酒行動，更多與限制公款消費相關。
2013年2月24日，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准，解放軍四總部又聯合印發《厲行節約嚴格經費管理的規定》，明確了按戰鬥力標準花錢辦事、從嚴管控會議集訓和公務接待開支等17條具體規定要求。
第二天，某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聽了一天軍區領導的電視會議，「上午是軍區政委，下午是司令員做報告。圍繞兩條：一個是杜絕鋪張浪費，另一個是學習黨章，弘揚優良作風」。
圍繞中央軍委的進一步指令，底下部隊又動員開來。
從內心感受來看，大多數部隊單位接待上級領導喝酒並不情願，如今從上到下都有禁酒令，讓接待也變得簡單，就是吃便飯。「沒人會頂風作案，聰明人誰會去幹這個啊！」上述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說。
「我們場站中，胃病發病率幾乎佔了三成多，大多是酗酒造成的。」廣州空軍某場站的醫生發現：禁酒令之後，胃病發病率降下來了，「我們工作輕鬆了很多，主要就是對付感冒頭痛之類的小病。」
以前，部隊為了接待軍內記者採訪也花費不小，通常一個記者下來至少要三四個人陪著。「按照5人用餐標準，飯菜價格在400元左右，酒水要300多，再加上煙、茶等等，一頓飯起碼要花800多塊錢。」廣州軍區紀委一名幹事算了一筆賬。新規定出台後，記者來了全部去食堂吃飯，加起來也就花100多塊錢，並沒有傷害感情，「很多記者朋友很喜歡軍隊食堂的伙食，食品天然，純手工製作」。
在不違背「禁酒令」的前提下，一些部隊已經慢慢摸索出新的喝酒之道。在山東沿海城市任職的營職幹部李全發現，單位裡再沒有人敢開著軍車去酒店了。「以前雖然也有規定公車不得私用，但執行得不嚴，現在大家變自覺了。」單位的土規定是，「即便是私下聚餐，晚上十點前必須結束酒局」，但為了防止喝得太多，每次李全跟朋友聚餐八點多肯定回營房，「過去喝5瓶啤酒，現在只喝3瓶」。
在研究所工作的陳新，已經被單位統一口徑，「萬一被人問起有沒有公款吃喝，一律說沒有」。雖然不太容易下賬，他覺得單位還得繼續儲存酒，「主要是為了省錢，出去喝酒太貴了，畢竟單位裡的小金庫錢不多，總之就是為了多喝幾瓶」。
廣州某部工作的孫星星，至今仍免不了接待上級領導，「但我們不會拿高檔酒出來，改成杜康或者紅花郎」。用於買酒的費用也在縮減，好在之前單位儲存了幾十箱茅台，「一時半會兒喝不完」。
開學之後，新的禁酒措施下發。在華東一所軍事院校機關自助餐廳裡，從1月份開始，每桌開始擺上一瓶紅酒。「據說學校參照了上級機關的做法——許多軍官在國外有過工作經歷，他們已經習慣於中午吃飯也要來一杯紅葡萄酒。」不過，該校教員聞小東發現，很少有人拿起開瓶器開紅酒喝，「喝可樂雪碧的都不多，大部分喝果粒橙」。
對于禁酒令可能對酒類產品帶來的影響，某知名酒廠駐京辦副主任張先生倒沒那麼悲觀。作為一名老兵，他很清楚酒對部隊意味著什麼。1979年他參軍時，部隊首長到他老家宜賓招兵，特意問他：「能喝酒嗎？」他回答說，「還可以。」首長點點頭，他就這樣入伍了。
「軍隊是離不開酒的，沒有酒怎麼打仗？」他笑著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中國的經濟政策，不是要去刺激需求，而是去解放需求、釋放需求！中國潛在的有效需求至少以萬億元計。
多年來，各界幾乎一致認為中國有購買能力的需求不足，因此消費需要刺激。擴大「三駕馬車」裡的投資與出口越來越難，核心當然是消費。消費需求的擴大靠什麼？當然不是增發鈔票。
大國經濟，消費有梯度，要抓住不同人的不同消費。現在擴大消費，更突出的問題也許是：很多需求很旺，但得不到滿足。如果解放這些未被滿足的需求，中國消費潛力的釋放有巨大空間。
對大部分人來說，婚姻是可實現的。但對低收入的、殘疾的、老年男性，他們的婚姻需求實現有難度，極少數人有絕對難度。很多被動的光棍主要緣於貧窮，無力付出本地區正常婚姻所需的費用（數萬或數十萬元）。不過，不同地區的貧窮程度有差異。比較貧困的男人在本地區找不到伴侶，但可在更貧困的地區找到。
實際中，由於貧困地區的封閉，缺少非營利的婚介組織，貧窮男性找伴侶的空間很有限，由此產生了特別的活動：拐賣更加貧困的婦女。政府不能只是打拐，更應為婚姻的需求方、供給方著想，不能只堵不疏。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如果能有一批婚姻經紀人，形成廣泛的婚姻信息網絡，婚姻有效需求可以得到較充分滿足。
殘疾人、老年人的婚姻需求與低收入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綜合起來看，這部分人的婚姻需求市場在千億元級，考慮乘數效應，應為數千億元。從純粹拉動消費角度看，過於「節儉」辦婚事不利於經濟增長。
婚事、喪事都是人生中的大事。從市場經濟看，任何個人的需求，只要不危害他人，都不應限制。喪事之類的需求不應過多限制。
比如，屍體處理可以鼓勵火化，但不必一刀切，應尊重一部分人採用土葬方式，喪葬可以是非耕地，比如山地、西部地區，也可以是耕地邊角（蘇北就比較普遍），採取拍賣方式，給予一定年數的使用權，可以續約延期使用。假使中國每年900萬死亡人口中有90萬人土葬，其佔用的土地，相對於每年非農建設佔用耕地幾十萬公頃是很少的，如果利用林地空隙則影響更小。
又如，發展喪葬用品，供火燒之用。這絕不是浪費，而是消費。同時，喪葬市場要打破壟斷，非公經濟必須介入，解決「死不起」的問題。
目前，對死亡的研究，包括其經濟學視角的研究，中國非常缺乏。如果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處理，喪葬服務業也非常重要。在很多農村地區，實際上已經存在相當規模的喪事服務隊伍。關鍵是要扶持而不是壓制。
家庭醫生需求。現在部分城市的社區醫院，通過1（醫生）比100或200（百姓）的「全科家庭醫生」形式開始提供服務，但實際上只有形式，沒有真正的契約。不是百姓收入低，而是醫療不以醫師為中心，醫院仍是國有制的大一統，醫院更像是機關老爺，名醫、名院的市場需求巨大但受到極大限制。有的醫院掛號，夜裡10點去排隊不一定掛到，一個號倒賣到500—1000元甚至更高。各個行業中，醫療機構的市場化程度很低。以2011年中國衛生總費用約2.5萬億計算，百姓因為沒有有效供給而被限制的有效醫療需求至少有10%，即2000億到3000億元。
家庭用工需求。隨著收入的提高、分工的細化，家務勞動越來越社會化。比如，住宅保潔（包括擦窗戶、洗油煙機等），看管照顧小孩、老人及患者，對鐘點工、廚師、家庭護工、壯工等有需求。
中國城鎮家庭兩億多，如果有10%需要家庭用工，則可以創造2000萬個就業崗位，按人均年工資2萬元的低水平計算，一年可帶來4000億收入。
再如，中國有醫師250萬，但護士只有200萬，而國際上醫師與護士是1比2以上或千人3個護士。按照最低標準，中國也可以創造500萬個護士護工崗位。按每人最低年工資3萬元計算，一年可以帶來收入1500億元。
私人法律顧問。改革開放前中國一度幾乎沒有律師，現在已有二十多萬。如果有1%的城鎮家庭需要律師作顧問，一個律師服務10個家庭，目前全國所有的律師都去幹家庭法律顧問都不夠。中國目前有法人單位八百多萬，按一個律師服務10個法人單位計算，至少需要80萬名律師，是現有律師數量的4倍。如果再考慮城市家庭對律師的需求，至少需要100萬律師（略超過美國）。按律師年收入10萬元低水平計算，一年可創造的收入至少千億元！
私人保鏢。城市家庭不少需要保鏢，如果再向國外輸送保鏢，市場更大。問題是現行政策限制設立保鏢公司。保鏢行業完全應該放開，根本不必由公安部門主管。家庭及私人對偵探調查的需求也很大，公安部門又不提供且限制這種私人服務，結果只好採取地下、私下方式尋找偵探，很不規範。我建議，盡快在法治的前提下，開放這一市場。
最後，家庭生子、養子需求。由於各種原因，有些家庭不能、不願生子，但他們又想要一個孩子。私下借腹生子、借精生子、私下抱養，引發一系列問題。我建議放開此一市場，培養一批中介經紀人，建立一套更合適的自由領養制度。綜合以上各個方面，中國可以釋放的家庭需求數千億元。
娛樂需求的內容很多，比如，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美術、陶藝、根藝、電影、電視、博彩、玩具、卡拉OK、網絡娛樂、明星經濟、公園、歌舞廳、遊樂場、景點景區、軍訓、體育、電子遊戲、鞭炮、寵物、馬戲團、陪讀、陪游、陪聊、假日經濟等等。所有可以使人鬆弛的產品、服務都屬於娛樂經濟。這裡特別分析一下博彩需求。
博彩是一個古老的行業，大多數國家已經認定其合法。在中國，其可能的形式有：打牌、搓麻將、電子賭機、跑馬、鬥雞（牛等）、發行彩票及各種摸獎活動。
博彩的特點是：既要博智，更要博機，具有較強的投機性。這一點不同於完全以博智為特點的圍棋、象棋等活動及主要以博力為特點的拳擊、武術等活動。實際上，搓麻將爭輸贏與發行彩票在本質上並無不同，都是投機，都是想中獎，90%以上的彩民恐怕主要是這個目的，如果發善心那就乾脆捐獻。
博彩活動中出現的鬥毆自殺等，與博彩本身並無關係，就像有人用汽車故意撞人並非汽車過錯。只要是投機，總是有贏有輸，只不過搓麻將中對手互相認識，炒股中相互不認識。博彩活動中不少違法活動，恰恰是由於不讓其合法經營造成的，更易與黑社會勾結經營。不能因噎廢食。
當然，博彩業可借鑑股市，為防過度投機，設立漲跌停板制度及不許透支制度。我在蘇北老家發現民間已有一種封頂麻將玩法，即規定參加搓麻的人只允許賭100元，如果輸光，則後續再輸不需付款，即不透支。博彩活動具有巨大的民間普遍市場需求，不能一禁了之。
俗話說，樂一樂，十年少。娛樂產業應是第三產業中非常朝陽的產業。
首先是精神的終極追求。比如宗教信仰需求不斷增大，各地不斷修建寺廟、教堂。決不能把燒香拜佛都看作封建迷信。事實上，科學與宗教可以並行不悖。即以華人圈而論，香港去寺廟、教堂的人並不少，台灣信徒更多。至於算命，不管准不准，但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調節個體精神，是一種穩定社會的實用行為。
精神需求還包括言論與結社的需求、心理諮詢需求等。目前中國的服務性社團、興趣性社團、人文性社團太少。對社團的管理應是寬進嚴出，少些官辦，多些民間。發達國家的非政府組織都以百萬計，是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中國減少限制，可以增加就業幾百萬，尤其是增加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每年可以增加收入數千億。
中國社會的基本特點是：人口多，已達13.5億人；國土面積不小，近千萬平方公里；民族多樣，其中500萬以上的少數民族就有蒙古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苗族、彝族、滿族等；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嚴重；市場化改革遠沒有完成且分佈很不平衡；尚有1%左右的赤貧階層（智殘、身殘、長期患病等）；法治遠不到位；不同技術水平的生產力並存。
由於這些特點的存在，中國的消費需求極為複雜多樣，現實生活中還有大量的有效需求沒有得到充分滿足，或法律、政策不支持這種滿足。
這裡再說說人體器官（包括血液）市場。
從憲法角度看，每個有行為能力的成年公民都應有權處理自己的身體或生命。比如，即使我們不承認自殺合法，但並不違法，也無法追究。不管法律上如何規定，事實上中國是存在器官（血液）買賣市場的。不管是否承認，義務獻血由於所在單位的高獎勵，實際上已近乎賣血。當然，有人願意絕對無償獻血應鼓勵，但這不代表多數人。
面對每年百萬患者等待器官移植，而只有1%得到滿足，怎麼辦？兩害相權取其輕，在嚴格符合醫學規則的前提下，如果一些身心健康的人自願交易，難道完全不可以考慮？此類市場由地下走到地上，可以減少只有特權者、外國人可以得到器官的怪象。
綜合起來，中國潛在的有效需求至少以萬億元計。這萬億級的潛在有效需求相當於2011年中國GDP的一成以上。據此看，中國社會總供求狀況不是供大於求10%，而是供小於求10%，是供不應求；中國的經濟政策，不是要去刺激需求，而是去解放需求、釋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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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利率的完全市場化目標在望 速度超過市場預期 ◎ 本刊記者 李小曉 霍侃 張宇哲 文利率市場化成為當下金融改革的關鍵詞。 6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有關會議上談及金融如何支持實體經濟。 “表態令人耳目一新。 ”長期關注利率市場化的金融專家黃金老從中讀出了新意， “過去的政策表述中總是把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和資本項目可兌換作為一體，在說完諸多政策後一帶而過。這次只提‘推進利率市場化’ ，簡潔明瞭，並置於首要結構調整措施中，表明高層有意將其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手段，讓價格在促進資源配置中發揮關鍵 作用。 ”業界果然敏感。7月1日，國務院辦公廳公佈《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 ，提出要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金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利率市場化改革為什麼舉足輕重？ 因為這涉及當下經濟局勢的方方面面， 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效： ——中國的經濟增長從高速走向中速，嚴重過剩的產能需要調整，企業部門、政府部門的負債過高，去杠杆迫在眉睫，需要配合放開貸款利率下限等措施，將金融資源配置到新興產業和基礎 行業； ——商業銀行出于安全的理由，寧願將大部分金融資源傾斜給國企，後者往往價格談判能力更高，但當利率市場化來臨，利差縮小的現實，將促成商業銀行追求更高收益率的資產，也許會包括向消費轉型所必需扶植的小微企業與 服務業； ——過去十年，在3% 左右的固定利差哺育下，所有商業銀行都無須管理價格風險，亦無因經營不善而需退出之憂，長此以往，機構改革也將失去動力；——實際上的利率雙軌制，催生了套利和尋租行為，銀行同業資產和負債 的膨脹、表外資產負債的擴張以及社會“資金”生意的野蠻生長，這是重大動 力之一 ； ——國內利率高企、機制僵化，遠遠超過國際市場資金價格，匯率若自由浮動必將“熱錢”滾滾，要對沖“熱錢”則要犧牲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反過來影響資本項下可兌換的改革安排，總之，“按下葫蘆起了瓢” ，資金和外匯的價格機制扭曲，最終受損的是中國經濟。 整體而言，利率市場化改革、匯率自由浮動與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機構產權多元化等改革，恰似齒輪咬合， “成熟一項推進一項” ，利率市場化改革必將對全局性的改革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推進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市場化，逐漸實現利率並軌，已不容遲疑。 自1996年6月1日央行宣佈取消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上限始，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行進了17個年頭。近年來，近5萬億元的公司信用債券市場，8萬億元的銀行理財產品，近10萬億元的結構性存款、委托存款、保證金存款、外幣存款等，令近四分之一的市場資金，已經實施了市場化定價。目前，貸款利率可下浮30%，存款利率則只能上浮10%。 近日，財新記者從多個權威渠道獲悉，近期利率市場化的改革步驟包括，貸款利率的下限在去年6月和7月連續兩次擴大至基準利率的0.7倍的基礎上，有望完全放開；放開貼現利率限制 ；放鬆農信社目前貸款利率2.3倍的上限；五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可能取消；金融機構有望試水發行同業存單和大額可轉讓 存單，存款利率市場化將擇機穩步推進。 存款利率的市場化不能一蹴而就，更多要依賴金融市場上可替代存款的產品充分發展，方可水到渠成。對此，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揚表示，利率市場化的過程始終沒有停頓。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放鬆管制，打破市場分割，納入統一框架。 利率市場化更是一場複雜的系統性改革攻堅戰，需要改變目前各級政府與商業銀行、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關係，談何容易。隨著今年存款保險條例再次納入國務院的立法計劃，業內預計，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俟金融機構破產退出制度和存款保險制度推出後，利率市場化基本可同步推進。業內據此認為，2015年利率可完全放開，並認為利率市場化提速之快，超過市場此前預期。 對此，一位央行研究官員並不承認存在利率市場化的時間表，但表示， “未來進一步放開存貸款利率浮動空間是有可能的。 ”另一位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分析，現在通脹壓力不高，如果方案設計得好，不會帶來太大的市場反應。從未來貨幣 政策的工具而言，央行還需要培育貨幣 政策盯住的“利率錨” ，比如隔夜回購拆借利率或是7天回購拆借利率。 貸款利率放開：水到渠成 盡管目前銀行貸款利率普遍上浮，但到經濟困難的時候，取消貸款利 率的下限就會產生作用 貸款利率市場化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中起步較早，目前剩下“臨門一腳” 。 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最關鍵有兩步。第一步是2004年，央行放開存款利率的下限管理；放開除城鄉信用社外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上限管理，允許貸款利率下浮至基準利率的0.9倍。這一步改革最大的亮點，是允許貸款利率下浮。 第二步是2012年的兩次利率調整。 當年6月8日和7月6日，央行兩次調整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及其浮動區間。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累計下降0.5 個百分點，上浮區間擴大到基準利率的1.1倍 ；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累計下降0.56個百分點，下浮區間擴大到基準利率的0.7倍。 “這兩次利率調整是中國利率市場化的重要步驟，其意義甚至超過2004年的利率改革。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2013年財新年刊上撰文指出。 考慮到資金成本和盈利空間，幾乎沒有銀行用足過貸款基準利率七折的下限。 “以後貸款利率不會再擴大到0.6倍或0.5倍，而是一步放開。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稱。 “我認為今年就可以取消貸款利率下限。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說，把現在央行貸款基準利率的標尺去掉，真刀真槍地考驗銀行的定價能力。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認為，貸款利率受下限約束很少，尤其是2009年之後，貸款利率基本都是上浮。所以，未來貸款利率下浮區間進一步放開甚至取消，易如反掌。 2013年一季度的央行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今年3月，全國一般貸款中執行利率下浮的貸款占比僅為11.44%，比年初下降2.72個百分點 ；執行上浮利率的貸款占比為64.77%，比年初上升5.03個百分點。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當信貸市場供求偏緊、貸款利率上浮壓力較大和實際執行貸款利率較高時，放開貸款利率下限，不會導致銀行間發生貸款定價的過度競爭，信貸市場也不會出現大幅波動。 此時放開貸款利率下限對實體經濟的意義何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告訴財新記者，盡管目前銀行貸款利率普遍上浮，但到經濟困難的時候，取消貸款利率的下限就會產生作用。 此番貸款利率市場化的另一重要內容，是“放鬆農信社貸款利率上限” 。 目前農信社貸款利率不能超過基準利率2.3倍。銀監會合作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從防止農民利率負擔過重這一角度，完全放開的可能性不大，稍微增大一些上浮空間是有可能的。 東莞證券分析師鄧茂認為，農信社作為和民間金融有千絲萬縷聯繫的金融機構，放開其貸款利率，體現了未來金融業向民營資本放開的大方向。 也有農信社人士表示，由於農信社大多是給農戶貸款，國家對種子等農業貸款有優惠利率的規定，所以即使擴大貸款上限，還是要按照優惠利率放貸。 同時，農民不願擔風險、經營規模都較小，而且受到聯保的限制，信用社一直面臨有錢放不下去的問題，按照常理75% 的放貸率才能讓資金健康周轉，但他所在的信用社放貸率50% 都不到，即使提高貸款利率上限，也可能“有價無市” 。但這也恰恰暴露了農信社自身改革並不到位，無法真正有效服務于“三農”和小微的弊病。 目前關於利率市場化的方案中，也包括要取消貼現利率管制，改目前基準利率加點為不受管制。按照規定，貼現 利率採取在再貼現利率基礎上加百分點的方式生成，加點幅度由央行確定。對此，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現在的貼現利率已經非常市場化了，進一步開放是好事，但對市場影響不大。 存款利率上限 ：漸進緩衝存款利率上限的放開，很難一蹴而就，管理層傾向于先長期後短期、 先大額後小額的思路 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起步較晚，最為審 慎，也堪稱改革“難關” ，管理層傾向于先長期後短期、先大額後小額的思路漸進式推進。 “2012年央行允許存款利率上浮，是利率調整的最大亮點，也是利率市場化的關鍵步驟，具有重大意義，完成了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三級跳中的第一跳，下一步可進一步擴大甚至放開中長期定期存款的上浮區間，待時機成熟後再逐步擴大短期和小額存款利率上浮區間，直至最終放開上浮限制。 ”盛松成在2013年財新年刊上發表的文章說。 然而，存款利率上限的放開，很難一蹴而就，監管部門、金融機構人士和學者普遍持保守態度。 “存款利率上限現在絕不能放開。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原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指出，存款利率上限放開了不利於直接金融的發展。現在各類投資理財業務膨脹就是在規避存款利率上限，不明確法律關係和風險兜底，演變為高息攬存。 “從理財市場的複雜局面就能看出，一旦放開存款利率上限，會 如何演變？” “2015年之前，存款利率完全放開的可能是非常小的。 ”郭田勇也擔心，存款利率完全放開後，會有銀行利息定得太高而出現行業惡意競爭。 連平認為，在存款增長緩慢、流動性相對緊缺的情況下，完全放開存款利率上限，資金成本大幅上升必然會推動銀行調高貸款利率，企業的融資成本也就相應提高，對實體經濟帶來較大壓力，甚至造成宏觀經濟的過度緊縮。 相對於存款利率上限放開， “存款利率減檔”則較為各方接受。目前，人民幣存款基準利率分為七個檔次，分別是活期、三個月、半年、一年、兩年、三年和五年。 郭田勇認為， “現在七個檔次的存款利率顯然太多，讓商業銀行沒有彈性。 ”未來央行可以保持一些重要的、關聯度高的存款利率檔次，同時可以去掉一些存款規模比較少的檔次的基準利率。如果商業銀行願意保留這些檔次，可以參照央行的基準利率規律，在合理空間內自由定價。甚至商業銀行還可以再設計一些檔次，只要不突破央行基準利率的上下區間即可。至於取消五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中國農業銀行戰略規劃部研究員付兵濤認為，利率市場化的方向是逐步減少基準利率的檔次，最好的突破口肯定就是長期存款，因為占整個存款比較少，從長期存款的開始取消，可以平滑衝擊。 目前，五年期定期存款在銀行存款中的比重很小。中國工商銀行年報顯示，2012年末五年期及以上的存款占比僅為 0.2%；建設銀行同期的占比不到0.1%。 最完美的存款替代品 目前中國推廣CD的時機已經成熟，且風險可控。CD 的利率可以自由浮動，可二級市場買賣但不可提前兌付，與理財產品相比，是存款更 完美的替代品 “培育存款替代產品體系，是利率市場化的重要手段。隨著替代產品的增加，受利率管制的存款規模會減少。 ” 曾剛指出，這樣能減輕未來放開存款利率上限所形成的衝擊。 存款替代產品方面，一個在案多年的議題是，允許金融機構在市場發行同業存單，以及針對企業和個人的大額可轉讓定期存單（CD） 。 CD 是指是銀行為吸收資金髮行的，可以在金融市場上流通轉讓的銀行存款憑證，一般為固定利息。簡而言之，CD就是可流通的大額協議存款。 早在2004年，央行在推進利率市場化時，就曾經召開座談會，提出金融機構可發行大額存單的動議，但這項創新最終沒有出台。究其因，是因為2004年後中國外匯儲備激增，不到十年時間，就從6000億美元暴增到3萬億美元，國內流動性泛濫，央行不得不大規模發行央票來對沖。發行央票的利息要由外匯儲備的收益來覆蓋。 “要是大規模發展利率市場化的CD，低利率的央票賣給 誰？”比起控制流動性泛濫的貨幣政策目標，標誌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大額存單方案不得不暫緩。 目前中國的國際收支已趨平衡，外匯占款一度負增長，央行無需再大規模發行央票來對沖。允許金融機構發行CD則重新被提上日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指出，1970年美聯儲允許90天之內的大額可轉讓的定期存單市場化，是美國利率市場化開始的標誌。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些新產品的引入，吸引了流出銀行體系的存款，重新強化了銀行體系的中介能力。 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認為，目前中國推廣CD 的時機已經成熟，且風險可控。CD 作為利率可以自由浮動的銀行融資工具，可以提高存款利率市場化的程度，但又不至於全面衝擊存款成本和擠壓銀行利差。放開CD 市場，估計可使得10% 左右的存款利率市場化，不至於突然推高全部存款利率的水平。 在目前理財產品受到更嚴格監管的情況下，大量存款正在尋找非銀行渠道投資以獲得較高收益，引入CD 可以起到穩定存款的作用，避免存款過度流失，同時降低銀行負債的波動性。 “理財產品對於銀行而言不是存款的完美替代品，因為發理財產品某種程度上會削弱存款基礎，CD 則是存款的完美替代品。 ”曾剛說，CD是穩定的存款來源，而且比一般性的存款優勢在於，大額可轉讓存單在到期之前可以在二級市場買賣，但不能提前兌付，對於銀行而言，是鎖定了一筆固定的存款。 同業存單則牽涉到金融機構之間資金批發環節的利率市場化。目前，同業存款規模大幅增加。付兵濤認為，無論是銀行理財產品還是同業存款，都是非標準化的，而且定價、規模、風控等信息不透明，也不利於監管。CD 則更加標準化，且有二級市場，可以交易轉讓。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張曉慧2011年6月在《中國金融》撰文指出，央行對同業存單的定義、發行及交易對象、期限及定價方式、核准程序及金額、發行、流通、轉讓方式、監管歸屬問題等關鍵 要素，進行了詳盡研究和充分論證，研究制定了發行 CD 的實施方案，未來將 選擇適當時機，進行發行和交易的試點。 現在看來，時機已到。 培育“利率錨” 種種跡象表明，Shibor 作為市場利率形成機制會繼續存在，但不會成 為央行盯住的基準利率 隨著利率市場化推進，貨幣政策調控將從較多依賴數量型工具逐步轉向價格型工具。未來央行公開市場操作要影響的基準利率以何為錨？用什麼取代存貸款基準利率？ 2012年9月發佈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指出了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原則 ：放得開，形得成，調得了。 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金中夏2012年9月接受新華網在線訪談時解釋，所謂“形得成，調得了”是指，將來放開存貸款基準利率以後，央行要通過在公開市場收、放流動性影響形成市場基準利率，使得市場利率能夠和央行設定的目標大體上一致。 目前，央行確定的存貸款基準利率，事實上成為整個金融市場的基準利率，不僅存貸款以此為基準上下浮動，國債、企業債、理財產品、信托和民間融資等市場化利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參照存貸款基準利率定價。 銀監會利率市場化改革研究工作小組的研究報告指出，基準市場收益率曲線不成熟，金融市場難以形成有效的市場預期和聯動，導致商業銀行價格發現功能不足。 連平認為，在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市場基準利率的確立和完善至關重要，是利率市場化的核心內容之一。 “利率錨”的問題在業內已討論多年，目前最熱門的備選項是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 。然而，有越來越多的聲音認為，Shibor並非完美之選。 種種跡象表明，Shibor 作為市場利率形成機制會繼續存在，但不會成為央行盯住的基準利率。 Shibor 自2007年1月4日開始正式運行，它由貨幣市場上交易相對活躍、信息披露比較充分的銀行間拆借利率構成，反映了信用等級較高的銀行之間進行無擔保批發融資的資金價格水平，基本是由資金供求雙方在市場上通過競價來決定，屬於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利率。 在今年的6月“錢荒”中，Shibo 一度高達13.444%，其不穩定性也引發了市場關於其能否作為未來基準利率的擔憂，也招致央行是否應該干預 Shibo 的爭議。 “ ‘錢荒’的問題，其實就是 Shibo 的問題，是利率市場化過程中遇到的新難題。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主任張茉楠表示。 目前以同業拆借利率為基準利率的國家不在少數，有英國（Libor） 、日本（Tibor） 、新加坡（Sibor）等。然而，隨著倫敦 Libor 操縱丑聞爆出，也讓人們對Shibor的市場化程度產生懷疑。 連平認為，從 Shibor當前的運行情況看，期限在隔夜到1個月之內的交易品種交易量較大，已經塑造出較為完整的利率曲線，可以作為基準利率 ；但3個月以上期限的交易較少，無法作為中長期利率的基準利率。 一位央企財務公司人士透露，近日央行北京營業管理部召開半年會議指出，發現很多中小銀行沒有量化分析，定價是隨大流、跟著大銀行走。內部資金轉移定價中，短端的參考Shibor，中長期的基準利率則沒有基礎，尚待發展。 在長期利率方面，北京師範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賀力平認為，國債利率應是最重要的參考，未來它應該和短期利率相互聯動，在長期和短期利率的基礎上派生出存貸款利率。 近日批復的國債期貨最快將于9月中旬上市交易。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董事長張慎峰在2013年陸家嘴論壇上表示，國債期貨的推出恰逢其時，將大大加速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業內人士認為，國債期貨的推出，有利於長短利率市場化和“利率錨”的形成。 接近央行的人士表示，一個利率能否成為政策目標利率取決于其交易量如何、在市場中影響多廣泛、對其他利率波及面如何，以及央行可調控性如何。 已有的提議包括銀行間市場實際交易形成的隔夜或一周回購利率。 民生銀行行長洪崎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關鍵是建立多種期限結構傳導 機制，國債、CD 都包括在內。如果利率產品太單一，傳導誤差就會比較大。 重新洗牌 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商業銀行原有的盈利能力被削弱，迫使其尋求高收益的資產配置，風險偏好將會因 此而上升 央行存貸款基準利率一旦放開，將使得銀行存貸利差再縮小，對央行而言，基準利率將不再是商業銀行盈利手段或政策上的一種保護——這是金中夏7月6日在中國銀行業分行長論壇上的警示。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中小銀行將首當其沖。一位股份制銀行人士表示，中小銀行對利息收入的依賴遠高于國有銀行，加上網點數量少，議價能力弱，利率市場化意味著傳統的利差盈利模式將很難繼續。 在今年6月發生的這場貨幣市場的“錢荒”中，中小銀行競相發行高利率的銀行理財產品來搶奪存款資源，年化收益率從平時不到5%一下飆升到近7%，招行甚至出現了收益率10% 的產品，令業內咋舌， “不知道它們投什麼能有這樣的收益率” 。 “這就是利率市場化後市場惡性競爭的一次預演。 ”一位商業銀行高層如此表示。 截至2013年一季度末，銀行理財產品的存量已逾8萬億元，正常情況下，年市場收益率均在4.5%左右，遠遠高于一年期存款利率。 在2012年央行允許存款利率可上浮10%後，先是中小銀行，後是幾家大行，最後幾乎是所有中資銀行都上浮到頂。銀監會利率市場化改革研究工作小組撰寫的研究報告指出，相對於部分外資銀行主動下浮長期存款利率，一些中資銀行的成本和財務約束意識明顯不足。 “存款利率一旦放開，各銀行囚徒博弈般搶存款，只會不斷將存款利率推高。 ” 魯政委認為，CD 本身保本保息，比理財產品安全性高很多，肯定會吸引走大量客戶。如此一來，理財產品也必須跟著抬高利率水平，才能求生。 “假如沒有了利率優勢，理財產品和CD 相比，惟一的優勢便在於資金可以出表，不受資本充足率限制。因此，資本充足的銀行可能會沒興趣做理財業務。 ”魯政委表示。 對於信托、基金等機構而言，隨著銀行表外業務的縮減，通道業務不論是量上還是收益率空間，都會受到影響。 “在銀行存款利率大幅上升的情況下，為保持信托產品的競爭力，信托公司需要提高信托產品預期收益率，從而在假設項目融資成本不變的前提下，壓縮自身利潤空間。最終會倒逼信托公司實現自身的轉型，降低融資類項目的比重。 ”一位信托人士表示。 魯政委表示，現在理財市場活躍也與銀行資金缺乏出表渠道有關，一旦資產證券化途徑正常化，銀行不再需要走理財這條“羊腸小道” 。資產證券化本身便是銀行同業業務的重要契機。同時，利率市場化後，銀行需要在吸儲和吸收同業資金、發債以外開拓新的負債工具，包括發行CD等。 銀行尋找新增長點的嘗試，也必將挑戰其風險管理。銀監會利率市場化改革研究工作小組撰寫的研究報告《利率市場化改革與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研究》指出，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存款成本提高、大客戶脫媒和利差收窄等將削弱商業銀行盈利能力，迫使其尋求高收益的資產配置，風險偏好將會因此而上升。 根據調研的反饋信息，中資銀行也擬將發展小微企業信貸、綜合經營和資金交易等風險相對較高的業務作為應對利率市場化轉型的主要方向。 優勝劣汰機制 結束由政府埋單的“隱性全額存款保險” ，推出顯性的存款保險制度，配合金融機構的退出機制，才可真 的優勝劣汰 利率市場化改革推進，銀行之間競爭加劇，銀行存款的穩定性將下降，商業銀行將傾向于增加更多高收益、低流動性的資產，更容易出現流動性風險。 目前，因為無論商業銀行還是社會公衆，都普遍預期一旦銀行兌付出現問 題，政府會全額兜底保護存款不受損失。 可見，中國目前是最終由政府埋單的“隱性全額存款保險” 。在這樣的保護下，無論銀行還是儲戶，都對銀行的風險不夠敏感，難以構成有效的市場約束。 “利率市場化真正的核心，應該是打破政府對金融資源的過度壟斷。 ”張茉楠強調，改變政府對商業銀行的隱性擔保，建立市場導向的利率市場化體系，才能使利率反映投資主體的真實風險。 如何建立風險自擔的市場原則，顯性存款保險制度，是必然要求。 連平認為，隨著外資和民營資本等陸續進入銀行業，單一的國有銀行體系已經轉變為多元銀行體系。如果依然維持隱性存款保險制度，依靠國家財政保護國有銀行和國家控股銀行，顯然有失公平和公正 ；由國家財政來保護所有銀行既有悖市場經濟原則，也在實踐中難以實現。 連平指出，在顯性存款保險制度下，各金融機構按統一的衡量標準參加存款保險，繳納一定比例的存款保費，當任何一家參保金融機構倒閉時，由存款保險機構負責接管和對其存款進行賠付。 這既可以有效地保護存款人的利益，又能使國有控股銀行、外資銀行、中小股份制銀行、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 財新記者獲悉，央行對存款保險的制度設計早已完成，但今年是否推出還難以確定。尚未解決的爭議事項包括，存款保險機構的管理人是由央行主導還 是銀監會主導、存款保險費的徵收大小行一致徵收還是差別對待等，一直都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業界則更多擔心又多了一份成本支出，又多了一層金融行政機構。 在立法層面，財新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根據國務院2013年立法工作計劃，由央行起草的六大立法項目中， 《存款保險條例》被列為預備項目。但央行人士透露， “還未上報到國務院法制辦，何時推出還沒有時間表” 。 與存款保險制度相配套的，是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退出機制，甚至後者的有效性更甚于前者。否則，一個沒有金融機構退出的市場，是無法實現風險自擔、優勝劣汰的。 2006年版的《企業破產法》納入此前充滿爭議的金融機構破產問題，明確其涵蓋範圍包括“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 ，但又指出“金融機構實施破產的，國務院可以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制定實施辦法” 。 《銀行業金融機構破產條例》自2011年納入當年的國務院年立法工作計劃，並由銀監會開始牽頭起草。 “但是何時會推出，是否會和存款保險條例同時出台，還沒有時間表，要看國務院的安排，目前還在各部門徵求意見中。 銀監會人士表示。 連平認為，當前中國的銀行業整體運行狀況平穩，盈利能力較強，財務狀況良好，資本水平充足，不良資產較少是推出這些重要制度的良好時機。 絕非單兵突進 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與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及金融機構產權多元化是一個整體的框架，不會有單兵突進，但在推進過程中，有次序選擇 改革總從試驗田開始。申請多年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下稱上海自貿區 ）于7月3日獲批，人民幣資本項目開放和利率市場化，是外界對上海自貿區試點中最為期待的金融改革內容。 沒有利率市場化、資本賬戶的相對開放，沒有本幣相對的國際化等這些金融改革的到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也好、自由貿易區也好，就成無米之炊。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邢毓靜在6月末的博源基金會成立五周年學術論壇上指出，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與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一個整體的框架，不會有單兵突進，但在推進過程中，應該是有彈性的選擇。三者在具體步驟措施上有非常密切的配合，但不是一定要等到什麼條件都具備再進行。 目前的外匯管理體制客觀上對利率體系產生了扭曲效果。中投副總經理謝平解釋說，過去近十年央票發行的低利率，有助于央行控制沖銷成本，還有助于抑制投機性資本的流入，減少沖銷的工作量。 另一方面，在利率定價比較僵化的背景下，若匯率波動更加靈活，由於境內外利差不能及時自動調節，將加劇資 本流入或流出，將加劇匯率波動，不利於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平穩推進。 “市場化的利率和匯率，具有內在穩定器的作用，兩者協同推進有助于減緩資本流動的衝擊，防止在市場化進程中出現利率和匯率劇烈波動的局面。 ”連平強調。 資本項目可兌換與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的關係，一直爭議頗多。分歧在於，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基本完成，是不是全面開放資本賬戶的必備前提條件。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明認為，目前這兩個條件均未實現。金融四十人論壇召集人伍戈則認 為，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並不形成中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障礙。 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教授丁志傑說，從全過程來看，沒有人會認為資本項目開放可以先于利率匯率市場化。但在局部階段誰快誰慢一些，則取決于實際情況。 毋庸置疑的是，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的逐步提高，將對利率和匯率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沒有靈活的資金價格調節機制，擴大資本賬戶開放，將帶 來短期資本大進大出，人民幣匯率可能出現超調。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認為，在持續干預外匯市場的同時，宣佈資本項目可兌換，是所有可能的政策組合中最不合理的一種組合。 對於三項改革的推進節奏和次序，從今年以來國務院會議和高層的表述看，基本是同時提及。5月6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將“穩步推出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操作方案” ，同時列為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推動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推動現有金融機構產權的多元化，亦是系統性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 利率市場化並不能包治當下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百病。利率雙軌制的現狀更多惠及國企，是因這些國企多處於壟斷行業，或者信用由政府背書，國企憑此從銀行拿到低成本的金融資源。在利率市場化以後，如果中國經濟仍是以國企為主體，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仍然是以國有占絕對主導地位，即便完全實現了利率市場化，銀行“傍大款、壘大戶”的意識也不會改變，民企、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或將更高，被銀行用來彌補利差縮小後的“損失” ，這樣，利率市場化很可能會成為流于技術層面的革新。 本刊記者溫秀、 楊璐對此文亦有貢獻 利率市場化進程大猜想 █ 取消貸款利率七折下限： 可以立即執行， 對市場影響不大█ 拓寬存款利率浮動： 2015年以前難以實現， 恐造成惡性競爭█ 存款利率減檔： 可以從七檔減為六檔， 取消五年期定存的基準利率█ 取消貼現利率管制： 現在已經非常市場化， 對市場影響不大█ 農信社貸款利率取消2.3倍上限：完全放開可能性不大， 可稍作上浮█ 允許發行CD： 將成為存款完美替代品， 正在研究推出的時機和地點█ 推出存款保險： 制度設計早已完成，今年未必能推出， 存款保險機構的管 理人尚未確定 █ 重新尋找基準利率： 未來需要更複 雜有效的利率傳導機制 資料來源： 財新記者根據採訪整理 | ||||||
作者： 鄧超
【導讀】如果說Google Glass的一大賣點是解放了雙手的話，那它可能要小心BrainLink了。BrainLink是一款頭箍式產品，由深圳宏智力科技推出，使用者在自己的移動設備上裝好相應App，戴上它就可以用「意念」來控制相機的拍照以及遊戲角色的移動。
這聽起來很玄，但原理與醫院繪製腦電波圖類似，即收集腦電波並將其轉化為電信號，通過無線傳輸來對終端進行控制。當然它並不知道人在想什麼，只是根據使用者專注、放鬆時腦電波的不同波段來對應不同的操作。
BrainLink改採用的腦電波芯片來自美國神念科技公司。聯合創始人呂力超2007年曾到香港理工大學下屬企業做用於教師、學生培訓的「嚴肅遊戲」的開發，當時其老師就與神念科技有合作，他也從那時開始參與腦電波項目。2010年呂力超回到深圳創辦宏智力科技，搞軟件出身的他最初並沒有涉足硬件，而是為神念科技的硬件產品開發由腦電波控制的PC遊戲。
只做配套，利潤不言而喻很低。2012年呂力超決定自己做一款腦電波終端，由於性能的特殊性，產品自然而然地成為戴在頭上的環狀形態。當時可穿戴設備的概念才剛剛興起，這樣的設計可以說是湊巧趕了個早集，而移動終端的普及也讓BrainLink從一開始就被定義為移動配件。需要指出的是，立志於成為醫療界Intel的神念科技也樂於為其提供芯片。
做硬件沒那麼容易。一個難點就是要拿到蘋果的MFI認證，為此他們從國內的認證到美國的FCC認證，再到歐盟的CE認證都過了個遍，同時他的供應商也被要求通過相應認證，而那些大廠往往不願意接小單。為什麼要攥住蘋果不放?呂力超表示他看重的是對方的品牌優勢，創業公司可以很好地從中借力，同時通過MFI認證也意味著可以進入蘋果的銷售渠道。
「欽慕」蘋果也與BrainLink的定位有關。它借助了專注和放鬆時的兩種腦電波來控制遊戲，因此便可以應用在兒童自控力的訓練養成上，「想要過關就得保持專注，讓孩子找到並記住專注的感覺，並引導他運用在生活中」。所以，當iPad逐漸成為兒童玩具時，產品與蘋果配套也是必然的選擇。為了充分發掘在兒童教育上的賣點，呂力超還開發了融合了遊戲的動漫產品，並準備將其系列化，發展成為品牌。
可穿戴設備要體現隨身隨時性，而BrainLink似乎僅僅是個遊戲終端，為此他們推出了「意念力瑜伽」App，與頭箍配套後可測量、記錄鍛鍊者在進行瑜伽冥想時的放鬆深度。呂力超透露，他們也在探索用「意念」來操作手機，目前已實現了拍照功能。
今年6月BrainLink正式推出，目前只在線上銷售。不同於其他可穿戴設備，呂力超強調他們將來會開設線下體驗店，「國人在接受新科技上比較保守，必須讓他們用到才會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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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日，在中國排行第三大的馬口鐵製罐廠，福貞控股董事長李榮福獲頒傑出台商獎項時，首度公開以船舵做為商標的由來。 一九九三年，前進大陸福建漳州投資的李榮福，最初是跟當地的空軍、海軍合作。他回憶，在一次吃飯會談中，自己順手拿起桌上的餐巾紙，畫出一個由船舵包含著「天」字圖案。畫完後，李榮福先對海軍將領表示，船舵代表海軍，讓這位將領開心不已；一旁的空軍軍長聽到，很不是滋味。李榮福馬上解釋，船舵中的「天」字就是代表空軍。兩位將領對這個創意十分滿意，商標就這麼拍板定案。做馬口鐵鐵罐的福貞，擁有跟行業不搭調的商標，原來背後還有這麼一段故事。 李榮福還爆料說，當年和他洽談的軍長許其亮，如今已經升任空軍司令了。其實，許其亮不僅任職空軍司令，還是二十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一，論排行，許的名次在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之上，是軍方排行最高的將領。不過雙方合作幾年便終止，後來福貞全力發展食品客戶，中國知名的飲料食品商銀鷺集團、廣藥、中糧集團，都成了福貞的客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