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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戰亞投行千億美元方案漸行漸近

中國為何倡議建立旨在為亞洲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亞投行？日本、韓國、印尼和澳大利亞為何對加入亞投行成員國遲疑不決？亞投行未來將如何運作？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又有新成員加入。

印尼財政部長班邦（Bambang Brodjonegoro）日前表示，印尼最早將在北京APEC會議舉行期間宣布決定加入亞投行。“如果一切順利，我們將加入。（佐科）總統已經發出批準信號。”班邦在接受英國路透社采訪時說。

一年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東南亞期間提出了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的21個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政府間框架備忘錄》，共同決定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

作為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將按照多邊開發銀行的模式和原則運營，重點支持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

未來亞投行的成員並不僅限於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的21個國家。中方表示，亞投行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機構，所有致力於亞洲區域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國家和經濟體均可申請亞投行的成員資格。

但在10月24日備忘錄的簽署現場，亞太地區的四個主要經濟體日本、韓國、印尼和澳大利亞的缺席引發了外界關註。

缺席者的兩難

“到現在能有多達21個創始成員國，出乎我們意料。”中國APEC發展理事會理事長張力軍說。

從醞釀到簽署備忘錄，亞投行的籌備工作緊鑼密鼓。截至目前，中國已經與有關亞洲國家舉行了五次籌建亞投行多邊磋商會議和一次部長級工作晚餐會。

按工作計劃，預計各國在2015年內完成章程談判和簽署工作，亞投行將在2015年底前投入運作。

“幾個大經濟體暫時沒參加，原因是它們各自有各自的貿易協定和訴求，暫時不參加不代表以後一直不參加。”張力軍說。

近期，印尼宣布加入亞投行。韓國財長崔炅煥也在北京表示，韓國需要更多時間敲定一些規則的細節，“韓國沒有理由不加入AIIB”。

11月7日，在北京舉辦的APEC中國日論壇上，南方周末記者就“澳大利亞為什麽沒有參加AIIB”的問題采訪澳大利亞前總理鮑勃·霍克時，這位84歲的“APEC之父”直言不諱地回答，“你問錯人了，如果阿伯特（澳大利亞總理）在這里我倒是想問下他為什麽。這是個愚蠢的決定，對於澳大利亞來說，不參與到AIIB中來絕不是理性的選擇。”

澳大利亞的缺席反映了亞投行成立背後微妙的地緣政治關系。

據《澳大利亞財經觀察》報道，美國國務卿克里10月20日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參加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的就職典禮時，直截了當地對澳大利亞總理托尼·阿伯特表達了對AIIB的態度，他認為AIIB性質模糊不清（ambiguous nature）並缺乏透明，不符合與世行和亞開行同級別的環保和人權標準。報道稱，克里以私人身份要求澳大利亞總理“遠離”（steer clear）AIIB。

但中國官員認為美國是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危及它在亞洲的控制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場籃球賽，美國想要控制比賽時長、賽場大小和籃筐高度等所有的事，以符合它自己的利益。”前商務部副部長魏建國對英國《金融時報》說。

澳大利亞政府左右為難。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且雙方正在進行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但美國是澳大利亞最緊密的盟國，據報道，10月份在紐約聯合國大會上，阿伯特還曾經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午餐會上討論過AIIB的話題。

澳大利亞內閣在此事上也分成了兩派，其財長Joe Hockey和貿易部長Andrew Robb渴望加入AIIB，主張先加入後協商；而外交部長Julie Bishop則反對加入。

據《澳大利亞財經觀察》報道，澳大利亞內閣就此話題辯論了兩次，但第二次僅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部討論，最終國安委的建議是不加入。

對於政府的決定，澳大利亞前總理、國開行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保羅·基廷評論說，阿伯特政府做了其成立以來最糟糕的決定。“中國有誠意與其他夥伴一起來起草AIIB的創始條款，中國人沒有說你必須接受這個條件否則免談，他們把文件擺在桌上讓大家來修改。”他認為，現在全球經濟重心正在轉移到亞太地區，“1947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多邊關系已經終結了，像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樣，越早加入話語權越大，與中國人打交道的經驗也表明，加入比排斥更有可能影響中國”。

澳大利亞的麥考瑞大學現代歷史與政治系講師馬克·霍恩（Mark Hearn）博士對南方周末表示，AIIB的成立是權力更替的標誌性事件，他認為澳大利亞政界目前只有保羅·基廷充分判斷了形勢，“阿伯特政府是膽小的，也許被一種懷舊的慣性包圍著，阿伯特認為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永遠都由熟悉的大西洋聯盟定義，認為世界的權力中心仍然或應該位於華盛頓，英語文化圈是他的盲點”。

另起爐竈

無庸置疑，亞投行的誕生是現有國際金融格局的重要補充。多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由歐美國家主導。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的最高領導人實行“世襲制”，世行行長由其最大股東國美國提名；IMF總裁一職六十多年來由歐洲人擔任。不管怎麽改革，都不會影響到美國的一票否決權。

而在亞洲，則有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開行）。亞開行是日本作為經濟大國崛起時攜手美國發起成立的。

自1966年設立以來，亞開行行長已連續9屆由來自日本大藏省、財務省以及日本銀行業的高官擔任。中國也希望通過增資獲得更多亞洲開發銀行的投票權，但亞開行在2014年5月的年會上擱置了相關議案。

由於顯而易見的競爭關系，日本沒有加入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行列。

中國政府一直在為3.9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尋找更好的投資渠道，中國願意多掏錢，為此曾謀求在世界銀行和IMF中更大的份額和話語權，但困難重重。既然動搖不了既定格局，只好另起爐竈。2014年以來，中國積極推動籌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上海經合組織開發銀行，亞投行的成立也是成果之一。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備忘錄簽字儀式後會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時說，這個新銀行“有利於推動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這個過程就像日本1966年發起亞洲開發銀行一樣。”斯里蘭卡《周日時報》（The Sunday Times）如此評價亞投行的成立。斯里蘭卡是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之一。

南方周末采訪的多名專家指出，亞投行的另一重任務在於幫助中國打通從太平洋到大西洋的戰略通道，沿線國家融入中國發展軌道。將國內龐大的制造業過剩產能進行境外轉移，實現規劃中“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

目前亞太區多邊、雙邊貿易協定雖多，但要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

在亞太地區，有東盟十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TPP，中國也在積極推動亞太自貿區FTAAP。但幾個主導國都有各自的目標，美國在推重返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戰略”，日本想要維持經濟大國的地位，中國則從韜光養晦轉向積極參與甚至主導地區事務。這使得相關談判變得艱難，經常會涉及經濟主權讓渡和政治敏感問題。

比如中國正在謀求加入TPP，但美國等不願降低標準接納中國。張力軍回憶說，去年的巴厘島APEC會議晚宴上，他問美國國務卿克里TPP是否要封鎖中國，克里表示不想封鎖中國，張力軍又問，“那你建議中國怎麽辦？”克里回答，“你們要合規（match the level）。”

實際上，中國目前很難達到TPP的要求，比如零關稅產品比例達到95%，大幅限制國有企業等。

“幾大貿易協定交織在一起，各類原產地條款和特惠待遇五花八門，形成了‘意大利面碗效應’的惡性競爭。”張力軍介紹。所謂的意大利面碗效應是國際貿易中的術語，指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貿易協定下，各個協議的不同的優惠待遇和原產地規則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條，一根根地絞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

這一背景下，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成為各國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去年在巴厘島召開的APEC大會上，各成員體一致認為基建是經濟主權讓渡最小、政治敏感度比較低的一個突破點。”張力軍說。

基建和互聯互通最大的缺口是資金缺口，在全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只有中國有能力和意願充當主要的出資者，解決資金缺口問題。

而當下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和出口貿易乏力，也倒逼中國需要擺脫世界工廠的舊定位，尋找新的發展機遇。為此，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金中夏、國際經濟交流中心（CCIEE）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和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都曾提出過中國應該效仿美國的“馬歇爾計劃”，以資本輸出形態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基礎設施建設。

“近些年亞洲基建資金缺口很大，亞開行在這方面的作為並不是很多，你不作為還不讓別人作為嗎？”張力軍說。

貸款條件更為寬松

亞開行的報告顯示，在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有巨大的資金缺口。2010-2020年間，亞洲國家基建投資的資金需求是8萬億美元，而亞開行每年投放的基建貸款僅有100多億美元。

2014年7月，世界銀行總裁金墉曾表示，他歡迎AIIB的成立，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每年需要1萬億美元，大大超過私人部門能提供的1500億美元。

根據備忘錄，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左右，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20%。各意向創始成員國同意以GDP和購買力平價衡量的經濟權重作為各國股份分配的基礎，中國將占股超過40%，而印度將成為AIIB的第二大股東。

前亞洲開發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亞投行的籌資方式將主要依靠發行債券，由各國財政擔保，認購資本金。

亞投行的直接挑戰對象是已有48年歷史的亞洲開發銀行，因為亞開行過去和現在的主要業務仍是基礎設施建設。其英文名簡稱“ADB”，曾被開玩笑地稱為“亞洲的壩與橋”（Asian Dams and Bridges）。

“亞開行的商業模式已經過時。”總部位於菲律賓馬尼拉的太平洋安全與評估公司顧問Pete Troilo認為，表現在亞開行從項目設計到實施到評估都控制得很嚴，往往依賴自己信任的日本或美國承包商。項目篩選上，亞開行只選擇與自己認可的政府合作，工作節奏慢，社會保障和環境保護是其重要的考量標準，比如它會因為環保和氣候變化因素，拒絕為一座煤電廠貸款。

據亞開行2013年年報，去年該行共向亞太地區批準發放了210.2億美元的開發性貸款，其中能源、運輸和信息通信技術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占了60%，而用於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等“包容性增長的重點”領域的貸款，僅不到7%。

此外，亞開行直接參與項目招標、采購、合同授予和建設活動的監督，以確保項目的透明度、可計量性和經濟性。而受援國政府則自己全權負責環保、勞動保護、衛生和安全、拆遷補償方面的政策。許多尋求經濟增長和不想被過度監督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不喜歡亞開行的保守和官僚主義風格。

“時代已經變了，國際通行的貸款模式強調對受援國政府提供預算支持，同時要依賴於本地承包商和顧問。”Troilo認為。

與之相比，中國的銀行貸款條件更寬松，且以需求為基礎。在非洲的剛果和安哥拉等國，中國通過提供基礎設施貸款獲得了大量的合同，也引發了關於勞工人權和環保方面的非議。

據斯里蘭卡《周日時報》報道，AIIB將向斯里蘭卡等國提供門檻更低但利息率更高的貸款，“它將提供無條件貸款，這與IMF、世界銀行和亞開行不同，但利率將更高”。

在湯敏看來，兩家銀行的股東結構不一樣，亞開行的政策、運作更多的是由大股東即發達國家決定，而亞投行幾乎所有的股東都是亞洲國家，這些國家自己決定投什麽、怎麽投等。

但他同時認為，亞投行在業務上要向亞開行、世行等學習的有很多，比如風控，“資金貸出之後如何不被腐敗、貪汙、浪費，如何保證項目質量，一些國家的政府執行力較弱，換屆影響還款怎麽辦等，國際組織都有很多失敗的教訓，我們要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