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荒求治·上篇】黑市再現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2-14/100472624.html黑市 「要血嗎？」「血頭」出現了。2012年10月19日，在北京一家三甲軍隊醫院的獻血大廳門口，一個穿藍色上衣和牛仔褲，胸前斜挎黑色小包的30多歲平頭男人，用低沉的嗓音向進門的行人兜售血液。
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大門口的立交橋上，也三三兩兩站著不少「血頭」，他們大多三兩成群，男性居多，胸前斜挎小包，看著從血液中心門口進出、行色匆匆又面露難色的行人，便會主動詢問「互助獻血嗎？」
夏國慶就是這樣遇到「血頭」的。今年年初，她拿著獻血單在醫院北門遇到一穿紅衣的高個男子，4000cc血液開價2萬元人民幣。經討價還價，商定紅衣男子為夏國慶找九個「獻血人」湊3600cc血液,剩餘400cc由夏建慶的兒子獻血補足，夏國慶支付1.2萬元。談妥後，紅衣男子拿走了夏國慶的獻血單。
輸血的那天，夏國慶按約定來到醫院輸血科，紅衣男子領來的九個陌生人已經早早排在輸血科門口的隊伍裡。夏國慶被告知：「這些人獻完血後確定患者到血就可以付錢了。」
這批「獻血者」是被招募來的。他們和夏國慶素不相識。今年20歲的蘇亮，即是被招募的九人之一。他在出租屋裡上網時看到廣告，「獻血即拿到500塊錢」，就聯繫上了招募賣血者的趙紅軍。
互助獻血範圍依法為「家屬和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醫院一般是直接告知患者家屬，再由家屬找親戚朋友籌集。由於親友關係很難驗證，給了「血頭」盈利空間。北京市曾規範獻血流程，要求醫院和血站都要驗證獻血者身份，患者家屬必須在醫院填寫《互助獻血申請書》中獻血者姓名、身份證號等完整信息，醫院蓋章後，再拿到血液中心，血液中心也要核對獻血者身份證號等信息是否與《互助獻血申請書》一致。
不過，多位「血頭」稱，醫生也知道患者家屬獻血的困難，為了能找到血液做手術，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些醫院仍會先給患者家屬空白的《互助獻血申請書》，家屬找到獻血者填表後，再拿到醫院蓋章即可。實際上，夏國慶拿到的就是空白《互助獻血申請書》。
紅衣男子拿走夏國慶的《互助獻血申請書》後，在醫院輸血科出示給值班工作人員，並為九人填寫《互助獻血登記表》。蘇亮接受警方調查時透露，「血頭」要求他們驗血前都自稱患者親屬。
4000cc血液抽取完畢後，拿到了等量的獻血證。「血頭」陪同夏國慶把獻血證交給醫院護士確認到血，付款後，交易才算結束。這批血液統一進入醫院血庫後，血庫再根據夏建慶的血型配置血液，準備手術。
時隔近十個月，面對財新記者時，夏國慶稱：「他們的血都輸給了我弟弟，一滴都沒有浪費，沒有血，哪能救命？」
買血代價不菲。按國家發改委制定的全國統一價，醫院臨床用血每200 cc紅細胞收費220 元。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劉江介紹，這僅是採集、檢測、分離加工、儲存四部分成本費用，實際成本達380元，採供血機構的人員成本、血液中心的運行都由國家財政支持，以此降低患者的用血開支。
據財新記者瞭解，目前血液的黑市價格是每400cc血液支付1500元-2000元，「400cc血能裝一礦泉水瓶呢，1500塊錢還多嗎？」一位「血頭」說。
司法卷宗顯示，每次交易，負責「搭單子」的王海濤一夥跟患者家屬收錢後，會按獻血人數以每人500元-550元錢支付給招募賣血者的趙紅軍、薛勝凱等人，他們再從中按每人50元-150元抽取後，再支付給獻血者。在給夏建慶獻血400cc後，蘇亮得到了500元錢。
也不是每位患者都能輕易支付這筆開支。財新記者採訪中碰到的京郊李女士幾經猶豫，最後還是跳過「血頭」，跟其找來的獻血女孩達成協議，400cc血以800元的價格支付給獻血女孩，比「血頭」2000塊錢的要價便宜很多。
不過，「血頭」們對這個一本萬利的生意信心滿滿。「互助獻血規定是家人和朋友，但很多外地人來北京看病，能有幾個親戚朋友在身邊？大部分人最後都得找我們。」一個叫楊陽的「血頭」對財新記者說。他不過20歲出頭，身材瘦弱，但深諳互助獻血運作。
風險
哪裡的醫院供不上血，哪裡就會有「血頭」出現。
執法部門加強了對血液黑市的打擊。對於等血救命的患者和家屬們而言，求助於「血頭」仍是救命稻草。2012年10月16日，在北京市血液中心獻血大廳，財新記者到達時，恰有兩名「血頭」被警察抓獲。10月19日，在一家三甲軍隊醫院獻血大廳，兩名便衣警察，分別喬裝成醫生和家屬在人群中走動，防止賣血者混入其中。
不乏患者對賣血者表示同情。夏國慶說：「醫院沒有血，我們實在是沒辦法，「血頭」沒賺很多錢，就算從醫院買血，也要花錢，政府為什麼要抓人？」「血頭」們也並不認為自己犯法。王海濤等人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辯稱，「血頭」能組織血液買賣，主要問題是患者對血液的需求，這是法律上的漏洞，雖然被告人違犯了法律，但客觀上挽救了被害人。
經匿名群眾電話舉報，向夏國慶賣血的張立輝、李朋曉、趙紅軍、薛勝凱等人被抓獲。隨後，王海濤、趙云龍等「血頭」也相繼落網。一個多達12人、分工明確的賣血網絡暴露在公眾面前。2012年9月25日，海淀法院開庭公開審理，王海濤的辯護律師在法庭上辯護稱，血液經過醫院檢測，是安全的，組織賣血「社會危害性不大」。
但衛生專家們並不這麼認為。國際紅十字會早在1948年就向各國呼籲無償獻血，各國逐漸達成共識，只有無償才能保障血液安全。據劉江介紹，之所以中國下決心建立無償獻血制度，就是因為一旦血液來源和利益掛鉤，就必然導致血液提供者隱瞞真正的健康狀況供血，甚至頻繁供血，從而釀成經血液傳播疾病的流行。「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一些省份出現大量艾滋病，就是由賣血經濟導致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說。
劉江坦承，「互助獻血的缺點就是誘發了賣血。」廣東汕頭中心血站2007年曾做一項調查，對象是符合獻血者健康檢查要求的親友互助獻血者1383例和街頭自願無償獻血者13809例。調查顯示，親友互助獻血組五項監測不合格率和血液ALT（丙氨酸轉氨酶，用於檢測肝臟是否有炎症、肝細胞受損）、抗-HCV、梅毒不合格率明顯高於街頭自願無償獻血組，另外兩項檢測乙肝和艾滋的HB sAg、抗-H IV不合格率差異不顯著。
劉江向財新記者透露，從2011年起，北京市互助獻血驟然增多，2011年開始比例是3%，預計2012年將達到10%。以北京市每年40萬人次獻血折算，這意味著有4萬人次屬於互助獻血。
今年23歲的山西人孫某，1米58的個頭，頭髮沾滿灰塵、瘦小的身體包裹在淺黃色運動服裡。2012年10月10日，已經失去工作多日的孫某第一次嘗到賣血的甜頭。從網上看到招募信息後，他聯繫「血頭」小宇，到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獻血400cc，小宇給他400元作為回報。10月16日，錢都花光後，孫某再次來到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想要獻血換錢，「可惜我沒有換身份證，那個量血壓的（醫生）認出我來了，說你不是前兩天才獻過血了麼，我就沒獻成」。
次日，孫某再次前往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他躲開前一天認出他的那位醫生，用別人的身份證成功獻血，又拿到了400塊錢。「我和身份證上的人比較像，他們沒有發現。」孫某不無自豪地說。
醫護人員告訴財新記者，這些賣血者的血液將統一按血型收入血庫，再按各醫院上報的計劃隨機分配給不同血型的患者。一旦供血者未能如實填寫健康狀況，而丙肝、艾滋等患病信息的檢測存在窗口期，就可能有問題血液混入，再通過血站進一步傳播。
財新記者獲悉，從2011年8月11日起，因互助獻血買賣血液亂象突出，又難以抓到確鑿證據，武漢已經叫停了互助獻血。衛生部也表態，將地方互助獻血比例納入考核績效，若大於5%，每超過1個百分點，將扣血站1分。
對於更多缺血城市，擴大的血液供需缺口如何彌補，目前尚無答案。
【血荒求治·下篇】血荒之源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2-14/100472622.html2012年11月15日，北京崇文門新世界百貨商場。一輛印有「無償獻血」「挽救生命」醒目紅色大字的潔白採血車停在熙熙攘攘的大門口。但直到中午12點，沒有一位行人走進車門。
過早到來的冬天為無償獻血工作提前蒙上陰影。「獻血看天氣，天一冷，獻的人就少了。」一直守候在採血車內的工作人員對財新記者說，「獻血量已經明顯下降。」
血荒還在加深。截至11月26日，北京市血液庫存僅1萬單位（每單位200毫升），缺口達兩成。為激勵市民獻血，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宣佈，將在以往僅針對無償獻血者及其配偶、直系親屬的優惠政策之外，對團體獻血單位員工提供優惠，員工有望優先用血。
全國已有多省市血液中心庫存告急。北京、內蒙古、浙江等省份的官方網站即顯示，自10月來多個血型血液需公民緊急捐獻。按以往規律，因氣溫下降帶來的街頭獻血量下降，往往集中在每年12月至來年2月，但近幾年來，發生「血荒」的時間不斷提前。
更嚴重的是，血液供需缺口呈逐年擴大趨勢。衛生部資料顯示，在新醫改啟動的第二年，2010年，手術人次比2009年增長18.6%，同期採血量增長只有7.7%。此後臨床用血量連年以10%至15%的增幅增加，但2012年一季度，全國獻血量較去年同期僅增長6.08%。
「缺血危及患者的生命和用血安全。」北京大學醫學部衛生法教研室主任王岳說，一方面血液供給不足，另一方面，用血需求激增，怎麼增加供給，是現在必須思考的問題。
自1978年以來，中國便建立了以義務獻血為主的血液供應制度，此後逐步經歷從有償供血、義務獻血到無償獻血的曲折制度轉型。以《獻血法》公佈實施為標誌，確立於1998年的無償獻血制度在過去14年中一度保障了安全且相對充足的血液供應，如今隨著用血需求加劇，制度沉痾凸顯，也開始面臨真正的考驗。
在王岳看來，出現血荒，有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也有執行不力的問題，「現在已到了對制度進行反思的時候。」
血荒常態化
10月29日，四川孕婦陳冬梅的家人在微博上發出求助的信息。這位孕婦在四川省人民醫院即將生產，卻因為血小板過低，無論是順產還是剖腹產都面臨大出血的風險，而血庫中的B型血緊缺，危急之下，家人只能通過網絡尋求捐獻。
這只是當前血液短缺的冰山一角。10月中旬，福建醫科大附屬第一醫院涉及O型血的手術全停，連急診用血都受到威脅。六歲女孩馮祺因腎母細胞瘤手術失敗大出血，卻找不到可輸的血液，一度危在旦夕。
據財新記者統計，全國32個省市級血液中心中，目前多個顯示庫存吃緊。除深圳、天津少數幾個無償獻血開展較好的城市，大多醫療資源相對集中的地區都長期陷入血液缺口。隨全國多地獻血量年增幅減緩，北京、中山等一些城市，甚至出現獻血數量下降。北京市繼2010年達到142噸年獻血量後，2011年下降5%，今年前九個月又下降2%。
北京、上海、廣州等醫療資源高度集中的城市，「血荒」最難緩解。今年以來，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的網站長期顯示，四種血型的紅細胞庫存都長期緊缺。「全國各地的患者都到北京來看病，僅僅依靠北京本地的無償獻血肯定是不夠的。」北京市紅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劉江說，據統計，北京每年約一半的用血量都為外地患者使用。
各省會城市的血液庫存也不容樂觀。內蒙古血液中心庫存長年處在警戒線之下，多次加強動員獻血仍不見好轉；山東省血液中心也一度逼近「零庫存」。在重慶、廣東、新疆等地，因血液庫存多次告急，只能由消防官兵緊急獻血，但組織一次的獻血量，也僅夠幾天的使用，遠不能維持7至10天的正常庫存量。
中小型城市的用血矛盾雖然沒有大城市突出，但一旦發生交通事故或礦難，缺血對生命的威脅同樣急迫。貴州省銅仁地區中心血站管平均介紹，銅仁因礦難頻發，已多次遭遇血庫「零庫存」，但從其他地區調配血液資源非常不易。一方面，其他地區往往同樣缺血，另一方面，還要通過層層行政審批。
手術量相對較少的縣醫院用血缺口較小，且相當大一部分縣城至今仍保留由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組織義務獻血的傳統，以此補給血源。但在河北等一些省份，縣城患者用血時，仍會要求親友去附近城市的血站獻血後方能使用。今年2月，一位河北患者排期手術時，醫院提出需家屬拿獻血證「換血」，但多位親屬都不符合獻血條件，最終「花錢買到獻血證」。
血液短缺早在2005年前就曾出現，但不少醫務人員認為，從未像當前這樣，全年任何時候，都可看到不同地區缺血的新聞報導。「相較於過去結構性和季節性缺血，現在缺血已經開始有常態化的趨勢」，據劉江介紹，過去血液短缺主要是結構性和季節性的短缺，缺某一種血型，或是在寒暑假期間，由於學生放假回家，獻血量不足造成短缺。而現在，已經發展為常年全血型的用血吃緊。
更令人擔憂的是，新醫改後不斷提高的醫療保障水平釋放了醫療需求，手術人次連續幾年大幅增長，採血量卻遠未達到同等的增幅。江蘇省血液中心主任孫俊即指出，中國的人均用血量原本就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人均用血量1.6cc，江蘇省人均用血量3.12cc，均低於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人均8cc標準，「臨床用血量還會進一步加大，血液緊缺問題將在較長時期內存在」。
無奈之下，北京等血液緊缺的城市自2011年後重啟「互助獻血」，患者需由親友獻血後方可用血。但並非所有病人家屬都符合獻血條件，冒名頂替、倒賣血液等亂象隨之而來，組織非法賣血的「血頭」趁虛而入。
無償獻血挫折
經濟利益驅動下的賣血，已無法保障血液安全，意在保障血液安全的無償獻血制度遭到嚴峻挑戰。眼前的一切顯然與制度設計的初衷背道而馳。
就國際經驗而言，號召無償自願獻血，以保障血液安全，早已是國際主流。在嚴重出血或患有嚴重貧血、白血病、骨髓纖維化等疾病時，人們必須接受輸血方能挽救生命。在輸血技術最初應用到臨床醫學時，各國都曾允許通過經濟激勵，有償提供血液，隨之而來的安全隱患推動各國逐漸走向無償獻血。世界衛生組織在1975年即通過決議，敦促成員國發展自願獻血，避免有償用血帶來的用血風險。
「血液來源是無償的，具有公益性，需要有一套高效的制度來保障血液的持續、安全供給。」 清華大學醫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景軍說，如果制度不合理，傷害的是整個社會的公益精神。
中國的血液制度經歷了從有償獻血到義務獻血，再到無償獻血的漫長歷程。在1978年以前的有償獻血階段，一些結核、麻風、肝炎病人在利益驅動下，都參與供血，嚴重危害用血病人的安全。而此後啟動的義務獻血，獻血者還可獲得單位的營養補助費，不願獻血的職工即選擇用這部分補貼僱人完成任務，同樣帶來「血頭」猖獗。
在中國臨床用血歷史中，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都曾嚴重威脅血液安全。上世紀90年代，由於血液經濟存在，不少經濟能力較差的血液供者為了多賣血，紛紛隱瞞自己的健康狀況。而病毒性肝炎和艾滋病等重大傳染病均存在檢測的窗口期，即病毒最初進入到機體到產生可被檢測出來的病毒抗體兩者之間會有一個時間差。窗口期內賣血，病毒難以檢測，最終造成病毒的大肆傳播，河南甚至形成「艾滋病村」，導致無窮後患。
無償獻血制度即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發展而來。賣血已危及公共安全，決策者意識到，需要參照國際經驗，建立一套中國的無償獻血體系，以保障血液在「無償」和「自願」兩大原則下捐獻，確保用血安全。
1993年，《採供血機構和血液管理辦法》頒佈，明確指出推行無償獻血，加強採供血機構和血液管理，保護公民健康。五年後，《獻血法》正式施行，從法律層面明確規定了無償獻血制度。「《獻血法》實施後，之前血液經濟帶來的安全問題可以說大大減少了。」曾經參與起草《獻血法》的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卓小勤說。
伴隨《獻血法》《血站管理辦法》及《全國無償獻血表彰獎勵辦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出台，決策者試圖從制度上引導公民無償獻血，規範血站血液管理，以及保障血液在醫院的合理使用。
政府主導是這套體系的最主要特點。按照制度安排，獻血者只能通過政府舉辦的血站獻血，除少數軍隊醫院外，絕大多數醫院沒有採血權。血站負責採血、檢測、製備、儲存、分配等，對血液質量負責。需要用血的醫院與血站間簽訂協議，由血站在不同醫院間分配。血站的佈局也由政府規劃，不允許跨行政區域調配血液，嚴防血液買賣。
為維持無償獻血體系的運轉，政府每年還要投入大量經費。紅十字會在財政經費支持下開展無償獻血宣傳；血站作為有行政級別的事業單位，約三分之二的運營成本由患者用血費用支付，另外三分之一也需政府補貼。
為嚴防社會舉辦的血站有償使用無償捐獻的血液，社會力量被剔除在外。2006年修改的《血站管理辦法》要求民間自辦的血站退出歷史舞台，供血責任由政府舉辦的血站一力承擔。
這套體系保障了之後數年血液供給。天津市血液中心主任楊文玲回憶，《獻血法》實施後，從全國形勢看，「各地其實都不錯」，天津也逐漸從依賴外地調血，實現了本地無償獻血自給自足，而當時的缺血也只是季節性問題，因嚴寒天氣、學生放假等外部因素導致缺血。
直到2009年新醫改啟動、醫療保障待遇提高不斷釋放醫療需求，這套體系下人口獻血率偏低等問題才開始日益突出。相較於高收入國家4.54%和中等收入國家1.01%的人口獻血率，中國至2011年剛剛增長到0.9%。
衛生部醫政司司長王羽在一次內部會議上警示各地血液中心主任，「血液需求出現了井噴，但獻血的人數沒有增長。」在劉江看來，要改變現狀，就要對現有制度進行調整。
政府主導瓶頸
隨著血液制度壓力加劇，在整個制度內起主導作用的政府開始遭受越來越多的拷問。制度弊病一經顯現，政府首先被社會問責。
被詬病最多的問題之一，是眾多血液管理機構無法兌現《獻血法》當中公民獻血後本人或親屬可免費用血的承諾。這在各地屢屢發生。對曾無償獻血的患者和家屬而言，有無償獻血證即可抵頂相應的用血量，但實際操作中，各地血液中心只負責報銷相應的用血費用，在血站缺血時，家屬仍需互助獻血。
「為什麼佛山的獻血證在北京不能用？」今年8月，一位廣東患者在北京求醫時，發現北京的血液中心並不接受佛山的獻血證，如果要用血，還要在北京「重新獻一次」。而江西人夏國慶帶身患腫瘤的弟弟在北京求醫時，也有相同的遭遇，她拿出江西的獻血證，要求免費用血，卻被醫院拒絕。
事實上，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目前都還不能實現異地直接用血。除上海、浙江、江蘇等少數東部省份率先探索跨省域直接用血，國內大多數地區，目前連省內異地用血都還不能實現。
深圳是全國少有不缺血的大城市。深圳市血液中心獻血服務科主任藍欲曉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目前中國血液管理制度仍然是「統一採集，統一調配」。類似汶川大地震這樣需跨省調血的，需衛生部給各地下達供血數量，「我們只能按指標採血，不能多採集，否則對獻血者的愛心是一種浪費和損害」。
「這和財政的撥付方式有關。」山東省衛生廳醫政處一位不願具名的工作人員說，「血站的經費都是以行政區域劃撥的，獻血者在哪獻血，財政撥款就撥付到哪。如果獻血者在河南獻血後想在山東免費用，這筆費用誰來結算？即便是山東省內，我們也是剛剛開始實行異地報銷，由市級財政間相互結算。跨省的話就要省一級財政對接了。」
囿於血液中心僵化的「屬地化」管理，不僅血液費用在跨省時難以對接，血液資源也無法跨區域調配。在同一個省份內，不同城市的血站間如需調配血液，也需經過省衛生廳的行政審批。
北京等用血量集中的大城市為此苦不堪言。很多外地患者到北京看病，北京的獻血量本就不能滿足自身需求，卻也無法從周邊地區調配。劉江認為，既然病人向大城市流動，血液也應在有關部門的監控下有秩序地跨區域調劑，解決大量外地人來北京看病用血的難題。
「從技術上這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全國聯網管理就行。」卓小勤說，但政府對血站屬地化管理，要調配資源，就面臨地區間利益難以協調的困境。
在部分地區，地方財政對本地血站的補給無法充分保證。王岳告訴財新記者，有些地區財政投入不足至今仍影響血站運營，「政府既然界定血站為公益性，就要保證財政的補給，不能讓血站自己想辦法掙錢。」
吉林省血液中心原主任許吉一透露，由於實行收支兩條線，一些財政緊張的城市，財政在把上收的血液費用下撥回血液中心之前，還要扣留20%，「這讓血站怎麼好好運轉」？
在深圳，財新記者看到，每隔三小時，從深圳市血液中心開出的血液運輸車就要到採血點取走剛剛採集的血液。捐獻的血液分兩部分，一支試管加一袋血。試管送往血液中心的檢驗科，血袋則送到成分科。在檢驗科，試管中的血要完成乙肝病毒、丙肝病毒、艾滋病病毒、梅毒螺旋體各兩遍檢測，加上其他必要檢測，累計16項。在成分科，每一袋血都先要濾出白細胞，然後分離血細胞和血漿，並分別存儲。整個過程要在獻血後的6小時內全部完成。一整套操作包括血液冷藏輸送都需不菲的成本。為了安全上萬無一失，業內也不乏認為應該進一步增加篩查措施的聲音。
中國輸血協會血站管理工作委員會今年9月測算，以200cc全血為一個單位，涉及的人員、檢驗、耗材、運輸等費用，約為每單位380.29元。再考慮到全國平均5.4%的血液報廢率，每單位成本達到400.83元。血站供給醫院的價格，為發改委統一的220元至250元，不足部分由財政補貼。但全國平均每單位血液政府僅補貼98.6元。
公共財政資源大量投入之下，身兼國有事業單位和公益組織雙重身份的血站的運營效率備受質疑。據財新記者檢索，多個省市的血液中心，都沒有形成對社會公佈血液採供情況及財務狀況的慣例。血站信息公開透明不足，不斷有公眾質疑醫院收取用血費用是因為血站「賣血」，或將血漿暗地裡賣給血液製品企業才導致缺血。
即便是血站內部人士也對管理體制不滿，認為目前的人事制度、分配製度都導致血站低效運行。一地方血液中心主任私下對財新記者表示，血站人員長期缺乏激勵，薪酬按事業單位統一績效考核分配，抱著「鐵飯碗」、長期吃「大鍋飯」，「現在躺著站著都拿一樣的錢，做得再不好，也不能開除。」
少數無償獻血工作開展較好、血液供應相對充足的地區，如深圳、天津、長春，成功經驗被總結為地方領導的支持。楊文玲坦言，如果沒有市領導的支持，與城管部門協調獻血車停置地點、通過媒體低成本宣傳，都成為問題。更多血液中心主任表示，無償獻血工作的好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一把手」的重視程度。這在不少學者看來，很難成為供血安全堅實的保障。「依靠身份管理，是管理無能的體現。如果這樣，我們還要法律和制度幹嗎？」王岳說。
如何喚醒公民意識
隨著醫療保障待遇繼續提高，醫療需求進一步釋放，多位血液中心主任預計，未來血液供需缺口還將加深。緩解缺血現狀，需要更多公民積極參與無償獻血。
然而，參與獻血的公民意識如何喚醒，業內多有不同看法。卓小勤認為，擴大獻血群體，需要自上而下的改變，公務員群體首先要帶頭參與，「在國外，國家元首都會帶頭獻血，只有公務員先起到表率作用，才會有更多公民加入」。
天津已對此做出嘗試。楊文玲介紹，自2009年開始，天津市血液中心號召新錄入的公務員、事業單位員工參與無償獻血，「三年時間大概有不到6000人參與，人數不多，但作為一個活動，我們要一直繼續下去。」
王岳則認為，喚醒公民獻血熱情，需要無償獻血制度做出進一步的調整。喚醒公民意識的一個關鍵在於「權責對等」，如果公民在無償獻血體系中的權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責任意識自然也會隨之消減。
目前，獻血者的權益能否保障，取決於《獻血法》的現有規定。但現有規定中，明顯缺乏對獻血者及用血感染人群的保護；而血液的分配、使用是否合理並且公平，取決於政府舉辦的血站是否能做到信息公開透明，並接受政府和社會嚴格的監管。
對於很多人關注的獻血後血液去向問題，王岳指出，從技術上看，實現查詢十分容易，現有的信息化手段足以滿足，關鍵在於政府是否願意加大對這方面的投入，政府是否有主動獲取公民信任的意願。
更不乏意見認為，作為公益事業，血液管理由政府完全壟斷，靠計劃手段調控，才是將公民熱情拒之門外的病根所在。「我們現在對血站的管理，還是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事業單位的管理模式，血站站長都由政府任命，有行政級別，整個體制是自上而下傳導的。」王岳說，現有體制下排斥公民監督和廣泛參與，容易導致失信於民。
王岳透露，衛生部早已有意促進《獻血法》的修改，具體討論中，認為當前缺血的原因既有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也有制度實施過程中操作不力的問題，兩方面都要進行改進，「我個人認為，再修法的話，應該在制度設計上有所創新，把一講獻血就想到衛生部，變成和全社會相關。」
據財新記者瞭解，在國際經驗中，無償獻血都有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採供血機構也未必都由政府直接舉辦。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血站由紅十字會等公益組織舉辦，公民的用血費用納入醫保後，由醫保付費支撐血站運營，無需政府財政補貼，而血站信息對社會公開，接受嚴格監管。
美國的採供血體系甚至鼓勵不同血站間競爭。同一地區往往有兩家以上不同機構舉辦的血站，在競爭中提高工作的效率。在由政府直接舉辦血液中心的法國，血液中心與政府間也並非行政隸屬關係，而是以簽訂目標與績效合同的方式，由血液中心自主運營，接受監管。來自民間的社會組織也會在血液中心的行政管理委員會佔有一席之位。
「我們現在也應該呼籲社會組織加入無償獻血體系，而不是由政府壟斷血液的供應。」王岳說，隨著社會發展，公益組織的能力也在提高，應該探索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讓他們也參與無償獻血，反過來推動政府舉辦的血站提高效率，「過去我們認為只有官辦的才可靠，社會舉辦的就不放心，現在這個顧慮要改一改。」與此同時，他認為政府對於血液安全的監管則要進一步加強。
長期研究公民社會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指出，公民自治、民主監督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我們現在談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就是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公民社會，形成各種各樣的參與機制，讓社會自己發育起來。」
部分國家或地區血液管理體制
美國
●獻血機構由美國紅十字會下屬機構、美國血液中心和各家醫院血液科組成，同一地區往往設有不同獻血機構，保持競爭關係。獻血者招募以電話招募和上門招募為主。獻血者在獻血後獲得小紀念品，但不發放《獻血證》。全國實行嚴格統一的行業標準，接受FDA和美國血庫協會的嚴格監管
德國
●獻血機構由紅十字會下屬機構和醫院附屬輸血中心組成，私人機構和大學組織的獻血服務中心也可以參與獻血服務。血液主要來源為流動採血。獻血者可獲得食品、紀念品或小額金錢補助。血站運營費用由患者和醫療保險公司承擔，接受國家機構和獨立第三方機構監管
中國台灣
●獻血機構為獨立的「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民間社團發起組織的團體獻血在總獻血量中佔32%以上，歷屆政府領導人均參加獻血。機構運營經費來自全民健康保險的支付及社會捐贈，受政府機構和社會監管
法國
●獻血機構為政府舉辦的法國血液中心，與政府簽訂目標和績效合同。機構設立行政管理委員會，成員來自政府、軍隊及社會組織。每年定期發佈採供血白皮書，悉數列出從組織結構到採供血各個環節的每一個重要數據
資料來源：財新記者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血販子的報價，常常是血液中心的四五倍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