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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药品配送扩容:10家变24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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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发强烈反弹半年多后,北京市再次确定药品招标中标产品配送方案。

北京市推翻了原先方案,确定北京市247家商业企业都有配送权。9月7日,北京一商业零售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北京市不再坚持原来确定的10家企业,现在北京247家企业都可以参加北京药品配送。”

9月7日,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军称,“最后决定权在中标生产企业手里,由他们来决定选谁为公司产品配送商。”

9月7日是北京药品招标配送商遴选最后一天,如果与中标生产企业谈不拢, 就只能被排除在北京市配送市场之外。

推翻原方案

在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药监局的主持下,2009年下半年北京市启动针对《短缺药品目录》、《低价药品目录》和《公开招标目录二》等目录药品配送商的遴选工作,制定了《2009年北京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配送商遴选工作方案》。

该方案明确表示,“由市药品和医疗器械集中采购领导机构根据专家评选结果,确定10家配送商和2家备选配送商。”配送范围为北京市所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配送品种按照市卫生局发布的《2009年北京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目录》执行。

对此,北京市200多家商业企业跃跃欲试。2009年12月28日,通过初步遴选,北京市公布名单包括北药股份、国药股份、国控北京、北京九州通在内的33家医药商业企业。

北京市拥有200多家公立医院,徐军称,“全北京配送额每年约为220亿—250亿元”。

2010 年1月初,北京市公布了最后10家入选企业名单,包括国药股份、国控北京、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北京华鸿医药有 限公司、北京普仁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北京嘉事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北京京卫国康医药有限公司、北京美康永正医药有限公 司。

而在此之前,北京市社区目录、今本药物目录产品配送商已选定北药股份和嘉事堂药业为配送商。

但是该名单甫一公布,便遭致未入选企业指责,认为该名单偏向位于北京市国有企业。而各区县拥有医药商业零售的企业也表示不满,纷纷与北京市药品招标领导小组进行交涉,这样,10加2方案被迫搁置。

上述商业零售企业负责人表示,“方案制定后期由北京市发改委牵头,与企业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更多的听取了未入选企业的意见。”

根据新方案,247家医药商业企业都能参加配送权争夺。

一位商业零售企业负责人称,“之前,北京市18个区县分成六组,中标企业每个品种每个组能选三家配送商,6组相当于之前一种商品有18家配送商,现在这六个组合而为一,现在只允许三家存在,使得竞争更为残酷。”

北京另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生产企业只能选3家,恐有变相垄断延伸,但相对之前方案,已有很大改进。”但徐军认为,“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中标一个产品,也就是面向全北京,范围扩大了,配送链延长了,相对之前,是一个好事。”

生产企业“定生死”

按照规定,参与北京药品招标的中标成交的投标人在2010年9月1日10:00-9月7日16:00,按照委托原则选择要委托的配送商。

“现 在中标生产企业决定着配送企业的命运,不到最后一刻,生产企业不会确定最后的配送商。”一位医药商业零售连锁公司负责人称,“中标生产企业选择配送商会考 虑配送企业的实力,网络覆盖能力以及诚信。”金象大药房负责人徐军表示,“招标正在进行中。”北京有50多个三甲医院是金象大客户。

这意味着,政府主导整合医药商业的思路已经转变,变为商业企业竞争配送资格,最后由中标生产企业决定商业企业配送权命运,市场竞争决定生死。

另外,上述方案还规定,配送商的遴选周期原则上与北京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周期相同。之前北京的招标采购周期为两年,这意味着,配送企业遴选周期也是两年。而未被划入配送体系的企业,正积极寻找出路。

“从结果来看,有规模的企业将被选上。”上述医药商业零售连锁公司负责人表示,这意味着,国药股份、北药股份、国控北京、嘉事堂等企业将会成为这次新方案赢家。

徐军表示,“这对其他地方有借鉴意义,尤其是政府指定配送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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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主導新藥在美國上市的華人 浩鼎張念慈帶領台灣走出藥品專利荒漠

2011-7-11  TWM




在美國創業兩次都成功的張念慈,已累積許多生技公司的專業知識,如今他決定回台灣貢獻心力,並且想要打造台灣浩鼎成為下一個取得國際新藥的本土公司。

撰文‧林宏文

五月二十七日,由國人創立、在美國那斯達克掛牌的Optimer製藥公司,旗下已完成三期臨床的新型抗生素,正式通過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核准上市。成立十一年,已燒掉數億美元的Optimer,終於完成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相較於唐南珊創立的Tanox,雖然比Optimer更早取得新藥許可上市,但由於在臨床第三期已賣給美商基因技術(Genentech)公司,因此Optimer從頭做到尾的成就,更顯得珍貴,也可說是第一個由華人主導並取得新藥許可上市的成功案例。

此外,Optimer在二月間也宣布,此新型抗生素的歐洲市場已授權給跨國日商藥廠安斯泰來(Astellas),授權金達二.二四億美元(約六十四億元新台幣),也創下台灣人開發新藥最高授權紀錄。

艱 辛求存 多次簽訂城下之盟這家讓華人揚眉吐氣的公司,背後主導人物就是董事長張念慈,Optimer已是他創立的第三家公司。早年,張念慈先在美商默克等外商公司 工作後,一九九三年創立了第一家公司Cinogen,次年再創保健公司Pharmanex,四年後,以一.三五億美元被知名直銷商如新集團(Nu Skin)購併,他也進入如新擔任首席科學家。九八年,張念慈再與中研院院長翁啟惠、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夏普利斯等國際生技頂尖人士,在美國成立了 Optimer,二○○二年,又回台投資成立台灣浩鼎生技。

談起Optimer創業過程,背後其實有很多辛酸,首先就是資金。由於新藥公司一直燒錢,Optimer成立至今年年虧損,公司從臨床一期、臨床二期,到公司上市掛牌,再做到臨床三期、申請新藥上市,每個階段都很燒錢,張念慈也多次回台灣籌資,相當辛苦。

○ 五年,Optimer第二期臨床已做完,結果相當不錯,但公司資金已用罄,張念慈忍痛把新藥的美國行銷權賣給美商Par公司,並且拿出一六%股權,換得 Par投資一二○○萬美元。沒想到,在○七年二月掛牌前三個月,Par因為財務出問題,張念慈只好拿出上市募集的五千多萬美元中的二千萬美元,再把Par 的行銷權買回來。

目前身兼Optimer國際醫療臨床實驗的負責人及台灣浩鼎執行長的許友恭說,在這個過程中,Optimer董事會當然有很多意見,也一度失去耐心,但張念慈總是把策略抓得很緊,一方面與董事會多次溝通,另一方面也在內部不斷省錢,想辦法熬過難關。

﹁他的抗壓性很高,永遠笑笑的,沒人知道,他為了公司發展,好幾次都是含淚簽下『城下之盟』。﹂目前擔任台灣浩鼎顧問的浩理生技顧問公司總經理李世仁說。

此 外,Optimer獨力完成在歐、美等國的三期臨床,範圍含括十餘個國家及二百多個醫療中心,這麼龐大複雜的工作,也是台灣生技公司很少有的經驗。負責這 項工程的許友恭說,這其間有很多挑戰,一方面要搞清楚各國法規,做好研究與臨床實驗中的銜接與整合,最關鍵也最困難的,就是要建立核心團隊並充分整合。

堅 持自有專利 咬牙撐過困境張念慈認為,從Optimer的新藥開發過程,讓他累積很多專業與細節,例如專利申請的時間點,很多學術界一有什麼發現,就立刻去申請專利, 但專利時效只有二十年,等到產品做完三期臨床,專利只剩下二、三年,價值已經很少。Optimer的抗生素新藥從○一年開始研發,○七年才申請專利,如今 取得FDA新藥核准,專利時效可以賣到二○二七年。

至於專利主張的範圍,張念慈花了五年與美國專利局的官員爭辯,也累積不少心得。﹁很多專 利看似相同,但其實有差異,因此申請時要據理力爭,提供的資料愈詳細愈好,把其他相似的專利都拿來比較,如此才能得到最好的結果。﹂此外,像新藥的市場潛 力有多大,請不同顧問公司來做市場評估,得到的結果會非常不同,有的公司為了省小錢,結果反而錯估了市場。﹁像Optimer請麥肯錫做的報告,雖然收費 是小顧問公司的近三十倍,但結果更詳盡,而且更具公信力,與大藥廠談判時,對方完全照單全收。﹂有了Optimer的成功經驗,張念慈也堅信,過去台灣生 技業一般都做到二期臨床就授權出去,但若遇到好的藥,台灣生技業應該要有堅持把三期臨床實驗做完的信念,這樣創造出來的價值才會高。

﹁主事 者要了解世界潮流,不要因為怕風險而早早授權出去,反而失去了極大化公司價值的機會。﹂由於Optimer的成功經驗,張念慈也主張,台灣應趕快完成一個 自行開發出來的新藥,才不會被韓國、新加坡等國家比下去,甚至現在都要面臨後進者大陸的追趕,同時,他也主張弟弟張念原的中裕也可以趕快進入第三期臨床實 驗。

如今,Optimer的成功已被證明,張念慈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把台灣浩鼎也打造成另一個Optimer,並希望創造另一項新紀錄,﹁ 讓台灣本土公司也能成功開發一個新藥,讓台灣擠入全世界擁有新藥的國家行列。﹂為了達成這項目標,原本由Optimer百分之百持有的台灣浩鼎,○九年進 行經營團隊擴充並獨立為台灣子公司,並且把Optimer的抗生素新藥台灣市場銷售權授權給台灣浩鼎。此外,也與中研院合作開發癌症新藥,其中包括已進入 二、三期臨床,由台大醫院黃俊升醫師擔任總計畫主持人的乳癌藥物。

許友恭說,這項乳癌藥物的臨床實驗,是首宗以台灣主導的跨國人體臨床實驗,在台、韓、港、星針對轉移性乳癌患者,收取約三五○名病患,耗資四億元、投入醫療相關人力更高達二百人。

許 友恭在一九七七年取得台大化學研究所碩士後,便赴美深造取得美國匹茲堡大學有機化學博士及麻省理工學院(MIT)進行博士後研究,學成後服務於 Abbott、Cubist及阿斯利康(AstraZeneca)等國際藥廠,其間主導多項研究計畫,包括神經科學、抗幽門桿菌新療法及抗感染產品,並有 十七件共同發明專利,發表近三十篇著作。

回饋台灣 受阻於官僚牛步許友恭最強的是擁有三十多年臨床實務經驗,除了成功主導了Optimer新型抗生素外,也曾主導多項二、三期臨床實驗,是華人在臨床實驗界 的翹楚。他認為,臨床要做成功,最重要是做到﹁吞、忍、讓﹂的原則,因為全世界的醫生都是很驕傲的,每個醫院都有既定的程序,每個國家也都有不同的法規, 因此,﹁要完成那麼多複雜的程序,只能凡事忍讓,真的受不了時,就要據理力爭,真的不行,也只能自己吞下去!﹂身為家中小孩老大的張念慈是台灣生技業重要 人物,而他的兩位弟弟也都是生技業名人。大弟張念中是美國生物統計公司高階主管,二弟張念原本來在美商Allergan藥廠擔任資深主管,如今則是中裕生 技的執行長。

中裕的前身是蔡英文主導的宇昌生技,取得愛滋病權威何大一的支持,與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基金會的補助,後來改名中裕,由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入股,中天董事長路孔明擔任董事長,並在○九年請來張念原擔任執行長。

中裕目前的愛滋病新藥已完成二期臨床,出來的數據非常好,可以說是目前全世界最好的愛滋病藥物。公司正考量是否直接進入三期,或是將該項技術授權給國際大藥廠取得授權金,目前都同時在評估與進行中。

一 家三傑都在國際生技業有傑出表現,讓大哥張念慈在台灣生技業分量不輕,不僅是尹衍樑最重要的策士,近來更頻頻回台到大學演講、與產官學界溝通,但台灣的官 僚牛步卻令他心灰意冷, ﹁台灣人才那麼好,為什麼到美國就做得出來,待在台灣就做不出來,實在不應該搞成這樣……﹂一向有話直說的張念慈,這回真的是急了。

張念慈

現職:美國Optimer公司董事長

台灣浩鼎生技董事長

經歷: Cinogen及Pharmanex創辦人

如新集團首席科學家

學歷:麻省理工博士後研究布蘭代斯(Brandeis)大學博士

輔仁大學化學系

台灣浩鼎

成立:2002年

資本額:10億元

經營團隊:董事長張念慈,執行長許友恭。另外三名董事包括許照惠博士、李世仁博士及潤泰集團投資管理副總陳志全股東結構:Optimer、匯弘投資及合一創投(潤泰集團、中天)、永豐創投(永豐金控)、富邦、玉山金控及全球策略創投

產品線:乳癌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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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药与加多宝对簿公堂 王老吉品类延伸至药品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0-21/3MNDE4XzM3MzQ3Mg.html

广药收回加多宝红罐王老吉经营权主意已定,将加强王老吉品牌自主经营,合资公司王老吉药业旗下药品明年全部换装启用王老吉商标。近期,作为“红绿之争”双方的广药和加多宝有可能为争夺王老吉而对簿公堂。

沉 寂了近两个月的广州医药集团内部近日还突然传来消息,广药与香港同兴药业的合资公司王老吉药业正式启动“食品+药品”战略,宣布明年旗下药品全部换上“王 老吉”品牌。从王老吉药业获悉,由公司研发的王老吉龟苓膏、王老吉固体饮料预计将在明年推向市场,药品方面也有两种新药已经拿到批文,正在准备生产上市。

昨日,王老吉药业的一位高管告诉记者,广药内部已定位王老吉药业实施“食品+药品”的大健康战略布局,今年前三季度,王老吉药业已经完成的21亿元销售收入中,15亿元都来自以绿盒王老吉凉茶为核心的食品业务,药品业务部分仅有5.9亿元。

据本报记者了解,王老吉药业现一共拥有61个药品批文,但其旗下药品除了“保济丸”外,销售规模都不大。

为解决药品销售的短板问题,王老吉药业决定内部统一品牌,统一打上“王老吉”商标,而该公司药品板块目前除了广东凉茶颗粒已启用王老吉品牌外,其余药品均未真正启用王老吉商标。

为使品牌转换工作成功实施,王老吉药业将于下个月召开全国经销商大会,届时将会把王老吉系列药品正式推向经销商,以期为明年的铺货作准备。

目前“王老吉”品牌价值上千亿,是中国价值最大的品牌。王老吉药业方面预测,公司药品板块一旦冠以王老吉品牌后,省外市场明年的增速将有望达到30%~40%之间,全年药品业务整体增速将至少达到25%。

为推进“食品+药品”战略,本月15日,王老吉药业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0年股东分红方案,决定每股分红0.3元,将更多的资金预留作为扩大生产投资的储备金。

实际上,今年以来,王老吉品牌的品类已经不断被扩容。今年广药先是授权广粮集团30个非凉茶品类,继而再度出手,授权珍奇味集团生产经营王老吉健康饮品。

记者日前从沈阳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了解到,由广药授权使用“王老吉”商标的广粮饮料也正加紧推出新产品。

而此番王老吉药业启用“食品+药品”战略,一统“王老吉”品牌,显然印证广药在大健康产业运作上确实商标授权与自主经营“双管齐下”,市场认为此举亦释放出广药加大自主经营的讯号。

对于广药王老吉的新策略,北京圣雄品牌营销机构总经理邹文武认为,王老吉商标品类被不断延伸,广药的策略可能是用大健康概念和产品群,来逐步覆盖王老吉的凉茶品牌资产和形象。

长期来看,无论是商标授权还是自主经营,广药在王老吉品牌运作上越是精选产品组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广药如果成功,红罐王老吉就沦为附属。”邹文武说。

这 即意味着,实际上多年来在凉茶市场上的“红绿之争”,到今天已经彻底演变为商标归属之争,商标所有人广药收回商标之意已决。而一手做大红罐王老吉的加多宝 当然不愿意。5月份,获得授权十多年后加多宝公司终于在河南等地推出瓶装王老吉,试图在凉茶市场增加竞争筹码。另一方面,在公共场合,加多宝方亦频频声称 反对王老吉品类的多元化。

不过,在王老吉商标归属上,加多宝到底只是个租赁者,并且双方在租赁到期日期上存在分歧:广药方认为双方的合约已于2010年5月到期,而加多宝则坚持2020年到期的说法。

近日有媒体称,双方已在租约到期日期等问题上谈判破裂,为了争夺王老吉双方即将对簿公堂。为此,本报记者昨日向广药集团内部一位负责品牌运营的中层求证,该中层没有否认这一说法。

而加多宝公关部负责人则未对本报记者的电话及手机短信作出任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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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管理法》亟需修改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9/100351121.html

   藥品安全事故頻發,原因在於市場機制扭曲,監管體系失靈。亟需修改法律,使「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同時發揮作用
周漢華
 

  近年來,國內藥害事件、藥價虛高、假藥等現象不時出現,藥品安全形勢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對藥品必須有一套專門的管理制 度;另一方面,藥品歸根結底還是一種商品,必須符合市場規律,由市場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藥品安全管理其實就是處理好藥品的上述雙重特性之間的關係,使 「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同時發揮作用。

  解決現階段中國藥品安全問題,亟需在與市場化改革、監管制度重建、治道變革等整體改革同步推進的前提下,修改完善《藥品管理法》,實現制度創新,不能簡單寄希望於嚴刑峻法。

藥品安全問題成因

  中國藥品安全事故頻發,首要原因在於藥品市場機制扭曲,使市場無法發揮其基礎性作用。首先,中國的藥品生產與經營環節已經高度市場化,但是,由 於醫藥不分和現行的醫療機構管理體制,使藥品使用環節一直壟斷在醫療機構手中,終端用藥者無法做主,公平競爭規律難以發揮作用。壟斷環節成為整個制度的瓶 頸,扭曲整個藥品流通的市場秩序。其次,中國藥品生產企業多達4000多家,數量居世界之冠。這與藥品生產所需要的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要求格格不入, 導致大量低水平重複和惡性競爭,難以形成有序競爭格局。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行政審批過多,每一項審批都會為行政權力干預市場主體的自由意志提供新的機會。 這在其他受到過度管制的行業已得到反覆證明。由於市場機制在生產與使用環節均被扭曲,藥品安全顯然失去了「看不見的手」所能提供的保護。

  同時,中國藥品監管體系也存在諸多「失靈」問題。首先,地方政府出於對藥品生產、經營企業的「父愛情結」,使藥品監管部門的公正執法、獨立監管 受到很多影響。其次,《藥品管理法》的立法目的(監管目標)可以基本歸結為「保障藥品安全」,儘管它也規定了類似於藥品價格這樣的問題,但在實踐中,社會 各界詬病最多的藥價虛高問題與藥品監管部門關係不大;至於保障藥品高投入的回收,不但《藥品管理法》沒有做任何規定,也難以受到藥品監管部門充分關注。過 於有限的監管目標,必然造成實踐中的價值衝突以及無法可依的局面,使有限的監管目標也無從實現。此外,由於缺乏對藥品監管機構的有效監督和制約,導致藥品 領域惡性腐敗大案時有發生,進一步損害了其公信力、權威性和獨立性。

現行法律之弊端

  《藥品管理法》對於什麼是藥品、什麼是新藥、什麼是輔料、什麼是使用、什麼是假藥、什麼是劣藥,這些最為基礎的概念都缺少清晰、明確的定義,對於假藥和「按假藥論處」的關係處理也未能保持一致,由此導致實踐中存在很大的認識差異,無法有效打擊各種違法行為。

  《藥品管理法》過於依賴事前審批和事後的責任追究,對於過程監管的規定非常薄弱,法律依據非常有限。藥品信息披露機制是各國藥品過程監管中最為 重要的環節,但在《藥品管理法》中只有非常簡單的規定,執法實踐中更是充滿各種各樣的阻力。監管部門更願意行使事前審批權和事後處罰權(實質是罰款權), 不善於也缺乏能力進行過程監管。此外,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經常只在有死亡等嚴重不良反應發生後才予以通報,很難做到快發現、快報告、快調查、快處理、快公 佈。

  《藥品管理法》重行政處罰,輕民事責任追究。加之中國民事侵權法在懲罰性賠償、精神損害賠償等方面的侷限性和民事訴訟機制的高成本、低收益,使 藥品民事法律責任追究機制設計無法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參與對違法行為的監督。至於國外藥品法律中以犯罪加以制裁的行為,《藥品管理法》或者「以罰代刑」, 行政責任吸收刑事責任;或者只規定行政法律責任,使大量應追究刑責的行為逃避於刑事責任體系之外。

  《藥品管理法》集中規範藥品生產企業和藥品經營企業的行為,對於醫療機構的藥品使用則缺乏實質規定。由於中國醫藥不分,藥品使用環節的80%以 上都集中在醫療機構,但卻長期處於藥品管理部門的監管範圍之外,而衛生部門由於管辦不分,也難以真正監管醫療機構的用藥行為,形成管理真空。

  《藥品管理法》以行政權力為中心,而不是以風險管理為中心,諸如風險預警、監測和評估,不良反應報告、安全標準,安全事故處置等重要的內容既沒有在實體內容中,也沒有在法律責任部分得到體現。

  《藥品管理法》對於生產、銷售假藥、劣藥的行為沒有作故意與非故意的主觀情節區分,明顯不符合法律責任追究的法理基礎;對於違法主體、危害性、 風險程度和監管方式都大不相同的假劣藥「生產」與「銷售」兩種特性不同的行為,也不做區分,以同樣的責任加以追究,其效果可想而知。法律責任規定過粗,不 但沒有產生執法人員創造性適用法律的局面,反而導致裁量權的濫用以及守法主體的守法成本上升,使法律的可預期性目標無法實現。

  《藥品管理法》雖然授予了藥品管理部門大量的實體性權力(實質應該是職責或義務),但對於這些部門怠於行使權力的不作為或者濫用職權的行為,卻缺乏責任追究的規定,導致有義務可以不履行,或者法律規定的責任難以落實,使法律責任制度失去應有功效。

  《藥品管理法》簡單照搬《行政處罰法》的規定,在處罰種類方面,對於那些實踐證明能夠派上用場的處罰手段(如責令暫停銷售、信息強制披露等)沒有明確規定,難於把握;在處罰適用方面,缺少藥品管理的特點,導致藥品執法與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

  《藥品管理法》自1984年制定,2001年修訂以來,出現了異地設庫、網購、郵寄藥品、連鎖經營、出口、輔料管理等新情況、新問題,對此現行法律都缺乏規定,有必要盡快修改。

修改建議

  根據前述分析,《藥品管理法》修改應在如下幾個方面有所創新。

  ——加大刑事責任的處罰力度和有效性。更有效地發揮民事責任機制的作用,調動社會監督力量。優化行政責任設計,提高行政執法的有效性,包括確立累犯加重處罰制度;確立對法人和自然人的「雙罰」制度;建立有效的行業禁入制度;優化罰款處罰設定方式;完善沒收制度。

  ——加強行政問責力度,從事後的行政責任追究入手,倒逼管理部門履行法定職責,實現從權力中心到責任中心的轉變。

  ——加強對過程監管的要求,從事後責任追究向事前風險預防,從管理型向服務型,從直接權力行政向信息披露行政轉變,從事後處罰型模式向事前、事中、事後全程信息披露型模式轉變。

  ——對於現行《藥品管理法》中有義務性規範而缺乏法律責任的,應在法律責任中直接銜接上相應的責任;有法律責任規定而缺乏實體義務性規定的,建議其他部分在修改時補充相應的義務性規定。同時,也應加強《藥品管理法》與《實施條例》《流通辦法》等的銜接。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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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強制許可待測試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23/100372099_all.html

國家知識產權局3月20日發佈消息,修訂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下稱《辦法》)審議通過,將從5月1日起施行。

  強制許可,是指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依照《專利法》規定,不經專利權人同意,直接允許其他單位或個人實施專利的一種許可方式。

  前述《辦法》規定,涉及緊急狀態、公眾利益、公共健康,以及專利權人被認定壟斷等情況下,有關單位可以申請強制許可,打破專利限制,以更低成本生產藥品。

  實際上,中國八年前即已出台強制許可法規,此番乃再度修法。但中國至今尚無一起強制許可的成功案例。

  在近鄰印度,強制許可則邁出了令人驚嘆的步伐。3月12日,印度仿製藥企業Natco公司發佈消息稱,已獲得印度專利局簽發的強制許可,所針對的是德國拜耳抗癌藥「多吉美」(Nexavar)。該藥售價將從拜耳正品的每月超過5500美元降至175美元,降幅接近97%。

印度強行仿製拜耳抗癌藥

  拜耳生產的正品多吉美,是圓形的紅色片劑,一面印著「200」,代表每片含有200毫克有效成分索拉菲尼,另一面印著拜耳的十字形商標。

  這種小小的紅色藥片,主要用於治療無法手術的晚期腎細胞癌(最常見的腎癌)和晚期肝癌,延長生命效果顯著。在中國一些網上藥房,一盒60粒裝多吉美售價超過25000元。按照推薦劑量,這僅夠晚期癌症患者服用半個月。

  印度專利官員PH Kurian對印度媒體表示,「惟一使公眾無法得到這個專利藥的原因只有一個,即價格。」

  根據印度專利局裁決,Natco在多吉美2021年專利有效期滿前,可在印度境內生產和銷售仿製藥,只需給拜耳支付佔銷售額6%的專利稅。

  此前,巴西、南非、泰國等國對治療艾滋病等傳染病的二線藥物實施過強制許可。針對一種抗癌藥實施強制許可,印度可謂開了先河。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相關協議,成員國發生公共健康危機,如艾滋病、瘧疾、肺結核和其他流行疾病時,可考慮實施藥品專利強制許可。

強制許可中國無先例

  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局專利審查業務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吳觀樂對財新記者分析,印度此次簽發的強制許可,按照中國現行法律,也一樣可行。

  在有關強制許可的法律規定方面,中國並不比印度落後。國家知識產權局2003年即頒佈《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2005年又頒佈《涉及公共健康問題的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

  「如果像印度政府所說,拜耳『無法保證該藥在印度有足夠和可持續的供應』,那麼就構成『未充分實施其專利』。」吳觀樂說。中國的法律規定,專利權人自專利權被授予之日起滿三年,且自提出專利申請之日起滿四年,無正當理由未實施或者未充分實施其專利的,可實施強制許可。

  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李明德研究員認為,本次《辦法》修訂產生的影響有限, 「沒有一例實踐發生,法律規定得很漂亮有什麼意義」?

  在中國,民間對乙肝、艾滋病等相關治療藥物申請強制許可的呼聲不斷。2008年5月,公益組織北京益仁平中心聯合1843名乙肝攜帶者、艾滋感染者致信商務部,呼籲對乙肝藥物拉米夫定發佈強制許可。2009年11月,廣州白雲山製藥披露,向國家藥監局提交了強行仿製瑞士諾華抗流感專利藥「達菲」的申請,未獲成功。2011年7月,上海奧銳特製藥公司(下稱奧銳特)也曾表示,計劃聯合非政府組織,申請乙肝和艾滋病治療藥物替諾福韋酯的強制許可。

  國內藥企要想合法地強行仿製一種專利藥物,需向藥監局和衛生部提出申請,然後由衛生部以公共健康理由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奧銳特董事長彭志恩告訴財新記者,因為與美國吉利得(Gilead)替諾福韋酯的專利訴訟未完結,申請強制許可一事暫無後續進展。

   「按每天一片300毫克的劑量算,每個月病人要為替諾福韋酯支付2100元藥費,」彭志恩說,「一旦國產化,這個費用將降到原價的二十分之一。」

  彭志恩認為,國內藥企申請強制許可的積極性不高,主要是藥品審批手續複雜,過程漫長。「比如替諾福韋酯這個藥,2017年專利保護期滿,如果我現在去申請強制許可,大概要三年才能批下來,到時離保護期滿也就不遠了。」

  李明德指出,一方面國內藥企抱怨強制許可的門檻高,另一方面很多企業已經在生產仿製藥品,所以申請強制許可的意願不大。

  他還說,由於中國知識產權侵權成本低,維權成本高,許多國內仿製藥生產企業寧願選擇不經許可,這樣成本更低。更何況,強制許可「僅僅是不需要獲得專利許可,仍然要支付費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知識產權中心另一位研究員李順德此前則對財新記者分析,國內藥企申請強制許可動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藥物強制許可政策最大受益者是貧困病人。對於藥企來說,比起向跨國公司出口原料藥,生產仿製藥的利潤可能更低」。

  彭志恩表示,2012年年內奧銳特會考慮提起強制許可申請。倘若如此,對新修訂的《辦法》或許是一次考驗。

爭議強制許可

  早在2010年,Natco就向印度國家藥監局申請了仿製藥「索拉菲尼」(Sorafonat)上市許可。該藥物也早已上市,含有與多吉美同樣的有效成分,每盒為120粒,可以服用一個月。

  一個名為「印度德森大藥房中國總代購」的網站稱,可為中國患者提供藥品代購。網站上,每盒「印度多吉美」售價為4800元,算下來每粒價格僅相當於中國藥房多吉美的十分之一。此外,該網站還聲稱售賣印度格列衛、易瑞沙等抗癌仿製藥。該網站工作人員表示,「印度多吉美」已降至每盒相當於1000多人民幣,但目前供不應求,代購產品暫時維持原價。

  拜耳旗下醫藥保健業務新聞發言人Sabina Cusimano告訴財新記者,拜耳於2011年3月向印度新德里高等法院提起專利侵權訴訟,希望制止Natco仿製多吉美。Natco隨後便提交了強制許可申請。

  Cusimano表示,這是拜耳歷史上第一次遭遇強制許可。「我們對印度專利部門的裁定非常失望。我們將進一步申訴,以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這項權利是向患者病人提供創新藥物的前提。」

  對於「定價太高」的指控,拜耳回應稱,如果基於多吉美價格比仿製藥高的理由來頒發強制許可,實際上拋棄了整個專利系統。高昂的研發和臨床試驗成本,以及藥物研發的巨大風險,是專利藥物售價中主要的構成部分。因此,創新藥企業顯然無法在價格上與仿製藥企業匹敵。「長期看來,這項強制許可裁決會將藥物研究置於危險境地。」

  印度藥品供應商協會主席Ranjit Shahani也公開表示,強制許可短時間內會帶來一些幫助,但對全球健康而言,長期代價更大。他強調,如果不能合理合法使用,強制許可會讓人對創新藥投資失去興趣,進而損害患者利益。

  正因為此,包括中國政府在內,很多國家政府更願利用強制許可的威懾力,給專利權人施壓,達到降價目的。

  一些公益組織則為印度強制許可叫好。無國界醫生「病者有其藥」運動政策倡議總監查爾絲(Michelle Childs)說:「當藥廠哄抬價格並限制供應,其後果是專利局能夠並將會終結其壟斷勢力,以確保病人獲得重要的藥物。」

  另據媒體報導,拜耳同時在與另一家印度仿製藥公司Cipla鬥爭。在印度藥品電子商務網站,財新記者發現了至少兩種與多吉美有效成分相同的藥品,標稱分別由Natco公司和Cipla公司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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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當「俄羅斯娃娃」賣 小廠狂賺

2012-5-14  TCW



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這三人有何共通點?答案是,他們都打過肉毒桿菌。

根據《今日美國報》(The USA Today)報導,二○○二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核准肉毒桿菌產品保妥適(BOTOX)用於除皺後,肉毒桿菌對於皮膚科醫師及整形手術自此造成深遠影響,將許多人帶進診間。光是美國,二○一一年就有五百六十萬人注射保妥適。

抱著保妥適這隻金雞母的,是美國加州一家小藥廠——愛力根(Allergan)。二○一一年總營收較前一年成長一○%,達五十四億美元,主力產品保妥適貢獻三成營收。

一般而言,藥品專利只有二十年壽命,專利期限一過,別家藥廠也能生產相同化學組成的仿製藥,使藥品銷售額及利潤會一落千丈。當大型主流藥廠忙著研發昂貴新藥、打專利延長訴訟賽的時候,愛力根採取另一種生存策略,《財星》(Fortune)稱為「以小搏大、出奇制勝」。

擅鑽大廠不愛的奇特領域

首先,愛力根總是設法為保妥適找出新用途。執行長皮歐特(David E.I. Pyott)曾說:「保妥適就像俄羅斯娃娃,」因為公司不斷在原本的治療用途上,向內挖掘其他適應症。

目前,保妥適能應用於醫療及美容上,適應症包括斜視、肌肉痙攣、皺紋、腋下多汗、尿失禁及慢性偏頭痛,尤其慢性偏頭痛被視為大有前景的市場。未來,愛力根還希望保妥適能被核准用於骨質疏鬆症。

其次,因為愛力根公司夠小,市值不到嬌生(Johnson & Johnson)、諾華(Novartis)的兩成,它能切入一些大藥廠不愛的奇特領域,另闢商機。

以睫毛增長劑拉提斯(Latisse)為例,愛力根發現,使用青光眼處方藥露明目(Lumigan)的病人,睫毛也變長了。然後,愛力根就「發明」睫毛稀少症(hypotrichosis)來搭配與露明目同成分的拉提斯,二○一一年拉提斯為公司帶進一億美元收入。

掌握人們對於美化外貌的永恆欲望,也許是愛力根最核心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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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醫流失調查:藥品零差價實施後收入銳減

http://www.21cbh.com/HTML/2012-6-12/zMNDIwXzQ1MTgzMQ.html

「紮根」在我國最基層醫療服務前線的村醫們,正在經歷一輪嚴重的「水土流失」。

按照國務院辦公廳2011年印發的 《關於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指導意見》的要求,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26個省份結合各自實際情況,先後出台了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或實施方案。

一邊是更高服務水平和素質的要求,一邊卻是不對等的高風險、低收益。這群並不「名副其實」可稱為醫生的群體,在分擔著我國8.3億新農合覆蓋人群醫療需求的同時,卻掙紮在堅持和放棄的兩難之中。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新醫改背景下的存疑生存與工作狀況調查報告》中一項調查顯示,藥品零差價實施後,收入有減少的衛生室達98.2%,因藥物品種有限而不去村衛生室就醫的患者比例高達72.5%。

村醫的高風險、低收入還體現在醫療風險自擔、常年無休假、收入低等方面。各種不利因素疊加起來,使許多村醫選擇了放棄。

村醫流失令人擔憂

李釗畢業於河南省中醫學院,在其他同學毫不猶豫地跨入大醫院之門時,品學兼優的他,卻固執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成為了一名最普通的基層村醫。

成為一名好的村醫,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是李釗長期以來的追求和夢想。於是,十幾年如一日,他和所有同行一樣隨叫隨到。無論是嚴冬酷暑,還是白天黑夜,只要接到電話,他就會馬上背起藥箱,迅速趕往病人家裡。

即便是一些藥物過敏的病例險些讓他賠得窮困潦倒,即便是病人欠下的藥費單據可以堆積成一座 「小山」,他仍在堅持最初的夢想。2010年,他獲得「全國優秀鄉村醫生」這一殊榮。

然而,這個將近四十歲、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除了無日無夜拚命地為百姓看病賺取微薄收入外,只剩下一疊厚厚的賬單。在生活壓力之下,他最終還是放棄了。

如今,李釗已是擁有三四個分公司的公司董事長。每當回想起做村醫的辛酸和無助,他都感慨萬千:「我不想戴著榮譽之貌,卻過著無地位、無身份、一貧如洗的生活。」

這位全國優秀鄉村醫生的轉行背後,折射出的正是令人擔憂的村醫流失問題。村醫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風險與收益的不對等。

一件事故可致破產

記者獲得的一份《中國鄉村醫生生存狀況調查報告 (2011)》顯示,62.1%的受訪者從未遇到過醫療風險,32%的受訪者碰到過5次以下醫療風險,至少遇過6次醫療風險的佔5.9%。在遭遇過醫療風險的受訪者中,賠償金額平均為13759元。

今年6月3日,做了48年村醫的湖北省潛江市老新村村醫王華,迎來了他村醫生涯中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重大醫療事故。

當天早上,一位中年男子來到王華的診所。經王華診斷,男子左腳大拇指紅腫伴有疼痛的原因可能是痛風。依照經驗,王華開了4克頭孢曲松鈉的靜脈注射,「皮試顯示的是陰性,沒打到十滴,患者就開始嘔吐」,他立刻拔了針,注射了10毫克的塞米松鈉,此時患者呼吸猝停。老王又注射了腎上腺素,並做了緊急救助,但患者始終沒有醒來。

死者家屬要求當場賠150萬元。在當地政府的調解下,最後要求賠償40萬元。但老王拿不出那麼多錢。

王華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因為村醫的衛生室是個體經營,賠償金額全由自己負擔,沒有相關機構負責。」

醫療事故自擔,很多村醫已習以為常。兩年前,黑龍江村醫李傑依照患者的症狀,開了一副遂化某藥廠生產的新綠寧口服液。患者服用後頭暈、噁心、嘔吐,送至衛生院搶救,他賠了患者家屬3000元。

李傑告訴記者,自己是按藥品說明書的指示給患者服用的,患者產生的症狀也可能是藥物質量問題,「我去藥廠討說法,藥廠負責人只說了一句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便再無音訊。」

收入微薄且無保障

王華想著,這次賠完錢,他就不打算幹了。家中還有幾畝地,足夠他謀生。

事實上,老王對自己幹了48年的村醫有些許失望。他沒有村醫養老保險,一直承諾的村醫每月700元左右的工資補貼,至今也沒見到。如今,王華的收入除了每次掛號的4元錢診費,就是每月以農民身份得到的55元補助。

除了微薄的收入,工作的繁重同樣構成村醫的巨大壓力。社科院調查顯示,村醫平均每月休息時間不到半天,如此繁重的工作,使村醫很難從事其他副業來增加收入。因此,如果不設法提高村醫的待遇,將很不利於村醫隊伍的穩定。

醫事律師網醫學律師孫潤波告訴記者,「作為自由職業者的村醫,風險自擔是合理的。但風險自擔的同時,也應讓村醫自負盈虧,自己管理。但現如今,在縣衛生院管轄下的村醫,失去了自我經營的權利。衛生院和村醫存在競爭關係,衛生院會將有收益的項目獨攬自身,讓村醫做沒有收益的事情。村醫因此處在不合理的狀態中。」

「社會組織應該行動起來,比如成立協會。另外,政府亟待統一為村醫購買相關保險,一旦出了問題有保險給付,可以適當分擔風險。」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俞衛呼籲。

零差價後困境加劇

除了上述因素,基本藥物零差率制度則成為促使大量村醫改行的直接導火索。

《中國鄉村醫生生存狀況調查報告(2011)》顯示,基本藥物零差率制度給衛生室帶來的影響中,最明顯的是村醫轉行。

據一項零差率制度對衛生室收入影響及補償的調查顯示,零差率制度實行後,98.2%的調查對象年收入下降,平均降幅達50.3%,降幅在20%以上的佔89.81%。

另有數據顯示,接受調查的村醫在實行基本藥物零差價之前的人均年收入為24902元,之後平均為10444元。

社科院的調研顯示,新醫改政策,尤其是基本藥物制度執行後,基層醫療衛生體系顯得更加薄弱。《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瞭解到的來自河南、湖北、安徽等8個省份的村醫均反映,基本藥物制度的零差價讓他們更難掙錢了。

「未實行基本藥物制度之前,藥品利潤佔大部分,一個月大概能賺3000元。實行之後,每月只能拿到平均1000塊錢的醫療補貼和每月415元的基本工資。」湖北恩施村醫代表文慶華告訴記者。

醫療補貼,視門診量和基本藥物的進貨量而定,且發放時間不確切。到今年4月,恩施施行基本藥物制度已有8個月,但文慶華只拿到了兩個月左右的6470元醫療補貼和4個月1660元的基本工資。這是施行基藥製度之前文慶華約3個月的收入。

「304種基本藥物也不夠用,」黑龍江村醫代表汪洋說,「有些村子生活漸漸富裕,想用療效好的藥,但基本藥物中沒有。患者就會去鎮上的衛生院看病,導致我們患者流失,利潤也下降。」

除上述問題外,評論員黃國勝認為,政府應明確農村村醫身份,改革衛生人事制度,提升農村村醫的待遇水平,並且適當放寬農村村醫執業資質,給予特殊的政策保障以及傾斜。

朱恆鵬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按照目前中國的行政管理,將村醫納入事業編制,會導致行政管理失調。」他認為馬鞍山的農村醫療保障措施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解決之道,給農民醫療券,讓他們自行選擇醫生,醫生可憑醫療券換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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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說中國藥品價格其實是世界上最低的。 yej2ezy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51ae360100yv63.html
中國醫藥行業的弊端就像我一直提到,是體制問題。醫院和醫生是掌握這條利益鏈命脈的主導者。中國以藥養醫不破,價格很難下來。如果和國外藥企比,中國藥廠賺的已經低於合理利潤了。中國藥品價格過高的核心原因是1)醫生提成2)大處方開藥。這一切不但坑了老百姓,坑了政府,還坑了上游的藥廠

醫藥代表揭藥價利益鏈:醫生每月僅提成就有三四萬

2011-11-2812:00:41來源:中國青年報
權威新媒體 傳播新速度新聞熱線:80216252 80216271我要爆料字號:T|T

    藥價為什麼會虛高?有醫藥代表解析稱:「整個藥價虛高的利益鏈是見者有份,利益均霑,雁過拔毛,層層加碼。」

    有醫藥代表認為,「虛高藥價裡那塊最肥的肉被拿回扣的醫生吃了。」

    同品規藥品在各地中標價相差懸殊

    國務院醫改辦有關負責人日前在介紹基本藥物採購機制時舉例說,2ml︰0.3g規格的克林黴素磷酸酯注射液,出廠價0.6元,在北京地區的中標價是11元,在實行了基本藥物採購機制的河南省中標價是0.67元,山東省是0.7元,山西0.68元。同一規格的氟康唑膠囊出廠價是1.29元,北京中標價9.55元,而山東中標價是1.64元,四川中標價2.14元,湖北是1.38元。

    其實,類似上述「同藥不同價」的案例還有很多。

    近日,網友「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百姓」致信本報,希望媒體「能夠找到藥品回扣的真正幕後原因」。他寫道:「河南某製藥有限公司生產的20mg7片的奧美拉唑鎂腸溶片,中標價是62元,而同規格的山東魯抗辰欣的奧美拉唑鎂腸溶片20mg14片中標價僅為12元,折合成7片就只有6元,河南某製藥的價格是魯抗辰欣的10倍!」

    中國青年報記者查閱了奧美拉唑鎂腸溶片近年來在各地的中標價格。山東魯抗辰欣藥業生產的奧美拉唑鎂腸溶片20mg14片,2009年在山西省的中標價為12.2元;河南某製藥有限公司生產的20mg7片的奧美拉唑鎂腸溶片,2008年在吉林省的中標價為61.8元,2010年在江西省的中標價為49.98元。

    有多年醫藥代表經驗的劉梅告訴記者,按照慣例,醫院一般是在中標價的基礎上加價15%賣給患者。

    網友「一個有良知的中國百姓」認為,以20mg7片的奧美拉唑鎂腸溶片這種藥品為例,河南某製藥企業給全國總代理的價格不過6~8元,即使按照8元來計算,8元到62元的巨大空間,是導致藥品回扣、不法商販暴利、行賄招標人員及制定招標規則的真正原因,這個空間就是對國家、人民的巨大傷害。

    記者試圖對河南某製藥有限公司生產的奧美拉唑鎂腸溶片的價格加價過程抽絲剝繭。該藥在沿海某省的省級代理李女士在電話裡說她現在已經不做這個藥了,估計全國總代理也不做這個藥了,因為廠家被兼併重組已經停產了。

    對於全國總代理給省級代理的價格,李女士一直避而不談,只說醫院賣給患者的價格是五六十元。

    記者撥打位於北京的全國總代理的電話,語音提示竟然是空號。記者輾轉聯繫上了該藥企的一名銷售負責人,確認公司已經停產正在重組中,所有業務暫停,「代理的事至少到12月底再說了」。

    據分析,魯抗辰欣的14片的20mg的只是12元,相當於7片的是6元,如此算來,7片的20mg的成本應該在5元以下,藥企給總代理的價格不會超過7元,應該在5至7元之間。

    曾做了3年醫藥代表的楊星告訴記者,她曾經代理過的吉林一製藥廠生產的婦科用中成藥,老闆給出的供貨價是每盒10元,醫院的進貨價是39元,然後醫院以45元的價格賣給患者。「醫生每盒提成10元,醫藥代表提成5元,然後醫院各相關科室部門和人員是利益均霑,見者有份。」楊星說。

    楊星告訴記者,她的老闆還不是全國總代理,只是省級代理。全國總代理拿到的價格肯定要低於10元,出廠價和成本價當然就更低了。

    「我們醫藥代表收入確實不錯,一般都有一兩萬、兩三萬元,這些錢全是來自藥品提成。但我們這個收入遠遠低於拿回扣的醫生的提成。」同為醫藥代表的崔剛說。

    楊星曾代理的一種治療肝病的紅花清肝藥物,省代供貨價是每盒12元,醫院賣54元,而拿回扣的醫生的提成可達到12元。

    越是高價藥越掙錢

    1300%、2000%、6500%、9100%,這是中央電視台最近披露的一些藥品的高利潤率。但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些藥品都是低價藥,出廠價和醫院零售價都不高,就單價而言,各個環節掙的是「小錢」。有醫藥代表披露,越是高價藥越掙錢。

    在調查中,中國青年報記者獲得了幾份內部材料,上面記載了河南、河北、湖北等多家醫藥公司的數百種藥品目錄的中標價、代理價、供貨價和零售價:

    山西泰盛製藥生產的醫保乙類40mg注射用泮托拉唑鈉,零售價是每支68.2元,供貨價是2.7元;

    山西泰盛製藥生產的醫保乙類農合藥品2mg注射用尼莫地平,零售價是22.1元,中標價是10.08元,供貨價是2.3元;

    石家莊宇惠製藥生產的10ml乳酸亞鐵糖漿,零售價是每盒38元,中標價是29.45元,供貨價是6.5元;

    山東仁和堂生產的醫保乙類40mg泮托拉唑鈉腸溶膠囊,零售價是每盒98.1元,中標價是44.99元,供貨價是8.5元;

    天津藥業生產的20mg米樂松(注射用甲潑尼龍琥珀酸鈉凍乾粉針),零售價是每支14.3元,中標價是11.5元,供貨價是4.5元;

    江蘇方強製藥生產的泮托拉唑鈉腸溶片,零售價是127元,代理價是9.1元;

    西安阿房宮製藥生產的益腎靈膠囊(菊彥),零售價是85.3元,代理價是8.5元;

    長春銀諾克藥業生產的參雄溫陽膠囊(嚴力慷),零售價是92元,代理價是6元;

    湖北瑞華製藥生產的醫保乙類五子衍宗丸(盛世唐人),零售價是每盒68元,代理價是6元;

    廣東博羅先鋒藥業生產的抗骨增生片(薄膜衣片),零售價是52元,代理價是3.6元;

    營口某藥企生產的坤靈丸,零售價是120元,代理價是8.3元;

    吉林某藥企生產的婦炎消口服液,零售價是98元,代理價是8.2元;

    ……

    以上所羅列的藥品的代理價,還不是藥品的出廠價和成本價,甚至不是全國總代理拿到的價格,而只是省級代理的價格。

    醫藥代表劉梅說,不是基本藥物的高價藥,藥品到達患者手中,一般是出廠價乘以10左右,最少的一般也有五六倍。

    楊星告訴記者,她曾代理的南京聖和藥業生產的一種叫「悅博」的抗生素類藥,賣給患者是132元一支,每次輸液是兩支,每支大夫能提成50元,而醫藥代表的提成是5元。

    「一個療程一般是7天,你想想大夫能提成多少錢?」楊星說,「在大醫院,稍微有點名氣的外科手術大夫,每個月光提成就可能有三四萬元。」

    楊星得出的結論是:「越是高價藥越掙錢,越是大醫院越掙錢,越是核心品種越掙錢。」

    據她瞭解,在她做醫藥代表那幾年,腫瘤類藥物和抗生素類藥很掙錢。

    「有的一兩千元的高價特效藥,大夫一支甚至就可提成500至800元。」楊星說。她告訴記者,病人股骨頭壞死要置換股骨頭時,國產的進價不到2000元,進口的也就3000元,可賣給病人卻是1萬多元。

    楊星說,一般病人到大醫院看病,大夫都會讓病人輸液,用抗生素類藥。「口服藥一般三天即可,而且不少患者會拿著處方去外面藥店買。」河南某醫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醫生解釋說,「而輸液無法替代,抗生素類藥一個療程一般至少5天。」

    有業內專家指出,在目前的國家政策下,抗生素類藥的利潤空間已經很低,並且每次國家降價,必有抗生素。《醫療機構抗菌藥物管理辦法》要求,在全國二級以上醫療機構推行抗生素分級使用限制,「三級醫院購進抗菌藥物品種不得超過50種,二級醫院購進抗菌藥物品種不得超過35種;同一通用名稱抗菌藥物品種,注射劑型和口服劑型各不得超過2種,處方組成類同的複方製劑1~2種。具有相似或相同藥學特徵的抗菌藥物不得重複採購」。在這種情況下,進院的可操作藥品的品種結構將發生很大的變化。

    某醫藥公司認為,現在新的招投標政策的實施,讓基本藥物與非基本藥物的中標價格都低到了極限,並且進院難度增大,而能拿到好的品種的難度更大,如何選擇利潤空間大的品種,成為目前進院的首選。

    崔剛告訴記者,現在醫院的一些治療婦科病和男科病的藥物,藥價虛高的成分較多,利潤空間較大。

    該醫藥公司在推介石家莊某藥企生產的一款補血藥物時宣稱:「作為企業自主定價的品種,不受國家限價和降價的影響,並且獨家品種每標必中,中標價高且穩定,可長期操作。」該公司認為,小品種進院相對容易,進院成本較低。

    見者有份,利益均霑,雁過拔毛,層層加碼

    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的4名醫藥代表都坦承,每個月收入都在一兩萬元,而且打開局面後工作也很輕鬆,「就是請客,送禮,吃喝玩樂」。

    楊星和劉梅向記者描述了「天價藥」虛高藥價的利益鏈條:藥企-(全國)總代(理)-省(級)代理-醫藥代表-招標-醫院-醫生-患者。這一大鏈條的各個環節都在水漲船高,層層加碼。「最後到達患者手中,藥價可能已是出廠價的六七倍甚至十幾倍了。」楊星說。

    楊星說,省級代理和醫藥代表拿到藥物後,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想辦法進入招標目錄。「能找到衛生行政部門的領導打招呼更好,但紅包是少不了的」。

    根據藥品情況和市場規模等實際情況,紅包的大小和厚薄也不一。「找管招標的負責人一般紅包至少得5000元,高的兩萬元。」楊星說。

    她告訴記者:「(給招標負責人送紅包後,)招標負責人會再幫忙提供一個評標專家組的名單,這些人都需要一一拜訪,熟悉的還好說一些,陌生的也要想辦法各顯神通拜訪到。」

    「有時評標通知突然,來不及拜訪,便找好信封封好紅包,在信封上寫上藥的名字,甚至有時會在會場門口附近見人就塞,哪怕是從沒見過互不認識的陌生人。當然更多是把紅包夾在藥品的宣傳材料裡。」楊星說。

    劉梅給記者介紹的行情是:每次10至15人,每人一兩千元、兩三千元。

    藥品中標後,每個醫院都要從中標目錄裡用藥。「中標並不是萬事大吉,而是萬里長征剛走出第一步。」楊星說,「因為醫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首先要找到院長和藥劑採購科長,根據醫院大小和藥品情況,每個人送兩萬元左右的紅包。」楊星說,「這兩個人通過後,藥才算真的是能進醫院,入庫房了。」

    藥進了醫院還不算萬事大吉,因為藥還沒用到患者身上。楊星說:「接下來要看藥品適合哪個科室,然後找到科室主任,談判提成比例,或者乾脆直接找醫生公關。」

    「有時候會把全科室的人一起請出去吃飯喝酒,然後每個人送上500元的紅包,醫生才會開始給病人開藥。」

    「神仙」還沒有拜完。醫藥代表還得拜訪門診藥房的人,送上禮品、紅包。「這樣門診藥房才會給醫院庫房下單子,藥才會到門診藥房,患者才能取上藥。」楊星說。

    「醫院藥庫每個月也要送上兩三百元,否則可能不給門診藥房送藥。」她補充道。

    說到這裡,楊星調侃道:「有時候病人會看到大夫在開處方的時候,可能會拿一個小本子翻看,那上面記的新藥大夫還不熟呢,甚至連名字都記不準!」

    「還有一個不能漏的人,那就是查處方的人,這也是有提成的。」劉梅告訴記者,每個月月初,醫藥代表都要找到管查處方的人,統計具體哪個科室、哪個大夫開了多少藥,「然後拿著統計清單到公司領錢,以最快速度領到錢後,再給開處方的大夫等一一送上他們該得的紅包」。

    在被問及藥價為什麼會虛高這個問題時,楊星和劉梅都表示:「整個藥價虛高的利益鏈是見者有份,利益均霑,雁過拔毛,層層加碼。」

    劉梅開玩笑地說:「藥價為什麼會越來越高?你沒看醫院的大樓也是越蓋越高嗎?」楊星也隨口附和道:「有些醫生的汽車也是越換越好。」

    「藥價虛高裡那塊最肥的肉誰吃了?」楊星說,「當然是開藥拿回扣的醫生。」

    劉梅則表示,醫生開出的處方——那張薄薄的紙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她倆告訴記者,給開處方醫生的提成,小廠家的比例是藥價的20%至25%;大廠家的比例會少一些,是藥價的10%至15%。

    「大公司的提成少,但福利可能會好一些,有時會組織旅遊活動等,有的甚至還會資助一些科研經費。」楊星說。

    不是每個醫生都有回扣拿的

    一名基層醫務人員認為,藥價虛高的原因很多,問題非常複雜。從1993年將醫療衛生機構推向市場的那一天開始,醫院就從公益性轉向逐利性,而且愈演愈烈。當醫院將追求利益最大化時,醫生也就從「天使」向「魔鬼」轉變!不能將責任推給醫生,大多數醫生都還記得「希波克拉底誓言」,在這種體制下,要想不變成「魔鬼」也不可能是「天使」——只能成神仙!

    他說:「一個事實不能迴避,基層醫務工作者只有極少數人拿過回扣或提成(院長有可能)。以我為例,30年工齡,中級職稱10年,現在每月工資2713.80元。與當地公務員相比少1000多元。」

    一位醫生說:「不是每個醫生都有回扣拿的,大一點的院還可以,因為一般都是靠電腦提供的處方單給每個處方醫生的。但是好多小的醫院、衛生院,主任把全部回扣拿在手裡,下任務給下面的醫生,醫生實際得到的沒多少,甚至有些就根本拿不到,你還是得開,不開崗位都保不住。」

    一位網友說:「如果藥品零差價,醫務人員的技術服務價格就得漲到合理水平,政府得大幅度增加投入,否則違背價值規律,醫院就運轉不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醫藥代表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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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場能為醫生定價,醫院就可以不再全靠藥品供養 解放醫生

http://www.infzm.com/content/86022

一個體制內聲譽正隆的名醫,和一個在全國最有名的醫院工作的年輕醫生,在制度與社會環境變化的當下,同時選擇離開公立醫院,為尚在半途的醫改闖出另一條縫。

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只有從體制中解放醫生,讓他們自由流動與充分競爭,才能真正讓市場來為醫生定價,讓好醫生為醫院帶來高價值,從而改變醫院靠藥品供養的畸形現狀,最終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當一些探索者勇敢走出醫院,卻發現能否繼續走下去,依然有賴於體制內的變革——如果不能納入醫保範疇,如果公立醫院不接受他們開出的轉診單,他們就不會有多少病人。

2012年所謂「世界末日」這一天,上海東方醫院知名血管外科醫生張強,和北京協和醫院腎外科醫生朱岩,都選擇離開他們棲身多年的公立醫療系統。

一個告別自己業已積累二十年的體制內聲譽,一個告別有百年歷史的中國一流醫院,他們的選擇,在公立醫院依舊是醫療市場絕對主流、無數人打破頭擠入體制內的今天,成為一種罕見的標誌性事件。

張強和朱岩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瞄準醫療市場金字塔的頂端,進入外資背景的私立高端醫療機構;一個走向塔基,按國外的家庭醫生模式創建社區診所。有趣的是,他們都選擇了提供相對高端的服務,因為這裡管制最少。

無論何種路徑,他們想擁抱的都是一個自由醫生的職業尊嚴。

他們的個人選擇,為尚在半途的中國醫改闖開了另一條縫隙——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讓醫生從體制中走出來,才能讓市場真正為醫生定價,也才有可能讓醫院不再全靠藥品供養,從而讓醫生回歸為醫生,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所謂自由執業,就是醫生不再僅僅受僱於一家醫療機構,而可以在多個醫療平台之間自主選擇執業地點。目前衛生部的規定在幾經放寬之後,依然尚未批准完全自由執業,而是限定醫生在得到第一家執業點的允許後,最多在三家執業點工作。

「從單位人,到社會人」

2012年的最後一天,張強一大早趕到上海東方醫院特需門診部,辦理了最後的離職手續,年終獎和12月的工資都沒打算要。

47歲的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決定脫離體制,成為一名自由的醫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海裡泡了20年,終於上岸了」。

在體制內工作了20年,張強稱得上功成名就。他的專長是治療下肢靜脈曲張,是國內第一個把腹腔鏡技術應用到血管外科的醫生,東方醫院的血管外科在他任主任期間全國知名,患者絡繹不絕。體制內的各種榮譽,他也都享受過:五四勞動獎章,各種協會頭銜,專業雜誌編委。

正因為成功,他的出走顯得很「另類」。

自1990年代後期,社會資本逐漸進入醫療領域以來,也有少部分醫生離開體制,但大部分是退休的、在原單位「待得不好」的、想賺大錢的,或者難於找到工作的新畢業生。像張強一樣年富力強的「體制受益者」離開的,鳳毛麟角。

「已經觀望了半年,只是需要一個導火索。」張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把這稱為是一次「自我重新探索」。他在東方醫院曾經努力探索特需門診,也就是高端服務,掛號費300元,患者享受高質量服務,預約看病,至少半小時的問診時間,甚至在做手術時可以點自己喜歡的音樂。

這是張強理想的工作方式,「最好手術後還能來杯咖啡」。

然而,在公立醫院的平台上,發展特需醫療瓶頸頗多。

首先是政府統一定價,很難高收費,先進的技術和好材料不能用。公立醫院的就醫環境也使特需大打折扣,「只是病房好一點,護士漂亮一點,推到手術室,一樣要排隊」。而他想改進醫療質量而推出的當日手術理念,也受限於公立醫院緊張的病床和手術室而難以實現。

最根本的是,特需醫療和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天然存在矛盾,特需發展到一定程度,會佔用普通患者的就醫資源。

「公立醫院無法滿足高質量的醫療需求。」張強早已意識到這些問題,市場上漸漸傳出的特需門診會從公立醫院剝離的消息更堅定了他的決心,「晚走不如早走」。

這種圈內人看來非常冒險的選擇,張強本人並不糾結。1992年剛從醫學院畢業時,他就已面臨過類似的選擇:當時,全套引入美國辦醫理念的浙江邵逸夫醫院剛剛籌辦,美方院長寫了一封信給他,期待他能參與創辦邵逸夫醫院的血管外科平台。這位當時浙江省唯一的血管外科碩士,已經拿到浙江一所著名三甲醫院的工作機會,卻不顧全家人反對,去了邵逸夫醫院,只因為「聽說美國先進。很好奇,還會去香港培訓,我很喜歡」。

在那個中國醫院還是綠油漆的年代,邵逸夫醫院被中方認為「像賓館,哪像醫院」,「老外們在大廳裡放盆景,椅子全是沙發」。

對張強來說更重要的是,那些本來只存在於想像中的醫療理念一下子鋪展在眼前,他第一次接觸了可以電動的病床,第一次看到氧氣管不用塞在鼻子裡,第一次知道要用簾子把病人隔開尊重隱私權,第一次看見美國人用筆記本電腦,用互聯網查資料——張強因此成為浙江省第4000個互聯網用戶,很早便用互聯網查閱國外免費的醫學文獻。

也是在這裡,張強學習了腹腔鏡技術,掌握他日後行醫的殺手鐧。

這種遠遠超前的眼界,奠定了他日後的興趣和所有選擇的取向。而他的自由能成為現實,還與一系列制度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有關。

1949年以來,公立醫院一直佔據著中國醫療市場的主流,也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是醫生們唯一的「棲身之所」。在1990年代後期民營醫院大量出現後,出現了許多「醫生走穴」的狀況,曾一度備受社會抨擊。1999年,執業醫師法出台,醫生多點執業被明文禁止。

直到2009年,衛生部出台《關於醫師多點執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醫生在不超過三個醫療機構多點執業。

不過,雖然制度允許了,但現實卻依然是無法打破的一塊堅冰。多位受訪醫生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沒有哪個公立醫院院長會同意讓自己的醫生出去執業。

「公立醫院是一個封閉體系,不讓人出去,也不讓人進來。」張強說,「習慣了小農思維,你出去執業他們會擔心帶跑病人。」

於是,隨著在公立醫院探索高質量醫療的空間日益狹窄,加上上海又將成立兩個醫療中心,讓他覺得醫改的氣氛越來越好,他終於決定走出來,「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

2012年12月12日12點整,張強正式確定了他的第一執業點:上海沃德醫療中心,這是一個外資背景的醫療平台。在這裡,他將名片上的「張主任」改成「smile醫生」,辦公室擺著家人的照片,病人送的超人肖像畫掛在牆上,一盒鮮豔的紅玫瑰擺在茶桌的一角。

幾乎同時,年輕的朱岩也選擇像張強一樣出走體制內。

「協和的醫生都非常嚴謹,有奉獻精神,在目前的體制下,勢必收入非常低,年輕醫生根本買不起房子,更不用說結婚生子養老人啦。」朱岩今年32歲,山東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進入大名鼎鼎的北京協和醫院,但九年之後,醫生的尊嚴感卻一點點幻滅。作為腎內科主治醫師,朱岩在協和醫院的掛號費僅僅5元,每月工資獎金加起來稅後七八千。這樣的工資現狀在北京生活並不容易,醫生要不甘於清貧,要不就收紅包、拿回扣。

而且,這個龐大體系裡淤積著大量醫生——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龔曉明曾對媒體說,協和醫院婦產科正高職稱有30位,副高職稱的也有三十多位——從上到下一層層排下來,資歷越淺的醫生機會越少。

在這個體系裡,獲得認可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科研論文發表的數量,這也讓更注重臨床技能的朱岩並不喜歡。

「我身邊的醫生,一半以上動過走的心思,」朱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協和醫院很重視年輕醫生的培養,也一直在努力改善年輕醫生的收入,但體製出了問題。」2011年,僅協和醫院內科的住院醫師就有十餘人辭職,有的出國行醫,有的去了大型醫藥公司,有的回老家繼續當醫生。而朱岩自己,在2012年和幾個朋友一拍即合後,離開國內最好的醫學平台協和,辭職創業,打算走一段「很長的黑暗路」。

有趣的是,新的信息技術出現,無論對張強還是朱岩來說,都是一個福音。比如,微博的出現,使得醫生無論在哪裡都能被「粉絲」找到。10年前張強從邵逸夫醫院離職到另一家醫院時,深深感受到的痛苦是,病人沒有渠道知道你去了哪裡,最初一個月他連一個病人都沒有。而如今,他不僅在微博上發了公告,收穫許多轉發與評論,而且他一直參與的網絡診療平台「好大夫」網站,也在他加盟沃德後首次把私立醫院納入網站關注範疇。

對朱岩來說,微博也是一個推廣平台。他的新浪微博名是「回到明朝當醫生」,他說明朝只是一種虛指,代表理想世界,在那裡可以做一名有尊嚴的醫生,重建醫者與患者之間古老的信任。


兩條道路

同樣離開體制,張強和朱岩卻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走向醫療市場金字塔頂端——私立高端醫療,一個走向塔基——社區連鎖診所。

張強看好高端醫療市場,他認為市場需求有層次,醫療服務就應該有差異。他對未來職業的規劃也是立體的,計劃分三步走:先簽約一個高端私立醫療機構。再簽一個公立醫院,借助其大型醫療設備,建一個靜脈血栓學科的培養基地,也可給普通病人看診,履行醫生的公益價值。此外還會再簽約一個國際化的醫療機構,組建醫療團隊。

沃德是張強簽約的第一家機構。這家成立於2009年的外資高端醫療中心,意在打造一個醫療資源整合平台,提供行政、護士、設備,而各類優秀醫生則在這個平台上貢獻他們的醫術,但不隸屬於這個平台。上海沃德醫療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方瑞敏說,「不組劇團,只搭舞台。」

張強和沃德的合作,並非傳統的僱傭關係。他在沃德幾乎不拿底薪,而是按照歐美的一般標準,和沃德按一定比例分成。「如果拿個百萬年薪,我就又成了它的僱員,又要受制於它的指標壓力。」而分成制,除了相應承擔風險之外,所有的社會保險、公積金等,都由張強自己繳納,他戲稱,「自由的代價是很高的」。

在沃德醫療中心,醫生是一切的核心。每個樓層都設有行政總監,專門為醫生協調各種事務。一台手術確定後,沃德要為醫生提供手術室,護士、麻醉師也要配套。在這裡,診療費遠高於公立醫院,達到次均1600-1800元,醫生與醫院都無需再靠藥品回扣「養」——據方瑞敏介紹,沃德的藥佔比(藥物佔醫院收入的比重)不到10%,而公立醫院通常高達50%左右。

有一個下肢靜脈曲張的菲律賓女病人,當張強還在公立醫院時為其做了一條腿的手術,另外一條腿則在私立醫院完成。兩相對比,看出區別:公立醫院的手術室很冷,病人下半身暴露,男性醫生與護士進進出出,術後住院兩三天;而在私立醫院,雖然價格貴了一倍,但一切都很安心,手術日期確定,護士先開好空調,麻醉師提前和病人交流15分鐘,術後幾個小時就可以下地走路。

不僅病人,醫生也獲得了尊嚴感。「以前在公立醫院當主任,大量的醫藥代表來巴結,很多病人求著你,那種體制帶來的權力感很醉人,但自由的感覺更好。」張強說,「世界比原來的圈子更大了,我的出診和手術流程,都是精益管理專家的朋友幫我設計的,幾點出診,怎麼跳台,非常科學。」

不過,在朱岩看來,專科路線更適合那些功成名就的「名醫」,而像他一樣的年輕人,還要尋找新的道路。

朱岩的創業夥伴,都是三十出頭,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多年三甲公立醫院從業經驗但又不甘於在體制內熬日子的年輕人。反覆商討後,他們決定深入社區,提供高品質的家庭醫生服務。

「強基層」是過去三年新醫改的重中之重,但儘管政府向基層醫療機構投入大量資源,卻依然因種種原因而沒有多少好醫生願意去基層,導致基層醫療機構診療水平參差不齊,難以得到患者的認同和信任,成為醫療市場最底層最大的難題。

朱岩們正是瞄準了這個困局中的機會,試圖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社區醫療平台,推廣家庭醫生理念。他給診所取名卓正,是希望醫療服務卓越,為人做事正直。

三個合作者之一的王志遠曾在花旗環球金融和摩根大通的投資銀行部門工作多年,為卓正找來了河山資本做天使投資人。朱岩並未透露具體的投資額,但其稱資金不會是壓力。「我們都認同這是一個長久的事業而不是買賣,不會為了賺錢而降低服務標準,這點雙方都有共識和契約保障。」

經過八個月籌備期,2012年12月,首批三家社區診所在深圳開門迎客,第四家正在籌備中。選擇深圳,是因為這裡行政效率相對高,且離香港近,患者更易接受新的就醫模式。包括朱岩在內,卓正目前有五名醫生,三家診所均開在深圳比較高檔的商業區或社區,診療收費參考香港模式,每次380元,包括診療費、三天的常用藥物和基本的化驗。

不過,運行近一個月以來,形勢並不樂觀——每天兩三個人的就診量顯示,建立口碑尚需時日。朱岩說,「雖然做了最壞的準備,困難依舊比想像的多。」

比如,問題之一是,轉診渠道的建立困難重重:目前公立醫院在設備、專科診療等方面依舊享有社區診所不具備的優勢,必須要在醫療市場上建立從社區診所到大型醫院之間的轉診渠道。

另一個問題則是無法接入醫保體系。診所定位是收入較高人群,他們往往繳納社保,在公立醫院看病不用掏錢,在診所卻得全部自費。

無論張強還是朱岩,他們都認為個體探索的最大風險來自政策的不明朗,「不知道我們這個方式政府會不會持續支持」。

萌芽的力量

在醫生仍基本留守體制內的背景下,張強和朱岩等人的逆向流動,會給既有體制帶來多大觸動?

「很多醫生在觀望,有好的平台可能就會離開。」張強的前同事、上海東方醫院微創外科主任胡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若有更多的平台和機會,體制內也不是鐵板一塊。他舉例說,上海正在建設中的國際醫療中心,已讓很多體制內的醫生躍躍欲試。

隨著新醫改的推進,社會資本投資醫療日趨開放,使更多比1990年代民營醫院品質更高的醫療機構開始出現,為出走體制的醫生提供了更多可選擇的平台。

「我們的探索若能成功,將給體制內的人走出來的信心。」朱岩說,這就撕開了一條縫,新的體系生成,會倒逼舊有體系改變。

不過,早在2010年就已離開公立體系到民營昆明同仁醫院就醫的周樂今醫生卻並不那麼樂觀。曾經以80萬年薪力邀他加盟的這家民營醫院,在管理層幾經變化後,和周樂今理念不容,合同期未滿就將其辭退。2012年12月14日,他和昆明同仁醫院的官司剛剛二審勝訴。

「雖然從戰略角度看,民營醫院一定會越來越多,但目前90%的本土民營醫院管理方式還是很落後的,好平台還是不多。」周樂今說。

除此之外,依舊偏向公立醫院的既有政策體系,使體制內外落差巨大,不僅不能幫助醫生走出來,反而處處形成束縛。比如,在社會資源、學術資源、研究資源多被體制內「壟斷」的背景下,出走成本極高。

「用身份保障換執業自由,多數人不敢『冒險』。」多年跟蹤醫改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恆鵬說。他舉了一個案例說明整個體制對自由執業權的束縛。

2009年,昆明曾在全國率先開展醫師多點執業,時任云南省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兼心內科主任的李易,帶領二十多位醫務人員以「社會人」的身份在多家醫院自由執業。但現在這個團隊卻逐漸回歸公立醫院了,體制束縛是很大原因——教學、科研資源集中在公立醫院;更關鍵的是,能否獲得這些資源並不取決於你是否有能力,而是取決於你的「公家人」身份。自由執業的醫生評不了職稱,當不了研究生導師,更為要命的是,退休後能夠拿到的養老金明顯低於擁有國有事業編制身份的醫生,儘管前者繳納的養老保險並不低於後者。

不過,生性樂觀的張強把這些看得很淡:「國內的學術機構排斥你,可以到國外更好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像李娜一樣!」

不過張強也有對市場成熟度的兩個擔憂。一是國內的保險市場尚不發達,而這是醫生自由執業的一個重要前提,一方面提供埋單者,降低患者負擔,另一方面也提供對醫療機構的第三方監督。

另一個懸在自由執業頭上的風險則是醫患矛盾的處理機制。當醫生和醫療機構的關係不再是僱傭關係時,醫療風險如何承擔?「在國外,有專門的責任險可以購買,而國內尚不成熟」,如何在醫生、醫療機構、保險和患者之間建立更有效的信任與制約,仍是自由執業面臨的一道難題。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張強醫生的樂觀和自信。」周樂今說,若想真正實現自由執業,不對舊體制動刀很難取得實質成功。雖然很謹慎,但已經走出體制的周樂今依然很讚賞張強與朱岩,「雖然目前還是萌芽,慢慢不失為一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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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地進口藥價差距大 與藥品加成機制有關

http://www.infzm.com/content/93563

綜合《人民日報》、《中新網》報導,目前內地與香港藥品價格存在較大差距,不少內地人都去香港買藥。香港西環一家大藥房的老闆介紹,該店一天銷售額有10萬港元,其中內地人約佔一半。銅鑼灣一帶的藥房,這一比例更高。

什麼樣的藥品差價導致了這樣的比例?以一種治療乳腺癌的藥品——赫賽汀為例,其在香港的價格比內地便宜近萬元。440毫克的赫賽汀在北京價格為24500元人民幣。而在香港藥店可以用18500港幣(約合人民幣14800元)的價格買到,價格相差近萬元。

此外,愛必妥、多吉美、力比泰、格列衛等多種抗癌藥在兩地的差價在437元至7740元間不等。

內地的進口藥價為什麼高?

同樣一種藥品,為何香港與內地間的差價這麼大?

前述中新網報導指出,內地與香港藥品差價最大的是進口特效藥,而這類藥品多數未被納入醫保範圍,屬自費藥物。而且,罕見病或腫瘤、癌症令內地家庭承受經濟重擔,這也促使大批旅客選擇赴港購藥。

前述《人民日報》報導援引北京大學醫學部藥事管理教研室史錄文教授介紹,進口藥品定價一般分為三類:一類是按市場自主定價;一類是單獨定價,包括原研藥、專利藥和獨家品種,享受發改委的單獨定價權利,赫賽汀就屬於此類;一類是實行最高零售限價,一般納入醫保目錄,與國內的藥品定價方法相同。

而據《新京報》報導,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副會長牛正乾表示,「造成國內進口藥品價格虛高的原因,是國內藥品的定價機制決定的。」據他介紹,作為藥品流通終端的醫院,實行的是藥品加成制度,藥品成本越高,醫院的盈利越大。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藥劑科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醫院對成品藥的售價一般是在全市統一藥品中標價的基礎上加收10%左右。該工作人員查閱醫院內部藥品價格,發現赫賽汀(440毫克)、格列衛(120片/盒)的中標價分別是:21613元、23500元;對應的零售價格則為24854.9元、25500元。

牛正乾認為,藥品加成制度帶來三大問題,一是購進藥品價格越高獲利越多,所以公立醫療機構不可能去採購低價藥;二是使醫生索取回扣的行為與醫療機構銷售高價藥品的利益驅動高度一致;三是讓藥品生產經營企業不得不開展「高定價、大回扣」的畸形競爭。

此外,他認為,流通環節各個審批環節和藥品公關賄賂的灰色成分,最終也都加在價格上。

而據前述《人民日報》報導,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認為,香港藥價之所以便宜,得益於藥廠到患者之間極其精簡的銷售鏈,沒有中間盤剝。而且政府管理的醫院,由醫管局採購藥品,不能有佣金,公立醫院用藥費用由政府負擔,藥品都是原價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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