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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它一個億也不要！蒜鄉農村合作社熱衷議價成“鴨大王”

“今年年初，我們對合作社社員進行了年度分紅，分紅（紅息）的比例是12.8%。也就是一分多一點(月息)。”日前，山東省金鄉縣京信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楊建強帶著第一財經記者，邊參觀他的冷庫邊介紹去年合作社的“業績”。

冷庫很重要。在金鄉這個全球性的大蒜之鄉，衡量一個人的經濟實力，不是看你有多少銀行存款，而是看你有多少“洞”。“洞”是當地人對冷庫的稱呼，一“洞”的存儲量大概在700~1000噸。

楊建強現在有6個“洞”，他未來的計劃是擴展到12個“洞”。

對楊建強來說，“洞”已經不是衡量他財富的坐標，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發展農村合作金融的平臺。

這是因為，他的“洞”可以提供給京信合作社的社員存儲農產品，比如大蒜、冬桃等。這就像一條紐帶，將他的合作社和作為社員的農民聯系在了一起。

“入社滿一年而沒有給合作社帶來實體業務的，下一步我們將逐步勸退。”楊建強告訴記者，“如果入社僅是為了分紅，那我們不歡迎。”

在楊建強看來，沒有實體做支撐的農村合作金融是沒有前途的。按照他的話說，農村合作社如果將錢借給人去建房子，那它必“死”無疑。

合作社的“議價權”

“在金鄉縣，你看到的10個鴨棚，其中7個到8個是‘我的’。”楊建強說。他利用合作社這個平臺，在金鄉縣發展了500多個養鴨戶。

最多的時候，楊建強合作社下面的養鴨戶每月可以出棚100多萬只鴨子。後來因為環保原因，很多不達標的養鴨棚關掉了。但即使如此，每月仍可以出棚50多萬只鴨子。

說這個話的時候，楊建強顯得頗為興奮。因為冬天即將過去，很快春暖花開，而此時正是養殖肉鴨收益最高的時候。

一般情況下，一只肉鴨的養殖期在39天，有的更低，只需要29天。養殖期29天的，基本是拿去做烤鴨了。冬天和夏天，因鴨舍增溫或降溫需要用電，加上鴨子這段時期不大長肉，每只鴨子養殖戶的收益是2元左右。而到了溫度適宜時，一只鴨子的收益最高可以到3.7元。

春天要來了，楊建強的“鴨事業”群體又可以增加不少。

一個鴨棚的養殖量大概是6000只，一個農戶至少有2個鴨棚——因為一個鴨棚同樣需要兩個人照看，達不到規模效益。即使鴨棚不能“滿負荷”生產，對農民帶來的收益也是可觀的。

“每年每棚可出肉鴨7~10茬，每個棚利潤在8萬~10萬元。”楊建強介紹說。

養殖戶想養鴨卻沒有本錢，楊建強的合作社會提供資金，月息是6厘，算起來年息是7%左右。

“大銀行對這些業務看不上眼。即使是一些小的金融機構，對此類貸款的月息也會到一分以上。算起來，年息大致在12%。”楊建強介紹說。

借助農村合作社這個平臺“綁定”一個群體，比如養鴨群體，通過群體的規模效應，黏牢這個群體，進而通過增值服務取得收益。這是楊建強合作社的運作模式。

500多個鴨子養殖戶，都集中在合作社這個平臺上，合作社除了提供技術服務之外，還統一提供飼料和防疫藥品。就是因為這一點，楊建強取得了“議價權”。

“我的規模大、用量多，在一定程度上供應商在價格上就需要和我商量了。比如藥品，我不是貨到付款，而是你先給我交押金。現在有5個藥廠給我供貨，我要求每個藥廠先拿20萬元放在我這里，藥品出了問題，先拿這筆錢補償給養殖戶。藥品我是一個月給廠家結一次賬。這樣，藥廠的資金反而沈澱到我的合作社來了。”楊建強告訴記者。

“開始時，老百姓養鴨子用藥是我墊付的，占了不少成本。後來量上來了，我就可以跟藥廠談價格了。”

同樣的模式楊建強複制到桃的種植和辣椒的種植上。

楊建強利用合作社這個平臺，在全縣推廣栽培“京信紅”富硒晚秋桃和“京信紅”朝天椒。現在已在全縣推廣桃樹5000多畝、辣椒30000多畝。

對桃樹和辣椒等的農資供應同樣集中在楊建強的合作社。根據金鄉縣政府提供的資料，去年，楊建強的合作社平均每袋化肥比市場價便宜15~20元，累計供應6000噸，社員節約生產成本210余萬元;按承諾高於市場價0.2元/斤回收社員農戶辣椒1800余噸，社員增收72余萬元;高於市場價0.1元/斤回收成員農戶大蒜3500噸，社員增收70余萬元。合作社通過開展農資供應、農產品收購、肉鴨養殖，全年盈利760余萬元。

楊建強供應的農資為什麽便宜呢?他告訴記者，合作社有30多輛車，負責農資的配送。合作社有一個系統，統計農戶的農資需要量，一個村，或者加上附近村的合作社社員，如果農資需求量到了一車，他就從農資生產廠家直接拉貨送到農戶手中了。這中間少了很多中間環節，農資的價格自然便宜不少。

“有了平臺，才有規模;有了規模，才有議價權。”楊建強認為他的合作社模式對改變農民的弱勢地位有所幫助。

合作社的收益渠道

去年，楊建強的合作社實現利潤1180萬元，今年他的計劃是實現利潤2000萬元。

這個利潤，當然不全是合作社本金創造的利潤。楊建強介紹說，農民入社每戶的資金在200~2000元之間。從合作社成立開始，共計吸收了2000萬元的資金。

這個利潤，是楊建強運用合作社這個紐帶創造的利潤。倉儲物流260萬，大蒜配資500萬，生資植保600萬，生態養殖100萬，電子商務30萬，信用互助10萬，桃果、蒲公英回收200萬，政策扶持300萬：2017年合計2000萬元。

其中可以看出，信用互助的收益是最低的，只有10萬元，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符合農村合作金融微利運行的政策要求。

“信用互助微利定位，不以盈利為目的，作為擴大產業項目規模經營的有效資金供給渠道，解決部分社員項目的融資難問題。計劃2017年為300戶困難社員解決創業資金難題。每戶3萬~5萬元，合作社只收取服務費300~500元。”楊建強說。

這是京信合作社今年在解決困難社員方面的計劃。這與從合作社借款、月息6厘的群體還是有所不同。

主要的收入來自合作社這個平臺之上的“增值服務”。具體來看，最大的一筆利潤收入是生資植保。楊建強又細算了賬目：“我社現有社員2.6萬多戶，金鄉總計耕地面積80萬畝。我社現在總計半托管社員農戶土地12.6萬多畝。對成員農戶施行五統一的管理辦法：統一種子、統一技術、統一使用化肥農藥、統一管理、統一銷售。種植的各個環節我社均高度參與。春季追肥收益10元/畝×12萬畝=120萬元;夏季飛防植保收益20元/畝×6萬畝=120萬元;秋種底肥收益30元/畝×12萬=360萬元。”

排在第二位的是大蒜配資。這一點與金鄉縣是全國最大的大蒜集散地密切相關。這也是楊建強首先帶領記者參觀他的“洞”的原因。

楊建強介紹說，金鄉為全國大蒜交易市場，客戶眾多。合作社在金鄉縣各鄉鎮共有冷藏庫16余座，共計12000噸儲存量。通過為信譽較好的客戶提供50%~70%的大蒜收儲資金，配資規模達到4800萬元，收取一定的服務費。

“客戶的大蒜儲存在我社自有冷庫中，倉儲費用和服務費用為共同收益。而且沒有風險，如果價格較低時候，我社可自行出售貨物以確保資金安全。倉儲費300元/噸×12000噸=360萬元;大蒜配資服務費：貨幣差額收益60元/萬-月×4800萬×6個月=172.8萬元。”

這里有一個類似“強行平倉”機制。在金鄉縣的大蒜收儲環節上，金融機構也有類似的機制。你要存儲大蒜，金融機構可以給你五成的配資，但大蒜是作為抵押物的。大蒜價格漲了，皆大歡喜;如果跌到一定價位，金融機構會出賣大蒜，斬倉止損。

另外的一塊大頭是政府補助資金。這一塊是300萬元。“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和縣里的發展規劃，爭取政策扶持資金，建設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現代農業示範園區。”

給一個億也不能要

雞年春節剛過，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共提出6個方面33條舉措。其中一大舉措便是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積極探索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的有效途徑，穩妥開展農民合作社內部資金互助試點，落實地方政府監管責任。

新型農村合作金融改革，山東是全國範圍內唯一的試點省份。

農村合作金融的實質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2015年年初國務院批複山東省的“試點方案”規定得很明確，其原則包括：堅持服務“三農”本質要求，著力解決農民生產經營活動中“小額、分散”的資金需求，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堅持社員制、封閉性原則，不吸儲放貸，不支付固定回報，不對外投資，不以盈利為目的;堅持社員自願，互助合作，風險自擔;堅持立足農村社區，社員管理，民主決策，公開透明。

但農村合作金融也蘊藏著很大風險。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曙光曾在《第一財經日報》撰文，提示農村信用合作的7大風險：第一，社會資本的逐利動機強烈，扭曲其合作金融的初衷和宗旨，使得資金互助不是為農民服務，而是為投機資本服務;第二，有些合作社治理結構不規範，影響到信用合作的效率和決策的穩健性;第三，有些合作社基本以信用合作為唯一業務，其信用合作的產業基礎不牢固;第四，風險防範機制和內部流程不完善不規範，隱含著大量操作風險;第五，農民對金融業務不熟悉，導致操作風險;第六，農民信用合作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隨著合作金融規模擴大而增大;第七，某些地區地方政府存在過度介入行為，極大地影響了農民信用合作的信貸質量。

楊建強是一個心里“很有數”的人，他也不貪心。他說，如果放開社員的入社資格，現在籌集的資金就不是2000萬元，而是一個億以上了。但這些資金如果真的都入了社，也是很燙手的。

楊建強在合作社內部成立了“保險公司”。養殖業的風險很大，一場動植物病害下來，養殖戶可能血本無歸。楊建強曾以合作社名義到保險公司申請入保，但保險公司拒之門外。於是，楊建強想了一個辦法：養殖戶每只鴨子提2分錢，合作社負擔3分錢，收購鴨子的公司承擔5分錢。這樣，每只鴨子就有1毛錢的保險基金了。現在，已經歸集到40多萬元的基金，萬一養殖戶發生重大損失，符合條件的養殖戶是可以通過這筆基金渡過難關的。

采訪中，楊建強告訴記者，合作社對社員發放借款，是有嚴格程序的。其中，有不良嗜好的沒有借款資格。

楊建強的合作社嚴格規定了互助金的“5個不借”：借款人及擔保人的信用償還能力有問題的、有不良嗜好的、家庭不完整的、年齡超過55歲的、在銀行有不良信用記錄等情況，都不予以借款。

楊建強說，這些規矩都是他自己琢磨出來的。他深知基層農村的人員構成，有的人就是“二流子”，有了錢就去喝酒、賭博。這樣人具有很大風險，所以他特別強調了有不良嗜好的人不能入社，更不能從合作社借款。

來看一下楊建強合作社的風控機制：嚴格執行信用互助業務“借前調查、借中審查、借後跟蹤”的流程環節。在互助金發放前、中、後皆制定了嚴格的流程和書面材料，即事前申請、調查，事中錄音錄像、面談、面簽、會審，事後跟蹤服務。借款的錄音、視頻、照片等影像資料齊全。

此外，請法律專家完善、規範信用互助金發放合同，完善手續;每筆信用互助金采取一戶兩保制，即一戶社員需要資金，需要另外兩戶社員提供擔保，確保互助金的安全性。

所有投放的信用互助金按每筆70元保費，最高保額5萬元，都繳納了商業保險，確保互助金的安全;成立風險基金，保障社員利益，通過主營的養殖業務中間產生的服務費，提取了一部分資金作為風險金。

在采訪中，第一財經記者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農村合作金融是農民“聯合自治”的一個平臺，而不是利用合作金融這個渠道去圈錢、去賺錢。

“我看中的是合作社這個平臺。說實話，我現在並不缺少資金，我有好幾個‘洞’呢。但我覺得合作社這個事兒有意義。最簡單的例子，農民之間的借貸，有兩種情況：一是高利貸，二是礙於面子不收利息。通過合作社這種方式，該收的利息就收啊。”楊建強總結道：“這對民間借貸其實是一種規範。”

“我現在最大的收獲是，通過信用合作的開展，拉近了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關系，帶動了合作社其他業務的蓬勃開展。通過合作社的規範，也帶動了我們自身的規範，從業務到管理都上了一個層次。這對企業自身來說是很受益的。”楊建強最後說，“一年一兩千萬元的利潤，對大企業是九牛一毛，但對我們這麽一個農村合作社來說，大家都很興奮，都很有滿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