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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了20年的房,惶了20年的情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794

(農健/圖)

(2017“記者回家”專題之六。本文首發於2017年2月9日《南方周末》)

某一年春節,在姨媽們反複勸說下,十六七歲的我試探性地問父親,“爸,如果503真的是給我的,那不然就立下遺囑寫清楚吧。”

父親陷坐在沙發里,楞住了。

合肥的房價在過去一年經歷了過山車,漲幅超過40%,成為了2016年全球房價漲幅最高的城市。

但我家有一套動不得的房子。

那是一套超過20年的老樓,我還能清晰地記得門牌號503,下面就姑且稱之為503吧。

1995年的5月,搬入503,成為父親、母親帶著我真正意義上三口之家的開始,在這之前,我們一直和外婆、姨媽們住在筒子樓的大家庭。

在那個年代,503是小夥伴眼里頂配的房子了,六十幾平米的三室一廳,我第一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小房間,時不時招呼小夥伴來玩,心情如魚躍。房價在那時候很低,503則更多了一些時代特性——得益於單位集資房,售價僅500元/平米。

但幸福戛然而止。

住了不滿兩年,年僅33歲的母親患了癌癥,從起病到離開,也只有一年多時間。在那年輕而微弱的生命時辰里,503承載著她最後的記憶。

母女一陰一陽,年僅11歲的我,在空氣里,聽不到母親喚女兒的聲音;在路途上,碰不到母親下班返家的身影;更重要的是,一個看不到母親的衰老,一個看不到女兒的成長。小學班主任為了安慰我,在春節給我寫了一張賀卡:“自然界有春天,祖國也有春天。”

那幾年,家人的慌亂、奔波、流淚都成為我記憶里最不敢觸碰的回憶。每一個小家庭的記憶波折,都是整個國家共同記憶的一部分,當我們追溯起家庭史,同時也鉤沈了其他家庭的歷史。

悲喜503

母親離世後,父親便出了遠門工作,把我寄養在姨媽家。503也空了好幾年。

母親兄妹五人,她是老幺,格外受到全家疼愛。因為外公去世很早,外婆晚年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癥,有學識、有社會經驗、有經濟實力的大姨,自然也成為了一家之主式的人物。在弟妹們遇到困難時,她是第一個挺身而出的。

從小學五年級到初二的幾年,姨媽和外婆就成了我最親的親人。

待父親再回家鄉工作時,帶了一個文靜秀氣的阿姨組建了新的家庭,父親覺得虧欠我,第一時間讓我搬回了503。那是2000年,合肥的房價約1500元/平米。

我重新有了家。但姨媽們為我擔心,牽掛我過得好不好,每周都會問候。她們希望父親把503給我,作為我安身立命的本錢。這在父親再婚後顯得更加急迫。她們一遍遍地告訴我,這是對我好,為了我的將來。十幾歲的我對房子財產尚沒有概念,回說,我無所謂房子。她們罵我傻。

父親打小寵我,但對於503,他沒打算妥協,“這是我和你母親的房子,你是我的女兒,我會照顧好,她們為什麽要幹涉?”

雙方都是至親,我焦灼難安,在日記里寫下,“到底該相信誰?”

漸漸地,姨媽們對503的歸屬變成另一種執念,繼母住在里面時,他們甚至都不願意來我家一步。彼此都住在一個家屬院里,風言風語無處不在,繼母終於勸動了父親重新買房。後來,妹妹出生了,我們全家搬了出去。

503又空了,而此時,我已經高中畢業了。合肥的房價漲到了6500元/平米。

租房風波

姨媽們的想法一直是,因為種種原因,父親無法很好照顧我,而物質上的付出才能體現他的誠意。因此,503要通過法律程序,公證轉讓或立遺囑實現。

某一年春節,在姨媽們反複勸說下,十六七歲的我試探性地問父親,“爸,如果503真的是給我的,那不然就立下遺囑寫清楚吧。”

父親陷坐在沙發里,楞住了。

我從未見過父親那樣的痛苦和無奈,他兩眼盯著我看,似乎面前的女兒是毫無關系的陌生人。他長長地嘆一口氣,“我才四十多歲,我的女兒就要我立遺囑分財產,是不相信我,還是在咒我呢?”

我一下子急哭了,“爸爸,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不是想要分財產……”

沈默如鐵球拋進水中再也浮不起來。

好幾天後,他拿出一張親筆寫成的贈與書,大意是,願意把503贈給我,並囑咐我好好保存但不要告訴姨媽們。

“你媽媽去世後,我就下了決心把503留給你做一個紀念。一直沒正式給你,一是不希望你這麽小就拿著財產有坐享其成的念頭,二是實在不願意被外人這樣指揮和控制。這是你媽媽和我的房子,我當然會照顧好自己的女兒,怎麽會虧待你呢?”父親艱難地和我解釋。

我掩面啜泣,瞥見父親的半頭白發,一瞬間又驚又惶,怕傷害了父親對我的真情,也怕失去僅有的至親信任,也開始懷疑自己那麽多年對姨媽們言聽計從的意義。

503一直空著,因為按照姨媽們的話,這套房子除了我誰也不能動。

有幾年,繼母提出來,把房子出租出去,租金可以給我。這被姨媽們知道了,便成為了繼母想賺我母親房子租金的話柄,甚至引發了激烈的爭執。父親總是沈默,不願正面沖突。

某年夏天,繼母終於把房子租出去了,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因為僅僅出租了三個月,大姨便帶著一米八高的表弟到家里轟趕租客,503的玻璃窗被砸破,租戶也嚇跑了。

“不租就不租了吧。”父親想息事寧人。

後來,姨媽們又提出,鬧了這麽多年,現在看到503就難過,希望父親把房子賣了,錢給我。但前提是要她們來賣,父親和繼母都不得經手。

“他們這樣太過分了!”一向好脾氣的父親在那一年徹底和大姨鬧掰了,表面上的和氣來往也不複存在。

此後好幾年,誰也不再提房子的事了,任它日益老舊。

沒有界限感的家庭

但503真的閑置太久了,可能有十年,人去樓空般荒蕪,靜極了。

外婆也在這期間過世了。房子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也演變為一項遺產糾紛。

503原本是父親和母親的共同財產,母親離世後,她的1/2房產要被父親、我、外婆(第一繼承人)均分,即我和外婆各1/6,父親2/3。但外婆一去世,她的份額需要再分給她五個子女繼承,那麽大姨等每人即可擁有1/30。就因為這1/30,大姨更加堅定了,父親不能擅自做主,需要經她們同意。

姨媽們不是為了錢,我一開始就知道,也不想要這份財產。她們最初只是希望為我爭取利益,到後來變成了一種“必須要爭取到”的執念。

十幾年下來,我長成了一位想掙脫她們控制,遠離她們的“壞孩子”。不知道如何面對這一切:對她們的質問擡不起頭,又覺得她們對我成長傾註了很多心血,甚至會逃避見面。漸漸地,姨媽們對我從兒時的珍愛變成了不滿和埋怨。

母親去世後,我每一年的春節都要去姨媽們那邊團圓,因為要“彌補”母親的席位,不去她們則會不高興。某個春節,我沒有和姨媽們一起過年三十,而是選擇了父親和繼母。

“你忘恩負義,自私不孝,永遠都不會幸福的。”大姨發短信給我,把多年的怨恨一傾而出。我看了短信整夜地掉眼淚,痛苦不已。類似的事也在多年的糾葛中反複發生,像一個失望透頂的母親在與孩子決裂。

“家是他們的鎧甲,卻是我的軟肋。”我把網絡上的一句留言視為自己的寫照。

等我愈成年,愈認真回顧這整件事,才想明白這可能和一個詞有關:界限感。

中國是一個重親情和聯結,但缺乏界限感的社會。但每一次借“為孩子好”的名義去控制,可能都在剝奪孩子的發言權、消耗孩子的創造力和生命力。於是有人便下結論,中國人痛苦的根源就是缺乏界限感,所有不舒服的家庭相處模式,本質上也都是邊界混亂的結果。

姨媽們儼然背負了要替母親照顧好我的責任。於是,我越反抗,她們會覺得越不可接受。但自始至終,父親、繼母、姨媽們,都沒有問過我希望怎麽樣,即便問了也認定我的想法不可取。我在成年後,也依舊被她們看成是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孩子。沈默成了我自我保護的方法。

給你愛的人以自由

“姨媽們是不是很少表達悲傷,即便是親人去世?”一天午後,一位心理咨詢師問我。

“嗯。”我答道。

“這可能是一種悲傷的轉移,失去親人,不知道如何表達悲傷憤怒,對於妹妹的情感無處訴說,便都轉移到你身上了。同樣,把期望、義務、責任也一並轉移來了。”咨詢師細語。

她告訴我,上一代的很多人不懂如何表達悲傷,他們努力讓自己忘記痛苦的經歷,並壓抑訴說的欲望。還有一些人因為所受的創傷而懷有極度的不安全感,因此想牢牢控制住子女,讓自己免於無助。而一旦子女沒有順從他們的意願,便會引發沖突。有時還會陷入上一秒無微不至的呵護,下一秒大發雷霆。

從這個意義上說,她們的的確確視我為親女。

這個春節,介入503沖突最少的二姨告訴我,他們都親歷了反右和“文革”的年代,看著地主出身的外婆戴著高帽被批判遊街,心酸不已。我很難想象那是一種怎樣的痛苦,知識分子的外婆早年是安徽日報社的文字編輯,之後被迫離職,帶著幾個孩子下放流離。

我好像有一些能夠理解姨媽們之前的舉措了。

“你需要努力與原生家庭完成精神的分離。”咨詢師建議,這樣才能逐漸明白自己有主動發聲的權利,體會從自己被主宰到真正精神獨立的過程。她知道,這很難。更多和我有同樣經歷的人不會主動求助,不敢走出分離的這一步,認為自己與原生家庭不分彼此,因為“分離”可能遭到指責和阻撓,同時也害怕“失去”家人的支持而產生恐懼。

我亦如此,在此前所有沖突發生時,自己一直保持沈默、回避,甚至逃離了那座城市。

而當有一天,友人對我說,“你怎麽那麽愛控制人?”我才明白,盡管和姨媽們的聯系越來越少,我卻逐漸在自己身上看到她們留下的底色和沿襲的思維與行為模式。這是一種比悲傷怨恨更複雜無解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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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輝:不應盲目追求“全牌照” 防止“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3月18日,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金融業存在六大方面的風險,對應地需要加強監管。

“金融業如果脫離了實體經濟,最後必然會出現系統性風險,這也是美國次貸危機產生的深層次原因。”陳文輝稱,當前金融領域存在資金空轉、以錢炒錢的現象,一些金融機構忘記本源,偏離主業,盲目搞全牌照,跑馬圈地,導致“種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陳文輝認為,當前金融領域存在脫離實體經濟、偏離主業的風險,金融領域第三個風險在於金融機構公司治理。“金融機構有很強的外部性,”他表示,如果金融機構公司治理不健全,成為某些個人的牟利平臺,將會造成非常不良的影響。

第四個風險表現在激進經營。金融機構給市場的往往是穩健經營的形象,但是目前存在不同的金融機構在收益率上盲目攀比的情況。事實上,考慮風險等因素,各類金融機構的產品收益率不同是有合理性的,並非越高越好。

第五個風險是資產負債錯配風險。陳文輝認為,金融資產存在一定的錯配是正常的,也是金融機構利潤來源之一,但是現實中部分金融機構人為加大了短錢長配、長錢短配的問題,提高了風險。

第六是流動性風險。陳文輝表示,這是其他風險結果的體現,比如一些金融機構激進經營,不註重資產負債合理配置,最終很可能就會導致流動性風險。

“我們在應對這些風險上,要更新觀念,主動作為,”他認為,首先要樹立服務實體經濟的意識,實體經濟是立身之本,要將此作為基本規律貫徹到金融各個領域。

其次,金融創新要以提高效率為目標,反對以錢炒錢、自我膨脹的現象;第三,應堅持主業,金融各業之間差異不小,有的金融機構自己的事情還沒做好,卻“這山望著那山高”,金融業只有回歸本源、專註主業,才能提高核心競爭力;第四,要健全公司治理機制,金融機構要求股權分散有合理性,對於大股東擔任董事長要有約束,CEO最好是職業經理人,這將有利於公司治理,也有利於培養金融家;第五,要堅持審慎穩健的經營,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最後,要加強和改進監管,同時加強監管協調,讓監管長出“虎牙利齒”。在他看來,最近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監管層對金融風險的熟視無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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