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餘額寶們出現以後,阿里巴巴與他的四十大盜們正在讓傳統金融業寢食難安,「存款外流」已經成為中國金融業一個熱門的話題。最近,中國銀行業終於坐不住了,敦促監管者「叫住」類餘額寶產品的「野蠻」擴張,當然,首要的「罪名」是類餘額寶產品已經成為了系統性風險的溫床。
雖然該「罪名」並非子虛烏有,但監管者似乎更樂於看見金融互聯網產業這個新來者能打破「錢賺得太容易」的中國銀行業格局。
中國銀行業在向監管者「打小報告」的同時,也不忘留下後手,發展自己的類餘額寶產品。比如說工商銀行的天天益、薪金寶,中國銀行的活期寶,交通銀行的貨幣基金實時提現服務,招行的步步生金,民生銀行的如意寶,平安銀行的平安盈,廣發銀行的智能金賬戶等。
為什麼中國銀行業對類餘額寶產品如此不安,花旗銀行的報告給出了詳細的解讀——類餘額寶這樣的貨幣市場基金產品就像放進銀行「糧倉」裡的老鼠:
今天的中國和70年代的美國足夠的相似性(也就是存款利率管制和利息環境),這足以證明中國未來將進一步發生存款去中介化。這對銀行部門有重大的意義,因為活期存款——也就是我們認為最容易受到貨幣市場基金去中介化的存款類型,現在約佔了中國銀行體系存款的一半,而且是銀行盈利能力的基礎。如果活期存款流出銀行體系,流向貨幣市場基金,那麼銀行的盈利能力將受到嚴重的衝擊。我們以下做了一些敏感性分析,但最終的實際影響是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因為需要考慮很多中期的資金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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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貨幣市場基金花了5年時間把10%的客戶資金(包括存款和貨幣市場基金)去中介化,花了10年完成了15%,花了15年完成了20%。最高值在2001年,當時37%的客戶資金投向了貨幣市場基金。
鑑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有理由認為,中國現在的發展會更快。比如說,中國可能只需要5年的時間就能完成美國15年的進度,也就是說,20%的存款將被貨幣市場基金去中介化,那麼銀行體系的總存款年複合增長率將會跌至7%,活期存款將幾乎不會增長,活期存款佔總存款的比重將會從現在的50%下跌至38%,同時淨息差將會收窄33個基點,因為存款結構的變化(樂觀地假設存款成本維持在當前水平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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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積極的抵消因素(比如說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上調貸款利率),存款去中介化和存款利率市場化的綜合影響可能意味著,銀行業未來5年只有極小的淨利息收入增長,甚至出現溫和的負增長...在未來5年10%的存款將去中介化的溫和情況下(就像70年代的美國一樣),同時存款利率上升100個基點,那麼銀行體系仍能實施3%的淨利息收入年複合增長率。但在未來5年20%的存款將去中介化的嚴峻情況下,淨利息收入年複合增長率將變成負的5%。這個模擬計算凸顯了銀行收入的不確定性,銀行業將面對存款去中介化和利率市場化的巨大挑戰。
類餘額寶的出現,不僅會衝擊銀行業的盈利能力,而且對整個經濟和金融結構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約束銀行貸款:很多銀行,特別是中小型銀行,它們的貸存比已經接近75%的監管紅線。這些銀行只能跟著存款的增長來增加貸款,如果受貨幣市場基金的去中介化影響而存款增長受限,那麼貸款增長也會受限。75%的貸存比紅線剛剛被銀監會加入到重新修訂的商業銀行流動性管理規則中,所以看起來該紅線將繼續存在,當我們並不能排除通過調整存貸款定義來緩解銀行壓力的可能性。
影子銀行/資本市場擴張:貨幣市場基金的擴張將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催化器,因為貨幣市場基金是高質量短期證券的重要投資者。這將加速銀行體系以外直接融資行為的擴張(也就是商業票據、資產支持證券)。在美國,貨幣市場基金一直是影子銀行系統增長背後的關鍵因素,而影子銀行最終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的貨幣市場基金大量地投資於短期的資產支持商業票據,這些票據一般是金融企業、結構型投資工具(SIVs)和渠道(conduits)發行的。這些發行者利用這些資金來投資次貸CDOs。
人民銀行的信貸政策:存款的去中介化和資本市場的放貸行為,將挑戰人民銀行的信貸控制和目標。這意味著,人民銀行需要依賴和發展更多的政策工具,拋棄象貸款額度這樣的量化工具,轉向利率工具。
促使銀行承擔更多風險:由廉價活期存款流失和存款利率市場化引起的融資成本上升的壓力,將促使銀行承擔更多的風險來賺取更高的回報。在很多中小型銀行中,這種情況已經在發生了,它們已經轉向關注回報率更高的中小企業貸款。投資者已經記住,美國80年代的存貸款危機,部分就是存款利率市場化的結果,存款利率市場化推高了儲蓄信貸銀行(S&L Banks 美國的地區性銀行)的融資成本,同時貸款的去監管化,也容許儲蓄信貸銀行過度追逐高風險的商業和房地產貸款。
更高的資本成本:在融資成本壓力下,銀行將嘗試給所有類型借款者的貸款加價;整個經濟的借貸成本將會上升。
存款利率市場化的速度:這實際上已經通過後門渠道在發生,從幾年前的理財產品給定期存款去中介化開始,現在貨幣市場基金也正在為活期存款去中介化。人民銀行應該容許銀行和貨幣市場基金競爭來留住存款,進而加速存款利率的市場化,還是應該更為循序漸進地推進市場化,讓銀行承受成本低廉存款的去中介化呢?在3月11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已經表示,存款利率市場化很可能在1-2年內實現。時間表比我們預期的激進多了。
全球最大的直銷公司雅芳在華一直業績不振,繼其在2015年12月將北美“大本營”的業務的主要股權出售後,“雅芳將退出中國市場”的傳言也流出。
不過《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雅芳(中國)有限公司新任總經理張旭明(Asson Chang Bio)已於2016年1月正式上任。這是這家129年歷史的美國直銷公司在中國市場自2010年開始的第四度換帥,也是雅芳中國空降的首位外部職業經理人。
有直銷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盡管張旭明有豐富的零售經驗,不過雅芳在多次轉型中商業模式搖擺不定,團隊與經銷商無所適從,此次換帥能否扭轉具有直銷基因的雅芳在華業績困境還有待觀察。”
中國區的四度換帥與四次轉型
“25年以來,中國一直都是雅芳的重要市場,我們的用戶忠誠度很高,他們了解並信任雅芳的品牌、完善的專賣店網絡和領先的產品。”雅芳中國通過公關公司回應“退出中國傳聞”時表示。
雅芳方面透露,其新任中國區總經理張旭明擁有20多年的大型零售行業如歐萊雅、聯合利華、阿迪達斯等公司的工作經驗並擔任過不同的職務。加入雅芳之前在尚泰集團工作,任職尚泰市場營銷公司中國地區副總裁及總經理。
雅芳強調,張旭明曾經有過扭轉業務狀況的工作經歷,在尚泰集團工作期間,張旭明建立了中國地區的業務發展平臺,設定了五年業務發展策略以快速發展,通過渠道和地域的拓展,實現了銷售收入增長並且盈利。雅芳認為,張旭明有足夠的韌勁應對今天雅芳所面臨的激烈市場競爭和快速變化的外部環境。
這是雅芳中國自2010年以來的第四度換帥。2008年4月,雅芳收到內部舉報,稱雅芳中國公司存在與經營相關的“不適當”差旅費、招待費和其他費用,雅芳開始配合SEC及美國司法部展開內部調查,自此其在中國區已經多度換帥。
2010年,受賄賂門事件直接影響,領導了雅芳中國12年,並在2006年幫助雅芳獲得中國大陸第一張直銷牌照的時任大中華區總裁高壽康被停職。在其任下,1998年,受當時中國政府頒布《國務院關於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規定的影響,雅芳便開始了第一次轉型,從直銷轉為專賣店,專賣店一度超過了6000家。2006年率先拿到中國直銷牌照的雅芳,又開始由專賣店向“專賣店+直銷”的混合模式轉型,專賣店數量和銷售額的嚴重下滑。
2010年4月,雅芳急調拉丁美洲地區總經理奧多內茲空降中國擔任總裁。奧多內茲上任後迅速推出了回歸“全直銷”模式的發展計劃,弱化專賣店的銷售功能,轉變為服務網點。但雅芳在奧多內茲治下更加水土不服。
兩年後的2012年,雅芳加拿大公司首席執行官林展宏又接替了奧多內茲,這位華裔高管強推“再造雅芳”的新政改革,決心放棄全直銷模式,重拾專賣店零售業務,此後又通過調整零售渠道的全線產品建議零售價,進軍電商等方式進一步對零售業務的戰略部署,但並未見明顯成效。
2014年,雅芳中國總裁又換成了來自中國臺灣雅芳的總經理葉靖慧。葉靖慧曾提出要在中國市場開辟商場渠道,但雅芳專櫃並未出現在主流商場中。2015年11月,葉靖慧調離。
本次張旭明新任雅芳中國總經理後,雅芳表示:“目前,雅芳各項工作進展情況良好,……我們的中國團隊正致力於鞏固本地業務並確保公司獲得持續增長。”
困境雅芳如何自救?
連續三年虧損的雅芳公司,在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三季度,雅芳的業績從上年同期的凈盈利9200萬美元(約合5.84億元人民幣)轉為凈虧損6.97億美元,營收同比下降22%,至16.669億美元(約合105.85億元人民幣),低於分析師平均預期的16.9億美元(約合107.31億元人民幣)。
撇除匯率影響後,北美和亞太地區的表現極為疲軟,銷售分別按年減少15%和8%,其中北美大跌歸因於活躍銷售代表人數的持續大幅下滑,亞太地區則以中國市場領跌。集團兩個最大拉丁美洲和EMEA各有1%和3%的增長。
首席執行官Sheri McCoy指出,集團在地方市場的銷售表現穩健,但她承認,受匯率和其它宏觀壓力的負面沖擊,經營確實“困難”,財務數據都不如人意。
2015年12月,雅芳宣布與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博龍資產管理公司(Cerberus Capital Management LP)已經達成價值6.05億美元的協議,其中Cerberus將以1.7億美元的價格購入雅芳北美業務80.1%的股權。
過去七年,雅芳公司的北美銷售持續下滑,2014年僅占雅芳集團89億美元收入的14%,規模只有2007年頂峰水平的一半,雅芳目前最大的收入來源區域是拉丁美洲,2014年營收業績為42億美元。
而在中國,2003年的巔峰時期,雅芳中國曾完成24億元的銷售額,銷售網點更是一度突破1萬個。2011~2014年期間,雅芳的銷售額依次為10億元、7億元、6億元和3.5億元,而其競爭對手安利2014年中國的銷售額是287億元。中國市場是其全球最大市場,且在過去的5~10年里,安利中國實現了平均27%~45%的增長率。
雅芳公司目前整體市值縮水至16億多美元,不到2004年市值峰值時240億美元的7%,以及2012年科蒂集團(COTY.NYSE)提出收購要約給予的110億美元價值的15%。
直銷專家、北京海疇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裁胡遠江認為:“在全球業務均不見景氣的情況下,雅芳中國多次轉型,戰略搖擺不定,使其業務員無所適從也缺乏信心,如何組建銷售團隊、重振經銷商對品牌的信心,關系到雅芳能否再度恢複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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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國土資源部印發《關於下達〈2016年全國土地利用計劃〉的通知》,要求加強和改進土地計劃管理。從今年起土地計劃以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控制,實行3年滾動編制、分年度下達,統籌新增和流量建設用地,新增建設用地計劃、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計劃、工礦廢棄地複墾利用計劃同時下達。
通知要求,各級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要以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建設用地規模為基礎,理順規劃計劃關系,以土地計劃細化落實土地利用規劃目標;要統籌未來3年各類各業用地安排,深入分析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形勢,提高計劃的科學性和針對性。通知同時提到,要逐步減少新增建設占用耕地,加大存量用地盤活和補充耕地的力度。此外,對各省區市2015年未完成處置的閑置土地,等面積扣減2016年計劃。
上述政策意味著,國家要減少不必要的土地供應,同時積極盤活存量土地。土地調控一直影響著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過多的供應會導致房地產庫存,而緊缺的供應可能會提高房價。而目前中國土地市場的局面卻是一二線城市呈現出土地供應緊缺,三四線城市的土地卻鮮有人問津的背離情況。因此,如何通過土地調控和土地盤活、因地制宜地解決各地問題,成為房地產市場的重要課題。
土地供應分化
5月11日,上海的一場土地拍賣會尤為讓人註目,這是今年上海3月25日實施樓市調控後的首場土地拍賣會,熱度不亞於此前長三角一帶的樓市暴漲。
網絡資料圖
格力地產、融創中國分別以19.65億元、30.05億元奪得松江區泗涇鎮SJSB0003單元10-05號地塊和12-01號地塊,溢價率分別為109.04%、111.62%,成交樓板價分別為3.77萬/平方米、3.83萬/平方米,創下區域單價新高。這一成交樓板價已經超過了附近在售新盤的成交價格,未來上述開發商或要實現6萬/平方米的價格才能保本。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很多核心二線城市。今年4月7、8日兩天,蘇州13塊地進行拍賣,樓面價最高達2.87萬/平方米,最高溢價率超300%,兩天內賣地收入達251億。而2015年蘇州賣地的總收入為599億,已是年度歷史最高水平。
在一二線城市火爆的同時,一些三四線城市的土地卻鮮有人問津。以安徽蕪湖為例,由於其住宅供應過剩,多個樓盤入住率不到30%,並多次爆出開發商退地的情況。在江蘇常州,已超過1年沒有土地供應,主要原因就是之前的樓市去化周期過長。
明源地產研究院副院長劉策則認為,隨著行業進入轉型與分化的深水區,區域分化日益嚴重,一二線城市總體表現優於三四線城市,因此回歸一二線成為開發商們的共識。
上海作為一線城市之一,其特殊的區位優勢,必然激發在土地市場的爭奪,尤其是個別優質地塊爭搶激烈。但是這樣的土地分化也引起了業內的警覺,如果按照目前的土地價格,那麽未來房價的定價體系可能還要重新評估。
不過,真的會有那麽多購買力來實現嗎?對此,業內也是看法不一。但是業內基本一致的聲音認為,調整市場土地供應,或許可以緩解目前的土地矛盾。
調整供應結構
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300個城市共推出土地5784宗,同比減少14%;推出土地面積20840萬平方米,同比減少9%。其中,住宅類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綜合性用地)1744宗,同比減少13%;推出土地面積6823萬平方米,同比減少11%。
同時, 2016年1~3月,全國30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為4408億元,同比增加4%。其中,住宅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綜合性用地)出讓金總額為3247億元,同比增加17%。
事實上,國土資源部在2014年就下發了《關於推進土地節約集約利用的指導意見》,稱今後國土部門將嚴控城市新區用地,今後確需設立城市新區,必須以人口密度、用地產出強度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為基準,以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前提。
以江蘇常州為例,其因為長期沒有土地供應,去化周期已經從22個月縮減到12個月,房地產市場回歸正常。
但是一二線城市土地資源的緊缺矛盾卻一直存在。以上海為例,2011年上海市住宅用地計劃供應量為1200公頃,2012、2013年該數值為1000公頃,2014年為700公頃,2015年供地不到600公頃。而在今年初,《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制定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全文公布,其中提出“十三五”時期逐年減少建設用地增量,規劃建設用地總量實現負增長,就是到2020年要守住3185平方公里的紅線,比原來的規劃目標減少41平方公里。這意味著未來五年,新增建設用地只有約60平方公里。
亞豪機構市場總監郭毅表示,北京土地的日趨稀缺與常住人口仍在增加的矛盾,是造成商品住宅市場供需矛盾的根本性原因。
所以不難理解這些城市土地價格一直上漲,對此業內也希望上海等一線城市可以適度增加土地供應,而上海等城市也在加速舊改等手段,來實現市區的土地釋放,但是土地矛盾依舊存在。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告訴記者:“建設用地占比要放松,建築用地里面的工業用地和商業用地過多,目前已經出現控制,而住宅用地卻非常緊張,因此提高住宅用地在建築用地的比例尤為重要。”
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則建議,一線城市周邊的功能區域都可以進行配套建設,把市場上的有效資源進行組合,進行經濟協調發展可化解目前核心城市土地緊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