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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造出創投界的“格林尼治基金小鎮”嗎？

日前，在成都在“2016中國•成都全球創新創業交易會”上，又一基金小鎮——天府國際基金小鎮加入了“吸金”大潮。

近年來，以美國格林尼治對沖基金小鎮為“模版”的基金小鎮在中國頻頻出現，全國各地興起打造金融資源聚集地的潮流，北京、天津、浙江、新疆、福建、四川等地紛紛建立具有當地區域優勢特色的PE集聚中心。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創投業調查工作報告顯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創業投資各類機構數已經達到1775家，較2014年增加224家，增幅14.4%。其中，創業投資基金1311家，較2013年增加144家，增幅12.3%；創業投資管理企業464家，較2013年增加80家，增幅20%。同一時期內，美國投資機構總數為2022家，其中創業投資基金1224家，而歐洲的創業投資機構約為500家。

從資本總量上看，2015年，全國創業投資管理資本總量達到6653.3億元，占GDP總量的0.96%，較2014年增加1420.9億元，增幅31.7%；美國同期1653億美元，占GDP總量的0.96%；歐洲投資機構基金管理資本總量約為550億歐元。

毫無疑問，中國已經成為創業投資大國。

格林尼治模式大熱

格林尼治是美國康涅狄格州的一個面積只有174平方公里的小鎮，經過幾十年的自然發展，格林尼治小鎮目前集中了500多家對沖基金，其中單單Bridge Water一家公司就掌管著1500億美元的規模。政策的優惠、基礎設施完備以及嚴格的安保系統滿足了對沖基金的從業人員在“抱團取暖”的同時又可以保持一定的距離的微妙需求。而格林尼治模式的成功也成為各類基金小鎮爭相模仿的對象。

據了解，目前國內基金小鎮一般以三類模式存在：政府引導性產業基金、完全市場化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其中，通過政府引導基金吸引社會資本共同創立若幹專業投資子基金，提高投資收益，平滑投資風險成為較為主流的模式。政府引導基金對於被投基金投資對象有所側重，主要投向政府著重發展和主導的行業或產業，投資地域也是以當地區域範圍為主。

相比於過去產業園多數拼地，模式容易複制，一旦相關優惠力度減弱，企業很容易轉移。業內人士認為，基金小鎮更強調生產、生活、生態，做深做透就會有較高粘性，繼而深耕基金小鎮的運作模式。

“吸金”能力如何

位於浙江省嘉興市的南湖基金小鎮是國內首家基金小鎮。公開資料顯示，截止到2016年5月底，南湖基金小鎮入駐企業已達1784家，認繳規模超過2300億元，實繳超過940億元，為區域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強大的金融引擎。

而坐落在房山的北京基金小鎮，金融高地優勢明顯，盡管成立時間僅一年有余，目前，小鎮入駐基金及相關機構達95家，管理的資產總規模超過1659億元。

新近揭牌的天府國際基金小鎮位於天府新區，目前可入駐區域占地約為370畝，已建成14萬平方米可供超過200家基本機構進駐辦公的建築群落，小鎮緊鄰雙流機場和天府鐵路新客站。

天府國際基金小鎮方面表示，2016~2017年，將引入150家金融機構及中介機構，管理社會資金規模達到2000億元。2022年末，將引入450家資本管理機構，管理社會資金規模達到6000億元。2030年，基金小鎮引入的投資管理及中介機構將突破1200家，管理社會資金規模將超10000億元。目前已入駐及意向入駐基金小鎮的金融機構、中介服務機構、行業協會、服務與研究機構超過50家，紀源資本人民幣基金就是其中之一。

盡管投入巨大，目前回報率尚佳，但是基金小鎮在區域內的綜合效益還需逐步考量。

基金小鎮作用何在

值得註意的是，政府對於新遷入的機構與基金往往會提供政務服務、工商註冊、產業資金支持、一次性落戶獎勵、股權投資獎勵等一系列政策傾斜。

然而，在紀源資本合夥人於立峰看來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固然重要，但並不是紀源資本人民幣基金選擇進駐小鎮的首要原因。在他看來，理念開放的服務型政府更加吸引投資人。

此外，區域內上市公司總量、高校數量、以及質優且活躍的項目數量對於拓寬投資機構與當地企業進行合作的渠道來說十分必要，因此這些因素也是投資人進駐小鎮的前提。

“任何一個經濟組織都需要貼近市場，制造業、服務業皆是如此。本質上講，基金業在服務業的範疇，也有貼近市場的需求。如果一直做一個飛機上的投資人，不僅離項目比較遠，相應的管理成本比較高，也不能切實在當地發掘一些優質的項目，金融並不意味著‘高大上’，接地氣很重要。”於立峰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另外，於立峰表示，資金積聚以後較易形成規模效應，也容易帶動周圍的創業氛圍的發酵。

金融創新相融節點已至

事實上，融資難融資貴仍然是目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面臨的突出問題，所以通過改革創新發揮金融在支持創新創業中的積極作用，建立起符合創新創業發展的科技金融服務模式十分重要。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趙昌文認為:“不同於過去‘資本退、技術進’的經濟增長理論邏輯，目前的新觀點是當將工業部門和經濟部門作為兩個部門看待的時候，金融和創新增長其實是相融的關系，特別是當一個國家實現工業化之後，如果經濟保持持續增長則讓兩者必須相融。”

他認為，依照上述邏輯，結合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後期的實際情況，將金融和創新進行相互融合的時間節點已經悄然而至。

然而資本與創新的融合僅是創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市場的容量、商業模式的可擴充性、盈利模式是否清晰、對現金流的把控是否到位等，都是決定創業是否成功的要素。

賽富亞洲投資基金創始管理合夥人閻焱表示：“創業是漫長的過程，需要的是專註的目標與理性決策。創業的失敗往往源於不專註，同時想做的事情太多。創造和創新能力的基礎是獨立的思考，而獨立思考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此外創業者的超脫情懷與道德底線也是決定其是否能將企業做大的關鍵。”

“矽谷遠離華盛頓、紐約的原因不僅僅在於那里很多年前地價便宜、政策優惠寬松，自由也是其創新成功重要的前提。創新需要堅持，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獨，運動式的一擁而上不利於0到1的原創技術和創造。”閻焱說道。

全球產能向中國轉移 做服裝的晉江能造中國芯嗎？

隨著中國力量的崛起，全球芯片產能正加快向中國大陸轉移。7月16日，晉江集成電路存儲器項目奠基，一期投資達370億元，2018年投產後將具備每月6萬片12英寸晶圓的產能規模。

晉江項目開工，只是全球芯片產業格局大調整的縮影之一。事實上，近年來尤其是今年，三星、英特爾等全球芯片巨頭都積極在中國進行布局，擴大在這個全球最大芯片市場的產能投入。

芯片(集成電路)被喻為“工業糧食”，中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芯片進口國。

以紡織服裝業揚名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福建省泉州市晉江，想在產業轉型升級中，抓住集成電路的制高點。但它必須面對強大的跨國巨頭，以及國內武漢、深圳、合肥、北京等其他地區的競爭。如何定位、如何打破人才和技術的瓶頸?

國家大基金支持

作為中國芯片產業發展的重要推手，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又稱“國家大基金”)已成立一年多。晉江集成電路存儲器項目，就獲得了國家大基金的支持。由福建省電子信息集團、晉江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資的福建省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已納入中國“十三五”集成電路重大生產力布局規劃。

7月16日下午在晉江舉行的“國際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高峰論壇”期間，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總裁丁文武透露，2016年一季度中國集成電路銷售額798.6億元，同比增長16.5%。據海關統計，2016年中國進口集成電路金額達到469.4億美元，同比下降3.6%。

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2014年9月正式成立。丁文武說，截至2016年3月底，國家大基金總共投資了32個項目，累計項目投資額超過了460億元，實際投資超過了280億元。這些投資項目和資金涵蓋了集成電路整個產業鏈和生態環境，從芯片的設計、裝備材料、生態鏈建設，到芯片的應用。

“大基金”還帶動了其他資本向IC產業的集聚。據丁文武介紹，“大基金”帶動新增社會投融資超過了1000億元;。

集成電路是中國消耗外匯最多的產品，其中，存儲器又是中國集成電路進出口里面最大宗的產品，2015年中國存儲器的進口額超過了2100億美元。發展存儲器既是市場需求，同時也是中國信息安全和產業安全的戰略需要。

丁文武說，各地發展存儲器的積極性非常高，包括武漢、深圳、福建、合肥、北京等地。比如，武漢要投資240億美元來發展存儲器產業，目前第一期近80億美元的投資項目很快就要動工，3月28日“武漢新芯”舉行啟動儀式，預計到2020年形成每月30萬片的生產規模。

深圳也非常重視存儲器的發展，如紫光要在深圳發展存儲器產業，但目前還沒有落定。福建從去年就開始謀劃發展存儲器產業，7月16日上午“晉華存儲器集成電路生產項目”的開工已經實現了他們的理想。合肥、北京亦想發展存儲器產業。

“我們也不願意看到存儲器遍地開花，希望通過重點布局的方式來發展存儲器產業，我今天列的這五個地方都是潛在發展存儲器的地方。”丁文武談道。

在這位“大基金”掌舵人看來，“各類資本正向存儲器產業聚集”，包括國家大基金、地方基金、社會資本(如清芯華創、武嶽峰)、企業力量(如紫光等)。如湖北省、福建省已分別成立了500億元的基金，支持武漢市、泉州市晉江打造內存基地。但是，國內發展存儲器產業，仍然需要面對技術、人才、成本、市場競爭力、資金持續高投入等問題。

丁文武建議，面臨各個地方、國內外大公司的競爭，“芯片生產風險巨大，一條生產線的投資在50億至80億美元之間，晉江項目一期投資370億元，三五年內沒有錢賺，而且要持續高投入，因此要聚焦重點，不要產業鏈每個環節都做”。

有利與不利

縱使全球芯片業高手如雲，福建省、泉州市和晉江都欲放手一搏，搭上產業升級的快車。

提起晉江，人們會想起恒安、七匹狼等知名企業。現在，這個以紡織服裝業聞名的地方卻要轉戰高難度的芯片產業。福建省電子信息集團董事長、福建省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董事長邵玉龍坦言：“我們艱辛的日子開始了，這條路沒有回頭路。集成電路雖然是一個產品，但不是最終產品，一定要跟應用聯在一起。我很清楚，晉華跟前面三大公司的差距非常大”。

所謂三大公司，是指在全球存儲器行業排前三位的企業三星電子、SK海力士、和鎂光。

據集邦科技的分析師郭祚榮介紹，近年全球智能手機市場發展迅速，帶動了移動式內存的需求增長，移動式內存2016年一季度在全球存儲器市場的占比已達39.2%，其中，三星占全球移動式內存的營收比重高達60.4%，SK海力士居次為26.9%。

郭祚榮預測，下半年隨著智能手機紛紛采用4GB、6GB甚至8GB的內存，全球移動式內存的營收有望進一步提升，在2016年全球存儲器市場中的份額占比將達到42%。同時，服務器的存儲器市場也在增長，今年在全球存儲器市場中的份額占比將達到38%。相比之下，標準型PC的內存需求下滑，今年在全球存儲器市場中的份額占比將跌破19%。

而從智能手機產業鏈看，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的前十名中，有七個是中國品牌，包括華為、OPPO、vivo、MOTO(聯想)、小米、TCL、中興等。這給在中國發展移動式內存產業創造了有利條件。

不過，相比於泉州市晉江，深圳、武漢等地的手機產業鏈顯然更加成熟。武漢擬集合以天馬、華星光電為代表的顯示企業，以及以華為、聯想、富士康為代表的智能終端企業，共同打造萬億級的“芯片-顯示-智能終端”全產業鏈。而紫光集團計劃投入800億元來發展存儲器產業，一方面投向深圳，另一方面可能投向武漢。

晉江也不是沒有優勢。今年，國家大基金、福建省、泉州市、晉江市(縣級市)一起設立了“安芯產業投資基金”，目標資金規模500億元，重點支持晉江發展存儲器產業。

其次，晉江民間資本雄厚。晉華項目動工當天，泉州市、晉江也同步發布了支持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規劃和配套政策，從項目落地、科研獎勵、人才引進、教育醫療等方面給予優惠。

另一個有利條件是離臺灣近，方便利用臺灣地區芯片業的人才和技術資源。此外，未來也將跟資本市場對接。晉華的董事長邵玉龍透露，“未來我們在晉江不止一條線，也不僅僅是制造，而是從設計、制造到封裝測試，未來五到十年內打造一個產業集群。同時，按照我們現在的布局，會把晉華項目做成一個上市公司。”

晉江的差異化

晉江想在存儲器領域殺出一條“血路”，這是中國謀求在全球芯片業崛起的縮影之一。人才、技術、專利、成本、市場等，都是擺在面前需要去跨越的一道道障礙。

清華大學微電子學系主任、微電子所所長魏少軍教授深有感觸地說，中國發展集成電路的經歷已經有幾十年，但總體發展水平仍然不高。事實上，2015年中國進口芯片總額達2300多億美元，已經超過原油成為我國第一大進口商品。

“芯片領域對外依存度之高，讓我們位居世界第一的電子新興產業的根基十分不牢。去年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的銷售額近3600億元，但是去除掉設計、制造、封測的重複計算部分，實際上中國芯片產品在全球的市場份額只有5.8%。”魏少軍冷靜地說。

他反思道，“過去20年，雖然我們一直在努力，但是政策的搖擺、投資的缺失讓我們錯過了2000年最重要的十年機遇期。這兩年，我們克服了之前的政策和資金問題，但是發展的困難也加大了。不僅要大額投入，而且要長期投入，更要保持投入方向的正確，這是嚴峻的挑戰。”

在魏少軍看來，經過半個世紀的快速發展，全球集成電路已經步入成熟期，投資者不斷湧入，行業壟斷也在持續加大，這意味著後來者要花費更多的資金、更長的時間、更多的努力來追趕國際同行。“這要求我們有足夠的耐心，集成電路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急功近利的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

近年，全球芯片巨頭紛紛在中國大陸擴大產能。繼三星在西安投建了大型芯片廠之後，英特爾砸重金把在中國大連的工廠改造為頂尖的存儲芯片廠，產線更新後將在2016年下半年投產。2016年7月7日，臺積電在南京的12英寸晶圓廠和設計服務中心奠基開工，預計2018年下半年投產、2019年達到每月2萬片12英寸晶圓的規劃產能。

曾經，中國為沒有半導體工廠而憂心忡忡，但如今卻迎來了中國半導體存儲器的大廠。魏少軍提醒說，“我們不乏熱情，但我們是否具備發展存儲器的基本要素和條件?”

蘋果新品已出關118萬臺！鄭州為何能造出全球一半的iPhone

9月14日，由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生產的、首批銷往中國國內市場的27.8萬臺蘋果iPhone 8 Plus手機經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檢驗檢疫局檢驗放行出區，截至14日鄭州海關已經監管出區超過118萬臺蘋果新品手機。數據顯示，全球大約一半的蘋果手機都來自鄭州的富士康工廠。

美國當地時間9月12日，蘋果公司在秋季產品發布會上推出三款新手機，包括為紀念蘋果手機問世十周年而設計的iPhone X，以及升級換代的iPhone 8和iPhone 8 plus。與此同時，位於中國鄭州的富士康則成為最繁忙的地方。9月14日16時許，由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生產的、首批銷往中國國內市場的27.8萬臺蘋果iPhone 8 Plus手機經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檢驗檢疫局檢驗放行出區。而從9月9日蘋果新品手機出貨首日起，截至14日鄭州海關已經監管出區超過118萬臺蘋果新品手機，其中90.24萬臺銷往國外，主要運往美國、英國、荷蘭、意大利等地。自2010年10月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封關運行以來，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檢驗檢疫局已檢驗監管了超過4.5億部蘋果智能手機，涉及13種型號的產品。

人們可能記得，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多次提出要“讓制造業重新回到美國”，而且直接點名要讓蘋果回美國開設工廠生產手機。那麽為什麽蘋果新手機一半產自鄭州，依舊無法實現“美國制造”？

現狀：一半蘋果手機來自鄭州富士康

身價高貴的蘋果手機產自中國的富士康已經不是什麽秘密。數據顯示，這個有史以來利潤最高也最暢銷的手機品牌，大約一半都產自富士康位於河南鄭州的工廠。資料顯示，目前富士康在鄭州有多家工廠，包括位於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的鴻富錦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這是鄭州富士康的總部。另外，在鄭州的出口加工區還有一家富泰華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被稱作經濟開發區分廠；位於中牟白沙鎮還有一家富鼎精密電子鄭州有限公司，通常被稱為富士康中牟縣分廠。

此前曾有媒體探訪鄭州富士康後發表的報道稱，這里有94條生產線，雇用了35萬名工人。這里大約每分鐘可以組裝350部蘋果手機，每天的產量達到50萬部。每臺蘋果手機需要采用來自200多個供應商的零部件，如CPU、相機模塊等，富士康除了進行組裝外，自己也生產一些小型金屬零部件。每部手機要通過400道工序才能完成蘋果手機的最終組裝，然後被裝進白色包裝盒等待出廠。數據顯示，全球大約一半的蘋果手機都來自鄭州的富士康工廠。因此此前每逢新款蘋果手機上市前，都會有諜照從鄭州工廠流出，這里也成為很多“果粉”心目中的神秘工廠。

在富士康鄭州工廠大門外幾百米就是鄭州保稅區海關，富士康在這里完成將生產完成的手機賣給蘋果公司的手續。然後，停靠在鄭州機場上的UPS、聯邦快遞等跨國快遞公司的大型貨運專機將這些手機運送到全球各地。據稱，一架寬體波音747飛機可以運載15萬部手機。每逢一款新型手機推出前夕，從鄭州富士康的工廠到鄭州保稅區海關，再到鄭州機場都會先後經歷一段最繁忙的時期。畢竟全世界每兩部蘋果手機就有一部從這里走出。

釋疑：鄭州造的蘋果手機為啥算進口？

顯然，對於蘋果手機最重要的市場之一，中國的市場需求不容小視。相當一部分鄭州富士康生產出的蘋果手機會直接運送到中國的各地。但一個值得關註的現象是，當這部分蘋果手機從鄭州富士康運送到國內各地之前，需要完成一項進口手續並繳納相應的關稅。為什麽從中國的工廠銷往中國的市場還算進口呢？這與鄭州富士康工廠所處的特殊位置——保稅區有關。

保稅區是為以外貿加工為主的制造企業設立的一種獨特模式，保稅區采取的是“境內關外”的概念，即雖然保稅區本身設在中國境內，但通過海關監管並且與外界隔絕，在這里的零部件和產品成品都相當於還在境外沒有入關，因此不涉及關稅。比如有企業從國外采購進來零部件，在中國的工廠進行加工生產，然後產品全部出口回國外，按照傳統模式就需要先辦理零部件的進口手續並繳納相關關稅，然後生產出成品後再辦理出口手續，可以按規定享受一部分退稅。但如果這家工廠設在保稅區內，經過海關監管既可以免去原材料進口環節，也可以省去成品出口環節，不僅節省了關稅成本，也大大提升了通關效率。也就是說，在保稅區里生產的東西如果只是在這里加工而不在這里銷售，那麽就是免稅的。當然，由於“境內關外”的特點，如果保稅區內的工廠需要采購中國國內的原材料，那麽也需要辦理進口手續才行。因此，這種保稅區工廠更多適合於進口原材料、零部件成本比例較大的制造企業。

富士康在中國內地的工廠基本都是設在保稅區內，甚至一些地區為了吸引富士康落戶，還會想方設法為其量身定制申請保稅區。此前有媒體報道，富士康落戶鄭州就是這樣的情況。資料顯示，富士康項目是2010年7月簽約入駐鄭州，三個月後的2010年10月24日，國務院就正式批準設立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僅僅經過10個月時間就完成綜合保稅區建設和封關運行，一年多就實現了富士康項目從一片空地到日產20多萬部蘋果手機的重大進展。

新鄭綜合保稅區采用了當時國內最先進的電子關卡系統，通過卡口安裝的電子數據采集系統、地磅系統，重車通過卡口時，司機只需刷卡就能實現系統的自動數據比對，當確認無誤後可以實現卡口自動放行。同時，這里的保稅區還建設了專門的口岸作業區，貨物在綜保區內打板、安檢、商檢和海關報檢後，可直接裝機外運，實現了“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大大提高了通關效率，降低了通關成本。

顯然鄭州當地也將保稅區降低企業的進出口成本的優勢，作為招商引資的“金字招牌”，而富士康落戶鄭州顯然與這種優勢關系密切。

關註：蘋果為何還是無法回美國生產

雖然富士康代工蘋果手機一直被認為是整個蘋果產業鏈的最低層級，但其實也被公認為蘋果最無法替代的環節。而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並不認同中國制造工廠的不可替代性，他從競選總統開始就提出“讓工作崗位回到美國”、“讓制造業重新回到美國”，而且直接點名要讓蘋果回美國開設工廠生產手機。早在上任之前，特朗普就已經直接向蘋果公司CEO庫克表示，希望蘋果能回美國建廠生產手機，而不是再在中國等國外地區生產。特朗普當時還承諾，如果蘋果將制造轉移回美國，他將為蘋果提供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包括大幅削減企業稅金。不過，從此次蘋果發布的新款手機來看，“中國制造”依然是無法改變的現實。

顯然，即便蘋果有心回歸美國制造，但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根據蘋果公布的2016年供應商名單顯示，其在全球有766家供應商，中國大陸地區的供應商為346家，占據將近一半。即便在日本、美國和中國臺灣的供應商，也多將生產廠設立在中國大陸地區。另外根據蘋果公布的數字，2016年在中國共有300多萬人在為蘋果工作，而且進入2017年這個數字進一步擴大。

盡管在中國銷售的蘋果手機價格明顯高於美國本土，但其實“中國制造”是幫助蘋果手機控制成本的最重要因素。有人按照特朗普的“美國本土制造計劃”進行過測算，如果蘋果手機回到美國生產，那麽零售價格將大幅上升。以當時在美國本土零售價969美元的iPhone 7 Plus為例，如果在美國本土生產恐怕價格將漲到2000美元，漲幅超過100%。

那麽這是不是僅僅因為美國的制造成本高呢？其實並非如此，有機構測算，如果蘋果只是單純地在美國組裝手機，那麽每部手機的組裝成本只是從中國制造的4至10美元提高到30至40美元，這部分成本增長在蘋果手機的終端價格中只占到大約5%。

分析：蘋果“美國制造”的難度在哪里

事實上，缺乏工人和配套才是“美國制造”的真正軟肋，因為美國已經缺乏足夠的產業工人和配套產業鏈。一家風險投資公司的合夥人就表示：“目前美國在消費電子產品領域已經不具備供應鏈。這種工業鏈不僅僅指的是原材料和核心部件，而且還包括具有一定能力的熟練技術工人。”

首先從工人來說，由於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美國一直推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政策，將這類產業大力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美國則主要從事研發與設計方面的工作，因此美國很多大學甚至早就關閉了制造技術和制造科學方面的專業和課程。庫克在2015年接受采訪時曾算過這樣一筆賬，“美國蘋果的高管估計，他們將需要8700名工業工程師來監督20萬裝配線工人；而在2014年，在美國完成大學級工業工程項目的總共只有7000名學生。”但相比而言，僅在深圳富士康，最高峰時就有著24萬名技術工人和工程師。

此外，由於美國已經脫離電子制造工業很長時間，相關的配套產業很不完整，無法形成一個龐大和複雜的供應鏈。“在深圳，不管你需要多少零件，你都可以在一天內至少找到10個供應商。”有專門研究供應鏈管理的美國教授這樣表示。而配套產業對於制造業特別是零部件繁雜的電子制造業尤為重要，不僅僅是在於配套半徑越短會使物流成本越低，更為關鍵的是，充足的配套產業能夠滿足制造業中訂單量劇烈波動時帶來的原材料需求變化，即能在短時間內湊夠緊急訂單所需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這對於制造上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強大的配套資源供應，可以有效降低制造上的原材料庫存量，從而減少資金的占壓等。

蘋果在全球的766家供應商中，除了超過四成位於中國大陸外，還在日本有126家、臺灣地區有41家，屏幕、芯片、鏡頭等元器件主要都集中在亞洲生產。真正在美國生產的只有69家。如果將主產於亞洲的元器件長距離運回美國組裝顯然是不現實的，但關鍵在於美國本土和周邊國家根本無法找到這些供應商。

（來源：北京青年報 記者：張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