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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香港一遭，你會發現，在金融 業鎂光燈之外的香港，是個鬱悶的小島。對身處台灣的你我來說，香港人的生活，離你我相當遠，但香港過去幾年間，經歷了陸客自由行、CEPA（更緊密經貿關 係安排，類似台灣的ECFA）等，現在台灣經濟等著「大陸紅利」，香港的經驗，彌足珍貴。 一月底，一個週五的早上十點，九龍地區的地標環球貿易廣場（ICC）的購物中心，一對母女面前擺著行李，坐在沙發上百無聊賴的看著還沒開門的店面。電話響了，母親對著電話那頭，用濃重的大陸口音說，「我們正等著Cartier（編按：精品珠寶品牌卡地亞）開門呢！」 辦公室就位在環球貿易廣場的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王慶告訴我們，每個週末，這裡的購物商場都會出現一批批從深圳湧入的中國觀光客，來買精品。在旺角的一家周生生飾品店裡，經理告訴我們，八○％到九○％的客人，也全都是中國人。 陸客來了，為香港服務業帶來生機。但對一般的香港人來說，陸客卻帶來了一種又愛又恨的複雜情緒。 根據香港統計處的數據，中國旅客占到港的觀光客比率，一路從二○○四年的五六％，攀升到二○○九年的六一％，幾乎可說是「陸客為王」的時代。甚至，香港人 的「普通話」，也因為陸客來了，這幾年有長足的進步。香港一位上班族許小姐說，「我們香港人自己開玩笑，如果你走進一家店，說粵語，他會對你很冷淡。說普 通話，他反而會對你很好。」這種景況，絕對是香港回歸前想像不到的。 對一般的香港人來說，真正嚴重的，卻是自由行造成的排擠效應。如果到網路上查詢「香港，生孩子」，可以看到無數筆服務中國人赴港生產、坐月子廣告和專門討論區。 中國人赴港生產的另一面是，因為他們多半只能到私立醫院生產，因此私立醫院的婦產科醫生不足，只好挖角公立醫院的醫生，造成香港一般平民的醫療品質也受到衝擊。 市區房價拉高！ 房租占新鮮人月薪逾六成 除了陸客帶來人潮，對沖基金經理人來了，也為香港帶來錢潮。然而，人潮、錢潮都來了的同時，香港一般人的生活，也越來越不容易。其中最困難的，莫過於房價飆漲。 飆漲的房價，讓香港人居住大不易。在香港島上，距離最熱鬧的中環四站的天后，一間十三坪、帶裝潢的房子，一個月的租金，要價港幣九千八百元（約合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房價的高漲，對香港一般平民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生，月薪約港幣一萬三千到一萬五千元，扣掉租房等生活開銷（若每月房租近萬元，就占了月薪逾六成），只靠薪水，一輩子想存一間房子，困難重重。 一位來自台灣的香港金融圈人士就說，她在香港的薪水，可以是台灣的五、六倍。但是在香港島上租一個二十坪的國宅，每月租金卻高達新台幣八萬元，「如果不是做金融業，最好不要住在香港！」 大筆資金湧入香港，炒作的不只有房價，連計程車牌都有人炒作。在香港，因為計程車牌的總量是有限制的。這種供給有限的「產品」，變成了資金炒作的對象。一月的某一天，香港地鐵上的報紙頭條，斗大的字寫著，「的士（香港計程車稱法）牌破五百萬新高。」 香港的計程車司機麥偉迪就說，牌價節節上升，現在租一張車牌，從早上五點到下午五點，一天光租金就要港幣三百六十元（約合新台幣一千三百五十元）。一天開上十二個小時的車，也只能淨賺新台幣一千八百元。 貧富差距嚴重！金融業只讓一小撮人賺到錢 資產價格飆升的另一個代價，就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根據美國CIA二○○七年統計，以衡量貧富差距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由零到一，越接近一，貧富差距越嚴重）來說，香港高達○‧五三，是CIA統計的一百三十四個國家裡面，第十六差，貧富差距比墨西 哥、辛巴威、秘魯都還要嚴重。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呂大樂分析，當香港轉型成為一個全球化城市之後，只剩下二元化的產業結構，過去可以開個小工廠、當小老闆的可能性沒有了。取而代之的，只剩下最高端的金融服務業，和低端的一般服務業。 王慶就說，「金融中心對普通老百姓沒好處。一小撮的人掙錢多，把價格都拉上去，普通人很難受的，所以沒準備好，還是不要做金融中心。」 離開香港島，來到九龍，撇開了金融業的光鮮亮麗，才發現，原來香港生活大不易。這對即將迎來陸客、陸資的台灣來說，是值得借鏡的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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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中國的字庫裡只有幾百款字體，難道中國的設計師都不做字體設計嗎？」英國設計師布羅迪問南方週末記者，他更加同情中國字體設計師們的「被盜版」史。
55歲的布羅迪頭髮花白，紮成小辮兒甩在腦袋後面。他的設計履歷光鮮：《泰晤士報》、耐克、微軟、派拉蒙都是他的顧客。
2012年9月上旬，布羅迪往返於上海、廣州與香港，講述「什麼是平面設計」。
事實上，布羅迪從來不把自己的工作當做「設計」，也不當做「創作」。「那叫試驗。」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試驗是沒有邊界的。把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放在一起下鍋，看看能炒出什麼菜。」
要改，還要改得看不出來
《泰晤士報》就曾做過布羅迪的「試驗品」。
2006年，《泰晤士報》打算進行一次版式調整。在那之前，這份以「大開版」形式發行了二百多年的老牌報紙，破天荒地改版為「小開版」。
這一改動顯然受到《獨立報》的「變小」影響。《獨立報》2003年前後開始「變小」，在快餐閱讀時代，「小」更容易滿足地鐵和公交上的閱讀需要。
「變小」有效地把《泰晤士報》的銷量提升了4.5%。但縮小後的《泰晤士報》，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仔細地重做版式與字體」。在《衛報》副主編推薦下，《泰晤士報》找到布羅迪。
「當時我就震驚了。」布羅迪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英國居然對我解凍了。還是這麼一個大項目。」
儘管早在1990年代，《奈維爾·布羅迪的圖形設計》就已經成為英國史上最暢銷的平面設計書之一，但整整十二年間，布羅迪從未接過任何一單來自英國人的活兒。
1994年，布羅迪曾在英國、日本和歐洲各國巡迴展覽，隨後他在倫敦開了一家平面工作室，奇怪的是沒人問津。他只好把生意做到德國、日本和美國去。他至今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大概是英國人覺得我太不商業化，自己的想法太多，價格又高。」
「大項目」《泰晤士報》開出的條件簡直像是刁難：1.每個地方都要改；2.每處改動不能讓任何人看出來。
「好在他們沒說，價格也便宜點兒。」布羅迪笑道，「《泰晤士報》是個老傢伙。它老被人不停地說『落伍了』。它想改變，但又不能徹頭徹尾變了，因為它早就成了一個英國人的『傳統』了。」
布羅迪把報紙看成一台戲：「新聞是舞台上的演員，我們要做的就是搭好檯子。」他從字體搭起。《泰晤士報》從來沒有購買現成字體的習慣，他們喜歡量身 定做。布羅迪接手時，「老傢伙」用的是2001年啟用的「泰晤士經典」標題字體——它為計算機閱讀設計。新字體沒設計好，布羅迪先取了名：「泰晤士摩 登」。從名字上宣告它相對於「經典」的現代性。
「經典」的字體較細，筆畫起始與轉折之處都是優雅的弧線。布羅迪把這道「經典弧」用線條較硬的三角形代替，這樣做的好處是更簡約、更鮮明。
布羅迪希望報紙上的一切都能向著網絡閱讀的方向靠攏：「現在的讀者，已經習慣了在網上瀏覽，他們能夠集中注意力的時間其實很短。」於是，在布羅迪手 下，長篇報導被切成小段；開篇首字母加粗並且下沉；文中穿插彩色加粗的引語；報紙右側添上了內容補充欄，就像網絡上的超鏈接；每篇報導最後，還會附上相關 網址。
類似的改動有一百多處。布羅迪提供了二十多個模版，手把手地教美編使用，並告訴他們如何用圖表和數字來講述新聞——「小開版報紙本身就讓圖片的尺寸變得相對更大了，圖片變得更抓人眼球。」布羅迪說。
改版勝利了，「所有人都沒看出來改在哪裡。」布羅迪說。
人們其實不讀那些字，只是識別它們的形狀
布羅迪的職業設計生涯始於1970年代末的朋克熱潮。那時他才二十歲，正在倫敦印刷學院讀書。
像所有的倫敦朋克一樣，布羅迪試著拿女王開涮。他設計了枚郵票，把女王的腦袋歪在一邊——在傳統英國人眼裡，女王當然只能是正面形象。
布羅迪差點因此被學校開除，但他不認為自己是朋克：「一定要說朋克對我有什麼影響，那就是沒有朋克運動，我大概就要挨餓。」
趁著朋克熱潮，布羅迪曾為各種工業朋克廠牌做唱片封面設計。他用各種拼貼、手工、雕刻、噴塗的方式組合畫面，再用相機拍下來，就是一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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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字庫是怎麼煉成的
口述：佩德拉·維茨（Fontshop全球首席運營官）
1.手繪字母形狀。有些設計師會直接用電腦軟件繪製。
2.掃瞄手繪圖樣，作為模版，存入電腦程序。
3.調節、設定字母間距——即「字母大小/兩字母之間距離×100%」；字距緊排——對字距進行優化；用「字體微調技術」處理，使字體達到適應不同電子屏幕的最好效果。
4.後期處理。字體設計師向字體加工廠提交作品，後者對字體進行編程，轉化為數碼軟件。一般而言，字體加工廠有一個審查委員會，他們來決定哪些字體可被使用。
5.簽約與銷售。字體經銷商選中作品，並與字體設計師簽約。每賣出去一份字體的使用許可，字體設計師就會拿到一份錢。不同公司價格不同。例如Fontshop一般會支付50%所得利潤。
1984年，布羅迪設計了人生中的第一款字體，名字就叫「工業」。
「朋克音樂養活了一批英國設計師。」布羅迪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那是一種獨立、個性的表達，是對瞎了眼的保守文化的怒吼。摧毀一切，堅持改變，這一直是我的創作動力所在。」
布羅迪在設計上最大的「改變」發生在1980年代末。那時他「摧毀」了手繪字體，成為全世界第一批用電腦設計字體的人。
當年布羅迪在倫敦的住所樓上，有一個叫伊恩·邁凱倫的攝影師。他常把布羅迪用筆繪製的字體掃瞄，放入他蘋果電腦的Fontographer程序中，編程，再導出，布羅迪看得如痴如醉。
「蘋果電腦是一曲爵士樂。」布羅迪形容。之後，他也把蘋果當做自己的實驗室。他最大膽的試驗，是用圖像軟件photoshop來「再創造」字體。
布羅迪像遊戲一樣，把一種印刷時代的經典字體「Helvetica」放入photoshop軟件的「blur濾鏡」中——這種濾鏡可以讓圖像失去焦點，變得模糊。然後導出、導出、再導出。三次失焦後，提取字體輪廓，就是一種新字體。布羅迪叫它「FF Blur」。
FF是布羅迪和一位德國設計師在1989年共同創建的字體庫品牌「Fontfont」。布羅迪隨後接連「再創造」了FF Dirty、FF Autotrace等字體。「Fontfont」字體庫因此起家。
2011年，美國紐約現代美術博物館把23款字體收入館藏——在這組被認為是數碼時代最重要的字體中，FF Blur赫然在列。
蘋果奏響「爵士樂」之前，字體繪製師就像是廟裡修行的和尚，沒有十年功夫出不了師。數碼時代到來，每一個懂得技術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字體設計師。
這一切讓布羅迪懷疑：「那麼多人對電腦著迷，但那些設計裡卻沒有內容、沒有故事、沒有敘述。電腦是一種新的繪畫顏料，人們卻只是顯擺他們的新顏料，沒有真正學會使用它。」
他決定打破已有的電腦設計套路，做點新意思。這回他希望尋找圖像與字體間的融合。
「人們其實並不讀那些字，他們只是用眼睛識別字的形狀。」布羅迪為此成立了FUSE——一個聚集建築師、設計師、音效師、導演等各色人物的組織。他 們每季度聚在一起，開創意會，看怎麼能把各種元素亂七八糟拼在一起，突破圖像和字體的邊界。比如把單詞本身的含義、字體的圖形含義、圖像設計三者結合到一 起，做成平面設計，印在雜誌上出版。
「字體選擇是表達信息的方式。你讀一本很大字體的書，比如『Helvetica'字體；和讀用『Baskerville'這種小字體印刷的書，感受顯然是不一樣的。」布羅迪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他還在嘗試字體的新玩法：「你不能說我是一個字體設計師。我始終在玩兒，玩圖像，玩字體，甚至玩音樂，這些都是我的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