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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滬耕保指標驟減 黑龍江卻上調至“2億畝”

按照官方的規劃,到2020年中國還會有耕地保有量在兩億畝以上的省份——黑龍江,同時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個。

國土資源部近日召開視頻會議,安排部署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調整完善工作,並給各地下發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調整方案》(下稱《調整方案》)。

在京津滬的耕地保護指標被調低的同時,根據《調整方案》,一些耕地大省的耕地保護指標被上調。到2020年,全國要有四個省份耕地保有量要超過一億畝,其中黑龍江的指標調整為20807萬畝,比原來規劃多出了3433萬畝。

黑龍江耕地超過2億畝

此次調整規劃的背景是,2013年中國政府發布的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09年底,全國耕地是20.31億畝,而到2012年,耕地數據是20.27億畝,這和過去傳統掌握的數據比,從數據上看多出來2億畝。

耕地數量多了,分攤給各地的2020年耕地保護指標也要相應變化。一些原來的耕地大省開始要承擔更重的任務了。

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所謂耕地保護指標,是一項約束性指標,換言之,就是必須要保住的指標。

按照《調整方案》,全國耕地保有量到2020年要保持在18.65億畝,並將該指標分解到各省級行政區,並且作為一項“約束性”指標,要求地方“嚴格落實,不得突破”。

根據土地二調查,截至2009年年底,全國有六個省份存量耕地面積超過一億畝,分別是黑龍江2.39億畝,內蒙古1.378億畝,河南1.22億畝,山東1.15億畝,四川1.008億畝,吉林1.05億畝。

如果將全國多出的2億畝耕地平攤到30余個省份,意味著每個省份將多出約700萬畝,這可極大緩解地方的耕地保護壓力。

但從結果來看,此番全國耕地保有量多出來兩億畝,只是一個總數,具體到各個省份則是有的增加,有的反而是減少,並非是全部地區耕地量都有所增加。

從隨後公布的省級土地二調結果來看,北京、上海和天津這三大直轄市境況最差,距離突破2020年的耕地保護指標已經是“咫尺之遙”。若最終突破紅線,按照我國相關規定,省級政府負責人將被問責。

一些傳統農業大省耕地總量則是增加較多。耕地面積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地區農業開發、調查標準和技術方法得到改進,農村稅費政策調整等。

其中,黑龍江省耕地總量2.39億畝,居全國第一位;人均耕地面積0.31公頃,為全國人均耕地面積的3.1倍。內蒙古耕地面積增加近3000萬畝,總量達到1.378億畝。

“耕保指標”被上調

全國耕地一下子多了2億畝,距離原來的18億畝耕地紅線的“安全距離”拉大,是不是意味著中國不需要像以前那樣保護耕地了?

對於全國的耕地保護形勢,,國土部門的看法依然不樂觀。

一位東部省份國土廳廳長在內部會議上曾表示,國家對全國二次調查成果進行了認真研究分析,認為全國耕地面積雖然從統計數字上有所增加(約2億畝),但實有耕地面積並未增加。就我省而言,二次調查全省增加了大約229萬畝耕地,其中,為滿足耕地占補平衡需要,我省提前整理開發複墾出的100.57萬畝耕地,已納入“耕地儲備庫”;約65萬畝是各地自主開發河灘、湖灘和25度坡以上的不穩定耕地;其他主要是受調查標準、技術方法的改變等因素影響造成的,大多並非實際的增加。

“同時還應考慮到,查明的耕地面積中有部分不符合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需根據國家生態退耕工作總體部署逐步調整。這樣算下來,適宜穩定利用的耕地可能還會有所減少,耕地保護面臨的壓力進一步加大。”上述官員稱。

因此,《調整方案》表示,耕地是我國最為寶貴的資源,既要守住18億畝耕地數量,更要保證耕地質量不下降,對二次調查查明增加的耕地,除根據國家統一部署納入生態退耕規劃和根據國家相關規劃需要占用的以外,均予以保護。

這個“耕地保護”的重任也自然落到了幾個耕地大省身上。

除了黑龍江的耕地保護指標上調外,根據《調整方案》,到2020年,內蒙古的指標調整為11499萬畝,比原來規劃多出了1033萬畝;河南的指標調整為12035萬畝,比原來規劃多出了188萬畝;山東的指標調整為11288萬畝,比原來規劃多出了70萬畝。

與此同時,按照《調整方案》,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地的2020年耕地保有量指標均被大幅度降低。

在原有規劃中,北京需要在2020年保有21.47萬公頃耕地,《調整方案》將之降低為11.07萬公頃;天津在原有規劃中需要在2020年保有43.73萬公頃,《調整方案》將之降低為33.40萬公頃;上海在原有規劃中需要在2020年保有24.93萬公頃,《調整方案》將之降低為18.80萬公頃。

以此來看,三地迎來的政策紅包均不小,北京的耕地保護指標減少了48.5%左右,天津減少了23.6%左右,上海減少了24.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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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20年再發耕保文件 有貧困縣年土地政策收益20億

時隔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再發耕地保護領域文件。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耕地保護和改進占補平衡的意見》(下稱《意見》)。而中共中央國務院在1997年的時候已經出臺過一個加強土地管理和耕地保護的文件, 提出了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

對此,2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稱,這是在承前啟後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耕地保護制度,明確各級政府的主體責任的需要。

他表示,這次文件中把20年來行之有效的嚴格管理制度固定下來,同時提出來“兩個絕不能”,就是已經確定的耕地紅線絕不能突破,已經劃定的城市周邊永久基本農田絕不能隨便占用。考慮到國情,中國必須實行最嚴格耕地保護制度。

但姜大明也表示,從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看,新型城鎮化、工業化的深入推進,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定數量的耕地,這是客觀事實。加大生態文明建設的力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要進行退耕還林還草還濕,要進行汙染耕地的治理等,也需要調減一部分不穩定的耕地。同時,我國的耕地質量總體還不高,局部在退化,還不能夠滿足糧食和農副產品的生產需求,耕地保護面臨著數量、質量和生態等方面的多重壓力。

姜大明說,為適應新形勢、新要求,必須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耕地保護的關系,妥善解決耕地保護工作中的困難與問題。中央及時出臺加強耕地保護的文件,既強調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不動搖,同時也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出發,提出加強耕地保護和改進耕地占補平衡的總體要求、目標任務和政策措施。

此外,他還提到,在耕地的保護中,激勵約束機制非常重要。這個機制的建立,包括行政、法律、經濟三種方式。

姜大明介紹,行政的手段主要是要強化地方政府的耕地保護責任,層層落實到鄉鎮、落實到村集體。《意見》要求加強對地方政府履行耕地保護責任的檢查考核,考核結果作為領導幹部的實績考核而且強調耕地保護要黨政同責,黨委政府得一起做這件事。此外, 現在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法規,已經有將近20年沒有修改了,要把現在改革試點中的成果充實到里面去,進一步把法治化工作做好。至於經濟激勵機制方面, 要整合中央和地方各級涉農資金,對承擔耕地保護任務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進行獎補。

姜大明還表示,土地政策在打贏扶貧攻堅戰中也將發揮重要作用。比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即通過複墾,耕地增加了,節約出來的指標也可以作為占補平衡指標,貧困地區可以在全省內使用,這對於扶貧搬遷、對於農民發展脫貧產業會起到重要的資金支持作用。

姜大明說,這個政策用得好的地方,比如河北省阜平縣,一年通過土地政策有20億以上的財政資金收入,而該縣自身財政收入不到3億。現在通過這個政策,有將近1/3的省在試行,已經產生的經濟效益為200多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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