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頓並未沈迷於微觀調查數據，他從未放棄對社會加以總體認識、整全認識的努力。所有這些具體問題的研究，都折射出迪頓那種貫通微觀、宏觀、實證等幾大經濟學科門類的巨大野心和傳統做派。
諾貝爾經濟學獎常被視作“終身成就獎”，以往得獎的學者在得獎時往往已退出學術第一線。可今年的獲獎者安格斯·迪頓從1970年代活躍至今，兩年前剛出版力作《逃離不平等》，今年還在持續發表高質量論文，他的獲獎實至名歸。
迪頓的獲獎，很自然地使人聯想起這些年逐漸變熱的“新發展經濟學”。麻省理工學院一些知名學者領銜的團隊，主張采用隨機對照實驗（RCT）的方法，在非洲、拉美、印度等地廣泛開展田野實驗，微觀地、具體地研究貧困地區人們的實際經濟行為。這類方法在當下極為盛行。可真正了解迪頓的工作後就能明白，他是個有些“老派”的學者，對這些新方法有所保留。他曾表示，如果缺乏理論基礎，不了解經濟運作的基本機制，隨機對照實驗只可能得到很膚淺的結果。
要全面理解迪頓的思想，必須先回溯他早年的成名工作。他在1980年出版了與米爾鮑爾合著的《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全面總結了消費行為的研究範式，這些研究都是當時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差不多同一時期，他們又在頂級學報《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一篇名為“幾近理想的需求系統”的論文，提供了一種簡明易用的估算消費者需求的模型。這個模型後來被廣泛用於各類經濟分析和政策評估，也使得這篇文章成為史上引用率最高的論文之一。
所以迪頓最早就是從拓展經濟理論出發，開始自己的學術工作。當時的主流消費理論是由兩位諾獎得主弗里德曼和莫迪里亞尼奠定的。由於條件限制，過去總是缺乏足夠的數據和方法來實證檢驗那些經典理論。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數據逐漸變得豐富，統計所需的技術手段也逐漸成熟。迪頓用自己發明的工具來檢驗數據，發現居民消費並未像理論所預測那樣隨著收入變化而同步變化。居民消費的變動非常平滑，這一點以當時理論尚不能作出有效解釋，後來被稱為“迪頓悖論”。
在迪頓的黃金時代，一流經濟學家都要同時開展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用理論推進我們對這個世界內在經濟規律的認識，用實證來檢驗和修正現有的理論，兩者相輔相成。迪頓本人就用實證方法發現了很多理論的偏誤。但到了1990年代之後，數據集逐漸變得豐富，理論發展的腳步開始放緩，更多的學者開始專註於實證研究，迪頓也不例外。
在這個潮流中，迪頓在實證研究領域作出了驚人貢獻，發表無數論文。美國當時已經進行很多深入家庭的微觀調查，公布了大量數據集，催生出大量研究成果。迪頓深知數據本身並非人類行為的完美對應，拿到任何數據，先要了解它的來源和認識它的局限，然後在理解調查背景和人類行為模式的基礎上加以闡釋。他在1997年出版的《家庭調查分析》一書對這類數據的分析要點作了全面總結，堪稱經典。近年來，中國有一些學者和機構也開始做自己的微觀調查數據集，方興未艾，而迪頓的書正是此類研究的重要參考。
而且迪頓在研究過程中，把註意力逐漸轉向了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問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認識迪頓的研究興趣。其一，迪頓畢業於劍橋大學，受過很好的博雅教育，不管他的老師如羅賓遜、卡爾多，還是年紀略長的阿馬蒂亞·森，都對發展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迪頓承認受到這些師友的巨大影響。第二，發展中國家的調查數據往往存在嚴重問題，加上社會制度背景與發達國家極為不同，數據更為難解。實證專家在這個領域有極大的施展手段的空間。
對一個極度貧困的地區而言，GDP、工資、養老金這些常用概念可能缺乏意義，當地人追求的只是有飯吃、能吃飽、有營養等目標。迪頓的大量研究就圍繞這些基礎的問題來進行，探究貧困地區真正有效的測量、評價指標。值得註意的是，他在這過程中並未過度沈迷於微觀調查數據，總是用宏觀的、來自不同機構、不同測算方法的數據加以比較，研究其中的異同。他沒有放棄對社會加以總體認識、整全認識的努力。
迪頓不斷地運用計量工具來分析發展中國家，也在不斷指出現有工具和統計數據的重大缺陷。他在2005年出版的《印度貧困大辯論》即是一例。印度是一個如此複雜、多元的大國，要準確測算印度的貧困水平就是一個巨大挑戰，不用說探討印度的脫貧進展。迪頓用了很多高超技巧證明印度的貧困人數的確有所下降，但分布並不平均，也導致了許多新問題。一個地區的數據總是既冗余，又稀缺，還有太多不可靠的地方。迪頓就不斷地身體力行，向我們示範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理論與現實之間，抽樣調查與深度訪談之間，似乎總有一道難以彌合的鴻溝。現在的中青年學者往往采取激進姿態，深入田野，站在現實這一邊。現實不會有錯，如果理論難以解釋現實，那就拋棄它吧。可老派的迪頓不這麽看。他還在堅守自己對經濟學的整全認識，不斷探索分歧所在，希望能讓理論、實證達成一致，微觀、宏觀融為一體。他的這種立場極有意義。作為一個實證方法論大師，他清楚認識到多數實證數據的局限性。在這些局部性的研究成果背後，總還需要邏輯一致的經濟理論加以推廣。
迪頓的知識極為淵博，研究主題無所不包，從最初的個人、家庭消費行為到健康、貧困問題，再到現在流行的福利研究，深入主流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大多數經驗研究者都受惠於迪頓某個或多個領域的研究。我們很難對他進行歸類，但所有這些具體問題的研究，都折射出迪頓那種貫通微觀、宏觀、實證等幾大經濟學科門類的巨大野心和傳統做派。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現任教於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