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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VS老年人——美國就業市場冰火兩重天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3603

我們曾經就美國就業市場的年齡分叉問題*進行過深入探討,如今又是如何呢?按照Zerohedge的說法是——一如既往。自從奧巴馬上台之後,美國的就業市場似乎就被分成了兩個部分:55歲及以上人群和54歲及以下人群。需要注意的是,自從2009年1月開始,新創造的職位基本都被55-69歲這個年齡段佔據,也就是那些無法負擔起退休後養老費用的階層——伯南克的零利率政策使得他們的存款變成了笑話。

總計有402萬個新創造的工作被這些老人佔據,年輕人呢(54歲及以下)?一共丟掉了280萬份工作,而且狀況又再一次開始惡化!奧巴馬執政以來,那些正值盛年的人群(25-54歲)卻反而丟掉了220萬份工作,是所有年齡段中表現最糟糕的。

55歲及以上人群和54歲及以下人群的就業情況比較:

更細分後的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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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分叉問題*:Zerohedge曾於2012年發表過一篇文章探討這個問題

55歲以下?新工作可沒你的份兒

差不多是在兩年之前的今天,我們第一次觀察到美國的就業市場已經逐漸發生了轉變——由全職就業者為主向兼職就業者為主轉變。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對於企業來說,僱傭一個兼職員工附帶的福利支出幾乎是可忽略的:不需要大筆的福利開支,不需要簽訂長期合同,按照小時支付薪水等等。事實上,只要經濟依舊疲軟,那麼這種就業市場的轉變就是長期的,不論美聯儲是不是承認,在未來企業都會擁有更多的話語權,而就業者則只能被迫接受,這幾乎已經眾所周知了。鮮為人知的是曾經宣稱的2009年以來400多萬個新增職位,最後大部分都被55歲以上的兼職工人獲得了。根據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數據,從2009年6月開始美國共計增加了290萬個職位,但按照年齡劃分後我們發現350萬個新增職位被55-69歲的人群佔據,年齡在20-24歲之間的畢業生則獲得了72.9萬個,而那些25-54歲,正值盛年的人群呢?他們共計丟掉了88.6萬份工作(24歲及以下也並未從新創造的職位中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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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老年人面臨的三大困境:抑鬱,疾病,貧窮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5361

彭博報導,抑鬱,疾病,貧窮,這三大問題正在折磨著中國的老年人。中國長達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不斷激增。

由中國,美國,世界銀行聯合組建的團隊在對17708名中國居民的調查顯示:2011-2012年期間,中國22.9%的60歲以上居民 (約4240萬人)的年收入少於3200元;15.1%的45歲到59歲居民的年收入少於3200元。

尚未擠進世界富國排行榜的前列卻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中國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這樣的國家。同時中國還面臨著為滿足不斷上升的社會福利需求而增加支出的困境。

據聯合國的數據顯示,中國60歲以上人口比重將從2010年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4%。

作為調查者之一的來自北京大學的Zhao Yaohui表示:

「中國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就已經面臨著人口快速老齡化的挑戰。而政府為老年人提供的財政支持的數額將受到很大限制。」

未來更多的子女將會離開家庭,出生率也將不斷下降。這意味著越來越少的成年人可以成為老年人的依靠,未來這項挑戰將更加嚴峻。

研究還顯示中國的老年人的抑鬱程度要超過青年人。40%的60歲以上老年人(約7400萬)出現了重度抑鬱症狀。約有4000萬老年人被確診患有高血壓。

調查還指出,中國在醫療保險覆蓋度方面有較大改善。92%的城市老年人和94%的農村老年人將獲得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險,覆蓋度高於45歲-59歲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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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幅圖看清老年人怎樣改變全球經濟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5134

兩個月前,華爾街見聞援引美銀美林報告觀點稱,史上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即將到來,上世紀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出生的嬰兒潮一代現在開始向後代轉移財富,預計規模約為30萬億美元。

但這只是老年人影響世界的部分體現,老年國民對各國國民的消費支出和儲蓄模式、投資偏好乃至政治選舉結果都有深遠影響。以下18幅圖將更全面地展示老年人對世界主要國家的影響。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

    · 聯合國預計,到2050年,80歲以上日本國民占總人口的3.8%左右,比80歲以上國民占比第二高的法國比例高一倍。

    · 經合組織數據顯示,2012年,美國等七個國家的養老基金規模占GDP比例都超過70%,其中荷蘭和瑞士的比例都超過100%。

    · 經合組織數據顯示,2012年,德國、西班牙與瑞典的養老金投資股票比例明顯減少,德國和瑞典都相應明顯增加了債券投資,西班牙增加的是現金和存款,日本、意大利、瑞士、挪威的股票投資比例都明顯增加,美國養老金的股票投資比例持平。

    ·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12年,美國65歲以上老年國民投票率超過了1964年,接近70%,在各年齡段中比例最高。

    · 美國國稅局數據顯示,2011年,45-55歲的美國國民應繳地方稅款最多,其次是55-65歲年齡段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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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合組織數據顯示,日本、英國、美國的國民在45-49歲達到收入巔峰後收入逐步減少,法國、荷蘭和德國仍有逐年增加。

    · 經合組織2012年數據顯示,和1975年相比,比利時、法國、芬蘭、西班牙、德國、冰島、韓國的房產與財產繼承稅稅收占比都明顯增加,英國、瑞士和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比例都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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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2012-13年戶主在45-54歲年齡段的美國家庭消費支出最多,75歲以上戶主的家庭消費支出第二少,僅次於20-24歲年齡段家庭。

    · 英國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戶主在30-49歲年齡段的英國家庭消費支出最多,其次是50-64歲年齡段的家庭。

    · 以上英美官方機構預測數據顯示,2013-2025年,醫療保健在兩國國民消費支出中占比最高,都超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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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代言】秒殺“腦白金”的老年人神器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10/148270.html

i黑馬:80後著名天使投資人,一聽音樂網創始人杜雪騫,和其它三位差不多經歷的80後,當過高管,有自己的事業,都已財務自由。是什麽讓四人再次走上再次創業之路呢?他們為自己不會使用智能手機,不能享受科技福利的父母做了什麽?
 

大家好,我是松鼠互聯創始人杜雪騫。我創辦過一聽音樂網,它曾是中國最大的音樂網站,但今天我在這里並不是想跟大家分享音樂,而是想跟大家聊聊我和我母親的故事。
 

今年6月,我帶著老婆孩子去美國南部佛羅里達州度假,老美的天空總是那麽藍,空氣當然也比北京好很多。不過印象最深的不是這些。

在從基維斯特回邁阿密的路上有個很有名的景點——斷橋。施瓦辛格主演的動作片《真實的謊言》大家應該看過吧,有一個經典的場景——施瓦辛格在直升機上把就要沖向斷橋的女主角從車里救起來,那個場景就是在那里拍攝的。[電影片段]我是奔著施瓦辛格去的,但那天當我站在斷橋一邊,往下看,下面是幾十米深的大海,波濤洶湧,那一瞬間,想到的不是施瓦辛格英雄救美的場景,而是想很多事像斷橋那樣,當斷則斷,不要受太多束縛,橋的對面一樣是美麗的風景。

其實,那次度假跟以前不一樣。一路上,我挺糾結的,因為要做一個重大的決定:我要不要重新把自己投入到一段新的創業中。

我算是一個連續創業家,深深地知道創業有多苦多難。

這幾年,我轉做天使投資,每個月看10個項目,比較輕松。我投了十幾家公司,成績也不錯,比如遊戲平臺7K7K,豆果美食、美餐網、itools、愛旅行等等,它們的估值也都幾億甚至十幾億。這些公司的投資收益已經讓我沒有生活的壓力了。我每年有幾個月都帶著老婆孩子在國外度假,一旦開始創業,不可能有這種好日子啦。

另外,我投了那麽多公司,還是需要幫他們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一旦創業,就相當於把所有東西都放下,沒多少時間幫助他們了。包括還欠一些人情,需要還一些人情債等。我以前比較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想做一個大家都認為不錯的人。

自己算是一個比較內斂的人,之前創業或者投資,很少參加各種活動,混各種圈子,一旦開始新的創業,就要經常刷臉,到處給公司和產品站臺,就像今天來上“代言”一樣。

那天在斷橋上,促使我下定決心的是我的母親。我母親一輩子為我付出那麽多,我是時候該為她做點什麽了。

我出生在山東菏澤地區的一個小縣城里。我父親是一個普通職工。我母親和其他母親一樣,一輩子只想著兒女好。

大家看我斯斯文文的,但從小到大,我都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乖孩子,沒少讓父母操心。

我從小有個特點,一旦喜歡上某個東西,就在一段時間里無節制地瘋狂迷戀。初一,我迷上了武俠小說,把我們縣城里能買到的、租到的小說都看完了,成績自然不會好,初二就留級了。高一,我瘋狂地愛上足球:上課看足球報,下課就踢球,一直持續到高三,大學也沒考上,只好複讀。複讀那一年,我又迷上了互聯網,上課看互聯網的教程,下課去網吧,再次高考也只考上了揚州的一所普通院校。

那年高考完,我突然想著要獨自去野外探險。我想很多人年輕的時候都有這種想法吧。我把這次旅程想得很美好,特地買了一本野外生存的書,刀叉、電筒等野外裝備一應俱全,甚至還準備了一包消毒劑,因為當時想,在野外要是沒水喝,把臟水消一下毒就可以了。沒想到,我剛走到微山湖就遇到了問題。微山湖大家知道吧,《鐵道遊擊隊》主題曲——”西邊的太陽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悄”。微山湖風景很好,但我剛到那里就遇到了小偷,現金全被偷沒了。那時候,連回城的車費都沒了。我把身上唯一值錢的相機押給客車司機,才回到濟寧。然後去銀行取了錢把相機贖回來,並第一時間給家里打了電話。

我父母非常擔心,馬上讓家里的親戚開車到濟寧把我接回家。回到家,母親也沒責怪我,只是說,餓了吧,趕緊吃飯,然後到廚房端出了早準備好的飯菜。

2002年,我讀大二,因為太喜歡互聯網了,決定輟學創業。我母親是個很普通的家庭主婦,壓根不懂什麽互聯網,更不清楚我到底要做什麽,但她從來都尊重我的決定,像輟學,別的父母可能會極力反對,但我母親只說了一句話——只要你不去做犯法的事,幹什麽都行,實在做不下去了就回家。

慢慢地,我創業有點成績,收入也上去了,會定期給母親一些錢,她總是說,你爸有退休金,還有家里的房子租出去幾間,有一部分收入,夠花,你在外面,不用那麽拼命,身體要緊。她甚至還想過做點什麽小生意賺錢來補貼我。

我每年都會回老家看望母親3-4次,每次都不敢提前告訴她。因為一旦提前知道我什麽時候回家,她肯定提前幾天準備一堆我愛吃的東西等著我,回京的時候還讓我帶走大大一包。我實在不想我母親累著,只好每次都不提前說,讓她沒有準備的時間。

我結婚後,有了孩子,因為母親年紀有點大了,行動不太方便,也就沒讓她來幫忙看孩子。每次電話里她總自責的說,自己年紀大了,也沒能力照看孫子,幫不上我的忙。

孩子出生沒多久,我回了一趟老家,那次特意沖洗了一些孩子的照片,她非常開心,把照片擺在家里最顯眼的位置。回北京後,我母親經常在電話里催我,讓我多寄一些孩子的照片給她。因為等各種原因,總是讓她失望。

後來孩子大一點,我母親每年都到北京住一兩個月,主要是為了看孫子。她其實一點都不喜歡在北京住。在北京,她誰也不認識,一大早我和我老婆都去上班了,孩子去上幼兒園,家里就剩下保姆和她,她們倆也沒什麽共同話題。我母親只有晚上才能看到我們。我們小區里其他家的狀況也差不多,一到白天,只剩一堆保姆在小區里聊天。

我做父親後,慢慢理解到,孩子長大的過程就是離父母越來越遠的過程。我什麽都有的時候,真的是離我母親越來越遠的時候。

我們都在用IPhone,ipad等各種智能設備,母親只會用按鍵的手機;我們都在用微信、微博聯系,母親只會給我打電話;我們都在談論移動互聯網、智能硬件,3d打印等高科技產品時,她每次只能跟我聊聊哪個鄰居、哪個親戚怎麽了;我們去旅遊,隨時可以把美景用手機拍下來分享到朋友圈,而母親只能催著我給她寄點照片回去……

其實,以現在的條件,我自然能讓我母親吃好、穿好、住好。但仔細想想,雖然我一年回老家3-4次,雖然我母親也偶爾到北京住,但我陪她的時間真的挺少的。她現在最大的樂趣就是,看看孫子的照片和翻看以前的老照片。

在山東,有一些傳統還保留得比較好,逢年過節,我們一大家子人在一起,拍一些大合影。在我的印象中,從出生到現在,每年都請專人來拍照。我母親的房間里,有厚厚一疊相冊。

2010年,我父親因病去世,母親一個人住,其實我還是很擔心,生怕有點什麽意外的事情發生,讓我後悔一輩子。我一直在尋找一個東西,既能讓我母親可以實時看到孩子的照片,同時還能讓我了解到我母親的近況,拉近我跟母親的距離,並且她還要會使用。尋覓了一圈,市場沒有能同時滿足我這些需求的產品。

所以,我下了決心,要為我73歲的老母親做點事,讓她可以隨時看到孫子孫女的照片。我怕如果我不做這件事,將來有一天會後悔。

我的朋友林偉,她母親已經80多歲了,住在黑龍江老家,半年前家里的固定電話壞了,他專門飛回去幫她母親選購一款手機。他先找的是所謂的老年手機,聲音、字體是很大了,但操作系統實在太爛了,完全談不上簡單,最後還是買了諾基亞最經典款的小手機。

我就想,能不能做一個產品,讓像我們的母親這樣完全不會用智能手機和電腦的人都能用?

我自己先拿出幾百萬元作為啟動資金,拉上林偉,還找到另外兩個有類似苦惱並且能力互補的合夥人,一個叫俞銳,做了二十多年的硬件,其中在三星做了十年,做到了華人最高職位,還有我們現在的CTO曹振,他是盛大手機創始人,也是中國最早研究安卓系統的前50人。

最後我們選定的產品方向是智能相框。今年7月份我們開始籌備,40多人苦幹了5個多月,產品原型出來了,12月8號將上京東眾籌。它首先能滿足我母親最急迫的需求——不會操作智能硬件沒關系,插上電源就能自動收到我發的照片和短視頻。我和母親還可以通過它視頻通話,或者我視頻監控她在家里是否安全。

在產品開發的過程中,母親對我說,很多老年人家里並不能上網。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在相框里內置3g上網卡,並且免費贈送一年能接收500張照片的流量。相信大家都遇到過這樣的情形,一回到家里,父母經常讓我們幫著設置各種智能設備,但我們大部分時間不在父母身邊,怎麽辦?為此我們專門開發了遠程控制系統,不管父母的智能硬件有任何問題,我們都可以用自己的手機遠程幫他們解決。

在中國,有接近兩億老年人,其中8000多萬是空巢老人,他們的處境跟我母親很像。我很榮幸能盡一份自己的力量幫助他們,讓他們更幸福一點。

這次創業以來,我的周末沒了,更別提外出旅遊了。這種把200%的精力放在一個事情上的狀態,我很喜歡,因為我覺得值!因為我真的不希望,自己什麽都有的時候,母親連一張照片都沒有!
 

關於“i代言”:

"i代言"是《創業家》傳媒新打造的旨在讓創始人講產品故事的新媒體產品。微信號:aidaiyan_founder,網站www.idaiy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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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產品,愛代言,就來《創業家》傳媒為自己的產品做“代言”,有興趣的創始人和市場總監趕緊撥打手機或者加微信15910687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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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7日,湖南省邵陽縣五峰鋪鎮敬老院四十多名孤寡老人高興地手持免費的合作醫療證。 (CFP/圖)

湖南一些地方出現的醫保虧空,為職工醫保制度的應變能力敲響了警鐘。長期沈積的歷史欠賬、醫療費用上漲、人口老齡化、基金管理運營等新老問題,一起考驗著醫保基金。

近日,據多家媒體報道,湖南省邵陽、懷化等地存在著普遍的醫保虧空問題。其中,至2015年3月,邵陽市職工醫保虧空已達近5億元;懷化市的洪江區,2010年至2012年共虧損基金3832萬元。一些基金統籌區域甚至到了無力支付醫院的診療費用,從而有可能影響職工醫保病人治療質量的地步。

這與全國醫保基金的運行狀況不甚相符。2015年5月,財政部公布2015年全國社保基金預算情況,其中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8293.21億元,比上年增長9.6%。本年收支結余948.23億元,年末滾存結余9898.86億元。

在全國各地“適量結余”的背景下,為何湖南一些地級市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醫保基金“入不敷出”?南方周末調查發現,出現醫保基金大面積虧空的地區,多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重鎮。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的大面積國企改制,給職工醫保留下了歷史欠賬。隨著時間的推移,湖南國企改制的歷史包袱並沒有被逐步消化,反而暴露出長年積壓的後遺癥。

由此引發的醫保基金虧空問題,不僅提醒著人們國有企業離退休、下崗職工人員的安置問題仍將長期存在,還考驗著職工醫保制度設計本身應變特殊狀況的能力。

老職工,新機制

在當時,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不僅僅只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社會革新,還承擔著妥善安置下崗職工的歷史使命。

從湖南懷化剛落成沒多久的高鐵南站出發,公交車一路向南行駛,兩旁的山勢漸趨陡峭。半個小時之後,車窗外青山巍峨,長江支流沅江湍急的水流映入眼簾,在局促的河谷公路帶上,建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風格的老式建築,星羅棋布佇立山間。這里便是湖南省懷化市曾經最密集的工業區——洪江。

“上世紀八十年代,洪江城區就是現在的規模了。那個時候繁華得很。”上了年歲的洪江區醫保局副局長姚加權,時常給年輕的同事回憶洪江輝煌的過往。洪江是計劃經濟時代典型的內陸工業城市,這個人口僅有5萬余人的小城,曾誕生過130多家國有企業,其中大中型企業就有7家。

1965年,湖南響應中央號召,組織“三線”建設,在湘西的懷化、邵陽、常德等地的山區,籌建起一大批國有工業項目。然而到了1990年代,湖南與全國各地的國有企業遭遇到的狀況類似,經營管理陷入困境。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面臨著關閉、破產、轉制的命運。

截至2000年,洪江區國有企業停產或半停產的達50%。

就在國有企業大面積改制,大批下崗職工需要安置的背景下,1998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44號文”),開始在全國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下簡稱“職工醫保”)。

44號文頒布後,從2000年1月起,湖南有計劃地全面啟動新的醫療保險制度,同時停止執行原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制度。在當時,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不僅僅只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社會革新,還承擔著妥善安置下崗職工的歷史使命。

“計劃經濟時代,是沒有職工醫保的,新制度出臺後,原來國企員工醫療保障就需要轉軌。”姚加權認為,此番醫改的重點、難點,便是如何將離退休員工,或者職業生涯行進至中途的職工,納入新的醫保體系之內。尤其是,洪江存在著大量破產改制、經營困難的國企。

在44號文的框架下,各地參保單位的繳費費率盡管高低不等,但總體上執行了“6+2”的費率政策,即用人單位按照在職職工工資總額的6%左右,個人按照本人工資收入的2%繳納。

在2000年左右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單位入職後按照新規繳納醫保費用,即可享受到現有保障待遇。

但對於實施職工醫保制度之前參加工作的職工,國家的安置政策規定,按國家規定計算為連續工齡的時間,可以作為“視同繳費年限”,並且可以與實際“繳費年限”合並,計發醫療保險金。

於是,作為過渡措施,離退休人員、原有在崗職工、下崗職工,就需要單位、個人或政府兜底,繳納一筆費用,納入統賬結合管理,方能保障醫保基金的平穩運行。

然而,破產改制、經營困難的國有企業,以及職工個人,並無這樣的財力。

誰來還歷史欠賬

有些財政部門不但拖欠困難單位財政補貼,而且讓醫保基金承擔一部分困難單位繳費責任。

理論上,這筆費用應該由政府財政承擔,因為計劃經濟時代職工低工資的前提是醫保由國家保障。但由於財政緊張,當時政府也沒有拿出這筆錢,而是寄望於“在發展中解決問題”。

“1998年是給了政策,但是沒有給錢。”前湖南張家界市醫保中心主任陶天清說,醫保轉軌最大的難題,就是“缺錢”。他已在社會保障系統工作了幾十年,曾親歷了當年國有企業職工的醫保體制轉軌。

2002年,張家界一家名為穗豐公司的國有企業破產,並將部分資產變現。陶天清開始嘗試用這部分資金,將該公司的幾十名退休員工納入全市的職工醫療保障。陶天清說,2002年納入的退休員工並不多,由於力量有限,該項工作只能“以點帶面”慢慢展開。

“這些錢是肯定不夠的,但是按照44號文精神,到了60歲,必須要把他們管起來。管得到要管,管不到也要管。”經過測算,陶天清認為當時的醫保基金結余,只承擔得起一小部分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障。

包括邵陽、懷化在內的湖南省地級市中,因旅遊建市的張家界成立時間最短,歷史包袱相對輕松。即便如此,到2006年左右,張家界共有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383家,需要轉軌的職工25272人,其中退休人員12916人,占51.1%。

這一階段,醫保制度轉軌的主要資金來源,是破產改制企業的資產變現。但是,破產改制、經營困難國企絕大部分資產少、負債多,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時,沒能力足額給予職工經濟補償,更沒能力為職工繳納醫保費用。

洪江也遇到同樣的局面,一百多家改制企業的狀況千差萬別,政府便按照“一廠一策”的辦法,分情況解決國有企業員工的醫保問題。

“這些人是為國家做了貢獻的,到老了還是要想辦法給他們保障。”姚加權說,盡管困難重重,洪江還是陸陸續續將一些下崗職工、離退休人員納入了新的醫保體系。而且,大部分是以“視同繳費年限”的方式納入,並沒有拿出多少真金白銀。

邵陽市醫療和生育基金管理處征繳科科長鄧淇夫,在2010年發表於《中國醫療保險》雜誌的一篇論文上分析,“視同繳費年限”實際上是對醫療保險基金的歷史拖欠,這種欠賬同樣應由政府財政承擔相應責任,否則將對現有參保人的利益構成損害。有些財政部門不但拖欠困難單位財政補貼,而且讓醫保基金承擔一部分困難單位繳費責任,構成對廣大參保人員利益的侵占。

到2009年,轉機出現,中央財政新安排一次性補助資金429億元,用以集中解決全國關閉破產國有企業退休人員的醫療保障問題。而在兩年前,當時的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於2007年出臺了《關於困難企業職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意見》(湘勞社政字[2007]11號)(以下簡稱“11號文”),計劃將全省80萬困難企業職工納入基本醫療保險。

“這次是既給了政策,又給錢了,而且給得還不少。”陶天清說,在11號文頒布之前,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職工的“病有所醫”問題基本沒有解決,國家撥款後職工醫保基金可承擔負擔的能力增加了不少。

2014年,湖南省財政又新增預算5000萬元,采取“以獎代補”形式對各統籌地區困難企業退休退養人員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予以適當補助。

即便如此,財政補貼也難以補上所有老職工的醫保缺口。1959年出生的李誌偉,2001年在洪江區原紡織廠下崗,2013年到醫保部門辦理職工醫保,被告知要補繳10年的醫保費用21000元。“一次性要繳這麽多錢,對我來講是不小的負擔。”他說。

而事實上,在醫改過程中,國家方針已針對困難或弱勢群體采取了傾斜政策。比如將醫保金費率改為了標準較低的定額。2009年之前納入職工醫保的破產改制、經營困難企業員工,按照“視同繳費年限”辦法,沒有繳納或者繳納了少量的費率。2009年之後納入職工醫保的員工,在國家專項資金的支持下,一次性繳納了較少金額的費率。

“一個人養三個人”

湖南一些地區出現嚴重的醫保缺口,在體制上的原因是我國醫保以區縣一級作為基本的統籌單位,很容易在參保人員結構失衡的地區產生嚴重虧空。但如果提高統籌層次,也會因地區發展水平差別而產生諸多問題。

職工醫保基金承擔起國企改制的包袱後,已經變得十分脆弱,再加上醫療費用上漲、人口老齡化等隱患集中爆發,這些地方的醫保基金出現虧空不可避免。

邵陽市當年制定改制企業醫保政策時,其繳費基數測算是以2002年的醫療消費水平為基數。但近10年來,邵陽市醫療費用的年平均增長速度達10%以上,歷年來改制企業人員的年人均醫保基金消耗,自2004年的274元/人,上升到2011年的3065元/人。

自改制開始至今的10年時間里,邵陽人均累計已消耗醫保基金15526元,遠遠超過改制繳費標準。

人均壽命的延長,也加重了醫保的負擔。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報告,中國國民平均預期壽命估計達到74.83歲,這使得湖南各地的職工醫保年齡結構出現失衡。

2009年國家的醫保補助資金到位後,張家界破產改制、經營困難退休人員參保9554人,而同期經營困難企業的在職職工參保人數才2184。退休人員占應參保總數的74%。

而洪江區退休人員達12380人,占職工醫保參保總人數的67%。退休職工的醫保支出大大超出其繳費,導致洪江職工醫保2010年至2012年共虧損基金3832萬元。

姚加權舉例說,原洪江瓷廠破產改制後844名退休退養人員共繳費115萬元參加職工醫保,十年來醫保基金為他們共計支出855萬元。“一個在職人員供養兩個退休人員,再加上自己,實際上是在養三個人。”姚加權說,洪江醫保基金虧空的問題屬於“重癥”,懷化其他地方的問題屬於“感冒、發燒”。

邵陽市醫保處處長唐足平曾向媒體公開介紹,至2015年3月,邵陽職工醫保虧空已達近5億元。為還醫院欠賬,甚至動用了屬於參保人員私人財產的個人賬戶余額。邵陽市中心醫院院長張國華介紹,該院已經有1.6億元的醫保欠賬。

“醫保欠醫院的錢大家都知道,醫院也沒有辦法。”邵陽市第一人民醫院一線員工彭祝民對南方周末說,一方面醫保基金拖欠醫院經費,另一方面又對醫院的醫保報銷執行情況進行非常嚴格的監督檢查。“查的主要就是推諉病人,符合政策的都要給看。”他說。

姚加權介紹,目前洪江的醫保僅依靠省里的一部分轉移支付在維持,如果沒有外部資金提供支持,洪江的職工醫療保險很難繼續運行下去。

湖南一些地區出現嚴重的醫保缺口,在體制上的原因是我國實行以區縣一級作為基本的統籌單位,很容易在參保人員結構失衡的地區產生嚴重虧空。

為此有人呼籲,應該提升職工醫保基金的統籌層次,將區縣統籌提高到地市級統籌,在有條件的地方試點推進省級統籌。但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院長蔡禾教授認為,醫保基金的區縣統籌制度,與中國的財政制度有一定關系,因為中國的財政制度是以區縣為單位。

“各自用的是各自鍋里的錢,沒有全國性的整合,國家只給一個原則性的政策。”蔡禾說,縣域內的發展失衡一般不會特別突出,但放在地級市範圍內,先進區縣與落後區縣的差距就有可能十分明顯。發展水平不一樣,那麽繳費費率就會不同,想把所有的錢匯集到一個籠子里很困難。蔡禾建議,可以嘗試先打通制度,實現異地報銷,從而推動進一步的改革。

“出了虧空,要看是制度問題,還是管理問題。”陶天清認為,現有的職工醫療保障在制度設計上並沒有根本性缺陷,雖然醫療費用在上漲、年齡結構在變化,但社會人均收入也在增加,只需要根據時代發展,重新測算繳費基數,不斷做出調整即可。

(應受訪者要求,彭祝民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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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稱63%老年人認為開豪車是炫富、炫地位 和年輕人不同

當汽車從奢侈品變成消費品,老百姓是會選擇購買國產車還是外國車?

最新一項調查顯示,86%的老年人認為民眾應該購買國產車來支持民族經濟發展,其中“只考慮本國品牌”的老年人多達56%;相比之下年輕人在這方面沒有特別偏好,69%的年輕人表示“本國、外國品牌都考慮”。

年輕人和老年人由於對汽車發展的親歷和見證不同,因而對車生活的一些看法和觀感明顯不同。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近年在北京、上海及廣州三大城市展開相關民調,對比分析19至30歲年輕人和60歲以上老年人後發現,除了在購車上看法不同,兩代人對豪車的看法也不一樣。

在汽車社會長大的年輕一輩,日常生活中見識了各式各樣的豪車,認為開豪華汽車和普通小車沒差別,有此看法的人為71%。除此之外,年輕人沒那麽看重豪車被賦予的身份和地位,60%的年輕人不認為擁有豪華汽車是社會地位的象征,47%的人不認為開豪華汽車是炫耀財富和地位。反之,63%的老年人認為開豪華汽車是炫富、炫地位的行為,認為豪車是地位象征的也有43%。

不過,對於跑車上路的危害,兩代人觀感趨向一致,都認為跑車比普通小車有更多超速、飆車、亂竄、闖紅燈等違規行為,造成更多交通事故,對市民人身安全威脅更大。

不同的是,在多數老年人眼里,有錢人和富二代開跑車是在炫富、耍威風,不僅如此,在城市里開跑車是危害公共利益來滿足個人欲望,持這種看法的人分別達72%和71%,較年輕人的51%和46%要多。

在出行方式選擇上,不管是年輕人還是老年人均首選公共交通,其中老年人的選擇比例更高,達80%。年輕人除了選擇公共交通,不少人還選擇開車或打車出行,合計比例為29%,將近三人中就有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興起的滴滴、優步等專車為市民出行提供了新的選擇,而較之老年人,敢於嘗試新事物的年輕人對專車的接受程度明顯要高。以廣州為例,民調中表示過去一年乘坐過專車的年輕人為58%;在老年人中,沒乘坐過的多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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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老年人貧困人口規模大 狀況令人擔憂

2014年,中國低於世界銀行絕對貧困線的貧困老人有4895萬,占老年人比例23.09%;低於國內低保線的老年人為5576萬,占老年人比例達到26.3%.。

日前,在“精準扶貧與城鄉一體化建設”中青年學術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講師朱曉提交學術論文給出這一組數據。論文稱,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貧困問題將逐步顯化。目前中國老年人貧困的發生率較高,貧困人口規模巨大,貧困狀況令人擔憂。

正是由於老年群體的貧困發生率較高,並且成為中國新貧困人口中的一個快速膨脹的群體,使得近年來老年人貧困問題越來越引起學界和社會的關註。相比西方發達國家而言,中國人口老齡化來勢兇猛且規模巨大,同時養老需求及養老成本急劇上升,帶來前所未有“未富先老”和“未備先老”的壓力。

論文數據來自2014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該調查是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負責具體實施的一項全國性、連續性的大型社會調查項目。此次調查具有一定的全國代表性,其調查樣本的整體年齡分布與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較為接近。

其中,世界銀行貧困線指標有1.9美元/天(絕對貧困線)和3.1美元/天,折算2014年購買力平價分別為2448元/年和3994元/年,均高於農村新的扶貧標準2300元/年。國內貧困線分為城鎮和農村的低保線,由於低保標準是由各縣級部門根據當地消費及財政水平制定,各地區及城鄉之間存有較大的差異,各省市城市低保線均高於農村,論文選取分城鄉各省平均低保線。

研究發現,中國老年人貧困呈現“三高三低”的結構特點,即老年人貧困發生率是農村高於城鎮,女性高於男性,高齡高於低齡,並且貧困發生率隨著老人自身教育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獨居老年人和農村空巢老年人是貧困發生率最高的群體之一。

比如,根據論文研究,35.88%的農村老年人收入不足1.9美元/天,即3個農村老年人就有1個人處於絕對貧困;2個農村老年人約有1個人處於相對貧困。按照最新2300元/年農村的扶貧標準,有35%農村老人總收入低於這一標準,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4年農村人口貧困發生率7.2%的5倍。

比如,高齡老年人是陷入貧困的高危群體。8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其貧困發生率為30.09%~49.72%,遠高於低齡、中齡老年人。根據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2014年中國高齡老年人的基礎數據,可推算得出高齡貧困老年人為770萬~1272萬。

另外,農村女性老年人具有農村、女性和老人三重弱勢身份,更易陷入經濟貧困。而獨居老年人貧困的發生概率又高於非獨居老年人,這就使得農村、女性獨居老年人是收入貧困的高發群體,而經濟收入低下會影響老年人的健康保健和生活質量並導致惡性循環。調查中有近80%的獨居老年人都患有慢性疾病,這使經濟薄弱的老年人生活更加拮據。還有就是,農村空巢家庭的老年人貧困發生率遠高於城市空巢家庭的老年人。

需要註意的是,朱曉在論文中提到,由於使用的是截面調查數據,因此只能推斷具體時段老年人貧困發生率及其結構和規模。由於問卷中也沒有給出老年人家庭總收入,因此貧困分析不能以家庭為單位,這可能會高估老年人貧困的發生率,因為就老年人個體來說是貧困,但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其生活可能並不貧困。

此外,從貧困的內涵來看,由於貧困是一個多維概念,不僅僅經濟方面受到剝奪,還有健康、社會、精神狀態等,但經濟貧困往往是其他類型的貧困之源,收入仍然是衡量貧困的最重要的並具有可比性指標之一。她提到,如何構建恰當的測量指標對老年人貧困進行全方位綜合的測量將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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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危機下的日本:勞動力不夠,老年人來湊?

最新發布的就業數據顯示,日本勞動力市場繼續一路高歌,7月份失業率降至3%,已是199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空缺職位與求職人數的比例持穩於1.37,達到1991年8月以來的最高點。

8月9日公布的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二季度日本失業人數同比減少10萬人。因結構性因素和需求不足導致的失業繼續回落。

盡管形勢一片大好,但巴克萊分析師還是指出,日本仍需實施適當的勞工政策,以化解因為供給而導致的勞動力短缺局面。

100歲的銷售人員

在人口老齡化方面,日本社會一直跑在世界的前頭。2015年,日本65歲或以上人口占到總人口的近27%,給該國勞動力市場帶來不小的壓力。

但與此同時,日本也很早就開始用老齡人口來補充勞動力。現在,越來越多的雇主都開始將老年人當作寶貴的勞動力資源。

日本化妝品牌Pola就深諳其道,它旗下有一名銷售人員還在最近迎來了百歲生日。

6月,Pola的銷售班底齊聚東京世田谷區的一家Pola門店,了解該公司的新產品以及推廣活動。83歲的店長杉山(Miyoko Sugiyama)給大家做起了培訓。

零售商常把顧客數據庫掛在嘴邊。但杉山把顧客數據都記在了心上。對自己那三十多名客戶的喜好、年齡、健康狀況和購物習慣,她都了如指掌。一有新產品推出,她都會騎自行車或坐地鐵登門拜訪。這位耄耋老人的精力讓年輕人都不禁汗顏。

在全日本範圍內,像Sugiyama這樣的Pola“美容指導”有5萬人左右。她們都作為獨立經營者,與Pola簽訂委托合同,從事上門推銷,與作為品牌主要客戶的家庭主婦們形成長期、密切的關系。

1937年,Pola剛開始招募推銷人員的時候,申請如雪片般飛來。當時,日本婦女很少有出門工作的機會。

如今,Pola表示不設退休年齡,銷售代表們只要願意,就可以無限期工作下去。在它的5萬名美容指導中,70多歲的有5500人,80多歲的有2500人,90多歲的也有250人。

杉山在40年前就開始為Pola工作,入行至今,她已經賣出1.8億日元的Pola化妝品。

一些美容指導更進一步,負責著兩家以上的店鋪。76歲的本所(Sayaka Honjo)是Pola的頂級銷售代表,掌管店鋪90多家,月銷售額總計高達1.5億日元。

在Pola高達1000億日元的年銷售額中,約有95%來自本所這樣的美容指導。熟客是化妝品牌的命脈,所以對Pola而言,銷售代表們構建的起來的客戶網絡就是一項巨大的資產。本所說,只要客戶還需要她,她就不會退休。

制造業依賴老年熟練工

二戰以後,日本經濟在制造業的拉動下走向繁榮,至今仍是日本經濟的一大支柱。對制造商而言,要生存下去,就得將熟練技工的手藝傳承下去。

創立於1905年的軸承制造商Isoda也在逐步調整,以適應日本的老齡化趨勢。十年前,它開始允許65歲以上的熟練工人留下來繼續工作。

71歲的塞托(Kenji Seto)就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已經在Isoda工作了34年之久。他所打磨的軸承要用千分尺來測量,精確到1公絲,也就是百分之一毫米。需要多年的經驗和直覺才能達到純熟的地步。

在工作中,他常常需要連站好幾個小時,同時還要保持全神貫註。但他說自己已經找準節奏,從來不覺得累。

這位熟練技工同時也是一名指導員,負責指點二三十歲的年輕同事。他說,想把自己所有的技能一一傳授給他們。

如今,Isoda的零部件被用於各類船舶,包括日本自衛隊的潛艇和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艦艇。在創立以來的111年里,它始終把質量作為重中之重。社長哈托利(Daisuke Hattori)介紹說,之所以要和退休年齡的員工繼續簽約,是出於商業上的考量,因為熟練技工的離職對公司來說是一種風險。

他說,很多傳統的熟練技工都認為,手藝是書本上學不到的,只能跟著老師傅邊看邊學。如今,他們就在請老師傅們傳授手藝。

Isoda會和65歲或以上的員工簽訂一年期的工作合同。現在,60歲以上員工占到該公司員工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很多在工作的同時,還負責帶資歷較淺的員工。

日本中津川市的金屬板材制造商加藤制作所(Kato Manufacturing)則采取了另一種做法。它於2001年推出了一項非同尋常的招聘政策:只招60歲以上的員工,在周末或節假日工作,使這家公司能夠全天24小時、一周無休地運轉,同時還精簡了運營。

加藤制作所為波音787噴氣客機供應組件,也為日本首架自主研制的飛機——三菱支線噴氣式飛機——提供主要的機翼部件。在負責生產這些組件的團隊中,很多都是60歲以上的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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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調查:中國老年人健康狀況不容樂觀 老齡服務供少求多

全國老齡辦今日發布調查結果稱,中國老年人口數量持續增加,人口老齡化程度持續加深,但老年人健康狀況不容樂觀,老齡化服務業發展仍不平衡,供求矛盾依然嚴峻。

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是針對全國老年人的基礎性、公益性、戰略性法定國情調查。本次調查為第四次,調查時點為2015年8月1日零時,調查樣本涉及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港澳臺地區除外)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規模為22.368萬,抽樣比為千分之一。

調查顯示,盡管老年人口城鎮化水平持續提高,老年人經濟狀況顯著提高,但整體還存在很多問題和短板。主要表現在六大方面。

首先是老齡化的持續加深。根據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比五年前提升了2.89個百分點,達到16.15%。全國老齡辦黨組書記、常務副主任王建軍在發布調查結果時提醒,對老齡化持續加深的人口現狀必須高度重視。

其次是老年人收入水平總體不高,貧困和低收入老年人口數量依然較多。老年貧困問題日益嚴峻,值得社會各界深度關註。

尤其值得警醒的是,中國老年人口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數量較大。2015年,自評健康狀況“好”的老年人只有32.8%。全國城鄉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總量的18.3%,總量約為4063萬。

在家庭規模越來越小型化的背景下,如此龐大的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意味著巨大的照護服務需求。調查顯示,2015年,中國城鄉老年人自報需要照護服務的比例為15.3%,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個百分點。老人居家養老服務需求項目排在前三位的分別是上門看病、上門做家務和康複護理,其他需求依次是心理咨詢或聊天解悶服務,健康教育服務、日間照料服務、助餐服務和助浴服務等。

需求如此旺盛,但老年服務的供應卻遠遠不能讓人滿意。王建軍介紹,目前老齡服務業發展不平衡,供求矛盾十分嚴峻。

此外,老年居住環境建設滯後和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務嚴重不足也是當年養老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這其中,農村老年人的養老困局尤其值得關註。根據調查,農村老年人認為住所不適老的比例高達63.2%,而農村老年人精神孤獨的問題也比城市更加嚴重。農村中51.7%的老年人們為空巢老年人(老年夫婦戶、獨居老人)。

另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是,調查顯示,老年人的年齡越輕,孩子數量越少。2014年,80歲及以上的老人平均子女數為4.1人,60-64歲低齡老年人平均子女數僅為2.3人。這表明,隨著低生育狀況的持續、家庭規模的小型化,家庭養老的功能在逐步削弱,令中國老人養老問題越發嚴峻。

王建軍表示,下一步將設立老年人口生活狀況動態監測網店,為建立國家老齡大數據中心打好基礎。同時,針對本次調查發現的問題,將著力增強全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思想觀念,通過完善養老保障制度和推進養老服務供給側結構改革等做法,充分發展養老服務業和老齡產業,為中國老人安心養老提供更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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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消費規模破三萬億 銀色經濟需求巨大

官方調查顯示,中國總量超過2億的老年人口,2014的消費總量已經突破三萬億元,達到3.27萬億元的規模。

根據全國老齡辦9日公布的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結果,2014年,中國老年人人均消費支出為14764元,消費結構已經出現從生存型向文化休閑型的初步轉變。

根據調查,過去十年間,中國老年人口的收入增加明顯。2014年,城鎮老年人均收入為23930元,農村老年人年人均收入達到7621元,分別比2000年增加了16538元和5970元。

老齡辦黨組書記、常務副主任王建軍9日介紹稱,在城鄉老年人收入變化中,城鎮老年人收入來源顯現結構性變化,非保障性收入占比明顯增加,達到20.6%。而農村老年人保障性收入比例明顯提升,由2000年的8.3%提高到36%。

這組數據表明,對城鎮老人來說,城市房價上漲等變化帶來的財產性收入(如房租等)。對農村老年人來說,農村養老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使其收入有所增加。

值得註意的是,無論在城鄉,老年人群體內部的貧富分化現象依然存在,老年貧困現象值得關註。王建軍昨日也強調,老年人收入水平總體不高,貧困和低收入老年人口數量依然較多。

調查顯示,城鄉老年人消費結構從生存型到文化休閑型的轉變已經初現端倪。2014年,城鄉老年人人均消費支出為14764元。按照這一水平,全國22182萬名老年人的消費規模已經突破三萬億元。

根據調查,老年人消費支出中,日常生活支出占56.5%,非經常性支出占17.3%,其次依次為醫療費支出、家庭轉移支出和文化活動支出。

總量龐大並且還在持續增加的老年人群,持續升溫的老齡產業市場,意味著在發展銀色經濟方面存在很多商機。根據老齡辦的調查,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有照護服務需求,尤其在農村,自報需要照護服務的比例從2000年的6.2%上升到了2015年的16.5%。

從社區老齡服務需求看,近四成老年人需要上門看病服務,其次是上門做家務、康複護理、心理咨詢或聊天解悶等服務。

調查顯示,老年人對老齡專業用品的需求和應用都有明顯提升。2015年,有65.6%的老年人使用過老齡特色用品,包括老花鏡、假牙、血壓計、拐杖、血糖儀、按摩器具、輪椅、助聽器、成人紙尿褲或護理墊等。

王建軍認為,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未來老年人及其家庭對於老齡用品尤其是康複輔具的需求將不斷增加和細化,老齡用品業將引來空前的發展機遇。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曾表示,隨著人口逐步老齡化,中國將進入基於人口老齡化的需求和約束條件,以信息經濟和健康管理為主流的“銀色經濟”時代。

根據老齡辦調查,目前中國的老齡服務業發展存在不平衡現象,供求矛盾非常嚴峻。如何在老齡化日益嚴重的背景下,充分滿足老年人服務需求,讓老年人安心養老,同時努力挖掘銀色經濟的商機,已成為一個急迫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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