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日的聽證會上,金融危機期間任美國財政部長的保爾森( Henry Paulson)透露,2008年曾與中國溝通,希望中方幫忙救助美國的金融機構。由於美國政府不願提供擔保,中方並未有這方面意向。
保爾森說,當時他預計,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擔保,中方不會對救助美國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感興趣。但
“政府不可能提供那種保障。”中國人當時對投資美國的公司感到“非常、非常緊張”。
這次聽證會源於前AIG董事長兼CEO Maurice Greenberg對美國政府金融危機期間救助該司的指控。因為這起訴訟即將開庭,保爾森、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和時任紐約聯儲主席、另一位前任美國財長蓋特納本周都要出席相關的聽證會。
2008年,美國政府斥資1280億美元救助AIG,獲得該司80%的股份,該司最大股東Greenberg的公司Starr International Co.等股東的股份相應被稀釋。Starr公司於2011年起訴美國聯邦政府非法施救AIG。其代表律師稱,美國政府給予AIG的救助款利息高達14%,從中獲利227億美元。Greenberg認為,政府的救助反而使AIG雪上加霜。
昨日保爾森面對美國司法部律師Joshua Gardner質疑時辯稱:
“企業倒閉的時候,股東應該承擔損失。這只是我們的系統應該運轉的方式。”
在監管市場方面,他將穩定放在首位,市場參與者需要對其行為帶來的後果負責。
面對Starr公司的律師David Boies質疑時,保爾森說,AIG必須得到救助,因為如果它倒閉了,“整個國家就要面臨一場真正的災難。”
保爾森承認,美國政府救助花旗並沒有提出像對待AIG那樣的懲罰性條件。他解釋,原因是害怕對花旗那麽做會引起賣空者攻擊其他銀行,讓全國經濟更為動蕩。而保險市場的連鎖反應不會產生那麽大的風險,
“我沒有發現另一家脆弱的保險公司”對整個經濟構成像AIG那麽大的風險。
“對我來說,穩定勝過了道德風險。”
保爾森告訴Boies,AIG成了華爾街的替罪羊,為讓人憤怒的所有劣行背了黑鍋。他還承認,當時如果向兩位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和奧巴馬說明事實,他們應該不會滿意這樣救助AIG,因為對AIG的股東太苛刻。
不過,他希望盡量減少政治方面的阻力,比如向國會申請更多資金幫助受困機構時少一些負面影響。(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近年來,中國不僅在多邊貿易方面大步前進,在直接對外投資(FDI)方面也大幅上升。然而國際社會對“中國投資威脅論”的聲音此起彼伏,不乏觀點認為中國對外投資出口擠占了他國的市場份額和就業崗位。在眼下的美國大選期間,“對華強硬”的情緒似乎也愈發強烈。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近期,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Hank Paulson)撰寫了“闡明中國在美投資”,表明應“繼續支持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完成”, “中國的FDI很可能繼續大幅增長,成為中美之間又一重要而有益的經濟紐帶。這一紐帶發揮其最大作用是可以支持美國就業,甚至貢獻工作崗位。”保爾森認為,許多工作流失並非由於貿易,而是由於科技進步迅速、生產效率提升所致,在美國、中國都是如此。
保爾森也認為,由於中美之間的文化和法律法規差異、對目標市場與機遇的理解不同、政治動態和信息不對稱等原因,中國在美投資可能仍會面臨一定挑戰。“中美BIT的最終完成將提高跨境投資規則和相關機構的可預測性。”
“‘全球化’很容易就被美國用作解釋當前眾多問題的‘替罪羊’,這比起解釋例如教育、基建、稅收、匯率政策、信息化等更複雜的細節要容易得多。”美國黃氏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白永輝教授(Jean-Marc F. Blanchard)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中美兩國其實都不會反對達成BIT協定,但問題在於雙方如何滿足各自的需求,美國希望的是建立在負面清單上的市場準入、提升透明度等。”
中國對外投資增速迅猛
早在2014年,中國的對外投資總額為1160億美元,略超日本成為了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不過,直到近十年,中國投資才開始多元化發展,投資重心從新興市場和前沿市場轉向了發達市場。
不同於“中國投資威脅論”,保爾森認為,中國在美投資開始維持或創造當地就業崗位。在一些項目中,中國投資人為美國企業提供成長資本、幫助其擴大產能。對於另一些項目,通過與中國投資人成立戰略合作夥伴關系,一些美國企業發掘了中國市場的新商機。此外,中國市場的規模與容量可觀,創新性的美國初創公司得以快速量產新產品,降低新興技術成本。“從這一意義上,中國投資將造福於面臨激烈全球競爭的美國中小企業、制造商、初創公司、農民和農場主。”
保爾森認為,宏觀經濟推動力的變化、外匯儲備的積累、獲取管理與技術知識、品牌建設與加強創新等是主要推動力。
“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已經意識到,中國現行的增長模式正在失去動力,迫切需要進行經濟再平衡,減少對固定資產投資、出口與高能耗工業化的依賴,提升經濟附加值與科技含量,提高服務業的經濟地位,從而打造一個以中產階級和消費者為導向的經濟體。”
2014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達到頂峰,約四萬億美元。政府註資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並且允許部分國企使用外匯儲備在海外投資更高回報的資產。另外,中國也設立了對外投資的專項基金。
其他因素也導致了中國資金流向美國市場。例如,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交通運輸成本相對昂貴,對於一些行業來說, 在終端用戶與消費者市場附近成立制造樞紐和供應鏈更符合企業的經濟利益。農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迄今為止,中國在美最大規模的交易之一就發生在這一行業,即2013年雙匯對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的收購。
保爾森認為,雙匯投資案凸顯了中國FDI的另一動機:獲取管理與技術知識。“國內投資企業正在學習如何管理國際性業務。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公司完全可以借助知識轉移,向全球最佳實踐靠攏。”
此外,隨著中國意識到自己缺少全球性品牌,建立國際品牌、增強包括人力資本在內的創新能力等目標對中國投資者來說變得緊迫而重要。
中國對美FDI仍面臨挑戰
雖然態勢一片大好,但中國直接投資依然面臨著挑戰與阻礙,未能發揮全部潛力。保爾森熱認為,其中一些問題不可避免,但也有美國政府出於國家利益考慮而施加的阻力,其中有一些則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在他看來,中國絲毫不能忽視這些障礙和阻礙帶來的影響。關鍵性挑戰包括以下幾點。
• 觀念差異:無法達成一致
雙方的誤解是一項根本性挑戰,這也並非意料之外,因為大多數潛在的中國投資者並不充分了解美國市場,特別是一些規模較小的民企。保爾森認為,更讓未來外資環境堪憂的,是美國國內日益增長的公眾情緒,這些情緒被兩黨的一些政客進一步利用並強化。
對於交易雙方,特別是涉及中國投資者的交易,處理和緩解政治顧慮顯得愈發重要。中國投資者的確還需要學習適應,不僅是處理在聯邦層面的政治問題,還需要應對投資所在地的本土政治。這並非易事,也不存在萬全之策。保持高度透明,嚴格遵守交易的法律流程與規範是一切中國投資者都必須遵守的基本前提。
• 投資政策影響兩國市場
中國
中國的資本賬戶尚未完全放開,中國投資者將資金轉移到海外時,交易成本依然偏高。若這一障礙能得以解決,僅此一項就能幫助更多中國資本流向美國等其他市場。
此外,若中國對外投資的審批流程能進一步簡化, 公司將對投資項目擁有更大的管控與決策權,進一步減少對中國政府的依靠。“中美BIT若能完成,不僅會有助於中國市場打破壟斷,經濟事務上的積極進展也會鞏固兩國間的互信。”保爾森稱。
雖然越來越多的中國私人投資者正投資海外,但國企在融資和政策環境上(例如外匯儲備的獲取)依然享受優惠政策。大型國企有許多為海外投資融資的辦法,民企可能被擠出局。
美國
外國投資的國家安全審查
中國投資者和政府時常將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審查看作是投資交易的重大阻礙。2012-2014年間,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查的所有案件中中國占19%,緊隨其後的是英國(15%),加拿大(11%)與日本(10%)。尤其是被視為關鍵性基礎設施與技術的行業,包括能源、電信、信息技術與國防等,都有可能導致該委員會的介入。
保爾森認為,在收購流程的早期, 中國投資者就應當明確潛在的國家安全問題,進行徹底盡職調查,尤其是在當前環境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審查範圍似乎在不斷擴大。為了以開放的姿態正確完成流程,投資者必須聘請經驗豐富的法律顧問。法律顧問需要熟知國家安全問題可能帶來的影響,了解華盛頓特區的政治動態,清楚如何與相關的議會委員會打交道。
與州市一級合作
美國體系呈現去中心化特征,各州州長或者更低一級的各市市長在招商引資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們的職權不同於中國地方政府。美國州長與市長可以提供優惠稅收政策,簡化行政上的繁文縟節,甚至幫助投資項目選址。大多數時候,州長與當地政府官員並不直接參與交易,也無法為項目動用大量的州資源。考慮到投資所在地的社區可能從未接觸過中國投資,與州市一級的官員和其他當地利益相關方攜手合作就顯得尤為重要。
積極與美國媒體溝通
不可忽視的是,美國的媒體風格主動,有時甚至有些攻擊性,中國投資者應對這樣獨立私營媒體的經驗缺乏,使得與美國媒體打交道也成了難題。在整個交易期間,周密與積極的溝通戰略必不可少,投資意圖、項目如何融入和造福當地經濟都需要加以闡述。當然,這不僅限於地方層面,在聯邦層面,積極主動的溝通戰略需要同步展開,以保持高度透明,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化解讀。
中美應保持開放友好的投資環境
盡管存在上述挑戰,但保爾森表示,考慮到赴美投資強大的經濟動力與中美經濟的互補性,中國資本依然會繼續尋求美國的投資機會。而且即使大多數情況未必如此,許多時候,接受中國資本也符合美國利益。但為了真正激發這一潛力,爭取中國資本,美國需要積極與其他發達市場競爭,同時,不管當前政治風向如何,都應保持開放友好的投資環境。兩國政府都應當:
• 保持經濟開放,接納外國投資,克服國內選民與利益集團的政治施壓。
• 避免設立外資完全禁入的行業,國家安全審查須公正透明。
• 在投資項目中避免報複性行為擡頭。
• 繼續支持中美BIT的完成。
保爾森認為,為提高投資的成功幾率,牢記以下原則大有裨益。
• 所有的收購都存在政治因素,獲得收購或新建工廠所在地所有利益相關方及社區的支持總是有益的。
• 對於狀況良好的美國公司,任何外國投資者的收購都會面臨政治阻力。另外,美國公眾通常不喜歡政府所有或控股的公司。中國國企的收購將會受到更嚴密的審查。
• 除了盡可能保持信息透明,建議外國投資者聘請高水平的金融、法律與溝通顧問。
• 幫助當地經濟保留或創造就業的收購項目,更容易獲得被收購方與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持。
• 在美國市場運營的中國公司與收購項目將成為美國了解中國的窗口。
最後,保爾森也強調,任何收購美國公司的外國買家必須牢記以下兩條準則。首先,收購必須根植於經濟考量,避免出價過高。最佳的收購應當提供協同效應,以使買方促進美國公司與員工發展,比如提供新的市場機遇,或進入買家所在國市場的機會。收購完全不相關行業的公司時,買家僅起到出資作用,此類項目幾乎註定失敗。
此外,交易完成並不是故事的尾章,收購後留住人才是關鍵,包括如何安排薪酬體系與職場晉升機會,激勵管理團隊。
為了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本周會談前,找到後者的日本政策顧問,日本外交官員頗為“抓狂”。
有美國政府前官員稱,日本外交官一直在全力接觸特朗普團隊亞洲政策方面的顧問,但收效甚微,因為無法確認特朗普團隊成員的職責分工,甚至無法確認是否有真正的亞洲團隊。
“團隊尚未形成”
17日的會晤將是特朗普勝選後首次會見外國領導人,也是安倍破例在美國大選後如此迅速地出訪。
日本媒體報道稱,安倍之所以如此心急,是因為日方此前預測希拉里會取得勝利,並沒有與特朗普建立關系。今年9月,安倍訪美時只與希拉里進行了會談,而此行旨在迅速和特朗普構建信賴關系。
14日上午,日本首相助理河井克行已先一步飛赴美國首都華盛頓,與特朗普團隊相關人士舉行會談。受安倍指示,河井此行還將收集美國下屆政府的政策和人事方面的信息。河井將在華盛頓和紐約與“過渡團隊”成員、美國國會相關人士及專家會面。安倍還指示河井在會談中向美方傳達欲與特朗普迅速建立個人間信任關系的願望。
河井的任務執行得頗為艱難。有4名美國前官員均稱,日本駐美國大使館方面一直在聯絡接觸華盛頓的亞洲問題專家,以在當地時間17日兩人會談前,找出特朗普在日本和亞洲問題上的顧問。
其中一位美國前官員稱,目前為止接觸僅限於“和特朗普大廈的高管定會談地點和菜單”。另一位則說:“坦白說,我認為還沒有真正的亞洲團隊。”
日本駐美國大使館方面則稱,盡管和特朗普團隊的接觸要比和希拉里團隊少得多,但日本也已經“通過很多在外交和安全問題領域的重要顧問”,和特朗普團隊接觸了幾個月。特朗普和安倍的會談是之前那些努力的證明。
“我們相信這是對當選總統重申我們對同盟關系堅定承諾的第一次機會,我們希望會談能得出強大的共識為實際操作設定主要議程。”日本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冢田玉木(Tamaki Tsukada)說,“我們理解一個合適的過渡團隊有待形成,但我們有信心一個強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團隊未來幾周內將會出現。”
特朗普在大選時的一些言論令美國在亞太的傳統盟友日本和韓國震驚。他曾說日本和韓國應該考慮發展核武器,以減輕美國在朝核問題上的負擔。他還說,可能考慮從日韓撤軍,除非日韓等支付更多的相關費用。
奧巴馬政府前高級亞洲顧問梅代魯斯(Evan Medeiros)稱,特朗普及其團隊現在和亞洲領導人接觸是積極的。“和領導人會談,理解這些關系為美國利益服務是積極的。”他如此表示。
可用之人緊缺
其實不光是日本,大部分華盛頓的外國大使館都面臨和特朗普團隊建立聯系的難題,一方面是因為在美國大選前,他們嚴重低估了特朗普勝選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明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前,沒辦法確認誰擔任哪方面的顧問。
不過,特朗普和外國外交官同時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數十個共和黨外交政策專家今年曾聯署一封信,表達對特朗普的強烈不滿和擔心。
一位特朗普的顧問稱,大部分在那封信上簽名的專家已經被告知,他們不在特朗普政府的考慮範圍內。有觀察人士稱,這樣一來,通常共和黨政府會考慮的專家組成員就所剩無幾了。
該特朗普顧問說,“過渡團隊”尚未公布亞洲和其他地區的國別專家名單,這讓外國大使館非常“抓瞎”。
在美國大選期間,曾擔任過美國國務卿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手邊擺著一長串有經驗的亞洲專家名單,特朗普團隊的可用之才卻很稀缺。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納瓦羅(Peter Navarro),他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華盛頓從事能源和環境政策分析師,擔任MBA教學工作等,他一直對中國的貿易行為持批評態度。
另一位是戈瑞(Alexander Gray),曾是共和黨議員福布斯(Randy Forbes)的新聞發言人,今年8月被任命為特朗普競選團隊高級防務顧問。戈瑞2011年才從喬治華盛頓大學畢業。
截至記者發稿時,特朗普發言人希克斯(Hope Hicks)對此未發表任何評論。
20日據《華盛頓郵報》援引消息人士的消息報道稱,朝鮮政府高級代表可能前往美國與美前官員進行非正式會談,這或將成為近5年來首次此類會晤。
該報稱,在平壤進行彈道導彈試驗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兄長金正男在馬來西亞遇害的背景下,組織雙方會談明顯變得困難起來。平壤代表團可能將由朝鮮外務省美國局局長率領。會談將於幾周後在紐約舉行,但簽證問題還未解決。
該報指出,此次訪問將是金正恩有意與美國特朗普政府開啟對話的清晰信號。
當地時間2月17日,外交部長王毅在第53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全體會議發表主旨演講後,就半島局勢回答了現場提問。中方認為,複談還有機會,和平仍有希望。
在華美協進社和一財全球在紐約舉辦的論壇上,克林頓時期的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提到,談論貿易戰是沒有任何建設性的,甚至讓情況更糟。“美國希望一個穩定的亞洲,和亞洲國家結成同盟很重要。這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在亞太關系的持續。”
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
對於美國制造業和就業的外流,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認為, 全球化和科技的發展是主要的趨勢,也是制造業工作崗位各國分配錯位的重要原因,美國不應該責怪墨西哥等成為美國制造業的接收地。
“美國國內就業再培訓少得可憐,美國從來參考其他國家找尋經驗。 ”黃亞生說。
據了解,特朗普政府曾提出對墨西哥出口至美國的商品征收高達20%的關稅,旨在為該政府提議中的邊境墻埋單。特朗普還威脅向包括寶馬在內的將工作崗位轉移至墨西哥的企業征收35%的“大邊境稅”。
上周五,在接受CNN采訪時,墨西哥經濟部長伊爾德方索•瓜哈爾多表示,如果美國真的這麽做,墨西哥是會報複的:“從墨西哥的角度來看,打開關稅大門將是一個大錯。此舉將是一種倒退,而非前進。”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
黃亞生還表示,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的支持天然高於發達國家,因為這些地區可以獲得經濟的高速增長。而從美國來看,過去數年享受到的低通脹、低生活成本、資本流動,都是來自於全球化。美國的就業,更應該集中在國內的再就業政策,例如,學習匹茲堡等地的複興。
對於美國國內現在的“鐵銹”地帶以及工人失業帶來心理上巨大的落差,巴爾舍夫斯基認為,與其責怪貿易,不如找到造成這些貿易問題的內部政策原因,包括教育、稅收、退休金、醫療保險、再培訓、甚至立法。美國政府在這方面非常欠缺。“主要貿易夥伴應該更好地理解雙方的責任,例如匯率、投資等規則。這很重要。”(葛唯爾對此文也有貢獻)
“現在歐美公司應該首先考慮如何與亞洲共同成長,而不是遊離於亞洲之外,一旦潛在風險成為現實,一些企業有可能被排斥在亞洲之外,要想重返亞洲市場就要交額外的關稅。”美國前商務部長古鐵雷斯(Carlos Gutiérrez)在3月24日的博鰲亞洲論壇上表示,在全球化遭到挑戰的時候,亞洲將充滿機會,而歐美的商界應該主動調整策略。
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成為主題,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從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到英國的脫歐進程,最近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過去幾十年令世界受益的全球化,正在遭到挑戰。
“我們常常討論全球化,想知道世界正在經歷怎樣的全球化。但現實是,世界是區域化的。在過去的30年當中,從歐盟開始,世界變得越來越區域化。今天歐盟也碰到了自己的問題,英國脫歐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而且脫歐很有可能反映一些未來的趨勢。”古鐵雷斯認為。
美國前商務部長古鐵雷斯(Carlos Gutiérrez)
就在幾天前,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表示將於29日致信歐盟,宣布正式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即脫歐程序,開始兩年的脫歐談判。英國脫歐令歐洲一體化遭到挑戰,而另一邊,美洲也因為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面臨傳統貿易聯盟的崩塌。
“對美洲來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是全球經濟發動機,有高達1.5萬億美元的體量。但特朗普總統對NAFTA要麽調整,要麽重新談判,這對全世界來說會帶來極大的影響,美國之外的美洲國家的經貿關系就再也不是一個統一體了。”古鐵雷斯表示。
古鐵雷斯認為,在這股蠢蠢欲動的浪潮之下,亞洲可以找到很好的機會,從世界其他地區犯下的錯誤得到教訓,避免重蹈覆轍,甚至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打造東盟“10+5”這樣的合作機制,令亞洲成為一個區域貿易集團。
“這也是為什麽說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TPP),在未來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美國只能和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去一對一地簽自貿協議了,但這遠遠不夠。”古鐵雷斯表示。
古鐵雷斯還談到,特朗普被選上總統出乎很多人預料,但更出乎預料的是,就任之後他兌現了自己競選時的承諾。
“特朗普希望減少企業所得稅,投入1萬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廢除奧巴馬醫改,貿易上保持強勢姿態,在這些政策的基礎上,想確保4%的經濟增長,但這點很難做到的。我們也將看到他的願景和現狀會是相悖的,也許奧巴馬醫療法案將會被推翻,但這個議題起碼會主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古鐵雷斯表示,特朗普的1萬億美元基建資金和減稅造成的資金缺口,理論上說是由邊境稅來彌補的,但這將對貿易造成影響。
2005~2009年間,古鐵雷斯擔任美國第35任商務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