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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在工讀學校里留守 “罪童”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094

2016年3月14日下午，孩子們在教室里上國學課。老師說，做人要懂得孝敬父母。（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制造了“邵陽殺師案”的三位少年，被送到了工讀學校里，有兩位是留守兒童；而在這座學校里，“犯了事”的孩子，70%是留守兒童。

在工讀學校里，沒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孩子們生活的常態，就像在家時也很少見到父母一樣。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傍晚六點，伴隨著一句“現在自由發泄”，一百多名身穿迷彩服的少男少女突然沈寂了。幾秒鐘後，站在隊伍中間的一個男孩微微一笑，朝著灰暗的天空一聲長吼“啊——”。

自此，喊聲、歌聲、哭聲，高高低低，此起彼伏。“爸媽，我錯了！”“爸媽，我想回家！”“媽媽，什麽時候接我回去？”“媽媽，你能聽見我說話嗎？你想我了嗎？”孩子們叫得聲嘶力竭，眼中含滿淚水。

這里是邵陽市郊桃花村的一所工讀學校，專收各種“問題兒童”，沈重的鐵門里長年閂著兩把黑色的大鎖。

每逢周五，孩子們列隊站在十幾級臺階上盡情宣泄。站在上面幾級的是“家長送來的”，上網成癮、翹課逃學、離家出走；站在下面幾級的是“政府送來的”，溜門撬鎖、打架鬥毆、殺人越貨。

2011年以來，公安機關年年都要送來“犯了事”的少年，少則六七十個，多則八九十個。幾年累計已有三四百人。小的十歲，大的不過十五六歲。學校黨委書記周紅說，約有70%是留守兒童。

政府送來的孩子

當別的孩子淚眼婆娑時，那個發出第一聲嘶吼的男孩似乎有點不屑。他閉起眼睛，時而隨大流唱歌，時而向空中大叫，臉上不時閃過一絲笑容。

他叫淩非，2001年3月出生，村里有名的“慣偷”，“政府送來的”典型。

在一片卡其色迷彩服中，淩非穿得最打眼：戴領章的深綠色迷彩裝，深綠色長褲屁股後面橫著一條近十厘米長的破口。

“我這個衣服在部隊叫武警。我穿這個因為我是所長。”淩非一米七左右的個頭，精瘦結實，笑起來，細細的雙眼皮精致秀氣。

他對其他孩子的著裝有些鄙夷——那些迷彩服的袖子上縫著做工粗糙的鷹，還用蹩腳的英文寫著“空軍”。淩非認不全中文，更不認識英文。他固執地把那只鷹叫做“菜鳥”，“他們都是菜鳥”。

所長是管什麽的？“所長就是看著他們的，數他們的人數。”淩非說。

但其他孩子不這麽看。他們怕他，又瞧不起他。“他是小人，最喜歡打小報告。”“我們上完廁所他要數人數。”“他看人總好像高人一等，但其實就是管廁所的。”

這里的廁所確實要管。因為廁所連著外墻，有的孩子會躲進去，等到夜深人靜時翻墻外逃。兩個月多前，張波、金成傑、曲彪吃過晚飯便貓進廁所，伺機逃跑。

“集合報數的時候人少了，很快就發現他們了，一共才藏了幾分鐘。”說起這樣的小把戲，周紅覺得好笑，“他們還以為真的可以跑掉。”

三個男孩是初中同班同學，一起作案，一起被抓。“就是搞錢，搞別人的店子”。

14歲的張波，父母在深圳的一家工廠里做拉鏈，春節時才能回家待上一個月。這個沈默寡言、被形容為“走路像個娘們”的男孩，把QQ簽名寫在迷彩服上：人生道路，猶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被送到工讀學校前，張波喜歡騎著摩托飆車，時速升到八九十公里，風從耳邊劃過，心里揪得緊緊的。撞壞金成傑的摩托後，他和兩個男孩“又搞來一輛”，隨後，在兜風的路上遇到了警察。

與淩非、張波一樣，政府送來的孩子大多因為盜竊。他們會撬開或砸開別人的店門、家門，從抽屜里、床板下翻出鈔票給QQ充值、買遊戲裝備、在網吧通宵。“有了錢，他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買煙。”周紅說，孩子們會把煙盒、火機擺在網吧的電腦前，戴著耳機和別人視頻聊天，“這樣顯得很酷”。

也有犯過大事的。2015年10月19日，13歲的陳星、12歲的趙寧、11歲的程誌被送了進來。前一天晚上，他們用木棍和剪刀殺死一名53歲的女教師，搶走了2000塊錢。

在這起轟動全國的血案中，三個孩子里兩人是留守兒童。

趙寧的父母在貴州做生意，家境最好。他一米四出頭，說話靦腆，400度近視，是政府送來的唯一一個“小眼鏡”。這樣的孩子放在普通學校，大概會被當成書呆子、受氣包。“可他在外面成天鬼叫，像個瘋子一樣。他還和他奶奶吵架，會罵人。”陳星說，毆打老師時，正是趙寧最先動了“要錢”的念頭，“他說錢包里最少有幾萬塊，但後來只有兩千。這個事情不劃算。”

來到這里的孩子，都不是第一次犯錯。每次犯錯後，家人不是惡語相向、拳腳相加，就是把他們關在屋子里不許出門。為什麽錯了、怎樣彌補過錯、要為錯誤承擔何種責任，從來沒人對他們講過。只有進入工讀學校的鐵門里，他們才第一次嘗到錯誤與責任的滋味。

除了殺師的三人，政府每送來一個孩子都會定下一個期限，大多半年，有的一年，最多不超過兩年。盡管沒人被告知自己的期限是多久，但孩子們都默默數算著在這里度過的每一天，記憶力出奇地好。“還有不到兩周，我就來了4個月了，來的那天是星期二”。“還有7天，我就來了5個月了”。

在這一點上，淩非是唯一的例外。

“書記說要等我18歲才能出去。這里什麽都不好，一點也不好。要自由沒有自由，悶得要死。”如今，淩非“二進宮”已快九個月，焦躁不安，心急火燎。對於何時能夠出去，他沒有一點把握，“反正不能關我一輩子”。

工讀學校一角，架子上放著幾十個孩子的運動鞋、拖鞋。課間休息時的運動，是他們最歡樂的時光。（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以偷為生

在一百公里外的邵東富泉村，淩非幾乎成了“傳奇”：

兩米高的院墻他一翻就過；偷完東西被人堵在網吧，做個假動作從邊上跑掉了；從別的村子里一下子偷了9900多塊，10條煙，包括兩條“大中華”，兩條“和天下”——那可是湖南最貴的煙；像電影里一樣，他還偷到過美元，但不認識直接扔掉了；邵陽的市長熱線也接過很多投訴他的電話……

“傳奇”的背後，是一個貧寒、破碎的家。

因為窮，淩非的父親三四十歲時花錢娶回一個雲南女人。村里這麽幹的，有二三十個。可沒過幾年，雲南經濟搞活，女人們陸續回家，沒回家的也改嫁到邵東縣城或鄰近的富裕鄉村。“可當年生下的那批孩子，一個都沒帶走。”

淩非的母親屬於後者，改嫁後便斷了聯系。在淩非口中，母親是絕對的禁區。聊天時，他雖然也會提到“爸媽”，但這個字眼只對應著爸爸一人。提到媽媽，只有一句話，“我不想說這個人”。或許他並不知道，幾年前，母親已不在人世。

七八歲時，將淩非一手拉扯大的父親離開偏遠的湖南農村，遠赴廣州打工，很少回家。不久，姐姐也走了，去了深圳。

在村里，這樣的選擇並不稀奇。面對幾片零散的油菜花田，村主任劉慶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村里310多戶人家，大人在外打工掙錢、留下孩子在家讀書的，大概占到四成。

淩非不願讀書，村里人給他湊出學費，他也不讀。“為了他，我們村上給他家搞了兩個低保指標。”村委會副主任寧建生說，一個低保指標每月90塊，不足以維持一個人的正常生活，但村里只能做到這樣。

有時，劉慶新也會叫淩非到家里吃飯，“主要是找他談，看看有什麽需要我們幫助的”。但淩非每次硬是不

肯張口。一餐吃過，對村主任家該偷照偷。

無人管束的日子里，淩非的生活就是四處搞錢，誰家錢放在哪里、誰家人幾點回家，他一清二楚。淩家1949年之前壘起的房子早就成了危房，三四年前徹底倒塌。房一塌，便有被偷的苦主找上門來，搬走了零零碎碎尚且能用的桌椅板凳、鍋碗瓢盆，“就當是點補償”。

沒家的日子，淩非就縮在別人家的廁所里；有時，豬圈上面鋪著餵牛的幹草，他就爬到上面睡一覺。村里有人出遠門多日不歸，他就撬開房門，躺在別人的床上整宿酣睡。“我們村書記在外面治病，經常不在家，他在村書記家也睡了好久。”“還有一個人家結婚了，出去度蜜月，他就睡到人家家里，人家都不知道。”說著，五六個被他偷過的村民，一陣哄笑。

“本事”再好也難免失手，一旦被抓到就是一頓暴打。每一次，淩非都大方承認偷錢的事實，被打得狠了，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樣會哭，流著淚大叫：“我改嘛，我會改嘛！”

最嚴重的一次，他被人捆在電線桿上扇耳光、拳打腳踢，幾十人圍著看。劉慶新聽說後，怕他被人打壞了、打死了，急急忙忙趕過去把他救了下來。“後來他家里人說，這孩子被人打廢了”。

但淩非不肯承認被抓、被打。“被抓了就拿刀捅嘛。捅完了就跑，後來也不會去想。”

在淩非的江湖里，他的本事很大。淩非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打過200人的群架，打架的人坐滿了12輛面包車和三輛小車；他和一群“大哥”坐在輪盤邊，轉到誰，誰就要吸麻古、K粉；為了懲罰一個出賣過自己和哥們的女孩，他們把她綁到山里、銬在樹上，用刀剁下了她的一只手；他喜歡身材好的女孩，交過兩三個女友，在工讀學校里還因為寫情書被周紅用橡膠水管抽過幾下……

“他打過架、吸過麻古，但剁手這種事他絕對不敢的。”周紅說，這些“事跡”中很多是吹牛，比如給女孩寫情書，這確實發生過，但男主角是一個家長送來的男孩。“他都不太會寫字，怎麽可能寫情書？”

村里人也說，淩非的問題就是“偷”。“派出所從沒說他做過什麽暴力的事，也沒見他交往過什麽女孩。”

“我不是她媽媽”

每次淩非被派出所抓到，村里就要跑到鎮上領人，劉慶新、寧建生至少去領過6次。“派出所對他也很頭疼”。

為了村里的治安，也為了淩非不再挨打，劉慶新以監護人和村幹部的雙重身份在“工讀學校學生入學審批表”上簽了字。2012年11月，寧建生、派出所民警和外村的一名淩家親屬一起，將淩非送到了邵陽市郊的桃花村。

“小孩剛來的時候11歲多，50多斤，這麽一點點高。”周紅沒想到，這個小孩一住就是兩年多，直到2015年春節才被父親接走。離開時，原本不到一米五的“小不點”已經快有一米七了，體重漲到了90多斤。但出去僅僅4個多月，孩子又被送了回來，還是因為偷。

“不是我們不讓他出去，”周紅說，“要出去必須有家長簽字領人，但他家里沒人來。”

與淩非相似，一些政府送來的孩子，沒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他們生活的常態，就像在家時也很少見到父母一樣。

和張波一起偷摩托的金成傑13歲，父母離異，父親在四川打工音信全無，母親和繼父在懷化做生意，很少回家。從去年11月被抓至今，母親和爺爺只在大年初二時來過一次，帶了他愛吃的雞爪、香腸、麻花、鹵蛋，和他待了20分鐘。但金成傑對此非常滿足，“之前我以為他們不願意來看我了，有時就會蒙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張波的家人過年都沒來，甚至沒打過一次電話。去年11月，他被派出所帶走後，叔叔曾給遠在廣東的媽媽打過一通電話，但張波害怕挨罵，沒敢接。在張波的印象里，媽媽快40歲了，長長的頭發高高挽起，很美。但他記不住媽媽或爸爸的電話號碼，只能等著他們打來找他。

有些孩子生了病，家人也不來過問。幾年前，政府送來一個15歲的女孩，父親在外打工，她和母親留守在家。師範還沒畢業，女孩就因為不檢點的生活染上了性病。住院治療時，周紅撥通了女孩媽媽的電話，對方一口咬定，“我不是她媽媽，我是她的鄰居，她媽媽在廣州打工。”

還有一次，一個有闌尾炎病史的男孩在學校里舊疾複發，周紅給他在外打工的父親打通了電話，希望家里委托一名親戚來醫院簽字手術。“結果他爸爸說，反正孩子是在你們學校生得病，就由你們學校負責。死也好、活也好，你們該怎麽做怎麽做就可以了。”後來是周紅簽了字，孩子手術後在醫院里住了七八天，家里連一聲問候也沒送來。

“等我出去以後，我要去廣州、深圳那樣的大城市打工。我還要去北京，去天安門看毛爺爺。我在電視里看過，天安門又大又好玩。”淩非自認在工讀學校里蹉跎了兩年的光陰，但身為一個沒學歷、沒技術的15歲少年，他並不知道能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一份什麽樣的工作，“可能去飯店端盤子吧？”“端盤子要受氣的，你端得下嗎？”一名老師問道。淩非想都不想，“端不下也得端。不然出去亂搞，又要被送進來了。”

3月13日，淩非又找到周紅，“書記，我什麽時候可以出去？”“你估計什麽時候出去？”“起碼兩年。”淩非的火氣一下躥了上來，“反正沒人來接。老家夥（父親）死到哪里去了？看都沒來看過一次，電話也不打一個過來，死到哪里去了？”

看著淩非躁動而迷茫的臉，周紅無言以對。

十幾米外的操場邊，一群穿著迷彩服的少年正在練習手語歌。“我們都是好孩子，異想天開的孩子，相信愛，可以永遠啊。我們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懷念著，傷害我們的……”

（文中未成年人全部為化名，南方周末實習生錢錦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