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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解釋林毅夫有為政府:該出手時出手 該縮手時縮手

“經濟發展基於技術水平的提高、新的附加值不斷湧現,進而使勞動生產力配置到新產業。經濟發展是技術產業不斷變化的過程。新結構經濟學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經濟發展中變遷的結構因素、結構變遷對經濟的影響。”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3日於北京召開的中國金融創新發展高層論壇上作出如上表述。

林毅夫表示,經濟發展必須認清經濟體的各要素、稟賦、結構,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和市場要各司其職,一方面有效市場要發揮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有為政府也要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

論壇期間,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林毅夫學術團隊重要成員、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勇,請他進一步解析新結構經濟學以及有為政府的作用與意義。

第一財經:林毅夫教授在剛才的演講中多次提到有為政府,怎樣定義有為政府?

王勇:有為政府在學術界爭議比較大,新結構經濟學中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是同時提出的。林毅夫在發言中強調的有效市場指市場提供的信號足夠真切,能夠準確引導各生產要素和企業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配置與發展。

有為政府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指政府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結構制宜地對產業與經濟的發展提供適當扶植性政策,同時培育市場、保護市場、監督市場、糾正市場失靈,促進社會公平,這樣的政府叫有為政府。有為政府不是亂為,不是不作為,是該為的時候為。

第一財經:有為政府的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您認為我國政府現在處在哪個發展階段?

王勇: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的不同階段,政府做的事情不一樣。政府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針對經濟結構具體的特點都要有所作為。不是說等市場完善了政府該做什麽,而是從不發達到發達這個過程政府做什麽。

新結構經濟學不只針對中國。具體到我國在有為政府的哪個階段,必須談到中國的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四個結構性過程同時發生在世界上絕無僅有。

第一個過程是伴隨著收入的提高,從農業到工業到服務業的結構轉型過程。

第二個過程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原來從計劃經濟的單軌向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過渡,現在從雙軌向市場經濟單軌過渡。

第三個過程從原來的封閉經濟逐漸融入世界貿易、金融體系並且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共建的開放過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人民幣進入SDR(特別提款權),成為世界多邊談判與多邊機構的重要參與者與組織者,參與世界新經濟秩序的共建。

第四個過程,中國從原來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的區域性弱國逐漸向世界性強國的崛起過程,這對理解有為政府也非常關鍵。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在崛起過程中有很多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考慮中國的有為政府,不能只專註於國內的事務,同時要看國際事務。

中國的有為政府到什麽階段?以上四個結構性過程分別有不同的階段,整體上處在從中等收入往高收入方向收斂、力圖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

第一財經:當前世界各國政府中,哪些是你們的理論中理想的有為政府?

王勇:這要看不同的發展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1960年時世界上共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的2008年,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我們認為這13個經濟體的總體發展戰略比較合適,符合比較優勢。

這13個經濟體分別是日本、亞洲四小龍、以色列、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赤道幾內亞、希臘、愛爾蘭。除了日本之外,其他都是小的經濟體,有些是城市經濟體。但是從政府在不同階段體現的作用,如新加坡、日本、以色列的政府都值得中國借鑒。這些政府不一定做得都對,但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該縮手就縮手。

例如韓國重視創新,由總統出任創新委員會的主席,值得中國學習。

中國要結合自身四個結構性過程,不同的地域特色,發揮自己的創造性,還有很長的摸索過程。

第一財經:前不久據媒體報道,您和林毅夫教授的學術合作者、上海財經大學鞠建東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後來證實這是烏龍事件。您怎麽看待國人對於諾貝爾獎的關註熱度?

王勇:這件事本來是謝丹陽老師在比較私密的微信小群里半開玩笑的,結果被別人沒有經過謝丹陽的同意轉到群外,某種意義上說,謝丹陽老師也是受害者。

業內學者一眼就能看出是玩笑,因為諾獎正常程序的提名過程是完全保密的。

事件中的謝丹陽、鞠建東、魏尚進都是在國際學術界有相當學術成就的學者,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

我認為國人對於諾貝爾的心態需要調整——我們對諾獎非常期待,但也不要看得那麽重。經濟發展中出現很多問題需要理論創新,即使一些中國學者提名其他中國學者有何不可呢?首先,要有自信,不要把國外諾獎學者說什麽都盲從當成“聖經”。新結構經濟學也是一種批判性繼承,已經有十幾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和思路非常贊賞和支持。

此外,中國的經濟學者要對中國同行多予以支持和鼓勵。國際上,印度和猶太的學者都特別抱團,他們之間互相幫助,提攜後學,這些都非常值得中國學者學習。

王勇簡介: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導。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師從Myerson, Becker, Hansen, Lucas 等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同時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2010-2011學年擔任世界銀行常駐研究員,並於2008-2012 期間擔任世行的咨詢專家。研究領域為經濟增長、宏觀發展與貿易、中國與印度經濟等。最近研究包括結構轉型、產業升級與產業政策、中等收入陷阱、內生性宏觀政策、中美貿易與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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