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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署贊賞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9789.html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如果中國成功踐行“生態文明”理念,到2020年,中國森林覆蓋率將達到近四分之一。”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報告稱。

據27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消息稱,內羅畢時間5月26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在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UNEA-2)期間發布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專題報告。

該報告探究了中國在推廣“生態文明”理念中的探索。作為“十三五”規劃的一部分,中國已經承諾,到2020年,用水量將減少23%,能源消耗減少15%,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18%。

報告認為,到2020年,如果中國成功踐行“生態文明”理念——建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將生態發展與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完美融合,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將達到23%以上,每年地級市空氣優良天數將超過80%。

“想實現低碳經濟,並非只有一條路可走,不同國家都在通過自己的方式進行經濟和社會轉型,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這份報告中提到的多種途徑可以幫助我們對有效途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為政府就如何以非傳統的方式解決來自資源和環境的挑戰提供了參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納說。

報告認為,中國已經取得了若幹引人註目的成就。截至2014年年底,中國全國城鎮累計建成節能建築面積105億平方米,約占城鎮民用建築面積的38%。

此外,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產量在2011至2015年之間增長了45倍。中國還建成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空氣質量監測網,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全部具備細顆粒物(PM2.5)等六項指標監測能力。中國也成功地在降低單位GDP能耗同時,降低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

報告列舉了中國在推進“生態文明”的過程中,計劃取得以下成就:

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48億噸標準煤左右;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力爭使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下降到62%以內;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努力構建高效、清潔、低碳、循環的綠色制造體系。

“如果中國成功實現這些目標,那麽這將會是向綠色經濟轉型的關鍵一步。中國將更有效地利用資源,限制氣候變化造成的傷害,改善人民的健康。”阿奇姆·施泰納說。

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當日還舉行了高級別會議,超過170個國家的120名部長級代表參會。

據環境保護部公布的消息,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在會上表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將保護環境、節約資源作為基本國策,努力在發展中破解經濟與環境之間的矛盾。

陳吉寧介紹,中國的生態文明強調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的深度整合、“五位一體”,以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為目標,將綠色理念融入生產生活的各個環節。同時強調政府與市場兩個維度的制度創新:強化地方政府改善環境質量的責任,將生態環境納入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對官員任期內的生態環境損害進行終身追究;建立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不斷完善汙染治理和生態保護的市場體系。

此外,中國生態文明註重加強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為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提供硬件支撐。註重動員全社會的共同參與,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鼓勵公眾生活、消費方式的綠色化。

陳吉寧希望中國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的理念和實踐能為其他國家提供借鑒,並與各國一起,探索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成功範式,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為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做出應有的貢獻。

到2020年,中國的森林覆蓋率將達到23%以上,每年地級市空氣優良天數將超過80%。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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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興慶: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拐點在到來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後,如何實現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轉變,成為社會各界一直在探討和努力實踐的大課題,尤其對於欠發達地區來說,這是擺脫貧困的一劑良方。

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生態文明與反貧困”的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主任、研究員葉興慶提出,隨著條件的變化,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拐點在到來,在全國一些地方這個拐點前幾年就已經到來了,在中西部地區這個拐點也在逐步到來。這一觀點讓在場的與會者為之一振。

葉興慶認為,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拐點在到來,這一判斷基於兩個層面。

一方面是從理念和政策層面來看,新的發展理念在得到貫徹。按照新的發展理念,國家在大力推動生態效益的補償,即通過政府購買這種方式來推動綠水青山變為金山銀山,比如提高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標準。

政府也在推動新一輪的退耕還林,還有退木還草這樣一些生態建設工程,此外,還有上下遊之間生態效益的補償等。這樣一種方式實際上就是通過政府購買的方式來為我們的森林產品付費。

另一方面,葉興慶認為,隨著城市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他們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求在上升,有錢的人吃飽喝足以後願意到生態環境好的地方休閑觀光和渡假,他們也願意為生態環境好的地方付更好的價格,通過這種消費者付費的方式,我們也在實現綠水青山轉向金山銀山。

那麽,我們的精準脫貧如何利用好這一拐點呢?

葉興慶表示,若要利用好這一拐點,這里面就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進一步加大生態效應補償的力度,而且提高生態效益補償的精準度。據最新消息,接下來將要加大森林生態效益的補償力度。

記者查閱《財政部國家林業局關於印發<中央財政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管理辦法>的通知》(財農〔2009〕381號),該文件規定,中央財政補償基金依據國家級公益林權屬實行不同的補償標準,國有的國家級公益林平均補助標準為每年每畝5元,其中管護補助支出4.75元,公共管護支出0.25元;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標準為每年每畝10元,其中管護補助支出9.75元,公共管護支出0.25元。

也就是說,如果加大森林生態效益的補償力度的消息屬實,將來將會在這個現行的基礎上,提高補償標準。

第二方面,葉興慶認為,要通過產權制度的改革讓我們貧困地區的產業結構得到調整,從而生產出消費者需要和喜歡的產品,讓消費者願意為這個地方的產品付費。從而帶動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

第三方面,葉興慶認為,還要用好電商扶貧。電商扶貧本身的重點並不是為貧困戶開一個小賣部,給他提供一個就業機會,這是次要的。更為重要的是要通過電商扶貧,把貧困地區的產品賣到更多的地方去,讓農民從良好的生態環境里面得到更好的經濟回報,真正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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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土寸金還要有綠水青山 深圳是如何做到的?

深圳市大鵬新區大澳灣保護良好的海濱環境。攝影/章軻

36年間,深圳從一個南海小漁村變成中國經濟中心城市,經濟總量長期位列中國大陸城市第四位,僅次於上海、北京和廣州。在英國《經濟學人》2012年“全球最具經濟競爭力城市”榜單上,深圳位居第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3》稱,2014年,深圳的城市競爭力首超香港,是全國單位面積經濟產出最高的城市,萬元GDP水耗、能耗最低的城市,創新創業能力最強的城市。

就在這個“寸土寸金”地方,2005年,深圳在國內率先劃定基本生態控制線,將全市近一半(974平方公里)的土地劃進生態保護範圍,給生態留地。

如今,深圳既是金山銀山,又有綠水青山,是全國副省級城市中生態環境最好的城市。2015年,深圳PM2.5濃度29.8微克/立方米,空氣質量居國家74個重點監測城市前列,灰霾天數35天,為近23年最少。“深圳藍”成為深圳的一張新“名片”。

用經濟手段調節利益關系

7月22日上午,深圳東南部的大鵬半島,遊人們在被譽為“中國最美八大海岸之一”的西湧海灘戲水;在較場尾特色民宿集聚區,店家生意紅火,一間特色客房的住宿價格已經直逼大城市五星級酒店的房價。

在大澳灣,民間組織“潛愛大鵬”的一位誌願者對記者說,由於持續開展海底珊瑚保育,大鵬半島海域珊瑚群落覆蓋率已經達到50%。

海拔869米的七娘山下,碧洲村原村民們已經住上了統建房,老屋被保留下來,或自己改建或出租外人,成了遊人們休閑、度假的場所。碧洲村原村民戴劍光告訴記者,“政府給每人每月1000元補償,全家5口人,一年有6萬元的收入。”

“當然,錢不是白拿的。”戴劍光說:“原來,村民隨便到山上開墾種果樹,都開到半山腰了,生態環境破壞嚴重。實施生態控制線和生態補償政策後,沒人上山開墾了。村民們有保護環境的義務,誰違反了生態保護政策,補貼就沒了。所以,村民們自發成立了巡護隊,每個角落都會去查。”

戴劍光所說的政策,是2007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施的針對大鵬半島原村民的生態補償政策。

21日下午,在深圳市人居環境委員會的一間會議室里,深圳市人居委副主任李永生解釋說,大鵬新區地處深圳東南部的大鵬半島,是深圳市生態保護面積最大、生態環境最好的區域,被譽為深圳的“生態基石”。改革開放30多年來,深圳一直對大鵬半島實施嚴格的生態保護政策,嚴格限制這一區域的開發建設。

“長期以來,生態控制線範圍內的原居民從大局出發,為保護生態環境犧牲了部分利益,原農村集體土地和山林限制開發,集體經濟難以發展。原村民無法享受到改革開放後深圳高速發展應有的成果。”李永生說。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從2007年起,深圳市決定在大鵬半島開展生態保護專項補助的試點,通過轉移支付方式,對大鵬半島原村民發放生態保護專項基本生活補助,每人每月500元。2011年1月1日起,補助標準提高到每人每月1000元。9年來,已累計發放補助資金13.5億元,直接受惠原村民16652人。

“生態補償是用經濟手段調節市民利益關系的創新性制度安排。實施生態補償政策體現了深圳作為改革開放試驗田的擔當,也體現了對大鵬半島原村民平等發展權益的保障。”大鵬新區黨工委書記王京東對記者說。

大鵬新區生態保護和城市建設局副調研員曹其捷介紹,《大鵬半島生態保護專項補助考核和實施細則(試行)》對享受生態補助的人員需履行的責任和義務作明確規定:對破壞生態環境(如毀林、引發森林火災、破壞海洋生態、汙染環境等)的;汙染環境(如偷排、漏排、超標排放汙染物,以及產生較大環境影響事件)的;違法搶建搶種(包括在海域非法養殖)的;不配合政府進行公益項目、重大項目開發建設的;不配合政府主導的搬遷、拆遷、土地整備及附著物征收的,按相關主管部門制定的具體考核裁量標準,停發或扣減相關責任人生態保護專項補助。

2011年至2015年間,大鵬半島共有586名原村民因未履行好保護生態的責任和義務,而被相應扣減或停發了生態補助金。

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促使大鵬半島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優化。當地環保部門的監測數據顯示,2015年,大鵬半島空氣質量優良率達到99%,較新區成立時的90.2%提高了8.8個百分點;PM2.5平均濃度為22微克,較新區成立時的34微克下降了35.3%;新區近岸海域6個監測點水質也全面提升到國家一類標準。

2015年,大鵬半島共接待遊客首次超千萬人次,實現旅遊營業收入44.67億元,較新區成立之初翻了近一番。

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範圍圖(2005)

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線範圍圖(2013)

王京東告訴記者,除了生態補償,2011年底,深圳市委市政府還決定設立大鵬新區,提出了“保護優先、科學發展、精細管理、提升水平”的發展方針,明確了新區建設“三島一區”(生態島、生物島、生命島、世界級濱海生態旅遊度假區)的發展定位,並將大鵬新區確定為全市唯一不考核GDP的區。

“這些都體現了市委市政府持續保護好大鵬半島生態環境,並不斷提高保護水平的戰略意圖和堅定決心。”王京東說。

補償政策將涉及社區集體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獨家采訪時,王京東說,“大鵬半島的生態環境對深圳市的影響巨大。可以這麽說,如果這里的生態環境被破壞了,深圳離建成國際一流生態城市的目標就會變得非常遙遠。”

數據顯示,大鵬新區陸域面積302平方公里(約占深圳市的1/6),海域面積305平方公里(約占深圳市的1/4),海岸線長133.22公里(約占深圳市的1/2)。全區陸域的73.5%即222平方公里土地被劃入深圳市生態控制線範圍,生態控制面積接近深圳市的1/4。

王京東告訴記者,今年上半年,大鵬新區空氣優良率達到99.4%,PM2.5濃度平均值同比下降18.5%,達到22微克/立方米;空氣質量綜合指數保持全市第一;近岸海域水質保持國家一類標準,“大鵬半島已經成為深圳名副其實的‘綠肺’和‘後花園’。”

曹其捷介紹,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直接提高了原村民生活水平。“這個效果是立竿見影的,因為生態補償是直接補到原村民個人,使原村民個人年收入直接增加了1.2萬元,生活水平可以得到較大改善。”

他舉例說,生態補償政策也增強了百姓生態環保意識。實施生態補償以來,新區老百姓參與違法建設的少了、自覺抵制違建的多了,使得大鵬新區違法占有國有土地率和違法建築率始終保持深圳市最低。

此外,大鵬新區目前已有各類環保誌願者隊伍112支,特別是由當地居民自發組織的“潛愛大鵬”珊瑚保育誌願者聯合會,已經發展成為國內最大的珊瑚保育誌願者組織,目前在冊義工超過千人,核心潛水員義工超過200人,還有一些來自澳大利亞、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外籍義工。

王京東對記者說,雖然大鵬半島生態補償政策發揮了巨大作用,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也有需要不斷完善之處。他說,一是現行生態補償政策只針對原村民個人,尚未考慮到社區集體在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應發揮的作用;二是現行生態補償標準缺乏動態調整機制,考核方式也相對粗放,需要探索建立更加科學的評估機制;三是現行的生態補償依據的是市區兩級政府有關文件,缺乏更為剛性的法律法規作為長期實施的保障。

“如果要問我們最大的訴求是什麽,那就是希望生態補償政策能夠延續下去。”戴劍光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1000元對政府來說可能是一個小數字,但對原村民們來說,卻是一個大數字。”他告訴記者,像碧洲村這樣的偏僻村落,由於基礎設施落後,要發展旅遊文化產業仍面臨許多困難。

“我們每年6萬元的生態補償,約占全家全年收入的一半。”戴劍光說:“兒子在深圳打工,年收入也就2萬元左右。我自己沒正式工作,想跑運輸,但也很難,運輸市場已經飽和了。”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根據《大鵬半島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2015-2020)》,將“完善大鵬半島原村民生態補償機制,在自然資源資產確權基礎上,建立生態管護績效評估制度,強化社區的生態監管責任,調動社區和原村民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性;創新生態補償模式,根據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結果,動態調整大鵬半島轄區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探索通過產業扶持、人才培訓等方式實施補償;建立獨立公正的生態環境損害評估制度。”

王京東告訴記者,大鵬新區正探索將社區集體納入生態補償範圍。在對原村民個人實施生態補償的基礎上,增加對社區集體的生態補償,同時建立針對個人和社區集體並與補償金額掛鉤的生態管護績效考核體系,以充分發揮社區在生態保護和監管工作中的基層組織作用。同時加快生態資產核算和生態補償標準體系研究,建立科學的生態補償績效考核機制和補償標準動態調整機制。

王京東說,大鵬半島自然資源資產核算體系和負債表研究已取得實質性突破,林地、城市綠地、濕地、沙灘、近岸海域、河流、水庫、大氣環境、珍稀頻危物種、古樹名木、礦產等11項主要資產指標結果年內就能測算出來。而最早測算出的大鵬半島林業價值高達712.9億元,其中森林總涵養水源相當於一座近20億方水庫提供的水量。

“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將成為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基礎和依據,這也是有效破除地方唯GDP論的一個重要措施。”王京東說。

深圳市大鵬新區,遊客們在海邊遊玩。攝影/章軻

深圳市大鵬新區新大社區原住民的樓房。攝影/章軻

深圳市大鵬新區新大社區原住民統建房。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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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張虎:生態補償不是“一補了之”

記者 章軻 發自深圳

深圳土地面積只有1997平方公里,比香港土地面積(1104.43平方公里)略多,但2015年GDP達1.75萬億元。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表示,2016年,深圳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8%-8.5%。如能順利達成此目標,以近年香港經濟增長不高於3%的增速推算,2016年深圳GDP將超過香港。

在GDP直追香港的同時,深圳市的生態環境並沒有惡化。環境保護部歷次公布的全國空氣質量相對較好的前十位城市中,深圳總是榜上有名。深圳市生態環境的持續優良,得益於堅持不懈的環境保護努力,也得力於在全國率先開展的生態補償探索。7月22日上午,在深圳市市民中心大樓的花園式平臺上,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張虎就生態補償問題,接受了記者們的集體采訪。

記者:深圳市為什麽要實施生態補償?

張虎:實施生態補償是深圳踐行五大發展理念特別是綠色發展理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舉措,也是深圳發展的現實需要。深圳是經濟大市、人口大市,同時也是環境容量小市,土地面積只有1997平方公里,人口超過1500萬,經濟總量超過1.75萬億元。只有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才能實現長遠的可持續發展。

實施生態補償,是找準堅守生態紅線與共享發展有機結合、實現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雙贏”的實踐創新。綠色發展、始於足下,保護生態、人人有責。實施生態補償,既可以調動市民更好地保護生態環境,又可以讓生態控制線內市民、原住民分享城市發展成果。

記者:深圳市的生態補償具體是如何實施的?

張虎:深圳始終堅持在保護中發展、發展中保護,堅持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的理念,2005年在國內率先制定《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規定》,將全市近一半(974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劃為基本生態控制線內並立法保護,從制度上有效保護了城市生態環境。

以大鵬新區為例,深圳於2007年出臺了《關於大鵬半島保護與開發綜合補償辦法》,明確通過轉移支付方式,對大鵬半島原村民發放生態保護專項基本生活補助,每人每月補助500元。2011年,補助標準提高至每人每月1000元。近9年來,已累計向1.6萬原村民發放補助資金13.5億元。

生態補償不是“一補了之”,而是權力與義務的有機統一。深圳市明確規定了受補助人員的責任和義務,對破壞生態環境的、在海域非法養殖的行為,將停發或扣減相關責任人生態補償。通過系列的措施,大鵬半島原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了1.2萬元,生活水平得到較大改善,生態保護的責任感和積極性得到明顯提升,形成了共建生態文明的強大合力。

記者:在環境保護和生態補償方面,深圳市下一步有何考慮?

張虎:目前大鵬新區森林覆蓋率達到76%,PM2.5年平均濃度22微克/立方米,環境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列居全市第一,近海水質優於國家二類海水水質標準,成為深圳環境質量最好的區域。

深圳市基本生態控制區範圍較廣、情況複雜,包括水源保護區、自然保護區、基本農田保護區等。深圳將加強基本生態控制線管理,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確保生態安全。同時繼續探索完善生態補償政策,對補償對象、補償方式、補償標準進行深入研究,制定公開透明、操作性強的生態補償具體政策。強化績效考核和責任追究,為生態保護工作提供體制機制保障,改善原居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水平,推動美麗深圳建設。

深圳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張虎。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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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貴州“天保工程”:如何從綠水青山中掘金

在基層采訪時,記者聽到最多的話有兩句:一句是“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另一句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大家都有共識,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環境。但對於第二句話,不少人有些困惑和急迫,怎麽才能把“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

5月15日至18日,第一財經記者在貴州多地走村寨、訪農戶、穿林海,進果園、茶園、企業,實地探訪天然林保護工程(下稱“天保工程”),這一百姓口中的“救林工程”、“救命工程”19年來的實施成效。

“綠水青山”正在貴州多地變現為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第一批茶農或茶產業鏈上的從業人員,都已經甩掉了貧困的帽子;一批批刺梨、枇杷、臍橙種植或銷售大戶正在帶動更多的貧困家庭邁向小康。在如今的貴州特別是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要想找到一片荒山禿嶺已十分困難。這里層林盡染,滿目蒼翠。

“貴州省實施天保工程19年,天然林得到有效保護,森林資源持續增長,民生也得到改善。貴州的有些做法是首創的,值得全國各地借鑒。”18日上午,國家林業局天然林保護辦公室信息處處長劉躍輝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

貴州省黎平縣上少寨一派青山綠水的景象。攝影/章軻

一問:農民富了嗎?

從貴陽機場出發,開車一個小時左右就到達黔南州龍里縣。在去往谷腳鎮茶香村的山路上,記者沿途看到兩邊的山上開滿了粉紅色的小花。

“這些都是刺梨花。”黔南州林業局副局長向其紅對記者們說。

“好花紅、好花紅,好花生在刺梨蓬,好花長在刺梨樹,哪朵向陽哪朵紅。”這首布依族民歌《好花紅》歌詞中唱的好花,就是刺梨花。

刺梨被稱為“三王之果”,維生素C、維生素P等含量非常高。向其紅介紹,龍里縣野生刺梨資源豐富,是當地的傳統種植業。近幾年,黔南州通過退耕還林工程、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鞏固退耕還林成果專項建設等項目,大規模發展刺梨產業。全州刺梨種植面積達60萬畝,占貴州省刺梨種植面積的一半以上。

“刺梨產業已經成為黔南踐行‘生態美、百姓富’發展理念的首選生態扶貧產業。”貴州省林業廳巡視員楊洪俊說。

貴州省貴定縣刺梨種植基地山上豎立的“狠抓剌梨產業扶貧”的標語。攝影/章軻

龍里縣茶香村過去是貴州省級貧困村,人均年收入不到400元。天保工程實施後,貴州省農學院的專家在茶香村開展刺梨品種選育試驗。此後,茶香村成為貴州省刺梨良種穗條和苗木的供應基地。僅此一項,全村年收入就有800多萬元。

每年一到刺梨采收的季節,茶香村爛塘組村民李明權一家就開始忙碌起來。除了賣刺梨果,還自己加工刺梨幹、刺梨酒,還開起了農家樂,再加上賣苗的收入,每年能有20多萬元進賬。而這樣的收入水平,在茶香村比比皆是。

站在刺梨基地旁,龍里縣茶香有機刺梨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燕啟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原來在廣東等地打工,後來到貴陽做水果批發生意,偶然發現刺梨果脯產業這一商機,便毅然回鄉創業,搞刺梨果脯加工。

2010年,燕啟富接管了龍里縣茶香有機刺梨專業合作社,會員由最開始的17人發展到目前的63人,種植面積也由最初的12.9畝擴大到了目前的63畝。通過刺梨種植、刺梨果脯加工、培育刺梨種苗等,將刺梨產業規模越做越大,帶動了周邊14個鄉鎮農戶種植刺梨。

“去年分紅時,社員人均12.3萬元,多的拿到60萬元。我們這里早就脫貧,奔小康了。”燕啟富說。

貴州省龍里縣刺梨產業商會會長、龍里縣茶香有機刺梨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燕啟富向記者介紹刺梨生長情況。攝影/章軻

黔南州荔波縣距縣城10公里的大山里,有一個叫“八爛”的村莊。《貴州日報》曾經報道,這里“因為山多耕地少,以前村子很窮,路爛、房爛、穿得爛、吃得爛……順理成章,便被叫成了‘八爛’。”

16日,第一財經記者趕到這里時看到,水泥路已經從縣城一直通到各家各戶,村民們住上了白墻灰瓦的三層或四層樓房,村里村外樹木茂盛。在村民肖連坤家的門前,掛著“荔波縣弘信土枇杷專業合作社”的牌子。

肖連坤被當地人稱作“枇杷大王”。他告訴記者,以前是建築工程的包工頭,前些年,他看到八爛村新寨組一片肥沃的土地沒人開發,便產生了承包土地種植水果的念頭,創辦了300畝新品種培育基地。

2009年,肖連坤發起成立了荔波縣弘信土枇杷專業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基地+社員”的運作模式種植枇杷,合作社統一技術、統一肥料、統一品牌、統一銷售。2016年社員戶均收入在5萬元以上。

目前,合作社建有10000多平方米的水果集散地、1000多平方米辦公樓,配套各種辦公設備,固定資產約500萬元。合作社發展壯大的同時也帶動周邊群眾發展枇杷產業,社員達到327人。

“合作社計劃到2020年社員增至600人以上,枇杷種植面積擴大到3萬余畝,建立統一苗木供種基地,帶動發展種植枇杷的農戶2000戶以上,力爭使荔波縣的枇杷種植面積達到3萬畝以上。”肖連坤說。

貴州省荔波縣朝陽鎮八爛村種植蜜柚、枇杷、板栗、油桃等經濟果林1.5萬畝,受益群眾超過2000人。攝影/章軻

黔南州林業局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以來,黔南州年均新增刺梨種植14萬畝,2017年預計投產面積達30萬畝,刺梨鮮果產量達20萬噸,實現刺梨綜合產值20億元,全州規模以上刺梨加工企業達13家,刺梨鮮果加工能力已達30萬噸。黔南州正在6個縣(市)建設7個林產品加工園區,4家涉林企業完成上市掛牌。

“我們的目標是確保到2020年全州林業產值達到350億元以上、農民人均擁有2畝以上優質高效特色經果林、農民人均來自林業的收入達到2000元以上。”15日,黔南州副州長黎燕萍對記者說。

二問:生態改善了嗎?

貴州省的天保工程自1998年開展試點,2000年實施,已實施了19年。貴州省天保中心主任黃以黔介紹,工程實施範圍包括長江流域涉及的8個市州共70縣(市、區)的行政區域,國土面積13.3萬平方公里,占全省17.6萬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三。

貴州省天保工程一期投資31.47億元。到2016年底,二期工程已投入48.71億元(含地方配套)。工程累計減少商品材消耗509萬立方米,有效管護森林面積8469萬畝,完成公益林建設1371.7萬畝,建設種苗基地68個。

“貴州號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在喀斯特地貌上造林,難度相當大。”黎燕萍說。

劉躍輝介紹,貴州省在實施天保工程之前,已經遇到了“兩危困境”(森林資源危機和經濟危困)。成材的樹木基本上砍完了,連中幼林都開始砍,還賣不上好價錢。

資料來源:貴州省天保工程中期評估報告(2017年)

有當地林業官員介紹,貴州一些地方自古以來就有燒薪材的傳統,目前仍有一些村寨砍伐薪材。17日,第一財經記者在黎平縣上少寨看到,許多家門前都堆放著成捆的薪材。82歲的村民吳章奇說,家里分了10多畝山林,撿拾的薪材夠燒一年的。

貴州省天保一期工程全面停止了天然林商品性采伐,關閉了以天然林為原料的木材加工廠;天保工程二期繼續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聘請護林員實施森林管護6910萬畝,完成公益林建設140萬畝,實施國有中幼林撫育96.6萬畝,每年為6000名林業企業、國有林場及自然保護區職工繳納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五項社會保險,對796名林業公安等人員補助政策性工作經費。

在黎平縣天保工程二期現場,生態護林員吳瑞告訴記者,他的管護範圍是仙人巖至紅軍橋,面積5822畝。“每天都會巡護,基本上三天巡查一遍。”吳瑞一家是當地的貧困戶,每月800元的護林工資,加上空余時的打工收入,他說,“家庭條件已經有很大改善了。”

在黎平縣一處林地旁,記者看到了掛著另一種胸牌的工作人員:林管員。黃以黔介紹,“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護林員巡護的好壞,還是要有人監督。”林管員楊尚平負責中湖片區,他主要檢查督促護林員履行職責情況,督促林木所有者或經營者落實森林保護責任,還負責協助執法機構調查各種毀林案件和制止破壞森林資源的行為。

“這是貴州省的首創。”劉躍輝說。

天保二期工程護林人員情況表。資料來源:貴州省天保工程中期評估報告(2017年)

貴州省林業科學研究院、貴州省天然林保護工程管理中心去年9月完成的《貴州省天然林保護工程(二期)中期評價報告(2011~2015)》稱,拿2015年貴州省林地變更數據與“貴州省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二期實施方案”采用的2011年調查數據相比較,結果顯示,天保工程區有林地和灌木林地面積分別增加499.35萬畝和369.45萬畝,疏林地和宜林地面積分別減少78萬畝和613.05萬畝,未成林造林地和其它用地面積分別減少147.45萬畝和33.3萬畝;森林覆蓋率(加灌木林)從2011年的45.02%增加到2015年的51.27%,凈增6.25個百分點,年均增長1.25個百分點,增幅達13.88%。

計算結果顯示,貴州天保工程區年固碳3355.18萬噸,釋放氧氣8982.35萬噸;涵養水源1821091.9萬立方米,價值為2185310.3萬元;森林年固土量為9467.64萬噸,折合價值557238.56萬元。

三問:發展與保護如何平衡?

“貴州省目前仍是全國貧困面寬、貧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全省貧困發生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8.2個百分點,區域性整體貧困攻堅難度較大。”今年5月2日,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發布的《貴州社會發展報告(2017)》稱。

國家林業局一項調查顯示,我國60%的貧困人口分布在山區。山區是林業生態建設的主戰場,也是我國貧困人口的聚集區。

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表示,在貧困地區大力發展林業,利用森林資源發展綠色富民產業,可以吸納貧困人口就業增收,增加林產品有效供給,改善生態狀況,促進生態保護與脫貧增收協調發展。

劉躍輝告訴記者,自“八七扶貧攻堅”開始,按照國務院扶貧辦部署,國家林業局主抓黔桂九萬大山地區19個縣的定點扶貧。2015年8月,定點扶貧對象調整為貴州荔波縣、獨山縣,廣西羅城縣、龍勝縣等4個縣。

統計數據顯示,2001-2015年的15年間,黔桂九萬大山地區19個縣GDP由115億元增加到729億元,林業產值由10億元增加到242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277元增加到6113元,森林覆蓋率由59%增加到69.4%。到2015年底,4個定點縣的貧困人口由2010年的57.6萬人減少到18.6萬人。

貴州省貴定縣街頭的“決勝扶貧攻堅,同步全國小康”的標語。攝影/章軻

第一財經記者從黔南州林業局了解到,2016年,黔南州通過設立生態護林員,幫助0.72萬戶2.8萬余人精準脫貧;通過林業生態產業發展,到2018年可帶動約5萬戶貧困戶20余萬人脫貧;通過生態補償資金兌現,助推6.8萬戶24.5萬貧困人口脫貧。

在黔南州,僅2016年貧困人口從林業獲得的扶持項目資金就達3億余元,占林業總投資的40%;獨山、荔波兩個國家林業局定點幫扶縣獲得國家開發銀行貸款扶貧資金16.03億元。林業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貢獻率達40%左右。

“但脫貧任務仍十分艱巨。”黎燕萍說,到2016年底,黔南州還有建檔立卡貧困人口43.9萬人,他們大多居住在深山區、石山區,貧困面廣、程度深,是多年扶貧攻堅未啃下的硬骨頭。

黎燕萍說,另一個因素是林業產業還不發達,區域特色優勢還未顯現。她說,由於大量山區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和兒童,森林防火人員缺乏。按照人均管護1500畝的標準,黔南州需要1.6萬護林員,而目前僅有各類護林員8503人。

黃以黔也對記者表示,多年來,生態建設工程項目投資一直是補助形式,加上地方財政困難,單位面積投資長期偏低的現狀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工程項目資金只夠造林費用。如退耕還林工程結合產業打造助推精準脫貧,種苗和造林費只有300元/畝,種植優質經果林僅夠種苗費,缺乏後期撫育管護資金。

貴州省貴定縣雲霧鎮茶農陳群芬一家正在山上采茶。攝影/章軻

17日晚,第一財經記者在黎平縣高屯花果山油茶示範基地采訪時,油茶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徐紹勇就反映,由於缺乏發展資金,油茶加工能力上不去,生態旅遊也很難形成規模。

國家林業局副局長李樹銘在“2017天保記者行”出發前對記者表示,“正積極爭取提高天然林管護、造林、森林撫育補貼標準,完善中央財政林業補貼政策。探索建立林業財政補貼動態調整和分級補償機制。”

李樹銘表示,林業部門已提前研究天保工程二期結束後的相關政策,為長遠保護天然林夯實基礎,探索建立“天上看、網上管、地上查”立體管護模式,與森林資源監督機構共同建立聯合監督機制。

相關:

天然林保護工程

我國天然林面積占有林地面積64%,蓄積占森林蓄積83%,全面提高天然林質量,是提高森林質量的關鍵。

1998年啟動天然林保護工程試點後,2000年,國務院批準《長江上遊、黃河上中遊地區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實施方案》、《東北、內蒙古等重點國有林區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實施方案》,天保工程進入全面實施階段,也稱為“天保工程一期”,規劃年限為10年,實施範圍包括17個省(區、市)的734個縣和163個森工局。這是我國全面加強生態保護建設的標誌性工程,也是林業發展從以木材生產為主向以生態建設為主轉變的歷史性舉措。

2010年,為鞏固工程一期實施成果、維護國家生態安全、有效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促進林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國務院第138次常務會議決定,2011年~2020年,實施天然林資源保護二期工程。在延續一期範圍的基礎上,二期工程增加了丹江口庫區的11個縣(市、區)(其中湖北7個、河南4個)。

這19年,國家投入2000多億元,采取“停、減、管、造”和政策扶持、財政補助、減免債務等措施,天保工程區累計完成公益林建設任務2.75億畝,中幼齡林撫育任務1億畝,17.32億畝天然林得以休養生息;這19年,95.6萬富余職工得到妥善安置,67萬人員長期穩定就業。

第八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2009~2013年)和第七次(2003~2008年)數據相比,天然林面積增加了3225萬畝;天然林蓄積增加了8.94億立方米。其中,天保工程區天然林面積增加2835萬畝,蓄積增加5.46億立方米,分別占天然林面積和蓄積增加總量的88%和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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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壯麗東湖秀美 武漢盤活水資源、綠水青山按下發展“快進鍵”

武漢,兩江交匯,湖泊眾多,因江得名,依水而興,保護好江湖生態是武漢可持續發展的生命根基,也成為武漢迎接貴賓的最好名片。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27日和28日在武漢東湖賓館同印度總理莫迪舉行非正式會晤。

4月的東湖,春山如黛,煙霞似海。兩國領導人在輕松友好的氣氛中就中印關系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問題全面深入交換意見。

除了東湖,為守住生態保護紅線,武漢近年來把長江大保護作為生命線工程來抓,尤其是去年以來,武漢以“四水共治”為抓手,全面落實河湖長制,持續推進“兩江四岸”綜合整治、湖泊保護治理和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共抓長江大保護讓人民暢享綠水青山。“四水共治”後形成的江灘美景也在盎然春意中展現了迷人身姿。

武漢市青山區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因興建國家“一五”重點工程武鋼而建區,逐步發展成為重化工聚集區、老工業基地,近年來正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生態環境保護。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乘車途經青山江灘。只見長江水面寬闊,沿岸綠樹成蔭,生態環境宜人。習近平對江灘生態綜合整治工作表示肯定。

保原始生態,城市綠肺獲新生

一水興則百業旺,百業旺則民生足。盤活水資源,相當於按下了綠色生態發展的“快進鍵”。在武漢,如何盤活東湖這顆明珠?一條蜿蜒百里的城市綠道給出了答案。

2016年12月28日,武漢東湖綠道一期建成開通。101.98公里的綠道串聯起東湖磨山、聽濤、落雁、漁光、喻家湖五大景區,形成湖中道、湖山道、磨山道、郊野道、聽濤道、森林道、白馬道等主題綠道,這片城市綠肺成為市民遊客假期郊遊的新去處。

作為東湖風景區生態保護和系統修複的核心工程,東湖綠道在建設之初就立意:少些人工雕琢,多些自然野趣。

為了不破壞東湖原始生態,由中國一冶承建的郊野道段在施工中選擇了臨湖又盡量避開民宅的區域先行探路。

據介紹,由於荒草叢生,7.3公里的新建道路都是設計和施工人員手持竹篙一點一點探尋、開辟出來的。而施工區域分布有大量魚塘、藕塘和蘆葦蕩,涉水路段長達2.24千米,為保證步道有著堅實的基石基礎,項目部專程從黃石、鄂州調運大塊石材。道路窄,車輛無法進入現場,石塊太重,徒手搬效率又太低。在武漢炎熱的夏天,一冶施工團隊用小車一車車轉運,完成了3.33千米、18萬方拋石擠淤和塊石回填施工任務。最終,眾多“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東湖美景被發掘出來,令遊客們領略到東湖別樣的風景。

事實上,與在陸地上施工有所不同的是,在東湖綠道施工過程中,除了要確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質量,“保證不汙染水環境”更是硬指標。

由央企中冶集團旗下的中國一冶承建的兩座水中橋梁,不僅需要打下數千根支護樁,共計開掘淤泥近3萬立方米,還要不影響水環境。這些淤泥除少量作為擋水防漏物料外,其余的被全部清運離場,對水環境的影響被降到最低。

東湖生態旅遊風景區發布的最新消息稱,經過多年持續治理,東湖水質顯著提升,郭鄭湖、湯菱湖、團湖、後湖等東湖國控點水質整體呈Ⅲ類水質標準,達到東湖40年來最好水平。

未來,整個大東湖區域的綠道體系將達到124公里,由4條63.5公里主幹線、9條22.5公里次幹線,以及若幹條支線組成,打造“世界級綠道”。

四水共治,十里荒灘變公園

過去說起青山區,人們的第一印象是紅色鋼城,如今來到青山,最直觀的感受莫過於綠色生態。四水共治、海綿城市、生態綠色這些關鍵詞,日漸成為十里鋼城新名片。

在老青山人記憶里,長江南岸的武青長堤,數十年未曾改變——土堤、陡坡,原始杉林遮天蔽日,菜地、沙場、碼頭散布其間,重卡穿梭、塵土飛揚。外地人至此,總覺得到了邊遠郊區,就連青山本地人也習慣稱之為“江邊”。

從“江邊”到“江灘”,一字之差,背後則是一個老工業區“由鋼到水”的“蝶變”之旅。

長期以來,由於以地面硬化為特征的“水泥式攤大餅”城市化加快推動,武漢幾乎陷入逢雨必澇的窘境。推進海綿城市建設,就是要提升城市生態系統功能,減少城市洪澇災害及水汙染。

2015年4月,武漢市被國家確定為首批16個“海綿城市”建設試點,而青山區作為全市兩個試點片區之一,將率先進行三年試點建設。

所謂“海綿城市”,說到底就是要讓城市回歸自然。青山江灘按照“似堤非堤”理念,在武漢首創緩坡式堤防,維持原堤高度和外側堤腳不變,放緩坡度,向臨江一側推進約20米。在堤身內部“植入”高10余米、厚0.6米的混凝土防滲墻,確保防洪安全。

中國一冶項目負責人說,傳統江灘就像一道墻,人為分割了江與城,讓人難以親近江景。緩坡式堤防可緩解堤身對觀景視線的阻擋,為坡面綠化帶來更大的空間,使堤內到江邊護岸頂部之間自然過渡,從而擴大城市濱水面的立體空間,將堤與灘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形成城市、江灘、堤防“三位一體”景觀結構。

防汛能力和生態環境得以提升的同時,百年武青堤變身城市公園,不僅把江景還給市民,未來還將以江灘為平臺,融入文化旅遊元素,按“2+1+N”模式實施規劃建設,將體育、婚慶、版畫小鎮、遊樂區、便利店、停車場等服務設施,通過功能延伸,打造武漢首個“江灘+”文旅商圈。

河湖長終身追責,大保護信息共享

中央推行河長制、全面實施湖長制以來,武漢集中整治解決了一批涉河湖“五亂”突出問題,建立起市、區、街(鄉鎮)三級河長體系,全市622名河湖長到崗履責。但檢查發現,武漢部分河道水體沿岸亂占亂建、亂墾亂種、亂采亂挖、亂倒亂排、亂捕濫撈等問題仍然存在。

近日,武漢發布第1號河湖長令:4月中旬至5月份,開展“春季碧水攻堅戰”,開展清岸坡、清水面、清水底等行動,努力打造河湖治理武漢樣板。同時,河湖長制要全面延伸至村級,今年內實現四級河湖長全覆蓋。

任上擔責,終身追責,亦給各級領導幹部套上生態責任的“緊箍咒”。武漢市率先試點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審計制度。當領導幹部離任時,必須對其任期內的自然資源資產進行審計。審計采用衛星遙感影像對比分析土地、水利、森林、大氣質量變化,運用無人機技術設備查看湖泊、河流全貌,出動大氣質量、水環境應急監測車對企業排汙、湖泊水質等進行現場抽檢。審計的內容和結果,將納入組織人事部門的幹部檔案實行終身追責。

截至去年,武漢市已有20多名幹部被問責追責和追究刑事責任,其中8人因生活汙水收集系統建設推進不力被撤職處分。

共抓大保護,關鍵在“共”字。武漢市發改委有關負責人表示,武漢已經與長江中遊城市成立環境信息聯動機制,各地共享監測數據,特別是出現異常情況時,可同步發布預警信息,共同制定應對措施。

(第一財經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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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旌德生態環境助富農村,綠水青山能抵15萬彩禮

從村黨支部書記到村黨總支書記,黃曉本一當就是26年。從30歲剛出頭的小夥子,到如今年近六旬的小老頭,這些年來,黃曉本和他所在的路西村,一起切身感受到了國家政策的變化,他說,“過去一窮百窮,老百姓靠砍樹賣錢;如今,不砍樹也能幫助老百姓致富。”

這一變化,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實踐過程,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理念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過程。路西村所在的安徽省旌德縣,有著“黃山東大門”之稱,是全國首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之一,2015年成立縣級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委員會,探索讓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轉化路徑。

過去,身處山區、交通不便使得路西村光有青山綠水,無法變成金山銀山;如今,黃曉本已頗為自豪,“天生麗質”的村子,經過美好鄉村的建設,2015年成功創建國家級3A景區。受益於鄉村旅遊新業態的萌生,再加上縣級政府層面的銳意改革,村子實現了企業發展、集體增收和群眾致富三者的有機統一,光是以千畝茶園為核心的3A景區,一年就能增收20多萬元。

旌德縣委常委、縣“兩山”理論研究與協調推進辦公室(下稱“兩山辦”)主任胡興華認為,以旌德縣為例,“兩山”理論背後存在著很強的經濟邏輯。對於地方領導來說,需要耐得住寂寞、沈得住氣,不受一時的政績、考核所惑,根據當地優勢、整合資源,探索轉型路徑。

旌德梯田上的雲海景觀。視覺中國圖

因地制宜實踐“兩山論”

1992年,剛從部隊轉業回來的黃曉本,當選旌德縣三溪鎮陳家村的黨支部書記。2004年,陳家村與河西村合並。因緊鄰國道、省道西側,合並後的新村取名為路西村。由於做事有想法,在群眾中頗有威望的黃曉本,接任了路西村黨總支書記。

他說,(以前)村子身處山區,對外交通不便。雖然生態環境很好,但是村民生活艱苦,就靠著砍樹賣錢。集體經濟也基本上空白,村幹部甚至連工資都無法正常發放。如今,村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功創建了國家級3A景區,村民收入也翻倍。

作為路西村的村民,切身感受到的是生活幸福感的增強。黃曉本舉例,同樣條件下,路西村的小夥子比其他村更容易娶到媳婦。前兩年,村里的一個小夥子娶媳婦,女方家遠在山西,又是獨生女,起初女方家長不太同意,但又攔不住,索性提出了15萬元彩禮的條件,但後來看到這里風景秀麗、環境宜人,到最後結婚之際,彩禮之事幹脆不再提了。

同樣的山水,緣何有了一前一後的貧富之別,綠水青山轉向金山銀山的背後,蘊含著怎樣的經濟邏輯?嘗到了“綠水青山”甜頭的黃曉本認為,“綠水青山”並不完全等於“金山銀山”,但可以引入市場主體,嵌入好的項目和產業,將資源盤活,從而實現轉化。同時,保護好生態環境,培育出消費群體之後,市場主體是會主動找上門來的。

他說,現在,村民們不砍樹也能致富。原因就在於,將山林保護好之後,遊客更願意花錢為良好的生態環境埋單,從而帶動餐飲、民宿等產業的發展。村子里有將近千畝的空中茶園,多年來對外銷售茶葉,投入大產出小,一年收入也就3萬多元;現在以空中茶園為核心,打造的國家級3A景區,由村集體委托企業運營,除了發包租賃的13萬元收益外,每年還有10萬元保底的收入及門票分成。

圖片來源:旌德縣宣傳部

黃曉本認為,“如果繼續以砍樹賣錢,繼續以(單一)茶葉賣錢,就不會有現在的收入。”值得關註的是,空中茶園屬於集體所有,最初疏於管理,效益不佳,有人主張一分了之。“如果當初分掉,這邊栽樹,那邊開荒,搞得亂七八糟,就不是現在這個局面了。”

路西村的變化,是旌德縣發展思路轉變的一個縮影。從2014年開始,旌德縣著力探索經濟轉型發展的新路徑,次年成立“縣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委員會”,出臺《關於全面推進生態立縣全域旅遊的意見》,以“保水、保土、保空氣、增綠”為主題開展“兩山”行動,2017年,旌德縣成為全國第一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之一。

胡興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旌德此前做的一系列工作,對拿到“實踐創新基地”這塊招牌有莫大裨益,又跟縣域經濟發展的現狀和將來要做的工作十分契合,因此不能等閑視之;縣級層面成立的“兩山辦”,旨在系統挖掘和梳理“兩山”理論和協調縣內外的諸多職能部門。

他認為,“兩山”理論是辯證統一的。比如中央提出,“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兩山”轉化方面,其內在的經濟邏輯可概括為,“把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遊等生態經濟的優勢。”

具體到旌德縣,因地制宜選擇了兩條轉化路徑,第一條路徑是通過綠水青山吸引高端人才,進而匯聚技術、資本、項目,發展生態工業,最終鑄就金山銀山;第二條路徑是通過綠水青山招引八方人氣,進而體驗旅遊、會展、養老,實現農旅融合,最終鑄就金山銀山。

圍繞這兩條轉化路徑,旌德縣將健康產業確定為主導產業,以健康制造、特色小鎮、全域旅遊、文創會展、銀齡康養為抓手,立足優勢,聚焦重點,精準發力。

發展全域旅遊、雙長制並行

2015年7月,京福高鐵全線貫通,在旌德縣城設立的旌德站,是高鐵沿線距離黃山風景區最近的一站,僅30公里。

旌德縣白地鎮黨委書記柴長宏稱,高鐵站的開通,相當於打開了黃山的東大門,為全縣開展全域旅遊帶來了契機,“既然挨著黃山,發展旅遊就沒有理由不背靠這棵大樹。這樣一下子就多了幾百萬的遊客。”

近年來,旌德縣大力實施全域旅遊戰略,主動融入大黃山國家公園,打造皖南國際文化旅遊示範區的基地和目的地。2017年,旌德縣的旅遊產業對地方生產總值的貢獻率超過60%。這意味著,全域旅遊正在成為旌德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對於旌德來說,其客觀情況是,地處皖南山區,對外交通不便,過去在吸引投資方面缺乏競爭力,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恰好限制了汙染企業的進入,反倒保護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如今,國家層面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轉型,讓這個只有15.2萬人口,卻有97.7萬畝林地面積,森林覆蓋率達到69.2%的“山區小縣、林業大縣”,有了頗為顯著的後發優勢。

為全面保護綠水青山,2017年6月,在全面實行河長制的同時,旌德縣在全省先行試點林長制,出臺《關於全面推行林長制的意見(試行)》,探索建立責任明確、制度健全、問效追責的森林資源保護與發展體系。

旌德縣林業局副局長梅學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要想變生態優勢為發展優勢,前提是推行林長制保護好森林。推行林長制以來,林業保護也由過去的單打獨鬥變為協同作戰。比如,建立縣鄉村的三級林長制架構,形成了上下聯動、齊抓共管的局面。此外,對於各級林長來說,林業的保護和發展同等重要。

在促進林農增收和致富方面,旌德縣更是改變了過去“造林—砍樹—賣錢”的老路,具體來說,可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以林地入股合作社,3.3萬林農變股東,享受分紅收益;二是發展林下經濟,扶持和鼓勵發展林業特色產業;三是推進全域旅遊,景區與林農簽訂協議,付清租金約定不采伐樹木;四是參與森林公園建設,以保底分紅的模式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五是探索發展碳匯經濟,提升森林生態效益,將“碳庫”變為“錢庫”。

梅學峰表示,為保障林長制的推進,更加有力地推動落實林業工作,旌德縣政府還將林長制納入目標管理考核中,作為評價黨政領導班子政績和幹部選拔任用的重要依據。尤其是對森林資源出現負增長、發生重大破壞森林資源事件的,實行“一票否決”。

圖片來源:旌德縣宣傳部

與此同時,減少傳統經濟發展動能所造成的環境汙染,離不開環保部門的努力。

旌德縣環保局局長劉文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為了從源頭上保護綠水青山,在準入方面,從2015年開始,縣里面就一律不準再上馬高汙染、高耗能的企業。此外,做好汙染企業防治設施的家底排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盡快升級改造、整治到位。

她認為,就旌德本身條件來說,“綠水青山”還可以,但“金山銀山”不足,落實“兩山”實踐創新基地需要在“就是”這兩個字上下功夫。具體到環保部門,縣委主要領導在調研時就明確表示,環保局不要有太多考慮,要下定決心將環保搞好——這讓環保部門有了底氣。

旌德經濟動能的轉換,也讓縣里感到了考核的壓力。胡興華稱,雖然現在不以GDP論英雄,但在實際考核體系中,許多指標的設置還是跟GDP相關,比如固定資產投資、財政收入、招商引資等,這導致眾多考核匯總起來,旌德縣始終面臨著考核壓力。

壓力與動力並存之下,生態保護倒逼企業轉型也收到了效果。胡興華舉例,縣里曾有一家做廢銅冶煉加工的企業,對GDP的貢獻占到四分之一,體量雖大,但對財政的實際拉動不大,也不利於綠水青山的保護,當時政府就痛下決心將其退出,這就影響到了當年的經濟數據。不過,挺過第一年,第二年就好多了。“這就像毒瘤一樣,遲早要做出決斷,晚痛不如早痛。”

當然,旌德也不是簡單地將所有傳統產業一砍了之。比如,玻纖行業曾經是旌德縣支柱產業。為保護青山綠水,旌德縣全面淘汰了玻纖行業陶土坩堝拉絲工藝與裝備,倒逼企業轉型升級,引進新技術,延長產業鏈。

胡興華稱,為了環保不要經濟,這不是中央的初衷。任何傳統產業轉型中都會出現問題,關鍵要看怎麽應對。玻纖行業經歷過短暫調整後,不但沒有影響到工人就業,還對財政、GDP的貢獻有所增加。即便是有一些工人失業了,也可以通過鄉村旅遊等新業態消化掉這部分群體的就業。

著眼一盤棋的改革

在旌德縣試點改革的大棋局中,改革從來不是孤立的。全域旅遊戰略的確立,背後涉及集體產權制度改革。2015年,旌德開展集體股改試點,2016年,整縣推進集體股改,全縣68個村(居)註冊成立集體經濟公司,全部村民成為公司股東,每個村掛“村黨組織、村民委員會、集體經濟組織、村務監督委員會”四塊牌子。

在實踐探索中,集體經濟公司是母公司,除集體資產的發包租賃、光伏發電等簡單經營外,不得獨立經營,只能通過入股,跟民營主體成立子公司,由子公司負責經營。

柴長宏提到,在白地鎮江村,母公司以老街、祠堂等占股60%,縣旅遊公司以財政投入占股30%,部分農戶以自有古民居(如黯然別墅)等占股10%,組建子公司,再將這些旅遊資源委托給企業運營,約定增長機制、退出條件,實現多方共贏、共享發展。

改革帶來了集體收入的增加。2017年底,全縣68個村(居)集體經營性收入比改革前增長了4.5倍,集體經濟空白村不複存在。之所以重新重視集體經濟,柴長宏稱,在農村,有句話叫“手中無米,喚雞不理”。也就是說,要是沒有好處的話,連雞都不睬你。帶動百姓發家致富,不能光喊口號,因此集體經濟一定要發展壯大。這對於鞏固基層政權,推進農村事業的全面進步,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當然,考慮到市場經營存在的風險,母公司既要享受分紅收益,還要承擔風險。

圖片來源:旌德縣宣傳部

作為“兩山”理論的創新,旌德縣成立的“兩山辦”負責對全縣環境保護、治理等工作進行統一調度。在印發的《旌德縣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中,明確構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八項制度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值得關註的是,旌德縣重點探索和創新了“四個一”:“一張表”即自然資源資產負債表,對自然資源清產核資、確權登記、明確權責;“一套圖”即多規合一,並統一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城鎮開發邊界等三條控制線;“一本賬”即綠色GDP的綜合統計和考核,探索建立生態文明指數,對縣域發展進行科學評價;“一張網”即構建智慧平臺綜合運用網絡,整合公安、城管、旅遊、扶貧等相關部門管理職能,通過大數據分析,全面提升生態保護的科學化水平和分析決策能力。

對於“一張表”和“一本賬”制度的建立,胡興華認為,從宏觀層面上,國家戰略發生變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不斷加大,也就意味著指揮棒發生了變化,地方的考核評估體系也要隨之發生變化。這套生態文明指數體系的建立,將較好地反映出旌德縣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果。

對於下一步的改革,胡興華認為,旌德縣的生態本底很好,但從治理和保護的角度來看,還有提升空間,在創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有提升空間。盡管有京福高鐵穿城而過,但交通始終是限制區域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尚有深挖的潛力;而在打通與外界的主動脈基礎上,旌德還要著力疏通鄉鎮村之間的毛細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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