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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壽50年 從青澀到壯熟 一張保單 見證一頁台灣經濟史

20121201-美国经济史中的管制与去管制- Cedric 信璞上海

一、問題的提出

1989年伯克希爾公司投資購買了 USAir Group, Inc.的價格總額為3.58億美元的優先股，該優先股附帶十年強制贖回條款，每年股息率9.25%，而且投資者有權以每股60美元的價值將其轉化為普通股。

在1990年的信中，巴菲特意識到，伯克希爾持有的USAir優先股的價值已經大幅低於當初的購買價。當時他總結的原因是，（1） USAir 在1989年收購了Piedmont Airlines，而目前，USAir正在遭受公司整合運營上的困難。（2） 業內的一些航空公司採用自殺式的定價策略，使得整個行業陷入危機。不過當時巴菲特預測，只要航空業不會在未來幾年中完蛋，伯克希爾對USAir的投資應該就會不錯。

戲劇性的是，就在巴菲特寫完1990年的信之後的十幾個月中，美國航空業出現了大規模的破產潮，在這期間破產的航空公司不完全列表如下（藍色表示去管制化之後成立的公司）： 

（註：根據美國聯邦破產法第11條的保護，很多航空公司破產後沒有解僱員工或取消航班，而是選擇繼續運營，以圖東山再次。所以很多航空公司會破產兩次、三次……巴菲特對此感到不滿，他在1991年的信中指出，法律鼓勵破產的航空公司繼續運營，結果是破產的航空公司在運營中不考慮固定成本，其不正常的定價策略會把尚未破產的航空公司拉下水。）

在行業的蕭條中，USAir亦不能獨善其身。在1990年到1994年中，USAir一共損失了24億美元，這一損失剛好把其該公司普通股的賬面淨值全部抵消。

1994年，USAir暫停向優先股股東支付股息。在這之後，伯克希爾決定把其持有的3.58億美元的優先股資產減記為8950萬美元，減記程度達到75%。在1995年一整年中，巴菲特一直都試圖以USAir優先股票面價值50%的價格割肉止損。巴菲特甚至一度覺得，伯克希爾所持有的USAir的優先股可能會變得一文不值。

在1996年的信中，巴菲特總結投資USAir失敗的根本原因是，他沒有認識到 （1）在一個沒有管制的激烈競爭的市場中，USAir的營業收入受到強烈衝擊，加上（2）USAir的成本結構是在管制年代形成的，管制的保護使得USAir形成了積重難返的高成本運營模式。

巴菲特投資USAir的案例讓我第一次認識到，管制以及管制的變化對行業和公司有巨大的影響，因此，對管制的研究應當提上投資者的日程。

進入21的世紀，伯克希爾公司進入了更多受管制的公用事業。於是在一些地方，巴菲特又一次談到了他對經濟管制的理解。在2010年的信中他指出，經營公用事業公司的關鍵在於在公司和管制當局之間簽訂一個穩定的「社會契約」：一方面公司不斷投資進行設施建設，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管制當局應當給予理性的管制，使得公司能夠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率。「智慧的管制和智慧的投資只是一個硬幣的兩個側面」，巴菲特說道。

總之，要研究巴菲特對USAir、MidAmerican、BNSF的投資，對美國經濟管制的深入瞭解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想對美國歷史上的經濟管製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二、管制（Regulation）與去管制（Deregulation）的簡史

按照傳統的信念，自由的不受政府干預的市場是最佳的，對經濟進行管制是錯誤的政策。在美國歷史上相當的時期內，我們似乎沒有看到明顯的政府管制的身影。

19世紀中期開始，鐵路業的崛起改變了這一情況。修建一條鐵路需要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但是由於當時修建鐵路非常有利可圖，於是各種投資者紛紛進入這個行業。在例如芝加哥-紐約這樣的主線路上，不同的公司紛紛進入，修建了不止一條鐵路，而在另外一些次要線路上，往往只有某個公司修建了一條鐵路。

主幹線上不同公司競爭激烈，大打價格戰，據說很多公司的主幹線都陷入虧損，為了贏回利潤，他們往往利用自己在某條支線上的壟斷地位肆意提高運價。

對於這一情況，鐵路公司和消費者都很不滿。很多消費者不滿，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承受了鐵路公司不公平的壟斷定價；一些鐵路公司也對情況不滿，因為他們認為在某些線路上的過度競爭使得競爭各方都陷入了虧損。

在這一背景下，1887年，美國通過了《州際商務調整法》，並根據該法案成立了州際商務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CC）。消費者希望州際商務委員會能夠規範鐵路公司的定價，保護他們的權益；而鐵路公司則希望州際商務委員會能夠起到行業卡特爾的作用，使得鐵路行業避免惡性競爭。

州際商務委員會（似乎）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管制機構，而且其權力在後來的歷史中不斷擴大。1906年，州際石油管道運輸被納入ICC的管理範圍，1935年的the Motor Carrier Act of 1935將公路運輸納入ICC的管理範圍，1940年的《運輸法》使得ICC成為了美國水路運輸的管制結構。

州際商務委員會的成立拉開了美國經濟管制化的序幕。之後，在西奧多·羅斯福（1901-1909）、 威廉·塔夫脫（1909-1913）、伍德羅·威爾遜（1913-1921）這幾位總統任內，美國政府增加了管制的內容。富蘭克林·羅斯福上台之後，美國政府對經濟的管制達到了頂峰。

除了交通運輸業之外，另外一些行業也在19世紀80年代-20世紀30年代這段時間中被納入到政府管制的範圍之下，例如能源行業、金融行業。以金融也為例，1913年，美國通過《聯邦儲備法》，成立聯邦儲備系統；1933年，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要求商行和投行分業經營；1934年通過《證券交易法》，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

羅斯福總統之後，歷屆美國政府都大體繼承了20世紀30年代以及之前時代形成的政府管制框架。在此期間，美國經濟也十分繁榮。

這一情形到20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變化。從70年代開始，美國一些機構例如芝加哥大學、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開始宣傳去管制化。於此相配合的是，尼克松政府（1969-1974）和福特政府（1974-1977）開始試探性的進行一些廢除管制的政策。而於1966約翰遜總統任內成立的美國運輸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也逐漸成為政府內部推動去管制化最積極的機構之一。

真正在去管制化上做出重大進展的第一個總統是卡特，1977年卡特擔任總統後，開始了積極的廢除管制的努力。在這期間，美國通過了the Airline Deregulation Act of 1978、the Staggers Rail Act of 1980和the Motor Carrier Act of 1980。這三部法案，分別在航空、鐵路和公路運輸領域放鬆管制，為後來里根和克林頓政府的去管制化奠定了框架。卡特政府廢除管制的政策對行業影響深遠。反思巴菲特對USAir的投資失敗，就應當追溯到the Airline Deregulation Act of 1978以及它對航空業產生的革命性衝擊。

里根和克林頓政府在卡特總統的政策基礎上繼續前進，這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例如1985年美國民用航空委員會（CAB）解散，1996年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的美國州際商務委員會（ICC）解散，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通過。

三、管制政策或管制變化對行業的影響

關於管制以及管制變化對行業的影響。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在某些地方，影響是明顯的，例如the Airline Deregulation Act of 1978使得民用航空業幾乎重新洗牌，又例如1975年福特總統任內的《有價證券修正法案》使得投資銀行業發生急劇兼併（見 "The Shakeout on Wall Street Isn't Over Yet", Fortune Magazine, May. 22, 1978）。

但總的來說，每一個管制措施和管制變動對行業的具體影響都是需要單獨研究的。

例如，存在這樣的一個猜想：美國鐵路業衰落的原因是州際商務委員會的過度保護，使得鐵路運輸的定價無法體現鐵路運輸的低成本，從而導致鐵路運輸在與後來崛起的公路運輸中喪失了成本優勢。這一猜想是合理的麼？

又例如，有一個猜想認為：民用航空業之所以先天就是一個服務於高端消費者的行業，各公司紛紛把旅行的舒適度和空姐的質量作為公司核心競爭力的組成部分，這是因為民用航空業一開始就誕生在管制之中，使得航空公司之間無法在價格上進行競爭，而只能在服務質量上開展競爭，結果導致不顧成本地追求「高品質」成為了行業習慣。這一猜想是正確的麼？抑或是牽強附會？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值研究和討論的。通過對具體管制措施與行業變化二者之間關係的研究，投資者就能增加對管制如果影響行業的理解，從而在分析某些行業時擁有一個有力的分析工具。或許，這樣投資者就能避免巴菲特投資USAir那樣的失敗。

* * * * * *

龐大而有趣的研究，這裡先開一個題吧。

【附錄】：

美國經濟史上的管制與去管制化

——一個不完全的表格

PS：

由於Stephen Wolf上任CEO後的經營，1998年2月巴菲特寫信時，USAir（1996年改名為US Airways）的普通股股價漲到了73美元。（見巴菲特1997年的信）。

推測在這之後的某個時間裡，伯克希爾執行了轉股權並出售了所有股票。就此而言，伯克希爾對USAir的投資是盈利而非虧損的，但是其盈利並非正確分析和決策的結果，而是因為幸運——因為USAir的迴光返照或者因為市場對USAir股票的短期炒作。

巴菲特在1997年的信中認為，對USAir來說，生存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了。但僅僅到了2002年8月，USAir就進入了破產保護；2004年9月再度進入破產保護……

因此，雖然賺了錢，但巴菲特對USAir投資仍然是失敗的，因為賺錢的原因是運氣。

最值得一讀的經濟史書單

著名的經濟史學家David S. Landes上月逝世，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DeLong曾是Landes的學生，在緬懷這位老師時，DeLong分享了一份關於經濟史的個人書單：

1，《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Benedict Anderson

2，《美國革命的思想意識淵源》伯納德·貝林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Bernard Bailyn

3，《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

《The Second Sex》Simone de Beauvoir

4，《意識形態的終結》丹尼爾·貝爾

《The End of Ideology》Daniel Bell

5，《重建母職》美國社會學家邱德洛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Nancy Chodorow

6，《新階級》密洛凡·德熱拉斯

《The New Class》Milovan Djilas

7，《文化的解釋》克利福德·格爾茨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Clifford Geertz

8，《通往奴役之路》《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哈耶克

《The Road to Serfdom》《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Friedrich Hayek

9，《退出、呼籲與忠誠》赫希曼

《Exit, Voice, and Loyalty》Albert Hirschman

10，《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和平的經濟後果》凱恩斯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The End of Laissez-Faire」》John Maynard Keynes

11，《科學革命的結構》托馬斯•庫恩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Thomas Kuhn

12，《解除束縛的普羅米修斯》大衛·蘭德斯

《The Unbound Prometheus》David Landes

13，《國際經濟秩序之演化》威廉·阿瑟·劉易斯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W. Arthur Lewis

14，《瘟疫與人》威廉·麥克尼爾

《Plagues and Peoples》William McNeill

15，《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巴林頓•摩爾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arrington Moore

16，《向加泰羅尼亞致敬》《1984》《通往威岡碼頭之路》奧威爾

《Homage to Catalonia》《 1984》《 The Road to Wigan Pier》George Orwell

17，《馬基雅維利時刻》J.G.A.波考克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J.G.A. Pocock

18，《大轉型》卡爾·波蘭尼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Karl Polanyi

19，《東方學》薩義德

《Orientalism》Edward Said

20，《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E.P. Thompson

榮衰論：日本經濟史1945——2004 寒江釣翁

《榮衰論》作者：孫執中

                    （一） 廢墟上重建日本經濟（1945-1952）

1.統治經濟的恢復（1946-1949）

  物資統治；資金統治；外貿統治；價格統治

 金融緊急措施以米價、煤價、工資為支柱的新物價體系復興金融金庫的成立對煤炭行業執行「傾斜生產」的豐功偉績  石橋湛山「積極財政論」  解散財閥禁止壟斷

2.從統治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1949-1952）

  取消物資統治 取消價格補貼廢除公定價格 放寬金融統治 企業合理化推進

                    （二） 高速成長前的奠基階段（1952-1960）

   如前篇所述，圍繞在日本政府周圍的以東京大學教授為主的一批經濟學精英，為其制定的極富魄力而大膽的維穩與改革措施，使日本經濟迅速走出廢墟，僅僅六年之後的1951年日本經濟已經恢復到戰前水平，1952年已進入戰後發展新階段：為準備進入新的高速增長階段，日本政府採取了縝密而有雄心勃勃的措施：

1、大力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迎頭趕上歐美，稱之為「產業合理化計劃」。在戰後三十多年，在引進外國先進技術方面，日本始終佔據世界第一位。他們優先吸收關鍵性技術，重點起初放在重、化學工業上，後來轉到電子工業、飛機和「知識密集產業」。

2、徹底改造工業企業技術：《振興機械工業臨時措施法》

縱觀戰後日本經濟發展史，可以這樣說，不懈的用心技術改造企業設備，是經濟得以保持順利發展，並戰勝一個有一個衝擊的關鍵。《振興機械工業臨時措施法》，用行政干預和財政金融手段，強制性的加速19個機械工業行業的企業的設備更新。

3、原有大型企業的合併

1961年開始，大型企業合併的速度顯著加快，64年三菱重工實行了合併，同年，日本郵船與三菱海運合併成立新日本郵船而大阪商船與三井船舶合併；66年日產汽車與王子汽車合併；70年八幡制鐵與富士制鐵合併成立新日本製鐵產量佔到資本主義世界第一位。

             （三） 日本經濟理性高速增長時期（1961-1970）

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不僅表現在量的較長時期的持續高速增長，還表現在質的突破。

1、《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輝煌成就

50年代中後期，日本經濟學界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思想爭論：1955-1960日本處於「投資引起投資」的高潮期，私人投資每年遞增22.6%，同時，又處於「消費革命」時期，正值舊三大件開始普及（黑白電視、電冰箱、洗衣機）。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形勢卻出現了嚴重干擾。1957-1958年間，發生了戰後第一次同期性世界經濟危機。下村治認為，日本正處於歷史勃興期，設備投資欲旺盛；共給能力的增長將導致生產的迅速增長；擴大出口的前景極為光明：只要採取擴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各種矛盾將得到暫時的解決，經過精密計算，國民收入將在10年後增加一倍.

最終，池田內閣採取了該方案：

確立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社會分工體制；

農業生產發展的趨勢與農業現代化的次序為題（減少農民人口；食品消費結構的變化，蛋白質食物增多）；重視科學技術的引進，提高國民教育水平。

2、政府提高農民、工人購買力

提高以大米為主的農產品收購價格，這一措施導致整個農產品的價格都上漲；

將全部勞動力劃分為若干集團，每個集團確定統一最低工資；

擴大消費信貸政策。

種種措施伴隨而來的效果是1955-1975年的兩次消費革命，其又反過來強力拉抬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一般消費品在其價格相當於2-3個月平均工資時會得到普及；高級消費品（小汽車）則是5-6個月。

3、建立精良的重工業體系

著重發展重化學工業：

以機械工業為中心；

與消費品市場息息相關；

重視出口服務

期間：1965年，經濟危機——結構性危機 三一證券倒閉

4、「伊奘諾景氣」

從1965年10月到1970年6月，日本經濟持續出現了57個月的繁榮，平均增長率達11.0%，創戰後迄今最長紀錄。1955-1957神武景氣31個月；1958-1961岩戶景氣42個月；1986-1991泡沫經濟也僅50個月。原因：

   （1）65年蕭條期間政府發行大量公債，擴大公共事業投資

   （2） 65年2月美侵越戰爭，導致特需

   （3） 65年後進入新三大件普及期

   （4）設備投資迅速增長

   日本在1968年超過聯邦德國，成為世界大二經濟大國！宣告「日本經濟黃金時代來臨」。

       （四） 不穩定增長時期（一） （1971-1977）

 這一時期，日本經濟經歷了戰後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但在第二次石油危機中，日本卻是唯一的成功避免的資本主義國家。

   第一次石油危機使日本經濟遭遇到了暴風雨般的襲擊。由於日本國內不產石油，出現了較長時期的蕭條，此後採取了「減量經營」的對策，實施整個國民經濟節能化的戰略，尋找各種省能源的途徑，取得了輝煌成就，接著對財政、金融政策實現了重大調整，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

   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藏。20世紀後半期，日本變成了世界金融最大債權國；而在20世紀90年代的「平成景氣」之後，又出現了泡沫經濟崩潰厄運。從此，日本出現了連續十多年的蕭條。

一、 日本列島改造的失敗與地產泡沫的出現（1971-1973）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超額完成之後，市場生氣勃勃，投資亢奮。一方面新三大件（汽車、彩電、空調）正處消費高漲期；另一方面則是由於田中角榮首相提出的《列島改造論》（形成全國性的交通網絡；大規模推行國土開發；建設新的地方城市）的興起。然而田中內閣的這一新的國民經濟發展的奮鬥目標，卻由於銀行放貸失控，地價高漲，而導致經濟過熱。這一時期金融政策的失誤在於：1、央行連續降低公定利率2、財政嚴重赤字。

二、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1973-1975）

   1973年12月開始，日本陷入第六次危機。

危機背景：1、在嚴重的通貨膨脹基礎上產生（1973年已達11.3%）2、石油危機起了觸發和加劇作用3、在世界貨幣體系危機的基礎上發生（佈雷頓森林制度崩潰，日元大幅升值）

危機徵象：

商品滯銷：據報導已出現把牛奶倒進水溝，毀掉蜜橘，砸碎電視等現象；

生產縮減：工礦業，纖維、電視、造船、建築業、汽車業大幅下降；

企業倒閉：74年達到空前的11681家；

失業人數增加：完全失業率達5%-6%；

私人投資減少：開工率不足，設備閒置；

股票價格下跌：74年10月已降29.7%

三、「石油衝擊」後日本經濟的調整(1975-1977)

1975年2月，日本經濟陷入谷底，從3月開始走出危機，工業產值有所上升，但勢頭一直很弱，可謂五步一徘徊，一直到1977年，工業生產始終沒有達到戰前最高點，形成「U」字型的經濟週期。日企業為改善處境，大多採取「減量經營」的措施；政府則實施了《特安法》：設立蕭條產業信用基金；允許組織蕭條卡特爾；確定設備報廢量和報廢日期。

        （四） 不穩定增長時期（二）（1978-1985）

成功渡過第二次「石油危機」（1978-1982）

   由於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後，採取了減量經營，嚴格節約能源消耗等措施，取得顯著效果。從1973-1982年的兩次石油危機中，日本能源消耗減少了0.4%，石油供給量減少了21.5%；而同期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33.5%，工業生產增長17.9%。

    能源消耗減少，導致出口價格低廉，擴大出口是從危機走向服輸的牽引力；為了克服石油衝擊的嚴重蕭條景象，日本政府還採取了大量增加財政開支的手段，從此也走向了赤字財政時期。經濟在79-82年的增長率為7.3%；4.7%；0.95%；0.35%。

石油衝擊後日本經濟發展戰略（1983-1985）

1、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節能化。途徑：

   從產業結構上減少能源的消費：把原料、能源多消費的產業轉向消費少的產業，重點擴大加工組裝型、知識密集產業，如家用電器、數控機床部門的生產；相對減少鋼鐵、水泥、石化等部門的生產。

   開發新能源：石油危機後不久，74年6月，通產省制定「陽光計劃」，投資1萬億日元以上，開發諸如太陽能、地熱能、合成天然氣及氫能。

   在國民經濟部門中增加節省能源的投資，

   採取節約民用能源的措施，此舉將導致了今後的日貨席捲全球。

2、產業結構的變化

  產業發展重點轉向知識密集型產業：電子計算機、新合成化學、海洋開發、數控機床、諮詢業務

  發展電子工業與機械工業相結合的組裝工業：電器機械、家用電器、機密機械、汽車

   物質部門日趨減縮

  戰後日本的產業結構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其主力產業從纖維（輕工業）等的勞動密集型轉向金屬、化學（基礎素材型的重工業）等資本密集型產業，接著又完成了向運輸機械、電器及機械（加工組裝型重工業）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化，進而又實現了向知識密集型產業的過渡。

日本的新技術革命

新能源的開發利用

新材料革命：精密陶瓷的研製

通訊革命：電子技術與光通訊技術的結合

生命科學：重組遺傳基因

電子技術：微電子技術的開發與應用

日本財政金融政策的重大調整

（一）從平衡預算到赤字財政

   73-75危機後，日本發行大量國債，從此背上沉重包袱

（二）稅制改革

（三）金融自由化

   從77年開始日本開始金融自由化的進程。1984年，大藏省公佈《金融自由化與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展望》，承認利息限制與銀行業務限制有撤銷之必要，史稱「日本金融自由化元年」。內容有：

1、利率自由化

2、取消銀行經營業務範圍的限制 

3、國內外資金交流自由化

4、金融業務自由化

日本對外經濟摩擦的加劇

               （四）不穩定增長時期

(三) 日本作為世界頭號債權國的崛起 (1985)

   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債權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的一件舉世矚目的大事。

其原因如下：

（1） 貿易黑字的積累

   戰後日本從債務國變為債權國，與對外貿易從赤字變為黑字，幾乎是同步的。可見外貿黑字的積累，是其實現轉變的原因。從1946-1963，18年間，日本國際貿易基本上是赤字的，僅4年略有盈餘。從1964年起，以後便一直是貿易黑字，1981年起，日本貿易黑字有了巨額增長，1982年起，對外投資也隨之大幅增長。

（2） 國內大規模設備投資需求的減少

   一是由於石油衝擊後，日本實現了向知識密集型產業的轉型；二是由新技術革命的特點形成的。由於設備投資的需求減少，日本國內市場上出現了大量的過剩資本，表現為金融資產的積累速度超過了實物資產的積累速度。

（3） 低利息率促使資本外流

（4） 日元升值加速資本輸出

    86、87日本海外純資產每年以40%速度增長。憑藉財力優勢，在海外挾起了購買熱。其資本輸出以證券投資為主。

                            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   

一、 日元大幅升值——不穩定的資本膨脹效用

   自美元兌日元實行浮動匯率制以來，在86、87這兩年，日圓升至近一倍。為照顧因日元升值而經營困難的企業，在經濟高漲的階段，日本政府被迫採取寬鬆的財政政策。五降官定利率，貨幣供應量大量增加，M2+CD在1987-1990年均增長10%，大大超過GNP增幅，史稱「大規模金融緩和」。

二、 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

1、 日本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的經濟高漲

83年起，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開始復甦，到89年7月間是少有的高漲階段。對於日本有其特殊性：1、日元升值所產生的資產浮腫 2、日本金融自由化過程以及過鬆的貨幣政策  3、大量貨幣流動過剩

2、企業設備投資的過度增加

3、股票價格的暴漲與暴跌

日經平均股價從1970-1980增加了213%，而從1980-1989增加395%，其中最快的1985-1989增加2.7倍，年增28%，是GDP的4.3倍，是戰後股價暴漲時期。而在1987年10月之後，則出現了3次暴跌。

4、城市房地產價格高居不下

         （五）  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及其影響（1992——2004）

   引言：泡沫經濟崩潰的契機

   日本經濟崩潰的契機，是從1989年5月開始的5次大幅度提高公定利率，即從3.25%提高到1989年8月的6%。並且，從1990年4月到1991年末日本銀行實行嚴格的窗口管制。而在政策上對泡沫經濟的有力一記是1991年制定1992年開始施行的「地價稅」即規定不管地價漲跌，凡土地持有者必須向國庫繳納土地持有稅，從而徹底打擊了對土地的投機，導致土地價格持續下跌，至2004年已連續下跌13年。

   這些財政與金融政策，揭開了日本金融危機和90年代以來長期蕭條的帷幕。其影響表現在：一是引發金融危機和大批銀行倒閉，二是引發日本90年代的長期蕭條。

一、資產價格縮水、金融危機與銀行倒閉

1、 資產價格縮水

   股票價格從1990年起，開始下跌，到1992年8月，已從38915的峰值跌至15000以下，跌幅超過62%。98年跌破13000，1999在130萬億日元的財政金融刺激下，才有所回升，但也未能達到前期峰值的一半。

2、房地產價格下降，長期衰退的主要原因

從1992年開始，到2004年，經歷了連續14年的下降，這是明治維新以來的空前紀錄。

二、 長期蕭條的特點與原因

特點：

1、銀行貸出顯著減少  2、企業倒閉、利潤減少 3、勞動力過剩，失業率猛增4、私人設備投資減少

原因：

1、 週期性的經濟因素：前期巨額高漲期過渡的繁榮，也就形成隨後蕭條期的長期低落，這種週期性的影響，是這次蕭條的背景。

2、長期的城市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

日本地價在其鼎盛時期，以美國國土面積的1/25，總地價卻相當於其5倍，地產泡沫可見一斑。以此加劇了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影響了新企業的開設和資源的合理配置。

3、日元升值與產業化空洞

73年2月後，日圓兌美元改為浮動利率制，總的日元匯率趨勢是上升的，1990-1995日元大幅升值50%後，導致日本國內生產成本增加，企業紛紛到國外設廠，導致產業空洞化。其中85年9月-87年12月日圓升至近一倍。（完） 

中國目前經濟和日本70年代的經濟特徵有著驚人的相似

 如何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國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長，是當前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透過日本池田內閣1960年12月制定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1～1970年度)，日本高速發展時期的一些經驗教訓也可以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1.理論根據以下村治為代表「高速增長論」

　　作為「代表並體現了戰後日本高速度發展期的經濟政策構想」的「國民倍增計劃」，誕生於激烈的爭論之中。

　　如何解決過剩的生產能力與市場銷路之間的矛盾？當時的理論界有兩派觀點：一是「穩定成長論」，以後藤譽之助為代表，認為日本經濟已經結束戰爭後的恢復時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發展，今後只能「穩定」增長。一是「高速增長論」，下村治為代表，認為日本正處在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基礎都處於技術改造時期，只要採取擴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繼續高漲，並精密計算出國民收入在今後10年可增加一倍。

　　池田勇人組閣後，內閣會議制定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權衡下村11%與經濟企畫廳7.2%兩個對立的方案，池田內閣以頭三年9%的增長率落定。這一計劃更主要的意義，是作為計劃背景的對高速增長的自信，為政府和經濟界提供了日本經濟看好的前景。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標是10年，計劃以「高速增長、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業」為目標，最大限度地實現增長；計劃國民生產年增長率平均7.2%；到1970年度國民生產總值增加1倍以上，最終達到26兆日元目標。為此，計劃雄心勃勃地提出了5個中心議題：充實社會資本；引導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和確保社會穩定。計劃的正文分為四部：總論、政府公共部門的計劃、民間部分的預測與誘導政策、國民生活的將來。

　　在計劃目的的闡述中，明確指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目的必須是，迅速地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一倍，從而謀求通過增加僱用實現完全僱用，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致力於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以及收入階層之間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項政策，就是採取積極措施，提高工人、農民的購買力。對於工人，明確規定了進一步推行「最低工資制度」，以在「國民收入的第一階段，就使收入差別不致擴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資指數增長了近1.7倍。(見表1)對於農民，政府規定了「生產者米價」，它遠高於國際市場，是美國的2.7倍。米價帶動整個農產品價格上漲，結果1960-1969年，農產品價格上漲為95%左右，而農村購入的工業品價格指數僅上漲30%左右。(見表2)「剪刀差」的縮小，一方面使農民積極購買生產資料，農業的全面機械化基本上是在這個時期實現；另一方面，買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資料，使一般耐用消費品得以在農村普及。這些都為工業品生產創造出了廣泛的市場需求。

　　收入的全面提高，使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大企業與中小企業、高齡者與年輕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由於消費內容趨於均衡和一致，國民具有的「中流階層意識」就形成於這個時期，後來近一億人口的中產階層成為日本社會政治經濟的穩定的重要因素。

　　3.「消費革命」刺激經濟飛速發展

　　隨著工資的提高，人們的食品消費比例下降，「嗯格爾係數」穩定變化：1955年46.9%，1960年41.6%，1965年38.1%，1970年34.1%(到1988年僅為25.5%)。日本在第一次消費革命(1956-1970)中，開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適化」、追求「實現物質需求慾望」發展，進而引發了戰後日本第二次(1971-1980，)和第三次(1981-)的消費革命。娛樂和交際費用或從無到有，或從少到多，比重也不斷增加，保齡球、高爾夫球、旅行等休閒產業成為時尚。日本進入了「大眾消費社會」。可以說，日本消費革命的不斷升級，得益於「倍增計劃」實施期間創造的「消費時代」所打下的物質基礎。

　　更重要的是，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年增長11.6%(計劃目標7.8%)，而國民收入年增長率也達到11.5%(計劃目標7.8%)，二者實現了同步增長。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造就了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60年代，它堪稱日本的「黃金時代」。

    戰後日本的消費革命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55-1964年，黑白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等三大件是熱門貨，獲得迅速普及，這是所謂的「舊三大件」，這些商品當時的價格平均在5萬日元左右(按現在匯率約3000左右人民幣)，約相當於日本職工2-3個月的工資。第二個階段是1965-1974年，「3C」時代終於到來了、所謂「3C」，指的就是汽車(car)、彩電(colorTV)和空調(cooler)，這就是「新三大件」。彩電、空調當時的平均價格為20萬-25萬日元，約為當時職工2-3個月的工資(按製造業平均月工資計算，上世紀60年代後半期為6萬日元左右，70年代前半期為13萬日元左右。

　　這10年間平均計算約為每月10萬日元左右)，小汽車的普及則是在70年代後半期，此時製造業工人工資在20-25萬日元，當時每輛售價平均約為100萬日元。

從日本經濟史看我國的股市泡沫問題

   廣場協議簽署的背景、歷史進程及其影響

　　1.日元存在較大的升值壓力。二戰結束以後，美國為了鞏固自己的全球霸主地位，為冷戰戰略服務，積極扶持作為戰敗國日本的經濟發展。同時，為了盡快從廢墟中爬起來，日本政府推行了「產業優先、發展優先、富國富民」的方針，旨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本國經濟實力。從1953年到1979年，日本工業平均年增長率為10.9%，同期聯邦德國為5.6%、法國為4.2%、美國為4%、英國為2.4%。日本國民生產總值佔資本主義世界的比重，從1950年的1.5%，猛增到1980年的13.3%，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地位從第7位躍升到第2位，僅次於美國。至1985年，日本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對外淨資產達1298億美元。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元也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儲備貨幣，在各國外匯儲備總額中日元所佔比重達到8%。與此同時，美國卻面臨著經濟蕭條，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的雙重壓力。面對雙赤字，里根政府採取維持高利率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吸引外部資金投向美國來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但是高利率進一步加劇了美元的強勢，使美國的出口製造業在國際市場上始終處於劣勢。美國自1982年經常項目連續出現赤字，到1984年對外貿易赤字達到1224億美元，其中對日本的貿易逆差約佔40%多。為此，美國許多製造業大企業、國會議員等相關利益集團強烈要求政府干預外匯市場，促使日元升值，以挽救日益蕭條的美國經濟。日本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對外貿易的大量順差，日元資產需求的不斷上升，以及美國經濟的困境，都必然帶來巨大的日元升值壓力，廣場協議不過是順應必然趨勢的一種實現模式。

　　2.廣場協議的具體內容。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即G5國家)財長以及中央銀行行長，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並達成一攬子協議，史稱「廣場』協議」(PlazaAccord)。內容包括抑制通貨膨脹、擴大內需、減少貿易干預、「協作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序地下調。廣場協議自開始實施，日元匯率一路上揚，到1986年5月，美元對日元匯率突破160日元大關，不到一年的時間，美元貶值近40%，到1987年達120日元，美元貶值約50%。為了防止美元過多過快地貶值，1987年2月22日，在法國巴黎的盧浮宮召開了七國財長會議，決定保持美元匯率在當時水平上基本穩定，史稱「盧浮宮協議」。但是，日元升值卻一直持續到1988年末，進入1989年才開始有所回落。

　　3.廣場協議對日本股票市場的影響。本幣的升值必將導致以本幣計價的資產的升值，特別是虛擬資產，其升值幅度將遠遠超過本幣升值的幅度。其主要原理是本幣升值將增強對本國經濟的信心，大量熱錢將因追逐高額利潤而流人本國，而投入到股票市場是熱錢得到最快回籠、獲得最高回報的主要手段，從而造成股市的上漲。廣場協議簽訂三個月後，1986年1月，日經225指數拉開了四年大牛市的序幕，起點為13000點，到年末升至16400點，相比1983年的平均水平升幅近一倍之多，到1987年底股價指數突破2萬點。1988年東京股市總成交額為286萬億日元，總市值為477萬億日元，分別為紐約證券交易所的1.6倍和1.5倍。到1989年底日經指數達到38957.44點的歷史高點，日本股票總市值為GDP的1.6倍，佔全球股市市價總額的42%，而在1980年這一比例僅為15%，股價平均市盈率也達到了250倍的驚人水平。時任日本財長曾經放言，四年的時間，日本全國股民步入發達世界中產階級行列。可以說日元升值初期對股市的利好刺激作用極大，對指數的推動力度極為顯著。

　　4.股市泡沫破滅。1989年至1990年，面對房地產泡沫與愈演愈烈的投機之風，日本政府收縮銀根，採取一系列緊縮性宏觀政策，控制經濟膨脹，最終卻導致經濟泡沫的破滅與崩潰。泡沫經濟的崩潰，使日本多年經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問題和矛盾被集中釋放出來，對日本經濟造成巨大衝擊。

　　日經指數在1989年底高達近39000點，到了1992年，一路下滑到14000點，幾乎跌掉了三分之二。2001年3月13日，東京股市暴跌，日經平均股價最終以11819.70日元結束了當天的交易，跌破12000日元心理大關，創下1985年2月以來的新低。據經濟學家估計，日本泡沫經濟帶來的直接損失超過6萬億美元，整個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實際增長平均水平僅為1.3%，到2001年竟出現-1.4%，2002-2005年雖有一定的恢復，但是總體上仍處於嚴重的經濟衰退之中，日本為泡沫經濟付出了慘重代價。

從經濟史看投資：歷史數據如何在投資發揮作用 作者: 格隆匯 Iu Kwan

讀書劄記150327香港經濟史 (二) 進入封建社會

讀書劄記150327
香港經濟史 (二) 進入封建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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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始社會步向封建社會的漫長時段，香港的經濟文化遠遠落後於中原地區。 但是到了封建社會後期，與中原地區的濱海鄉村型經濟相比，香港並不遜色。這種快速增長的勢頭是由於：第一，原有基數很低；第二，遠離中原戰火；第三，絡繹不絕的移民帶來新的科技和文化。***

中土人士為逃避戰亂和異族統治而來到香港新界地區，後來子孫繁衍，形成宗族，其中有譜牒可考的共四十多家。 除 鄧、彭、侯、廖、文「新界五大族 」，與及 溫、朱、袁、黎、徐族之外，還有屯門陶族、西貢林族、九龍東頭村吳族等等。
一些大宗族人口多，擁有的土地自然也多，往往掌握著本鄉的經濟命脈，具有很大影響力。這就形成了香港的「封建制度」，其內容包括：a. 以土地私有制和土地租佃制為基礎，以宗族為單位；b.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確立田主士紳的權威；和c.各鄉事務由士紳(耆老、族長、保甲長等) 主理。***

〈新界大氏族〉
隋唐以後，香港發展成水路交通樞紐，貿易和產業興旺吸引了不少中土的鹽工和商人到來定居。 宋元兩朝北方遊牧民族長期南侵，但香港地區委實偏遠，安定得多， 這使得人口南移的規模擴大。現在香港的「圍頭人」、「客家人」不少是宋元兩朝遷來的。著名的新界五大族及其他許多大族的族譜對此都有明確記載。***

在封建時代，新界錦田 鄧族是享譽最隆的氏族。其曾祖 鄧漢黻北宋時任 承務郎，遊歷廣東，對其地風土人情十分欣賞，遂於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舉家遷居 時屬寶安縣的岑田(今新界錦田)。後人 鄧符協在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中進士，授廣東陽春縣令， 任滿後回鄉從事農業開發。以他的知識、聲名和財富，很快就成為當地士紳之首。 萬歷十五年(公元1587年)寶安縣大旱，知縣下鄉籌賑，各處捐助的糧食，少者三數石，多者也不過二三十石。鄧氏後裔 鄧元勛卻捐助二千石，以是備受褒獎。 知縣見岑田一帶土地膏腴，雖受災仍”田疇如錦”，遂改名為「錦田」。

新田文族的先人 文天瑞是宋末名臣 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祥就義後，他南逃到深圳。後裔 文孟常遷居新界，成為新田文族的開基祖。河上鄉侯族的先人侯五郎也是宋朝進士，北宋末年遷入上水，後裔 侯仲猷遷到河上鄉。 羅屋村的羅子行曾被委任為甲長，可見清代曾在香港地區實行保甲制，從而把士紳處理鄉務合法化。
由於這些宗族中的耆老士紳擁有聲望和財力，又有同宗關係作為紐帶，由他們主持鄉事成為封建時代的通例，歷代皇朝的郡縣官員均給予承認和支持。****

〈封建時期五大產業〉
A農業:
農業是香港最古老的產業，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出現。當其時由於氣候炎熱，動植物食源豐富；加以植被茂密，開墾困難，農業發展比較緩慢。入秦以後，大批中土人士到來定居，帶來了先進的耕作技術和農具，香港才脫離了刀耕、火種、遊耕等粗放型耕作方式。 宋元兩代，中原家族在新界開基立業，農業才進入飛躍發展時期。到了明清兩代，新界的可耕地已經被開墾完，一些大族開始向港島、大嶼山等島嶼發展。

香港居民所種作物歷來以稻穀、番薯為主，也有蔬菜和果樹，山麓則主要種植茶樹。杯渡山的 “蒙山茶’、鳳凰山的 “鳳凰茶”、擔竿山的 “擔竿茶”和竹仔林的 “清明茶”在嶺南頗有名氣。由於耕地偏少，農產品以自身消費和附近地區銷售為主，除名茶外，其他產品很少遠銷。

B航運業和漁業:
新石器時代晚期古越族造船出海，在中國航運史上寫下了最早的一筆。到了漢代，廣州已成為世界著名的港市，而屯門則是廣州的外港。宋代以後，九龍成為水路交通樞紐，加上香港及附近地區有大規模的官辦鹽場和許多小鹽場，大量食鹽需要運出，官吏、鹽工、駐軍和鄉人所需的消費品也要運入，於是帶動了航運業長期興旺。

根據考古資料，妹灣仔和竹篙灣在宋元明三代已是小型港口，出土的陶瓷片顯示有大量中外商船在此停泊。這兩處的海灣面積很小，按道理停泊的船只不多，停泊的時間也不會太久，而竟堆積了大量的陶瓷片，那麼像屯門這樣的大港灣，每年停泊的船舶數量之多不難想像。***

漁業與航運業是孿生姊妹，沿海許多船戶人家往往在漁業淡季兼營航運。據記載，明代香港沿海盛產海藻、昆布和魚介，可供食用。當時大嶼山北岸的大澳是漁船集中地，水產交易興隆，是島上的主要墟市。

C制鹽:
鹽是生活必需品，人類很早就掌握了鹽的來源知識和製作方法。 香港海岸線長，秦代就開始產鹽，漢代成為重要產鹽區，直到清初「遷海」才被迫停產，前後歷時1,800多年。這可從考古發現大量與製鹽業有關的殼灰窯遺址得到證明。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詔開發嶺南，大批中原官吏軍民來到香港，帶來了製鹽技術，這應是香港制鹽業的開端。***

元前118年，漢武帝實行「鹽鐵專賣」，規定各地所產食鹽都由國家統一收購、運輸和銷售。鹽官屬中央統管，專門管理鹽政。 “番禺鹽官”和 “高要鹽官”是嶺南僅有的兩處鹽官，分別稱為”東官”及”西官”。番禺鹽官治所在今深圳市南頭鎮，緊鄰香港。「李鄭屋漢墓」推測為東漢番禺鹽官及其家屬的墓葬。
1992年在大嶼山白芒遺址發現了漢代的鐵斧、鐵鍤等鐵製生產工具，遺址附近是大規模的鹽場。近年又發現了不少軍用兵器，顯然不屬於勞動的刑徒和雇工所有。這代表了當時香港已有武裝軍隊戒備，亦有郡縣及鹽官等封建統治機構人員司職，代表了封建秩序已經確立。***

D製香:
生產和運銷「莞香」曾是香港的重要產業。莞香是土沈香樹所產香木，原產中國南方，其木材是上好的薰香料，又可製造多種香製品。
香港在明初是東莞縣內種植香樹最多的地區之一。上等香樹多出瀝源及沙螺灣等處，瀝源即今沙田一帶，沙螺灣則在大嶼山西部。沙田白田村附近有名叫 “香粉寮”的地方，就是當年產香之地。香頭(今尖沙咀)更是全縣出口莞香的口岸。

E採珠:
採珠販賣也是封建時代香港地區的一項重要產業。南中國海棚架多為珊瑚礁所組成，自然條件有利海蚌的繁殖。潮漲潮落，海蚌逐潮北湧，香港沿海一帶遂有聚集，成為生產珍珠的重要地帶。
在廣東，人們稱海蚌為”螺”。大埔海和大奚山(今大嶼山)沿海一帶育有珍珠螺與丫螺，其內壁多含珍珠，珠體圓潤明亮，可作高級飾物。同時亦有鎮驚安神、明目護膚之藥用。其大者是上貢朝廷、饋贈親友的珍品，價格昂貴；小者則賣與藥店，以供醫用。香港採珠業始自五代的「南漢」。當時大步(今大埔)到大奚山一帶沿海都是重要的採珠場。大步採珠業名重一時，其附近海域被稱為”媚珠池”。

〈遷海遺禍〉
清朝政府為了遏制臺灣鄭成功的反抗勢力，於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下詔東南五省沿海地區距海岸30-50華里劃一界限，強令界外居民遷到界內，違者處死。並將沿海船只房屋盡行燒毀，不準出海。****
這「遷海令」政策令香港區界線以南的居民落在迫遷範圍之內，使得很多產業消失，數以萬計居民飽嘗顛沛流離之苦。
七年之後，廣東巡撫 王來任力陳遷海之害。經清廷實地勘察，於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下詔「展界」，準許部分原居民遷回。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4年)鄭克塽降清，朝廷才下詔「復界」，準許全部原居民遷回，歷時二十三年的遷海才告結束。

經歷了這次遷海，香港居民構成起了變化。復界之初，由於有些原居民已經在外地定居，無意遷回；有些則病重或死亡，無法遷回；加上耕地荒蕪太久，房屋多已倒塌，不少海盜利用遷海之機來到香港進行盤據，造成治安非常混亂，原居民遷回者不多。
其後清廷採取獎勵復居移居政策，設置軍田，由軍隊屯墾，再將其低價出售予回流人士。同時又對海盜進行剿滅或招降，以靖治安。於是回流者眾，除原居民外，這時又遷來了珠江、東江、北江、韓江流域以及福建、江西兩省的「客家人」，構成了香港居民的四個基本方言群。

《香港經濟史》(2004) 盧采受、盧冬青

讀書劄記150318香港經濟史 (一) 由原始社會說起

讀書劄記150318

香港經濟史 (一) 由原始社會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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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史》(2004)  盧受釆、盧冬青

作者嘗試以 “經濟通史”定位本書。他以經濟學角度看待香港這個地方，由原始時代至英佔後期的發展，從而了解過去的輝煌年代，是由一連串機遇加上一系列的條件組合而成的。

〈由原始居民說起〉

香港最早的原居民從中原而來，但卻消失得很快。

大約公元前4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中國內地的先民已經遷徙到香港地區。他們在香港島的舂坎灣、南丫島的大灣和深灣、大嶼山的東灣和蟹地灣、屯門的湧浪等古人類遺址中留下了一批遺物。

1970年代發掘的南丫島深灣遺址三座土葬墓，墓主的門齒都是鏟形，屬於亞洲的蒙古人種，與中原地區的人種相同，證明香港最早的居民是從中原遷來的。

經濟活動當時並未活躍。原居民使用經過磨製的石器工具進行生產勞動，包括獵取動物、淺水捕撈，但仍未出現較大型的農漁業工具。先民尚處在采集和狩獵經濟的階段，農業和出海捕撈型的漁業還沒有出現。

先民們以十人到百人左右的規模聚居，說明仍處在原始社會中的氏族社會階段。當時生產力還很低，人們的勞動尚不能創造剩餘價值，或者創造的剩餘價值極少，所以氏族內部都是實行自然分工和產品平均分配。***

氏族之間經常會發生戰爭，敗方往往成批被俘。被俘者因為勞動生產率太低，做生產奴隸尚不夠資格，加上原始宗教中祭神的需要和食物的匱乏，被俘者往往難逃被殺被吃的命運。***

南丫島深灣遺址就出土了大量顱骨碎片，但沒有肢體骨骼，並有明顯的火焚痕跡。考古學家認為這些死者很可能是作為「人牲」被砍頭祭祀後，又被吃掉肢體，並將頭顱焚化掩埋。這是華南最早發現的獵首祭祀和食人習俗的痕跡。

這批原居民在香港地區生活了僅一千數百年。海面在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000年間間歇升高，部分居民不得不遷往其他地方。加上氏族仇殺和獵首食人習俗的存在，使人口逐漸減少。另外，採集和狩獵經濟造成食物單一。魚貝類食物多，植物性食物少，加速疾病的蔓延。 這幾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使這批先民在香港地區永遠地消失，考古發掘再也沒有發現他們的蹤跡。

〈後來的古越族〉

第二批的遷入者為香港的經濟及文化帶來跳躍。

大約公元前15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 (相當於中原的殷商時間)，從廣東省附近來了一批古越族人，成為香港的第二批居民。據史書記載，「古越族」又稱 “百越族”。”百者，言其多也”，是形容百越族的部族很多。

古越族多分布在資源豐富之地，其文化和生產技能在當時南方各民族中比較先進。來到香港的古越族同香港最早的居民相比，進化程度明顯提高，發展速度大大加快。

在屯門的古越族遺址，總面積達到一萬多平方米，中間有一個約兩千平方米的中心區，埋藏著一排排的殘爐竈，數以萬計的殘爐箅和陶器碎片，數百件石製工具和飾物，以及紡輪、骨針等。 遺址內已有明顯的房屋建築遺跡，是香港最早的房屋。說明古越族已有住室可蔽風雨，亦有動植物食品可資果腹，並能利用植物纖維織布縫衣，過著簡陋但卻衣食無虞的原始漁村生活。

在湧浪遺址以及東灣、虎地灣遺址附近，都發現了古越族的墓葬群，裏面的隨葬品似乎有一定的制度。湧浪最大的兩座墓內有10件大型石斧、石鉞出土，從形狀上看是武器。但其中石斧扁平穿孔，石鉞形體巨大，所用石料都是墨綠色泥板巖，打磨光滑，但質地軟而薄，不可能真正作為武器使用。考古學家鑒定那是代表身份的儀仗物，是原始社會領袖人物的權力象徵。***  其後更發現了製造銅器所用的石範和熔銅坩鍋，證明一部分青銅器是在香港製造的。

五嶺南北是華南產生原始農業較早的地區之一，這裏的古越族人有一定的耕作經驗，部分人開始採用「刀耕火種」的方式種植農作物。由於不懂得施肥和輪作，在地力減退後便不得不轉移到其他地方。這使得古越族人逐漸由濱海遷往腹地，擴大了活動範圍。***

許多古越族遺址均出土了紡輪，湧浪遺址並出土了貝針，證明族人能掌握紡織製衣技能。由採集經濟發展為原始農業經濟，由只靠採集天然產物到學會用自己的勞動來增加天然產物的產量，這是香港居民的一個飛躍。

另一個飛躍是發展為近海漁業經濟。由開始時在沙灘上揀拾魚蝦貝類，發展為在內河和海岸垂釣下網，再伐木造船出海捕撈。當時只用簡陋的石器造船，據分析，造船方法是：先在木材上打入一排排石斧或石錛，迫使木材裂成大小不一的木板。然後用火烘烤使木板成為向內微彎的梭形。最後在木板邊緣刻成凹凸槽並用對接膠粘的辦法使船只成形。木板經過烘烤後能耐水浸，有可能再塗上天然塗料如樹脂、樹膠之類。

湧浪遺址發現的石斧、石錛、石鑿和烘烤木板所用的灰坑，是迄今為止已發現的中國最早的製造木板船的設備。加上在湧浪和沙螺灣遺址發現的大型石錨，標誌著當時香港地區的古越族已經由使用木筏或獨木舟發展到使用木板船，這在中國古代航運史和漁業史上都應占有重要地位。 ***

讀書劄記150413香港經濟史 (三) 英佔初期

讀書劄記150413

香港經濟史 (三) 英佔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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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是英國殖民主義的極盛期。

1899年英國占有的殖民地面積達到9.3m平方英里，相當於本土的61倍; 殖民地人口309m人，相當於本土的7.5倍。在這種對外擴張的背景下，英國陸續占領了港島、九龍和新界，使香港由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

〈自由經濟政策〉

英占期間香港政府經濟決策的中心是自由經濟政策，它的指導思想是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古典學派倡導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和對企業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幹預。

最早提出並付諸實施的是「自由港政策」。  1841年6月英國宣布香港為自由港，允許外國貨物自由進出。對貨物進口，一般不徵收關稅，進口以後儲存、整理、分類、再加工、再包裝或者再出口等都不受限制。****

實行自由港政策的前提是: 當地缺乏資源和可供輸出的產品，糧食和消費品需要從外地輸入。其條件則為: 地處交通要衝，擁有優良港口，適合興辦轉口貿易和鼓勵外來人口入境，並且有足夠的軍事力量進行防衛。香港正正擁有這些條件。

自由港的具體措施如下:

第一，加強海上治安。當時華南海盜出沒已久，並且隨鴉片走私而加劇。1845年港英政府通令商人出資裝配兩艘巡邏艇用以對付海盜。1847年水警多次與海盜作戰，抓獲海盜三百多名。

第二，進行基礎建設。其時島上居民多住在南部的 赤柱，英占後選定北部的 維多利亞港沿岸（今銅鑼灣至上環）作為城市建設的中心，命名為「維多利亞城」，並且利用鴉片戰爭賠款和在地財政收入進行市政建設。***

1842年建成了第一條柏油路：皇後大道。1846年環島39公里的道路建成。1844年街道第一次安裝電燈。1845年建成三個輪渡碼頭。1847年完成了2 ,440碼的下水道。

在這同時，港英採取“批租”的方式把土地租給歐美商人興建各種民用和商用樓宇。到1846年底建成各種樓宇1,874棟，包括西人住宅、西式店鋪、辦公樓、倉庫以及工廠等。基礎建設粗具規模。

第三，制定經濟法規。1843年「立法局」成立，最先是制訂維護殖民統治的法規。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對各種經濟活動做出規範，於是制訂了一系列經濟法規，當中包括：《市場販物牌照條例》、《市場條例》、《購買地產條例》、《銀行票據及詐騙法修正條例》、《修正遺囑檢證及遺產管理條例》和《受托人欺詐治罪條例》等。這些法規保護了私有財產權，初步明確了市場經濟準則，界定了某些經濟犯罪並規定了懲治辦法。***

此外，港英政府在許多官督民營的項目中實行自由競爭原則。*** 大至土地”批租”制度、專營制度，小至監獄和官立醫院夥食的承辦，都實行招標競拍的辦法。《憲報》上經常可以看到中文招標啟事，意在吸引華人參與投標。

〈英占初期產業〉

A進出口貿易

港島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具備一流的天然深水良港。島上英商擁有最先進的運輸工具，而且商業信息靈通，市場渠道廣泛，這一切決定了從開埠之初就成為轉口港。***

香港是中、英、印「三角貿易」的中間商聚集地，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則是中國內地。*** 印度的棉花、鴉片出口到中國; 中國的茶葉、白銀出口到英國和印度; 而英國的工業品則出口到中國。中間商主要是香港的英資洋行，獲利最豐厚的商品（如鴉片）往往由他們直接經營。英商販運的商品以鴉片為最大宗，勞務貿易主要是販運中國苦力。

B航運業

其時英國鋼鐵工業發達，大量製造用蒸汽機推動的鐵製輪船，並且組成商船隊。***

1848年香港英商 顛地和 怡和兩家洋行合組「省港快輪公司」，成為外商在中國成立的第一家輪船公司。該公司於1854年因經營不善被迫停業。1850年美國 福士洋行加入省港航線。 在香港建造的第一艘輪船”皇後號”於1853年試航。除廣州外，香港同中國其他通商口岸的航運也有所發展。

同時，香港開始了遠洋航運業。1843年英資 半島東方輪船公司(即鐵行P&O)在香港設立分公司。1845年該公司的遠洋汽輪”瑪麗伍德夫人號”經好望角到達香港，開始一月一次的定期航班。半島東方輪船公司在省港線上營運，打破了怡和洋行對鴉片貿易的壟斷。

C金融業

金融業健全發展的前提是切合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流通需要的貨幣制度。***

香港第一家現代金融機構是總行設在 孟買的英資東方銀行於1845年開設的分行。接著英資 有利銀行、呵加利銀行也分別開設了分行。1859年總行設在倫敦的英資 渣打銀行也在香港開設分行，成為當時島上最大的一間銀行。

轉口貿易帶動了蓬勃的外匯買賣業務。 其中東方銀行以鴉片押匯為主要業務，而渣打銀行在中英印三角匯兌業務中占有最大份額。隨著香港日益發展，又陸續出現了銀號、典當業、銀會等多種金融機構和股票、外匯、金銀貿易等多種金融市場。

D鴉片業

販運鴉片是當時英商最主要的經營項目。鴉片戰爭之後，英國政府一直企圖使鴉片貿易合法化，清政府雖未同意，但也不敢嚴格查禁走私。英國鴉片商一直進行大規模的走私活動，在治外法權庇護下，既不受中國法律制裁，又無需納稅，因此並不希望鴉片貿易合法化。***

1844年香港有12家商行主要經營鴉片業務。1845年政府年度工作報告承認鴉片是香港的主要出口貨物。用於鴉片走私的飛剪船有71條，其中19條屬於怡行洋行，13條屬於顛地洋行。1847年出口總值中鴉片占86.5%，從印度運出的鴉片大約有3/4經香港轉運中國沿海各地。

英國政府刻意把香港變為鴉片走私中心。 港英在中國近海設置鴉片躉船，在陸上設置據點，給鴉片走私船發放航行執照及允許武裝販運。香港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鴉片走私中心，並且保持這個地位達30年之久。****

1858年清政府屈從英國壓力，同意鴉片貿易合法化。港英當即通過法例，準許將香港熬製只限在本埠銷售的鴉片煙膏運往他埠發售。英國、印度和港英政府都從鴉片貿易中獲取巨大收益。

E苦力

苦力貿易是另一”黑色貿易”項目。 美國加利福尼亞金礦和澳大利亞金礦的發現，引起了淘金熱，刺激了香港苦力貿易的發展。當時華工出國主要採取「契約工」形式。據船政廳報告：1855年9月止不到一年時間內，結關登載的苦力船共128艘。1851-1872年間，從香港運出的苦力華工總計達到320,349人。***

販運苦力的經營方式一般是派遣 “客頭”深入中國沿海省份，用拐騙、賭博甚至直接綁架等手段，將當地青壯年男性勞工運到香港。然後以償還出國船費和夥食費為名，迫使他們簽訂契約，承諾為買主工作一定年限。 最後將這些人裝上夾層艙苦力船，付運到目的地。(此即臭名昭彰的「賣豬仔」。)

苦力們在長達數十天至一百多天的航行中，平均死亡率達到25.2%。到達目的地後，他們立即被苦力販子連同契約一起拍賣。*** 買主強迫他們從事過重的勞動，很多苦力勞累而死。這種苦力實際上是奴隸。

《香港經濟史》(2004) 盧采受、盧冬青

讀書劄記151016香港經濟史 (四) 洋行發蹟

讀書劄記151016

香港經濟史 (四) 英佔中期 —洋行發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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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取得更大的中長期政治經濟利益， 港英當局從開始就實行了「自由港」政策。 這符合香港土地狹小，資源匱乏，但地理位置優越，並且擁有天然深水良港的情況。 在英占初期吸引了各國投資者，形成以進出口貿易為中心，航運業和金融業為側翼，這樣的一種經濟格局，迎來了19世紀的經濟繁榮期。

〈洋行主導香港經濟〉

英資是香港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最早出現的資本，是緊隨英國占領而到來的資本。1841年英軍占領港島後，原駐廣州、澳門的一批英資洋行紛紛來到港島。同年6月，英國駐華商務監督 義律首次在港島拍賣土地，中標者包括25家洋行，大部分是英資洋行。它們購得土地後，即興建商廈、住宅、倉庫和碼頭，這是英資在香港落戶的開始。

1843年底英資洋行已經接近30家，著名的有 怡和洋行、寶順洋行（又名 顛地洋行）、林賽洋行等。 那時擁有資本的 英國 “波士”主要是三種人—商人、船東和銀行家，業務都是圍繞著進出口貿易，特別對鴉片和苦力貿易情有獨鍾，並未建立大規模多元行業的集團。

19世紀40年代清政府按照中英《南京條約》被迫開放五口通商，使這些城市特別是上海發展很快，許多歐美商人都轉到上海經營，香港的口岸地位大受影響。但50年代初美國和澳洲的淘金熱給香港帶來巨大商機，而太平軍與清政府在東南沿海連年鏖戰也大大減輕了”五口”對香港的壓力，使香港進入了第二個繁榮期。不僅原有的英資洋行紛紛擴大投資，新成立的或者從海外遷入的英資洋行也逐漸增多，著名的有 太平洋行、沙宣洋行、德忌利士洋行、費查理洋行、連卡佛洋行、和記洋行、仁記洋行、麥域加洋行、乜洋行等。 加上英資 有利銀行、呵加利銀行和 渣打銀行先後在香港開設分行，使英資的實力進一步增加。此後英資在經濟不斷起伏波動的過程中發展壯大。

〈怡和洋行〉

怡和是最早在中國成立，也是最早進入香港的英資洋行之一。 1832年英國商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ain和 詹姆士·麥地遜James Matheson合夥在廣州創辦了 「渣甸·麥地遜公司Jardain，Matheson Co. 」，並以 「怡和洋行」作為中文名稱。

渣甸和麥地遜都曾在東印度公司任職，目睹公司向中國輸出鴉片獲得巨額利潤，於是先後脫離公司，專門從事鴉片走私。 1834年4月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怡和很快變為最大的鴉片貿易商。1834年4月到7月，怡和運入廣州的貨物就達到75船，占同期全部進口貨物的三分之一。1837年底，怡和洋行的資本額已經達到261萬元，擁有大型帆船12艘。

1841年，怡和緊跟英軍進入港島，在銅鑼灣東角建立總行。此後怡和的鴉片生意越做越大，1845年香港用於走私鴉片的 飛剪船共71艘，其中屬於怡和的就有19艘。 從1832年怡和洋行成立起計，作為英國最大的私營鴉片商行長達四十年之久。 正是依靠鴉片貿易這種資本原始積累方式，加上港英賦予怡和的種種特權，從19世紀後期開始，怡和成為在香港和中國內地都擁有龐大資產，業務遍及全球的大型財團。

在香港，怡和財團除直接經營傳統進出口貿易外，它控制著全部或較大部分股權的公司有：省港小輪公司、香港黃埔船塢公司、香港火險公司、怡和輪船公司、九龍倉公司、香港電話公司、香港電力公司、香港置地公司、天星小輪公司、香港電車公司、香港牛奶冰廠有限公司以及中華火車糖局、呂宋糖廠等等。

在中國內地，早在1843年怡和就跟隨英國駐滬總領事 巴富爾來到上海。 從此，怡和把業務範圍擴大到廣闊的中國腹地，壟斷了中國大部分工業設備與器材的進口；同時也壟斷了中國絲、茶和許多種土產品的出口。 在工業方面，怡和是外國洋行在中國大陸投資最早也最多的一個。到1914年，怡和在中國大陸已經擁有30多家工廠，涵蓋造船、礦冶、機械製造、水電、紡織、食品、煙草加工等諸多領域。 在金融方面，怡和不僅設立了 怡和錢莊和諫當保險行，從事民間金融業務，並且積極參與對舊中國各級政府的貸款。由於怡和在舊中國的龐大資產和巨大影響力，被稱為”洋行之王”。怡和在廣告中也驕傲地宣稱：”在中國的任何地方，只要那裏有貿易活動，那裏就有怡和洋行。”***

〈太古洋行〉 太古進入中國內地和香港都比較晚，但它的總公司 施懷雅父子公司Swire Son Co.早在1832年就成立，由英國商人、父親John Swire、哥哥John Samuel Swire和弟弟 William Hudson Swire創辦。主要經營英國與歐美之間的進出口貿易。

為了把業務擴展到中國和遠東，施懷雅家族與英國商人 巴特菲爾德Butterfield在上海共同創辦了 Butterfield Swire Co.，以「太古洋行」作為中文名稱，1867年開業，主要將英國的棉毛織品運銷中國，再將中國的絲、茶等運銷英國，成為施懷雅父子公司的上海分公司。1870年太古在香港設分公司。

太古財團的經營作風素以穩健著稱。 二戰前，它在香港的除傳統的進出口貿易以外，主要經營航運、倉庫、碼頭、造船、一般製造業、房地產業和公用事業。太古財團下屬的 太古輪船公司，經過與美資 旗昌輪船公司的激烈競爭，終於控制了舊中國的長江航運，開闢了東亞跨域航線，加上歐、美、澳各洲航線，成為全球最大的航運公司之一。 1900年太古與英國 “藍煙囪”輪船公司等合組 太古船塢公司，資本額達到80萬英鎊，在側魚湧興建一座大型船塢，歷時九年才完成。 20世紀30年代以後，這間公司幾乎包攬了華南所有大小船舶的建造。

此外，由太古獨資或參股經營的 太古糖業公司等也都在香港及遠東享有盛譽。太古在中國 16個主要商貿城市設有分支機構，是舊中國最大的外資航運企業，被稱為“航運之王”， 在進出口貿易、工業、商業等領域也擁有巨額資產和權益。 〈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的全稱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1865年在香港成立，資本額500萬元，由在香港的歐、美各大商家集資創辦。1864年8月組成15人的匯豐銀行臨時委員會，成員包括德資 禪臣，丹麥資本 畢氏等各大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由 寶順洋行大班 喬姆利任主席。但開業不久非英籍董事即陸續退出，匯豐銀行從此成為惟一總行設在香港的英資商業銀行。1866年港英政府頒布《匯豐銀行法》，一家銀行的章程竟成為一項法律，由此可以看出匯豐的與眾不同。1872年匯豐取代 東方銀行成為港英政府的往來銀行。*** 1886年港英政府一度出現財政困難，匯豐在東方銀行尚在猶豫的時候迅速提供10萬元貸款，鞏固了政府往來銀行的地位。

到19世紀80年代以後，匯豐已經擔當起中央銀行的絕大部分職能：第一，它是主要的發鈔銀行。1931年匯豐的鈔票發行額已經占香港各發鈔銀行總發行額的80%以上。1935年取消銀本位制，以紙幣作為單一通貨，匯豐仍然保持著80%以上的發鈔比例。第二，它是政府的往來銀行。匯豐不僅是政府的往來銀行，而且一再提供貸款，成為政府的可透支出納銀行。第三，它是銀行的銀行。匯豐是全港銀行業結算中心，當出現銀行風潮的時侯，匯豐往往根據政府的指令為問題銀行提供短期信貸，實際上擔當了最後貸款者的職能。第四，匯豐銀行董事會主席歷來是行政局成員，參與所有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由於匯豐銀行同時具有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雙重職能，它對香港經濟金融狀況的了解和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金融機構無法比擬的。正因如此，匯豐歷來被同業指為”享有最大特權”，”違背了自由競爭的原則”。加上匯豐從早期著名的銀行家Thomas Jackson開始，就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學的業務規範和管理制度，而且不斷更新，因此匯豐的市場占有率很快超過香港任何一家銀行，成為實力最為雄厚的私營機構之一。

在中國內地，匯豐以上海為中心，機構遍布舊中國的所有大中城市。利用人們在當時情況下認為洋銀行”可靠”的心理，大量吸收存款，擴展業務。同時依靠其雄厚實力、不平等條約賦予英資的特權以及掌握中國海關大權長達半個世紀的英國人 赫德（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支持，取得對中國政府貸款的多項優先權。早在清政府時代，滿清皇朝末期的38年內共借外債35筆，匯豐銀行參與率達到63%。北洋政府時代，袁世凱向六國銀團借款和所謂”善後大借款”共2 ,620萬英鎊，其中匯豐銀行占30%。 通過這些政治性貸款，匯豐不僅獲得豐厚的收益，更重要的是，這些貸款附加著苛刻的政治、經濟條件，使匯豐從19世紀80年代起逐漸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香港和舊中國的金融業，並且保持著對政治和整體經濟的巨大影響力。

參考書目: 《香港經濟史》(2004) 盧采受、盧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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