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東海證券營業分部的副總經理，童彬和這個行業的大部分從業者一樣，性格好強，渴望在這個充滿可能性和光環的行業裡證明自己，把40歲退休當成人生目標。2006年，他帶著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航運金融研究生的履歷，回國進入證券公司做了行業研究員。隨後那波著名的牛市讓他的職業也快速發展，經歷幾次跳槽之後，童彬逐漸轉型負責團隊管理和大客戶服務。
這份工作需要承擔的精神壓力一點也不低於它的專業技術難度。8年來，童彬既看過客戶的賬戶從1000萬變成5000萬，也目睹了有的賬戶從3000萬跌到只剩一半。「500萬的賬戶兩天跌10%就是50萬啊！」—錢成為上下浮動的數字這件事，幾乎讓童彬的精神一直處在緊繃狀態中。他經常晚上睡不著，每天都擔心會有突發事件，每隔幾分鐘就忍不住要刷財經新聞。
在上海東方證券負責企業IPO和再融資項目的葉純，對自己的睡眠狀況也很不滿。工作6年來，最繁忙的情況下，他每天睡眠甚至不足4小時。「我有一次去證監會報材料，之前已經熬了兩個通宵。我到時保薦人不在，然後我在外邊等的時候就直接站在走廊上靠牆睡著了。」葉純告訴《第一財經週刊》。
入行之後不久，童彬就患上了淺表性胃炎，而在葉純所在的公司裡，同事間經常交流的話題是如何保持一定的飢餓感，因為這樣才能保持相應的工作狀態。雖然他們並沒有刻意強調這是工作壓力所導致，但精神壓力與胃病之間其實有相當的關聯性，它已經是近年來醫學界普遍提出的問題。
2010年，中國醫師協會HMO、中國醫院協會MTA、北京市健康保障協會、慈銘體檢集團曾聯合發佈過一份《中國金融人士健康白皮書》，其中提到腸胃病幾乎成為金融從業人員的職業病，患者比例超過9成。北京市健康保障協會會長韓小紅當時在報告的解讀中對媒體表示，金融從業者常年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加上飲食不規律和營養失衡，這些成為腸胃病在這個人群中高發的主要原因。
童彬和葉純的生活狀態在公司人群裡並不是個案。幾乎所有人都理解他們所從事的金融業把特別忙和高收入作為潛規則，卻少有人—包括從業者在內—關注這群人為此付出的健康和生活方式層面的代價。根據非政府組織國際健康諮詢與調研公司Buck諮詢連續6年對35個國家的3000家企業所做的調查結果，全球範圍內由心理壓力引起的各類健康問題越來越常見，其中高血壓、吸煙、飲食過量、疲勞等問題最為普遍。「而金融、投行、諮詢行業則是所有參與調研的行業中壓力最高的幾個。」國際健康諮詢創始人兼總裁Wolf Kirsten告訴《第一財經週刊》。
金融業之所以成為我們普遍認知上的高壓行業，或許與華爾街一直以來鼓勵的生活方式高度相關。在華爾街，除了財富、金錢和升職之外，還流行著一個詞，叫「Seamless Belly」。Seamless原是指一家華爾街人常用的訂餐網站，加上Belly之後，這個詞組的意思就變成了「因為總吃Seamless上的食品引發的腹部脂肪堆積」。他們當然清楚高油脂、高熱量給自己帶來的不僅僅是腹部的一圈脂肪而已，它的背後可能有更巨大的健康風險。但他們別無選擇。前摩根大通分析師Henry Jiang對此的解釋是：「工作壓力很大的時候，人就會變得很胖，你不可能總吃沙拉這些健康食物，吃高熱量食物，才可以對抗高強度工作。」
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教授Alexandra Michel已經對華爾街人的生存狀態研究了13年，並發布了系統報告。她發現，一些人會因此酗酒、失眠、抑鬱、飲食紊亂、心臟不適、濫用藥品、出現背部問題或是迅速發胖，還有人被發現有奇異的臉部抽搐，以及免疫系統疾病。「他們甚至有些令人感覺尷尬的不良習慣比如咬指甲、挖鼻孔，有的還出現脫髮。」Michel說，「很多人通過購物、聚會或是俱樂部來排解這些壓力。」
美世諮詢（中國）有限公司中國區健康管理領導人、執業醫師郭馨芳，提供給《第一財經週刊》的數據則顯示：在金融、快消、IT和醫藥四個行業中，重大疾病在男性和女性群體的發病時間已經分別低至35歲和25歲，這種年輕化趨勢在甲狀腺癌的發病率流行度分佈上體現的尤其明顯。從重疾發生次數的佔比來看，惡性腫瘤為最常見高發重疾，佔比71.37%，急性心肌梗塞、良性腫瘤、慢性腎衰竭和昏迷位列前5。
數據實在驚人，但更糟糕的是，即便如此，職場健康問題可能仍然需要在公司人猝死和不堪壓力自殺之類的新聞事件曝光之後才會受到關注。有數據表明，中國大部分公司人群有近10個小時是在辦公室中度過的。一天24小時中，去掉用於睡眠的6到7個小時，以及上下班通勤的3個小時，還剩下4個小時處理一日三餐以及家庭等問題—可以說，每個人都在滿負荷運轉。但當說到壓力和亞健康甚至不健康時，最常見的反應依然是：我明白，我正在經歷，可是我身不由己，停不下來。
比如童彬，就認為自己離財務自由的人生目標還很遠，且需要努力。遵循他所在行業的潛規則，童彬從4年前就開始有意識地通過媒體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如今他每週參與的財經類直播節目已經有5個。因為事務繁多，又時間有限，他去年為趕直播而付出的代價是停車罰單金額超過了5位數，「但上節目也為我的微博帶來好幾萬的點擊和更多的業務機會，我看重這個。」
資歷較淺的葉純則是一入投行深似海，他只能想辦法往上走。非金融專業出身令他最初幾年的工作只能做大量的重複性勞動，「我總覺得自己跟所學專業對口的同事相比，差距太大。剛進公司的時候，我屬於兩眼一抹黑，什麼都不會。」在那個漫長的「熬」的時期，葉純白天要干大量的「體力活」，晚上還要準備保薦人考試—這個行業裡95%的人都要通過保薦人考試才有可能往上晉陞，但通過率不超過三成—屬於他自己的時間實在有限。
大環境也讓每個人都疲於奔命。兩年前，葉純目睹了公司的招聘過程—超過3萬份簡歷去競爭兩個職位，競爭激烈程度讓他有點後怕。此外從2011年開始，證監會對保薦人制度進行改革，考試從一年一次改為兩次，市場供需發生變化，這個晉陞入口被削弱，意味著他面臨的困難也更大。而最近幾年證券市場的持續低迷也讓童彬覺得理想有點越來越遠：經紀業務收入不斷下滑，業績考核壓力也越來越重，券商紛紛都在尋找轉型出路，「我老感覺自己要是不學點新東西很快要被淘汰」。
「年輕人將投行看做敲門磚。他們希望積累經驗、人脈和金錢，從而能夠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因為除外沒有任何其他行業，可以如此迅速地積累全部這些資源。」Michel認為這也是年輕分析師第一年和第二年選擇極度消耗自己身體的原因。
每個人都不願意掉隊。不論童彬、葉純還是Henry Jiang，不論你從事的是金融相關，還是諮詢、IT、快消、廣告、房地產……我們每個人從大學畢業到投身社會，幾乎來不及多想就被父母、感情、子女、房價和各種「別人家的……」所綁架，屬於所謂「年輕的美好時光」基本不超過兩年。在我們周圍，幾乎所有人都被推著前進，都感到自己在生活裡「腹背受敵」但責任重大，停不下來可能是大家的共同感受，唯一的區別或許僅僅在於最後是什麼促使他們做這種選擇。
2014年5月18日，日本《讀賣新聞》發佈了一則報導稱，日本自民黨已撰寫了一份防範就業人士過勞死的法案，並擬提交國會審議。這份法案要求政府對日本上班族因過度工作而擁有的糟糕健康狀況進行調查。政府還應出台相應的過勞死預防措施，並明文規定予以強制執行。這個新聞相關的背景數據是：2012年在日本因過勞而確診患腦部或心臟疾病的有338人，患心理疾病的有475人，其中有93人自殺或自殺未遂。
早在2010年，日本NHK電視台曾經製作了一檔名為《無緣社會》的紀錄片，講述日本社會的孤獨死現象。獨居老人死去的房間裡持續播放著綜藝電視，屍體被發現時，畫面正在播放年輕女孩載歌載舞。節目播出後引起巨大反響，許多日本上班族覺得在那裡看到了自己的未來生活。
從三菱銀行退休的高野藤常在接受電視台採訪時回憶了自己42年的職業生涯，「我時常工作到凌晨兩點才回家，在社會上所建立起的人脈幾乎全部都是工作上的關係」。到40多歲時，高強度工作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讓高野換上了抑鬱症和糖尿病，後因離婚又失去了與兒女們見面的機會。退休之後，連工作場所這個與社會的唯一聯繫也失去的高野住進了養老院，每天嚴格控制著飲食，並且需要按時服用抗抑鬱藥物。「現在回想起當時那麼拚命地工作，實在有點可笑，當時的透支都變成賬單寄還給我了。」
高野的經歷讓人唏噓，也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忙和累，加薪和升職未必一定能換來快樂人生。而職業精神也不應該表現為工作機器，更不值得以犧牲健康和個人全部生活為代價—在很多問題上，我們其實真的應該Take it easy。
一個好消息是，大公司在職場健康問題上正表現得越來越關注，也越來越專業化。非政府組織國際健康2014年所做的最新調研情況顯示，過去幾年當中採用全球性健康促進戰略的跨國僱主比例持續上升，已經從2004年的34%上升至2014年的54%。而招商信諾發佈的《健康工作：全球促進員工健康和職場環境戰略》報告表明，接受調研的48%的中國受訪者—主要為跨國公司—已經開始為員工提供健康風險評估系統（HRA，Health Risk Appraisal），此外還有22%的受訪者表示明年計劃提供HRA。
相比於體檢，HRA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更為全面的健康評估手段。郭馨芳告訴《第一財經週刊》，這個評估系統最大的意義在於引入了對個人日常生活方式的評估，包括睡眠時間、運動情況、飲食結構、慢性疾病、心理狀況、遺傳病症以及體檢數據。如果說體檢告訴了我們一些專業的醫學名詞，那麼HRA可以告訴我們產生這些體檢異常指標的看得見摸得到的生活習慣是哪些，它關注重心在於如何擯除壞的工作生活習慣，鼓勵健康積極的生活方式普及。Wolf Kirsten對此的經驗是，在健康促進項目實施地較為領先的企業中，他們往往會從多個維度入手：一種是健康的教育項目，通過非常多的渠道，比如Email、宣傳海報等方式來對員工進行健康教育。在美國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做法叫做健康挑戰項目—它比提供健身房或發放健身卡更進一步—企業會以此鼓勵員工之間進行類似戒煙、長跑或是減肥的競賽活動，來促進公司人群的健康意識。同時，類似聯合利華、IBM、GE這樣的大型企業，都會配備自己的醫生和醫療設施，為員工提供基礎的醫療服務，解決一些職業病問題。
新技術發展也為公司的健康管理拓展了新可能。以IBM為例，它目前已在全球建立了10個優先項目來促進員工健康，並通過創新的方式將這些項目應用於全球員工。當員工與該健康項目進行互動時，IBM公司可通過社交分析技術來進行在線追蹤，從而獲得員工的反饋。Kirsten認為新技術的意義在於，當健康行為和結果追蹤更方便易行時，效果也應該會更好。
在國內，提供EAP（員工幫助計劃）服務，請專業機構接聽員工心理諮詢電話，是目前大公司比較常見的一種幫助員工緩解心理壓力的辦法。易普斯諮詢總經理江濤告訴《第一財經週刊》，在過去兩年中，家庭、情感問題一直是諮詢內容排名最高的一項，2012年佔諮詢總數的44%，2013年佔33%，職場困擾排名第二。如果綜合所有情緒指標，在易普斯所統計的數百萬公司人中，每日積極情緒和消極情緒的出現比例為2：1，而健康標準應該為3：1。
這些負面情緒和壓力該如何釋放？華爾街的辦法看起來比較極端。紐約臨床心理學家Alden Cass在他去年做的26例股票交易員的訪談中，發現1／4的人出現了醫學方面的抑鬱症，比同代人高出3倍。一些人則沉迷於處方藥，Adderall或者是Ritalin，另一些人甚至求助於「人格解體」—試圖對世界上的其他事情持有冷漠態度—最終，個別極端的人會選擇自殺。
大洋這一邊的上海，童彬為自己培養了一個與他職業身份有極大反差的愛好—烘焙，每次沉浸其中幾小時，從和面、打蛋到雕花，好像「能夠忘記很多事情」，而且成就感也比較實在。此外他還有另一個能忘記更多事情的活動，是每天深夜的遊戲時間，「股票、老闆、客戶、家庭、朋友在那幾個小時裡都不存在了。」相較而言，葉純覺得自己很難保持一個像樣的愛好，因為每年出差在外的時間超過300天，更別說堅持某種健康的鍛鍊方式了，有點時間就趕緊補覺。但葉純提到他有不少同事和同行朋友最近都開始跑步了，他希望自己以後也有時間跑起來。畢竟投行工作對人的「摧殘」眾所周知，「最近剛聽說浙江一個保薦人猝死了」。
你看，童彬和葉純提供的解決方案—烘焙和跑步—剛好對應了時下國內公司人群最熱門的兩種生活方式。雖然並非所有人投身烘焙和跑步都是為瞭解壓，但它們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太多公司人希望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希望找回自己的注意力，希望有更多時間與家人與自己相處，希望生活能再豐富有趣一點……
相比華爾街，我們還算幸運。
年輕人依靠自身能力實現社會價值，這的確值得讚許，也是充滿競爭的工業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但前提是它不會影響自我實現的可持續性。隨著社會價值觀的越來越多元化，我們的職場價值觀也不妨多元一點。而且某種程度上，做好自己的時間安排和情緒管理，重視自己的健康，這其實才應該是職業精神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