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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ＡＭ價格歷經近年崩跌，今年首見反彈契機。杜紀川以全球最大ＤＲＡＭ模組廠總裁的視野格局，預測ＤＲＡＭ好光景至少能維持到明年上半年。只是，他感嘆，台灣ＤＲＡＭ廠商遭到邊緣化，過去政府扶植十年的產業就此結束......

撰文‧李洵穎

五月的最後一日下午，全球最大ＤＲＡＭ模組廠金士頓創辦人暨總裁杜紀川從北京飛來台北，為的是參加亞太區員工派對。這是他從二月底農曆過年後「欠」了好幾個月的「春酒」。這一天晚上，他們打算狂歡到不醉不歸。

某種程度上，他們是為了提前慶祝今年獲利將再度刷新紀錄。當日下午，杜紀川雖略顯疲憊，但氣色不錯；談起ＤＲＡＭ產業，他依舊滔滔不絕，眼神是清亮的。

問到ＤＲＡＭ產業下半年的發展，杜紀川說：「在記憶體裡，沒有什麼深奧的學問。」輕鬆的一句話，簡單說明ＤＲＡＭ產業好壞取決於供需問題。

標準型ＤＲＡＭ經過兩年價格崩跌，今年首度出現價格反轉契機。

根據研究單位TrendForce估計，四ＧＢ模組合約價上揚已近六成。這一波ＤＲＡＭ漲勢凌厲，杜紀川預期：「ＤＲＡＭ產業至少到明年上半年仍有好光景。」在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崛起後，侵蝕個人電腦（ＰＣ）產業，即使在微軟推出新作業系統Windows 8，配合觸控題材加持，ＰＣ相關產業似乎尚未從谷底顯著好轉。

有研究機構估計，過去ＰＣ應用占ＤＲＡＭ領域高達九成，今年應會降至五成以下。但是不少人質疑：「少了ＰＣ的需求，ＤＲＡＭ為什麼會好？」歷經淘汰 產業穩定健康杜紀川有不同見解。他說，ＰＣ產業好不好，要看從哪一個區域來談，某一地區ＰＣ需求疲軟，不代表其他地區也一樣。例如，歐美、日本等地區的ＰＣ產業，確實走下坡；但是非洲、中東、印度、巴西、中國等新興國家，對於ＰＣ需求依舊炙熱，ＰＣ還是這些地區消費者偏好使用的電子產品。

尤其是中國，杜紀川說，他曾經探詢過中國大型網路購物商城──京東商城：「三年內，中國的ＰＣ市場會不會萎縮？」結果，他們的答案是「No」。因為中國幅員廣大，二、三線消費主力還是在於便宜的ＰＣ，自然成為推動ＰＣ產業成長的推手。像這樣地區的ＰＣ成長態勢，應能維持好幾年，至少有四、五年的時間。

不過，少了歐、美、日等主流地區的ＰＣ需求，ＤＲＡＭ位元成長率確實逐年趨緩。所幸，ＤＲＡＭ產業經歷數年大整合，已經淘汰多家德系、日系和台系的記憶體廠，產業秩序健康穩定，對供給面是好事。

杜紀川看好ＤＲＡＭ產業從今年到明年上半年的後市，理由就是供應商減少，產量下降。他認為，ＤＲＡＭ經營重點在於時間是否抓準，過去，ＤＲＡＭ這塊市場大餅很大，即使買進、賣出的時間點算錯，但利潤多，廠商不必擔心不賺錢，因為怎樣都有利可圖。

但是，經過這些年以來，產業變了，只要時間點和市場定向出錯，那麼就有產量過剩的問題。更別說還有同業競爭、經濟衰退等各種因素，讓ＤＲＡＭ廠商苦哈哈。在二○○八年後，很多廠商陸續退出，所以現在ＤＲＡＭ市況不差，順勢把價格推上去。

然而，正當ＤＲＡＭ產業谷底翻身之際，台灣廠商似乎受惠程度不如以往。杜紀川談到這點，語氣滿是感嘆和遺憾。

台灣錯失最佳整合時機

將時間拉回○八年，在此之前，台灣ＤＲＡＭ廠與國際大廠的關係，曾走到共同技術開發階段，像是南亞科與美光合作、茂德與海力士聯盟。

但到了○八年發生金融海嘯後，ＤＲＡＭ價格崩盤，使得台灣ＤＲＡＭ廠負債累累，當時茂德可轉債到期，是第一顆引爆的地雷。後來，茂德由債權銀行聲請破產，力晶已經轉型為晶圓代工廠；台灣僅存的品牌廠剩下南亞科，台灣在ＤＲＡＭ產業已然被邊緣化。

杜紀川說，在ＤＲＡＭ產業整頓的五年間，韓國、日本的ＤＲＡＭ產業都有政府扶植，但台灣錯失了大好機會。○九年，台灣政府提出了產業再造重整計畫，「但大家拿不定主意，沒有把事情做好。很可惜。」他說。

杜紀川指的是台灣記憶體創新公司（ＴＩＭＣ）。正當○八年，台灣五家ＤＲＡＭ廠身負新台幣上千億元的債務，經濟部為拯救搖搖欲墜的台灣ＤＲＡＭ產業，提出「ＤＲＡＭ產業再造計畫」，意欲替產業營造出「台、美、日聯合抗韓」的氣氛。政府試圖以ＴＩＭＣ作為ＤＲＡＭ整合的中心點，但錯過了當時最佳的整合時機。這一錯過，決定了台灣ＤＲＡＭ產業被邊緣化的命運。

杜紀川分析，長遠來講，少了ＤＲＡＭ晶圓製造這個環節，即使台灣ＤＲＡＭ模組產業鏈繼續存在，「但不會再出現足以和三星抗衡的對手。」金士頓也不是眼睜睜看著台灣喪失機會。四月底，金士頓宣布標下力晶Ｐ３廠約二萬片左右的十二吋廠設備及生產線，未來生產線將委由力晶代為營運，產出全歸金士頓所有。

杜紀川說，這個策略的考量點在於金士頓希望把工作機會留在台灣，把ＤＲＡＭ晶圓技術和產能留在這裡。他不知道這樣的模式能夠維持多久，「但希望台灣還能在這個產業留著某種角色。」他言語中充滿著對台灣ＤＲＡＭ產業退出市場的不捨。

杜紀川說，ＤＲＡＭ模組並不難，誰都會做，因為沒有技術，只要買得到晶片，有工人、機器，人人都可以做ＤＲＡＭ模組。

話說得容易，但金士頓能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絕非偶然。杜紀川說，其中的關鍵不在於技術，而是服務。

金士頓能從上游貫徹到下游，介入每一個環節。原本缺少晶圓製造這部分，但現在標下力晶的設備後，等於補齊了產業鏈的所有環節。金士頓希望運用每個環節的加值Know how，替客戶及合作夥伴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這一點，就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做到的事。

幫助客戶確實是金士頓能夠縱橫ＤＲＡＭ市場的關鍵。

業界最為津津樂道的是，曾經ＤＲＡＭ市場沒有買氣，如果不是金士頓積極向各家ＤＲＡＭ廠進貨，價格可能一路跌到沒有止跌機會。

杜紀川說，如果沒有幫助ＤＲＡＭ廠，可能這個產業就會出現重大危機，大家都活不下去，金士頓這種模組廠也不會有生存空間。

義氣相挺的結果，在於當下一次ＤＲＡＭ市場供不應求時，金士頓就可以擁有優先拿貨的權利。

助夥伴獲利 才是長久之計金士頓的義氣對於主要策略聯盟夥伴── 爾必達去年發生財務危機時，也沒有消失。爾必達過去連年虧損，負債經營，因此當景氣不好，周轉不靈時，只好走向破產一途。

但正當爾必達身陷窘境之際，生產線並沒有停止，而債權銀行給了很多壓力，這時爾必達最需要的是能夠快速付款的客戶。金士頓在此時就是扮演這樣的「及時雨」角色。

杜紀川說，做生意不只是一樁，長期互助，才會有長期的遠景。所以，做生意，不能只顧自己，也必須讓夥伴生存、獲利，才是長久之計。

儘管去年記憶體產業市況並不好，金士頓全年營收和獲利並沒有續創新高。

不過，杜紀川樂觀地認為，展望今年，全年獲利有可能會刷新歷史紀錄。搭著記憶體產業好轉的順風車，金士頓將再走向另一個巔峰。

金士頓

成立時間：1987年

負責人：杜紀川（總裁）

孫大衛（副總裁）

主要業務：組裝、銷售記憶體模組員工人數：超過4000人紀錄：《富比世》雜誌美國500大私人公司排名第48

杜紀川

出生：1941年

現職：金士頓集團創辦人兼總裁經歷：1982年與孫大衛創立Camintonn 學歷：德國Hochschule Darmstadt工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家庭：已婚，育有1子1女

共榮共存

金士頓入股的7家台灣廠商

業務 策略聯盟廠商

NAND Flash 群聯、擎泰、鑫創

封測代工 力成、華泰

模組代工 品安

SSD 智微

如果，你把公司高價出售，你會願意拿出六分之一，主動分給半年前就已經跟你拆夥的前股東嗎？

這個問題，恐怕九九％的人答案都是「No」，但卻有這麼一個「憨人」，真的做了這件傻事。

這人，就是全球記憶體模組龍頭，金士頓（Kingston）總裁杜紀川。

今年九月《富比世》（Forbes）發布的「全美四百大富豪」榜上，杜紀川的名次前進到第一百一十名，身價高達四十億美元，將近新台幣一千二百億元，是全美華裔富豪榜上第二名。

金士頓在全球記憶體模組的市占率達四六％，年營收超過新台幣一千八百億元，是全球記憶體產業最重要的「金主」，日本爾必達、台灣力晶半導體??等DRAM業者，都曾接受過金士頓的金援。

做的是科技，卻流著電影血液他贊助金馬多年，父母都是電影人

在台灣，杜紀川默默金援另一個不為人知的項目，且一支持就是五年，這個項目與記憶體完全無關，正是剛落幕的金馬獎。

金士頓為了跨界行銷，五年前開始贊助金馬獎，當時金馬獎受注目的程度不如今日，贊助商屈指可數。杜紀川與電影界之間的淵源，來自他的父母。

他的父親杜桐蓀曾是中華民國電影檢查處處長，母親則是老牌影星朱莉（威莉），杜紀川長期贊助金馬獎，讓他成為這個華人影劇圈重量級獎項的神秘幕後推手。

杜紀川，曾是令父母頭痛的孩子，高中被退學三次，因而被父親送到德國念書。後來移民美國，在美國擔任房地產仲介，對科技業一竅不通的他，四十六歲才與夥伴孫大衛合作，中年創立金士頓。

從一個高中被退學三次的孩子，到現在的千億身價，他的成功之道，是一個你從沒想過的可能：「勇於承認自己笨。」

被退學三次，卻攢到千億身價秘訣是承認自己笨

「我每次演講時，一開頭講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認自己笨。」杜紀川說：「你要把你的fear（恐懼）去掉，你要承認自己how stupid you are（你是多麼愚笨），那時候你have nothing to lose（沒什麼可輸），因為你已經告訴別人 I am not that good.（我沒那麼棒）。」

「承認自己stupid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說我真的笨，而是說I am not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我沒比別人厲害到哪裡去）。」杜紀川直視我們的眼，坦率的說著，「我也是一個凡人，不是一個有特別能力的人。」

這個態度，正是他創業成功的關鍵。

在金士頓之前，杜紀川創業的第一家公司叫作Camintonn，年紀最長的杜紀川是負責人，合作夥伴除了孫大衛外，還有另兩位股東。只是公司成立半年後，業績不見起色，另兩位友人開始有了別的打算，眼見心結越來越深，杜紀川提議分家，以不到十萬美元的代價，買下兩人的持股，孫大衛則決定跟隨杜紀川。

「那是他這輩子最聰明的決定！」杜紀川笑著打趣。

短短不過半年，一家美國上市公司就以六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億八千萬元）買下這家公司。突然拿到鉅款後翻身，杜紀川和孫大衛商量的第一件事情，竟是拿出相當的金額給這兩位拆夥的友人。

「哇！他們大吃一驚，說你們不需要這樣做。」杜紀川解釋，「可是，我跟David（孫大衛）有機會見面，是他們介紹的，我們不要讓他們一輩子覺得sorry（遺憾），還不如拿一些錢分給他們。」

如果沒有最初的拆夥、解開心結，也不會有後來的營運反轉向上與被購併。

這個事件，讓杜、孫兩人結下一輩子的緣分，「如果我沒有碰到他，以我的智慧，能夠做到今天這樣的成績嗎？或者他會做到怎麼樣？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一輩子當工程師吧！」杜紀川說，成功的五○％，其實是命運。

但是，命運之外的五○％，仍存在著個人努力的空間。對杜紀川來說，保持簡單的想法、最高度的彈性，比起汲汲營營計算蠅頭小利，收穫要更多。

「如果我們那時候（想法）複雜一點，懂得生意更多一點，可能就不敢創業了。」杜紀川和孫大衛，後來偶爾會取笑MBA（企管碩士），「如果我們兩人中任何一個是哈佛MBA，那就forget it（忘了創業這檔事吧）。」

這，正是杜紀川「先承認自己笨，就沒什麼可輸」，大智若愚的商場智慧。

總裁高度，卻和大家坐一起他的辦公區，員工放膽大玩布置

在美國萬聖節前夕，走進杜紀川在加州總部的辦公室，杜、孫兩人都沒有專屬的辦公室，各自只有一大張坐落在中間的L型桌子；熱心的員工指點我們，桌前有一個餓鬼活吞老鼠玩具的，就是杜紀川的桌子。

隔著一條走道，杜紀川這一邊的辦公區有著誇張的節慶布置，員工們臉上堆滿笑容、輕鬆自在，完全沒有台灣電子公司的緊張氣氛；但是到了孫大衛的管區，位子乾淨整潔，氣氛頓時嚴肅。

杜紀川好奇外向、容易與陌生人打成一片，孫大衛則是標準的工程師，在宴會上總是躲在角落裡、不喜歡說話，兩個人的分工是，孫大衛主內─管理產品、工廠與供應鏈；杜紀川則主外─主掌業務與客戶關係。

金士頓總部辦公室裡同時並存著「剛、柔」兩種文化。平日，孫大衛開心的事情，就是嘲弄比自己年長十歲的杜紀川「動作慢」，杜紀川則是慢條斯理回敬他「沒有品味」。

兩個六、七十歲的老夥伴就這樣互虧了二十多年，越虧感情越好。

這幾年，金士頓在記憶體產業低潮時，多次金援台灣DRAM公司。杜紀川說，與供應商、工廠的相關決定都由孫大衛主導，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無條件支持夥伴的每一個決策。

一開始創業，杜紀川就懂得承認自己的不足，懂得與別人分享財富。杜紀川充分信任孫大衛所做的每一項決定，而這個信任，歷經了龐大金錢利益的考驗。這正是杜紀川一路看似做出「憨人舉動」，最後卻都可以「歡笑收穫」的真正原因。

大方助人，反而撿到好運送人一百億，後來竟大賺

最憨且最經典的一次，是送給別人三億三千萬美元，將近新台幣一百億元的故事。當時是一九九六年日本軟體銀行（Softbank）集中資金投資網路公司，導致購買金士頓持股的尾款三億多美元拖欠未付，孫大衛飛到日本，一句話就一筆勾銷，杜紀川回想，「大衛打電話給我說：I hope you feel OK. I spend all your 330M.（我希望你覺得還好，我把三億三千萬美元花掉了。）」

當時連軟銀創辦人孫正義都大吃一驚，沒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但四年後，孫正義因金士頓當年的大方，拯救了軟體銀行，而決定以原購價的三折，指定把金士頓持股低價賣回給杜、孫兩人，價差高達十億美元（含未付尾款），「等於是公司賣在最高點、買回在最低點。」杜紀川回憶。

最近的「憨人案例」，是去年三月記憶體產業跌落谷底，爾必達宣布破產，拖累當時國內封測產業﹁資優生」力成科技股價狂跌，為了解除疑慮，力成將手上的燙手山芋DRAM製造商瑞晶（爾必達台灣合作夥伴）持股，以成本價賣給金士頓。

當時金士頓出手救援力成，看似吃了虧，但今年形勢突然反轉，美光（Micron）收購爾必達，金士頓因為這筆瑞晶持股，獲得美光兩年相當數量的供貨保證，DRAM行情一路看俏到明年，間接給金士頓的獲利成長掛了保證。

力成董事長蔡篤恭說：「John跟David（杜、孫）都一樣，他們都是樂於助人，幫助的時候沒有想到回報，但不知怎麼的，結果都很好。」

這個「天公疼憨人」的結果，讓金士頓不自覺中越來越壯大。

與杜紀川相識近十五年，是金士頓中國五大代理商之一的中國贊禾集團總裁陳強說，杜紀川就是個敢想、敢做的大孩子，「五、六年前就聽他說，想把自己綁在飛機上，沒想到去年真的實現了！」

不按牌理出牌的杜紀川，去年給自己的生日禮，就是把自己綁飛機上，「明年的目標，是站在飛機上，穿過大橋底。」他說。

敢冒險，更敢捐出財富。十月底，一場在加州洛杉磯為兒童癌症醫院舉辦的募款餐會上，杜紀川組織的樂團，正在台上熱情表演。這樣的募款活動，杜紀川每年至少參加六次，以一場募得一百五十萬美元計算，他一年就能協助公益團體募集新台幣二億七千萬元。

在加州以善舉出名的杜紀川，也成為美國政治人物的頭號目標。他是民主黨的大額政治獻金贊助者，民主黨為了表彰他，由白宮發邀請函，曾三度邀他到華盛頓會見歐巴馬，沒想到杜紀川竟連兩次說「No」。

歐巴馬，是當今全球最有權勢的人，杜紀川卻兩度拒絕他具名的邀請。杜紀川說，「我們做科技業的，又不用政府幫忙。」實在想不出見歐巴馬所為何來，就拒絕了。

在白宮第三次邀請下，去年四月，杜紀川第一次踏進美國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這一次會答應出席，原因是，熱愛音樂的杜紀川想一睹當天白宮晚會邀請的爵士女歌手黛安娜．克瑞兒（Diana Krall），下午「順便」去會見歐巴馬。

「我不想跟他聊政治，想起來他是打籃球的人，所以我們聊籃球。」杜紀川回憶。一般人會見歐巴馬，大抵就是五分鐘，握手、拍照、簡單寒暄就結束了，歐巴馬卻足足和杜紀川談籃球、聊了二十分鐘，最後還是杜紀川擔心占用歐巴馬太長時間，主動請辭才結束會面的。

踏出橢圓形辦公室的那一刻，歐巴馬握著杜紀川的手說，那是他最棒的一次會面，還戲謔的說：「（來會見的）人們通常都是來找我麻煩的！」

這個會面的意外延伸是，杜紀川的下一個「人生目標」：他計畫以一年的時間擔任美國的外交大使，而他最有興趣的國家，是德國、南非、澳洲或者東南亞。

在美國，除了特殊政治意涵國家如中國等，都有商人、學者出任外交大使的前例，因為杜紀川出生於中國、待過台灣，少年時期在德國留學，最後在美國登上事業頂峰，在白宮的同意下，他已經展開擔任外交大使的「職前訓練」。

如果順利實現，曾在台灣就讀高中時期被退學三次的杜紀川，將為台灣人寫下另一個美國傳奇。

如果，你把公司高價出售，你會願意拿出六分之一，主動分給半年前就已經跟你拆夥的前股東嗎？

這個問題，恐怕九九％的人答案都是「No」，但卻有這麼一個「憨人」，真的做了這件傻事。

這人，就是全球記憶體模組龍頭，金士頓（Kingston）總裁杜紀川。

今年九月《富比世》（Forbes）發布的「全美四百大富豪」榜上，杜紀川的名次前進到第一百一十名，身價高達四十億美元，將近新台幣一千二百億元，是全美華裔富豪榜上第二名。

金士頓在全球記憶體模組的市占率達四六％，年營收超過新台幣一千八百億元，是全球記憶體產業最重要的「金主」，日本爾必達、台灣力晶半導體??等DRAM業者，都曾接受過金士頓的金援。

做的是科技，卻流著電影血液他贊助金馬多年，父母都是電影人

在台灣，杜紀川默默金援另一個不為人知的項目，且一支持就是五年，這個項目與記憶體完全無關，正是剛落幕的金馬獎。

金士頓為了跨界行銷，五年前開始贊助金馬獎，當時金馬獎受注目的程度不如今日，贊助商屈指可數。杜紀川與電影界之間的淵源，來自他的父母。

他的父親杜桐蓀曾是中華民國電影檢查處處長，母親則是老牌影星朱莉（威莉），杜紀川長期贊助金馬獎，讓他成為這個華人影劇圈重量級獎項的神秘幕後推手。

杜紀川，曾是令父母頭痛的孩子，高中被退學三次，因而被父親送到德國念書。後來移民美國，在美國擔任房地產仲介，對科技業一竅不通的他，四十六歲才與夥伴孫大衛合作，中年創立金士頓。

從一個高中被退學三次的孩子，到現在的千億身價，他的成功之道，是一個你從沒想過的可能：「勇於承認自己笨。」

被退學三次，卻攢到千億身價秘訣是承認自己笨

「我每次演講時，一開頭講的第一件事，就是承認自己笨。」杜紀川說：「你要把你的fear（恐懼）去掉，你要承認自己how stupid you are（你是多麼愚笨），那時候你have nothing to lose（沒什麼可輸），因為你已經告訴別人 I am not that good.（我沒那麼棒）。」

「承認自己stupid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說我真的笨，而是說I am not better than anybody else.（我沒比別人厲害到哪裡去）。」杜紀川直視我們的眼，坦率的說著，「我也是一個凡人，不是一個有特別能力的人。」

這個態度，正是他創業成功的關鍵。

在金士頓之前，杜紀川創業的第一家公司叫作Camintonn，年紀最長的杜紀川是負責人，合作夥伴除了孫大衛外，還有另兩位股東。只是公司成立半年後，業績不見起色，另兩位友人開始有了別的打算，眼見心結越來越深，杜紀川提議分家，以不到十萬美元的代價，買下兩人的持股，孫大衛則決定跟隨杜紀川。

「那是他這輩子最聰明的決定！」杜紀川笑著打趣。

短短不過半年，一家美國上市公司就以六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億八千萬元）買下這家公司。突然拿到鉅款後翻身，杜紀川和孫大衛商量的第一件事情，竟是拿出相當的金額給這兩位拆夥的友人。

「哇！他們大吃一驚，說你們不需要這樣做。」杜紀川解釋，「可是，我跟David（孫大衛）有機會見面，是他們介紹的，我們不要讓他們一輩子覺得sorry（遺憾），還不如拿一些錢分給他們。」

如果沒有最初的拆夥、解開心結，也不會有後來的營運反轉向上與被購併。

這個事件，讓杜、孫兩人結下一輩子的緣分，「如果我沒有碰到他，以我的智慧，能夠做到今天這樣的成績嗎？或者他會做到怎麼樣？不知道。他可能就是一輩子當工程師吧！」杜紀川說，成功的五○％，其實是命運。

但是，命運之外的五○％，仍存在著個人努力的空間。對杜紀川來說，保持簡單的想法、最高度的彈性，比起汲汲營營計算蠅頭小利，收穫要更多。

「如果我們那時候（想法）複雜一點，懂得生意更多一點，可能就不敢創業了。」杜紀川和孫大衛，後來偶爾會取笑MBA（企管碩士），「如果我們兩人中任何一個是哈佛MBA，那就forget it（忘了創業這檔事吧）。」

這，正是杜紀川「先承認自己笨，就沒什麼可輸」，大智若愚的商場智慧。

總裁高度，卻和大家坐一起他的辦公區，員工放膽大玩布置

在美國萬聖節前夕，走進杜紀川在加州總部的辦公室，杜、孫兩人都沒有專屬的辦公室，各自只有一大張坐落在中間的L型桌子；熱心的員工指點我們，桌前有一個餓鬼活吞老鼠玩具的，就是杜紀川的桌子。

隔著一條走道，杜紀川這一邊的辦公區有著誇張的節慶布置，員工們臉上堆滿笑容、輕鬆自在，完全沒有台灣電子公司的緊張氣氛；但是到了孫大衛的管區，位子乾淨整潔，氣氛頓時嚴肅。

杜紀川好奇外向、容易與陌生人打成一片，孫大衛則是標準的工程師，在宴會上總是躲在角落裡、不喜歡說話，兩個人的分工是，孫大衛主內─管理產品、工廠與供應鏈；杜紀川則主外─主掌業務與客戶關係。

金士頓總部辦公室裡同時並存著「剛、柔」兩種文化。平日，孫大衛開心的事情，就是嘲弄比自己年長十歲的杜紀川「動作慢」，杜紀川則是慢條斯理回敬他「沒有品味」。

兩個六、七十歲的老夥伴就這樣互虧了二十多年，越虧感情越好。

這幾年，金士頓在記憶體產業低潮時，多次金援台灣DRAM公司。杜紀川說，與供應商、工廠的相關決定都由孫大衛主導，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無條件支持夥伴的每一個決策。

一開始創業，杜紀川就懂得承認自己的不足，懂得與別人分享財富。杜紀川充分信任孫大衛所做的每一項決定，而這個信任，歷經了龐大金錢利益的考驗。這正是杜紀川一路看似做出「憨人舉動」，最後卻都可以「歡笑收穫」的真正原因。

大方助人，反而撿到好運送人一百億，後來竟大賺

最憨且最經典的一次，是送給別人三億三千萬美元，將近新台幣一百億元的故事。當時是一九九六年日本軟體銀行（Softbank）集中資金投資網路公司，導致購買金士頓持股的尾款三億多美元拖欠未付，孫大衛飛到日本，一句話就一筆勾銷，杜紀川回想，「大衛打電話給我說：I hope you feel OK. I spend all your 330M.（我希望你覺得還好，我把三億三千萬美元花掉了。）」

當時連軟銀創辦人孫正義都大吃一驚，沒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但四年後，孫正義因金士頓當年的大方，拯救了軟體銀行，而決定以原購價的三折，指定把金士頓持股低價賣回給杜、孫兩人，價差高達十億美元（含未付尾款），「等於是公司賣在最高點、買回在最低點。」杜紀川回憶。

最近的「憨人案例」，是去年三月記憶體產業跌落谷底，爾必達宣布破產，拖累當時國內封測產業﹁資優生」力成科技股價狂跌，為了解除疑慮，力成將手上的燙手山芋DRAM製造商瑞晶（爾必達台灣合作夥伴）持股，以成本價賣給金士頓。

當時金士頓出手救援力成，看似吃了虧，但今年形勢突然反轉，美光（Micron）收購爾必達，金士頓因為這筆瑞晶持股，獲得美光兩年相當數量的供貨保證，DRAM行情一路看俏到明年，間接給金士頓的獲利成長掛了保證。

力成董事長蔡篤恭說：「John跟David（杜、孫）都一樣，他們都是樂於助人，幫助的時候沒有想到回報，但不知怎麼的，結果都很好。」

這個「天公疼憨人」的結果，讓金士頓不自覺中越來越壯大。

與杜紀川相識近十五年，是金士頓中國五大代理商之一的中國贊禾集團總裁陳強說，杜紀川就是個敢想、敢做的大孩子，「五、六年前就聽他說，想把自己綁在飛機上，沒想到去年真的實現了！」

不按牌理出牌的杜紀川，去年給自己的生日禮，就是把自己綁飛機上，「明年的目標，是站在飛機上，穿過大橋底。」他說。

敢冒險，更敢捐出財富。十月底，一場在加州洛杉磯為兒童癌症醫院舉辦的募款餐會上，杜紀川組織的樂團，正在台上熱情表演。這樣的募款活動，杜紀川每年至少參加六次，以一場募得一百五十萬美元計算，他一年就能協助公益團體募集新台幣二億七千萬元。

在加州以善舉出名的杜紀川，也成為美國政治人物的頭號目標。他是民主黨的大額政治獻金贊助者，民主黨為了表彰他，由白宮發邀請函，曾三度邀他到華盛頓會見歐巴馬，沒想到杜紀川竟連兩次說「No」。

歐巴馬，是當今全球最有權勢的人，杜紀川卻兩度拒絕他具名的邀請。杜紀川說，「我們做科技業的，又不用政府幫忙。」實在想不出見歐巴馬所為何來，就拒絕了。

在白宮第三次邀請下，去年四月，杜紀川第一次踏進美國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這一次會答應出席，原因是，熱愛音樂的杜紀川想一睹當天白宮晚會邀請的爵士女歌手黛安娜．克瑞兒（Diana Krall），下午「順便」去會見歐巴馬。

「我不想跟他聊政治，想起來他是打籃球的人，所以我們聊籃球。」杜紀川回憶。一般人會見歐巴馬，大抵就是五分鐘，握手、拍照、簡單寒暄就結束了，歐巴馬卻足足和杜紀川談籃球、聊了二十分鐘，最後還是杜紀川擔心占用歐巴馬太長時間，主動請辭才結束會面的。

踏出橢圓形辦公室的那一刻，歐巴馬握著杜紀川的手說，那是他最棒的一次會面，還戲謔的說：「（來會見的）人們通常都是來找我麻煩的！」

這個會面的意外延伸是，杜紀川的下一個「人生目標」：他計畫以一年的時間擔任美國的外交大使，而他最有興趣的國家，是德國、南非、澳洲或者東南亞。

在美國，除了特殊政治意涵國家如中國等，都有商人、學者出任外交大使的前例，因為杜紀川出生於中國、待過台灣，少年時期在德國留學，最後在美國登上事業頂峰，在白宮的同意下，他已經展開擔任外交大使的「職前訓練」。

如果順利實現，曾在台灣就讀高中時期被退學三次的杜紀川，將為台灣人寫下另一個美國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