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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亂七八糟的東西放一起,看能炒出什麼菜 英國設計師布羅迪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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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中國的字庫裡只有幾百款字體,難道中國的設計師都不做字體設計嗎?」英國設計師布羅迪問南方週末記者,他更加同情中國字體設計師們的「被盜版」史。

55歲的布羅迪頭髮花白,紮成小辮兒甩在腦袋後面。他的設計履歷光鮮:《泰晤士報》、耐克、微軟、派拉蒙都是他的顧客。

2012年9月上旬,布羅迪往返於上海、廣州與香港,講述「什麼是平面設計」。

事實上,布羅迪從來不把自己的工作當做「設計」,也不當做「創作」。「那叫試驗。」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試驗是沒有邊界的。把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放在一起下鍋,看看能炒出什麼菜。」

要改,還要改得看不出來

《泰晤士報》就曾做過布羅迪的「試驗品」。

2006年,《泰晤士報》打算進行一次版式調整。在那之前,這份以「大開版」形式發行了二百多年的老牌報紙,破天荒地改版為「小開版」。

這一改動顯然受到《獨立報》的「變小」影響。《獨立報》2003年前後開始「變小」,在快餐閱讀時代,「小」更容易滿足地鐵和公交上的閱讀需要。

「變小」有效地把《泰晤士報》的銷量提升了4.5%。但縮小後的《泰晤士報》,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仔細地重做版式與字體」。在《衛報》副主編推薦下,《泰晤士報》找到布羅迪。

「當時我就震驚了。」布羅迪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英國居然對我解凍了。還是這麼一個大項目。」

儘管早在1990年代,《奈維爾·布羅迪的圖形設計》就已經成為英國史上最暢銷的平面設計書之一,但整整十二年間,布羅迪從未接過任何一單來自英國人的活兒。

1994年,布羅迪曾在英國、日本和歐洲各國巡迴展覽,隨後他在倫敦開了一家平面工作室,奇怪的是沒人問津。他只好把生意做到德國、日本和美國去。他至今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大概是英國人覺得我太不商業化,自己的想法太多,價格又高。」

「大項目」《泰晤士報》開出的條件簡直像是刁難:1.每個地方都要改;2.每處改動不能讓任何人看出來。

「好在他們沒說,價格也便宜點兒。」布羅迪笑道,「《泰晤士報》是個老傢伙。它老被人不停地說『落伍了』。它想改變,但又不能徹頭徹尾變了,因為它早就成了一個英國人的『傳統』了。」

布羅迪把報紙看成一台戲:「新聞是舞台上的演員,我們要做的就是搭好檯子。」他從字體搭起。《泰晤士報》從來沒有購買現成字體的習慣,他們喜歡量身定做。布羅迪接手時,「老傢伙」用的是2001年啟用的「泰晤士經典」標題字體——它為計算機閱讀設計。新字體沒設計好,布羅迪先取了名:「泰晤士摩登」。從名字上宣告它相對於「經典」的現代性。

「經典」的字體較細,筆畫起始與轉折之處都是優雅的弧線。布羅迪把這道「經典弧」用線條較硬的三角形代替,這樣做的好處是更簡約、更鮮明。

布羅迪希望報紙上的一切都能向著網絡閱讀的方向靠攏:「現在的讀者,已經習慣了在網上瀏覽,他們能夠集中注意力的時間其實很短。」於是,在布羅迪手下,長篇報導被切成小段;開篇首字母加粗並且下沉;文中穿插彩色加粗的引語;報紙右側添上了內容補充欄,就像網絡上的超鏈接;每篇報導最後,還會附上相關網址。

類似的改動有一百多處。布羅迪提供了二十多個模版,手把手地教美編使用,並告訴他們如何用圖表和數字來講述新聞——「小開版報紙本身就讓圖片的尺寸變得相對更大了,圖片變得更抓人眼球。」布羅迪說。

改版勝利了,「所有人都沒看出來改在哪裡。」布羅迪說。

人們其實不讀那些字,只是識別它們的形狀

布羅迪的職業設計生涯始於1970年代末的朋克熱潮。那時他才二十歲,正在倫敦印刷學院讀書。

像所有的倫敦朋克一樣,布羅迪試著拿女王開涮。他設計了枚郵票,把女王的腦袋歪在一邊——在傳統英國人眼裡,女王當然只能是正面形象。

布羅迪差點因此被學校開除,但他不認為自己是朋克:「一定要說朋克對我有什麼影響,那就是沒有朋克運動,我大概就要挨餓。」

趁著朋克熱潮,布羅迪曾為各種工業朋克廠牌做唱片封面設計。他用各種拼貼、手工、雕刻、噴塗的方式組合畫面,再用相機拍下來,就是一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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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字庫是怎麼煉成的

口述:佩德拉·維茨(Fontshop全球首席運營官)

1.手繪字母形狀。有些設計師會直接用電腦軟件繪製。

2.掃瞄手繪圖樣,作為模版,存入電腦程序。

3.調節、設定字母間距——即「字母大小/兩字母之間距離×100%」;字距緊排——對字距進行優化;用「字體微調技術」處理,使字體達到適應不同電子屏幕的最好效果。

4.後期處理。字體設計師向字體加工廠提交作品,後者對字體進行編程,轉化為數碼軟件。一般而言,字體加工廠有一個審查委員會,他們來決定哪些字體可被使用。

5.簽約與銷售。字體經銷商選中作品,並與字體設計師簽約。每賣出去一份字體的使用許可,字體設計師就會拿到一份錢。不同公司價格不同。例如Fontshop一般會支付50%所得利潤。

1984年,布羅迪設計了人生中的第一款字體,名字就叫「工業」。

「朋克音樂養活了一批英國設計師。」布羅迪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那是一種獨立、個性的表達,是對瞎了眼的保守文化的怒吼。摧毀一切,堅持改變,這一直是我的創作動力所在。」

布羅迪在設計上最大的「改變」發生在1980年代末。那時他「摧毀」了手繪字體,成為全世界第一批用電腦設計字體的人。

當年布羅迪在倫敦的住所樓上,有一個叫伊恩·邁凱倫的攝影師。他常把布羅迪用筆繪製的字體掃瞄,放入他蘋果電腦的Fontographer程序中,編程,再導出,布羅迪看得如痴如醉。

「蘋果電腦是一曲爵士樂。」布羅迪形容。之後,他也把蘋果當做自己的實驗室。他最大膽的試驗,是用圖像軟件photoshop來「再創造」字體。

布羅迪像遊戲一樣,把一種印刷時代的經典字體「Helvetica」放入photoshop軟件的「blur濾鏡」中——這種濾鏡可以讓圖像失去焦點,變得模糊。然後導出、導出、再導出。三次失焦後,提取字體輪廓,就是一種新字體。布羅迪叫它「FF Blur」。

FF是布羅迪和一位德國設計師在1989年共同創建的字體庫品牌「Fontfont」。布羅迪隨後接連「再創造」了FF Dirty、FF Autotrace等字體。「Fontfont」字體庫因此起家。

2011年,美國紐約現代美術博物館把23款字體收入館藏——在這組被認為是數碼時代最重要的字體中,FF Blur赫然在列。

蘋果奏響「爵士樂」之前,字體繪製師就像是廟裡修行的和尚,沒有十年功夫出不了師。數碼時代到來,每一個懂得技術的人都有可能成為字體設計師。

這一切讓布羅迪懷疑:「那麼多人對電腦著迷,但那些設計裡卻沒有內容、沒有故事、沒有敘述。電腦是一種新的繪畫顏料,人們卻只是顯擺他們的新顏料,沒有真正學會使用它。」

他決定打破已有的電腦設計套路,做點新意思。這回他希望尋找圖像與字體間的融合。

「人們其實並不讀那些字,他們只是用眼睛識別字的形狀。」布羅迪為此成立了FUSE——一個聚集建築師、設計師、音效師、導演等各色人物的組織。他們每季度聚在一起,開創意會,看怎麼能把各種元素亂七八糟拼在一起,突破圖像和字體的邊界。比如把單詞本身的含義、字體的圖形含義、圖像設計三者結合到一起,做成平面設計,印在雜誌上出版。

「字體選擇是表達信息的方式。你讀一本很大字體的書,比如『Helvetica'字體;和讀用『Baskerville'這種小字體印刷的書,感受顯然是不一樣的。」布羅迪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他還在嘗試字體的新玩法:「你不能說我是一個字體設計師。我始終在玩兒,玩圖像,玩字體,甚至玩音樂,這些都是我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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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遊客爆買開支大減四成!但更糟的事還等著法國

11月的巴黎街頭略顯清冷,驟雨把梧桐樹葉打落了一地。華燈初上,香榭麗舍大街已經亮起了聖誕花燈,街上的聖誕集市也開門迎客。

為了迎接1300萬的客流量,今年的聖誕集市安保空前嚴密,新增了近千個圍欄以及近百個阻止汽車通行的立柱。聖誕集市的組織者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安保措施和裝備都需要由他們來承擔,這增加了15萬歐元的支出。

而商店為了招攬顧客,更是不惜血本。巴黎春天國際業務部門總監申根(Laurent Schenten)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一年來,很多奢侈品的價格都下調了,巴黎春天還推出支付寶等新手段來吸引中國遊客;在老佛爺百貨里,記者發現一些奢侈品也比原先大幅降價20%至35%。

但結果可能未必如他們所願。據法新社統計,今年前10個月,全球赴法旅遊人數同比減少8.5%,其中亞洲遊客人數減少最多:中國赴法旅遊人數同比減少23%,日本赴法旅遊人數同比減少39%。

與淒清寂寥的巴黎同步,法國人對自身處境更是十分失望。

民調機構YouGov與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聯合做出的一項最新民調顯示,多達21%的法國人認為,法國比大多數其他國家更糟糕——這個數字在發達國家中十分少見,幾乎趕上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還有4%的法國人更不客氣,認為法國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國家,這幾乎是這次涵蓋了19個國家(或地區)的民調中的最高比率了。

最重要的調查結論是,與歐洲其他地區人群相比,法國人最反對國際貿易和全球化,且僅有很少的人認為,移民對於他們的國家有益。

這已然不是那個能擔得起“歐洲中堅”的法國了。

巴塔克蘭傷痛未愈

從民族廣場出發,沿著伏爾泰大街向西行走不到3公里,外墻粉刷一新的巴塔克蘭音樂廳在陽光下顯得分外絢麗奪目。當地時間12日晚,這里迎來了一年來的首場演出,英國搖滾巨星Sting用音樂揭開這棟建築新的序幕,並以此悼念一年前在這里因恐怖襲擊喪生的人們。

自去年11月13日恐怖襲擊發生以來,巴塔克蘭音樂廳就一直在裝修。盡管外墻以全新的面貌展示給公眾,但劇院老板弗呂托(Jules Frutos)表示,他不會改變音樂廳的布局,將延續溫暖友好的氛圍以及它所擁有的流行精神。

巴塔克蘭音樂廳外景。攝影/錢童心

根據法國制作人、發行商和劇院所有人所組成的工會組織Prodiss的統計數據,由於保險預算高企和上座率低的雙重影響,法國的文化產業正在受到嚴重的沖擊。

過去一年,巴黎的現場演出收入減少幅度在1.9億歐元至2.2億歐元。在恐襲發生後的三個月內,全巴黎有三分之一的劇目被迫取消或推遲,音樂劇票務收入減少了20%;一年之後,整個行業的反彈不到2%。私人劇院上座率在驟降35%之後,從今年1月到8月,僅反彈1%。劇院的低迷也讓資本猶豫,這令本來就籌資困難的藝術劇更難拿到資金。

Prodiss總書記馬利卡·聖吉諾(Malika Seguineau)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由年輕藝術家創作的小規模和小場次的演出受到的沖擊最大,沒有人能確定公眾是否會再重新回來。”

為此,法國文化部緊急撥款1440萬歐元來支持小制作藝術演出的發展。

消失的亞洲遊客

距離巴塔克蘭音樂廳西北方向不到5公里,就是著名的巴黎旅遊景點紅磨坊(Moulin Rouge)。截至今年9月底,紅磨坊和瘋馬(Crazy Horse)的表演上座率下降了20%至25%,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遊客減少。紅磨坊近一半的收入來自於全球各地以及法國其它省的遊客。

在蒙馬特高地附近的小餐館,也沒有了原本熙熙攘攘的人流,只有服務員焦急等待的眼神。

近期在巴黎舉辦的一個名為Worldwide Hospitality Awards的活動上,組織者帕納約蒂斯(George Panayotis)表示,2016年法國所出現的旅遊業蕭條是史上空前的。據他預計,過去一年,巴黎酒店住宿和餐飲行業的損失達6億歐元。巴黎的酒店入住率跌至72.6%,高端酒店的均價跌至160歐元/晚,每間房的收益減少了16%。

今年一季度,法國退稅總額同比仍然下滑了20%,中國遊客減少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全球退稅系統Premier Tax Free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遊客今年一季度的開支減少了40%,俄羅斯遊客開支減少25%,美國遊客開支減少10%。

而在英國和西班牙,同期的退稅額度分別增加了20%和13%,這部分受益於英鎊的貶值。

法國旅遊局總監鄧佳琳(Catherine Oden)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歐洲整體的安全局勢堪憂,以及中國經濟放緩導致了中國赴歐洲遊客數量明顯減少。”

截至今年9月,法國航空-荷蘭皇家航空集團(下稱“法荷航”)赴歐洲其他國家航班的預訂量減少了6%,赴法國的預訂量減少19%。

法荷航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讓-馬克·雅納亞克(Jean-Marc Janaillac)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們期待隨著恐怖事件影響的平息,明年中國赴法遊客數量能開始逐漸回暖。”

然而事實上,航空公司為恐怖襲擊要買的單還遠遠沒有到頭,法國依然籠罩在“緊急狀態”的陰影下。

在繁忙的戴高樂機場,記者剛走下法航的飛機,就被堵在了出關的通道中。向四周打聽,才得知在恐襲後機場加強了管控,分時段實施限流。焦急等待的人們有些手中拿著轉機機票和火車票,然而沒有放行指令,誰都不能過。機場警察表示,一切誤機產生的費用,都由法航來承擔。

遊客的減少也影響了法國旅遊行業的就業。“很多工作都消失了。”巴黎旅行社Paris Trip總監巴雷(Arnaud Barre)告訴記者,“我們的業務從今年1月份開始就縮水了20%到25%。”

法國正在失去吸引力

很多法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正在失去吸引力。恐襲只是一方面,還有很多制度性問題導致的社會陰暗,讓法國的形象蒙上汙點——比如無休止的罷工和對中國旅遊大巴的搶劫,以及酒店內施暴等等……由旅遊業反映出的法國社會危機正在加深。

一位在巴黎居住多年的華人醫生肯尼亦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在上一次的巴黎大區級別改選中,他知道周圍很多法國中年人投給了國民陣線候選人,這些人在薩科齊時代還是“溫和一些”的中右翼。

國民陣線是什麽來頭?

在2015年的一場法國國內大區選舉中,一張來自極右翼黨派——國民陣線的海報令人難忘:圖上兩張女性面孔,一個留著長發,臉頰上畫著法國三色旗;另外一個則身穿蒙面的布卡罩袍(Burka) ,圖上寫著“選擇你的鄰居:為國民陣線投票”。

肯尼的家住在傳統的富人郊區,長久以來是巴黎最安全和富裕的區域之一。然而在近10年中,由於法國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外來無業遊民所帶來的治安問題,社區幸福指數急速下降。肯尼解釋道,近5年中“左翼政府過於寬容,右翼群龍無主,讓不少中右翼選民賭氣把選票投給國民陣線”。

如同法國著名智庫蒙坦尼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 學者穆伊斯(Moisi)所說,法國正在陷入防禦型民族主義思潮:“我”需要抵抗來自其他人的威脅。

“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相比,競爭力正在衰退。”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化和比較政治系主任洛朗·普法阿德(Laurent Pfaadt)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恐怖襲擊後的法國社會已經變得很脆弱了,而現在的一些政治上的聲音將令社會更加分化。”

在中右翼方面,原本可以阻擊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Marine Le Pen)的是法國前總統薩科齊。不過民眾已經不買賬了,薩科齊在剛剛結束的右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第一輪投票中出局。

民調機構YouGov不無憂慮地提出,權威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正在歐洲泛全球化浪潮的選民中崛起。

這種回歸令人擔憂,對歐盟更是災難性的:在法國,民調專家們再也無法像往常那樣忽略勒龐,而按照法國政治結構的推算,無論左派右派何人參選,勒龐定能殺入法國2017年大選第二輪。

權威民粹主義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其核心概念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系,並不只為財富或中產階級服務,也為普通民眾效力,並通過爭取平民的贊同而重建霸權。

YouGov指出,如果這些持有權威民粹主義觀點的選民在第一輪就全部偏向勒龐,而中右翼法國共和黨無法得到足以進入第二輪的選票,勒龐將輕易贏得法國總統的寶座。

“雖然勒龐不太可能贏得大選,但是卻依舊存在可能性,這是因為人們已經對政策喪失了興趣,只關註在個人性格上了。” 法國哲學家列維(Bernard-Henri Lévy)表示,人民對於政策興趣索然,對於候選者撒不撒謊也不怎麽關心。

在右派的首輪競選投票中,法國前總理菲永意外勝出,或許是菲永在電視辯論中的一句話觸動了每個法國人的心。他說:“法國人是驕傲的,我們不喜歡別人告訴自己該怎麽做。”天性驕傲的法國人,卻有這麽多人認為本國現狀“糟糕”,可見法國病得不輕。

年輕人是法國的希望嗎?

對“勒龐是否會在2017年成為法國總統”這一疑問,《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隨機對在法政府和商界工作的人士進行了采訪,而令人感到異常的是,即便是在此前堅決認為“法國人民不會接受極右翼政黨上臺”的人士,現在也變得猶豫。而且,勒龐所講的“廢除歐元,回歸法郎”對不少老派法國人而言,並不是沒有吸引力。

民調數據揭示了法國人對全球化的失望程度有多深。在調查中的11個問題中,法國人在6個問題中都對全球化表現出了最不滿的情緒。

YouGov總結道,“這種危險體現得最明顯的地方就是法國。”法國同英國一樣,具有37%左右的自由左派,然而與英國不同的是,在民調中剩余63%的法國選民全是持有權威民粹主義觀點的選民。

人們獻花悼念去年11月13日恐怖襲擊中的遇難者。攝影/錢童心

自二戰以來,歐洲的精英認定各國的身份認同最終會如同海納百川一般匯入歐陸的洪流,然而實際上,法國、匈牙利、波蘭和奧地利以及德國的極右翼黨派卻正在以權威民粹主義者的面孔,在歐陸上全面反撲,與國際秩序相比,這些極右翼正在利用一股懷舊之情為昔日招魂。

對全球化的認知,已經在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分野。

在YouGov的此次調查中,仍然對於全球化充滿熱情的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平均有超過70%的該區域人民認為,全球化是個好東西;其中最高的當數越南(91%)。

盡管民調中只有37%的法國人認為全球化是個好東西,不過在18~24歲的這一人群,支持全球化的比例高達77%:比起年長者,年輕人對於全球化有著更積極的看法。

不過正如YouGov所提出的問題那樣,這些年輕人會隨著年齡增長仍然維持這樣的看法嗎?

如若不然,歐盟的前景將更加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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