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銀行當日庫存正常，一般單日仍可以取滿1萬美元的額度(每人每年5萬美元)。”中國銀行金融市場部交易員小忻(化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所謂的監管趨嚴，是指外管局針對個人‘分拆購匯’的監察更加嚴格了，“一旦發現多張身份證換匯並匯往同一個國外賬戶，可能會被取消2年以上的結售匯額度。”
眼下正是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的關鍵時期，一方面央行仍持適時維穩匯市的意願、外管局加強對“分拆購匯”審查，另一方面市場普遍預期人民幣的貶值壓力已經有限。主流機構觀點認為，眼下為換匯而換匯（主要是美元）大可不必。
中銀國際宏觀經濟分析師葉丙南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盡管美聯儲加息預期下目前香港離岸人民幣遠期匯率顯示人民幣兌美元仍有一定貶值可能，但壓力也很有限。摩根大通亞太區環球企業銀行主管奧朗則布亦對記者表示，“最令人擔心的時刻已經過去”，今年下半年來，離岸企業已對沖的外匯敞口頭寸已經趨於正常化。
“分拆購匯”審查滴水不漏
近期有傳聞稱，銀行正常售匯受到限制。不過，工行某支行行長對記者表示，並未聽說這一情況，且工行網上銀行也可以自由購匯。
“正常來說，當天購匯1萬美金不存在問題，當然有時出現銀行庫存不足的現象，就無法取滿。此外，1天只能存5000美金等值的外匯到賬戶(出於反洗錢目的)。”上述中行交易員對記者表示。
同時，小忻也表示，如果是攜帶美金出境，若超過一萬美金，必須把當時在銀行取錢的憑證隨身攜帶，以備海關檢查。
其實，真正趨嚴的是“分拆購匯”。第一財經記者近期從某國有大行相關部門負責人處了解到，監管部門曾以口頭方式提示商業銀行關於個人“分拆”方式購匯風險，只是沒有下發書面通知。小忻也對記者表示，外管局的大數據監控體系可以達到“滴水不漏”的程度。“不過，如果是留學需求，仍可以憑借留學的證明，用直系親屬的購匯額度來購匯。”
中國銀行總行貿易金融部副總經理姜煦分析稱，大數據監控體系，銀行對於個人客戶在銀行購匯的任何動作都要做國際收支申報給外匯局，而外匯局一般會提醒銀行。同樣的做法也適用於多人分拆購匯後匯向同一個賬戶。
人民幣貶值壓力有且有限
不可否認，在美聯儲加息不確定性未消之前，人民幣的下行壓力仍然存在，但外管局和銀行對於跨境資金流動的審慎態度，以及中國經濟基本面證明，下行壓力也已十分有限。
根據一年與兩年期遠期外匯交易(NDF)顯示人民幣趨勢回升，然而三年期顯示長期仍存一定幅貶值壓力。
奧朗則布稱，“今年年初，我們的確看到了額外的對沖敞口，但是下半年事態就已經明顯好轉。我們預計人民幣未來將維持區間震蕩。”他也對中國經濟前景表示樂觀，並認為中國正在向由消費和服務業驅動的更加可持續的模式轉型。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表示，“人民幣的貶值趨勢並不是板上釘釘的，”他預計美元/人民幣將在2020年達6.3-6.4的水平(此前預計為6.08)，2016年料為6.67，2017年則為6.66。
他表示，人民幣在全球貿易中占比不斷加大，這意味著中國外部競爭力加大;此外，中國企業資金外流趨勢可能放緩，而追逐更高收益的海外資金可能增配人民幣資產，加息預期也部分提前反應在了強勢的美元之中，這都是支持人民幣長期走強的動能。
丁爽稱，“中國會從10月1日進入SDR籃子起，自動獲得儲備貨幣的地位，海外央行可能會進一步投資人民幣資產，使得其外匯儲備構成更為多元化。”而資金流入也是支撐匯率的一大基本面。
“我們預計，在未來五年間，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剔除中國自身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將達到和日元、英鎊同樣的水平(從1%升至5%，隱含資本凈流入3000億美元。)此外，例如海外共同基金、養老金、保險公司等也會因為尋求高收益來配置人民幣資產。”
“尤其是，我們預計海外資金將在未來五年大量增加對中國債券市場的配置，占比可達4%，這也代表了5000億美元的資金流入，當前這一占比僅1.3%。”丁爽稱。
“後SDR時代”匯率更趨市場化
如果真的要問“入籃”後人民幣可能發生的變化，唯一可能的就是匯率波動更趨市場化，而絕非是傳聞的那樣——“入籃”前刻意維穩，或者用貨幣貶值來促進出口。
丁爽表示，“競爭性貶值並不會產生正面作用。由於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巨大，如果希望用刺激出口來刺激增速，這可能會導致其他貿易夥伴競相貶值。此外，強烈的貶值預期可能會進一步導致資本外流，加劇中國的宏觀風險。”
“入籃”後，“意味著人民幣享有儲備貨幣地位，同時中國政府也有責任在貨幣政策方面保持一致和協調的溝通。這些都是成為儲備貨幣後要負起的責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戰略、政策與檢查部主任蒂瓦里表示。這也暗示，中國的匯改“開弓沒有回頭箭”。
回顧自去年8月11日以來的人民幣匯改，“最大亮點是堅持市場化的最終方向，同時考慮政府和市場的適應程度。”葉丙南稱。
他對記者表示，在岸人民幣和離岸人民幣匯差一方面反映了在中國資本項下尚未完全開放的背景下，離岸市場供求決定價格與在岸市場存在央行預期引導下價格的偏差。未來改革既要考慮提升市場供求因素在人民幣匯率決定中的作用，又要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引導兩地市場價差收窄——這也是IMF對於人民幣“入籃”的要求之一。
渣打預計，到2017年中期，兩地匯價價差可能會收窄到50個基點。
此外，葉丙南稱認為，當前“上一日收盤價+參考一籃子貨幣”的中間價定價機制依然在磨合和待完善過程中，需要加強與市場溝通，尤其是對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政策框架可以更加清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