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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效應持續發酵 澳門部分賭桌春節空無一人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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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稱,澳門將與中央政府檢討內地個人遊計劃。如果澳門限制自由行的人數,這將給澳門的賭業雪上加霜。今年1月,澳門賭場收入連續八個月萎縮,創史上最長下滑記錄。而在剛剛過去的春節中,澳門賭場業績疲軟,多家博彩公司股價因此下挫。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今天早上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個人一直不贊成增加自由行城市數目,政府了解來港旅客人數增加對市民生活造成壓力。他指出,會繼續向中央政府及內地香港部門商討是否有收緊目前自由行政策的空間,限制、減少內地居民來港人數。而澳門政府官員也表示本地接待能力是個大問題,應檢討自由行計劃。

澳門多家媒體引述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稱,農歷新年過後澳門也將與中央政府檢討內地個人遊計劃。他表示,澳門的遊客接待能力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如果澳門限制自由行的人數,這將給澳門的賭業雪上加霜。今年春節,澳門賭場業績疲軟,致使多家博彩公司股價下挫。富國銀行在報告中指出,今年澳門賭場無論是VIP還是大眾賭博業務的表現都十分疲軟。農歷初三和初四,澳門賭場內不少賭桌空無一人。 富國銀行將澳門2月份博彩收入預期從之前預計的下降35%-45%下調為下降49%-51%。

中國春節往往是大陸遊客前往澳門的旺季。去年2月,澳門博彩業收入創下歷史新高。但隨後中央政策推出的反腐政策和更嚴格的入境制度使得不少賭客放棄了前往澳門。

今年1月,澳門賭場收入連續八個月萎縮,創史上最長下滑記錄。隨著中國反腐的深入,預計今年賭場收入將會繼續下滑。

荷蘭銀行私人銀行亞洲股市分析主管Daphne Roth向彭博新聞社表示,我們對博彩業股票感到謹慎。中國政府將堅持推行反腐措施,而這將博彩業股票造成負面影響。

野村證券的分析師Harry Curtis指出,中國中央政府已經開始敦促澳門特區政府轉變發展思路,減少對賭博收入的依賴,中央政府對於澳門新開賭場的規模會加以暗中控制。同時國內反腐敗力度強化也使得高端賭客不敢再隨意前往澳門一擲千金,這令賭業失去了重要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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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後空無一人 怎敢倒下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8/0309/167514.shtml

我身後空無一人 怎敢倒下
虎嗅網虎嗅網

我身後空無一人 怎敢倒下

即便攤上事了,也請不要聲張,恐怕你的身後,早已空無一人。

來源 | 虎嗅網(ID:huxiu_com)

作者 | 伯通

1991年,美國得克薩斯州維多市,34歲的離異女子Kathy Page被人發現死在自己車里。據推斷,她在死前遭受了毆打、勒頸和強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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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者Kathy Page)

經歷了絕望的兩年後,鑒於警方的低效之舉,死者的父親James Fulton開始在各類街邊廣告牌上投放自己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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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搞砸了案子、正義的審判遲遲未至、你沒準也會碰上這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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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是維多城奧蘭治縣,在這里你即便殘忍地殺害一名女性,也沒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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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的前夫Steve Page殺了他妻子,然而警察卻不願解決這個案子。我堅信這些警察肯定受賄了,司法部長應該來這里調查”)

除了在廣告牌上對當地警方展開抗議外,每逢女兒生日時,James Fulton還會在當地報紙上刊登廣告,祝自己女兒生日快樂,以提醒公眾不要忘記此案。然而遺憾的是,此案至今未破。

距今近二十年前,一位名為馬丁•麥克唐納的英國作家,在坐巴士經過得州時,看到了這些廣告牌。

如今,馬丁•麥克唐納導演的《三塊廣告牌》斬獲了包括奧斯卡影後在內的多項大獎。

司法不彰,則私法必昌

多年前的一個記者發布會上,某發言人曾留下傳世名句“法律不是擋箭牌”,以警告那些在中國自討苦吃的外國媒體。

這話的確切中要害,即便是人類社會的最大公約條款,法律的最終價值還是要依賴有效性得以彰顯。如果法律無法保護那些列在紙面上的權利,則其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

於是,當司法不彰時,則私法必昌,當公力救濟失效時,人們就會投奔私力救濟——不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定程序,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實現權利,解決糾紛。

這自然是絕佳的戲劇沖突題材,古今中外有太多文藝作品構架於私力救濟模式之上:比如“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的《女駙馬》、比如“此案如不究明實情,浙江將無一人讀書上進”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比如“我要求你主持正義”的經典黑幫電影《教父》、比如“自由之樹必須時常用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來澆灌”的美國戰爭大片《勇闖奪命島》……以及最近迎來熱烈討論的《三塊廣告牌》。

其實,拋去《三塊廣告牌》中那些角色之間的私人恩怨,整個故事主線及核心,就是一位喪失女兒的單親媽媽,因為不滿警方遲遲無法破案,而通過在廣告牌上發出質疑來進行私力救濟的經歷。也正因此,很多國人將其類比為美國版的《秋菊打官司》或《我不是潘金蓮》。這三位女性的共同之處,就在於永不後退,因為她們身後無人支持。

從審美角度而言,這種身負冤仇,手逆乾坤的故事,無疑是非常吸引人的。然而在現實中,私力救濟的行為卻不一定都能得到欣賞。

舍法求法的代價

原《焦點訪談》主持人敬一丹曾出過本書,叫《聲音》,其主要內容架構,由數以萬計“看也不忍,不看也不忍”的觀眾來信組成。在書中,敬一丹寫到——

“有不少農民與律師一起找到了電視臺,傾訴不平,尋求公道。我問過了農民又問律師:為什麽不走法律程序而找電視臺呢?律師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覺得輿論比法律有力量。”

然而,不通過常規路徑尋求正義,即“舍法求法”,看似捷徑,其成本天然卻要增加許多。且不說花費時間精力金錢去求人托人雇人,光是苦主在這一經年累月過程中所展示出的痛苦、絕望、偏執、瘋狂,就讓很多常人惟恐避之不及。

比如《三塊廣告牌》的女主,自從打廣告質疑警察後,先是自己被警察教訓,隨後當地神父過來勸勉“所有人都不站在你這邊”,再之後被人身體威脅、遭受電視臺批評、同事被警察拘留、送孩子上學被扔垃圾……而在真實事件中,Kathy Page的兩個女兒也由於外公的廣告牌,在學校受到了欺淩。

再比如村婦秋菊從市里告狀回家後,家里人說“你別告了,你都不知道村里的人怎麽說我們家,說我們是刺頭兒,以後人家都怕我們了。”

正應了那句話:

“我們國家是這樣的,如果你一輩子不攤上什麽大事兒,那幸福指數是真的很高。但一切的前提是,你別攤上什麽大事兒。大家平時都是BAT工程師,江浙滬小老板,外企資深HR,光鮮亮麗,文明禮貌,看美劇聽巴赫,談投資聊上市,一旦出了事,橫幅拉起來,微博發起來,膝蓋跪下來,和進城討薪,在包工頭面前磕頭的農民工其實沒啥區別。”

事實上,私力救濟,尤其是為雪深仇大冤的私力救濟,對於普通人來說,無異於一次艱苦的創業歷程。不同於創業者可以接受失敗、止損或其它退出機制,私力救濟往往是無法接受失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而在這個過程中,調動人力、資源所需要的能力,須具備的勇氣、毅力與決斷力,都和一個項目創始人沒什麽不同,這些素質也是絕大多數人並不齊備的。

更何況,在司法機器都無法給出答案的前提下,憑借個人能量又有多大幾率能夠伸張正義?無論《三塊廣告牌》還是秋菊、李雪蓮,這三位女主最終都沒能達成自己起初的願望,反而陷入更深的漩渦中。

但,廣告牌就是最後的擋箭牌

人類社會至今都有相當高比例的苦主,並不會把希望寄托在司法機構那里。英國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個人面對較重大的侵權事項時,只有20%的可能性會訴諸法律程序。在美國,如1000美元以上的民事案件中,只有1/10的美國人會與律師聯系,律師只就其中約1/2的案件起訴,起訴後能夠走到法院審理這一步的,連10%都不到。

可以說,現代社會絕大部分糾紛是通過非司法方式解決的,其中私力救濟的作用不可忽視。

即使私力救濟既不體面效率亦不高,法學界對其評價更是足夠負面——“私力救濟與生產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類早期社會密切聯系”。但私力救濟的存在無論是對受害者,還是對社會其他成員而言,都有著巨大的正面意義。

作為一個伸張正義的新渠道,其對於受害者的價值自不必說。而《三塊廣告牌》的女主和“秋菊”們,對於社會公眾最大的價值,就在於她們自掏腰包,自負精力,自擔支出,以向社會重申權利的價值,和侵犯權利的代價。

法學泰鬥貝卡利亞曾經說過:法律的震懾力,源於承擔犯罪後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擔犯罪後果的嚴重性。即便司法機構無法懲罰犯罪者,可還有私力救濟者接手,他們沒有結案時限,沒有調查終點。無論多麽高明的犯罪者,都知道世界上此時此刻還有人在尋找自己。這就已經構成對犯罪行為的有效威懾了。

於是,當法律不再是擋箭牌的時候,廣告牌還可能成為最後一道擋箭牌。

基於某些原因,我們不太可能在國內看到類似的廣告牌,普通人在當前治理體系下也少有私力救濟的空間,唯一曙光恐怕就是社交媒體上的轉發。

但這一途徑眼下看來尤其惡心。

鑒於受害者或審冤者往往“不合群、不得體”的表現,再加之人們心中“一個巴掌拍不響、蒼蠅不叮沒縫的蛋、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等“辯證法思維”,受害者有罪論在公眾輿論場中逐漸成為了一種共識。

豆瓣網友“小波福娃”曾總結過,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做一個完美受害者至少要遵守以下幾條——

1.公布的事件必須有足夠的、多方面來源的證據支撐,措辭嚴謹,邏輯清晰,除了事件本身之外,不講太多廢話,十分節制,既能戳中痛點,又不過於煽情(有寫公號十萬加的能力);

2.面對各種非難和指責,保持冷靜和克制,沒有一句廢話,只點出該反對觀點的要害,一切見血(有一定公關能力和技巧);

3.絕不多說話,也沒有重大措辭和策略失誤,對自己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有充分的理由解釋和事實支撐;

4.沒有可以被人肉出來的前科和不能見人的黑歷史;

5.有足夠的社會和家庭支持,不至於心理崩潰而失態罵人;

6.事件解決完/滿足訴求後,立刻停用賬號。

而任何受害者敢違背以上任何一條,人們就會迅速收回同情,開始拿“實錘”進行理智地質疑,將受害者重新設定為欺騙了自己的信任和感情的騙子,進而破口大罵,並期待“反轉”。具體可參考江歌母親、杭州林先生、夏俊峰之妻、馬泮艷等人的遭遇。這些受害者,基本都難逃更多的“二次傷害”。

不用猜也知道,就《三塊廣告牌》電影中的女主,或這個故事的原型,那位老父親的那些表現,如果發生在國內早被微博上的口水淹沒了。

當有人付出如此大成本,實踐對社會有正外部性的事情,也難逃人們的娛樂化消費與誅心指責時,不止法律不是擋箭牌,權利、正義和道德這些更虛無縹緲的玩意,就更無法成為誰的擋箭牌了。或許,大家都自信此生,永遠不會攤上什麽事兒吧。

即便攤上事了,也請不要聲張,恐怕你的身後,早已空無一人。

司法正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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