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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華永道合夥人：反逃避稅讓一些企業補繳稅款過億

在全球打擊大企業逃避稅行為下，不少國家正在加快落實BEPS(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動計劃，國際稅收監管環境越來越嚴。

去年國家稅務總局推出”千戶集團”計劃，瞄準大型央企、國企、標桿名企和500強外企，以加強對大企業的稅務風險管理。

“我了解到‘千戶集團’計劃讓一些大企業補繳稅款高至過億元，這也倒逼企業加強對稅務數據的管理，稅務科技軟件越來越重要。” 普華永道亞太區國際稅務服務主管合夥人莊樹青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12月5日，普華永道發布的《2016年中國稅務科技成熟度》調查顯示，約有半數(51%)的受訪中國企業已經制定或者正在制定跨年度稅務科技策略或發展規劃。報告同時顯示，仍然有31%的受訪企業並不具備稅務科技資源配置，企業對於稅務科技布局還是處於一個依賴現有資源的初級階段。

這次調查數據取自2016年10月至11月對中國內地及香港151家企業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受訪企業主要涉及金融、科技與通信等行業。受訪人員以從事稅務及財務業務為主。

調查顯示，近一半(46%)受訪中國企業日常所使用的稅務信息來源由電子郵件或臨時報表提供，現有管理信息系統(如ERP)缺乏統一的服務於稅務的接口。從稅務的管控和分析角度來看，49%的受訪企業表示有使用電子表格或數據庫工具記錄相關報稅工作日期及工作流程，另有12%的受訪企業未使用任何工具。從稅務管理和決策層面來看，六成企業僅用電子表格對不同情況進行建模分析，缺乏系統化的稅務分析工具支持。

普華永道中國內地及香港稅務科技總監郭藹欣分析稱：“盡管中國企業對於稅務職能數字化管理已經引起重視，稅務部門在企業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趨重，但在實施層面仍然缺乏具體行動。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企業面臨稅務職能數字化轉型時，缺乏行業基準或最佳實踐參考，大多數企業有良好的願景但缺乏可參照的稅務科技管理平臺的建設方案;另一方面，稅務職能數字化管理對稅務管理團隊的稅務數據分析和變革管理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

當前稅務環境的變革存在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趨勢。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不斷推進，科技創新層出不窮，國際稅收監管環境趨嚴。尤其隨著BEPS行動計劃落地，各國監管機構對稅務透明度要求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中國稅務機關征管體制正在進行變革：“互聯網+稅務”行動計劃的推出與金稅三期新系統在全國全面上線都標誌著稅收信息化管理已進入新階段。在改革過程中，大中型企業面對的稅務風險管理要求更高。

莊樹青稱，數字化時代的背景下，作為傳統財務行業之一，稅務行業也正在悄然發生著巨大的變革。由於下屬分支機構數量眾多，對涉稅風險進行統一有效管理的難度大，這些變化為中國大中型企業的稅務管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建議企業盡早利用稅務科技技術進行稅務數據分析、統計以及流程及有效實施內控，從稅務內控制度完善和科技系統建設兩方面雙管齊下，建立有效的稅務管理規則以優化稅務內控管理、應對挑戰。”

郭藹欣認為，中國企業的稅務科技成熟度停留在起步或者第一階段，這種財務數據分散在不同程序中的初級模式存在稅務風險管控的隱患，影響企業管理效率與效益。在稅務大數據時代，規劃及使用稅務數據中心將成為大中型企業的主流形式。

特朗普A4紙炫稅讓美國人很興奮，全世界心情複雜

已經喧囂了數月的特朗普稅改計劃，千呼萬喚終於以一張A4紙的綱要方式與全球見面。

這張紙上簡要羅列了目標、個稅改革、商業稅改革，以及流程。第一眼看到清單，多位美國個人和企業納稅人27日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驚喜，如此大力度的減稅實屬罕見。

4月26日，美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右）與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出席公布稅改方案主要原則的新聞發布會

但若細究條款，無論是數月前引發美國零售行業、歐盟巨大爭議，並挑戰WTO(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邊境調節稅”，還是“對離岸生產返銷征收特別關稅”的條款，都已不見蹤影。

多位精通美國國內稅法流程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評價說，針對邊境稅的相關條款，其間必定經歷了相當大程度的博弈，而對於更多的受益人群，也不免擔心，未來經歷國會及各相關方多輪博弈後的改革結果究竟會是什麽模樣。

除了觀點的博弈，這張A4紙也因為缺少細節而讓人擔憂未來的執行力度。包括畢馬威中國稅務主管合夥人盧奕在內的多位業內人士對記者預計，哪怕一切順利，從綱要到案例，再到最終落地的法律，至少需要幾個月至一年的時間。

然而，無論如何，特朗普稅改都會像一塊巨頭扔進河里一樣，在全球範圍內掀起不小的波瀾。盧奕表示，美國本身是一個在高科技和創新領域擁有很強競爭力的國家，若采取低稅率，導致制造業也回流美國，產業的聚集效應，會讓美國成為一個對資本更有吸引力的國度，“如果美國率先降稅，則其他發達國家跟著降稅是大概率事件。”

美國人很興奮

看到清單後的首要問題是：這些政策到底意味著什麽?

陳立濤在波士頓某知名研究所工作，他第一眼看到這個綱要，激動之情溢於言表。雖然按他的說法，以美國稅法的繁瑣程度，沒有幾個普通人能夠真正搞清楚細節，但是他也向第一財經記者作了一番基本推算，“公司稅差不多砍了一半，個人免稅額翻了一倍，你還要怎樣?”

相同時間，來自美國猶他州的進口商合夥人布萊德和布萊斯正在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下稱“廣交會”)上為客戶尋找合適的家具。看到第一財經記者手持的這張A4紙時，他們也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表示27日淩晨就已經知曉，並進行了研究。

特朗普豪情壯誌的稅改計劃，最終只是呈現在一張A4紙上羅列的幾條重點

“不論什麽時候，減稅都是好的政策。”布萊德反複說，“這是相當大力度的減稅了，非常好。”

與陳立濤的視角稍有不同的是，他們也關註到了商業稅改革的部分，除了商業稅從35%降到15%，還特別關註到了“創造平等營商環境的邊境稅務系統”及“對海外萬億級資產一次性交稅”。

布萊德已經參加過4屆廣交會，從事中美貿易進口超過15年，一年前與布萊斯共同創立了一個在線銷售平臺，並通過Facebook和Google直接面向美國本土消費者。他一直密切關註業界大佬蘋果等公司的稅務困境，結合自身經歷，他認為這樣不僅有助於創造公平競爭環境，還能幫助資金順利返回美國市場。

他說，前一條針對的是，過去一些企業去歐盟、南美等稅收更低的地方，產品競爭的過程中，美國本土公司則因此就處於劣勢。後一條則能讓更多海外截留的資金返回美國。

“蘋果公司大致有1000億美元的資金滯留在歐洲，換言之，蘋果大約3/4的收入都在海外。”布萊德解釋說，“但CEO庫克並不願意把這些錢都拿回國內，因為要交雙倍的稅，如果能把稅降下來，就意味著，這些錢都可以回歸美國。”

從專業角度來看，盧奕認為，“創造平等營商環境的邊境稅務系統”可以類比為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的區別。過去，美國使用的稅務方式和中國內地一樣，都是全球(worldwide)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 但中國香港則不同，只需要就來源於香港境內的收入納稅，這樣的計算方式，使得納入企業所得稅的稅基減少，從而減輕企業的負擔。

再看“對海外萬億級資產一次性交稅”這一條，盧奕稱，這也是對於企業的重大利好，讓目前已經在海外留存大量利潤以規避美國本土高稅率的企業，有了一個選擇的機會，可以選擇一次性地以較低稅負將利潤返回美國。

從以往案例來看，一些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綜合多方面的考慮，多選擇歐洲境內的愛爾蘭、盧森堡等地註冊，做避稅規劃，但目前這樣的避稅方式在海外已經開始遭遇挑戰。

最新的典型案例就是，去年8月，歐盟競爭監管機構要求愛爾蘭向蘋果征收130億歐元的稅款及利息，折合人民幣954億元，而這些稅款是2003年至2014年欠下的。今年1月3日是歐盟設定的最後期限，但是蘋果並沒有支付稅款。

前任歐委會國家援助專員菲利克斯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這是歐盟區內各國公平競爭的一項法律。因為蘋果等公司在愛爾蘭這樣低稅率國家產生大量收入，而只需繳納少量的稅，實際愛爾蘭對蘋果公司造成了不公平的國家補貼，這會導致其他歐盟國家, 比如德國、法國等，面臨不公平競爭的壓力。

雖然這個判例本身也遭遇到包括美國和某些歐盟國家的反對，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跨國公司通過以往的方式在海外避稅，已經面臨越來越大的全球法律風險。

盧奕稱，若這一條款真正落實，那麽一方面是海外避稅法律風險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又能以較小代價合理合法地將利潤回歸美國，美國本土跨國公司也許會更傾向於將資金或是收益返回美國。

在清單中涉及個人的部分，盧奕尤其關註到了兩個趨勢：一方面，對於中低收入家庭，有普遍的稅務減負;另一方面，通過取消遺產稅和消除替代性最低稅方式，傾斜收入最高的人群，力圖通過減稅，讓他們更願意在美國本土消費並投資。

“這也符合特朗普所代表的群體，以及共和黨一向的風格。”盧奕說。

布萊德則走得更遠，經過計算，他認為若這個方案能夠實現，即便未來開征邊境調節稅，他也依然樂見其成。“即便進口稅成倍增長導致我從中國進口成本增長，但是由於我在美國國內交的稅從35%降到了15%，我在美國銷售賺的錢，完全能夠覆蓋成本，並提高收益。”他說。

邊境調節稅原本是美國眾議院共和黨議長保羅·賴等人提出的一項稅收改革提案的核心內容，其要求對進口產品征稅而對出口產品免稅。該稅種旨在未來十年內籌集1.1萬億美元，幫助彌補個人和公司減稅所帶來的稅收缺口。然而，此次的A4紙上並未出現邊境調節稅。根據一位知情人向媒體透露，邊境稅可能會在以後被重新評估。

特朗普4月21日就任後首次現身財政部，簽署減輕稅收和監管負擔的行政令

如果方案百分百實現

第二個問題是，若能在或遠或近的將來，完全成為現實，到底會對美國、中國，乃至世界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雖然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人士一致表示，從最初的高調，到如今有關“邊境調節稅”的方案不見蹤影，已經讓特朗普團隊顏面掃地，但如何判斷未來影響，依然有一定分歧。

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司官員梁國勇的基本判斷是，一方面，降低所得稅刺激美國經濟，從宏觀上看，對美國經濟、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是好消息;另一方面，這些措施，會增加中國利用外資方面的壓力，本質上會導致資本回流。

“只要美國不采用極端的邊境調節稅，或是對離岸生產返銷征收特別關稅，對中國就不算利空。”梁國勇說。

而在對外影響上，盧奕則沒有太多樂觀。他認為這個趨勢，值得中國政府相關部門高度警惕，並采取相應的鼓勵措施，以掌握主動權。

首先，大幅減稅會使美國擁有一個更有競爭力的稅務體制，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和美國企業在外的遊資、企業利潤，都會流向美國，會讓中國面臨更大的資本外流壓力;其次，美國本身是一個在高科技和創新領域擁有很強競爭力的國家，若采取低稅率，導致制造業也回流美國，產業的聚集效應，會讓美國成為一個對資本更有吸引力的國度，企業經過綜合分析，中國等國家目前較有競爭優勢的勞動力成本則有可能會逐步喪失。

“挑戰是存在的，稅改並不是孤立的，如果美國率先降稅，則其他發達國家跟著降稅是大概率事件，中國如果置身局外，未來可能會比較被動。”盧奕說。

若回到可行性本身，更多的人認為，在美國政府自身債務壓力巨大的情況下，國會是否會冒著“政府關門”的風險批準這一減稅綱要，可能性似乎十分渺茫。

美國智庫“爭取制定負責的聯邦預算委員會”估計，白宮的稅改將在未來十年一共減稅5.5萬億美元。但由於方案中缺乏財政收入的“開源”項，這種大規模的減稅將進一步推高聯邦債務，威脅經濟增長。

該委員會預計，如果稅改方案執行，到2027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將從現在77%的歷史高位進一步上升至111%。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1981年上臺的里根總統面對的是不到1萬億美元的國債，而2017年1月20日上臺的特朗普面對的是20萬億美元的龐大國債，每年僅償還國債本金和利息就至少需要1萬億美元。錢從哪里來?只能靠大規模發行新債換舊債，以債養債。

據美國經濟學家測算，特朗普上任後第一個四年國債將增加10萬億美元。但是歷史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85年，美國還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現在早已是最大的債務國了。40年前美國國債號稱“金邊債券”，現在已變成了“燙手山芋”。事實表明，美國國債已不再是金融“避險港”了，單靠擴大發行國債集資之路恐怕難以為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