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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稅新規震懾資管圈:業內呼籲“新老劃斷”

近日,財政部、國稅總局聯合發布的一則《關於明確金融房地產教育輔助服務等增值稅政策的通知》在整個大資管行業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這則被稱為財稅140號文的通知規定,資管產品運營過程中發生的增值稅應稅行為,以資管產品管理人為納稅人。雖然該規定12月21日出臺,但執行期追溯到了5月1日。考慮到一些資管產品其間已到期,如果真要補繳增值稅,那資管機構恐怕需要以自有資金進行補繳。這對整個行業來說,將產生巨大影響,尤其是一些業績出眾又規模龐大的公司將貢獻金額不菲的凈利潤。

上海一家資管公司副總經理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還在等具體的操作細則,截至目前行業還沒有一個清晰可行的版本出來;公司的審計人員已在加緊與國稅總局交流,希望盡早得到一些有效信息。“‘新老劃斷’的可能性還是有的,比如140文發布前已到期的產品得到豁免,正在運營或者日後的產品按照新規實施;或者,從5月1號起發行的資管產品適用於該規定。”在他看來,錘子未落地前,變數尚存。

新規影響頗大

2016年3月1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國將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將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全部納入營改增試點,至此,營業稅退出歷史舞臺,增值稅制度將更加規範。這是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財稅體制的又一次深刻變革。

盡管如此,資管行業涉及的增值稅業務規範仍有一些模糊地帶無法確定,一些業務稅收如何征收、納稅主體歸誰,還未有過公開的明確規定。比如,對於非保本類資管產品持有到期要否繳納增值稅問題上,業內表述不一。《第一財經日報》獲悉,在中部某省份的官方微信公眾號上,曾推送信息顯示持有到期金融產品的行為等同於金融商品轉讓,將征收增值稅。但其他一些地方則認為產品到期是清算概念,並不是簡單的金融商品轉讓行為,不需要繳稅。

由此,此次140號文的發布無疑是“營改增”政策實施後,增值稅征收標準的一次細化,並在業內引起了較大反響。

眾多周知,截至目前,國內的資管產品主要包括銀行理財、信托計劃、公募基金、基金專戶、券商資管計劃、保險資管計劃、私募基金等。證監會副主席李超日前在公開場合表示,截止2016年6月底,各大類資管產品的規模為:銀行理財26.3萬億元,信托計劃15.3萬億元,公募基金8.4萬億元,基金專戶16.5萬億元,券商資管計劃14.8萬億元,私募基金5.6萬億元,保險資管2萬億元,簡單相加後的規模總計88萬億元。由於在實際運作中,部分資管產品互相借用“通道”,產品互相嵌套、交叉持有等,剔除這些重複計算因素,資管業務規模約為60萬億左右,大體接近2015年GDP總量。

60萬億資管規模對應的盈利產品的納稅規模顯然也並不低。在一些機構看來,營改增的初衷應該降低企業稅負,讓企業更具競爭力。但考慮到140文追溯期始於5月,過去8個月到期產品收益的增值部分的稅收誰來負責目前不得而知。140號文明確了資產管理人為納稅主體。但在興業證券固定收益團隊看來,這意味著它無法將稅費轉嫁給產品購買者的情況下,它需要用自有資金補繳增值稅。對於近期受傷已經頗為嚴重的資管機構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目前針對這一條如何執行市場爭議頗大,還需要看到具體的操作細則。

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一些資管人士表示,目前均未確定具體如何開展這個繳稅工作,不排除會對8個月間到期的產品進行“新華劃斷”的可能性,而還在運營的資管產品或者日後的產品適用於新規,或將在投資者贖回時一次性提取稅費。

影響幾何?

除了追溯期,140文還在某些領域進行了細化。通知第一條明確表示保本型資管產品需要繳納利息收入增值稅,非保本不收。興業證券稱,此前多數產品是不需要繳稅的,新規將增加保本產品管理者的成本。在其看來,受影響較大的是銀行保本理財。它雖然占比在持續回落,但承諾保本的銀行理財規模仍有6.1萬億,占比23%左右。其他資管產品由於原本在保本承諾這一塊受到較為嚴格的監管限制,影響相對較小。

相比第一條規定,140號文第二條,在業內看來無疑是個利好。對於非保本資管產品,只要持有到期,增值部分無需繳納增值稅。上海一家公募基金副總經理對《第一財經日報》稱,這意味著一些委外定制基金,比如定開債基金,委外資金只要持有到期,即便不分紅也無需繳納增值稅。這也可能刺激外部資金繼續湧入基金市場,在監管調控之後還能保持住委外業務相應的勢頭。

從更寬廣的層面來看,業內認為140文還起到了降杠桿的作用。考慮到納稅主體落在了管理人身上,降杠桿的壓力可能多集中在多層嵌套的資管產品中。

“嵌套型產品面臨重複收稅問題。”上海一位會計事務所人士向記者舉例道,比如A投資者買了B基金專戶,但B產品在運作過程中投資了C基金。如果A投資者中途贖回,其取得的收益將面臨雙重稅收:首先,B產品投資於C的部分,若有盈利,將由C進行繳稅;其次,A投資於B專戶獲得的收益,將由B來繳稅。

興業證券稱,理論上,如果管理者將稅費轉嫁給投資者承擔,那資管產品吸引力將打折,但如果讓管理人承擔,則意味著管理成本大幅上升。且按照目前的征稅方式,嵌套類資管產品會產生多次重複征稅的情況,成本提升幅度較大。以上兩個層面都不利於嵌套類產品業務的擴張,有管理層降杠桿的意圖。

不過,在去杠桿的同時新規可能也要對FOF等產品產生一定抑制效應。上述會計師事務所人士稱,目前的ETF聯接基金以及FOF這種“產品中的產品”也符合雙重收稅的問題,未來擴張的步伐可能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也有可能會讓委外資金顧及成本而望而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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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貿易順差料蟬聯第一,或成特朗普收汽車稅新借口

在美國特朗普政府對本國巨額貿易逆差耿耿於懷的當下,最新出爐的2018年德國貿易順差預測數據顯得有些紮眼:德國貿易順差將連續三年蟬聯全球第一。

根據德國權威經紀機構IFO經濟研究所的最新預測,今年,德國貿易順差將達到2650億歐元(約合2990億美元),其主要驅動因素是2000億歐元的貨物貿易盈余,其經常賬戶盈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8%,仍超過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規定的6%警戒線。

這一預測同德國聯邦統計局月中公布的上半年數據亦吻合:2018年上半年,德國全球貿易順差為1215億歐元,略高於去年同期,其中德國對美出口增長0.8%,至561億歐元。

在數據出爐後,德國經濟部發言人辯稱,高額貿易順差不是德國要刻意追求的“政治目標”,德國政府正在通過加強內需的方式降低外貿盈余,此舉無疑是為應對近年來國際上愈加嚴厲的針對德國高額貿易順差的批評之聲。

“ 匯率操縱國的標準之一是經常賬戶盈余超過GDP的3%。”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因此美國對德國一直頗有怨言。美國財政部每隔半年會針對主要貿易夥伴發布匯率報告,在最新報告中,雖然沒有被視為匯率操縱國,但德國就在觀察名單中;而為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特朗普推出的汽車稅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打擊德國以及日本。

德國:高順差是因為產品質量好

上述IFO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球貿易順差前三名分別為德國(2990億美元)、日本(2000億美元)、荷蘭(1100億美元),可以看到盡管排名分居前兩位,但日本同德國之間的貿易順差差距足有990億美元之多。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德國產品出口的主要推動力來自其他歐洲國家及美國的需求。不過德國在服務貿易方面出現了赤字,總量在180億歐元左右。

目前,德國經常賬戶盈余占GDP的7.8%,與2016年的8.3%相比有一定回落,但仍高於諸多國際組織規定的上限。

譬如,IMF首席經濟學家奧伯斯法爾德(Maurice Obstfeld)就在近期批評德國高額貿易導致了貿易的緊張局勢,並有可能使全球金融穩定性受到破壞。

奧伯斯法爾德指出,在德國這樣的貿易順差國家,IMF只看到“猶豫不決的措施”。

在另外一篇《應對全球失衡,各方需要通力合作》的論文中,奧伯斯法爾德更進一步詳細闡述了對目前經常賬戶逆差過高國家不滿的原因。

他指出,“全球金融危機後,全球經常賬戶的順差和逆差有所收窄,並在過去 5 年中保持相對不變,約為全球 GDP 的 3.25%。我們的分析表明,這些全球收支中約有 40%至 50%是過度的,並且越來越多地集中在發達經濟體。”

其中,在歐洲北部(德國、荷蘭、瑞典等)以及亞洲部分地區(中國、韓國、新加坡等),經常賬戶順差持續高於適宜的水平。低於適宜水平的收支則依然主要集中在美國和英國。奧伯斯法爾德指出,全球失衡持續存在,加之人們愈發感覺貿易環境不夠公平,這些都助長了保護主義情緒,但這些沖動是被誤導的。“保護主義政策升級主要會損害國內和全球經濟增長,但並不會對經常賬戶失衡產生多大影響。”

實際上,包括IMF等國際組織在內,一直都呼籲德國通過提高工資和投資來提振內需, 以減少全球經濟失衡的現象。

奧伯斯法爾德也在文章中要求德國增加政府支出,例如通過投資基礎設施或數字化,德國公司應該增加國內投資,而並非把錢投資到海外。

不過德國業界對於以上指責並不認同。首先,德國企業並不認為德國是在蓄意追求高順差,這只是德國產品質優的正常反映。

德國工商總會 (DIHK) 首席外貿分析師特萊爾(Volker Treier)即指出,德國的貿易成功值得慶祝,且“(貿易順差)是德國公司業績和產品吸引力的指標,而這一切都是在目前困難的國際環境下產生的”。

他並指出,那些對於德國產品正在全球泛濫的指責是膚淺的,事實上,德國公司正在全球使用其資本盈余進行投資,譬如德國公司在中國雇用100萬人,在美國雇用超過85萬人,換言之,德國企業以直接投資的形式將資本盈余用在了為全球創造就業上。

而為何能在全球投資,卻不在德國國內進行投資?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數位德國經濟學家和業界人士都指出,德國是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國家,投資完全尊崇市場行為,如果投資海外市場,一定是因為海外市場更有利潤可圖。

資產管理公司荷寶的首席經濟學家柯耐力森(Léon Cornelissen)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則指出,無論哪個黨派當選,德國政府改變其財政政策的可能性都非常低,其原因在於對於德國的高順差問題,現在不應研究應該做什麽,而是思考德國會不會去做。但這並非黨派問題,最終還是德國在財政政策方面的文化傳統問題(註:即偏愛財政平衡和謹慎的財政政策)。

高順差容易成為美貿易保護主義目標

IFO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顯示,美國2018年將再度成為外貿逆差最大的國家,總額接近4200億美元。

奧伯斯法爾德則在前述文章中直言,高順差國家可能成為貿易夥伴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的目標。

確然,時光回溯到2016年,德國貿易順差再次創下紀錄,接近2530億歐元,達到其GDP的8.7%,回歸全球第一大貿易順差經濟體,自此德國就因此備受外界批評。在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上臺後,就一再指責德國操控歐元,並以此方式實現對美傾銷。

同時特朗普還不斷威脅寶馬和大眾等德國汽車制造商,稱如不在美國建廠,而將汽車賣到美國的話,要征收高額關稅。

在此言論之後,彼時掌管德國經濟部的德國副總理加布里爾回應道,如希望解決美系車與德系車銷量不對等的問題,“先把美國車造好點”。

IFO經濟研究所此前的研究數據顯示,若美國真開征汽車關稅,這將使德國產生大約60億美元的直接損失(占其GDP 0.2%)。

(本文實習記者林然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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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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