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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是什麽原因讓你接了《天才捕手》這部電影？是故事的氣質，還麥克斯和托馬斯之間複雜的友誼？

科林·費爾斯：一開始是因為對那個時期美國文學感興趣。我並不認識托馬斯·沃爾夫。我想很多現代讀者也不認識托馬斯·沃爾夫。但我的確對菲茨傑拉德和海明威有很大的興趣，還有並沒出現在這部電影里的福克納和斯坦貝克等作家。

作為讀者，我對20世紀早期到中期的美國文學最感興趣。我讀了麥克斯·珀金斯的傳記之後，愛上了他這個人物。這變成了一種熱情，我想要了解他再多一點，多少因為他是神秘的。他不想引起公眾的關註。他無比堅定地隱在暗處，去做這些傑出人才的推手。

尤其值得一提的，他又不只是這些才子的伯樂和推手。他合作過的這些知名作家，既是最風光的人，也是最麻煩的人。而珀金斯的性格似乎恰恰相反。你看到了（電影里的）托馬斯·沃爾夫，他是個隨性的人，不會過濾信息，沒有編輯能力，甚至連自控能力也很低，而珀金斯是極度自控的。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菲茨傑拉德同樣地麻煩，他完全不知道做對自己有益的事，海明威也一樣。這些人都是酒鬼。他們要麽這樣要麽那樣地自我傷害。這些人又都是天才。他們都和這個父親形象的男人形成對比。

珀金斯極度的謙虛、慷慨，睿智又獨立。他不只是個保守持重的男人。他在一家非常保守的出版社工作，但菲茨傑拉德和其他那些人都跟保守沒有半毛錢關系，他得為他們去爭取機會。珀金斯跟斯克里布納出版社討論菲茨傑拉德，出版社對他沒什麽興趣，認為他的作品淫穢輕浮，頹廢墮落。而珀金斯看到了他的價值。因此，從故事的角度來講，珀金斯冒了極大的風險。

南方周末：這個故事發生在美國，但你認為珀金斯是不是更像一個英國人？

科林·費爾斯：我明白為什麽會有人這麽想。他是新英格蘭人，我認為在那個時期在新英格蘭，他那個社會環境出來的人跟珀金斯都非常像。而美國是個多元化國家，我們以非常本原的方式呈現每一個國家、每一種文化。但我要說，珀金斯絕對是美國人。

他是個非常非常典型的貴族氣質的新英格蘭知識分子。的確他在形象上與英國人有相似之處。但你住在英國，你知道的，英國人並沒有人們覺得的那麽典型。你走在英國的街上，他們也沒有穿著三件套的西裝戴圓頂禮帽，也沒有特別紳士狀。我能理解這種看法，但我認為他是個有點特別的美國人。

南方周末：人們把你看作典型的英國紳士。你一定聽過很多人給你這樣的評論。你對紳士的定義是什麽？

科林·費爾斯：英格蘭本身是多元化的，把不列顛群島都算上就更是如此了。英國人什麽樣的都有。我不想說一些自相矛盾而虛偽的話。因為我的確跟很多我扮演過的角色很像。我也的確符合大家眼里的英國人形象。但我不認為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英國人形象。我不明白為什麽席德·維瑟斯（sex pistols樂隊貝斯手、朋克精神的符號），約翰·列儂和達明安·赫斯特（英國賣得最貴的當代藝術家）就不是典型的英國人形象。

英國過去六十多年的流行文化在世界上留下了巨大聲名，並不是因為這些人順應了所謂英國人的特定形象，但那種刻板印象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

南方周末：電影中珀金斯無論是在家還是在辦公室，從來沒有把帽子脫下來。這是那個時代的特點嗎，還是人物的特色？

科林·費爾斯：這是有出處的，他就是很少把帽子摘下來。而且也有原因。在托馬斯·沃爾夫職業後期的一本書里，對馬克斯·珀金斯有過一段描寫。他把珀金斯的名字改了，叫他福克斯伍德·愛德華茲，並且想象他睡覺的時候把帽子放在床邊，起了床還穿著睡衣就戴上帽子去洗澡，忘記摘下來。他從不摘帽子是出了名的。他在辦公室里也一直戴著。他說過一個理由，他總想給人一種他即將要出門的感覺。如果有人來辦公室而他不想跟他談話，他頭上戴著帽子就可以說：“我只有一​​分鐘，我正要出去。”

另一個原因是他耳背，帽子能幫他聽清聲音，只要往後戴一點，帽子就成了一個集音罩，也會把他的耳朵往前推一點。所以戴帽子有非常實在的原因。這也是導演邁克爾·格蘭達吉的決定。它可以有力地象征人物的自我保護，我不想劇透，但導演想讓帽子對他非常重要，像一種面具或掩護自己的方式。

南方周末：《天才捕手》里哪場戲是最難拍的？

科林·費爾斯：我沒辦法選出最難拍戲，各有各的難拍之處。很多情節都發生在辦公室，我們是按照順序拍攝的，感覺很像在劇院里表演。我們排練了很多遍，拍攝時已經很熟練，邁克爾·格蘭達吉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劇場導演。辦公室里的戲是我最滿意的。就我和裘德·洛兩人一起拍攝了兩到三個星期。就像《國王的演講》一樣，一個房間場景里只有兩個人的戲份。我很喜歡這種拍攝感覺。一些外景戲的拍攝有點難，因為我們不在紐約但要假裝在紐約，需要一些小技巧。但從表演的角度來講，並不是很大的挑戰。對導演來說難度大一點。

南方周末： 這部電影中與珀金斯合作三位作家，哪一位是你最感興趣的？

科林·費爾斯：那肯定是菲茨傑拉德了。我喜歡海明威，但談不上熱愛。沃爾夫很強有力。我發現他有些文字很精妙，但也很讓人惱火，簡直難以相信是編輯編過的。我不能想象如果沒有珀金斯，這些文字會是什麽樣的，因為有時候他寫得太臟了。但菲茨傑拉德的筆觸精巧，見解透徹而準確，它們在情感上正合我的心意。他的作品可以重讀一遍又一遍，特別是《了不起的蓋茨比》和《夜色溫柔》。所以不只是這三人當中，所有作家里菲茨傑拉德也是我最喜歡的之一。

南方周末：他們在這部影片里的形象，和你以前對他們的印象有區別麽。

科林·費爾斯：我沒覺得。我對這些作家有一定的了解。我還見過海明威家族的成員，他們都是我很小的時候就感興趣的作家。這些有趣的人值得我們去研究。他們的人生跟他們的書一樣有趣。所以人們拍了不少講他們的電影。

我們這部電影里沒有什麽我以前不知道、讓我感到驚訝的情節，除了他跟麥克斯·珀金斯的關系。這是個不為人知的故事。了解20世紀美國文學的文學界和出版界人士可能會更了解麥克斯·珀金斯這個人，他在業界很出名，但外界的人不了解他。

我不知道菲茨傑拉德對珀金斯如此依賴。我不知道珀金斯就像他的父親。我不知道珀金斯在經濟上、精神上給了他援助。珀金斯是他的情感支撐，知道自己有這樣支撐對他很重要。所以這是我不知道的東西，但我知道他與塞爾達（菲茲傑拉德的夫人）之間的問題，他在寫作過程中經歷的困難，他賣書的困難。菲茨傑拉德的書起初評價很差，銷量也很差，他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停印，為了賺錢，他寫短篇小說，給好萊塢寫劇本。直到1950年代的時候，菲茨傑拉德才慢慢地被人挖掘賞識。我記得那個時候出了一本跟他相關的傳記。那時珀金斯已經去世了，菲茨傑拉德也已去世很久，甚至在我很小的時候，還有人認為菲茨傑拉德是一個輕浮的作家。

但重要的是，是麥克斯·珀金斯建議用“了不起的蓋茨比”這個書名，是麥克斯·珀金斯想出這本書的情節結構。這是最著名的小說之一。有一封菲茨傑拉德寫給帕金斯為證：“我寫了一本好書，但這本書的故事結構是你編排的。”這就是托馬斯·沃爾夫和麥克斯·珀金斯不合的原因之一，因為珀金斯被看成是傑作的推手，人們開始看到一種模式，心想可能珀金斯才是這些作品背後的天才，沃爾夫不想讓帕金斯搶走他自己的功勞。

南方周末：珀金斯自己確實說過：書是屬於作者的。

科林·費爾斯: 是的, 從作家和編輯的關系，還能讓我們想到導演和演員的關系，舞者和舞蹈編導的關系。許多人在創作過程中需要這樣一個人物來啟發，帶來某種豁然開朗。好的老師就能做到這一點。遇到那個好老師之前，你會覺得自己很笨。不是因為他們給你帶來更多的信息，而是他們人格里的某種東西讓你想去挖得更深，引導出創造的能量，把你變成有創造力的人。他們不能把創造力放進你身體里，你得自己有。他們是激發你的能力。我生命里有過一兩個這樣的人，上學的時候遇到過，還有電影導演。有些人可能會說你被指導得很好，是導演讓你做到的。導演不能讓你做任何事情。這就像騎手，你不能迫使馬做事，你要和馬建立關系。如果你有技巧，可以要求馬做事，它會理解你的要求。

我認為珀金斯離開他之後，沃爾夫就沒有再寫出更好的作品。海明威也是。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珀金斯在海明威的早期生涯促成了他最好的作品。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不僅這幾位。還有約翰·馬昆德、瑪·金·羅琳斯、林·拉德納……尤其是 林·拉德納，他是一個可怕的酒鬼，非常難搞的人，和珀金斯合作時，他寫出了自己最好的作品。

南方周末：在過去如果作家得不到編輯的賞識，可能就無法成功；今天在互聯網上似乎每個人都很容易成為寫作者。你認為網絡的時代對文學有什麽影響？

科林·費斯：很難說。我們還不知道它真正的影響，因為它還一直在發展。大眾的傳播，我認為要去關註它的危險之處，這些危險現在也很明顯了。我們都在說網絡影響了政治，影響了商業，操縱、刺探、幹擾，各種問題。現在有人把幹擾信息，操縱數據，擺布人心做成一門生意，這的確令人擔憂。

一方面，網絡使意見表達更民主，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太多雜訊。有趣的是，因為信息飽和而人們開始看到這一切對真實的外部世界的影響。我認為逆反應已經在發生，人們正在重拾專業新聞的價值，回到那些可以信任的空間。本來它們已經開始消失了。 我記得紐約時報的一個執行主編說，太有意思了，他們的訂閱量在增長，連印刷報紙的訂閱量也增長了。他們又找到了幾年前他們還不太確定的某種意義。

無論我們的政治觀點是什麽，我認為環境可能向各種不同的方向變化。我最近跟一個編輯聊天，說到我們正走進一個作者比讀者還多的時代。但我不認為人們會放棄紙質書。人們曾以為家用錄像帶會是電影院的末日，但電影院沒有消亡，因為人們還是想聚在一起看電影。 Kindle也沒有讓紙質書消失。人們想要怎樣消費故事或信息，我認為總是有各自的情感偏好。我不知道具體數據，但人們仍在讀書。新媒體，新技術，新工具會帶來改變，但並不一定意味著舊方法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