幣行網創始人自述：FB科學家、高盛專家為何出來做比特幣錢包?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312/59454.html（左王浩，右蔣長浩）
蔣長浩是1976生人，在江蘇成長，高三時轉校到清華附中讀高中，與王浩成為同級高中校友。雖然兩個班會在一起上體育課，但是他們當年並沒有什麼交集，王浩在北京長大，喜歡打籃球，當年學習一般般，是喜歡玩的那類學生。王浩說：「你要當年告訴我，我會和蔣長浩一起創業，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他就是那種學習好，不喜歡運動的好學生，我們基本沒有交流過」。後來蔣長浩去了美國，混硅谷，最終成為了Facebook科學家。
以下是蔣長浩的口述(i黑馬整理)，講訴了他對比特幣的深刻認識，以及為何出來創業。
IDG的比特幣佈局
是資本的撮合讓我們在一起創業。IDG資本合夥人李豐也是我和王浩的清華附中校友，IDG在美國投資了兩個比特幣項目，李豐也希望找人在中國做。
李豐很早就找到了我。我是在2013年4月份開始關注比特幣，通過一些新聞資訊而已，覺得比特幣是一種「黑客遊戲」，覺得在這上面創業就像做遊戲道具一樣，不太靠譜，也就沒有考慮參與。
李豐2013年5月找到了當時在做健康類創業項目的王浩聊比特幣的事情，王浩說當時自己聽完後「非常興奮」，因為是校友，後來王浩開始過來找我聊。我們兩個人時不時碰一碰，交流一些看法，跟他交流的時我又去深度瞭解了比特幣。
Facebook科學家開始認可比特幣
我是在清華讀的計算機，從本科讀到碩士，然後去UIUC讀了計算機系攻讀博士學位，師從並行計算先驅Marc Snir。我後來在硅谷工作，在谷歌工作過，後來去了Facebook，成了Facebook科學家。
王浩找我聊，此時距我第一次瞭解比特幣已經兩三個月，我第二次去瞭解比特幣，這次比較深入。我去看一些國外深度技術文章，去研究了中本聰的論文。中本聰就算是一個日本人，也絕不是日本長大的日本人，因為他寫的那篇論文，英語非常地道，第一代日本移民很難做到。
我還看了一些比特幣云代碼，聽了一些國外比特幣技術大會交流的視頻。認真觀察比特幣圈內最活躍的那些貢獻者，從他們的視角看比特幣。
比特幣一個核心的開發人員在2012年倫敦比特幣會議上做了一個視頻演講。他說比特幣並不僅僅是一個虛擬貨幣，更多是一個可擴展的P2P，就是去中心化的，一套價值轉移協議。
我深度瞭解到比特幣協議，發現它底層實現了一個可拓展的腳本語言，通過這個腳本語言，你可以去定義各種各樣更複雜的應用層，比如一些商業協議。我就開始深入研究比特幣的原代碼，結果發現它確實有這樣的功能，相當於開了一個後門。可能未來三、五年以後那個後門被打開(商業協議)，但這是中本聰第一天就設計好的。
縝密的系統
中本聰想得非常縝密，比特幣邏輯架構決定了它的系統不會崩潰。一些國外的黑客，已經開始研究怎麼用中本聰設計的腳本來實現更複雜的商業協議。中本聰對密碼學也有很深的研究，他選擇的加密方式，也在後來讓比特幣躲過一劫。中本聰關於比特幣體系的設計，讓它不會崩潰，絕對不是運氣。
比特幣是用數據的方法解決，在沒有信任基礎上，做商業協議或者價值轉移。簡單說，就是轉賬不再需要第三方擔保，我認為比特幣的整個架構可以實現這個設想。
全世界可能有成千上萬的P2P的結點參與到這個網絡中，大部分都是挖礦(產生比特幣需要挖礦機)的形式在網絡裡面貢獻計算率，他們這些人你可以理解為他們是你的見證人。原來你可能需要一個第三方買賣雙方都信任的第三方擔保，現在不需要第三方，所有的人都是你的見證人。
我對中本聰的感覺，他是一個知識面很豐富，非常紮實的一個人。首先，他對分佈式算法理解非常深，因為比特幣分佈式算法非常經典。比特幣是一個P2P的網絡，自帶廣播系統。換句話說，很多人組成一個社會裡面，大家沒有一個領導，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沒有中心權威機構，怎麼讓這些人達成一致?用廣播系統，交易自動通知所有人，讓整個網絡的人都去承認這個交易，而不是第三方。一旦交易廣播被大家確認了以後，這件事情就是既成事實了，沒有人能夠推翻。
比特幣本身是因為是全網公開、透明，所有的數據都可以查詢，很大程度上可以顛覆傳統意義上的會計、審計的一些功能，還有包括一些原來需要的金融律師，會極大降低整個社會交易的成本。
王浩認為，比特幣這個事情有點偏金融、從創新和想法等角度都覺得挺有顛覆性，而且自己之前在高盛固定收益交易部門負責衍生產品的自動交易、風險量化以及風險對沖等工作的時候，也知道互聯網上一定會出現跨國界的新興貨幣。比特幣的體系本身是不會崩潰的，但是有可能被其他更先進的虛擬貨幣替代。
我們與李豐交流很多次之後決定開始做比特幣創業，幣行網在2013年8月成立，12月正式上線。IDG目前把幣行網放在全力扶持的位置，除了資金之外，還幫助幣行做各種宣傳，人才招聘，聯繫行業資源。
幣行網：讓中國大媽也能投資比特幣
幣行主要業務是錢包，未來比特幣生態能夠發展起來的話，你不管做什麼樣的應用，用戶都需要有個錢包，需要有個地方裝錢，你需要有個地方往外匯款，那麼比特幣的錢包一定是個基礎服務。
現在只要有網銀就可以在幣行網上買比特幣。我們目標希望把用戶普及到更大的人群裡面去，而不僅僅是技術男。我覺得未來一兩年大眾就可以接受比特幣了。我覺得從體驗上講，我們幣行產品已經足夠讓大媽可以很快地上去可以交易的。
如果未來全世界都在用比特幣在網上交易了，中國不太可能閉關鎖國。其實中國也不是徹底禁止這件事情，只是還沒準備好，所以他畫了一條線，這個東西可以做商品交易，不要作為貨幣來流通。
機會不一定是比特幣的，但未來肯定有虛擬貨幣，以比特幣為基礎的為代表的這種貨幣是有機會的。
比特幣錢包爆發的話，其實可能是取決於基於比特幣的應用能夠爆發。我們也在推一款應用叫「比特幣捐贈打賞」，希望豐富比特幣的支付場景，支付的爆發是需要支付場景的。
比特幣現在還不穩定，經常隨著各種消息波動50%左右，是因為他的資金盤子還太小，容易被莊家操縱，未來大了就穩定了。
Mt.gox被黑不代表比特幣體系有問題
比特幣協議本身並沒有表現出來漏洞，Mt.gox是自身操作有問題。
比特幣產業還是嬰兒期，還比較早，很多事情並不是很特別成熟，並不是說協議本身不可靠，是參與的人還不夠專業。很多從業人員很多人的心態以投機為目的，不一定會商業道德上會對自己的自律要求那麼高，包括對用戶的資金存在他那兒的幣可能會比較隨意，這個東西也沒有人去監管他。
我不太理解為什麼Mt.gox居然被盜了幾十萬個比特幣，才發現這個問題。我覺得除非是他故意，要不就是實在是太不負責任了，這種事情我覺得稍微有點專業性的人不太可能犯的錯誤。
但是我覺得隨著這個產業慢慢去完善，隨著越來越多了這些專業化的機構，創造者，投資者加入到這個行業裡面，它會不斷新陳代謝，就是那些不專業的人不能很快地適應這個產業發展的要求，他自然會被淘汰，就像Mt.gox雖然做的這麼大，一度是世界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因為操作上的不專業，一下就倒了。
最後，附上i黑馬的對比特幣基本邏輯解讀文章《比特幣為啥值錢》。
比特幣之所以能值錢，可以用經濟學上的「米塞斯遞歸定理」解釋清楚，米塞斯認為：「貨幣在k日有價值，是因為其在k-1日有價值」。其實理解黃金就不難理解比特幣，比特幣只是抽象了黃金的特質，在虛擬世界的一種化身。比特幣如果按照理想設定情況發展，其成為虛擬黃金應該不成問題，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比特幣尚運行在一條正確的軌道上。
什麼是比特幣？
比特幣是一種由開源的P2P軟件計算產生的跨平台虛擬貨幣，最早產生於2008年，其主要依附於互聯網傳播。比特幣由中本聰發明。
比特幣可以說是目前使用最為廣泛的虛擬貨幣。截止到2013年03月10日，已發行的比特幣為10875775 BTC，根據2013年3月10日最新價格計算，總市值約為5億美元。而最近，比特幣市值一直呈飆升的態勢，據稱總市值已近高達10億，開始受到各大媒體的關注。
比特幣的第一特性——虛擬性
比特幣只存在於計算機的虛擬世界，其本質和其他所有由計算機計算產生的虛擬貨幣一樣，都是由一堆代碼組成，而為了安全性，比特幣使用遍佈整個P2P網絡節點的分佈式數據庫來記錄貨幣的交易，並使用密碼學的設計來確保貨幣流通各個環節安全性。也許很多讀者認為比特幣和很多遊戲幣甚至Q幣沒有任何區別，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比特幣還有一個重要的特性——去中心化。
比特幣的第二特性——去中心化
這個特性使得比特幣在真正意義上突破了傳統貨幣的極限，傳統貨幣一般都由政府發佈，用暴力機關去確定其價值和流通，但是這樣的壞處是貨幣發行會有「中心化」，但是這樣的「中心化」也會帶來「貨幣專制」的不良後果，例如，美聯儲可以隨時印發上億的美元衝擊市場，而這樣會直接造成市場貨幣的貶值，造成通貨膨脹，所有經濟苦果都將由市場上所有貨幣持有者承擔。而比特幣的去「中心化」的特質，使其沒有一個中心化的貨幣發行機構，這樣就去除了由單一貨幣發行中心任意發行貨幣，從而造成貨幣迅速貶值，通貨膨脹嚴重的情況。而所有人都可以通過「挖礦」的方式獲得比特幣。
去中心化的根基——挖礦
比特幣之所以可以去中心化，是因為它的存在方式完全模仿現實世界中另一種高保值介質——黃金。黃金之所以能高保值，就是因為其不由任何一個機構或組織發佈，想要獲得就必須花費勞動去開採，而且全世界黃金的保有量基本是恆定的，越到後期總量越難增加。而比特幣的獲得也需要去挖礦——用Mt.gox提供的特殊算法，在計算機裡運行，就有機會獲得比特幣。並且，比特幣採取全網絡的總量控制模型，隨著數量的增加，比特幣增量會逐漸減少，按照官方的設定，最終在2140年達到2100萬個。隨著現在比特幣挖礦的流行和比特幣數量的增加，挖礦獲得比特幣已經越來越難了，據說現在兩年挖一礦而不得將會是普遍情況。比特幣的整體設定，與其稱其為「虛擬貨幣」，不如叫做「虛擬黃金」更加貼切。
用經濟學原理解讀：比特幣為什麼能值錢
比特幣之所以能值錢，可以用經濟學上的「米塞斯遞歸定理」解釋清楚，米塞斯認為：「貨幣在k日有價值，是因為其在k-1日有價值」。曾經，黃金也是一個價值為0的物品，但是有一天人們決定用它來交換物品，充當「一般等價物」，從此以後它才有了價值，也就是說，你覺得黃金今天值錢，是因為它在昨天是值錢的，而它在昨天值錢，是因為曾經有一天人們開始用它來充當一般等價物開始。比特幣之所以有價值，其實是從有一天，有人真正願意花錢去購買它開始的。而在這之後，由於比特幣與黃金一樣擁有「去中心化」的特質，並且擁有健全的貨幣安全體系，使得比特幣這個價值體系沒有走向崩潰，而逐漸成熟起來，造就了今天其價值200美元一比特幣的局面。比特幣正逐漸成為像黃金一樣的「一般等價物」。
其實理解黃金就不難理解比特幣，比特幣只是抽象了黃金的特質，在虛擬世界的一種化身。比特幣如果按照理想設定情況發展，其成為虛擬黃金應該不成問題，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比特幣尚運行在一條正確的軌道上，但是其也面臨著「技術破解」，「政府打擊」、「網絡效應」等等毀滅性的風險，這些風險因素也是其價格呈現巨幅波動的原因，但這些已經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了。
通和資本陳連勇：科學家如何做風投｜九月刊封面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5/1004/152238.shtml
從矽谷到中國
1984年,我從北大畢業。那時,中國剛恢複高考不久 ,盛行的觀念 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在理工 科聚集了大量最優秀的人才。由於之前的歷史緣故,很多東西被破壞了,導師團隊不複存在, 沒有能力培養博士生,碩士教育剛開始。國家推出一系列公派留學計劃,數學、物理、化學等學科各有一個。當時,頂尖的人才大多選擇了出國,我們也正好趕上。
當初北大化學系我們這一級有153名學生,在我們畢業的5年間,三分之二的學生出國了,大部分在美國。我由於特殊的機會,沒有走公派留學這條路,而是自費去了比利時。那是一段特殊的經歷。比利時官方語言之一是法語,我花了6年時間在天主教新魯汶大學拿了有機化學博士 學位,也順帶多學了一門語言—法語。
畢業後由導師推薦到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學校競爭很激烈,課題都很前沿,淩晨1點離開實驗室的時候,還可以看到一半實驗室的燈還亮著。我那時的同學現在有一些已經在世界各地非常頂尖的學校當教授了。我當初也有做教授的機會,但後來決定到工業界去做科研。學術界的科研大多偏理論,與實際運用相距遠。
我在麻省理工博士後工作完成後去了位於新澤西的制藥企業先靈葆雅(Schering-Plough)。我很幸運,所在的團隊成功研發了一個降膽固醇的藥,目前這個藥在市場上還有很好的地位。發現這個藥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它的靶點,成藥多年後,才有人用BIOINFORMATIC方法依靠計算機找到了靶點。之後,我們又開始做了數個其他領域的新藥研發。其中一個是中樞神經系統的,這一次我們很清楚靶點,可花了三年多時間,嘗試了很多種方法,就是做不出藥來。
這兩段反差對我現在的投資判斷、世界觀有很大的影響。制藥不只有科學的一面,還有藝術的一面,也就是說我們還不完全清楚的那面。在制藥產業里,我也看到了另一些局限。比如科學家做了很多好的工作,但他們並不能決定這 個藥的未來,做決定的是這個產業里的另一層 做管理的人。所以我決定不再繼續做科學家,而是對如何在這個產業里做出正確的決定更感興趣。
我加入了麥肯錫,這是一家把管理當科學來做的公司,我也因此回到了比利時。當時恰逢諾華等大制藥公司的合並潮,我們參與了很多。當初我們做的另外一種比較多的事與我們現在也有關系,就是思考如何能提高大公司的研發效率?當時我們做了很多設計,對一些公司也起到了一定效果,但並沒有模式化地解決提高研發產出的課題。研發這件事情非常複雜,一個公司的成功,往往就是研發團隊里有一兩個人非常地有感覺,對藥的理解很深刻。
後來我回到了美國加州為矽谷的生物技術公司做顧問,當時是矽谷生物技術最紅的時候,中國的醫療產業與西方國家還有很大差距,通過這批人的努力,十年之內產業一定會有巨大變化。
平臺公司也最多。我很幸運,幾乎接觸了所有的生物技術。今天我們在中國看到的很多東西還都是那個時候在美國起來的,現在華人拿回來想要做。
有了這些經歷,當我後來回到中國做風投時,這個行業對我來講已經很少有意外的東西了。在矽谷,我們還有一些華人的生物醫藥圈子, 比如百華協會。這些圈子里的朋友,多年之後,我們在中國又再相遇,我們也由同學、朋友變成了投資對象、同行和合作夥伴。
朋友圈里的投資
2005年,我回到中國,為一家專門投資生物醫藥行業的基金建立了中國辦公室。那個時候,中國專門投資生物醫藥的基金,嚴格來講可能只有晨興一家,我們是第二家。
我們當初投資的幾個項目都還不錯,其中 比較經典的案例是中信醫藥的並購。中信醫藥是國企,我們當時買了控股權,走了招拍掛等很多程序。當時對很多國內的事情都不了解,邊學邊做,在完成投資的過程中也在本土化的道路上經歷了一個量子化的飛躍。中信醫藥的投資給基金帶來了非常好的回報,對這只基金的整體業績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2008年,我加入了富達。這是一家老牌基金,投資也非常成功。它有很好的投資環境,它的錢是百分百自有的錢,雖然同樣要求回報,但時間段放得比較寬,這就給了我們空間去投資一些創新的企業,甚至可以從創意開始。現在回頭看,在富達做的這些投資還都很不錯。這些項目現還在不斷增值,有些表現非常突出,比如信達,4年多的時間可以有這樣的成長,我自己非常滿意。
2011年,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又一個貴人。在一次“千人計劃”評審會場,我遇到了蘇州工業園生物納米園(BioBAY)的董事長林向紅。我們之間因為信達而認識,之前我代表富達就信達項目與園區談判,爭論得最激烈的那次就是與林董談的。也正因此,他了解了我的想法和做事風格。林董的另一個身份是蘇州創投集團負責人,這只母基金當時想發起兩只子基金,投資生物醫藥,正在尋找管理團隊。
我沒有理由離開富達。第一次,我並沒有動心。之後一年的時間里,我們又進行了多次溝通。當時人民幣基金開始興起,勢頭很猛,因為不需要經過外資審批等煩瑣程序,競爭力很強。富達因為是管理自己的錢,不可能有人民幣基金。富達亞洲的負責人丹尼爾(即歐栢德,DanielAuerbach)是個非常聰明及有遠見的人,我最終得到他同意做一只人民幣基金。但他同時建議我不要只做一個人民幣基金,還可以同時做一個美元基金,富達可以投資這只美元基金,大家來共同做大一件事,建立一個投資生態圈。
除了丹尼爾,在做這件事情中,我還跟很多朋友做了溝通。比如李革(藥明康德創始人), Allen Chao(華生制藥創始人)等,他們都起了非常決定性的作用。他們不只是我的LP,他們也都是我所欽佩的人,對我做人做事有很多影響。
我和李革是1993年在美國認識的,當時他快從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畢業。我們是北大校友,他比我晚五屆。我們同住一個小鎮,都愛運動,鍛煉身體時經常會相遇。後來我們在中國又相遇,富達是他的投資人。我們的想法、做事風格也比較接近,我們還同是北京長大,所以走得較近。
他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人才,對於創新創業,他個人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任何一只基金都大很多。在他之前,中國幾乎沒有CRO這個行業。以前西方對中國的生產企業有恐懼感,覺得中國企業不尊重知識產權、擅抄襲,生產出的產品質量低。李革做的企業令外資企業對其刮目相看。他建立了西方制藥企業對中國生產企業的信任。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李革對這個行業的貢獻非常大。從對整個產業鏈的構思和搭建,包括以風險投資為切入點,可以看到李革走在了這個行業的前端。從整個大趨勢來講,他真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對他一直很敬重。而作為一個比較早成功的創業者,對於後來那些想要創業的人,他也給了非常大的支持。
Allen,大家都知道他是華人醫藥界的鼻祖,但不知道他更是一個慈善家,捐了很多的錢建當地的醫院。那麽成功的一個人,從不聲張,非常低調,跟人交往從來沒有架子,非常難得。早在2008年我們就曾經探討過合作。後來幾年中,Allen對我的指導使我受益匪淺。他一直是我做人的榜樣。
通和資本後來的很多投資項目是從富達開始的,比如新藥領域的華領、信達和丹諾等。而我們的很多投資也是和藥明康德一起進行的,我們之間逐漸形成了一個緊密的生態圈。我們有了好的項目會與圈內的合作夥伴分享,反過來也是同樣。我們已經一起投了好幾個項目,未來我們肯定還會有更多合作。
在這個生態圈里,產業鏈也很重要。比如我們投的一些企業,華領、丹諾等,由於有了CRO,很多生產就可以外包。制藥行業里最可怕的是數據出問題,而藥明康德做出來的數據很可靠,這樣我們就很放心。對於這些被投公司來講,也沒必要招很多人,只要招一些高質量的項目管理人員就可以了。現在做藥和十幾年前的模式不一樣了,將來這也會反映在藥的質量上會與現有有很大的區別。
今天我做投資時的很多合作者,十幾年前, 甚至二十幾年前就已經認識了。比如羅培誌, 2002年他在美國創立第一家公司的時候,我就為那家公司做過顧問。我和馬振坤是大學同學, 我們來美國後一直保持聯系,我在富達的時候, 就知道他要創業。我總覺得這批人是這個行業 里面最優秀的一批人,他們有創業的心與熱情,而且他們有做新藥研發的能力。
通和資本在成立不足三年的時間內,已經成功地領投或參與投資了十幾個醫療健康領域的優秀企業,並在業界打造了良好的生態圈。能做到這樣光靠我一個人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優秀的團隊在整個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團隊中每位合夥人都有超過20年的豐富行業經驗,我們的顧問團隊由CEO、公司創始人、退休評審專家及美國科學院院士組成。另外我們的投資人中有9位現任或曾任國際知名機構的CEO,他們的支持和幫助讓我們如虎添翼。
歷史性的機會
這些人回來創業,一是因為他們不甘於在大公司里打工,骨子里想創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大環境,中國政府開始鼓勵創新、創業。從幾年前開始的“千人計劃”,到後來的七大新興產業,都對我們這些創業者給予很大的支持。
中國現在的創業環境很好,資金比較充裕,投資機構也很多,不像2005年我剛回國的時候。
我們常常思考一個問題,經過了20多年的人才積累,我們看到這麽一批人,他們都有海外學習、工作的經歷,到了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們有心要做事,且有能力成事;與此同時,我們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外圍資金又充裕,那麽如何將這批人的能量盡可能地釋放出來?
總的來講,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我們希望能改變中國一個產業的現狀。中國的醫療產業與西方國家還有很大差距,通過這批人的努力,十年之內產業一定會有巨大變化。
從做產品上來講,這批人做新藥、做醫療器械,很有可能做出很多新的東西。而再往後的醫療服務、醫療互聯網,可能我們需要與更多的年輕人合作。
在中國做事,需要中國式的領導能力,這點非常重要。要做成事情就一定要尊重中國的本土文化,這一點往往是我們這些海歸的短板。
在當下中國,做藥的一大風險是來自於對自己做的事缺乏風險的評估。有時一個人要研發的藥可能沒有前景,但因為能夠拿到政府的錢,他就繼續做,還會花很多時間,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大的浪費,浪費錢財與人才。有時候我跟創業者講,如果你的那件事情不靠譜,就不要自己騙自己,不要只是因為你現在拿到了資金就花時間去做。現在中國申報的新藥有 300多個,雖然不是每個我都看過,但是我基本知道,這里邊有一些靶點的藥即使做出來也可能沒太大意義,因為這幾年科學的進步已經把以前做的東西超越了。譬如有些藥病人吃了一段時間就產生抗藥性;還有些藥只能延長生命一到兩個月,一個療程卻花費昂貴,遠高於10萬美金。我們覺得在中國做這種藥,沒有太大意義。
我們有很多朋友,在美國是頂尖的生物醫藥投資人,與他們的頻繁交流對於我們自己做投資也有很多幫助。我們在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礎上投資的同時,也必須在專業上與世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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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女科學家屠呦呦獲醫學獎！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0/4693763.html
中國的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女科學家屠呦呦獲醫學獎！
果殼網 2015-10-05 18:44:00
在中國，公眾與科技界對諾獎的渴望是勿需掩飾的事實。順理成章地，在今年諾獎頒布前那個熱騰騰的9月，關於屠呦呦的報道，少不了這幾句點評：“離諾獎最近的中國女人”，“值得獲諾貝爾獎。”
北京時間下午17：30，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公布，獎項被分為兩部分：
一半授予William C. Campbell和大村智為其在治療蛔蟲引起的感染方面作出的貢獻;
另一半授予屠呦呦，以表彰她對瘧疾治療所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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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發現屠呦呦》，寫於2011年屠呦呦獲得號稱“諾貝爾獎風向標”的拉斯克獎之後，作者為科學松鼠會的小薊。
特殊時期的秘密任務
拉斯克獎獲獎者視頻訪談，屠呦呦正襟危坐，嚴肅宣布“我叫屠呦呦。”一句話說完，才像忽然想起什麽似的，嘴角上翹，勉力笑了一下。也許，她還不習慣這個獎項給平靜生活帶來的變化。
頒發於諾貝爾獎之前，拉斯克獎以獲獎者與諾貝爾獎得主的高重合率而聞名，被譽為諾貝爾獎風向標。在中國，公眾與科技界對諾獎的渴望是勿需掩飾的事實。順理成章地，在今年諾獎頒布前那個熱騰騰的9月，關於屠呦呦的報道，少不了這幾句點評：“離諾獎最近的中國女人”，“值得獲諾貝爾獎。”
9月25日，她家鄉的一份報紙說：“區文保所致電本報，想以名人故居的形式保護好屠呦呦的故居……”
那座要求保護的居所位於寧波，1930年底，屠呦呦出生在那里。她是家里5個孩子中惟一的女孩，名字典出“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意為鹿鳴之聲。名字是父親起的，當時，並沒人預料到詩句中的那株野草會改變這個女孩的一生。
家鄉人在那份報紙的頭版上回憶，讀書時的屠呦呦“長得還蠻清秀，戴眼鏡，梳麻花辮”;讀中學時，她“成績也在中上遊，並不拔尖”，但有個特點，只要她喜歡的事情，就會努力去做。1951年，屠呦呦入北京醫學院藥學系讀書。在那個年代，身為女孩能夠接受大學教育，她說“很幸運”。
大學畢業，她被分配到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工作，之後55年里，除參加過為期兩年半的“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她幾乎沒有長時間離開過東直門附近的那坐小樓。她最優秀的研究工作完成於1969年至1972年之間，正值“文革”時期。
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醫研究院接到了一個“中草藥抗瘧”的研發任務，那是一個不小的軍事計劃的一部分，代號523，誌在幫助北越政府“打擊美帝”，方法是尋找有效的抗新藥——在1960年代的東南亞戰場上，瘧原蟲已經對奎寧類藥物產生了抗性。
從中草藥中尋找抗瘧成分並不是新鮮主意。1941年，來自上海的藥理學家張昌紹就曾嘗試利用中藥常山治療南部沿海地區流行的瘧疾，1946年和1948年，他分別在《科學》和《自然》上報道中藥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瘧作用。不幸的是，張昌紹於1967年自殺，而另一些原本致力於此的科學工作者正被關牛棚、靠邊站。
最初的523任務中，有嘗試中草藥和針灸抗瘧功效的研究小組，卻沒有中醫科學院的參與。直到1969年，為了“加強中草藥方面的研究力量”，中醫科學院應召加入，屠呦呦也隨之參與了項目。當時她38歲，職稱是助理研究員。
因為具有中西醫背景，而且勤奮，在那個資深科學家大部分已被打為右派的年代，屠呦呦很快被任命為研究組組長，帶領一個小組的成員開始查閱中醫藥典籍，走訪老中醫，埋頭於那些變黃、發脆的故紙堆中，尋找抗瘧藥物的線索。
耗時3個月，從兩千多個方藥中篩出640個，又鎖定到一百多個樣本，最終入選的胡椒“雖對瘧原蟲抑制率達84%，但對瘧原蟲抑殺作用並不理想”。青蒿是當時的191號樣本，雖然曾經有過68%的抑菌率，複篩結果卻一直不好。
很長一段時間，這種不起眼的菊科植物都不是最受關註的藥物,直到有一天,屠呦呦決定：用沸點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來提取青蒿。這抓住了問題的關鍵——溫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關鍵。
青蒿、黃蒿、青蒿素
在各種傳說中，這個場景往往被描述為：在某一天的淩晨或者深夜，閱讀葛洪的《肘後備急方》時，屠呦呦被靈感擊中——那本古方上說：“青蒿一握 ，以水兩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然而，真實的實驗卻是繁複而冗雜的。
閱讀過屠呦呦部分實驗記錄的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瘧疾研究室研究員蘇新專認為，“她的實驗設計還是非常嚴謹的。”在2009年出版的專著中，屠提到了當時的一系列實驗，“青蒿成株葉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揮發油無效。乙醇冷浸，控制溫度低於60℃，鼠瘧效價提高，溫度過高則無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瘧效價顯著增高且穩定。”
她還特別提示：分離得到的青蒿素單體，雖經加水煮沸半小時，其抗瘧藥效穩定不變，“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時，當生藥中某些物質共存時，溫度升高才會破壞青蒿素的抗瘧作用”。
在那個特殊時期,不需要個人署名的論文,新的發現迅速變成了集體的財富。1972年3月8日，在南京一次會議上，以“毛澤東思想指導發掘抗瘧中草藥”為題，屠呦呦匯報了自己在青蒿上的發現。很快，雲南和山東等數個研究小組借鑒了她的方法，對青蒿進行研究。
自己的發現公布後不久，從黑色膠狀的青蒿乙醚提取物中，屠的研究小組獲得了他們起名為“青蒿素Ⅱ”的白色的針狀結晶。這種結晶在臨床前的動物毒性實驗中表現出了對實驗動物明顯的心臟毒性。是否執行原方針，盡快拿到現場進行臨床試用觀察?屠呦呦和她的“單位”選擇了富有當時特色的解決方式——先由3位科技人員進行“探路試服”，“由屠呦呦帶頭共3人，經領導審批，住進中醫學院附屬東直門醫院……”
探路試服顯示，青蒿素Ⅱ沒有毒性，但後來在臨床上的表現卻不那麽令人滿意——“效果不好，又出現了較明顯心臟毒副作用”，原計劃的14個病人，只做了8例就中止了臨床試驗。最終，由雲南藥物研究所用汽油從當地的青蒿變種——大頭黃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在廣州中醫藥大學李國橋主持的臨床試驗中展示了極好的抗瘧療效。
之後，1976年，上海有機化學所的周維善研究小組測定了青蒿素的化學結構，也發現了青蒿素全新的抗瘧機理：青蒿素中存在一種全新的結構過氧橋。後來，因青蒿素不溶於油和水，無法使用針劑，對已不能進食的重癥瘧疾患者，幾乎束手無策。上海藥物所合成了可以制成針劑的蒿甲醚，那是第一個由中國發現的全新化學結構的藥品。2001年，WHO將複方蒿甲醚等青蒿素類複方藥物作為一線抗瘧藥物在全球範圍內推廣。
1977年，為了趕在國外發表的前面，表明青蒿素為中國人發明，由屠呦呦所在的中醫研究院，以“青蒿素結構研究協作組”的名義在《科學通報》上首次發表了青蒿素的化學結構。
2011年8月中旬，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在博客中發表了關於青蒿素發現的故事，藉此提示對中藥應有的研究方式：了解中藥更明確適應癥、有更好療效，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適合的病人才能得到幫助。然而，之後拉斯克獎的頒布迅速把公眾對青蒿素的討論從傳統中藥引向了其他的方向。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交鋒
拉斯克獎引發的第一個疑問是：為什麽青蒿素沒有拿到國內的科技大獎，反而先拿到了國外的大獎?
科學界主流的答案是：沒法確定獎項的歸屬。屠呦呦獲獎後，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在一次公開場合的發言中曾表示：“青蒿素的發明，一直是我國引以為豪的科技成果，但僅僅由於難以確定成果歸宿而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表彰和獎勵……”而饒毅認為，青蒿素的發現史，“有助於了解中國大科學計劃、大協作的優點和缺點”——兩彈一星是成功的例子，而青蒿素的經驗並不同於兩彈一星。
1978年，523項目的科研成果鑒定會最終認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國科技工作者集體的榮譽，6家發明單位各有各的發明創造……”在這個長達數頁的結論中，只字未提發現者，只是含糊地說：北京中藥所，1972年12月從北京地區青蒿植物中提取出青蒿結晶物，實驗編號為“青蒿素II”，後改稱青蒿素。當然,“青蒿素”的名稱也是來自那次會議。
鮮為人知的是，青蒿素主要產自黃花蒿和大頭黃花蒿，而在植物學界中，菊科很難分類，於是，“按中藥用藥習慣”，523計劃的成果鑒定會上，“將中藥青蒿原植物只保留黃花蒿一種，而其抗瘧成分隨傳統中藥定名為青蒿素”。
大協作的抗瘧新藥研發計劃按照預定的軌道勝利謝幕。然而，很不幸，後來的一切並不像那份文件所希望的：“排名爭議達成一致。”後來的幾十年中，被認為不夠“淡泊名利”的屠呦呦成了整個團隊中讓人頭疼的因素，她個性中執拗的方面也慢慢顯現了出來。
中信的青蒿素項目經理劉天偉在博客中提到，2004年，泰國瑪希敦獎將5萬美金和一枚獎章頒發給了青蒿素研發團體，大多數青蒿素研究參與者贊成將這筆獎金捐給盛產青蒿的四川酉陽地區的中學。這時，屠呦呦提出，必須先明確她個人應該享有50%以上獎金的份額，然後，由她以個人名義捐給酉陽……523項目中蒿甲醚的發明者李英確認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這筆錢因屠呦呦的反對，至今未落實是真的。但她提出的方案，我沒有直接看到，而是間接聽到的。”
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專著《青蒿及青蒿素類藥物》，但因為引文署名的細節，馬上有人撰文批評她：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組和自己研究小組其他成員的作用——這正是反對方的主要理由——他們認為,屠呦呦誇大了自己的研究組在523中的作用,誇大了自己在研究小組中的作用。
饒毅在文章中曾提到：“我們作為無爭議方試圖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難，不理解她把中醫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時間收藏在自己家，不願給我們看。” 但查看過軍事醫學科學院一些相關的非公開資料後，他還是得出結論：屠呦呦在青蒿素的發現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因為，她的研究組第一個用乙醚提取青蒿，並證實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瘧作用。在拉斯克頒獎期間陪同過屠呦呦的蘇新專也認為，屠呦呦是那場發現中的關鍵人物——“她是把青蒿帶到了523任務中的那個人”。
9月24日晚，拉斯克獎頒獎會後，屠呦呦告訴來訪的新華社記者：“這個榮譽不僅僅屬於我個人，也屬於我們中國科學家群體。”但卻有業內人士私下指出，“她從來沒有承認過別人的工作，現在的致謝被認為是缺乏誠意的。”
之後，《科學》雜誌的網絡報道稱：“拉斯克獎重新點燃一個爭議：是否應該把研發出強有力的抗瘧藥物——這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政府一個大規模項目的成果——歸功於一個人。”
李英表示，拉斯克獎評委會這次“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把當時由全國 523 辦公室領導的數十個課題組都劃歸屠呦呦領導了”。而蘇新專則提到，從青蒿到抗瘧良藥，各種各樣人的貢獻肯定少不了，但拉斯克獎並沒有頒給整個組織，應該是因為， “作為一個鼓勵科學發現的獎項，拉斯克獎傾向於只授予最初始的發現者。”
這僅僅是一場美式個人英雄主義與中式集體主義的交鋒嗎?“文革”時期的科研工作方式就是只有集體沒有個人，論文也幾乎不標明個人作者。饒毅就曾指出：如果先發表乙醚提取的文章以後再共享，她的研究小組也應該會先發表鐘裕容純化獲得青蒿素晶體的文章，“這兩篇文章應該建立屠呦呦小組的發現優先權”，這樣，爭議會少一些。
那麽，那個拉斯克獎評審委員會認定的最初發現者，靠“洞察力、視野和頑強信念”發現了青蒿素的中國女人，是個什麽樣的人?
與屠呦呦共事過四十多年的同事廖富民沈吟了一下，說：“她是個執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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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余佳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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