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最短，只有更短”，東南沿海等地企業用工短期化呈現越演越烈的勢頭，為了規避繳納社保帶來的人工成本，“一日工”成為很多企業常用的用工方式。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表示，企業用工短期化導致的農民工技能培訓缺乏、職業上升困境以及社會穩定性缺失等問題亟待引起社會關註。
李強是在11月3日《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報告發布會上做出如上表示的。這份近300頁的報告由摩根大通支持發起，清華大學和複旦大學共同合作完成。
《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缺口研究》(下稱報告)認為，員工職業技能不足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企業培訓能力不足,並且培訓意願不強。由於員工頻繁跳巢，企業認為對員工進行培訓是一件“不劃算”的事情。
李強表示，當前農民工的就業狀況非常不利於高技能人才的培養。政府需要出臺一些有效的措施來規制勞動力過於頻繁的流動，《勞動合同法》曾經做過這方面的努力，但實際的效果並不太好。
報告建議，打破當前公共就業服務中戶籍的藩籬，本著公平的原則將農民工納入職業培訓體系，保證能為該群體就近提供職業技能培訓服務。同時恢複八級職業技術分層制，打通農民工職業上升通道。
“短工化”成為新生代農工的用工趨勢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近年來一直在關註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報告課題組在跟蹤調查中發現，“短工化”正在成為東南沿海企業一種普遍的用工方式。
李強說，由於一旦簽訂勞動合同，就需要為員工繳納社保，但社保福利的成本過高，東南沿海很多企業采用“一日工”的方式招聘工人，這樣既招到了工人，又合法的規避了勞動法規在社保方面的要求。
李強認為，“短工化”非常不利於勞動技能的培養，本應作為技能培訓主體的企業擔憂培訓完之後員工就跳槽了，都不願意在這方面付出成本。“中國如此龐大的勞動力市場若難以通過職業群體來進行穩定的話，後果是令人擔憂的”，李強說。
國家統計局每年公布的《農民工監測報告》也反映了農民工就業短期化的趨勢：2015年與雇主或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重為36.2%，比上年下降1.8個百分點。農民工簽訂一年以下短期勞動合同的情況有所改善，比上年提高0.3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大同調查隊最近一項對中青年農民工調查也顯示了農民工就業短工化的趨勢。
調查稱，農民工工作時長偏短，工作更換頻繁，大部分沒有簽訂勞動合同。
短工化的原因首先是為代際差別，新生代農民工正逐步成為農民工主體，與父輩相比他們家庭條件較好，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職業地位的要求水漲船高。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不少企業不願意簽訂更長的勞動合同，農民工缺乏保障和歸屬感，使得流動率增高，人為帶來短工化。用工荒大背景下，制造業的低端代工及服務業的低質化使農民工較易獲得新工作，沒有多少培訓甚至無需培訓就匆匆上崗。
培訓成本是企業的“沈沒成本”
報告稱，員工職業技能不足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企業培訓能力不足,並且培訓 意願不強。核心問題是企業的能力不足。
首先,企業覺得職業技能培訓這種事情戰線太長,不劃算。培訓員工後,就必須給員工漲工資。如果不漲工資,員工很可能會跳槽到競爭對手公司,顯然不利於企業的發展。
其次,大部分中小企業所處的市場變化很快,破產倒閉的風險很大,企業生存環境較差、生存壓力較大也導致企業領導者對員工職業技能培訓問題的認識不足或者有偏。在企業和員工的博弈之下,最終導致企業不願意為員工提供培訓服務,也不支持員工參加職業技能培訓。
長期關註農民工問題的專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章錚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由於中國企業尤其是制造業企業的同質化導致它們用工也是同質化的，一家企業培訓的員工其它企業可以直接拿來用，員工一旦“跳巢”，企業的培訓費用就成為“沈沒成本”，企業沒有動力進行員工培訓。
章錚說，現在的情況與改革開發初期已經不同，當時很多的技術人員都是國營企業培訓的，他們很多在民營企業兼職解決了民營企業技術人才的缺乏。如今國有企業意識到自己是“冤大頭”，培訓的意願也不強了。
中化集團董事長寧高寧在11月3日舉行的“中國科技創新激發人力資源轉型”研討會上表示，不應該把什麽責任都推給國有企業，在經濟正在下滑，整個勞動力市場的改變非常劇烈的大背景下，國有企業必須要進行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國有企業可以給員工更好的福利，尤其是低端的人才，同時也會有更多的培訓機會，但是這個培訓不一定能堅持下去”，寧高寧說。
寧高寧認為，政府在整個教育培訓領域將會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需要市場、企業和政府一起協作來解決這個問題。
報告建議，政府要出臺相關政策,保障參與培訓的企業不至於損失太大，扭轉企業培訓能力不足並且培訓意願不強的局面。
打破“鐵飯碗”之後呢？
章錚認為，雖然技術工人的工資高於普通工人，但學習技術需要付出時間和費用，企業用工的短期化導致他們感覺難以回收成本，所以一些農民工寧願去當普通也不願意學習技術。
國務院已經制定了《中國制造2025》的發展規劃，今後中國對於技術專業人才和技能型工人的需求將是巨大的。顯然，作為技術工人主體的農民工的現狀難以滿足2025規劃的需求。
章錚說，技術工人，尤其是高技術的人才前期培訓的成本是比較高的，後期專業範圍又會比較窄，所以更是需要一個穩定的就業狀態。而現在大部分私營企業是做不到長期用工的。
李強認為，我國打破“鐵飯碗”之後，始終沒有找到一種新的就業體制，如今企業用工就走向了勞動力的過度自由流動。《勞動合同法》出臺時曾想限制這種流動提高企業用工的穩定性，但在執行中卻被企業以各種方式來規避。
李強建議政府出臺一些措施來盡量減少太頻繁的勞動力流動，可以效仿東亞一些國家提倡的員工為企業效忠的精神，強調員工和企業之間的信任關系。“員工好好幹，企業不斷給他們想各種各樣好的待遇，這樣就留住了那些真的有技能的人。”
國家統計局大同調查隊也建議，用工單位為農民工提供足夠的勞動者權益保障，當農民工能夠感受到自己的權益受到保障時，才可能較長時間停留在一個企業，才能成為企業的長期員工，從而從根本上解決用工荒。同時，應暢通晉升渠道，構建科學的職業晉升渠道和薪資上漲機制，調動農民工的工作積極性。
此外，報告還針對我國現有職業技術證書制度對農民工群體無效的問題建議，恢複八級職業技術分層制度，打通農民工職業上升通道。報告稱，一旦制度允許農民工進入有專業證書的“專業技術人員隊伍”,我國的社會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