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當前正面臨著一連串可怕的危機。長期的歐元、歐債危機不斷加劇這片土地的分化，導致了南北間深深的裂痕，而現在，成千上萬的難民又造成了東部(包括英國在內)跟西部的勢不兩立。加上諸多其他方面的分歧與矛盾，歐盟的境況比起任何時候都來得岌岌可危。

歐盟各國實行的能源政策千差萬別，最初建立的能源價格體系並不兼容，有違一個內部市場的構想。而各國隨之采用的解決方案也都相互抵觸，使得統一整合能源網絡變得異常艱辛。

譬如，法國大部分電力都來自核能，而德國自2011年福島核電站事故後便立刻著手關閉所有核電站。現在的德國、西班牙都將重點落在了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上，當然在天氣條件受限的地區，大部分電力依然來源於化石燃料。

與此同時，歐洲安全問題自2008年以來就不斷受到俄羅斯的挑戰。特別是去年烏克蘭危機後變得尤為嚴重。持續不斷的戰爭、尚未解決的領土主張，都急需開展對於歐盟能源政策——具體而言是對進口能源依賴問題的探討。

另一項歐洲安全穩定的挑戰，便是導致成千上萬難民湧向歐洲的敘利亞危機。

歐盟受到的挑戰還不止於此，其最基本的民主合法性也受到了質疑。極端主義意識形態逐漸成為主流，分裂主義運動也重現活力。

今年上半年，希臘與歐洲似乎進行著對抗。而現在，同樣的情況正在葡萄牙上演，其左翼聯盟包括政客在內都對歐洲充滿深深的敵意。很快，西班牙可能也將要面臨類似的困境。

簡單來說，歐洲已經被危機壓得喘不過氣來，不堪一擊到無法有效應對任何新的挑戰了。多年的創傷已經耗盡了領導者們制定有效對策所需的心理能量，以及實施對策所需的政治資源。這就是為什麽在難民危機問題上嚴重缺乏回應的原因。

不過歐盟的建立本身就是預計到危機後的產物。歐盟奠基人之一讓·莫內多次強調：突發事件的緊迫性將會推動一體化進程，“歐洲將在危機中得以鍛造，並且帶來所有危機所需的解決對策”。

然而導致這些危機的問題必然是小到可以管控的。過於嚴重或是一次面對多重危機，都會威脅到歐盟的應變能力，最終導致其崩潰。就像《哈姆雷特》中，克勞狄斯從奧菲莉婭日益惡化的精神狀態中所觀察到的那樣，“當悲傷來臨時，不是單個來的，而是成群結隊的”，最終，奧菲莉婭的確陷入精神錯亂，最終失足落水溺斃。

但是克勞狄斯，一個殘暴的兇手，並不能稱之為政治智慧之泉。事實上，通過增加權衡範圍，同時處理多重危機，可以讓危機更容易解決。在歐盟，相互間的利益競爭往往會妨礙到對危機的有效應對。不淩駕於他國主權，歐盟將能成為相互間利益妥協的談判平臺。

譬如，早前德國不願對南歐國家提供債務減免，令這些國家長期受困，而現在因為能從集全歐洲之力解決難民危機中立即獲利，而變得動力十足。同樣的，軍事一體化可以促進戰略有效性，降低成本，特別是對國防預算較大的國家。

這種“問題鏈”方式已被應用在了國際貿易談判中。雖然很難取得巨大突破，但為所有參與者都帶來了整體利益。

歐洲需要重拾1989年的心態，當年出現的大量跨境人口流動——最初發生在匈牙利和奧地利邊境——帶來的是改革開放，而非豎井心理(每個人更傾向於在自己建立的舒適空間內交流)。

2015年，情況與1989年相當，歐洲民族國家所需要的，用於抵抗外部壓力、戰略沖擊的保障，遠多於單一民族國家可以提供的。眼下，只有歐盟能夠做到。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歐洲大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全球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翻譯：朱映臻。版權：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