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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記】“假”觀眾,真行業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127

大媽大爺、高校學生、民企國企員工,都是職業觀眾的來源。錄制一天節目,節目組通常為每個普通職業觀眾支付80元,而最終只有40元落到觀眾手里。觀眾和電視臺之間隔著五層群頭,每層群頭從每個觀眾抽取5到10元的利潤,層級越高,收入越多。 (CFP/圖)

在北京,平均每天有超過5000名職業觀眾坐在全市的二三十個錄影棚里,鼓掌、歡呼、大笑、流淚,然後在電視節目錄制結束後拿錢走人。節目組每請一位觀眾平均花費100元左右,據此計算,2014年北京的職業觀眾市場規模約1.8億元。上海的情況與此類似。

2015年6月,南周記者開始深入調查職業觀眾這門產業,並從中發掘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知道”(微信號:nz_zhidao)為你帶來精彩的幕後花絮。

我第一次聽說職業觀眾是2013年。當時某音樂類綜藝節目正紅,節目中觀眾誇張的陶醉表情引發關註。大部分人這時才知道,原來觀眾也有“假”的。

兩年過去了,中國電視綜藝節目高速發展,“假”觀眾的故事卻鮮有後續報道。觀眾群體成了中國電視產業一個欲說還休的秘密。我想知道這些觀眾的真實生活,更想知道他們背後運行著怎樣的產業。

觀眾:圖錢的是少數

在網上搜索“職業觀眾”才發現,這個龐大的世界就隱藏在我們身邊。在微博、微信、QQ群,以及生活服務類網站上,招募職業觀眾的信息鋪天蓋地,其中大部分都來自北京和上海。

我原本以為,既然全國各地都在辦綜藝節目,職業觀眾市場即便不是遍地開花,至少也應該四方割據。而事實上,2013年興起的電視節目制播分離,使得北京上海成為中國電視節目錄制的絕對中心。制播分離,就是節目被電視臺外包給專業公司制作,然後在電視臺播出。據網易娛樂統計,中國最活躍的11家節目制作公司,有10家在北京和上海。因此,全國的熱門電視節目制作也匯聚這兩座城市。

於是,我把采訪重點鎖定在北京和上海,以職業觀眾的身份錄了三場節目。

在這期間,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職業觀眾。面對舞臺時,他們是制造整齊掌聲的“活道具”;在私下里,他們錄節目的目的卻各不相同。

在北京大興星光影視園,我旁邊坐著一位大媽。她來自附近農村,與同來的老街坊都是頭一回錄節目。候場時,這些大叔大媽爭先恐後地往門口擠。真正坐在演播廳里,大媽卻在動感的音樂中睡著了。在錄一場明星競技類節目時,觀眾席末排的一位大媽甚至掏出十字繡,她身邊的大媽也爭搶著繡起來。對這些閑在家里的老人來說,錄節目就是圖個熱鬧,與聽戲、乘涼沒有多大區別。

坐在十字繡大媽們前面的年輕觀眾則是來看明星的。在錄制間隙,他們紛紛溜到嘉賓席,與補妝的明星們合影。當晚的節目結束時,地鐵和公交已經停運,我身旁的一位女觀眾卻很淡定。她此前錄過兩次通宵的節目,“結束時淩晨四點多,早班地鐵還沒有,我又不願意去網吧,就在馬路邊晃悠。”

“這不是為了考驗粉絲忠誠度,”群頭小崔告訴我,大咖明星們錄一次節目幾十萬,節目組為了節省經費,連續錄制12個小時是常事,“通宵錄節目連住宿也省了,最劃算。”

除了通宵錄一些明星節目,在北京就讀的大學生俞林健也會自己掏錢參加北京國際電影節等活動。“大牌明星都見得差不多了,”他掰著手指數了七八個,得意地說,“這都是為了長見識。”

生活在上海的祝雨晨比俞林健大兩歲,大學畢業的她如今是一名全職的職業觀眾。祝雨晨大學時做過禮儀隊隊長,身材相貌出眾。節目錄制時,她被安插在觀眾席中,受到攝像師的重點關註。祝雨晨錄一天節目能賺數百元,平均每周能接5天活,她很享受這份自由富足的工作。

祝雨晨大學時讀計算機專業,從沒掛過科。畢業時,她不顧父母反對做起了職業觀眾,幻想自己有一天能被星探發掘。“如果28歲還沒成名,我就乖乖回老家,找家廣告設計公司上班。”

《中國好聲音》節目現場觀眾(2012年7月26日攝)。 (新華社記者 鞠煥宗/圖)

“人販子”:即便從業15年,不跑路也可能被抓

“倒賣”職業觀眾的群頭,被戲稱為“人販子”。

他們整天忙個不停,不願意把寶貴的時間用來跟觀眾或者記者閑聊。但是談起生意,他們積極又耐心,吹噓自己接過的大節目,順便誠懇地向你揭發同行的黑歷史。

這一行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群頭爭奪節目訂單時靠低價取勝。如果碰到不差錢的節目組,競標的重點就變成了制片主任的回扣。群頭們問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您要多少?”出價最高的群頭才能接單。

在北京,這一行的歷史超過15年,群頭體系秩序儼然。

站在金字塔尖的頂級“人販子”只有15人左右,他們直接跟節目組對接,瓜分整個北京的市場版圖。這塊版圖仍在不斷擴張,2013年以來,就連網站和影視劇公司也開始往電視節目里砸錢。高速發展的電視產業刺激著職業觀眾市場,也把更多的群頭推向金字塔頂。

從業5年以上的中堅群頭大約有300人,他們只要“刷臉”,就能自由出入全北京的二十多個節目錄制場地。

他們掌握了我能夠想見的各種觀眾資源:勤勞聰明的創業大學生們占領了高校,企業工會的組織者們占領了企業,這是價格便宜的兩大“觀眾批發市場”;愛看熱鬧的老年觀眾,則被各個社區里的大媽領袖們牢牢掌握著。

在群頭金字塔的底層,還生存著難以計數的初級群頭。少數運氣好的,有做資深群頭的老鄉幫襯,能分到現成的觀眾資源,入行很快。而大部分初級群頭,只能從拉散客開始。這是一場拼勤奮的競爭,有的群頭同時註冊了幾百個QQ群拉觀眾,有的群頭整天泡在網吧里,幾乎不眠不休地發通告、抄信息。

即便如此,他們最初的收入仍然少得可憐。有些群頭熬不過去,拿著觀眾的酬勞跑路消失。許多上海群頭跟我說起同行跑路事件,“最少的拿了三百多塊就跑了。”

堅持下來的群頭也惴惴不安。近年來,雖然中國電視產業發展迅速,從引進版權到節目制作都越來越規範,但是唯獨在職業觀眾這個環節,行業內部欲遮還羞,法律上更是空白。群頭召集觀眾時,通常會在地鐵口集合上百人,這涉嫌非法聚眾。小崔就經常遇到警察盤問,“其實他們也知道是怎麽回事,抽查了幾個身份證就放過我們了。如果較真的話,節目組沒給我們開證明,我們上百人只能被乖乖抓走。”

現場導演:錄一期節目幾十萬,不能砸觀眾手里

對現場導演來說,如何鼓動觀眾達到節目效果是一門必修課。

在節目正式開錄之前,指揮觀眾鼓掌、歡呼、大笑、尖叫,業內稱為“熱場”。“熱場”時錄制的觀眾鏡頭會在後期剪輯時穿插到節目當中,業內稱為“貼鏡頭”。這是大部分電視綜藝節目的必選動作。“有的節目錄一期幾十萬,如果觀眾鏡頭不事先錄好,節目中該笑的地方沒人笑,風險就大了。”

熱場時,現場導演各顯神通。

我錄過的某中部省級衛視綜藝節目,熱場方式十分簡單粗暴——節目還沒開始,明星也沒出現,現場導演一上臺就讓觀眾們沖著鏡頭鼓掌歡呼,並且不斷要求大家“再熱情一點”。“堅持一下就好了,”身後一位女觀眾鼓勵同伴。為了看明星,她們憑空鼓著掌,還得滿臉激動。想必這位現場導演也有苦衷,他的節目既缺乏知名度又沒有大牌明星——既然沒有理由說服觀眾鼓掌,不如蠻不講理,讓觀眾直接鼓掌。

而那些有分量的節目,熱場時就“文明”得多。比如某知名歌唱類節目流出的熱場錄音,現場導演添油加醋地把節目的家底一一細數:嘉賓有多大牌、同時請來這些大牌有多不容易、音響設備有多貴多先進、用這麽昂貴的設備現場聽幾位大牌的演唱簡直是上輩子修來的福分雲雲。說到動情處,音樂響起,這就有了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雞血觀眾”,他們自覺自願地打著節拍、手舞足蹈……

如果播出平臺好,也可以由此大做文章。2015年“五一”前夕,央視《黃金100秒》熱場時,現場導演告訴全場觀眾:“這是我們節目改版後的第一期,你表情投入了,才能吸引我們的攝像機,你的鏡頭才能在央視播出。”這招頗為奏效。

有的節目組為觀眾準備了“彩蛋”。央視《謝天謝地你來啦》熱場時演出迷你劇,幾位古代捕快打扮的人擔任現場導演的助手。“觀眾要是不笑怎麽辦?”現場導演問捕快。“觀眾們膽敢不笑?”捕快們兇神惡煞地掃視觀眾席,然後忽然齊聲跪倒在地,哀求道:“那我們就只有哭了!”出人意料的誇張表演逗得全場大笑。

當然,以上都不是最牛的熱場方式。極度自信的電視綜藝節目的選擇是——從來不熱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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