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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盛松成：2020年前6.7%的年均增速即可實現目標

對於8月中國經濟加速放緩，央行認為，這是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正常體現，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場自主調整的結果，部分指標波動不改經濟發展大勢。2014年至2020年GDP僅需年均實際增長6.7%，即可實現翻一番目標。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稱，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增速出現下滑在所難免。”

隨著劉易斯拐點到來、要素成本提高，過去30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潛在經濟增速將下行至7%左右，但這比日本、韓國當年次高速增長時期的增速仍高2至3個百分點左右。

至於8月工業、投資、貨幣供應等部分經濟金融指標的回落，他認為，這里面既有外需增長放緩的影響，也有去庫存壓力的影響。8月M2增速盡管低於13%的年度目標，但仍屬正常，與宏觀經濟指標基本相適應。

這些指標的回落並不會影響我國翻一番的戰略大局。盛松成分析：

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要使2020年GDP規模比2010年實際翻一番，需要2011年至2020年均實際增長7.2%。由於2011年至2013年分別增長9.3%、7.7%和7.7%，則2014年至2020年GDP僅需年均實際增長6.7%，即可實現翻一番目標。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7.4%，仍處於年初預定的增長目標區間。

以下是他的文章全文：

目前我國經濟金融運行總體平穩。部分指標出現了短暫的回調，這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正常體現。整體看，經濟金融變量仍處在合理的區間。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就業、物價形勢總體穩定，結構調整取得新的進展，經濟主體對未來的預期向好，經濟發展潛力仍然較大。要保持定力，同時有所作為，堅持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繼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繼續堅持結構調整政策。

　　一、部分指標短暫回落是經濟運行的正常現象

　　8月份數據顯示，工業、投資、貨幣供應等部分經濟金融指標出現一時回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9%，增速比上月低2.1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名義同比增長13.8%，增速比上月低1.9個百分點。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2.8%，增速比上月末低0.7個百分點。

　　部分指標有所回落反映了經濟新常態的複雜性。我國目前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過程，面臨有效需求不足、投資效率下降、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債務和私人部門杠桿率過高等種種困難，經濟增速出現下滑在所難免。經濟新常態本質上是增長動力的轉換，是原有競爭優勢削弱、新競爭優勢逐漸形成的過程。所以，應更註重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而不僅是增長的速度。隨著劉易斯拐點到來、要素成本提高，過去30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潛在經濟增速將下行至7%左右，但這比日本、韓國當年次高速增長時期的增速仍高2至3個百分點左右。

　　部分經濟指標的短暫回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世界經濟複蘇不及預期，外需增長放緩。7月份，IMF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下調了0.3個百分點，降至3.4%；將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量增長預測下調了0.3個百分點，降至4.0%。二季度，日本經濟環比折年率為-7.1%，創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歐元區GDP環比零增長，德國、意大利GDP環比均下降0.2%；新興經濟體困難增加，其中巴西經濟出現“滯脹”態勢，二季度GDP同比下降0.9%。二是前期我國企業庫存增長較快，去庫存壓力較大。7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同比增長14.6%，增速高於去年同期8.5個百分點，產成品庫存增量是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今年夏季氣溫偏低和去年基數較高也拉低今年部分指標同比增速。

　　經濟增長指標有所回落不影響我國翻一番的戰略大局。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要使2020年GDP規模比2010年實際翻一番，需要2011年至2020年均實際增長7.2%。由於2011年至2013年分別增長9.3%、7.7%和7.7%，則2014年至2020年GDP僅需年均實際增長6.7%，即可實現翻一番目標。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7.4%，仍處於年初預定的增長目標區間。

　　貨幣信貸指標有所回落，但仍處於合理水平。2013年末，我國M2/GDP達1.95，在國際上處於較高水平。我國中央銀行牢牢把握流動性總閘門，適度調節市場流動性水平，促進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信貸合理增長。8月M2增速盡管有所回落，但仍在正常範圍內，與宏觀經濟指標基本相適應。根據理論和經驗分析，M2增速應高於GDP與CPI增速之和2個百分點左右。8月份CPI同比上漲2.0%，上半年GDP增長7.4%，M2增速高於二者之和約3.4個百分點。

　　二、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結構調整取得新的進展

　　我國經濟金融運行基本平穩，不少方面表現突出。一是我國經濟仍然保持較快增長。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7.4%，增速比2013年世界平均水平高4.2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分別高6.1個和2.7個百分點。二是工業企業利潤增長較快。前7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3.35萬億元，同比增長11.7%，增速分別比去年同期和今年上半年高0.6個和0.3個百分點。三是近兩個月貿易順差連創新高。7月份，出口同比增長14.5%，增速創2013年5月以來新高，貿易順差473.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擴大了1.7倍。8月份，出口同比增長9.4%，貿易順差498.4億美元，創月度歷史新高。四是股市回暖跡象明顯。7月以來，股價明顯上漲，至9月25日，上證綜指收盤價為2345.10點，比6月末上漲14.5%。

　　就業形勢穩定。二季度，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8%，與一季度持平。前8個月，31個大中城市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970多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0多萬人，接近完成全年就業目標。

　　二季度，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全國100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信息進行的統計分析顯示，勞動力市場供求總體平衡，需求略大於供給，求人倍率為1.11，與上季度持平，比去年同期上升0.04。三季度，人民銀行企業家問卷調查顯示，招工難仍然是企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之一，42.4%的企業反映“勞動力成本高、招工難”，占比比上季度高0.4個百分點。

　　物價基本平穩。前8個月，CPI同比上漲2.2%，比去年同期低0.3個百分點。其中8月份CPI同比上漲2.0%，比上月低0.3個百分點。物價水平基本延續今年以來的平穩態勢。

　　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一是產業結構繼續優化。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6.6%，比去年同期高1.3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高0.6個百分點。

　　二是工業結構中，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發展勢頭好於傳統產業。上半年，高技術產業總產值達6.1萬億元，同比增長11.2%，對應增加值增長12.4%，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高3.6個百分點。8月份，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0.1%、9.3%，比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分別高3.2個和2.4個百分點。

　　三是內需結構進一步改善。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為52.4%，比去年同期高0.2個百分點。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1.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6%，比上月加快0.1個百分點。

　　四是投資結構優化。服務業投資增速快於制造業，民間投資占比繼續提高。前8個月，服務業投資同比增長18.2%，比第二產業投資增速快4.5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同比增長19.0%，比全部投資增速快2.5個百分點，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64.9%，占比比去年同期提高1.3個百分點。

　　五是節能減排成效顯著。上半年，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2%，碳排放強度下降5%左右，是多年來降幅最大的。

　　六是自主創新能力提升。2013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受理發明申請82.5萬件，同比增長26.3%,連續3年位居世界首位。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量和占全球比重均創新紀錄。中國已超越德國，在《專利合作條約》體系中排名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信貸結構持續優化。一是中長期貸款增長較快，結構優化。8月末，全部產業部門中長期本外幣貸款同比增長11.4%，增速比去年同期高2.8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業中長期貸款同比增長13.8%和15.2%，增速分別比去年同期高10.2個和4.7個百分點。產能過剩行業中長期貸款同比增長4.9%，增速比去年同期低1.8個百分點，其中鋼鐵、建材行業同比分別下降9.1%和7.1%。

　　二是涉農貸款、小微企業貸款增速持續高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8月末，本外幣涉農貸款余額22.7萬億元，同比增長14.8%，比各項貸款平均增速高1.6個百分點。小微企業貸款余額14.3萬億元，同比增長13.9%，比各項貸款增速高0.7個百分點，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業分別高4.6個和1.9個百分點。

　　三是西部地區貸款增速高於東部和中部地區。8月末，西部地區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6.1%，增速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高4.7個和1個百分點。

　　四是保障性住房開發貸款快速增長。8月末，保障性住房開發貸款余額為1.02萬億元，同比增長49.7%，增速比去年同期高15.8個百分點，比同期房地產開發貸款增速高29.9個百分點。

　　三、經濟預期向好，增長潛力仍然較大

　　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潛力較大。國際經驗表明，趕超型國家人均GDP接近前沿國家的70%時，追趕動力才有所減弱。2013年我國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 12.8%，日本的17.7%，因此我國增長潛力仍然較大。

　　一是城鎮化仍有較大發展空間。2013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3.7%，不僅低於高收入國家水平（80%以上），也低於與中國發展階段相近的發展中國家水平（60%左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美國、日本、法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分別為1.6%(2010年)、3.0%(2012年)、2.9%(2012年)。按2012年勞動力總量計算，如果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降至美國水平，可以釋放勞動力2.4億人；降至日本、法國水平，可以釋放勞動力2.3億人。城鎮化進程可以有效緩解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下降對經濟的沖擊，延長人口紅利。

　　二是服務業發展前景廣闊。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數據，在人均GDP低於我國的59個樣本國家和高於我國的70個樣本國家中，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平均為50.36%和65.72%，均高於我國同期的43.2%。服務業的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就業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每提高1%，將拉動服務業就業增長0.306%。

　　三是國內區域差異較大，成為持續增長的潛力之一。中國經濟呈現明顯的東中西部階梯發展特征。2013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排名前三位的是天津、北京和上海，分別達到99607元、93213元和90092元，而後三位是貴州、甘肅和雲南，分別為22922元、24296元和25083元，排名第一的天津是最後一位貴州的4.35倍。落後地區相對發達地區具有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後發優勢，他們在追趕發達地區的過程中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活力。目前，落後地區追趕發達地區的勢頭已經顯現，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也快於城鎮居民。2014年上半年，東中西部地區GDP平均增速分別為8.0%、8.0%、9.3%，其中貴州增長10.8%，增速比上海和北京分別高3.7個和3.6個百分點。2014年上半年，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同比增長9.8%，增速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2.7個百分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為2.77，比去年同期縮小0.06。

　　各項結構改革有序推進，制度紅利逐漸釋放。一段時期以來，各級政府通過簡政放權，發揮市場作用，優化資源配置，進一步消除制度障礙，釋放增長潛力。新一屆政府成立後，取消和下放了6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實現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全覆蓋，推進利率市場化，推進投融資、稅收、流通等體制改革。目前改革效應開始顯現，未來潛力還將進一步釋放。例如，2014年前8個月，全國新登記註冊工商企業813萬戶，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後3月至8月新登記註冊企業同比增長61%，社會投資和創業熱情迸發。再如，簡政放權加上“定向減稅”、“定向降準”等財稅金融措施，有力地支持了服務業、“三農”、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和新興業態的發展。3月至8月，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業新登記企業數量同比增長124.6%，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同比增長101.5%，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同比增長94.4%。

　　景氣指數回升，經濟預期向好。中國人民銀行2014年三季度企業家、銀行家和城鎮儲戶問卷調查表明，企業家和銀行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雖然仍處於低位，但預期向好。對下季度,企業家和銀行家宏觀經濟熱度預期指數分別為35.6%和33.5%，較對本季的判斷分別提高3.4個和4.3個百分點，說明市場主體對經濟發展的信心增強。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指數為50.6%，較上季度上升0.6個百分點，顯示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意願回升。居民收入和就業感受指數也有所回升。居民當期收入感受指數為49.2%，較上季度提高0.9個百分點。對下季度，城鎮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指數為52.5%，較上季度提高0.9個百分點。居民就業感受指數為39.2%，較上季度提高0.5個百分點。

　　四、全面準確看待經濟形勢，繼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

　　在經濟運行新常態中，部分指標出現波動是正常現象，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場自主調整的結果。我們不能一味追求高增長，而要追求創造就業、增加收入、提高效益、沒有水分、節能環保、持續發展的合適增長速度。

　　要繼續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保持定力，有所作為，適時適度預調微調，增強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有效性，繼續為經濟平穩增長、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營造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促進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

　　要不斷完善和創新貨幣政策調控思路和方式，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加強定向調控和結構性調控，加大對農業、小微企業、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的資金支持力度，改善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

　　要把貨幣政策調控與深化金融改革結合起來，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推進民營銀行試點工作，清理規範金融業準入限制，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

　　要采取綜合措施維護金融穩定，努力控制和降低企業的杠桿率，防範和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盛松成：網絡借貸統計監測重點在資金運用端

5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中國電子商務協會和中國互聯網金融研究院主辦的第三屆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高峰論壇上表示，網絡借貸統計監測的重點應該是資金運用端。

每經記者 周程程

5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中國電子商務協會和中國互聯網金融研究院主辦的第三屆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高峰論壇上表示，網絡借貸統計監測的重點應該是資金運用端。

盛松成分析說，網貸行業資金來源端信息透明，風險較小，其風險絕大部分來自於資金運用端。目前，運用端創新很豐富，信息也不透明，投資人往往並不知曉自己的錢去了哪里，風險怎麽樣；平臺也缺乏手段有效判別借款人的信用狀況和資金使用狀況。

盛松成認為，要有效監測網貸行業風險，應重點監測平臺風險和借款人及借款項目風險。只有采集所有網貸平臺財務信息和逐筆貸款的明細交易信息，才能全面監控平臺企業和借款人的風險，及時發現違法違規經營和經營不善的平臺，以及不良借款人和不良借款項目。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雖然網貸統計、運用端統計非常重要和急迫，但當前開展網貸行業統計監測工作存在較大難度。

盛松成表示，由於網貸行業涉及的企業絕大多數是沒有金融牌照的普通企業，他們所從事的事實上是金融業務，但普遍缺乏監管、業務不規範、風險控制薄弱、業務邊界不清晰、資金運用端信息不透明，要開展運用端的統計短期內基礎很差，存在較大困難。另外，那些違規經營的網貸平臺公司，主觀上不願意將自身財務信息、貸款明細信息和資金運用情況提供給管理機構。

“因此，如何從資金運用端采集數據，需要深入研究和合理設計。例如，如何準確界定網貸平臺和其開展的業務？如何要求普通企業向金融監管部門報送數據？企業如何才能按照統一要求報送資金運用端的明細數據？網貸平臺開展的理財業務和資管計劃如何界定和統計等等。另外，我們的基於明細數據的統計計算機系統建設也需要加大投入，盡快建成。”盛松成說。

據盛松成透露，人民銀行已與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一同建立了主要基於來源端的總量統計，個別信息涉及到運用端，包括統計網絡借貸金額、筆數、人數、利率、期限等情況，以及網貸平臺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信息。

“我們打算分期分批先從協會會員單位開始統計，直至全部會員，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擴展到全部網絡借貸平臺。協會開展總量統計的計算機系統已初步建成，5月上旬已開始采集部分會員數據。”他說。

為保障統計標準統一、科學，盛松成表示，我們加強了統計標準研究，初步確定了資金運用端針對交易明細的統計體系，待修訂後將逐步發布和推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受人民銀行委托，將具體承擔數據采集等方面的工作。

值得註意的是，盛松成表示，近期將著手開展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首先，從依法統計來看，將盡快與國家統計局聯合發文，取得對所有互聯網企業采集數據的合法權利。其次，聯合相關部門，確定互聯網金融企業名錄和各企業業務開展情況，明確統計主體和業務。

第三，加快研究和出臺統計標準，立足於資金運用端統計，制定切實可行的按交易對象的統計制度，並盡快推廣落實數據采集。第四，制定嚴格的信息保密管理制度，保護市場主體的隱私。第五，繼續完善互聯網金融風險監測預警體系，豐富風險識別模型，利用現代化手段監控和預警網貸行業風險。

 

以下為演講原文：

網絡借貸統計監測的重點是資金運用端

盛松成

（2016年5月21日）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

在目前互聯網金融行業迅猛發展而又風險叠起之時，黨中央國務院及時提出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的工作要求。其中，及時、全面的互聯網金融統計信息就成了專項整治的基礎。在《指導意見》明確的七個業態中，互聯網支付、互聯網保險、互聯網基金銷售、互聯網信托和互聯網消費金融實行牌照管理，監管規則和業務要求比較清晰，風險基本可控；股權眾籌融資是私募股權的互聯網化，投資者自我保護意識和風險承受能力較強，總體風險不大。縱觀互聯網金融行業各業態中，監管缺失、問題頻發、風險較大、影響面廣的，首推網絡借貸行業。

網絡借貸風險主要來自於網貸平臺和借款人兩個方面。平臺方面，由於監管缺失，野蠻生長，風險較大。除欺詐風險外，其經營風險也很突出，主要來自於不少平臺變相非法集資、開展資金池業務、進行自融和擔保等，還有些平臺將融資項目期限錯配或將資產打包，利用資金池直接或變相開展信貸和理財等金融業務，這些都容易造成平臺風險不斷積聚，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而借款人風險主要體現在欺詐風險和信用風險。有些借款人蓄意騙貸，同一借款項目通過多個平臺融資。也有不少借款人經營或資金使用不善，無法及時歸還借款。這些都是造成最近一年多來網貸平臺大量停業跑路的主要原因。由於網貸行業存在種種亂象，風險頻發，嚴重影響了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我們首先要重點防範網貸行業風險，做好統計和風險監測預警工作。

網貸行業風險監測的重點應該是資金運用端。網貸行業資金來源端信息透明，風險較小，其風險絕大部分來自於資金運用端。目前，運用端創新很豐富，信息也不透明，投資人往往並不知曉自己的錢去了哪里，風險怎麽樣；平臺也缺乏手段有效判別借款人的信用狀況和資金使用狀況。要有效監測網貸行業風險，應重點監測平臺風險和借款人及借款項目風險。我們只有采集所有網貸平臺財務信息和逐筆貸款的明細交易信息，才能全面監控平臺企業和借款人的風險，及時發現違法違規經營和經營不善的平臺，以及不良借款人和不良借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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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喜威
• 每經記者 周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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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專訪盛松成：網貸監管將設立“白名單”

作為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最快、爭議最大的一個細分領域，P2P網貸行業的監管一直被視為互聯網金融監管的“破局點”。尤其進入2016年以來，頻頻爆發的風險事件更讓網貸行業的整治與監管成為外界關註的焦點。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央行已經開始著手對網貸行業的資金來源情況進行統計，數據采集和監測的範圍將從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的部分會員單位開始，然後逐步擴展。資金運用端的統計工作也正在準備和局部開展過程中。

他還表示，統計不僅是信息和數據的收集，它本身還涵蓋監測、分析和監管，甚至是正向激勵等功能。待時機成熟後，網貸平臺統計也會引入“白名單”機制，把好的平臺公示出來。

盡管網貸數據統計與監測工作迫在眉睫，盛松成表示這項工作其實面臨諸多挑戰，例如，如何界定網貸平臺及其業務，如何要求普通企業向金融監管部門報送數據，企業如何按照統一要求報送資金運用端的明細數據等問題都正在解決當中。

重點監測資金運用端

第一財經：網貸信息數據統計的流程大概是怎樣的，有哪些環節？

盛松成： P2P網貸業務主要涉及三個方面，資金的來源端、平臺本身和資金的運用端。網絡借貸是通過網上進行貸款，所以資金的來源端在網上是比較清晰的，只要用一定的技術力量、花一定的精力都能夠把它抓出來。當然，它的精確度不能很好保證。

目前，我們已經整理出一整套從資金來源端統計的指標體系，從5月份開始，已逐步采集數據，我們的收數對象首先從會員單位開始，因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已經有第一批會員單位，以後會員單位會逐漸擴展。

第一財經：剛才提到網貸平臺的資金運用端是統計和監測的重點，怎麽監測，是平臺自己報送還是自動抓取？

盛松成：雖然網貸統計、運用端統計非常重要和急迫，但當前開展網貸行業統計監測工作存在較大難度。現在是要求會員報送，比如說期限、利率、項目等等，當然報送內容不一定全面，我們只能一步一步來。

由於網貸行業涉及的企業絕大多數是沒有金融牌照的企業，他們所從事的業務事實上是金融業務，但普遍缺乏監管、業務不規範、風險控制薄弱、業務邊界不清晰、資金運用端信息不透明，要開展運用端的統計短期內基礎很差，存在較大困難。

另外，那些違規經營的網貸平臺公司，主觀上不願意將自身財務信息、貸款明細信息和資金運用情況提供給管理機構。因此，如何從資金運用端采集數據，需要深入研究和合理設計。

第一財經：網貸風險涉及哪些方面，央行在統計和監測數據時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盛松成：網絡借貸風險主要來自於網貸平臺和借款人兩個方面。平臺方面，由於監管缺失，野蠻生長，風險較大。除欺詐風險外，其經營風險也很突出，主要來自不少平臺變相非法集資、開展資金池業務、進行自融和擔保等。

借款人風險主要體現在欺詐風險和信用風險。有些借款人蓄意騙貸，同一借款項目通過多個平臺融資。也有不少借款人經營或資金使用不善，無法及時歸還借款。這些都是造成最近一年多來網貸平臺大量停業跑路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有效監測網貸行業風險，應重點監測平臺風險和借款人及借款項目風險。其中，網貸行業資金來源端信息透明，風險較小，而資金運用端創新很豐富，信息也不透明，這一部分是網貸行業風險監測的重點。

具體來看，網貸資金運用端統計重點應統計貸款人基本信息，平臺貸款的交易金額、余額、利率、期限、違約和不良、貸款集中度、貸款投向、貸款還本付息情況等；對於網貸平臺還應采集其資產負債、損益信息和客戶資金第三方存管信息。其中，客戶資金第三方存管信息是風險監測的重中之重，可以考慮同時從存管銀行采集數據，加強數據核對。除此之外，運用端統計還要考慮與來源端統計相匹配的問題，弄清借款人和投資者之間的借貸關系及成本、收益等情況。

網貸監管的“白名單”

第一財經：按照目前的規劃，網貸平臺的數據統計以平臺報送為主，並輔以系統自動抓取，但如何能保證報送數據的真實性，以及平臺參與統計的動力？

盛松成：統計不僅是信息和數據匯總，它還肩負著監測、分析和監管，甚至正向激勵的作用。比如，現在數千家P2P平臺，優質的寥寥可數，經過我們一整套數據統計和監測系統的檢驗後，那些符合條件的平臺名單，時機成熟後，將在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的網站上進行發布。

當然，我們公布的信息力求真實，而且還要跟公眾講清楚，這只是信息的公布，並不等同於背書。但這實質上是一種正向激勵，會倒逼那些網貸平臺加強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意識。

另外，未來如果網貸平臺報送的信息不準確或蓄意造假，監管部門將有權檢查，這個檢查權就來自於我們和國家統計局的聯合發文，來自於國家統計法。如果沒有統計檢查，只有報送，采集到的信息是不可靠的。

第一財經：中國式P2P平臺模式各異，尤其現在網貸平臺的轉型也在提速，它們的業務已經越來越複雜。在網貸平臺本身身份不清晰的前提下，央行要如何選擇監測對象？在統計、監測數據時如何剝離表象，直抵風險本身？

盛松成：我反複強調網貸平臺的要害不在資金來源，而是在平臺本身和資金運用端。這要回歸到金融的本質是資金融通，金融機構在其中起著中介橋梁的作用。這個中介，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信息中介，二是信用中介。

典型意義上的P2P利用其大數據和網絡平臺，讓資金供需雙方直接交易，可以減少中間環節，提高效率，由此彌補了傳統金融的不足，這是信息中介。但中國大部分P2P平臺已經偏離了這個方向，承擔了信用中介的職能。

很多平臺承諾保證投資的本金和利息，這就意味著平臺承擔了投資的職能。還有一些平臺對融資項目進行擔保，利用資金池直接或變相地開展信貸和理財等金融業務，也已經不是單單的信息中介。而這些都很容易造成風險不斷積累，最終導致資金的斷裂。

當然，目前的統計不可能一下子深入到網貸平臺的所有業務，我們只能一步步來。例如，我們可以統計監測它的產品的貸款投向、期限結構、資金價格等，這些正好是我們監測分析風險的一些基礎信息來源。

第一財經：你曾表示並不贊同“99%的平臺都會死掉”這種說法，那怎麽看網貸行業的未來格局？

盛松成：目前大部分承擔信用中介職能的平臺將會被淘汰，僅有一小部分承擔一定的信用中介職能和大量的信息中介職能的優勢平臺能夠生存下來。這類優勢平臺將在產品設計、風險控制手段上創新，能夠不斷地獲取優質的客戶，而且能夠獲得穩定的、成本較低的資金來源。

數量上很難準確預測，我認為網貸行業規範後，既不會容納成千上萬家企業，也不至於倒掉99%的企業。我並不贊同這樣一種觀點，即小平臺才會做小生意、才會把錢投向小企業。大企業同樣可以做小生意，恰恰只有這些有資本實力、有風控能力的大企業才能更好地去做相對高風險的“小生意”。

未來的P2P平臺的發展方向應該是這樣，一些優質平臺單家的規模將逐步做大，運營將逐步規範，平臺的聲譽將不斷提高。隨著這些優質平臺聲譽的提高，它的價值也會提高，這些平臺愈加愛護自己，愈加重視合規經營管理和風險控制，保持平臺業務長期健康穩定增長。

央行盛松成：英國“脫歐”公投以來，央行向市場少量外匯流動性

“為穩定市場預期，減輕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對我國外匯市場的短暫沖擊，人民銀行向市場提供了少量外匯流動性，由此引起央行外匯占款相應減少。”7月15日，在2016年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媒體吹風會上，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解釋了外匯占款與外匯儲備變化方向不一致的原因。

剛剛公布的6月份央行外匯占款減少了977.27億元，而同期外匯儲備增加134.26億美元。這一變化方向不一致立刻引起了市場的關註。

對此，盛松成表示，央行外匯占款減少主要與英國”脫歐“導致的金融市場波動有關。受英國”脫歐“影響，6月下旬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出現較大波動，全球避險情緒上漲。為穩定市場預期，減輕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對我國外匯市場的短暫沖擊，人民銀行向市場提供了少量外匯流動性，由此引起央行外匯占款相應減少。但總體上，人民幣匯率仍然按照以市場供求外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機會有序運行。

“6月份，外匯儲備與央行外匯占款變化不一致與一系列因素有關，如部分外匯儲備投資的資產價格上漲，還比如，一些其他貨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導致我國部分外匯儲備資本的幣值重估，等等。”盛松成補充表示。

6月份，央行連續通過微博和有關負責人聲明的方式，向外傳遞“堅定不移地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將繼續按照既有的形成機制有序運行”的信息。針對近期英國“脫歐”以來，人民幣匯率呈貶值趨勢，中國貨幣網特約評論員發表文章《6月份人民幣匯率指數小幅貶值》。而人民銀行7月6日轉發了這篇文章。

央行重申，人民幣匯率仍在按照“前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動”的既有機制正常運行，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市場預期平穩。中國無意通過人民幣匯率貶值提升貿易競爭力，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決定了人民幣不存在長期貶值的基礎。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人民幣匯率將繼續按照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形成機制有序運行，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中國企業已出現“流動性陷阱”現象

央行盛松成：中國企業已出現"流動性陷阱"現象

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在16日舉辦的“2016年中國資產管理年會”上表示，從M1和M2的貨幣剪刀差趨勢看，中國企業已經出現“流動性陷阱”現象。

盛松成表示，“在今年的貨幣信貸數據方面，有一個現象早就引起了我的關註，這就是M2和M1的差距不斷擴大。今年6月末,M2同比增長11.8%，很巧，5月末M2也是同比增長11.8%，去年6月也是11.8%。我當調統司司長好幾年以來，很少遇到這樣的情況，這說明目前M2總體上是比較平穩的。但是M1從去年10月份開始高速增長，一直增長到現在的24.6%，引起了我的很多思考。”

盛松成指出，我國貨幣供應量分為三部分：M0，M1，M2。M0指流通中的貨幣，M1是M0+單位活期存款，其中主要是企業的活期存款。目前，M1已超過44萬億，其中只有6萬多億元為M0。

歷史上M1的高速增長往往都是伴隨著經濟上行，而目前的情況恰恰相反。這是我國20年來第一次出現的，引起了他的重視。盛松成稱，我國從去年10月份開始一直到現在，M1和M2的增速差距不斷擴大。

以下為7月16日盛松成演講實錄：

我今天發言的題目是“M1高增長及當前我國財政貨幣政策選擇”。我為什麽選擇這個題目?因為大家知道昨天上午，也就是這個時候人民銀行剛剛發布了今年上半年的貨幣金融數據，我們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在今年的貨幣信貸數據方面，有一個現象早就引起了我的關註，好幾個月以前，這就是我們的M2和M1差距不斷擴大。我們的M2這次是11.8(6月份)，很巧，5月份也是11.8的同比增速，去年的這時候也是11.8。我當調統司長幾年以來，這幾個數據幾乎同樣的，這說明我們的M2總體講是比較平穩的。但是M1不同，我們的M1從去年10月份開始高速增長，一直增長到今年的24.6，所以引起了我的很多思考。為什麽我們會相差這麽多?

我們國家貨幣供應量分為三部分：M0、M1、M2。M0指流通中的貨幣。M1是M0+單位活期存款。我現在集中精力講M1，大家看看M1主要是企業的活期存款。狹義M1已經達到了44萬億，其中只有6.3萬億左右為流通中的現金M0。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麽會引起我這麽高的重視?

說明我們的下行壓力是大的。歷史上M1的高速增長往往都是伴隨著經濟上行，為什麽?因為當經濟下滑的時候，企業需要用資金，它需要支付、結算、購買、投資，所以它會把大量的貨幣放在國際存款上。我剛才已經講了M1的主要部分就是企業活期存款，這時候是恰恰是企業向好，企業活期存款增多。而當前的形勢是恰恰相反，這是我們20年來第一次出現，引起了我的重視。

請大家看，我們從去年的10月份開始一直到現在，M1和M2的增速差距很大，M1的增速是24.6%，而M2是11.8%，兩個差越來越大，從去年10月份開始這兩個差值越來越大。為什麽會這樣?我覺得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企業持幣待投資。我們後面的大量貨幣增加流給企業，但是企業並沒有找到合適的投資方向，他找不到。怎麽辦?他就把大量的錢留在活期存款賬戶上，所以同步的正好是我們實體經濟的制造業和民間固定資本投資最低的時候，今年1到6月份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3.3%，是十幾年來的最低點。民間投資數據以前是不發布的，是從2012年開始發布的，從2012年發布以後，是2012年發布以來的首次最低值。1-6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僅增2.8%,比上年同期低8.6個百分點,

較上月下降1個百分點,為2012年1季度首次發布以來的歷史最低值。這就是企業找不到投資方向，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內容。

第二個原因，近期M1高速增長的原因。我們近期的活期存款利率是0.35%，沒有必要把大量的錢放到定期存款，我們理財產品最高的時候曾經拿到過5、6，所以這種情況下企業把大量的活期存款放在里面，形成了M1的高增長。

第三，地方債務置換可能對M1形成擾動。它置換了債務以後，應該要同時歸還。但實際上有一個時間差，並不是說地方政府拿到了錢以後，不一定馬上歸還銀行的錢，不一定馬上歸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所以它會有一個過程，它會放在企業或者事業單位的賬戶上。這麽一來，我們剛才講的企業的活期存款也比較高，所以整個M1的增速不停的上升。恰恰和歷史上相反，說明什麽?說明我們經濟的下行壓力是很大的。

我有一個觀點，我們現在貨幣政策有一點陷入流動性陷井的現象。也就是說，大量的貨幣發行出來以後並沒有能夠迅速的拉動經濟，這就叫做流動性。流動性陷阱是什麽意思?它是從凱恩斯里出來的，就是說你的貨幣量再增加也沒有用，利率也不會再下降，投資也不會再增加，這時候陷入了流動性陷阱。我給它改造了一下，叫做“企業的流動性陷井”，凱恩斯說的是整個社會的流動性陷井，而我們現在陷入了企業的流動性陷阱。剛才已經說了，我們存到了M1，那麽個人某種意義上也有一種流動性陷阱，什麽意思?大家都去買房子了。所以現在發行出來的貨幣，第一，成了企業的活期存款，形成了企業的流動性陷阱。第二，大量的個人的錢投到了房地產，形成了個人某種意義上的打比喻的流動性陷阱。

我的觀點是貨幣政策需要財政積極的響應。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指出財政部出來要配合貨幣，財政部主要是什麽?第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優勢。你們看看中國的企業賦稅在2013年達到67.8%，比如說美國是43.9%，其他國家相對都比較低。所以我的觀點是我們要減輕我們企業賦稅，所以營改增也是這麽一個目標。第二，適當增加政府債務發行，提高財政赤字率。我們的赤字率在行業上也是比較低的，我們2014年的實際赤字率是2.1%，2015年我們是3.5%。經過精確的測算，我國的赤字率達到3%到5%一點問題都沒有。為什麽?因為時間關系，沒有辦法一一展開。第一，我國的債務大量的都是內債，而我們的外債占43%，外債一多就比較危險，就必須要用外匯儲備去購買。所以我的結論是，我們應該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才能積極地拉動經濟，維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

被7月信貸數據“驚嚇”到了? 盛松成詳解波動成因

市場還未從創歷史新高的6月M1、M2“剪刀差”中回過神來，7月的信貸數據又著實叫人“驚嚇”了一把——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879億元，預期增加1萬億元;M2同比增速為10.2%，預期11.0%;7月M1-M2的“剪刀差”繼續擴大到15.4%，再創歷史新高;7月人民幣貸款增加4636億，其中住戶部分中長期貸款(按揭)增加4773億元，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減少26億元，顯示企業持幣觀望情緒強烈。

究竟是什麽特殊因素導致M2下降、“剪刀差”屢創新高？如何有效化解企業的“流動性陷阱”？

對此，在2016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CFV）啟動公開課，暨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金融市場與宏觀政策研討會期間，中國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

四大原因導致“剪刀差”擴大

中國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三個層次: M0、M1、M2 。M0 = 流通中的貨幣，M1 = M0+單位活期存款，M2 = M1+準貨幣(單位定期存款+個人存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 )。

歷史上，M1出現較快增長時往往伴隨經濟上行。當經濟上行，企業的支付結算和投資需求增加，從而增加了其活期資金持有。然而，眼下經濟仍存在下行壓力，7月M2增速又再度創下新低，M1、M2“剪刀差”的進一步擴大引發了市場擔憂。

不過，盛松成認為，7月M2增速低迷主要有四大原因，其中也不乏特殊因素。

首先，去年7月股市波動劇烈，有較多資金註入了股市，這就推高了 M2 基數。“經大致測算，如果去掉這一特殊因素(相當於 9000多億元)，今年7月M2增速應該是11%，而不是10.2%。”

第二，今年7月人民幣貸款確實相對較少，“一般同比增速都在13-14%，今年7月僅為12.9%。7月人民幣貸款同比增加4636億元，比去年同期少了10000多億元，比6月少了9000多億元。這也導致M2較低，因為貸款同時會創造存款。”盛松成指出。

第三，金融機構表外融資大幅下降，尤其是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下降了5000多億元，表外業務也會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創造，“比如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如果增速加快，商業銀行會要求企業提供保證金存款，這也計入M2。現在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下降，這也會導致保證金存款下降。”盛松成認為，這一變化主要因為表外融資監管力度加強，以及企業投資意願下降。

第四，近期財政存款變動較大。6月財政存款減少了3000多億元，但是7月增加了4000多億元。由於財政存款流動性不是很強，因此統計上不將其納入M2。那麽當財政存款增加後，企業存款必定會減少，這也導致了M2下降。

盛松成預計，8月以後，M2同比增速會逐漸上升至11%甚至12%的水平，不能單從M2的變化來判斷整個社會的流動性情況。

關註社會融資總量指標

比起M2，盛松成強調，當前要關註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宏觀調控指標——社會融資規模。

“不能單從M2來理解經濟體系的流動性，因為M2短期波動較大，而且和實體經濟的關系不是非常密切了。相反，社會融資規模變化則比較平穩。”盛松成表示，7月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速只比6月低了0.2個百分點，而M2則低了1個百分點。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中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右，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長13%左右。” 這是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社會融資規模余額的增長目標。由此，歷時五年多時間的發展，社會融資規模正式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指標。

（來源：央行調統司）

中國央行從1996年開始將M2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由於當時中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系統為主，銀行信貸在社會融資中占據絕對地位，因此央行通過調控M2能夠較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但是，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創新的推進，直接融資(股票和債券等)占比不斷升高、非銀行金融機構(證券和保險等)作用不斷加強、銀行表外業務(承兌匯票、委托和信托貸款等)持續增加，M2的有效性下降，其中較為突出的表現是M2與最終目標的相關性明顯減弱。例如，金融危機之後尤其是新常態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但是M2/GDP卻從2008年的150%持續升高到2015年的206%。

盛松成表示，社會融資規模不僅是一個總量指標，且能反應出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社會融資規模反映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進展。以去產能為例，社會融資規模中產能過剩行業貸款增長持續低迷，反映了實體經濟去產能的情況。截至2016年6月末，產能過剩行業的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下降0.5%，自今年3月以來連續4個月負增長，這也表明信貸供給領域資源配置得到了進一步優化，順應並推動了實體經濟去產能的進程。鋼鐵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下降6.7%，建材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下降8.6%。

以去庫存為例，房地產貸款的結構變化反映了房地產去庫存趨勢。截至2016年6月末，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0.1%，增速比上月末低2.3個百分點;自去年6月份以來總體趨於回落，反映房地產潛在供給下降;購房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0.6%，增速比上月末高1.4個百分點，比各項貸款增速高16.3個百分點，反映購房需求正在回升。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按揭貸款一升一降，表明房地產去庫存化進一步加速。

減稅更有助化解企業“流動性陷阱”

盡管有諸多特殊因素導致“剪刀差”擴大，但企業投資意願低迷是不爭的事實。

盛松成指出，比起降息，當前減稅更有助於刺激中小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意願。“眼下全球‘降息潮’盛行，但當利率低到一定程度，對於企業生產率的刺激效果並不一定很好，實行負利率的日本便是一個實例。對中國而言，以營改增等模式來降低企業稅負刻不容緩。”

不過盛松成也強調，他近期所提出的某種意義上的企業“流動性陷阱”並不等同於凱恩斯的傳統定義。傳統的“流動性陷阱”是指，當利率水平極低時，人們對貨幣需求趨於無限大，即使貨幣當局增加貨幣供給，也不能降低利率、刺激投資需求，就像跌入了巨大的陷阱。然而，中國當前利率仍較歐美國家高出不少，且存款準備金率也處於全球最高水平，貨幣政策空間較大。

但即便如此，盛松成仍指出，“中國貨幣政策有效而有限，這時就需要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除了降稅，還包括擴大財政赤字率。”

就中國的財政空間而言，經盛松成的測算，“即使中國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5%的水平(2015年是3.5%)，也不會存在很大問題。”

其中有三大原因。首先，中國2015年末國債余額限額11.19萬億元，而2015年全年GDP為67.67萬億；第二，中國的債務大多數是內債，而不是外債(不到1%)，這是防風險的關鍵。相比之下，美國40%的國債都是國外持有；第三，中國短期國債較少，因此短期還債壓力較小。可見，述原因都決定了，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財政赤字可以有所突破。

盛松成、管濤諫言G20：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唯一出路

今年9月，中國將擔任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主席國，而結構性改革則是全球面臨的核心議題。量化寬松（QE）、低利率雖能將各國從危機的水深火熱中救出，但卻再也無法真正刺激經濟增長、提高生產率，而最終長期滯漲的後果是可怕的。

在8月16日舉行的“2016世紀中國論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中國經濟長期增長”上，中國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等業內專家匯集一堂，強調了中國采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而這也是今年G20的最大看點。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結構調整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是一場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持久戰。在這樣的形勢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要樹立信心，堅定戰勝困難的決心，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擴張辦法給經濟打強心針，造成短期興奮過後經濟越來越糟。”管濤稱。

盛松成：貨幣政策不可獨行

盛松成表示，本輪經濟下行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結構失衡兩大問題的疊加，應更重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

事實上，與全球各國相似，中國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去年以來，中國通過降準、MLF（中期借貸便利）等措施釋放的流動性不小，但企業的投資意願扔持續低迷。7月M1、M2的“剪刀差”繼續擴大到15.4%，再創歷史新高;7月人民幣貸款增加4636億元，其中住戶部分中長期貸款(按揭)增加4773億元，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減少26億元，顯示企業持幣觀望情緒強烈。

這一現狀的成因不乏特殊因素。盛松成稱，例如，去年救市因素擡高對比基數。去年7月，因股市大幅波動，註入大量維穩救市資金，證券業金融機構在商業銀行的存放資金新增9645億元，擡高了貨幣信貸對比基數。扣除這一因素影響，初步測算，今年7月份M2同比增長11%，比上月回落0.8個百分點。

此外，7月實體經濟表外融資合計減少3137億元。其中，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減少5122億元，為2002年以來月度最大降幅，這與監管趨嚴，以及企業間業務往來有所萎縮有關。

(表外融資走低，導致M2增速大幅下降。資料來源：央行調統司)

盡管特殊因素客觀存在，但“剪刀差”不斷擴大的實質性原因仍是企業投資意願低迷。

盛松成稱，隨著貨幣供應量增加，大量貨幣流向企業，但企業活期資金增加並非因為經營擴張，而是企業持幣觀望、謹慎投資。實體經濟制造業投資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低迷。2016年1-7月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3.0%，較上月下降0.3個百分點，創2004年以來的歷史最低值;1-7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僅增2.1%，比上年同期低9.2個百分點，較上月下降0.7個百分點，為2012年一季度首次發布以來的歷史最低值。

(企業持幣待投資。資料來源：央行調統司)

近期，更有眾多分析師指出，大型企業(主要是國有礦商和重型制造商)的委托貸款快速增長，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可能加劇中國的壞賬問題。

“這些非金融（國有企業）不具備必要的專長，無法像銀行那樣經營，評價借款人的資信；隨著經濟進一步放緩，這些貸款很可能變成不良貸款。”惠譽(Fitch)旗下研究機構BMI Research的分析師在一份報告中表示。

當中國企業面對類似“流動性陷阱”時，盛松成認為，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優勢。

他表示，相較於西方國家，中國政府無論在財政政策方面，還是貨幣政策方面，都有較大的決定權，可從中選擇更優的組合。尤其是，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整體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截至2014年底，全國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249655億元，與當年GDP的比為39.2%。

此外，盛松成認為，降稅將比降息更有助於刺激企業投資。“我國企業稅負較重，降稅能迅速增加企業利潤，有效推動企業生產積極性。2013年，我國企業的總稅率為67.8%。”

(中國企業的總稅率較高。數據來源：央行調統司)

值得註意的是，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財政可持續性具有絕對的優勢，這為財政刺激和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空間。“經測算，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2014年實際財政赤字占GDP的2.1%，2015年為3.5%，首次超過3%)，由此可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盛松成表示。

這主要由兩大原因決定。首先，中國政府債務結構較合理。一是政府債務絕大部分為內債，外債占比很低（2014年我國外債僅占1%，美國43%）；二是我國短期債務占較低（2014年底我國中央政府債務中的短期債務占比為10.1%，而同期美國短期國債和機構債占比達到 31.3%）。

第二，中國經濟和政府收入增長較快。一是較高的經濟增長帶動財政收入較快增加，提高了我國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二是我國國有企業資產雄厚，盈利能力較強；三是我國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較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管濤：長痛不如短痛

其實，縱觀全球，不難發現，不僅僅是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美國、歐洲、日本的貨幣政策都已經走到了極限。似乎自2008年的大危機以來，全球除了從危機的魔爪中稍事複蘇，但很難再繼續增長，生產率也持續下挫，如美國大選、英國脫歐、潛在經濟增速放緩等長期風險也在不斷醞釀。

管濤稱，上世紀90年代亞洲經融危機的應對措施以及2008年危機的應對方式截然不同，但後果也南轅北轍，值得各界深思。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由於東南亞各國當時尚無充足的外匯儲備，泰國、印尼和韓國等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了數百億美元的緊急救助貸款。

然而，IMF對危機國家(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除外)開展救助的同時，其嚴苛的附帶條件至今仍為東南亞各國指責：財政緊縮、貨幣緊縮、金融整治、對外開放。

管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盡管眾多學者都認為IMF當時做錯了，且IMF本身也汲取了經驗教訓，但正是因為當時的“短痛”，“一兩年後危機國家經濟負增長後轉正，2001-2005年期間危機國家美元計值GDP超過危機前的水平。”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抗風險能力增強)

(泰國國際清償能力總體改善）

然而，轉視2008年的這場危機及應對，發達國家普遍實行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包括私人部門降杠桿、政府部門加杠桿；歐美日等國家央行實行非常規貨幣政策：從低利率、零利率、量化寬松(QE)走到負利率。例如，日本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QQE(量化和質化寬松)、積極財政政策順利出招，但第三支結構調整之箭遲遲未到，導致如今日本經濟似乎再現泥潭。

危機過去整整八年，如今世界經濟又怎麽樣呢？管濤稱，當前全球金融風險在上升、在轉移：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

此外，全球負收益國債已達上10萬億美元；歐洲銀行體系受長期低利率、強監管及經濟波動影響，正搖搖欲墜；受溢出-回溢效應影響，美聯儲還在糾結加不加息；IMF已連續三次調低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值。

管濤表示，亞洲危機國家付出了短暫的代價後，因為財政收支、對外平衡更加健康，匯率更加靈活、儲備更加充裕，才能更好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挑戰；而發達國家的危機過度依賴財政和貨幣刺激，迄今未能走出危機，反而形成了對刺激政策進一步依賴。

眼下，若要扭轉局勢，管濤建議，政府不能“閑不住”，應該尊重市場、發揮市場出清的作用；中國作為主席國主持的G20峰會，將結構調整作為重要內容，提出了9個優先領域、48條指導原則、12項細化指標。

此外，供給側是主要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必須作為主攻方向。需求側起著為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投資擴張只能適度，不能過度。”管濤表示。

專訪盛松成：急需維穩人民幣匯率預期 加息尚待觀察

2016年年初至今，人民幣兌美元累計貶值超過6%。更加嚴峻的是，家庭、企業部門對於人民幣單邊貶值的預期不斷強化，從而造成了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同時，隨著中國經濟數據企穩，市場上對於用加息來防通脹、穩匯率的議論也不斷加強。究竟要如何看待穩匯率和人民幣自由浮動之間的“矛盾”?中國是否可能加息?經濟企穩又是否可持續?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他的觀點十分明確——維穩人民幣匯率預期、打破單邊貶值趨勢是當務之急。“2016年8月以來，我國經濟就已經出現了好轉，但市場預期並不全都是理性的，短期內也並非都向基本面回歸，而單邊預期往往使市場超調，假設本來會貶值5%，如果家庭、企業集中換匯，貶值幅度可能大大提高。”12月12日，人民幣中間價再度跌破6.9，較前日下調114個基點。

盛松成強調，管理預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國特殊且可能不利的對外負債結構。“中國私人部門對外凈負債。2015年末，我國短期外債9206億美元，而由於預期會影響企業的財務管理行為，匯率單邊貶值的預期可能促使私人部門提前購匯償還短期外債，匯率貶值的預期也因此被強化了。相反，例如日本的私人部門則都是對外凈資產。”

至於加息，盛松成在12月初曾提及“如果一定時候，如果條件適合，我們也可以考慮加息。”但此次他也明確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了這句話的具體語境。“經濟剛剛企穩，又臨近年末流動性緊張的關頭，目前中國不必也不太可能加息。12月15日美聯儲很可能率先加息，我們仍需觀測明年其加息的進程和影響，以及中國通脹、經濟運行等數據的變化，才能判斷加息條件是否成熟。”

維穩人民幣匯率預期是當務之急

隨著人民幣對美元持續貶值，各界對於“雙錨制”得失的爭論在11月時達到頂峰，強勢美元似乎加劇了問題的暴露。

所謂“雙錨制”，即2016年初央行公布了一個透明的人民幣中間價制定規則，中間價變化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上日收盤價;二是維持一籃子匯率穩定要求的人民幣/美元匯率變化。

有學界觀點認為，一方面，當前外匯市場供不應求，為了讓價格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央行允許人民幣貶值;另一方面，美元的強弱變化帶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上下起伏。兩股力量加在一起，是人民幣漸進貶值的趨勢線。

對於這一較為市場化的匯率機制，盛松成認為，在特定時期也不必過度拘泥於這一機制，“人民幣自由浮動”的確是各界學者所呼籲的，也是中國的長期目標，但實際考量則更為複雜，在中國經濟基本面未變，但外部沖擊持續使人民幣貶值、單邊貶值預期強烈的時候，必須“該出手時就出手”，打破人民幣單邊貶值預期、增強市場信心是當務之急。

盛松成分析稱：“之所以要重視預期，一個重要的原因還與我國對外凈負債結構和短期外債集中於私人部門有關。首先，我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錯配嚴重，除中央銀行外，政府、銀行業和其他部門均為對外凈負債部門。人民幣單邊貶值的狀況除了造成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流失，更讓其它部門背負更加沈重的債務。”

其次，我國短期外債幾乎全部集中於私人部門。2015年末，我國短期外債9206億美元。其中，廣義政府和中央銀行短期外債僅162億美元，銀行短期外債5020億美元，企業和住戶部門短期外債合計約3041億美元。由於預期會影響企業的財務管理行為，匯率單邊貶值的預期可能促使私人部門提前購匯償還短期外債，匯率貶值的預期也因此被強化了。

“值得註意的是，日本就與中國不同，其私人部門幾乎都是凈資產，而且日元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會使得單邊貶值或升值預期加強，也就是投機行為，這也是今年年初導致日元暴漲的主因。但如果中國市場超調，除了投機之外，還有真實的外匯需求(換匯、還外債等)，這就會進一步加強我們的貶值預期。”盛松成告訴記者。

此外，盛松成也提及，“明年1月起，居民將可以動用新一年的購匯額度(人均5萬美元)，這在人民幣貶值預期的情況下，大眾出於資產配置和保值的考慮，可能在年初集中購匯，使人民幣貶值壓力進一步加強。”

說到幹預，各界往往容易聯想到中國自去年至今大幅下降的外匯儲備。由於居民和企業的全球資產配置、匯率波動以及央行幹預外匯市場以穩定匯率，中國外匯儲備從2014年6月的最高點3.99萬億美元持續減少，今年11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516億美元，較10月末下降691億美元，刷新今年1月以來最大降幅。

各界難免質疑，如果進一步幹預匯市，這可能進一步消耗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就是應該在必要的時候使用的，”盛松成告訴記者，由於中國特殊的負債結構，放任匯率貶值，會加劇匯率超調，對出口的促進和對經濟的提振作用十分有限，並且不利於進口，而一旦傷害了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穩定的信心，經濟社會將會遭受重創，外匯儲備也難以保住。相反，打破甚至扭轉人民幣的單邊貶值預期，資本也可能回流，因此，“不能簡單地把問題歸結為匯率和外匯儲備之間的取舍”。

綜合上述因素，同時考慮到穩定預期需要一定的時間，盛松成認為，目前是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的最佳時機。

經濟企穩 但目前不太可能加息

同時，也正因為人民幣貶值，且恰恰中國近期通脹開始擡頭，因此各界也開始議論加息的可能性，並認為加息似乎也是一種維穩人民幣的手段，同時也能夠達到防通脹、抑制資產泡沫的目的。

在12月初，盛松成在某峰會上首次提及中國加息的話題，但被誤解的在於，他所說的是“可以考慮加息”，並非近期加息。反觀遠在大洋彼岸的美聯儲，從去年12月首次加息後，便開始對外界表示，2016年仍預計將加息4次，然而至今連1次都未兌現，因此美聯儲也被稱“用嘴加息”(英語縮寫為“OE”，即Oral Easing，形似QE)。

盛松成告訴記者：“個人觀點是，目前加息條件尚不完全成熟，我所說的‘可以考慮加息’，是說各類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加息了。”

為何目前不必加息?他分析稱：“首先，中國經濟剛剛企穩，盡管今年全年GDP 6.7%基本可以實現，但明年複蘇勢頭尚不明晰，現在加息會傳出緊縮信號。經濟的穩定、實現可持續的複蘇非常重要，我不認為應該馬上加息。”

第二，他也提到，就外圍因素來看，“美聯儲說了一年都沒有加息，其實‘用嘴加息’的過程就是不斷釋放掉最終加息影響的過程，利大於弊。中國又為何不能‘用嘴加息’?更重要的是，在美聯儲尚未行動、其明年加息進程尚不明確的情況下，中國無需搶先行動。”

第三，盛松成也強調了中美加息效果的不同。“提到中國加息，加的實則是存貸款基準利率;而美國加息，加的則是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 rate)，即銀行向美聯儲拆借時的利率(美國存貸款利率已市場化)。其實中國貨幣市場已經開始收緊，十年期國債利率持續上行，為何目前我們還要通過加息來釋放出一個如此強烈的貨幣政策緊縮信號呢?”

未來加息條件可能成熟

當然，盛松成也肯定了近期經濟複蘇的勢頭，因此他認為，未來中國加息的條件也可能會成熟。

首先，經濟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他告訴記者，“最新11月CPI同比2.3%, PPI同比3.3%。如果繼續發展，的確可以考慮加息，例如現在一年期存款利率1.5%，加息25個基點，就是1.75%。年底CPI突破2.5%、明年PPI突破5也有可能的。因此加息是有前提的——如果經濟好轉，通脹壓力加大，加息是可能的。”

其次，盛松成也認為，適度加息有助於中國穩定匯價和房價。同時，盡管經濟仍有些許脆弱，但經歷了連續7個月的下滑後，全國民間投資增速出現回升。

國家統計局1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1-10月，全國民間投資增速2.9%，較1-9月份提高0.4個百分點。從單月增速來看，8月民間投資增速開始由負轉正，當月同比增速為2.3%，到10月份民間投資同比增速進一步回升至5.9%。

此外，由於房地產是2016年的經濟主線，各界也對2017年的房產投資表示擔憂。但盛松成認為，無需對2017年房地產業的增長過於悲觀。

“2016年房地產投資增速處於較低水平，較2013-2015年平均投資增速低4個百分點以上，兩者差距最大時達到14.5個百分點。考慮到開發商的補庫存需求和由此引發的投資積極性，以及2016年投資增速較低，同時地方政府為了調控房地產也可能增加土地供應，因此不必過度擔憂明年房地產投資增速。”

歸根到底，加不加息在歐美國家的衡量標準簡單明了——就業和通脹。對美聯儲而言，一旦確保可以實現2%的通脹目標、6%以下的失業率(早已實現)，那麽加息時機就已經成熟。但對於中國而言，其制度改革太快、金融創新太快，“無法簡單地根據歷史經驗來決定，我們一定會綜合考慮國內外因素、經濟金融的因素、現在和未來的因素，以及CPI、PPI、投資、消費、進出口等等各類因素，來綜合衡量加息窗口是否到來。”盛松成稱。

盛松成：建房地產長效機制建議首先改進土地拍賣制度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12月18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的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表示，長效機制需要聚焦土地供應、土地拍賣制度等。這些調控更加側重於中長期，有助於穩定公眾預期。

控需求也要控供給

盛松成表示，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增長，土地供應緊張、人口遷移等各方面因素，我國一、二線城市房價上漲是正常的，但是一些地方出現一定時期內快速上漲，與之前的調控多集中在需求端的短期調控有關。

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一系列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舉措，盛松成表示，已經體現了供給和需求相結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同時，要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另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

目前，我國的房地產調控主要的策略包括限購、差別化信貸政策等。在今年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調控政策作用下，國家統計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15個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迅速降溫，房價走勢明顯趨穩。

盛松成表示，這些舉措往往會立竿見影，但仍需形成長效機制，否則難以有效穩定公眾預期。

土地有效供給仍需有機制配合

對於作為房價基礎的土地價格，盛松成稱，高地價與目前地方政府面臨的GDP考核指標有直接的聯系。因為工業每年都可以有GDP產出，所以地方政府更傾向於把土地用來發展工業而非住宅。

他表述，如果從全球城市對比來看就可以更明顯地發現，我國一線城市用於工業用地的面積要遠遠大於一些國際城市。

盛松成引用數據稱，以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比重這一指標來看，紐約是44%，東京是73%，遠高於北京(28%)、廣州(29%)、深圳(26%)；而工業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比重這一指標，則呈現一個相反的格局。北京(22%)、廣州(32%)、深圳(36%)的比重，遠高於紐約(3.9%)、東京(5.1%)。與此同時，一線城市住宅用地價格的同比、環比增速都顯著高於其他用途地價。2016年三季度，我國一線城市住宅地價同比增長19.02%，環比增長4.70%，高於綜合、商業、和工業用地價格。

盛松成認為，不同用途的地價以及一線城市土地用途的構成，可以看出GDP考核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線城市的高地價。

而此前房價上漲過快的16個熱點城市，盛松成認為，其住宅用地和新建住宅供應是不足的。

他表示，16個熱點城市中有8個城市住宅用地供應量少於去年同期。其中廈門減少50.2%，上海減少47.5%，廣州減少41.9%，北京減少30.8%。同時，16個熱點城市中有6個城市商品房住宅批準預售面積同比下降。其中北京下降32%，無錫下降27.2%，廈門下降23.6%，深圳下降21.4%。

構建長效機制首先要改革土地拍賣制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如何構建長效機制?盛松成建議說，首先要改進我國目前的土地拍賣制度。

“我國的土地拍賣是價高者得，建議參考上海車牌拍賣的方法，可以去掉最高價，去掉最低價，取中間價格。”盛松成說。

二是他也建議，改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機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住宅用地供給。

盛松成說，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土地財政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土地出讓金所占比重都接近50%, 有的城市甚至占到了60%以上。在房價構成中，政府所得占房價的六成左右。

盛松成向第一財經提供了一個數據，據初步測算，2016年三季度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8%左右，已接近2007年8.1%的高點，為歷史次高水平。

不過，城市發展的增量空間往往有限。盛松成建議，要盤活存量土地。比如城鄉建設用地範圍內的閑置未利用土地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的土地，具有開發利用潛力的土地，應該被充分挖掘利用。

如果以上海為例，據中信建投此前測算，上海中心城區成片工業用地轉型空間為9000萬平方米，舊住區改造產生的住宅體量約為6000萬平方米。全上海市範圍內住宅的建面空間可達1.6億平方米。如果按照2015年全年上海市住宅銷售面積約2000萬平方米來計算，相當於可供應8年的成交量。

盛松成還建議，我國優質教育、醫療衛生資源較為集中，政府也需要發揮作用，改善資源配置。

“總的來說，就是供給調控與需求調控相結合、長期調控與短期調控相結合，處理好房地產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對於明年的房地產投資，盛松成表示謹慎樂觀。

他認為，由於今年去庫存效果明顯，所以會催生房地產企業補庫存需求。而樓市調控並未大幅扭轉購房者的買入預期，也因此，明年房地產供給增加的可能性較大，房地產企業資金狀況趨好。

在經過了一系列調控後，我國房地產的去庫存效果明顯。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增速大幅下降。

數據顯示，2016年10月我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僅增1.3%，較去年同期低16.5個百分點;其中住宅待售面積自2016年8月以來負增長。

但這其中也存在不同狀況。盛松成說，一線城市庫存去化程度大，短期內供應難以有效緩解;二線城市房地產銷售火爆引起庫存下降，部分城市新開工面積增速回升，後期庫存緊張態勢有望緩和;三線城市前期庫存較高，目前銷售平穩，去庫存效果不明顯。